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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CTA不适用于重罪:对刑罚执行的影响

    最高法院裁定,《良好行为时间奖励法》(GCTA)不适用于被控或被判犯有重罪的人。这意味着,即使犯人在狱中表现良好,犯下滔天罪行的人也不能获得减刑。此判决影响深远,因为它确保了对犯下最严重罪行的人的判决得到充分执行,从而维护了公共安全和司法的完整性。

    重罪囚犯的救赎?最高法院阐明 GCTA 的适用范围

    本案涉及吉尔·米格尔(Gil Miguel),他因谋杀罪被判刑,后来辩称根据《良好行为时间奖励法》(GCTA),他有权获得释放。米格尔认为,他的监禁已经超过了根据修订后的刑法典第 70 条计算的三十年刑期,并且根据 GCTA,他应该获得减刑。然而,最高法院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是:GCTA 是否适用于被控或被判犯有滔天罪行的人?法院的裁决不仅影响米格尔的命运,也明确了 GCTA 适用范围,对其他囚犯产生广泛影响。

    米格尔主要论点基于两个前提:第一,他认为根据 GCTA,他已经服刑了“三十八年十个月零一天”;第二,他认为修订后的刑法典(RPC)第 70 条将终身监禁的刑期限制为三十(30)年。最高法院首先指出米格尔没有遵守法院层级原则,因为他应该先在地区审判法院(RTC)提起申请,然后再直接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然而,法院承认需要澄清法律,因此深入研究了此案的实质内容,明确了该法令并不适用于所有囚犯。

    关于 GCTA 的适用性,法院强调,GCTA 法案明确规定了某些类别的个人不能享受该法案的好处,包括累犯、惯犯、逃犯以及被控犯有滔天罪行的人。特别是,《GCTA 法》第 1 条的最后一段明确规定,“累犯、惯犯、逃犯和被控犯有滔天罪行的人不包括在本法案的范围内”。

    提供,最后,累犯、惯犯、逃犯和被控犯有滔天罪行的人不包括在本法案的范围内。如果可能判处被告的最高刑罚为放逐,则应在预防性监禁三十(30)天后将其释放。(着重强调)

    2019 年修订后的《RA 10592 实施细则》(2019 年修订后的实施细则)进一步重申了这一资格限制,该细则规定了一系列不能获得 GCTA 奖励的规则。根据修订后的规则,“被控犯有滔天罪行的受刑人”明确被排除在这些好处之外,这意味着即使等待审判,也不能获得此类奖励。同样,因滔天罪行被判刑的受刑人在服刑期间也不能获得任何 GCTA。

    法院需要确定谋杀罪是否应被视为适用 GCTA 法律条款的滔天罪行。2019 年修订后的实施细则将“滔天罪行”定义为:“就其内在或明显的邪恶、恶毒、残暴和变态而言,令公正、文明和有秩序的社会中常见的体面和道德标准感到厌恶和令人愤慨的罪行,包括根据经修订的《RA 7659》规定,强制判处死刑的罪行,即《死刑法》中明确宣布的罪行。”虽然该定义没有明确列举被认为是滔天罪行的罪行,但它提到了“根据经修订的 RA 7659 规定,强制判处死刑的罪行。”

    根据死刑法,经修订的 RA 7659 第 6 条规定,在某些情况下,谋杀罪将被处以死刑,特别是当存在诸如阴谋诡计、利用优势力量或蓄意增加受害者痛苦等恶劣情况时。因此,法院断定,出于 GCTA 法的目的,谋杀罪可以被视为滔天罪行,因此米格尔无权享受其好处。

    法院驳斥了米格尔的第二个论点,即修订后的刑法典第 70 条规定终身监禁的刑期限制为三十(30)年。法院澄清说,修订后的刑法典第 70 条的解释旨在确定罪犯获得赦免的资格或适用于多重刑罚的三重规则。最高法院引用了先前的案例,例如人民诉门多萨案和人民诉雷耶斯案,解释说计算终身监禁的三十年刑期仅是为了管理多项刑罚或确定获得赦免的资格等,而不是自动减刑或释放。

    总而言之,最高法院驳回了吉尔·米格尔的请愿,因为他无法证明他有权根据 GCTA 法获得释放。法院强调,米格尔因谋杀罪被判刑,属于不符合 GCTA 法资格的滔天罪行类别,法院进一步澄清说,终身监禁并不自动意味着被判刑的人将在 30 年后获得释放。这意味着终身监禁至少需要监禁 30 年,之后罪犯才有资格获得赦免。这一裁决对菲律宾刑法执行系统中的 GCTA 应用具有重大影响。

    此案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关键问题是,《良好行为时间奖励法》(GCTA)是否适用于因谋杀罪等滔天罪行被定罪的人,从而确定他们的监禁期是否可以减少。
    GCTA法是如何定义的“滔天罪行”? 该法律通过参考根据《死刑法》(RA 7659)可判处死刑的罪行来定义“滔天罪行”,并且修订后的实施细则进一步阐明,滔天罪行是就其性质而言,令人厌恶且冒犯公共道德和规范的罪行。
    为什么法院裁定米格尔不符合 GCTA 的资格? 法院裁定米格尔不符合资格,因为他因谋杀罪被定罪,谋杀罪根据与死刑有关的现行法律,构成滔天罪行。
    根据修订后的刑法典第 70 条,终身监禁的含义是什么? 法院澄清说,终身监禁并不意味着在 30 年后自动获释。而是说罪犯必须至少服刑 30 年才有资格获得赦免,但是根据菲律宾法律并没有自动的强制规定获释。
    法院为什么要首先驳回米格尔的请愿? 法院指出米格尔没有遵守法院等级制度,因为他最初向最高法院寻求正义,而他本应该首先在地区审判法院提出请愿。
    修订后的实施细则如何影响该判决? 修订后的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因滔天罪行被控和被判刑的罪犯均不符合 GCTA 法的好处,从而加强了 GCTA 对滔天罪行定罪不适用的禁令。
    米格尔的论点主要针对什么? 米格尔的论点包括,他已经服刑超过了根据 GCTA 的推定刑期,并且根据菲律宾法律规定,他的监禁期已达到最高期限。
    这项判决对其他被定罪的囚犯有什么意义? 此案对被定罪的囚犯至关重要,特别是因滔天罪行被判刑的囚犯,他们不符合 GCTA 法的好处,从而影响了他们监禁的时间和服务资格。

    此判决通过阻止对滔天罪行罪犯的过早释放,对确保正义的执行、保护公众和维持法律的完整性做出了重要贡献。它强调,刑法的严格性,尤其是对犯下最严重罪行的人,必须通过执行其最初判处的监禁期限来维持,而不是因为监狱中的“良好行为”就可以获得刑期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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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Short Title, G.R No., DATE

  • 有条件赦免和刑罚减免:行政批准在菲律宾的必要性

    菲律宾最高法院裁定,即使囚犯被授予了有条件赦免并且被指定为刑罚犯人,在没有总统明确批准的情况下,也不能获得立即释放或减刑。最高法院强调,赦免是一种恩典行为,而减刑是总统的专属权力,必须遵守法定的批准程序。这意味着,即使符合其他减刑资格,总统的批准仍然是强制性的。未经总统批准的行政行为,例如惩教局局长的指定,并不等同于总统批准的赦免或减刑。

    未履行的承诺:有条件赦免和刑罚犯人地位如何未能确保自由

    该案源于鲁本·E·蒂乌提出的针对各行政官员的人身保护令申请。蒂乌正在 Occidental Mindoro 的 Sablayan 监狱和刑罚农场服刑,他辩称,根据他的无假释条件的有条件赦免以及作为刑罚犯人的身份,他有权立即获释并自动减刑。然而,最高法院发现他的论点没有依据,并驳回了他的申请。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即使罪犯已被指定为刑罚犯人,是否需要总统的明确批准才能减刑。

    最高法院首先解释了人身保护令的目的——调查拘留的合法性,并在发现非法拘留时要求释放被拘留者。法院指出,只有当请愿人能够证明其有权获得人身保护令时,法院才会签发人身保护令。在本案中,蒂乌是根据法院的最终判决正在服刑,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继续监禁不再合法。关于他的有条件赦免,最高法院强调,赦免是一种恩典行为,需要正式送达给个人才能生效。由于蒂乌没有获得总统批准的具体赦免文件,导致 2010 年的有条件赦免不完整且无效。最高法院还指出,有条件赦免构成了行政长官与被定罪罪犯之间的合同,需要罪犯遵守赦免的条款和条件才能确保自由。

    此外,蒂乌声称作为刑罚犯人,他有权根据第 2489 号法案自动将无期徒刑改为 30 年。该法案规定,只有在“收到行政部门对该分类的批准后”,被判处无期徒刑并获得并保留刑罚犯人身份的囚犯才能自动将刑罚改为 30 年。最高法院澄清说,被指定为刑罚犯人这一行为与行政部门的批准是分开的,并且必须在批准之前完成。虽然惩教局局长可以根据修订后的菲律宾惩罚典修正案典第 97 条规定推荐刑罚犯人,但这并不等同于行政部门的批准。蒂乌获得的刑罚犯人身份仅仅是由惩教局局长授予的,但未经行政部门批准,因此,没有自动减刑。法院强调,宪法赋予总统权力授予赦免(包括部分赦免,如减刑),这使得减刑必须通过总统的批准。

    最高法院进一步解释说,宪法第七条第 19 款赋予总统特赦、减刑和赦免的权力,这一权力不能通过合格的政治代理原则授予给任何其他人。法院得出结论,由于蒂乌的人身自由没有受到非法限制,因此不能授予他人身保护令。因此,最高法院驳回了该申请。法院强调,即使符合成为刑罚犯人的资格并获得有条件赦免,总统的批准对于获得减刑和确保获释也是绝对必要的。

    常见问题解答

    本案中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本案中的关键问题是,是否有必要获得总统的明确批准才能根据第 2489 号法案自动将无期徒刑囚犯的刑期减至 30 年,即便该囚犯已经被归类为刑事罪犯,即被视为刑事领域的优秀工作人员或工人。
    什么是人身保护令? 人身保护令是一项法律诉讼,旨在调查拘留的合法性。如果拘留被发现非法,法院会要求释放被拘留者。
    什么是赦免,在本案中其重要性是什么? 赦免是一种恩典行为,使个人免于因其犯下的罪行而受到的法律惩罚。在本案中,法院发现前总统的有条件赦免因未送达给petitioner个人而无效。
    在本案中,对刑罚犯人进行分类意味着什么? 刑罚犯人是监狱中被认为可靠和表现出良好行为的囚犯。他们可以享受特权,包括可以额外增加良好行为缩减服刑时间的额度和其他奖励。然而,需要总统的批准才能正式减刑。
    总统在减刑中的作用是什么? 根据菲律宾宪法,总统拥有独家权力,可在最终判决后准予缓刑、减刑和赦免。这种权力不能委托给任何其他行政官员。
    为什么在本案中,前总统的有条件赦免没有充分的减免刑期? 赦免并未充分减免刑期的原因是,petitioner 并没有获得相关的赦免文件,总统没有亲自批准减刑,使得之前的赦免不完整,效力待定,即未实现目标。
    《共和国法令》第 10592 号在本案中意味着什么? 第 10592 号共和国法令修订了关于良好行为扣除服刑时间的若干条款。尽管本法在法律背景下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并不足以使彼得处于刑罚拘留状态下即可减少刑期。
    本案判决对其他囚犯的影响是什么? 本案的判决证实,所有刑罚的变更,包含针对已经满足某些条件的囚犯,均需经过行政部门的同意和批准。

    蒂乌诉讼案件强调了在菲律宾刑事司法系统中总统行政部门批准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指出所有囚犯即使符合分类或受到恩惠的情况下,也不能违反既定的程序框架,最高法院在这一案例中秉持法治原则。由于不能被任意改变或者削弱既定的法律流程,因此该判决进一步确立了刑事拘留者和囚犯的管理流程,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寻求释放或者减刑的人。如果希望详细了解本案所引发的任何具体情况,请联系ASG律师事务所寻求更进一步的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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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鲁本·E·蒂乌诉Dizon, G.R. No. 211269, 2016年6月15日

  • 罪犯改过:菲律宾最高法院解析总统赦免对罪犯参选权的影响

    菲律宾最高法院近日审理了一起关于前总统埃斯特拉达的案件,核心在于解读总统赦免对罪犯参选资格的影响。最高法院最终裁定,总统的赦免恢复了埃斯特拉达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其中包括参选资格。这一判决不仅对埃斯特拉达本人意义重大,更对未来总统赦免权的行使以及其他类似情况具有深远影响。它明确了赦免的范围和效力,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公众信任与法律宽恕之间界限的思考。简而言之,此案确立了在特定条件下,总统赦免可以恢复罪犯的参选权,但也强调了公众的最终选择权。

    政治赦免与民意:埃斯特拉达案引发的选举权争议

    案件缘起于前总统埃斯特拉达被判犯有掠夺罪,并被处以永久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随后,他获得了总统的赦免。此案的核心问题是,这一赦免是否完全恢复了他的政治权利,使他能够再次竞选公职。挑战者认为,赦免声明不够明确,未能明确恢复他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埃斯特拉达则辩称,赦免已恢复其所有公民和政治权利,足以支持其参选资格。案件的关键在于如何解读赦免声明的措辞,以及如何在法律上平衡个人的权利与公众的利益。

    本案详细探讨了总统的赦免权及其限制。1987年菲律宾宪法赋予总统赦免权,但同时也规定了例外情况,例如弹劾案和选举违规案件。法院在此案中重申,国会不得通过立法来限制总统的赦免权。针对《修订刑法》第36条和第41条提出的问题,法院拒绝接受对这些条款的僵化解读,特别是当这种解读可能限制总统的行政赦免权时。该案明确指出,在总统赦免中声明“恢复其公民和政治权利”实质上符合明确恢复的要求。法院强调,竞选公职的权利属于公民和政治权利的范畴。因此,总统对埃斯特拉达的赦免是绝对的,充分恢复了他的所有公民和政治权利,包括竞选公职的权利。

    另外,最高法院还驳斥了关于赦免的“但书”问题。对赦免序言部分的分析,强调它只是背景陈述,而非限制赦免范围的条件。最高法院认为,赦免的先决条件并未限制前总统参与市长竞选的能力。法院详细阐述了关于推翻下级法院或者行政机构决定的前提。挑战者需要强而有力的证据才能推翻选举委员会做出的支持埃斯特拉达选举资格的裁定。法院的多数意见认为,原告的诉讼理由并未达到如此的标准。多数意见强调了法律条文所赋予行政部门充分行使其自由裁量权的空间,除非此项裁决在性质上反复无常或者违反宪法规定,司法机关通常情况下不应予以干涉。总而言之,最高法院坚持行政机关最初颁布赦免时的本意具有约束性效力。

    菲律宾最高法院对此案的判决,维护了总统赦免权的行使空间,重申总统对特定情况的自由裁量权。在公共官员被定罪并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后,仍然存在补救措施,以纠正个人不公或者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在尊重法律权威的原则之上,个人自由与公共福利之间的平衡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FAQs

    本案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本案主要审理的是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在被判犯有掠夺罪后,总统赦免是否恢复了他竞选马尼拉市长的资格。
    什么是赦免,它与政治权利的恢复有何关系? 赦免是行政机关的一项恩典行为,免除罪犯应受的惩罚。根据菲律宾法律,赦免可以恢复罪犯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法庭在本案中如何解读赦免声明? 法庭认为,赦免声明中“恢复其公民和政治权利”的措辞已经足够明确,可以被理解为恢复了埃斯特拉达的所有政治权利,包括竞选公职的权利。
    本案判决对菲律宾的选举有何影响? 此案影响是进一步巩固政坛现有势力格局的。特别是,这有利于那些被判犯有腐败行为,但却有政治影响力从而获得政府宽大处理的官员。本案最终明确的是菲律宾各级官员(包括地方官员)都要有资格评判腐败行为和履行相应的公职活动。
    为什么总统的赦免权在菲律宾如此重要? 总统赦免权在菲律宾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纠正司法系统的不完善之处,并在某些情况下减轻法律的严酷性,这体现了法律的制衡与人道主义关怀。
    本案与之前的Monsanto案有何关联? 本案的判决,强调了先前案例所设定的,总统授予赦免之后,赦免效力与范围的问题。在两个案件中,最高法院承认对赦免条款的细致考量和衡量对后续担任公职行为资格的重要性。虽然本案遵循了一些已经建立的原则,但也承认需要根据个案情况做评估,尤其是需要考虑刑罚的性质和先前犯罪行为的范围。
    对政客判处取消资格的案件以后会怎样判决? 要正确理解这个裁决需要铭记:每个案件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本案中法院对埃斯特拉达总统有利的特殊考虑不一定适用于其他案件。对于其他案件,需要认真衡量具体的犯罪和有关判决书的条款等情景因素。因此,不应将该决定简单解读为以后恢复所有刑满释放政客政治权利的许可证。对于要参选的定罪政客,该决议对法律的适用采取了一种细致严谨的方式。
    社会大众对有犯罪记录的候选人的看法又将如何? 不管具体案情如何,社会大众有权利选择适合其自身社区的领导者。关于罪犯改造并重新完全融入社会的讨论由来已久。菲律宾宪法既规定了社会制裁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对先前有犯罪人员展现出些许宽容。埃斯特拉达的经历值得我们思考如何利用好选举法律和民众选择权这两大工具来实现我们社会更广泛的目标。最终还是由选民来决定先前定罪对候选人的领导能力,可信度和品质等评估会造成何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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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案件简称,G.R No.,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