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最高法院推翻了桑迪甘巴彦法院对 Cuyapo 市市长 Amado Corpuz Jr. 的定罪,该市长被控两项伪造公共文件罪。法院认为,检方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市长在结婚证书上的陈述(他亲自主持了婚姻)是虚假的,并且,对这些证书的质疑变相构成对婚姻有效性的质疑,应通过直接诉讼进行。此判决强调了在指控公职人员伪造公共文件时,检方需要提供确凿的证据。
市长签名下的真相:当结婚证上的署名成为争议焦点
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市长 Amado Corpuz Jr. 是否伪造了公共文件,即结婚证书。他被指控在他并没有亲自主持婚礼的情况下,在结婚证书上签字证明他主持了婚姻。争议的关键在于,是否能证明市长在结婚证书上的签名是虚假的,违反了公共信任,以及对婚姻有效性的质疑,是否应当通过直接诉讼进行。法律规定了对婚姻有效性的质疑方式,而本案涉及间接质疑,因此,这一程序性问题对案件结果至关重要。对上述关键问题的解答,直接关系到对市长是否有罪的认定。
针对此案,桑迪甘巴彦法院依据多位证人的证词以及照片等证据,认定是市政登记员 Thelmo O. Corpuz Sr. 主持了相关婚礼,而非市长本人。因此,法院裁定市长犯有伪造公共文件的罪行。但是,最高法院对此持有不同看法。最高法院强调,必须有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才能推翻公职人员履行公务的常规性和公共文书的真实性与适当执行的推定。关键在于,检方未能充分证明结婚证书上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检方证人的证词,只能证明新人在市政登记员面前进行了咨询或演练,无法否定市长后来亲自主持婚礼的可能性。
本案中,作为辩方证人的新郎们证实,市长主持了他们的婚礼,同时,检方未能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市长没有主持婚礼,亦或者缺席婚礼。基于疑罪从无的原则,被告有权获得开释。此外,最高法院还指出,对结婚证书的质疑实际上是对婚姻有效性的间接攻击,这应通过直接诉讼进行,而不是通过伪造公共文件的指控。最高法院强调,根据现行法律和判例,婚姻的有效性只能通过直接诉讼来质疑。直接诉讼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规避《家庭法》规定的婚姻实质性和程序性保障措施。如果宣布主持婚姻的人没有这样做的权力,将间接导致宣布这些婚姻无效。司法管辖区意图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在刑事诉讼中,州有义务证明被告的罪行,使其排除合理怀疑。因此,要求州必须证明:(1)犯罪行为人的正确身份,以及(2)在被告参与下实际发生了犯罪行为。这些事实必须通过州的证据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而不能从辩方的弱点中获得安慰。如果州未能承担起识别罪犯及其罪责的责任,那么被告提出的辩护可能就是软弱无力的。无罪推定原则要求起诉方证明有罪,而不是要求被告证明无罪。被告作为无罪推定的人,肩上没有任何举证责任。
法律同样规定“法院必须根据事实而不是仅凭推测、推定或怀疑来判断被告是否有罪”。如果构成犯罪的事实和情况能够做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解释,其中一种解释与被告的清白一致,另一种解释与他的罪行一致,那么考虑到宪法规定的无罪推定,该证据尚未达到道德确定性的检验标准,因此不足以支持定罪。换言之,起诉方所提出的间接证据,没有通过必要的道德确定性检验,因此不能支持对市长的定罪。指控并不等同于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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