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如果为了个人利益，精心策划欺诈计划，获取虚假判决并冒充为真实判决给相关方，必将受到惩罚。这种行为是对司法公正的嘲弄，也削弱了人民对司法及其程序的信心。本案强调，律师必须坚持最高的道德标准，任何欺骗或不诚实的行为都可能导致最严厉的处罚：取消律师资格。律师职业是一项特权，而非权利，律师有义务维护法律行业的正直，远离不当行为和构成渎职的行为。

律师伪造离婚判决：当信任被打破时

本案源于 Maria Felicisima Gonzaga (以下简称 Gonzaga) 与律师 Edgardo Abad (以下简称 Atty. Abad) 之间的纠纷。Gonzaga 因婚姻问题寻求 Atty. Abad 的帮助，Atty. Abad 建议她以心理无能为由提起婚姻无效诉讼。双方约定总费用为 80,000 比索，包括律师费、立案费、心理测试费和其他费用。Atty. Abad 向 Gonzaga 保证，由于他认识承办法官，因此无需开庭审理。然而，Atty. Abad 随后向 Gonzaga 提供了一份虚假的法院判决，声称其婚姻已被判决无效。Gonzaga 支付了部分款项，但后来发现该判决是伪造的，法官的签名也被伪造。Atty. Abad 的行为违反了律师的道德义务，损害了司法公正。

此案的核心在于律师的诚信和诚实义务。律师职业是一项特权，而非权利，律师有义务维护法律行业的正直。菲律宾律师职业责任准则明确规定，律师应始终维护宪法，遵守法律，促进对法律和法律程序的尊重。此外，律师不得从事非法、不诚实、不道德或欺骗性的行为。这些规定适用于律师与客户的交易，因为他们的关系具有高度的信托性质。律师应以最大的诚意和勤勉尽责的态度处理客户的事务。

律师职业责任准则：
第一条 – 律师应维护宪法，遵守国家法律，并促进对法律和法律程序的尊重。
第一条第一款 – 律师不得从事非法、不诚实、不道德或欺骗性的行为。
第七条 – 律师应始终维护法律行业的正直和尊严，并支持综合律师协会的活动。
第七条第三款 – 律师不得从事对其执业资格产生不利影响的行为，也不得在公共或私人生活中以不光彩的方式行事，损害法律行业的声誉。

在本案中，Atty. Abad 的行为明显违反了上述规定。他向 Gonzaga 谎称已向法院提起婚姻无效诉讼，并收取了相关费用。他还向 Gonzaga 提供了一份虚假的法院判决，使她相信自己的婚姻已被判决无效。这些行为不仅欺骗了 Gonzaga，也损害了司法公正。Atty. Abad 的辩解是，他不是伪造判决的作者，Gonzaga 不喜欢心理测试的结果，因此他没有提起诉讼。但法院认为，Atty. Abad 的辩解不足以推翻 Gonzaga 提供的证据。

根据律师纪律处分的规定，对律师的纪律处分程序并非审判，而只是对律师行为的调查。唯一的问题是他们是否适合继续从事律师职业。因此，调查结果对当事人可能选择提起的其他司法、准司法或行政诉讼没有实质性影响。律师纪律处分案件与针对律师提起的刑事诉讼和其他行政案件是分离且不同的。这些案件可以彼此独立进行。刑事案件的定罪，或存在可能的理由，或准司法机构的过错，并不一定意味着在律师纪律处分案件中存在责任。同样，驳回刑事案件、缺乏可能的理由或在其他准司法行为中的无罪，并不会自动免除律师的行政责任。证据的程度是不同的。在刑事案件中，必须有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在初步调查和其他准司法程序中，分别只需要有初步的过错证据和充分的证据。在针对律师的行政案件中，充分的证据是必要的，或者说，一个有理性的人可能会接受的足够证明一个结论的相关证据的数量。更重要的是，举证责任在于申诉人。律师的无罪推定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仍然存在。

此外，法院还强调，律师应始终维护良好的道德品格，这是加入律师协会的先决条件，也是继续从事律师职业的要求。任何律师的错误行为，无论是在公共还是私人活动中，只要表明其在道德品格、诚实、正直或良好品行方面存在缺陷，都足以保证对其处以停职或取消律师资格的处罚。由于 Atty. Abad 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说明他如何获得虚假判决，因此法院推定他是伪造判决的作者。这种推定是合理的，因为 Atty. Abad 从使用虚假判决中获益。

法院在决定对犯错律师施加何种处罚时，必须考虑到纪律处分程序的目的是通过要求行使这项重要职能的人员应是 competent、honor、able 和可靠的人，以便法院和客户可以信任他们，从而保护司法行政。虽然纪律处分的评估主要由法院的合理酌处权处理，但处罚既不应是任意的或专制的，也不应是出于个人恶意或偏见。相反，它应始终受到必须认真维护律师协会纯洁和独立的迫切需要控制。因此，只有在严重影响律师作为法院官员和律师协会成员的地位和品格的明确不当行为案件中，才会判处最严厉的取消律师资格的处罚。法院将毫不犹豫地将一名犯错的律师从受人尊敬的律师兄弟会中除名，只要证据要求这样做。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取消了模拟法院文件并被判犯有虚假陈述和欺骗客户和法院罪名的律师。

本案的判决对律师行业具有重要意义。它强调了律师的诚信义务，并明确指出，任何欺骗或不诚实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的处罚。此外，该判决也提醒公众，律师职业是一项特权，而非权利，律师有义务维护法律行业的正直，维护司法公正。

FAQs

此案体现了律师在维护司法系统诚信方面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律师必须坚守最高的道德标准，确保客户的信任和公众对法律职业的尊重。任何违反这些原则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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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冈萨加诉阿巴德，G.R No. 68252，2022 年 3 月 15 日

最高法院裁定，法官伪造判决构成严重不当行为和严重违反法律，可导致免职并没收退休福利。此案强调了司法诚信和遵守既定程序的关键性，确保法官的行为符合最高的道德和法律标准。

真理的扭曲：一位法官对法律的拙劣解读如何导致其垮台

此案源于对地区审判法院法官埃德温·G·拉里达（Edwin G. Larida）的行为的质疑，他被指控在未提交案件供裁决的情况下发布了一项虚假的判决。法院的调查发现，拉里达法官发布了一项判决，而没有正式提交以供裁决，并多次安排听证会后，案件应已作出裁决。这些不当行为，加上可疑的文书不一致，促使最高法院采取行动。

本案的核心在于拉里达法官发布的2008年3月14日的判决的有效性问题。尽管拉里达法官声称这份判决是真实合法的，并指责他的工作人员（包括法庭书记员斯坦利·卡尔马律师）篡改了法庭记录，但证据表明该判决发布不当。关键是，在作出这份有争议的判决后，拉里达法官发布了几个命令，安排案件的进一步听证会，这意味着他自己认为此案尚未最终解决。

最高法院的分析集中于几个关键事实。首先，没有证据表明案件已被提交以供裁决，这是任何有效判决的先决条件。其次，拉里达法官在所谓的判决发布后继续安排听证会，这与声称已经作出的裁决相矛盾。此外，2008年3月14日的判决本身也包含文书不一致，例如缺少抬头和页码，这进一步削弱了其真实性。

考虑到以上情况，最高法院裁定拉里达法官犯有严重不当行为和严重无视法律。严重不当行为的定义为：“违反某些既定的和明确的行动规则，特别是公职人员的非法行为或重大过失；如果该不当行为涉及任何腐败因素，如故意违反法律或无视既定规则，则该不当行为是严重的，必须以实质性证据确定。”至于严重无视法律，“是指无视基本规则和已确立的判例。”

“法官应以有秩序的方式执行其职责，以维护司法制度的诚信和效率。”

法院特别注意到拉里达法官在2014年3月11日的一起案件中已被定犯有较轻的罪名，并受到了严厉警告。考虑到这一历史，法院认为需要处以更严厉的惩罚。因此，最高法院撤销了拉里达法官的职务，没收了他的退休福利（已产生的休假工资除外），并规定他不得再受雇于政府的任何部门或机构。

此外，针对拉里达法官对其前工作人员提出的指控，法院发现缺乏确凿的证据。没有证据表明卡尔马律师、黛安娜·鲁伊斯、利盖亚·R·巴蒂诺和阿尼塔·R·戈博伊参与从法院记录中移除或伪造文件。因此，对他们的指控被驳回。

简而言之，该裁决强调了法官诚信的重要性，遵守程序规则和准确维护法庭记录。通过免除拉里达法官的职务，最高法院发出了一项明确的信息，即司法不当行为将不容忍，并为其他司法官员维护最高的专业和道德标准树立了先例。

常见问题解答

最高法院对法官埃德温·G·拉里达的判决发出了严厉的信息：伪造判决是违背所有司法道德规范的行为，并将受到法律的最大程度的惩罚。该裁决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律师还是法官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只有通过严格遵守规则和保持最高的诚信标准，司法制度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并有效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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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案件简称, G.R No., 日期

最高法院在本案中维持了桑迪甘巴彦对一名担任市政厅长伪造公共文件的公职人员的定罪判决。该裁决强调，任何公职人员利用其职位便利篡改公共文件，即使没有直接伪造签名，也构成犯罪。该案例强调了对公共基金使用进行诚实和透明管理的重要性，为所有负责公共资产的政府雇员树立了先例。

当权力遇到篡改：市长签名背后的真相

塞萨尔·帕·阿尔佩斯诉菲律宾人民案涉及一起利用公共项目伪造公共文件的案件。该案的核心在于确定，作为市长，阿尔佩斯是否对某些文件进行了篡改，目的是不当转移公共基金。具体来说，信息指控阿尔佩斯先生在他担任奎松省乌尼桑市市长期间，伪造了 39 份付款凭证。这些凭证虚假地表明指定人员收到了财政援助，而事实上，这些人收到的却是未公开招标采购的手扶拖拉机和发动机。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身为市长的阿尔佩斯是否在准备或以其他方式干预有争议的文件，从而使其有罪。

诉讼程序从桑迪甘巴彦对阿尔佩斯的伪造罪名提起刑事诉讼开始。法院认为，身为市长，阿尔佩斯通过“反向程序”滥用职权参与了文件准备工作，他在相关官员签字前预先签字和批准了资金发放。证人证实了这些不当行为，并明确表明他参与了资金的挪用。尽管有一些证人翻供，但桑迪甘巴彦驳回了他们之前的证词，认为翻供是事后诸葛亮，因此不可信。间接证据在该定罪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仔细审查情况，法院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阿尔佩斯确实犯有伪造罪。

法院强调，构成间接证据定罪必须满足三个要求：必须存在不止一种情况；推断事实的依据已得到证实；所有情况的结合足以排除合理怀疑。在该案中，桑迪甘巴彦认为这些要求均已得到满足。此外，有关情况与被告是犯罪行为人的假设相一致。首先，被告阿尔佩斯在相关时间是一家公共机构的官员，具体是乌尼桑市市长。其次，身为市长，阿尔佩斯利用了其官方职务的优势，从而能够影响当地的财政部长和会计师，让他们向他选择的受益人发放支票。这发生在招标和颁奖委员会成员提出异议之后，更不用说这些凭证已经违反了既定程序的事实。第三，控方证人维吉尼亚·布哈特、罗密欧·德洛斯桑托斯、塞缪尔·帕迪利亚、索夫罗尼奥·马特里亚诺、格尔南·戈列纳和吉列尔莫·内波穆塞诺否认签署了这些文件，并接收了手扶拖拉机或发动机。总之，他们实际上没有参加该项目。

该裁决详细阐述了以下原则：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表明阿尔佩斯“实际”伪造了证人受益人的签名，但这并不能免除他的罪责。最高法院之前曾裁定，在伪造案件中，控方并不总是能够获得此类直接证据来驳斥暗中捏造的行为，这一点并不奇怪。法院不得不依赖间接证据，间接证据由一些事实组成，如果将这些事实交织在一起，就会形成一张足以排除怀疑的网络。该案充分证明了间接证据在证明犯罪及其犯罪者身份方面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像伪造这种通常是秘密犯下的犯罪中。

此外，法院并没有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本案记录已确定被告参与了相关交易的文件轨迹。事实证明，从准备支付凭证到受益人收到设备和机器，所有交易都只发生在一天内，而且就在阿尔佩斯担任市长任期的最后一天。更糟糕的是，阿尔佩斯让人觉得这笔资金的分配是直接的财政援助，而事实上，受益人收到的要么是手扶拖拉机，要么是发动机，这明显违反了 EO 176 号行政令。

法院重申，翻供应持怀疑和保留态度来看待。翻供不可靠，不值得关注。因为从证人那里很容易获得翻供宣誓书，通常是通过胁迫或为了金钱方面的考虑。翻供的证词非常不可靠，因为它总是存在稍后被驳斥的可能性。总之，也没有什么比当地政府负责人和受益人的直接证词更能证明犯罪事实的了，市长分配给所谓的渔民/农民/受益人的金额并未按照第 176 号行政令的要求分配给有需要的 中小型企业。

考虑到减轻情节——自首，根据不确定刑法判处的刑罚幅度是，最低刑是“缓刑”（一种简易刑），最高刑是“监禁刑”的最低刑期。因此，桑迪甘巴彦判处的刑罚——判处六 (6) 个月零一 (1) 天的“缓刑”，为最低刑，六年零一 (1) 天的“监禁刑”，为最高刑——符合法律规定。有鉴于此，无需讨论诉状中提出的其他问题。由于间接证据链清楚地指出了市长的罪行，最高法院确认了桑迪甘巴彦的裁决，证实阿尔佩斯犯有伪造罪，确保公职人员依法管理公共资源。

常见问题

最终，阿尔佩斯先生案是对那些可能考虑挪用公共资金或篡改官方记录的公职人员的一个警告。最高法院确认的判决书对滥用职权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从而树立了道德规范，并支持了为公众利益服务的问责制。政府雇员应始终谨记其所承担的责任，本案证明了诚信是任何人在公共职务中应拥有的最宝贵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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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简短标题、G.R No.、日期

本案判决确认，虽然既判力原则可能不适用于禁止刑事诉讼，但民事案件中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做出的关于签名真实性的具有约束力的事实认定，可以阻止对未决刑事案件的继续起诉。实质上，在民事诉讼中已确凿证明无罪的人，不能再在刑事法庭上因同一行为被起诉。这为个人提供了重要的保护，确保以前的判决得到遵守，避免在不同的法院系统中进行重复的诉讼，并且确保了一项事实的关键发现不能被重新提出质疑。

当民事裁决的真相与刑事指控的疑虑相遇时会发生什么？

本案涉及对多块土地出售的争议，这些土地由 Aurora Granda 在世时拥有。在她去世后，她的孙子指控这些销售是通过伪造她和她丈夫 Rafael Granda 的签名来进行的。因此，对 Camilo Camenforte 和 Robert Lastrilla 提起了刑事伪造指控。同时，其他继承人提起了民事诉讼，质疑销售的有效性。值得注意的是，民事法庭最终裁定这些签名是真实的，驳回了伪造指控。现在的问题变成了：先前的民事裁决是否对刑事诉讼中相同的伪造指控具有约束力？

法院审理了既判力原则和先决问题原则，以确定最终的民事裁决是否禁止继续进行刑事诉讼。既判力原则，即“已裁决事项”，禁止当事人就同一问题进行多次诉讼。它只有在之前的判决是终局的，由有管辖权的法院做出，是案情判决，并且在两起诉讼的当事人、诉讼标的和诉讼理由相同的情况下适用。

在本案中，法院认为既判力不适用，因为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当事人。特别是，人民（通过检察机关）并非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然而，法院继续调查了先决问题原则。如果对一个案件的裁决必须先于另一个案件的裁决，并且由不同的法庭管辖，则先决问题就会出现。法院明确指出，尽管原则上在两个民事案件之间不存在先决问题，但如果后一个案件中当事人的权利不能在不对第一个案件提出的问题进行全面裁决的情况下确定，法院可以暂缓其中一个案件的诉讼。

关键的是，法院承认了之前民事法庭做出的关于签名真实性的事实认定。由于民事法院已裁定这些签名是真实的，因此刑事诉讼无法再声称这些签名是伪造的。因此，法院裁定民事案件中的事实认定在性质上对刑事案件具有先决性，即使刑事案件首先提起。继续进行刑事诉讼将否定先前的裁决，导致司法系统中的不一致。法院进一步解释说，即使被告还被指控有其他行为（例如虚假陈述和伪造日期），民事法庭的签名真实性调查也必然会影响这些指控。

最后，法院强调说，必须通过清晰而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公文中的伪造指控，这是民事诉讼中原告未能做到的。允许刑事起诉试图证明先前的指控，这些指控在具有较低证明标准民事案件中已经失效，那将是浪费资源和迂回的。因此，法院维持了上诉法院的裁决，根据先决问题的存在，确认了驳回对 Robert Lastrilla 的刑事案件（刑事案件编号：2008-03-109 至 111）和对 Camilo Camenforte 的刑事案件（刑事案件编号：2001-07-482 至 484）的决定。

FA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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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This analysis is provided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only and does not constitute legal advice. For specific legal guidance tailored to your situation, please consult with a qualified attorney.
Source: People v. Camenforte, G.R. No. 220916, June 14, 2021

本案涉及伪造的最高法院判决书，凸显了司法系统的诚信问题。最高法院对一名涉嫌受贿的法院雇员处以解雇处罚，并责令对其提起刑事和行政诉讼。此判决强调了公共官员维护道德标准的必要性，并重申法院对腐败行为零容忍的立场。

法庭的诚信：最高法院如何处理伪造判决的威胁？

本案源于对一份伪造最高法院判决书的调查，该判决书声称由第三庭发布，案件编号为 G.R. No. 211483，案件名为《曼努埃尔·坦比奥诉阿尔贝托·伦巴颜等人》。律师 Vincent Paul L. Montejo 曾向法院书记官办公室（OCC）第三庭寻求该判决书的真伪证明。然而，记录部门告知 Montejo 律师，第三庭并未发布该判决书，因为该案件早在 2014 年就已被第一庭的一份简短决议驳回。

经过调查，发现该判决书存在多处疑点，包括：该判决书并非由 OCC 第三庭发布；没有附带经书记官办公室正式认证的判决通知书；使用的纸张尺寸不正确；以及法官和书记官办公室的签名像是复印粘贴上去的。此外，装载该判决书的信封也存在邮资问题。之后，地方审判法院也收到了一份类似的伪造判决书，这也引起了法院的警觉。

国家调查局（NBI）随后介入调查，确认该判决书为伪造，并查明了相关人员。调查显示，一名名叫 Lorna G. Abadies 的法院雇员涉嫌与此案有关。Abadies 承认从案件当事人 Emiliano Tambio 那里收受钱财，以换取案件进展情况。Tambio 还透露，Esther Andres 也曾向他承诺可以帮助他处理案件，并收取了他的钱财。但最终，Tambio 对 Andres 和 Leah Balatacan 提起了诈骗诉讼。

NBI 的调查结果表明，Esther Andres 可能是伪造判决书的主要责任人。她曾在与 Tambio 和 Abadies 的会面中展示过该伪造判决书。虽然没有证据表明 Abadies 参与了伪造判决书的过程，但她因收受 Tambio 的钱财而涉嫌间接受贿。根据菲律宾修订刑法第 211 条，间接受贿是指公共官员因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赠与的行为。

此外，Abadies 还违反了共和国法案第 6713 号或《公共官员和雇员行为和道德标准守则》第 7(d) 条。该条规定，公共官员不得直接或间接地索取或接受任何礼物、酬金、恩惠、娱乐、贷款或任何有金钱价值的东西，如果该行为发生在履行公务期间，或与受其办公室职能影响的任何运营或交易有关。行为道德规范对于维护公共部门的诚信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司法部门中，诚信是至高无上的。

最高法院强调，法院的形象反映在其工作人员的行为中。所有法院工作人员都必须在职业和个人行为中遵守最高的诚实、正直、道德和正派标准。Abadies 的行为损害了法院的声誉，并削弱了公众对法院有效行使行政监督权的信心。因此，法院决定解雇 Abadies，并责令对其提起间接受贿和违反道德行为准则的诉讼。

此案中，虽然 Emiliano Tambio 似乎是伪造判决书的受益人，但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是伪造判决书的主谋。他在此次调查中表现出了诚意，并积极配合 NBI 的调查工作。因此，法院不对 Tambio 追究责任。

《菲律宾修订刑法》第211条：间接贿赂。对于任何因职务之便收受礼物的公职人员，处以中度及最高刑期的轻微监禁，并处以公众谴责的处罚。

在类似案件中，最高法院一直强调维护司法诚信的重要性。任何破坏司法公正的行为都必须受到严惩。本案再次表明，最高法院对腐败行为零容忍，并将坚决维护司法系统的廉洁和公正。

因此，最高法院解雇了司法记录办公室的 Lorna G. Abadies，并责令对其提起刑事和行政诉讼，充分体现了法院维护司法公正的决心。这一判决不仅对 Abadies 个人产生了影响，也向所有法院工作人员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任何违反道德标准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常见问题解答

此案对于确保菲律宾司法系统的廉洁和维护公众信任具有重要意义。法院的果断行动，以及对违规行为的严格惩罚，有助于维护司法系统的公信力，并震慑潜在的腐败行为。未来的类似案件中，我们期待菲律宾司法部门继续坚持这些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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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RE: INVESTIGATION RELATIVE TO THE FAKE DECISION IN G.R. NO. 211483 (MANUEL TAMBIO v. ALBERTO LUMBAYAN, ET AL.), A.M. No. 19-03-16-SC, August 14, 2019

最高法院裁定，如果土地登记是通过虚假合同进行的，则收回诉讼在性质上是不受时效限制的。重要的是，声称伪造文件的人有责任通过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此判决强调了菲律宾土地交易中尽职调查和保护所有权的重要性。

菲律宾土地之争：当签名真伪决定所有权归属

本案源于 Asuncion Malig-Coronel 夫妇针对 Corazon Solis-Quesada 提起的诉讼，旨在撤销地契、注销所有权证书 (TCT)、恢复占有、返还财产以及赔偿损失。Coronel 夫妇声称，他们是位于塔拉克市 San Vicente 的一块土地的所有人，该土地最初由 TCT No. 156304 覆盖。他们允许 Asuncion 的姑姑 Catalina Hernando 在土地上建造房屋，并委托她保管土地所有权证和其他相关文件。后来，Hernando 的孙女 Mina M. Delos Reyes 在 Coronel 夫妇不知情的情况下，据称获得了 TCT No. 156304 并抵押了该土地。之后，涉及一份据称的捐赠契约和绝对销售契约导致 Quesada 最终获得了 TCT No. 335024。Coronel 夫妇否认执行过捐赠契约，并声称销售契约也是伪造的。而 Quesada 则主张自己是该土地的所有人，并且是善意且支付了合理对价的购买者。

初审法院批准了 Quesada 提出的驳回动议，理由是诉讼时效已过，且 Coronel 夫妇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支持其主张。上诉法院维持了初审法院的判决。最高法院需要审查本案，以确定 Coronel 夫妇是否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来支持返还财产的诉讼。

根据菲律宾法律，返还财产诉讼是一项法律和衡平救济，旨在将错误或不正当地登记在他人名下的土地返还给真正的所有者。这种诉讼旨在表明，获得财产登记的人并非真正的所有者。菲律宾总统令第 1529 号法令（《财产登记法》）第 53 条第 3 款规定，在所有通过欺诈获得的登记案件中，所有者可以对欺诈方采取所有法律和衡平救济措施。此外，《民法典》第 1456 条规定，如果财产是通过错误或欺诈获得的，则获得该财产的人应被视为为了财产来源者利益的默示信托受托人。欺诈性登记的房地产返还诉讼的时效期间为自签发所有权证书之日起十年。

然而，如果寻求基于默示或推定信托的返还财产的一方实际、持续且和平地占有相关财产，则时效不会开始计算，因为该诉讼的性质将是所有权确认诉讼，这种诉讼不受时效限制。此外，基于无效合同（例如，据称的卖方未同意）的返还诉讼不受时效限制。因此，返还诉讼是否受时效限制取决于诉讼的性质，即诉讼是基于存在默示或推定信托的主张，还是基于存在无效或不存在合同的主张。

在本案中，最高法院认为返还财产诉讼不是基于默示或推定信托。Coronel 夫妇声称，1995 年 5 月 24 日的捐赠契约（成为以 Delos Reyes 名义转移所有权的基础）是伪造的，因为他们的签名是伪造的。此外，2000 年 6 月 16 日的绝对销售契约（后来以 Quesada 的名义转移了所有权）也是伪造的，因为 Rodrigo 当时在夏威夷。这些指控使返还财产诉讼基于无效或不存在的合同。因此，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捐赠契约和绝对销售契约上的签名是否确实是伪造的，从而导致这些文件无效。

高等法院认为，关于被质疑契约中签名是否为伪造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事实问题。仅仅否认不足以支持伪造的主张。举证责任在于声称伪造的人，必须通过明确、积极和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重要的是，仔细检查质疑签名，以确定任何差异和相似之处。 Coronel 夫妇需要进行签名检查，以便进行比较分析。他们提供的证词和文件证据不足以表明笔迹的真实性，因为《证据规则》第 132 条第 22 条有所规定。

在本案中，关于质疑的签名，法院注意到 Coronel 夫妇提供签名的时间相差近二十年，而笔迹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由于未提供证明捐赠契约或绝对销售契约上的签名不是他们的签名，而且未根据尽可能接近时间点的签名样本对被质疑的签名进行准确检查，因此无法接受伪造的主张。最后，最高法院裁定 Quesada 有资格成为善意购买者。由于 Coronel 夫妇未能充分证明其指控，法院驳回了该请愿。

常见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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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ASUNCION MALIG-CORONEL 诉 CORAZON SOLIS-QUESADA，G.R. No. 237465, 2019 年 10 月 7 日

最高法院的判决撤销了上诉法院的判决，该判决最初驳回了 Tranquilino Agbayani 的申诉，并恢复了地区法院的判决，该判决宣布以 Lupa Realty Holding Corporation 名义持有的产权证书无效。该案的核心问题在于土地销售中所谓的伪造行为，最高法院的裁决强调，基于伪造文件进行的不当登记无效，最初的土地所有者仍然有权拥有财产。这一判决突出了土地交易中文件真实性和尽职调查的重要性，确保所有者不会因为欺诈活动而失去其合法权利。

土地纠纷的背后：签名伪造如何影响产权归属？

本案涉及一块位于卡加延省圣安娜的土地，最初注册在 Tranquilino Agbayani 名下。1999 年，Tranquilino 声称 Lupa Realty Holding Corporation 通过一份他否认签署的伪造的销售契约获得了该土地的产权，并提起诉讼。Lupa Realty 则辩称，他们是通过一系列合法的销售从 Moriel Urdas 手中购买了这块土地，而 Moriel Urdas 是从 Tranquilino 的兄弟 Nonito Agbayani 手中购买的。这一连串的销售行为的核心是两份存在争议的销售契约：一份是 Tranquilino 声称自己并未签署的 1992 年与兄弟 Nonito 签订的契约，以及一份据称由 Tranquilino 签署的 1997 年与 Lupa Realty 签订的契约。

地区法院最初支持 Tranquilino，宣布 Lupa Realty 的产权证书无效。然而，上诉法院推翻了这一判决，认为 Tranquilino 未能证明其在 1992 年销售契约上的签名是伪造的。最高法院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产权证书是否可以被间接攻击，Lupa Realty 是否构成善意购买者，以及是否存在足够的证据证明相关销售契约的伪造。为了维护土地所有权登记制度的完整性，该法院的任务是梳理复杂的证据，以确定哪一方有正当的理由拥有争议土地的所有权。

最高法院将案件重点放在 1997 年的销售契约上，并发现该契约确实存在欺诈行为。法院指出，该契约与 Lupa Realty 和 Moriel 之间的另一份销售契约具有相同的公证细节，这表明其中一份文件一定是伪造的。更重要的是，法院发现 1997 年的销售契约错误地引用了地籍信息，并认为 Lupa Realty 本应注意到该差异。由于 Lupa Realty 的营业范围包括房地产，法院认定其行为并非善意，因为它没有履行进行充分尽职调查的义务。关于 **1992 年销售契约的有效性**，也就是 Tranquilino 与他的兄弟 Nonito 之间的销售，最高法院认为，在地区法院的审判前程序中，Nonito 的律师承认 Tranquilino 和 Nonito 之间不存在这样的销售，这构成了司法承认，不需要进一步的证明。

进一步巩固这一点的还有 Nonito 本人所作的陈述，即 Tranquilino 在交易时不在美国。由于确认 **1992 年的销售契约无效**，后续的销售链条也被玷污了。最高法院强调，Tranquilino 向地区法院提起的申诉是一种直接攻击，而不是间接攻击，因为它明确旨在宣告 Lupa Realty 的所有权无效并取消该产权证书。因此，地区法院最初的判决得以恢复，只是略作修改，这意味着 Tranquilino 保留了对该土地的所有权，而 Lupa Realty 根据一份已经宣告伪造的销售契约不能再声称其对该土地有任何权利。

《民法典》第 1409(2) 条规定，“绝对模拟或虚构的”合同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且无效。第 1346 条还规定，“绝对模拟或虚构的合同无效。”

这一判决突出了进行彻底尽职调查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涉及房地产交易时。**对所有权进行认证**是购买者确保他们正在进行有效的合法交易的关键步骤。由于最高法院发现 **Lupa Realty 未能进行适当的尽职调查**，该公司不能以善意购买者的身份寻求保护。此案提醒人们，购买者不能仅仅依赖产权证书。他们必须积极验证基础文件，以确保交易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未能做到这一点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比如失去对原本可能安全可信的房地产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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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TRANQUILINO AGBAYANI v. LUPA REALTY HOLDING CORPORATION, G.R. No. 201193, June 10, 2019

最高法院裁定，要认定公证员伪造公证遗嘱，控方必须证明他或她伪造或伪造了遗嘱人或见证人的签名，以使其看起来他们参与了文件的签署，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参与。换句话说，仅仅因为公证员未能删除遗嘱认证中未实际参与签署过程的人员姓名，并不足以构成伪造公共文件罪。此项裁决澄清了公证员在遗嘱认证中的责任范围，确保他们仅对其亲自参与的虚假陈述负责。

公证遗嘱的真实性：遗嘱见证人的签名是否等同于参与遗嘱的制定？

本案源于 Atty. Bernardo T. Constantino 被指控伪造公共文件。指控称，Constantino 作为老挝市的公证员，与 Teresita C. Saliganan 共谋，在 Severino C. Cabrales 的遗嘱中虚假陈述 Severino 参与了遗嘱的签署。事实上，Severino 并未参与。此外，遗嘱中表明遗嘱人 Severino Cabrales 和见证人 Dr. Eliezer Asuncion、Mary Balintona 和 Dr. Justino Balintona 在 Constantino 面公证了遗嘱，但实际上他们并未出现进行公证。此案的关键问题在于，Constantino 未能从联合声明中删除 Dr. Asuncion 的名字，是否构成了《修订刑法典》第 171(2) 条规定的伪造公共文件罪。

法院指出，根据《证据规则》第 132 条第 19 款，公证文件具有推定合法性，但遗嘱除外。这意味着遗嘱的真实性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无论是否经过公证。最高法院承认，刑事案件的申诉与民事案件不同，在刑事案件中，法院有义务纠正判决中发现的错误，无论这些错误是否被列为错误。然而，在本案中，事实调查结果并没有争议。Severino 于 2001 年 9 月 9 日签署了一份遗嘱，并由 Constantino 进行了公证。联合声明表明 Balintona 夫妇、Cu 和 Dr. Asuncion 都在场作为见证人，并亲自在 Constantino 面前出现。这让人觉得 Dr. Asuncion 在 Constantino 在场的情况下签署了文件，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然而，控方的理论是，公共文件的虚假陈述是因为 Constantino 未能删除 Dr. Asuncion 在联合声明中的姓名。Constantino 的主要辩护是，他命令遗嘱人 Severino 不要删除 Dr. Asuncion 的姓名。法院面临的法律问题是，Constantino 作为一名公证员，是否因为未能在公证时删除 Dr. Asuncion 在联合声明中的姓名，而伪造了公共文件。最高法院指出，要构成伪造公共文件罪，关键在于文件必须是伪造的，旨在使其看起来真实有效，从而误导他人。本案中的关键问题在于，Constantino 是否明知故犯地让 Dr. Asuncion 的名字出现在公证文件中，从而误导他人。

为了证明某人犯有伪造公共文件罪，控方必须证明被告是公职人员、雇员或公证员，利用其职位，伪造文件，使其看起来有人参与了某项行为或程序，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参与。本案中，虽然 Constantino 是公证员的事实没有争议，但法院认为，控方未能充分证明 Constantino 有意伪造文件。虽然 Dr. Asuncion 的名字出现在遗嘱认证中，但他是在 Constantino 公证后才签名的。因此，最高法院认为，要构成第 171 条第 2 款下的伪造公共文件罪，必须证明被告故意篡改了签名，从而歪曲了事实，并破坏了公众对公证文件的信任。

在本案中，由于 Dr. Asuncion 未能在文件公证前签署联合声明，因此他不能被认为是已经证明并签署了文件的有效性。因此，当 Constantino 证明证明和签署文件的人都在他面前时，不可能存在虚假陈述。不是 Constantino 让 Dr. Asuncion 参与了联合声明的签署，而是 Ferrer 和 Dr. Asuncion 本人。因此，Constantino 必须被宣告无罪。然而，法院强调，虽然 Constantino 的行为可能不足以让他承担刑事责任，但他仍然可能承担行政处罚。

总之，此案澄清了公证员在公证遗嘱中的责任范围。要认定公证员犯有伪造公共文件罪，必须证明他们故意伪造或伪造了遗嘱人的签名，而仅仅未能删除姓名不足以构成犯罪。法院的裁决维护了公证程序的完整性，同时确保公证员不会因无意的疏忽而受到不公正的惩罚。Constantino 未能删除 Dr. Asuncion 的名字，让 Dr. Asuncion 仍然可以签署文件，尽管他没有参与文件的有效签署。根据 2004 年《公证实务规则》第 XI 条第 l(b)(9) 款，参照第 IV 条第 5 款，这是不允许公证员公证不完整文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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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Atty. Bernardo T. Constantino v. 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G.R. No. 225696, April 08,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