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案件中受害者证词的可信度:菲律宾最高法院裁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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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最高法院就《修订刑法》第 266-A 条规定的性侵案件作出裁决,强调了性侵案件中受害者证词的重要性。法院维持了下级法院对被告人强行指奸罪成立的判决,驳回了被告人提出的缺乏绝对自愿性的辩诉,并强调了在强奸案件中,受害者的证词本身如果具有可信性和一致性,就足以定罪。这一裁决重申了法院对性侵案件中受害者证词的重视,强调了证词本身如果满足可信度和一致性的严格标准,即可作为充分的证据。

性侵指控中的挣扎与抵抗:法律如何看待受害者的意愿

本案源于一起针对罗尔丹·卡雷拉 (Roldan Carrera) 的性侵指控,受害者 AAA 指控卡雷拉强行将其手指插入其阴道。案件的关键在于卡雷拉是否使用了武力以及 AAA 是否自愿。卡雷拉辩称,AAA 没有受到身体伤害,且未能充分反抗,这表明她具有自愿性。然而,法院驳回了这一论点,并强调 AAA 的证词明确表明了她如何竭尽全力反抗攻击,却被卡雷拉制服。菲律宾最高法院需要确认在性侵案件中,如何判断受害者是否完全缺乏自愿性,以及在缺乏其他物证的情况下,受害者证词的可信度。

根据经 R. A. No. 8353 修订的《修订刑法》第 266-A 条,强奸可以通过性交或性侵犯实施。通过性侵犯实施的强奸是指“将阴茎插入另一人的嘴或肛门,或将任何工具或物体插入另一人的生殖器或肛门”。在本案中,AAA 指控卡雷拉未经其同意,使用武力将其手指插入其阴道,构成了第 266-A 条范围内的性侵强奸罪。卡雷拉辩称,起诉方未能证明他使用了武力,并指出缺乏支持 AAA 主张的身体证据。

菲律宾最高法院重申,当一名女性声称自己遭到强奸时,她实际上已经说明了所有必要的强奸事实,如果她的证词满足可信度和一致性的严格标准,就足以定罪。强奸本质上是一种秘密犯罪,通常只发生在偏僻或黑暗的地方。由于强奸案件的特殊性质,起诉通常以受害者的证词开始,如果证词可信、自然、令人信服,并且符合人性和正常事物的发展规律,定罪通常仅以受害者的证词为依据。因此,受害者的可信度成为解决强奸案件的首要考虑因素。法院认为,初审法院和后来的上诉法院都认为受害者和她的证词是可信的。

法院指出,卡雷拉不得不抓住 AAA 的胳膊并将她拖向教堂,在那里实施了实际的性侵犯。一直以来,她都试图挣脱,但没有成功。显然,卡雷拉的上述行为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武力。即使受害者身体上没有明显的瘀伤、抓痕或挫伤,在法律上并不重要。受害者身体上的外部物理伤害迹象不是强奸罪的要素,并且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它们的存在并不一定否定强奸的实施。法院驳斥了卡雷拉的观点,即 AAA 自愿参与了他的淫荡行为,因为她未能反抗攻击。事实上,AAA 叙述了她如何努力抵抗对其荣誉的攻击,以及由于当时的大雨,她的求救呼声无人理睬。上诉法院指出,AAA 完全缺乏自愿性。她的证词非常明确地叙述了当她被被告压制时,她如何努力挣扎,她试图踢或打被告,但她无法制服他。她证明她面朝下倒在地上,被告立即跪在她的背上,用他的体重来限制她,并抓住她的一个胳膊,同时被告的另一只胳膊被用来实施性侵犯。

除了受害者的证词外,起诉方还提供了 AAA 的母亲的证词,她作证说,在那个决定性的夜晚,她看到女儿半裸,没有穿内衣,浑身都是泥,腿上都是血,这表明她受到了骚扰。当然,AAA 关于性虐待的指控也得到了 Dr. Icamina 出具的医疗法律证明的支持,她宣布在 AAA 的外生殖器中发现新鲜且完整的处女膜撕裂,这表明有物体插入了她的私处。AAA 强奸案中,卡雷拉的定罪是站得住脚的。没有任何记录表明存在任何实质性的情况,比如敌意、恶意或不良情绪,并且被下级法院接受,这将掩盖 AAA 对她痛苦经历的每一个丑陋细节的叙述的真实性。

最高法院维持了卡雷拉的定罪,并进一步确认了上诉法院判处的民事赔偿责任。根据《修订刑法》第 266-B 条,性侵强奸罪的处罚比性交强奸罪低一个等级,或处以市长监禁。适用《不确定刑罚法》,不确定刑罚的最低刑期应从法律规定的刑罚等级的下一级刑罚的全部范围内采取,即矫正监禁,最高刑期应从《修订刑法》下可以判处的适当刑罚中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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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ROLDAN CARRERA v. PEOPLE, G.R. No. 217804, 2015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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