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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RA 3019

  • 菲律宾渎职罪：申诉专员的自由裁量权及其滥用

    申诉专员在决定是否提起刑事诉讼时享有自由裁量权，但滥用职权可受到审查

    G.R. NO. 133077, September 08, 2006

    引言

    在菲律宾，公职人员渎职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直接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申诉专员办公室负责调查和起诉此类案件。然而，申诉专员的权力并非没有限制。Angeles v. Desierto 案强调了申诉专员在决定是否提起刑事诉讼时享有的自由裁量权范围，以及法院何时可以介入以纠正滥用职权行为。

    法律背景

    本案涉及对菲律宾申诉专员办公室（OMB）的决议提出质疑，该决议驳回了针对社会福利和发展部（DSWD）官员以及司法部（DOJ）检察官的申诉。申诉人 Adoracion G. Angeles 指控他们违反了《修订刑法》第 171(5) 条，以及《反贪污和腐败行为法》（RA 3019）第 3(f) 条，并与 RA 7610 相关。

    《反贪污和腐败行为法》（RA 3019）第 3(f) 条规定：

    f) 在适当的要求或请求后，无充分理由，未在合理时间内对提交给他的任何事项采取行动，目的是直接或间接地从对该事项感兴趣的任何人那里获得某些金钱或物质利益或优势，或为了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或给予任何其他相关方不应有的优势或歧视。

    RA 7610 是《儿童特别保护法》，旨在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剥削和歧视。该法案规定了针对虐待儿童行为的处罚。

    案件剖析

    该案源于 Angeles 的家佣 Proclyn Pacay 和 Nancy Gaspar 对 Angeles 提起的虐待指控。Angeles 对 DSWD 部长 Lina B. Laigo 以及处理此案的 DOJ 检察官提出申诉，声称他们有偏见并滥用职权。

    以下是案件的流程：

    1. 初始投诉：家佣对 Angeles 提起虐待指控。
    2. Angeles 的反诉：Angeles 向申诉专员办公室提出申诉，指控 DSWD 部长和 DOJ 检察官滥用职权。
    3. 申诉专员办公室的决议：申诉专员办公室驳回了 Angeles 的申诉，认为证据不足。
    4. Angeles 的复议请求：Angeles 提出了复议请求，但被驳回。
    5. 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Angeles 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质疑申诉专员办公室的决议。

    Angeles 声称，DSWD 部长 Laigo 不适当地干预了虐待案件，并敦促 DOJ 立即提起刑事诉讼。她进一步声称，检察官与 Laigo 串通，为了保护 DSWD 的形象而起诉她，因为 DSWD 据称违背了投诉人的意愿而拘留了投诉人。

    最高法院指出，申诉专员在决定是否提起刑事诉讼时享有自由裁量权。法院进一步指出，除非有充分的理由表明存在滥用职权行为，否则法院不应干预申诉专员的权力。

    法院引用了 Espinosa v. Office of the Ombudsman 案，该案指出：

    对公职人员犯罪行为的起诉权属于申诉专员办公室。为了使该办公室免受外部压力和不正当影响，宪法以及 RA 6770 赋予了它广泛的调查和起诉权力，实际上不受立法、行政或司法干预。本法院一贯避免干预其权力的行使，并尊重申诉专员固有的主动性和独立性，申诉专员不隶属于任何人，充当人民的捍卫者和公共服务廉洁的维护者。

    法院认为，Angeles 未能证明申诉专员办公室存在滥用职权行为。法院驳回了她的诉讼。

    实际意义

    Angeles v. Desierto 案强调了菲律宾申诉专员办公室在调查和起诉公职人员渎职行为中的作用。该案还阐明了法院在审查申诉专员办公室的决议时可以干预的范围。虽然申诉专员在决定是否提起刑事诉讼时享有自由裁量权，但法院可以介入以纠正滥用职权行为。

    对于企业、财产所有者和个人而言，本案强调了以下几点：

    • 了解申诉专员办公室的权力及其在调查和起诉渎职行为中的作用。
    • 收集充分的证据来支持针对公职人员的申诉。
    • 如果申诉专员办公室滥用职权，寻求法律顾问以质疑其决议。

    重要经验

    • 申诉专员在决定是否提起刑事诉讼时享有自由裁量权。
    • 法院可以介入以纠正申诉专员办公室的滥用职权行为。
    • 必须收集充分的证据来支持针对公职人员的申诉。

    常见问题解答

    1. 什么是菲律宾申诉专员办公室？

    菲律宾申诉专员办公室是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负责调查和起诉公职人员的腐败、渎职和其他不当行为。

    2. 申诉专员办公室的权力是什么？

    申诉专员办公室拥有广泛的调查和起诉权力，包括传唤证人、获取文件和提起刑事诉讼的权力。

    3. 法院何时可以干预申诉专员办公室的决议？

    法院可以在申诉专员办公室滥用职权或超越其管辖范围时干预其决议。

    4. 如果我想对公职人员提出申诉，我应该怎么做？

    您应该向申诉专员办公室提交一份经过公证的宣誓书，详细说明您指控的渎职行为，并提供支持证据。

    5. 申诉专员办公室提起刑事诉讼需要多长时间？

    提起刑事诉讼所需的时间因案件而异，具体取决于案件的复杂程度和证据的可用性。

    6. 如果申诉专员办公室驳回我的申诉，我可以做什么？

    您可以向申诉专员办公室提出复议请求。如果复议请求被驳回，您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7. 什么是滥用职权？

    滥用职权是指公职人员以腐败、非法或不道德的方式使用其权力或职权。

    8. RA 3019 的处罚是什么？

    RA 3019 的处罚包括监禁、罚款和取消担任公职的资格。

    9. 什么是 RA 7610？

    RA 7610 是《儿童特别保护法》，旨在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剥削和歧视。

    10. 如果我怀疑有人虐待儿童，我应该怎么做？

    您应该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例如 DSWD 或警方。

    ASG Law 在菲律宾法律的复杂性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尤其是涉及公职人员行为的问题。如果您需要对您的法律选择进行专家指导或咨询，请随时通过 nihao@asglawpartners.com 与我们联系，或访问我们的 联系方式页面。我们随时为您提供帮助！

  • 公务员渎职：伪造官方文件与停职的法律后果

    公务员伪造官方文件：了解停职处罚的法律界限

    G.R. NO. 146217, April 07, 2006

    想象一下，一位市长被指控通过伪造文件挪用公款。这不仅仅是一则新闻，它还触及了菲律宾法律中关于公务员行为、公共资金管理以及问责制的核心问题。本案深入探讨了在指控公务员犯有与欺诈相关的罪行时，停职处罚的适用范围和法律依据。了解这些规则对于所有公务员，特别是那些负责管理公共资金的人至关重要。

    法律背景：公务员渎职的法律框架

    菲律宾的反贪污腐败法（RA 3019）旨在维护公共服务的廉洁性。该法第13条明确规定了对被控犯有特定罪行的公务员的停职规定。该条款不仅涵盖了违反RA 3019本身的罪行，还包括《菲律宾刑法典》第七章规定的罪行，以及任何涉及欺诈政府或公共资金或财产的罪行。关键在于，停职是一种预防措施，旨在防止被告利用其职位进一步损害公共利益。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规定，让我们看看相关的法律条文：

    “停职和丧失福利。 – 任何现任公职人员，如果根据本法或《修订的刑法典》第二卷第七章，或因任何涉及欺诈政府或公共资金或财产的犯罪，无论是简单犯罪还是复杂犯罪，以及无论处于何种执行阶段和参与方式，而被提起有效的刑事诉讼，应予停职。如果他被终审判决有罪，他应丧失任何法律规定的所有退休金或津贴福利，但如果他被宣告无罪，他应有权复职并获得他在停职期间未能收到的工资和福利，除非在此期间已对他提起行政诉讼。”

    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伪造官方文件是否属于“涉及欺诈政府或公共资金或财产”的犯罪，从而触发强制停职的规定。理解“欺诈”一词的含义至关重要。在本案中，“欺诈”应作广义理解，即指任何欺骗或欺诈行为，特别是涉及虚假陈述的行为。

    案件分析：市长伪造文件案

    本案涉及Bunawan市市长安努西奥·C·布斯蒂略被控伪造官方文件。具体指控是，他与女儿合谋，虚报市议会资金用于购买木材，实际上是将资金支付给了他女儿拥有的木材店。特别检察官办公室（OSP）对此案提起了刑事诉讼，指控布斯蒂略违反了《菲律宾刑法典》第171条。

    案件的经过如下：

    • 1995年，特别检察官办公室（OSP）向桑迪甘巴扬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布斯蒂略及其女儿伪造官方文件。
    • 布斯蒂略辩称桑迪甘巴扬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但该动议被驳回。
    • 在庭审过程中，控方提出动议，要求根据RA 3019第13条暂停布斯蒂略的职务。
    • 桑迪甘巴扬法院批准了控方的动议，下令暂停布斯蒂略的职务90天。

    桑迪甘巴扬法院认为，虽然指控的罪名是伪造官方文件，但实质上涉及对公共资金的欺诈。法院强调，根据最高法院的判例，一旦信息有效，法院有义务发布停职令。布斯蒂略对该裁决提出上诉，但最高法院维持了桑迪甘巴扬法院的判决。

    最高法院的判决理由如下：

    “虽然请愿人正确地辩称，对他和他的同案被告提出的指控不属于《刑法典》第二卷第七章，而是属于《刑法典》第二卷第四章，但它仍然涉及“欺诈政府或公共资金或财产”。”

    “正如第13条所使用的，术语“欺诈”应以其通用含义理解，即指“欺骗或欺诈行为的实例或行为，特别是涉及虚假陈述的行为”。”

    实际意义：对公务员的影响

    本案对所有公务员，特别是那些负责管理公共资金的人具有重要意义。它明确了，即使被指控的罪名不是直接的贪污罪，只要涉及对政府或公共资金的欺诈，就可能面临停职处罚。这意味着，公务员在处理公共资金时必须格外小心，确保所有交易的透明度和合法性。

    关键教训：

    • 公务员在处理公共资金时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确保所有交易的透明度和合法性。
    • 即使被指控的罪名不是直接的贪污罪，只要涉及对政府或公共资金的欺诈，就可能面临停职处罚。
    • 公务员有责任维护公共服务的廉洁性，避免任何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

    常见问题解答

    问：什么是RA 3019？

    答：RA 3019是菲律宾的反贪污腐败法，旨在维护公共服务的廉洁性，防止和惩治贪污腐败行为。

    问：RA 3019第13条规定了什么？

    答：RA 3019第13条规定，如果现任公职人员被指控犯有特定罪行，包括违反RA 3019本身、违反《菲律宾刑法典》第七章规定的罪行，以及任何涉及欺诈政府或公共资金或财产的罪行，应予停职。

    问：什么是“涉及欺诈政府或公共资金或财产”的犯罪？

    答：这指的是任何欺骗或欺诈行为，特别是涉及虚假陈述的行为，导致政府或公共资金或财产受到损失或损害。

    问：公务员被停职后，是否还能领取工资和福利？

    答：根据RA 3019第13条，如果公务员被宣告无罪，他应有权复职并获得他在停职期间未能收到的工资和福利。但如果他被终审判决有罪，他将丧失所有退休金或津贴福利。

    问：如果公务员认为停职决定不公正，应该怎么办？

    答：公务员可以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停职决定。但在此期间，停职令仍然有效。

    安世庚律师事务所（ASG Law）在此类案件中拥有丰富的经验，我们可以帮助您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需要法律帮助，请随时通过 nihao@asglawpartners.com 或访问我们的 联系方式 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与您合作！

  • 银行审查员的责任：菲律宾最高法院关于渎职罪的判决

    银行审查员的责任：菲律宾最高法院关于渎职罪的判决

    G.R. NO. 167025, December 19, 2005

    案件介绍

    想象一下，一位银行审查员的报告可能导致银行被处以巨额罚款，甚至面临倒闭的风险。如果该审查员的报告存在错误或偏见，是否应该承担刑事责任？本案探讨了银行审查员在履行职责时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以及如何界定“渎职”行为。

    本案涉及一名菲律宾中央银行（BSP）的银行审查员Herminio C. Principio，他被指控因其对一家乡村银行的报告而导致该银行遭受不当损害。最高法院最终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该审查员存在犯罪行为。

    法律背景

    本案的核心是菲律宾共和国法案（RA）第3019号，即《反贪污腐败法》第3(e)条。该条规定，任何公职人员，通过明显的偏袒、明显的恶意或严重的疏忽，给政府或任何私人造成不当损害，或允许他人从中获利，均构成犯罪。

    “不当损害”指的是超出金钱损失的损害，包括声誉受损、机会丧失等。“明显的偏袒”指的是倾向于一方而无正当理由。“明显的恶意”指的是故意的不公正或不诚实的行为。“严重的疏忽”指的是缺乏应有的谨慎和勤勉。

    在本案中，指控方声称，Principio的报告存在错误，导致乡村银行被处以巨额罚款，从而遭受了不当损害。关键问题是，Principio的行为是否构成了RA 3019第3(e)条所定义的犯罪行为。

    根据 RA 3019 第 3(e) 条：

    (e) 造成任何一方，包括政府，遭受不应有的伤害，或允许任何一方通过明显的偏袒或恶意，或由于总的、不可原谅的疏忽而获得不应有的利益、优势或利益。本款的规定应同样适用于任何私人与政府达成协议或合同，以执行政府职能时。

    案件分析

    以下是案件的关键时间线：

    • 2001年6月25日：乡村银行总裁Hilario P. Soriano向申诉专员办公室提交申诉，指控Principio违反RA 3019第3(e)条。
    • 2002年9月26日：申诉专员办公室发布决议，认定有充分理由起诉Principio。
    • 2002年11月12日：向马尼拉地区审判法院提起诉讼。
    • 2003年12月3日：地区审判法院驳回Principio的动议，并暂停其职务60天。
    • 2004年7月30日：上诉法院驳回Principio的上诉。
    • 2005年12月19日：最高法院推翻上诉法院的判决，命令地区审判法院驳回此案。

    最高法院认为，申诉专员办公室认定Principio存在恶意是基于“推定”，即他与其他BSP官员合谋向乡村银行施压，迫使其出售。法院指出，恶意不能被推定，而善意应该总是被推定。声称存在恶意的人必须证明它。

    “作为一般规则，法院不干预申诉专员确定是否存在合理理由相信已发生犯罪以及被告人可能对此负有责任的自由裁量权，此后，应向适当的法院提交相应的起诉书。”

    最高法院还强调，Principio的报告只是建议性的，需要经过其上级和货币委员会的批准。货币委员会可以自行决定更改、修改或审查报告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最高法院最终裁定，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Principio存在犯罪行为，因此应驳回此案。

    实际意义

    本案对银行审查员的责任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即使审查员的报告导致银行遭受损失，也不能自动认定其构成犯罪。必须证明审查员存在明显的偏袒、明显的恶意或严重的疏忽。

    对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来说，本案提醒他们，在受到监管机构的处罚时，应仔细审查处罚的依据，并在必要时寻求法律救济。对于银行审查员来说，本案强调了在履行职责时保持客观、公正和勤勉的重要性。

    关键经验

    • 银行审查员的报告必须基于事实和法律，并且不能存在偏见或恶意。
    • 即使审查员的报告导致银行遭受损失，也不能自动认定其构成犯罪。
    •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受到监管机构的处罚时，应仔细审查处罚的依据，并在必要时寻求法律救济。

    常见问题解答

    问：什么是“渎职”？

    答：在菲律宾法律中，“渎职”指的是公职人员通过明显的偏袒、明显的恶意或严重的疏忽，给政府或任何私人造成不当损害，或允许他人从中获利的行为。

    问：银行审查员的报告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答：银行审查员的报告通常是建议性的，需要经过其上级和货币委员会的批准。货币委员会可以自行决定更改、修改或审查报告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问：如果银行审查员的报告存在错误，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答：不一定。只有在证明审查员存在明显的偏袒、明显的恶意或严重的疏忽的情况下，才可能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问：如果银行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处罚，应该怎么办？

    答：银行应仔细审查处罚的依据，并在必要时寻求法律救济。

    问：本案对其他银行审查员有何启示？

    答：本案提醒银行审查员在履行职责时保持客观、公正和勤勉的重要性。

    问：RA 3019第3(e)条适用于哪些人？

    答：RA 3019第3(e)条适用于所有公职人员，以及与政府达成协议或合同以执行政府职能的私人。

    问：如何证明公职人员存在“明显的偏袒”或“明显的恶意”？

    答：证明“明显的偏袒”或“明显的恶意”需要提供证据表明公职人员存在倾向于一方而无正当理由的行为，或者存在故意的不公正或不诚实的行为。

    问：如果被指控违反RA 3019第3(e)条，应该怎么办？

    答：应该立即寻求法律咨询，并积极配合调查。

    本案突显了银行监管和公共责任的复杂性。如果您对本案或相关法律问题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联系ASG Law。我们的专业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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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菲律宾公务员渎职罪的共谋责任：案例分析与实践指南

    菲律宾公务员渎职罪的共谋责任：案例分析与实践指南

    G.R. No. 136502, December 15, 2000

    引言

    腐败问题长期困扰着菲律宾的公共部门，损害了公众信任，阻碍了经济发展。格雷法尔德诉桑迪甘巴扬案突显了公务员在贪污腐败案件中共谋的复杂性及其法律后果。本案涉及公共工程和公路部（MPWH）官员，他们被指控参与了一项大规模的欺诈计划，该计划涉及伪造文件以支付“幽灵项目”。此案的核心法律问题是，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公务员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因共谋贪污腐败而承担责任。

    法律背景

    本案的核心法律依据是《反贪污和腐败行为法》（RA 3019）第 3 条 e 款。该条款规定，公务员在履行其官方、行政或司法职能时，通过明显的偏袒、明显的恶意或重大过失，对任何一方（包括政府）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或给予不正当的好处、优势或偏袒，即构成腐败行为。具体而言，RA 3019 第 3 条 e 款规定：

    “公务员的腐败行为。— 除了现有法律已处罚的公务员作为或不作为外，以下行为应构成任何公务员的腐败行为，并特此宣布为非法：

    …(e) 通过明显的偏袒、明显的恶意或重大过失，在履行其官方、行政或司法职能时，对任何一方，包括政府，造成任何不应有的损害，或给予不正当的好处、优势或偏袒。本条款应适用于负责授予许可证或其他特许权的政府公司的官员和雇员。…”

    要根据 RA 3019 第 3 条 e 款定罪，必须证明以下要素：(1) 被告是公务员；(2) 他们在履行职责时行事；(3) 他们以明显的偏袒、明显的恶意或重大过失行事；(4) 他们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或给予了不正当的好处；以及 (5) 损害或不正当的好处是故意的。

    共谋是指两人或多人同意实施犯罪。在菲律宾法律中，共谋的责任是连带的，这意味着一旦共谋成立，一个共谋者的行为即视为所有共谋者的行为。然而，共谋本身必须像犯罪本身一样，以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加以证明。仅仅是知情、默许或批准是不够的，必须证明参与者有意图，并且是为了促进共同的犯罪意图或目的。

    案例分析

    格雷法尔德案源于对内格罗斯东方公路工程区（NOHED）在 1977 年和 1978 年期间交易的调查。包括鲁菲娜·格雷法尔德在内的 56 人被指控犯有与 NOHED 交易相关的贪污罪。格雷法尔德当时是 NOHED 的地区会计师。其他请愿人包括林迪·恩里克斯（财产保管员）、F. 劳伦斯·苏埃尔托（项目工程师）和曼努埃尔·迪亚兹（劳工/检查员）。

    申诉专员法院认定，政府在 NOHED 异常事件中被诈骗了近 2,000,000 比索，并判处格雷法尔德和恩里克斯在所有指控中均有罪，苏埃尔托和迪亚兹在部分指控中有罪。所有四名请愿人都被判处监禁，并被永久取消担任公职的资格。

    申诉专员法院的判决主要基于以下证据：

    • 伪造的文件：检方出示了大量证据，证明用于支持付款的 LAA（拨款通知书）和 SACDC（现金支出上限）是伪造的。
    • 幽灵交付：调查显示，尽管文件表明已交付了沙子和砾石等材料，但实际上并未发生交付。
    • 证人证词：作为国家证人的德莉亚·普雷吉多作证说，格雷法尔德直接参与了该计划，从罗兰多·曼古巴特集团接收了伪造的 LAA 和 SACDC，并交出了出售伪造文件的收益。
    • 文件签名：格雷法尔德、恩里克斯和苏埃尔托签署了各种文件，证明资金的可用性、物资的接收和检查等。

    格雷法尔德辩称，她只是证明了资金的可用性，并且她不知道异常情况，因为她签署的所有凭证都附有完整且正式签署的支持文件。恩里克斯、苏埃尔托和迪亚兹辩称，他们实际上目睹了材料的交付。

    最高法院部分推翻了申诉专员法院的判决。最高法院维持了格雷法尔德的定罪，但以合理怀疑为由宣告恩里克斯、苏埃尔托和迪亚兹无罪。

    最高法院认为，普雷吉多作为国家证人的证词，加上格雷法尔德签署了 53 份以伪造的 LAA 和 SACDC 资助的凭证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格雷法尔德参与了共谋。法院强调，作为地区会计师，格雷法尔德有责任审查资金来源，并且对凭证及其随附文件的研究本应让她注意到违规行为，例如分拆账户和对上一年义务的付款。

    然而，最高法院认为，对于恩里克斯、苏埃尔托和迪亚兹，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参与了共谋。法院认为，仅凭他们的签名和每日考勤记录不足以证明他们有意图促进犯罪计划。法院指出，恩里克斯作为财产保管员，可能没有专业知识来检测凭证或支持文件的违规之处。对于苏埃尔托和迪亚兹，法院认为，他们可能实际目睹的交付是合法 LAA 和 SACDC 所涵盖的交付，而不是幽灵交付。

    最高法院引用了其在人民诉曼古巴特案中的裁决，重申了共谋责任的原则：

    “当每一名被告的行为构成链条中的一个必要环节，即使其中一人放弃也会阻止链条完成时，那么就不会产生共谋，因为它的完成将是不可能的或夭折的，但是当每一名被告都在即时案件中以严格的精确度和准确性执行了他们分配的任务和角色，通过单独执行必要的公开行为，以至于达到了共同目标，即在虚假或模拟公共文件的幌子下获得公共资金的非法释放，那么根据公认和普遍接受的原则，即一旦直接或暗示地证明了共谋，一个人的行为就是所有人的行为，并且在执行罪行中承担责任，而不是参与执行罪行的每一个细节。（人民诉阿隆佐案，73 SCRA 434；人民诉苏迈科案，70 SCRA 438；人民诉蒙罗伊案，194 Phil. 759。）”

    实践意义

    格雷法尔德诉桑迪甘巴扬案为菲律宾的公务员渎职罪共谋责任确立了重要先例。本案明确指出，要认定公务员共谋贪污腐败罪名成立，必须有超出合理怀疑的证据证明其参与和犯罪意图。

    对于地区会计师等财务人员，法院强调了他们审查资金来源和检测凭证违规行为的责任。未能履行这一职责可能导致共谋责任，即使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们参与了犯罪计划。

    对于财产保管员、项目工程师和劳工等其他公务员，法院认为，仅凭他们的签名和每日考勤记录不足以证明共谋责任。必须有额外的证据证明他们有意图促进犯罪计划。

    关键教训

    • 尽职调查：公务员，特别是财务人员，必须勤勉尽责，审查所有文件的合法性和合规性，然后再签字批准。
    • 了解程序：公务员应充分了解政府资金拨付和支出的程序，以便识别违规行为。
    • 举报违规行为：公务员有义务举报他们意识到的任何腐败或违规行为。
    • 避免盲目签字：公务员不应在不充分审查文件的情况下盲目签字，因为这可能使他们承担责任。
    • 共谋责任的证明标准：证明共谋责任需要超出合理怀疑的证据，仅仅是知情或签字是不够的。

    常见问题解答

    问：什么是 RA 3019 第 3 条 e 款？

    答：RA 3019 第 3 条 e 款是菲律宾《反贪污和腐败行为法》中的一项条款，规定公务员在履行职责时，通过明显的偏袒、明显的恶意或重大过失，对政府或任何一方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或给予不正当好处，即构成腐败行为。

    问：什么是共谋？

    答：共谋是指两人或多人同意实施犯罪。在菲律宾法律中，共谋的责任是连带的，这意味着一旦共谋成立，一个共谋者的行为即视为所有共谋者的行为。

    问：在本案中，为什么鲁菲娜·格雷法尔德被判有罪，而其他请愿人被判无罪？

    答：鲁菲娜·格雷法尔德被判有罪，因为有直接证据和环境证据表明她参与了共谋。作为地区会计师，她有责任审查资金来源并检测凭证的违规行为，但她未能做到这一点。其他请愿人被判无罪，因为法院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参与了共谋，仅仅是他们的签名和每日考勤记录不足以证明他们的犯罪意图。

    问：本案对公务员有什么实践意义？

    答：本案强调了公务员在防止腐败方面尽职调查的重要性。特别是财务人员有责任审查资金来源并检测凭证的违规行为。未能履行这一职责可能导致共谋责任。

    问：如果公务员怀疑存在腐败行为，他们应该怎么做？

    答：如果公务员怀疑存在腐败行为，他们有义务举报。他们可以向他们的主管、监察专员或任何其他适当的机构举报。

    问：公司如何防止员工参与腐败行为？

    答：公司可以通过实施强有力的内部控制、提供道德培训以及鼓励举报文化来防止员工参与腐败行为。

    安世嘉律师事务所 (ASG Law) 在菲律宾腐败案件辩护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如果您需要法律咨询或协助，请随时通过 nihao@asglawpartners.com 或我们的 联系方式 与我们联系。我们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高效的法律服务。

  • 追回不义之财：菲律宾反贪污法中的追诉时效和发现原则

    不义之财的追诉时效：从犯罪被发现时开始计算

    G.R. No. 140358, December 08, 2000

    引言

    腐败对任何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进步都构成重大威胁。在菲律宾，政府一直致力于追回通过腐败行为积累的不义之财。然而，追诉时效的概念可能会使这项任务变得复杂。本案分析了菲律宾最高法院关于反贪污法（RA 3019）中追诉时效的重要裁决，特别是关于“发现原则”如何影响政府追回非法所得资产的能力。

    总统善政委员会 (PCGG) 代表政府提起诉讼，质疑申诉专员驳回针对一群个人的申诉的决定。该申诉涉及据称的“权贵贷款”，即在马科斯政权期间向与总统有关联的个人或公司提供的优惠贷款。核心法律问题在于，针对反贪污法下的违规行为的追诉时效应从犯罪行为发生之日还是从发现之日开始计算。

    法律背景

    追诉时效是刑事司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它限制了政府在犯罪发生后可以启动刑事诉讼的时间。这项原则旨在确保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据不会丢失或变得不可靠，并且个人不会永远面临被起诉的威胁。

    在菲律宾，针对违反《修订刑法典》的行为的追诉时效在《修订刑法典》第 90 条和第 91 条中规定。然而，对于特别法（如 RA 3019）处罚的行为，追诉时效由第 3326 号法案规定。该法案第 2 条是本案的核心，其中规定：

    “第 2 条。追诉时效应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算，如果在当时不知情，则从发现之日和启动司法程序进行调查和处罚之日起算。

    “当对罪犯提起诉讼时，追诉时效中断，如果诉讼因不构成双重危险的理由而被驳回，则追诉时效重新开始计算。”

    本案的关键在于理解“如果在当时不知情”这一短语。申诉专员办公室认为，该短语指的是犯罪“不能合理地被知晓”的情况。另一方面，PCGG 认为，对于秘密腐败行为，追诉时效应从政府发现违规行为时开始计算。

    案件分析

    本案源于 PCGG 对菲律宾纤维薄膜公司 (PCFC) 从菲律宾开发银行 (DBP) 获得的贷款的调查。PCGG 认为，该贷款具有“权贵贷款”的特征，因为它担保不足、借款公司资本不足，并且得到高级政府官员的认可。调查委员会向申诉专员办公室提起申诉，指控违反了 RA 3019 第 3 条第 (e) 和 (g) 款。

    申诉专员办公室驳回了申诉，理由是缺乏表面证据，且罪行已过追诉时效。PCGG 随后向上诉法院提起 certiorari 诉讼，但也被驳回，理由是逾期提交。

    此案最终上诉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面临两个主要问题：

    1. PCGG 提交 certiorari 诉讼是否为时已晚？
    2. 申诉专员办公室驳回申诉是否构成严重滥用酌处权？

    程序问题：诉讼是否逾期？

    最初，最高法院驳回了 PCGG 的诉讼，理由是逾期提交。然而，法院注意到，在 PCGG 提交动议后，最高法院颁布了 A.M. No. 00-2-03-SC，该修正案修改了《民事诉讼规则》第 65 条第 4 款，关于 certiorari 诉讼的提交期限。修正后的规则规定，如果及时提交了重新考虑或新审判的动议，则 60 天的期限应从收到驳回该动议的通知之日起计算。

    最高法院认为，程序法具有追溯力，应适用于在法律通过时待决和未决的诉讼。因此，法院裁定 PCGG 的诉讼现在应被视为及时提交。

    实质性问题：追诉时效和发现原则

    关于实质性问题，最高法院重点关注追诉时效的计算。法院回顾了其在《总统特设权贵贷款实况调查委员会诉德西埃托案》中的先前裁决，其中法院明确指出，对于秘密腐败行为，追诉时效应从发现之日开始计算，而不是从犯罪行为发生之日开始计算。

    法院在《权贵贷款委员会案》中解释说：

    “……对于国家（受害方）而言，几乎不可能在有问题的交易发生时就知晓违反 RA 第 3019 号法案的行为，因为正如指控的那样，有关公职人员与‘贷款受益人’合谋或串通。因此，我们同意委员会的观点，即 OMB-0-96-0968 中被指控的罪行的追诉时效应从发现犯罪行为时起算，而不是从该行为发生之日起算。”

    法院重申了这一原则在本案中的适用性。法院驳斥了申诉专员办公室的论点，即“如果在当时不知情”指的是犯罪“不能合理地被知晓”。法院认为，这种解释违背了法律的意图，因为法律的语言清晰明确，没有解释的余地，只有适用的余地。

    申诉专员的酌处权

    尽管最高法院在追诉时效问题上对 PCGG 作出了有利裁决，但法院最终维持了申诉专员办公室驳回申诉的决定。法院强调，申诉专员在确定是否存在表面证据以提起刑事诉讼方面具有酌处权。法院认为，申诉专员办公室的调查人员和特别检察官已经审查了申诉的案情，并得出结论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私人被告犯有违反 RA 3019 的罪行。

    法院引用了其在《埃斯皮诺萨诉申诉专员办公室案》中的先前裁决，其中法院强调了申诉专员办公室在调查和起诉公职人员犯罪方面的广泛权力。法院表示，除非有充分且令人信服的理由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否则法院不能随意干预申诉专员行使其调查和起诉权。

    在本案中，法院发现没有充分的理由推翻申诉专员办公室的调查结果。法院指出，申诉专员办公室的调查人员认为，申诉未能提供具体细节，表明存在明显的恶意、明显的偏袒或重大过失。调查人员还注意到，申诉未能具体说明被告在有问题的贷款交易中的作用或参与程度。

    实践意义

    《PCGG 诉德西埃托案》确立了菲律宾反贪污法中“发现原则”的先例。最高法院明确规定，对于秘密腐败行为，追诉时效应从政府发现违规行为时开始计算。这一裁决对政府追回不义之财的努力具有重大影响，因为它防止腐败官员利用追诉时效来逃避对其非法行为的追究。

    对于企业和个人而言，本案强调了在与政府机构打交道时保持透明和遵守法律的重要性。企业应确保其交易记录准确完整，并配合政府机构的任何调查。个人应举报他们意识到的任何腐败行为，以便政府可以及时采取行动。

    主要经验

    • 发现原则： 对于秘密腐败行为，追诉时效从政府发现违规行为时开始计算。
    • 政府追回不义之财的权力： 政府有权追回通过腐败行为积累的不义之财，即使相关行为发生在很久以前。
    • 申诉专员的酌处权： 申诉专员在确定是否对公职人员提起刑事诉讼方面具有广泛的酌处权，法院通常会尊重这种酌处权。
    • 透明度和合规性的重要性： 企业和个人应在与政府机构打交道时保持透明和遵守法律，以避免潜在的法律问题。

    常见问题解答

    1. 什么是“权贵贷款”？

    “权贵贷款”是指在马科斯政权期间向与总统有关联的个人或公司提供的优惠贷款，通常条件优惠，担保不足。

    2. 什么是反贪污法（RA 3019）？

    RA 3019 是菲律宾的反贪污和腐败行为法，旨在打击公共部门的腐败行为。

    3. 什么是追诉时效？

    追诉时效是指政府可以启动刑事诉讼的时间限制。超过追诉时效后，政府不得再对该罪行提起诉讼。

    4. 什么是“发现原则”？

    “发现原则”是指对于秘密犯罪，追诉时效从受害方发现犯罪时开始计算，而不是从犯罪实际发生时开始计算。

    5. 申诉专员在反腐败案件中的作用是什么？

    申诉专员是菲律宾的独立机构，负责调查和起诉公职人员的腐败案件。

    6. 本案对其他反腐败案件有何影响？

    《PCGG 诉德西埃托案》确立了“发现原则”的先例，这加强了政府追回不义之财的能力，尤其是在涉及秘密腐败行为的情况下。

    7. 如果我认为自己是不义之财计划的受害者，我该怎么办？

    如果您认为自己是不义之财计划的受害者，您应立即向 PCGG 或申诉专员办公室举报。您也可以咨询律师以寻求法律建议。

    8. 企业如何避免违反反贪污法？

    企业应实施强有力的合规计划，以防止腐败行为。这包括制定明确的政策和程序、进行定期审计以及为员工提供反腐败培训。

    9. 个人如何帮助打击腐败？

    个人可以通过举报他们意识到的任何腐败行为、支持倡导透明度和问责制的组织以及在选举中投票给廉洁的领导人来帮助打击腐败。

    10. 本案的最终结果是什么？

    尽管最高法院裁定 PCGG 的诉讼及时提交，并且追诉时效应从发现之日起计算，但法院最终维持了申诉专员办公室驳回申诉的决定，理由是缺乏表面证据和申诉专员的酌处权。

    安盛律师事务所 (ASG Law) 在菲律宾反腐败法和追回不义之财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如果您需要有关此主题或任何其他法律问题的咨询，请随时通过 nihao@asglawpartners.com 联系我们，或访问我们的 联系方式 页面以获取更多信息。我们期待为您提供帮助！

  • 菲律宾反贪污法：政府实际损失是定罪的关键要素 – 阿维拉诉桑迪干巴彦案分析

    菲律宾反贪污法：政府实际损失是定罪的关键要素

    G.R. No. 130576, May 18, 1999

    在菲律宾，公职人员必须以最高的诚信和责任感履行职责。然而，当指控腐败和违反反贪污法律时，证据的确凿性至关重要。阿维拉诉桑迪干巴彦案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判例，强调了在根据共和国法令 (R.A.) 3019 第 3(e) 条款（即《反贪污和 corrupt 行为法》）起诉公职人员时，政府遭受实际损害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本案不仅澄清了法律的适用，也为未来的案件设定了重要的先例。

    案件背景

    本案的核心围绕着前北萨马省圣伊西德罗市市长康拉多·G·阿维拉（Conrado G. Avila Sr.），他被指控违反了 R.A. 3019 第 3(e) 条款。指控源于一起事件，据称阿维拉市长干预了环境与自然资源部 (DENR) 巡山员没收非法砍伐木材的行动。虽然最初的投诉可能涉及其他罪名，但最终提交给桑迪干巴彦（反贪污法庭）的信息是指控阿维拉市长利用职权，以明显的偏袒和恶意，阻止巡山员执行公务，从而给政府造成损害。

    法律框架：R.A. 3019 第 3(e) 条款

    R.A. 3019 第 3(e) 条款禁止公职人员在履行职责时，通过明显的偏袒或恶意，或因疏忽，给予任何一方不正当的利益、优势或偏袒，或对任何一方，包括政府，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或损失。该条款旨在打击利用公职谋取私利或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理解本条款的关键在于“不应有的损害或损失”这一要素。最高法院在之前的案件中已经明确，这不仅仅是指潜在的损害，而是需要实际的、可证明的损害。

    正如最高法院在 Pecho 诉 Sandiganbayan 案中强调的那样，“对任何一方，包括政府，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只能意味着实际的损害或损失，这必须通过证据来证明。” 这一原则成为了阿维拉案判决的基石。

    案件审理过程

    案件最初由申诉专员办公室进行初步调查。尽管最初的投诉可能指向其他罪名，但最终申诉专员办公室决定以违反 R.A. 3019 第 3(e) 条款起诉阿维拉市长。随后，案件被提交至桑迪干巴彦第一庭。

    阿维拉市长向桑迪干巴彦提交了重新调查的动议，理由是起诉书指控的罪名与初步调查的罪名不同，且缺乏支持定罪的可能原因的证据。桑迪干巴彦驳回了该动议，理由是所提出的问题要么是最高法院已解决的法律问题，要么不是被告在初步调查中无法获得的证据问题。

    阿维拉市长随后向最高法院提起特别民事诉讼 certiorari，质疑桑迪干巴彦的决议。最高法院受理了此案，并最终推翻了桑迪干巴彦的裁决，命令撤销对阿维拉市长的指控。

    最高法院的判决与理由

    最高法院在帕尔多法官 (Justice Pardo) 执笔的判决书中，强调了在 R.A. 3019 第 3(e) 条款下定罪的关键要素：实际损害。法院指出，虽然申诉专员办公室有权根据初步调查中发现的证据，以不同于初始投诉的罪名起诉被告，但在本案中，缺乏证明政府遭受实际损害的证据。

    法院强调，被没收的木材被正式委托给圣胡安 barangay 的 barangay 主席 Paquito Visorio 保管，这本身就是一种适当的程序，并不构成给予阿维拉市长不正当利益或损害政府利益的行为。法院认为，

    “将没收的木材委托给权力机构保管正是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因此，这种行为并不等同于给予请愿人不正当的优势，更不用说对政府造成损害和偏见。由于没有关于政府实际损害或损失的初步证据或可能原因，而这是所指控罪行要素之一，桑迪干巴彦在驳回请愿人关于重新考虑提起公诉的动议时，严重滥用了自由裁量权。”

    最高法院还引用了之前的判例，例如 Fernando 诉 Sandiganbayan 案，强调如果起诉书指控的罪名明显不存在，审判法院的职责是驳回起诉。

    实际意义与启示

    阿维拉诉桑迪干巴彦案为菲律宾的反贪污法律实践带来了重要的启示。它明确了根据 R.A. 3019 第 3(e) 条款起诉公职人员，必须证明政府遭受了实际的、可量化的损害。仅仅指控公职人员的行为可能造成损害是不够的，检察机关必须提供具体的证据来证明损害的发生和程度。

    对于公职人员而言，本案意味着在履行职责时，即使行为可能存在争议，但只要没有给政府造成实际损害，就不应轻易被定罪为贪污罪。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公职人员可以为所欲为，而是强调了法律的公正性和对证据的严格要求。

    关键教训：

    • 实际损害是关键： 根据 R.A. 3019 第 3(e) 条款起诉贪污罪，必须证明政府遭受了实际的、可量化的损害。
    • 证据至上： 检察机关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实际损害，仅凭推测或假设不足以支持定罪。
    • 程序正当性： 公职人员有权质疑缺乏充分证据的指控，法院有义务审查并纠正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

    常见问题解答 (FAQ)

    1. R.A. 3019 第 3(e) 条款中的“不应有的损害或损失”具体指什么？

    指的是政府因公职人员的行为而遭受的实际的、可量化的经济损失或其他形式的损害。例如，非法支出公款、资产损失、合同损失等。

    2. 仅仅是程序上的违规行为是否构成 R.A. 3019 第 3(e) 条款下的贪污罪？

    不一定。程序上的违规行为本身可能不构成贪污罪，除非能够证明这些违规行为直接导致政府遭受了实际损害。

    3. 在阿维拉案中，为什么将木材委托给 barangay 主席保管不构成损害？

    因为这是正常的保管程序，旨在保护被没收的物品，而不是给予任何个人不正当的利益或损害政府的利益。没有证据表明 barangay 主席不当处置了木材或政府因此遭受了损失。

    4. 如果政府没有遭受实际损害，但公职人员的行为明显存在偏袒或恶意，是否可以根据其他法律条款进行起诉？

    是的。即使不符合 R.A. 3019 第 3(e) 条款，公职人员的行为可能触犯其他法律，例如行为准则法、公款挪用罪或其他刑事法律条款。

    5. 阿维拉案对未来类似案件有什么影响？

    阿维拉案确立了重要的先例，强调了在 R.A. 3019 第 3(e) 条款下定罪的严格证据要求，特别是关于政府实际损害的证明。未来的案件将更加注重对实际损害证据的审查。

    6. 如果我是一名公职人员，面临类似的指控，应该怎么做？

    您应该立即寻求法律咨询，了解您的权利和案件的具体情况。专业的律师可以帮助您评估证据，制定辩护策略，并在法庭上维护您的权益。

    7. 普通民众如何监督公职人员，防止贪污腐败？

    民众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监督，包括：关注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制，举报可疑行为，参与公民社会组织，以及通过选票选出廉洁的公职人员。

    在 ASG Law，我们精通菲律宾反贪污法，并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如果您面临类似的法律问题，请随时联系我们以获得咨询和帮助。nihao@asglawpartners.com 或访问我们的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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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菲律宾反贪污法：政府合同中显而易见的重大不利条款

    在政府合同中避免显而易见的重大不利条款

    何塞·P·丹斯诉菲律宾人民案 [G.R. No. 127073 & G.R. No. 126995. 1998年1月29日]

    引言

    在菲律宾，公共官员必须遵守最高的诚信标准，尤其是在代表政府签订合同时。何塞·P·丹斯诉菲律宾人民案突显了反贪污和腐败行为法（RA 3019）第 3(g) 条，该条禁止政府官员签订对政府“显而易见且极其不利”的合同。本案例分析探讨了该条款的复杂性，为公共官员和与政府打交道的各方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想象一下：一位政府部长，身兼要职，签署了一份租赁协议。表面上看，一切似乎都合规。然而，细究之下，却发现政府的利益受到了损害。租赁条款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而同一块土地很快就被转租以获取巨额利润。这就是何塞·P·丹斯案的核心，它揭示了即使有看似合法的签字，如果交易对政府极其不利，也可能构成贪污腐败。

    本案不仅关乎具体的租赁协议，更关乎公共服务中的信托责任。它提醒我们，公职人员的签名不仅仅是一个形式，更代表着权威、协议和对公众利益的承诺。当这种信任被滥用，当签名成为损害公众利益的工具时，法律将会介入。

    法律背景

    反贪污和腐败行为法 (RA 3019) 旨在打击菲律宾政府中的腐败行为。第 3(g) 条特别针对以下行为：“代表政府签订任何对政府显而易见且极其不利的合同或交易，无论该公职人员是否从中获利。”

    为了理解第 3(g) 条的含义，我们必须剖析其关键要素：

    1. 公职人员：被告必须是公职人员。这一定义非常广泛，涵盖了国家政府、地方政府、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公司以及菲律宾共和国的所有其他机构或部门的官员。
    2. 代表政府签订合同或交易：公职人员必须代表政府行事。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官方职权范围内，代表政府机构或实体签订合同。
    3. 显而易见且极其不利：合同或交易必须对政府“显而易见且极其不利”。这是一个关键要素，需要证明政府遭受了明显的、严重的损害。 “显而易见”意味着不利条件是明显的和毫不含糊的。“极其不利”意味着损害必须是严重的，远远超出仅仅是不利的程度。

    最高法院在卢西亚诺诉埃斯特雷拉案 (Luciano v. Estrella) 中阐明了第 3(g) 条的要素，强调该条款旨在惩罚“恶意禁止”行为，即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而无需证明实际的腐败意图。即使合同在技术上有效，如果条款对政府极其不利，也可能构成违规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条并不要求公职人员从不利合同中获利。即使没有个人获利，只要合同对政府造成了显而易见且极其不利的损害，就足以构成犯罪。

    案例分析

    何塞·P·丹斯案源于伊梅尔达·R·马科斯（时任人居署部长）和何塞·P·丹斯（时任交通和通讯部长）于 1984 年代表轻轨交通管理局 (LRTA) 与菲律宾总医院基金会 (PGHFI) 签订的一系列合同。马科斯和丹斯分别兼任 LRTA 的主席和副主席，以及 PGHFI 的董事会主席和董事。

    根据这些协议，LRTA 将位于帕赛市的一块 7,340 平方米的土地（帕赛地块）和位于马尼拉圣克鲁斯的一块 1,141.20 平方米的土地（圣克鲁斯地块）租赁给了 PGHFI。租赁协议为期 25 年，年租金递增 7.5%，PGHFI 有权转租这些地块。月租金分别为帕赛地块 102,760 比索，圣克鲁斯地块 92,437.20 比索。

    在同月内，PGHFI 将帕赛地块转租给了 Transnational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TNCC)，月租金为 734,000 比索，而圣克鲁斯地块据称转租给了 Joy Mart Consolidated Corporation (Joy Mart)，月租金为 199,710 比索。

    这一系列交易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导致马科斯和丹斯被指控违反 RA 3019 第 3(g) 条，签订了对政府极其不利的合同。两人均对指控表示不认罪。案件审理期间，丹斯提出动议，要求提前审查辩方证人拉蒙·F·奎尔沃，一位房地产经纪人，他将作为专家证人证明租赁价格是合理的。

    然而，桑迪甘巴扬（反贪污特别法院）第一庭最终裁定马科斯和丹斯在与帕赛地块和圣克鲁斯地块租赁相关的两项刑事案件中犯有违反第 3(g) 条的罪行，但在其他相关案件中宣告无罪。法院认为，政府因租赁协议遭受了“显而易见且极其不利”的损害，理由是政府收取的租金与 PGHFI 从转租中获得的租金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最高法院部分维持了桑迪甘巴扬的判决。法院维持了马科斯在帕赛地块案件中的定罪，但撤销了丹斯在该案件以及圣克鲁斯地块案件中的定罪。最高法院认为，虽然证据表明马科斯有罪，但检方未能充分证明丹斯参与了共谋，也未能充分证明圣克鲁斯地块的转租协议的真实性，而该协议是证明政府遭受不利的关键证据。

    最高法院强调，帕赛地块的转租协议（月租金 734,000 比索）与 LRTA 最初收取的租金（月租金 102,760 比索）之间的巨大差异“太大了，不容忽视”。这种差异清楚地表明，政府遭受了“显而易见且极其不利”的损害。

    “即使以保守估计，这些房产最初的租金至少可以提高 50 万比索。”

    实际意义

    何塞·P·丹斯案为公共官员和与政府签订合同的各方提供了重要的实际教训。本案强调了公共官员在代表政府签订合同时，必须勤勉尽责，确保条款公平合理，符合公众利益。

    对于公共官员而言，本案强调了以下几点：

    • 利益冲突：公职人员必须避免利益冲突，并披露可能影响其客观决策的任何个人利益。在本案中，马科斯同时担任 LRTA 和 PGHFI 的要职，这造成了明显的利益冲突。
    • 尽职调查：公职人员有责任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以确保政府签订的合同条款是最有利的。这包括评估市场价值、寻求专家意见以及谈判有利条款。
    • 透明度和问责制：政府合同的签订过程必须透明且负责任。所有相关文件和决策都应记录在案并公开，以确保公众监督和问责制。

    对于与政府签订合同的企业和个人而言，本案强调了以下几点：

    • 公平交易：与政府打交道时，必须坚持公平交易和道德行为。试图利用公职人员或政府机构的弱点以获得不正当利益是不可接受的，并且可能导致法律后果。
    • 合同审查：在签订任何政府合同之前，务必仔细审查条款和条件，并寻求法律顾问。确保合同条款公平合理，符合所有适用法律法规至关重要。
    • 举报义务：如果个人意识到政府合同中存在腐败或不当行为，他们有道德和法律义务向有关部门举报。举报人保护法律旨在保护那些敢于发声的人。

    主要经验教训

    何塞·P·丹斯案的主要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 显而易见且极其不利的损害：根据 RA 3019 第 3(g) 条，证明政府遭受了“显而易见且极其不利”的损害至关重要。仅仅是不利的条款是不够的；损害必须是明显的、严重的和毫不含糊的。
    • 专家证据的重要性：在评估房地产租赁等合同的公平价值时，专家证据可能至关重要。拉蒙·F·奎尔沃的证词在本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法院最终对他的证词的解读存在争议。
    • 共谋的证明：如果指控共谋，检方必须像证明其他犯罪指控一样，在排除合理怀疑的前提下独立证明共谋。在本案中，最高法院认为检方未能充分证明丹斯与马科斯共谋。
    • 法院的公正性：法院在审判中必须保持公正和中立。法官或法官积极参与证人询问应谨慎进行，以避免给人造成法院与检方结盟的印象。

    常见问题解答

    1. 什么是“显而易见且极其不利”的合同？

    “显而易见且极其不利”的合同是指对政府而言，条款明显不公平且造成重大损害的合同。这种损害必须是明显的、严重的和毫不含糊的，远远超出仅仅是不利的程度。

    2. 根据 RA 3019 第 3(g) 条，公职人员是否需要从不利合同中获利才能被判有罪？

    不需要。该法条明确规定，即使公职人员没有从合同中获利，只要合同对政府造成了显而易见且极其不利的损害，就足以构成犯罪。

    3. 在何塞·P·丹斯案中，最高法院为何撤销了何塞·P·丹斯的定罪？

    最高法院认为，检方未能充分证明丹斯与马科斯共谋，也未能充分证明圣克鲁斯地块的转租协议的真实性，而该协议是证明政府遭受不利的关键证据。

    4. 公职人员在签订政府合同时应采取哪些措施以避免违反 RA 3019 第 3(g) 条？

    公职人员应避免利益冲突，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寻求专家意见，并确保合同签订过程透明且负责任。

    5. 如果我怀疑政府合同可能违反了 RA 3019 第 3(g) 条，我该怎么办？

    您可以向监察员办公室 (Office of the Ombudsman) 或其他适当的政府机构举报您的怀疑。举报人保护法律旨在保护那些举报腐败行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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