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案中，最高法院强调了遵守法律程序规则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提起复议动议方面。该法院驳回了一项因迟交而提出的复议动议，强调即使有疏忽或寻求实质正义的理由，也不能免除遵守截止日期的义务。这一裁决突显了严格遵守规则对确保司法行政有序的重要性，并且告诫诉讼当事人必须及时履行提交义务。对于在菲律宾法院提起诉讼的律师和当事人来说，这意味着必须时刻警惕截止日期，并实施健全的内部控制措施，以避免因疏忽而可能造成的损害。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起复议动议可能导致丧失上诉权，从而强调及时法律行动的重要性。

错过截止日期：当程序规则支配实质正义时

本案围绕着 Mila Yap-Sumndad 及其律师 Daligdig Sumndad 与 Friday’s Holdings, Inc. 之间发生的土地纠纷展开。最初，地方法院裁定有利于 Friday’s Holdings，认为该公司对争议财产拥有更好的占有权。该裁决被地区审判法院维持，但进行了修改，判给 Friday’s Holdings 因侵入性进入造成的利润损失补偿。在复议动议被地区审判法院驳回后，Yap-Sumndad 寻求在宿务市上诉法院对该裁决进行复审，声称其律师事务所的秘书的疏忽导致错过了截止日期。但是，上诉法院驳回了该动议，理由是复议动议提出得太晚。于是，Yap-Sumndad 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辩称未遵守时间规定的原因是秘书疏忽，应该以实质正义的名义加以原谅。核心的法律问题是，上诉法院是否应因未能及时提交复议动议而原谅原告的行为。

最高法院开门见山地重申了对程序规则遵守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法律文件中规定的截止日期。法院援引了法院规则第 52 条第 1 节，该节规定从收到通知起 15 天内提出对判决或最终裁决的复议动议。法院指出，未能在这一期限内提交动议将使其最终且具有可执行力。法院承认，律师有责任维持确保所有文件及时提交的制度，秘书或办事员的疏忽会归咎于律师。在本案中，Yap-Sumndad 的律师事务所于 2017 年 5 月 29 日收到了上诉法院的裁决书副本，这意味着复议动议必须在 2017 年 6 月 13 日之前提交。但是，该动议直到 2017 年 7 月 3 日才提交，远远超过了规定的期限。

法院强调，虽然可以例外地放宽程序规则以促进实质正义，但诉讼当事人并不能以此为理由肆意违反规则。最高法院以以往案件为鉴，在这些案件中，对延迟一天提交的复议动议不予受理，强调严格遵守程序规定对于司法的有序管理至关重要。它阐明说，如果法院放松程序规则，即使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也将使这些规则变得毫无用处，并且此类放松无意为错误的诉讼当事人违反规则创造堡垒。关于“实现对所有当事人实质正义的最终目标”的论点，法院表示，非遵守不能自动构成暂停这些规则的理由。

裁决指出，按时提交复议动议的目的，是为了让下级法院在上级法院复审之前纠正自身。然而，如果动议提交时间超过规定的时间，动议将自动取消上诉权。在之前的一个案例中，_Building Care Corporation v. Macaraeg_，法院强调了合规性的重要性，指出“求助于程序规则的自由适用或暂停适用，必须仍然是对规则必须遵守这一公认原则的例外情况，以便有秩序地进行司法行政。” 本案坚持按时提交文件的重要性，并再次确认法律截止日期不仅仅是形式问题，而是对于司法的公正和有效管理必不可少的。

常见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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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本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法律建议。有关根据您的情况量身定制的特定法律指导，请咨询合格的律师。
来源：Spouses Mila Yap-Sumndad and Atty. Daligdig Sumndad vs Friday’s Holdings, Inc., G.R No. 235586, January 22, 2020

在本案中，最高法院强调了司法机构成员无论其经济状况如何，都应诚实履行职责，并尽到应有的勤勉义务。法院判定，两名法院工作人员因篡改官方收据和挪用公款犯有不诚实和严重不当行为，应予解雇。此外，法院还认定法院书记员因疏忽未能充分监督下属的行为而犯有简单疏忽罪，并处以停职处罚。本案强调了法院工作人员在处理公共资金时的责任，以及未能履行监督职责的后果。

收据篡改疑云：法院职工的责任边界与公共利益

本案源于对宿务市地方法院（MTCC）的财务审计报告，该报告指出该法院存在未及时存入所有收款的问题。审计发现，JDF（司法发展基金）和SAJF（司法特别津贴基金）的官方收据存在篡改和擦除现象。经过进一步调查，记录员Alma Bella S. Macaldo和出纳员Josefina P. Veraque承认，他们通过少报收款金额和修改交易日期来篡改官方收据的副本。Macaldo和Veraque处理MTCC的财务交易，而书记员Josephine R. Teves则完全信任他们，仅签署每月报告。

审计小组发现，在2013年1月至2015年12月期间，所收款项与官方现金簿和已签发官方收据副本中报告的金额之间存在差异。此外，信托基金的未提取金额为48,959,451.94菲律宾比索，而截至2015年10月31日，信托基金的银行余额仅为48,930,742.88菲律宾比索，存在28,709.06菲律宾比索的短缺。Macaldo承认，她收到了Veraque的款项，并将其用于个人事务。Veraque和Macaldo部分归还了部分款项，但仍有余额未归还，他们还表示Teves对篡改官方收据一事并不知情。

最高法院同意OCA的观点，认为Veraque和Macaldo应对严重不当行为和不诚实行为负责。而不当行为是指违反某些既定的和明确的行动规则、违禁行为、渎职行为、非法行为、具有故意性质、不正当或错误的行为。当其涉及任何腐败、故意违反法律或无视既定规则的附加要素时，则构成严重不当行为。篡改官方收据和超额提取法院资金被认为是严重不当行为和严重不诚实行为。

作为出纳员，Veraque负责接收法院收款或法律费用支付，存入所收款项，并在相应的官方现金簿中记录财务交易。Macaldo负责签发BP 22案件的官方收据。审计报告显示，他们通过更改日期和减少付款金额来篡改官方收据的副本。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够获得本应上交给法院的资金，但却将其用于个人目的。虽然Veraque此前承认自己对篡改官方收据负责，但后来又对针对她的指控提出质疑，声称自己没有参与篡改收据。

尽管如此，Veraque的辩护未能令人信服。首先，Veraque承认部分归还了损失的金额。如果她对此没有任何责任，她为何要支付这笔款项呢？其次，Veraque与Macaldo共同签署了一份宣誓书，他们在其中承认他们“篡改了一些官方收据，以便能够获取收款”。Veraque没有否认她签署了这份宣誓书。第三，在2015年11月27日与行政法官Monalila S. Tecson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Veraque承认他们从收款中提取了资金并篡改了官方收据。

Macaldo和Veraque篡改收据的行为构成了不诚实行为，因为它欺骗了法院，使其相信收取的JDF和SAJF金额较低。它也构成了严重不当行为，因为Macaldo和Veraque故意滥用其职位，为自己挪用公共资金。他们受托保管从诉讼当事人和公众那里收取的费用。他们本应诚实和忠实地履行职责，这对于适当的司法管理至关重要。无论他们是出于经济困难动机，这都无关紧要，因为任何个人问题都不能证明滥用公共资金是正当的。考虑到他们罪行的严重性，解雇是Macaldo和Veraque应得的惩罚。

关于Teves，法院认为她的解释站不住脚。书记员对法院收取的全部资金负有主要责任，无论这些资金是由他们亲自收到，还是由他们监督和控制的正式任命的出纳员收到。他们对任何损失、短缺、破坏或损害负责。如果他们未能适当监督和管理其法院的财务交易，他们应承担玩忽职守的责任，即未能关注任务，或因粗心或漠不关心而无视职责。

虽然Macaldo和Veraque免除了Teves参与他们的计划的责任，但她仍然应对玩忽职守负责。Teves未能尽到她期望的勤勉义务来监督Macaldo和Veraque。如果她更加警惕，她们的违规行为可能会更早被发现，或者完全避免。因此，法院发现Teves存在疏忽，并处以停职一个月的处分。她还需负责信托基金中28,709.06菲律宾比索的短缺。

FAQs

最高法院的这项裁决为所有法院工作人员树立了明确的行为标准。篡改公共资金和违反公共信任的行为将受到严厉处罚。法院必须确保其工作人员秉持最高的道德和专业标准，以便维护公众对司法机构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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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案例简称，G.R No.，日期

最高法院裁定，一名行政官员在履行职责时的疏忽导致政府丧失上诉权，这不仅构成玩忽职守，也构成有损公共服务最佳利益的行为。疏忽程度是关键。法院必须权衡涉案人员的行动是否构成“玩忽职守”，可能导致免职，或者“简单疏忽”，可能导致停职。此判决强调了公务员职责的重要性及其对公共服务完整性的影响。此裁决的实际意义在于强调公务员，特别是那些担任行政职务的人员，必须勤勉和警惕，因为他们的疏忽可能会产生重大的法律和公共政策影响。

行政官员的失误：简单疏忽与损害公共服务利益

埃德加·B·卡塔库坦是司法部检察长办公室的行政官员，负责对收到的文件进行条形码扫描。由于他的疏忽，高等法院的命令未及时转发给律师，导致错过了上诉截止日期。问题在于，他的行为是构成足以判处解雇的玩忽职守和损害公共服务利益，还是仅构成应受较轻处分的简单疏忽？

法院需要权衡卡塔库坦疏忽的严重性。一方面，玩忽职守被定义为未能适当注意所需的任务，甚至丝毫不在意或公然违反职责。另一方面，简单疏忽则表示员工未能适当注意自己承担的任务，表明对因粗心或漠不关心而造成的职责的忽视。法院注意到，司法部检察长办公室是政府的首席律师，其作用是在涉及公共政策或保护普遍福利的民事诉讼和特别程序中代表政府。因此，最高法院最终裁定卡塔库坦的行为构成简单疏忽和有损公共服务最佳利益的行为。

法院的推理取决于确定卡塔库坦的疏忽是否仅为无意疏忽或构成对职责的公然漠视。司法部检察长办公室和公务员委员会辩称，卡塔库坦故意隐瞒相关文件，应加重处罚。法院拒绝考虑这一论点，因为它在较低的诉讼程序中未提出，而且涉及与卡塔库坦提出反证的违规行为不同的违规行为。法院指出，尽管该法院驳回了故意隐瞒的主张，但有理由认为卡塔库坦存在疏忽。

尽管法院并未接受有关卡塔库坦故意隐瞒该命令的说法，但它确实认为他的疏忽具有损害司法部检察长办公室的影响。司法部检察长办公室的疏忽行为剥夺了政府对废止婚姻判决提出上诉的权利，损害了政府保护婚姻制度神圣性的宪法授权。因此，法院认为卡塔库坦的行为也有损公共服务最佳利益，这是指损害其公共办公室的形象和正直的行为，无论其行为是否以腐败为特征。

法院裁定有损公共服务最佳利益的行为未违反疏忽原则。法院进一步解释说，公务员法和细则并未定义损害公务最佳利益的行为，但其范围很广，足以涵盖公务人员损害其公共办公室形象和正直的任何行为。卡塔库坦的案件的突出之处在于需要权衡工作描述和疏忽行为的影响。法院认识到对公务员进行与其职位相关技能的培训的重要性。即使卡塔库坦的正式职责是进行条形码扫描，但他作为行政人员的经验意味着他应该能够识别来自法院命令的文件的重要性。换句话说，法院期望更高的警惕水平，因为他过去的经验会让他能够适当地分类文件，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在处罚方面，法院依赖于《公务员委员会备忘录通告》第 19 号第 55 条，该条例规定，如果一名被告被判犯有两项或多项罪名，则应处以最严重罪名相应的处罚，其余的应视为加重情节。在本案中，玩忽职守是一种较轻的罪行，可判处停职一个月零一天至六个月；而有损公共服务最佳利益的行为是一种严重罪行，可判处停职六个月零一天至一年。由于没有适当辩护和证明的减轻或加重情节，卡塔库坦应被处以停职八个月的处罚，同时考虑到玩忽职守作为加重情节。

因此，最高法院的最终裁决强调了政府公务员（特别是那些担任行政职务的人员）必须在职责范围内保持勤奋的重要性，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更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在他们无意中的疏忽对政府保护社会中某些制度的合法性所产生的影响方面。

常见问题解答

该判决告诫司法部检察长办公室的政府行政人员及其职员应履行对法律和程序的义务，以促进公众服务，否则可能要承担与其行动严重性成比例的责任。疏忽和漠视对公务部门没有位置，需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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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v. Catacutan, G.R. No. 224651, 2019年7月3日

本案裁定，律师因代理案件失利而面临解雇诉讼时，不能仅凭败诉就断定其疏忽职守。委托人必须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律师未能以合理的谨慎和技巧来维护其利益。本案强调了，律师并非胜诉的保证人，其义务是勤勉尽责，而非保证结果。对于需要法律帮助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在律师的胜任程度方面需要提供明确的证据，仅仅因为结果不利就对律师提起诉讼是不够的。

当诚信遭遇败诉：律师的辩护义务

埃德加多·M·莫拉莱斯对小拉米罗·B·博雷斯律师提起诉讼，指控其违反《职业责任准则》中的第17和第18条规定。莫拉莱斯声称，博雷斯律师未能以应有的勤勉和能力处理其案件。博雷斯律师受聘协助莫拉莱斯提起针对佩尔拉·博尔哈夫妇等人擅自侵占财产和恶意破坏的诉讼，并收取了25000比索的代理费。然而，博雷斯律师仅准备了三份恶意破坏诉讼，且均提交至塔巴科市检察官办公室。案件最终被驳回，莫拉莱斯指责博雷斯律师没有及时告知其案件进展，也没有提供驳回决议的副本，更未能在复议动议中附加其财产所有权证明。

作为辩护，博雷斯律师辩称，尽管其将律师事务所从塔巴科市迁至马卡蒂市，但仍设法跟进案件进展。他还表示，自己并不知情莫拉莱斯在塔巴科市检察官办公室的记录中，将其兄弟的住址作为邮寄地址。他强调，案件被驳回后，他立即联系了莫拉莱斯，并陪同他前往检察官办公室获取相关文件。对于未能提交土地所有权证明，博雷斯律师认为，鉴于双方已在村委会达成的协议中承认了莫拉莱斯的所有权，因此没有必要提交这些文件。他还补充说，曾建议莫拉莱斯向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提起复审，但莫拉莱斯并未采纳。律师协会的纪律委员会最初认定博雷斯律师违反了《职业责任准则》，建议暂停其律师执业资格三个月，但律师协会理事会随后推翻了这一决定，认为博雷斯律师并未疏忽职守。

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博雷斯律师的行为是否构成了对《职业责任准则》第17条和第18条的违反。最高法院重申了律师应忠于委托人，并以勤勉和胜任的态度为其服务的原则。《职业责任准则》第17条要求律师忠于委托人的事业，并铭记委托人对其的信任；第18条则要求律师以胜任和勤勉的态度为委托人服务。法院指出，莫拉莱斯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博雷斯律师未能尽到其作为律师的职责。

法院认为，首先，博雷斯律师并非莫拉莱斯案件的记录律师，因此他本人没有收到案件相关命令或决议的副本。其次，莫拉莱斯承认，由于他在塔巴科市检察官办公室登记的不是其正确地址，而是他兄弟的住址，因此发给他的命令或决议副本均未送达。此外，莫拉莱斯没有反驳博雷斯律师的说法，即后者每当在阿尔拜省塔巴科市出庭时，都会跟进案件进展。而且，莫拉莱斯也没有否认博雷斯律师的另外两个主张：一是没有必要将莫拉莱斯的所有权证书附在复议动议上，因为双方在村委会的“协议”中已经同意莫拉莱斯确实拥有该财产；二是有关事件的警察和村委会记录无法再提供，因为它们在袭击阿尔拜省的台风和其他灾难中被摧毁。最重要的是，在复议动议被拒绝后，博雷斯律师立即建议莫拉莱斯将此事提交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但是莫拉莱斯没有听取博雷斯律师的建议。莫拉莱斯不能因为自己未能利用这一适当的补救措施，而选择对博雷斯律师提起取消律师资格诉讼作为替代补救措施。

法院强调，接受委托人或案件并不保证胜诉。律师的职责是运用合理的谨慎和技巧来保护委托人的利益，并为此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律师一旦接受了委托人的委托，就有义务以胜任的态度为委托人服务，并以勤勉、细心和奉献的态度处理委托人的案件，无论是有偿还是无偿。律师玩忽职守委托人委托给他的法律事务，构成不可原谅的过失，必须对此承担行政责任。法院最终裁定，莫拉莱斯未能证明博雷斯律师在受聘为律师的案件中，疏忽了对莫拉莱斯的义务。即使博雷斯律师没有赢得这些案件，单凭这一事实并不能等同于作为律师的玩忽职守。在取消律师资格的诉讼中，申诉人有义务提供实质性证据来证明，申诉人必须充分确定对律师的指控所依据的事实。因此，最高法院驳回了针对博雷斯律师的申诉，强调律师的辩护义务并非保证胜诉，而是尽职尽责。

FAQs

总而言之，本案强调了，在指控律师未能履行职责时，需要提供确凿的证据。律师并非胜诉的保证人，其职业责任的核心在于以胜任和勤勉的态度为委托人服务。委托人不能仅凭败诉的结果就断定律师疏忽职守，而必须证明律师存在实际的过失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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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This analysis is provided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only and does not constitute legal advice. For specific legal guidance tailored to your situation, please consult with a qualified attorney.
Source: Short Title, G.R No., DATE

本案确立了承运人对运输途中受损货物承担推定责任的原则。最高法院认为，如果货物在运输过程中丢失、损坏或变质，承运人有责任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特别的勤勉义务。如果承运人未能推翻过失推定，他们将对损失负责。这一裁决强调了记录货物状况以及在运输过程中保持适当护理标准的重要性。这种疏忽责任要求强调了公共政策维护货运安全和保障的必要性，使企业和个人能够放心从事贸易和运输活动。

货物损坏的音乐梦想：谁来承担承运人的责任？

菲律宾最高法院审理了一起备受关注的案件，涉及 Unitrans International Forwarders, Inc.（Unitrans）与北美保险公司（ICNA）之间的货物损失责任。该案源于两件乐器从澳大利亚墨尔本运往菲律宾马尼拉的运输过程。在运输过程中，这些乐器受到了损坏，引发了关于谁应该对由此造成的财务损失负责的问题。最初，ICNA 根据其为收货人 San Miguel Foundation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提供的海上保险单对损失进行了赔付。之后，ICNA 以代位求偿权寻求从与货物运输有关的各方收回这笔款项，从而引发了复杂的法律纠纷。

诉讼的核心在于确定 Unitrans 作为货运代理和无船承运公共承运人的角色。该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运输安排，并促进货物交付给指定收货人。诉讼的核心问题围绕 Unitrans 作为普通承运人是否未能履行在将货物完好无损地运送到马尼拉港后，保持这些货物状况的特别注意义务。Unitrans 主张不应对货物损坏负责，争辩称损坏可能是由其他各方的行为造成的，或者由于货物本身的性质所致。然而，法院评估了 Unitrans 是否采取了足够的措施来防止或减少损失。

法院引用了《菲律宾民法》第 1733 条和第 1735 条，重点强调了承运人在保管货物时的举证责任。第 1733 条规定普通承运人必须对货物和乘客的安全进行特别注意，而第 1735 条规定，如果货物丢失、损坏或变质，除非承运人证明已尽到第 1733 条所要求的特别注意义务，否则推定其存在过错或疏忽。因此，Unitrans 有责任证明其尽到了特别注意义务以避免货物的损坏。此外，法律确立了一项基本原则，即公共政策规定承运人有责任安全运输货物。

如果货物丢失、损坏或变质，普通承运人推定有过错或疏忽，除非他们证明自己已经尽到第 1733 条所要求的特别注意义务。

在本案中，由于双方均承认货物在到达时受到了损坏，推定 Unitrans 作为承运人存在过失。重要的是，Unitrans 未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来反驳推定过失。审判法院和上诉法院均认为，Unitrans 未能证明已尽到第 1733 条要求的特别注意义务。该法院依据的另一个关键点是，Unitrans 的一名证人在公开法庭上作证称 Unitrans 是非船舶运营的公共承运人 (NVOCC)，并作为 BTI 的交货和收款代理人，负责以良好状态将货物交付给 San Miguel。虽然 Unitrans 声称货物损坏的责任应归咎于他人，但他们没有提出具体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说法，从而强化了他们的责任。证据表明，Unitrans 是货物的保管方，并且未能保证货物以与收到时相同的状态到达收货人处。

最高法院维持了上诉法院的判决，进一步指出 Unitrans 作为货运代理人及其作为普通承运人的相关责任。法院还解决了关于将其他潜在责任方排除在诉讼之外的问题。高等法院最终确认了上诉法院对 Unitrans 的责任认定，并进一步修改了判决，即从地区法院判决到最终支付时，总金额的 6% 利息应按每年 6% 的利率计算，再加上诉讼费用。最高法院澄清了利息的评估，强调有必要从最终判决日期开始保持判决债务利率的一致性。

法院维持了上诉法院对 Unitrans 的责任认定，这主要是因为证据表明 Unitrans 履行了提供将货物运送到收货人处所需的一切服务这一项义务。在本案中，明确证明了货物受损情况，法院得出结论认为，Unitrans 在履行以货物到达时相同的状态交付货物的合同义务时存在疏忽大意，导致损害索赔。对所有涉及进出口贸易的公司，尤其是从事运输和交付服务的公司，来说，这项法律分析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保持完善的记录、进行全面的货物检查并实施强大的安全措施，有助于证明尽职调查并减轻运输期间损坏或丢失造成的潜在责任。

常见问题

总之，最高法院的裁决强化了承运人在运输期间采取适当的护理标准的责任，并将重点放在确保运输公司的进出口企业维护清晰且有效的文档和措施。此案是运输承运人在货物交付期间注意保管货物的责任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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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简短标题，G.R No., DATE

本案确立了公共官员因疏忽导致政府资金不当支出的责任追究原则。即使项目经理有权批准暂停施工和延长合同期限，审计署仍有权审查其决定的合理性。官员未能勤勉尽责，对明知故犯的违规支出负有连带责任。这一判决强调了公共受托责任，明确了公共资金管理中官员的职责边界，促使官员在公共支出中保持审慎。

公共项目延误与成本超支：谁应为此负责？

本案源于马尼拉大都会发展署（MMDA）与William L. Tan Construction（WLTC）签订的钢结构人行天桥设计与施工合同。由于项目延误和成本超支，审计署（COA）对MMDA支付给WLTC的款项提出了异议，并发布了拒付通知（ND）。COA认为，MMDA的项目经理批准的暂停施工令和延长合同期限缺乏法律依据，导致了不必要的政府资金支出。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在项目延误和成本超支的情况下，MMDA及其官员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

在合同执行过程中，WLTC将部分项目转让给了第三方承包商。MMDA还向WLTC发布了多次暂停施工令和相应的复工令。基于WLTC提交的完工报告，MMDA向其支付了总计P161,903,009.85（税后）的款项，并扣留了P9,052,570.48作为保证金。此外，MMDA还扣除了P5,861,078.43作为项目延误120天的违约金。

在事后审计中，COA发现合同成本超出了COA的估算成本，并认为应处以更高的违约金。由于MMDA未能提交所需文件，COA发布了拒付通知。MMDA随后向COA-NGS Cluster-B提出上诉，但COA驳回了MMDA的上诉，并将拒付金额修改为P37,255,307.46，包括违约金和合同成本差异。COA认为，WLTC和MMDA的负责人应对此拒付款项承担责任。

案件争议的焦点在于MMDA及其相关官员是否应对违约金和/或合同成本差异承担责任。最高法院认为，项目经理虽然有权批准暂停施工和延长合同期限，但这并不能免除COA审查其决定的责任。COA有权审查政府资金的使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并有权否决不合规的支出。

最高法院指出， petitioners 未能驳斥 COA 的调查结果，即暂停施工令的原因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项目固有风险。 而且， petitioners 聲稱 WLTC 在其 2005 年 2 月 10 日的信函中請求延長合約期限，MMDA 在 2005 年 2 月 17 日批准了該請求，以此進一步修改了合約的到期日期，並將其推遲至 2005 年 3 月 2 日。法院认为即使合同期限被有效延长，但是延期是没有履约担保的。 petitioners 辩称，违约金的后果应由 WLTC 单独承担，因为它要求暂停工作（并延长合同期限）。 然而，最高法院指出，重要的是 petitioners 批准并批准支付给 WLTC 的资金，但没有扣留或扣除正确金额的违约金和合同成本差异。 在本案中，政府官员显然忽视了这些义务。

最高法院进一步指出，公共官员应对其疏忽或未能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负责，特别是当他们明知存在违规行为的情况下。在本案中，MMDA的官员批准了向WLTC支付款项，但没有扣留或扣除应扣除的违约金和合同成本差异。他们的行为构成了重大过失，因此应对拒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具体来说，以下人员被认为应对违规支出承担责任：贝亚尼·F·费尔南多（主席），安吉利塔·S·韦尔赫尔·德迪奥斯（交通运营中心主任），塞萨尔·S·拉库纳（副主席），鲁本·C·吉列尔莫（会计服务代理主任），拉蒙·S·奥纳（项目主任），费利蒙·T·塔拉戈（项目检查负责人，PMST），费德里科·E·卡斯蒂略（项目工程师），艾伦·阿尔西奥（工程师），达尼洛·M·塞诺兰（II 级工程师）和雷内·埃斯蒂波纳（工程师）。他们的参与程度包括批准交易，证明费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证明文件的完整性和适当性，推荐和批准证书和估算，以及签署暂停施工令。

行政法典第43条明确规定：“凡违反本法典或年度通用或其他拨款法案中所载通用和特殊条款而批准或产生的每项支出或义务均无效。凡违反上述规定作出的每项付款均为非法，授权或作出该项付款的每位官员或雇员，或参与其中的每位官员或雇员，以及收到该项付款的每人，均应就已支付或收到的全额向政府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确立了公共官员在政府资金管理中的责任界限，强调了公共受托责任的重要性。在未来的公共项目中，政府官员应更加审慎地使用公共资金，确保所有支出符合法律规定，以避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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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维持了地区审判法院的判决，确认公共汽车司机因疏忽大意负有责任，因为它造成的车祸导致他人死亡和受伤。该案强调了公共汽车公司及其员工在道路上的高度谨慎义务，尤其是在桥梁等危险路段。本裁决重申，未能履行这一义务可能导致巨额损害赔偿。

谁该负责？超速行驶在阿拉米诺斯桥梁上的碰撞

琳达·卡乔代表她已故的丈夫比斯马克·卡乔和他们的子女，对 Gerardo Manahan（达古潘公共汽车公司的司机）、达古潘公共汽车公司和雷纳托·德维拉（R.M. 德维拉建筑公司的老板）提起了损害赔偿诉讼。这起诉讼源于 1999 年的一起车祸，当时卡乔驾驶的汽车在阿拉米诺斯镇波哥国家高速公路的 Embarcadero 桥附近与一辆达古潘公共汽车相撞。卡乔在碰撞中丧生，他的几个乘客受伤。事故发生后，卡乔的遗孀声称，司机和承包商，由于他们在公路上的疏忽行为，导致了她丈夫的死亡。

达古潘公共汽车公司辩称，卡乔应对事故负责，因为他超速行驶并撞到了公共汽车。达古潘公共汽车公司和马纳汉声称，这场事故是由于德维拉建筑公司在国家高速公路的路肩上放置巨石而造成的，导致了碰撞。相反，德维拉否认疏忽，并声称已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并指责卡乔鲁莽驾驶导致事故发生。地区审判法院最初判处达古潘公共汽车公司、马纳汉和德维拉连带赔偿卡乔家人的损失。上诉法院随后推翻了地区审判法院的裁决，导致案件被提交到最高法院审理。

在本案中，最高法院面临的关键问题是确定谁应对造成比斯马克·卡乔死亡的车祸负责。围绕着几个要点，即，法院评估证据，以确定被告，尤其是马纳汉（公共汽车司机）是否因疏忽导致事故的发生。法院需要确定司机是否行驶疏忽，公共汽车公司的疏忽对其雇员的选拔和监督是否负有责任，以及巨石的放置是否发挥了重要作用。地区法院强调了司机未能尽最后的机会避免碰撞。地区法院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评估，同时还考虑了过失相抵原则是否适用。然后，法院需要根据适用的法律和既定的法律原则，确定谁应最终承担责任，以及应给予的适当损害赔偿金。

最高法院认为，在证人可信度方面，初审法院的评估具有相当大的份量和尊重。地区审判法院非常重视坎巴（事故发生时公交车上的乘客）的证词。法院还强调了公交车司机马纳汉未能避免事故。此外，最高法院通过照片确认马纳汉占用了卡乔的车道。根据这些情况，最高法院认定，马纳汉驾驶的公交车已经占用了一部分对向车道，而且他正在高速行驶，因此马纳汉明显存在过失。

最高法院继续援引《民法典》第 2185 条，该条款规定，除非有相反的证据，否则推定驾驶机动车的人在事故发生时存在过失，如果他在事故发生时违反了任何交通规则。最高法院指出，公交车已经接近 Embarcadero 桥，马纳汉本应该已经减速了，如果他能看到卡乔的汽车已经过桥，他本应该更远地停在桥边。法院认定公交车司机应对事故负责。最高法院还认为达古潘公共汽车公司对疏忽负有法律推定责任，原因是未能尽到一名好家长的谨慎义务来选择和监督其雇员。正如证据所表明的那样，最高法院认为，达古潘公共汽车公司没有充分的反驳它对马纳汉的雇佣和监督的推定责任。由于马纳汉和达古潘公共汽车公司未能履行职责，地区审判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最高法院强调，对普通承运人乘客的高标准谨慎义务是为了公共安全，对非乘客也有利，并促进道路的方便使用。最后，最高法院部分批准了上诉，要求对赔偿金计息。上诉法院的裁决被撤销，地区审判法院的判决得到恢复并作出修改。具体而言，法院命令 Gerardo Manahan、达古潘公共汽车公司和 Renato De Vera 从 2004 年 1 月 26 日起连带按每年百分之六 (6%) 的利率支付给申诉人金钱奖励利息。

FA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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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卡乔诉马纳汉，G.R. No. 203081，2018 年 1 月 17 日

本案确立了一项重要原则：在评估死者收入损失索赔时，缺乏书面证据并非致命。证人证词如果由了解死者工资情况的合格证人提供，即可作为确定死者生前收入的充分依据。这一判决对于因他人过失而失去亲人，并寻求经济赔偿的家庭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它降低了提供收入证明的门槛。死者家属可依靠证人证言争取收入损失赔偿。

卡车事故赔偿：证人证言能否证明死者收入损失？

薇薇安·托雷翁和费洛米娜·阿贝拉纳针对小杰内罗索·阿帕拉、菲利克斯·卡巴莱斯和卡梅洛·西莫德提起诉讼。本案源于一起涉及一辆卡车的事故，该卡车由西莫德拥有和运营，阿帕拉驾驶，卡巴莱斯同行。事故导致薇薇安的丈夫罗多夫和女儿莫娜丽莎死亡。关键问题是，阿贝拉纳的证词是否足以证明罗多夫的收入损失，从而获得损害赔偿。本案引发了关于举证责任、过失责任和收入损失损害赔偿范围的重要法律问题。

本案审理过程中，阿贝拉纳作证说，罗多夫是她在武端市的几家企业的总经理，包括三家药店、一间公寓和稻田。罗多夫的基本工资为 10,000 菲律宾比索，并根据业务利润获得 20% 的佣金，总收入约为 15,000 菲律宾比索。阿贝拉纳无法提交会计账簿，因为她已经处理掉了。地方法院认为卡巴莱斯和阿帕拉的行为构成准侵权行为，并判决西莫德、卡巴莱斯和阿帕拉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上诉法院维持了西莫德与卡巴莱斯和阿帕拉共同承担责任的判决，但也删除了罗多夫收入损失的实际损害赔偿金，理由是必须提供书面证据来证实收入损失。最高法院的判决是针对这一删除赔偿金的上诉。

关于准侵权行为，民法第2176条规定，因过错或疏忽致使他人受损害者，有义务赔偿所造成的损害。构成准侵权行为必须满足三个要素：（1）原告受到损害；（2）被告或其应当负责的人存在过失，作为或不作为；（3）该过失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法院维持了上诉法院关于卡巴莱斯和阿帕拉在运输乘客时存在重大过失的认定。允许只有学生驾驶证的阿帕拉驾驶卡车，危及车上乘客的生命安全。

《民法》第 2180 条规定：雇主应对受雇人在执行其指派的任务范围内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即使前者未从事任何商业或工业活动也是如此。

本案明确了雇主的替代责任，即雇主对雇员在其职责范围内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为了免除责任，雇主必须证明，在选择和监督雇员时，已尽到善良家长的注意义务。由于西莫德未能尽到监督员工的义务，导致了这起事故，因此法院判定西莫德应当与卡巴莱斯和阿帕拉共同承担责任。

关于收入损失，民法第2206条规定，因犯罪或准侵权行为造成死亡的，被告应承担死者的收入损失，赔偿金应由法院评估并裁定。最高法院不同意上诉法院认为必须提供书面证据来证实收入损失的观点。允许证人证言证明收入损失符合民事诉讼的性质。因此，阿贝拉纳关于罗多夫收入的证词足以作为确定罗多夫的收入损失赔偿金的基础。

根据判例，确定可赔偿的收入损失金额应考虑以下因素：（1）受害者原本可以存活的年数；（2）死者继承人所遭受的损失率。第一项因素，即预期寿命，是通过美国预期寿命表中采用的公式计算的：(2/3 x [80 – 死亡年龄]) 。

在确定这一证据标准是否满足时，本法院不应只考虑书面证据。没有什么要求只能在民事案件中使用书面证据。所有要求就是满足证据优势原则这一证据量。

在本案中，最高法院支持采用简化公式计算死者的收入损失赔偿金额。法院参考了阿贝拉纳的证词，认为罗多夫去世时每月收入为15,000比索，并用该证词估算了罗多夫的潜在收入。根据该公式，确定罗多夫的损失收入赔偿金额为1,919,700比索。此外，法院维持了50,000比索的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比索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100,000比索的律师费和50,000比索的诉讼费，这是为了确保被告的重大疏忽行为得到适当的惩罚，并为死者家属提供适当的赔偿。

常见问题解答

总之，薇薇安·B·托雷翁诉小杰内罗索·阿帕拉案澄清了因准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金诉讼中举证和计算收入损失损害赔偿金的复杂性。最高法院维持上诉法院的判决，将重大过失与替代责任结合在一起，不仅确保了适当的赔偿，还强调了员工监督和乘客安全的重要性。判决强调，即使缺乏书面文件，证人证词也可以证明死者的收入损失，这可能对今后损害赔偿的处理方式产生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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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简短标题，G.R No.，日期

本案确立了监护人在儿童意外伤害中的法律责任。最高法院裁定，当母亲疏忽大意，将幼童托付给行动受限且无法提供适当保护的装扮吉祥物时，应由母亲承担儿童因此受伤的责任。法院认为，母亲的疏忽是造成儿童受伤的直接原因，因此驳回了对麦当劳餐厅及其员工的索赔。这一判决强调了父母或监护人在照顾幼儿时的责任，以及如何根据具体情况认定过失责任。

疏忽的瞬间：吉祥物旁的意外摔倒与法律的审视

2000年9月，拉托尼奥夫妇带着他们八个月大的孩子埃德·克里斯蒂安参加了麦当劳餐厅举办的生日派对。派对期间，麦当劳推出了吉祥物“小鸟”和“鬼脸”进行表演。然而，在与吉祥物合影时，母亲玛丽·安将孩子放在椅子上后松开了手，导致孩子从椅子上摔落并头部着地。随后，拉托尼奥夫妇以疏忽为由，向麦当劳及其员工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本案的核心问题是，究竟谁应该为这起意外事故负责？是麦当劳的员工，还是母亲玛丽·安的疏忽？

案件的关键在于确定近因（Proximate cause），即导致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初审法院认为，麦当劳员工洛米保在明知公司规定禁止的情况下，仍然抱孩子，存在过失行为。然而，上诉法院推翻了初审判决，认为母亲玛丽·安的疏忽才是造成孩子摔倒的直接原因。最高法院最终支持了上诉法院的判决。法院强调，玛丽·安将年幼且无法独立站立的孩子交给穿着厚重且行动不便的吉祥物，本身就是一种疏忽行为。她的疏忽行为打破了正常的因果链条，直接导致了孩子摔倒受伤。

法院在判决中详细引用了玛丽·安在交叉询问中的证词，证实了她明知吉祥物穿着厚重的服装，视线和行动受限，却仍然将孩子托付给对方。《菲律宾民法典》第2176条规定：“任何人因其作为或不作为对他人造成损害，且存在过错或疏忽，均有义务赔偿造成的损害。” 但本案中，法院认为麦当劳及其员工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义务，因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此外，原告方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麦当劳员工存在过失行为。

此案也突显了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需要仔细权衡各方的责任和义务。以下列出本案中各方责任的观点：

损害赔偿需要建立在合法的侵权行为之上。如果没有合法的侵权行为，即使存在损害，也不能构成诉讼理由。许多意外事故和伤害都是由不违反法律义务的行为或不作为造成的，因此受害人只能自行承担后果，法律对此不提供救济。本案强调了疏忽（Negligence）是确立侵权责任的关键要素，而玛丽·安的疏忽行为直接导致了孩子的受伤。因此，法院最终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FAQs

本案的判决结果强调了父母或监护人在保护儿童安全方面所承担的重要责任。此案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时刻保持警惕，以避免因疏忽而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同时也为处理类似案件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参考依据，在衡量责任归属时需要综合考量各方行为和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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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Latonio v. MC George Food Industries, G.R. No. 206184, 2017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