公职人员渎职行为的界定:菲律宾最高法院判例解析
G.R. No. 188487, 2011年2月14日
腐败问题长期困扰着公共部门,损害政府公信力,侵蚀公共资源。范·D·卢斯波诉菲律宾人民案,以及相关联的蒙塔诺和杜兰诉菲律宾人民案,和杜兰诉菲律宾人民案,菲律宾最高法院对公职人员违反《反贪污腐败法》(RA 3019)第3(e)条的案件进行了深入剖析。本案不仅明确了何种行为构成渎职,也警示公职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必须坚守法律底线,防范腐败风险。
本案的核心问题围绕菲律宾国家警察(PNP)内部一笔一千万比索的战斗服装和个人装备(CCIE)采购案展开。多名警官被指控在采购过程中存在舞弊行为,最终导致公款流失。最高法院的判决,不仅对涉案人员的责任进行了认定,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理解菲律宾反腐败法律的适用,以及公职人员的职责边界,提供了重要的案例参考。
法律背景:菲律宾共和国法令3019号第3(e)条
本案的核心法律依据是《菲律宾共和国法令3019号》(RA 3019),即《反贪污腐败法》的第3(e)条。该条款旨在惩治公职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的腐败行为,具体条文如下:
“第3条 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除现行法律已处罚的公职人员行为或不作为外,下列行为亦构成任何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并特此宣布为非法:
(e) 在履行其官方、行政或司法职能时,通过明显的偏袒、明显的恶意或重大不可饶恕的疏忽,对任何一方(包括政府)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或给予任何私人当事人不正当的利益、优势或偏袒。本条款适用于负责许可证、执照或其他特许权授予的办公室或政府公司的官员和雇员。”
该条款明确指出,公职人员若在履行职责时,存在“明显的偏袒”、“明显的恶意”或“重大不可饶恕的疏忽”等行为,并对政府或私人造成损害或给予不正当利益,即构成违法。理解这三个关键词的法律内涵至关重要:
- 明显的偏袒 (Manifest Partiality): 指的是在对待不同方面或个人时,存在清晰、显著、毫不掩饰的偏向或偏爱。
- 明显的恶意 (Evident Bad Faith): 不仅指判断失误,更包含显而易见的、公然的欺诈和不诚实的目的,即出于某种不正当的动机或恶意,进行道德上的不正当行为或有意识的错误行为。
- 重大不可饶恕的疏忽 (Gross Inexcusable Negligence): 指的是极度缺乏谨慎,在负有行动义务的情况下,不作为或疏忽,并非无意为之,而是故意且有意识地漠视后果,尤其可能对他人造成影响。
RA 3019 第 3(e) 条旨在确保公共服务公平公正,防止公职人员滥用职权,损害公共利益。本案正是对该条款的实践和解读,具体分析了在公款采购环节中,相关人员的行为是否触犯了该法律。
案件回顾:千万比索采购案的来龙去脉
案件源于菲律宾审计署(COA)对PNP北首都指挥部(CAPCOM)在第七区和第八区战斗服装和个人装备(CCIE)支出违规行为的审计报告。菲律宾国家警察总司令部(PNP-GHQ)监察长办公室(OIG)随即展开调查,矛头直指多名PNP警官和一名私营企业主玛格丽塔·图高恩。
调查报告揭示,1992年8月11日,PNP财务主计处(ODC)签发了两份分拨通知书(ASA),每份金额高达五百万比索,总计一千万比索,名义上用于为北CAPCOM采购CCIE。这两份ASA未经人事处批准的人事计划,且由时任ODC主任吉列尔莫·多蒙东批准,并由其下属,财政处处长范·卢斯波代签。
北CAPCOM首席主计官阿图罗·蒙塔诺警司收到ASA后,指示北CAPCOM地区财务服务部门主管萨尔瓦多·杜兰高级警督准备并开具100张支票,每张面额十万比索,总额仍为一千万比索。支票日期均为1992年8月12日,收款人分别为DI-BEN Trading、MT Enterprises、J-MOS Enterprises和Triple 888 Enterprises,每家企业各25张支票。这些企业均由玛格丽塔·图高恩所有和经营。图高恩在1992年8月12日至14日期间,在联合椰子种植者银行(UCPB)古堡分行兑取了全部支票。
然而,图高恩在调查中承认,她实际上并未交付任何CCIE,因为这笔款项据称是用来偿还PNP之前累积的债务。北CAPCOM首席后勤官伊赛亚斯·布拉加警督和后勤主管罗兰多·弗洛雷斯证实,他们在1992年确实收到了CCIE,但并非来自图高恩,而是来自PNP后勤司令部,且价值仅为五百九十万零七百七十八点八比索,与正在调查的一千万比索CCIE采购案毫无关联。PNP后勤司令部供应中心主任耶稣·阿塞奥警司也证实了他们的说法。
菲律宾申诉专员办公室(OMB-AFP,现为OMB-军事和其他执法部门办公室 [MOLEO])基于调查结果,对纳扎雷诺、多蒙东、蒙塔诺、图高恩和北CAPCOM地区主管佩德罗·西斯托扎提起诉讼。杜兰虽未被调查报告点名,但因其是100张支票的共同签署人,也被列为被告。卢斯波的名字也出现在被质疑的ASA上,尽管调查报告未提及他的刑事或行政责任,但OMB-AFP仍将他列入指控。
OMB-AFP认定上述PNP官员和私营企业主图高恩共谋实施了CCIE“幽灵采购”,建议以违反《修订后的刑法典》第217条的公款侵占罪起诉他们。OMB-AFP还发现,ASA的资金来源为“人事服务基金”而非“维护和其他运营费用基金”,且未经预算和管理部(DBM)批准。ASA在未收到北CAPCOM后勤处相应请购单的情况下就被发放。
特别检察官办公室(OSP)批准了OMB-AFP的决议,但将指控罪名修改为违反经修订的RA 3019第3(e)条,且仅指控一项罪名。OSP还排除了西斯托扎局长的参与。随后,向反贪法庭提起的诉讼信息如下:
“大约在1992年8月或之后的一段时间,在菲律宾奎松市,在本院管辖范围内,上述公职人员,即:时任局长的塞萨尔·P·纳扎雷诺;财务主计处处长吉列尔莫·T·多蒙东;财政服务和预算处处长范·D·卢斯波;北卡普空首席主计官阿图罗·H·蒙塔诺和北卡普空地区财务服务部门(RFSU)主管萨尔瓦多·C·杜兰高级警督,均隶属于菲律宾国家警察(PNP),在履行各自的官方和行政职能时,怀着明显的恶意和明显的偏袒,共谋、串通并互相帮助,与私人被告玛格丽塔·B·图高恩一起,故意、非法和犯罪地对政府(PNP)造成不应有的损害,通过导致准备、签发、发放和支付一千万比索(₱10,000,000.00)给DI-BEN Trading、MT Enterprises、J-MOS Enterprises和TRIPLE 888 ENTERPRISES,所有这些企业均由被告玛格丽塔·B·图高恩所有和经营,名义上是为了购买供北卡普空人员使用的战斗服装和个人装备(CCIE),但被告供应商玛格丽塔·B·图高恩从未实际交付上述CCIE物品,从而给予后者不正当的利益,损害了菲律宾政府的利益,总额为一千万比索(₱10,000,000.00),菲律宾货币。
违反法律。”
经过多次因程序事件导致的延期,纳扎雷诺、多蒙东、卢斯波、蒙塔诺和图高恩最终于2001年10月12日被传讯。他们均表示“不认罪”。杜兰在2001年10月26日传讯时拒绝认罪,因此法院为他输入了“不认罪”的辩诉。在预审期间,所有被告同意以下事实约定:
- 除被告玛格丽塔·图高恩外,所有被告均为诉讼信息中所述时间的公职人员;
- 1992年8月11日,PNP财务主计处签发了两份分拨通知书(ASA),受益人为北CAPCOM,每份金额为五百万比索(₱5,000,000.00),总计一千万比索(₱10,000,000.00),用于支付PNP人员的战斗服装和个人装备(CCIE)。
审判中,检方出示了以下证人:1) 西方警察区首席视察员伊万杰琳·坎迪亚,PNP成立的CCIE异常调查委员会成员;2) 费利西达德·拉莫斯,PNP调查委员会成员,负责在调查程序中记录图高恩的宣誓证词;3) PNP后勤主管罗慕洛·图斯卡诺;4) 拉斐尔·杰米,诉讼信息所述期间PNP监察长办公室代理副监察长;5) 菲律宾票据交换所(PCH)执行雇员伊曼纽尔·巴尔塞纳;6) UCPB律师伊斯梅尔·安德鲁·潘图阿·伊西普律师;以及 7) UCPB古堡分行分行业务主管玛丽亚·克里斯蒂娜·萨格里塔洛-福图纳。
上述证人的证词,连同标记为“A”至“H-4”的文件证据,旨在证明纳扎雷诺、多蒙东、卢斯波、杜兰和蒙塔诺在准备2份ASA之前,未遵守北CAPCOM的后勤要求,且违反了1985年1月25日发布的GHQ-AFP第8号通令,即他们未能在1992年就北CAPCOM的CCIE采购提出任何预算提案。GHQ-AFP第8号通令规定,战斗服装的年度资金需求应纳入相关单位的预算提案中。
检方进一步试图证明,与一千万比索CCIE采购相关的凭证和相关文件未经过北CAPCOM首席会计师阿韦拉多·马德里德霍的办公室。COA驻PNP北CAPCOM国家审计员埃琳达·卡戈也证明,截至1993年3月23日,用于采购CCIE的一千万比索直接付款凭证尚未清算,因为相关记录未提交给COA。
为了证实诉讼信息中关于支票已交付给图高恩且她已收到支票款项的指控,检方提交了蒙塔诺和图高恩的宣誓证词,以及UCPB古堡分行准备的关于图高恩账户的银行对账单,反映了1992年8月12日、13日和14日的交易记录。
蒙塔诺在PNP-GHQ调查期间的宣誓证词中声称,与一千万比索ASA相关的支票已交付给图高恩,后者在她自己于PNP调查期间在坎迪亚面前作出的宣誓证词中承认收到了支票。图高恩也承认,她没有交付CCIE以换取支票款项,因为这些款项旨在支付PNP之前累积的债务。
2004年12月16日,被告经法院许可,提交了一份证据异议合并动议,主要辩称ASA、100张支票、PCH支票完整主清单和详细清单的原始打印件以及UCPB准备的银行对账单的复印件(分别登记为证物A至A-1、C至C-27、C-28至C-29c、H至H-4)根据最佳证据规则不可采纳。
被告声称,PNP进行的调查具有羁押性质,而不仅仅是行政性质,因此,图高恩(证物“D”至“D-5”)、杜兰(证物“B”至“B-2”)和蒙塔诺(证物“F-13”至“F-13-C”)的宣誓证词不应作为证据采纳,因为在获取这些证词时,他们没有律师在场协助。
反贪法庭在2005年5月13日的决议中驳回了合并动议,并就质疑证物的可采纳性作出裁决:
“在若干案例中,法院已对缩微胶卷副本或缩微文件(如支票和其他商业文件)的静电复印件的可采纳性给予了应有的信任,理由是这些支票是在日常业务过程中缩微的,并且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它们是准确的,并且没有被实质性篡改。……
因此,如果出庭证人证明支票是在日常业务过程中缩微的,并且静电复印件已达到可接受的准确度,那么毫无疑问,这些复印件可以代替原件作为证据采纳,这并非基于“最佳证据”规则,而是因为它们可以被视为日常或正常业务过程中的记录。本院也可能希望司法认知到,保存支票和其他商业票据和文件的可靠方法之一是缩微胶卷。……
检方证人伊曼纽尔·E·巴尔塞纳在他的证词中充分解释了菲律宾票据交换所在收到来自不同客户的支票时通常采用的程序。据他介绍,菲律宾票据交换所(简称PCH)一旦收到用于处理的支票并将其捕获到缩微胶卷中,就会生成一份名为主清单和详细清单的报告。然后将数据存储在磁带中,并提交给Citron(一家服务提供商),以便后者将磁带内容传输到缩微胶片,缩微胶片将包含PCH的所有报告。在将磁带或“磁盘”中的内容传输到缩微胶片后,Citron会将缩微胶片退回PCH以供存档和未来使用。如果银行或法院要求提供有关PCH从其客户收到的支票的过去交易的任何数据,PCH将有依据从其现有记录设施(如缩微胶卷)中获取打印件的复制品。
巴尔塞纳作为检方的一名公正证人,且没有证据表明他有任何个人动机歪曲交易事实,他已明确向本院说明了他的公司在收到银行提交的支票进行清算时所采用或进行的流程或程序。正如他明确指出的那样,支票的缩微是PCH正在履行的常规或例行职能之一。因此,其发布的保存支票的复制品或副本,从其现有记录设施(如缩微胶卷)中获得,可以被视为可采纳的证据。”
法院维持了图高恩、杜兰和蒙塔诺宣誓证词的可采纳性,解释说PNP进行的调查是行政性质而非羁押性质,因为被告仅作为证人而非作为犯罪嫌疑人提供证词。这一推论还基于以下观察:调查委员会还记录了多名未被起诉的PNP人员的宣誓证词,且纳扎雷诺和多蒙东(他们不在被调查人员之列)也被刑事指控。
随后恢复审判,以进行辩方证据的质证。
所有被告均未出庭作证。辩方未对发生的事实提出异议,但强调他们没有实施任何禁止行为。为了反驳检方的指控,卢斯波及其共同被告多蒙东出示了1989年至1993年期间担任PNP人事处项目和预算官员的莱昂尼洛·拉普斯·达卢特。
达卢特为卢斯波和多蒙东作证时宣称,多蒙东作为时任财务主计处处长,有权签署人事服务基金(包括CCIE)的ASA,无论金额大小,且无需人事处事先提出任何请求。据称,纳扎雷诺于1992年3月20日发布的《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应的《委托计划表》中对此有所规定,相关部分内容如下:
主题:授权委托书
致:所有相关人员
……
(2) 为了使菲律宾国家警察总长摆脱日常决策,以便他能够将时间用于更重要的职能,并为了培养下属官员承担更大责任的能力,从而更有效率和效果地提供警察服务,菲律宾国家警察总长的具体权力特此委托给行政副总长、行动副总长、直属参谋长、直属参谋处处长、地区主管和支援单位主管,具体见所附表格。
(3) 一般而言,受委托人将代表菲律宾国家警察总长签字,但在适当情况下,他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签字,具体取决于情况或沟通的性质。代表菲律宾国家警察总长签字的受委托人的姓名和签名应以“奉纳扎雷诺总长之命”或“为了菲律宾国家警察总长”开头,以何者为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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