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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谋杀到凶杀：对优势力量滥用的重新评估

    本案最初涉及对谋杀罪的指控，重点在于确定是否滥用优势力量。最高法院修改了先前的判决，对罪犯判处了凶杀罪。此项判决强调，虽然有几名袭击者可能证明有共谋行为，但要认定存在优势力量滥用，需要证明袭击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力量、体型或年龄存在明显差异，而此项证据在本案中未能充分证明。

    人数优势并不构成优势力量滥用

    本案源于 Cyrus Villanueva 和 Alvin Sayson 被指控谋杀 Enrico Enriquez。最初的判决发现了合谋和使用优势力量的证据。法院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上诉法院在维持对被告的谋杀定罪时是否犯了错误。事实是，Villanueva、Sayson 和一名在逃的共同被告被指控合谋攻击 Enriquez，造成其死亡，而关键争议在于他们的行为是否构成优势力量滥用，从而将其从凶杀升级为谋杀。

    为了确立谋杀罪的罪名，必须毫无疑问地证明某些要素。其中包括有人被杀，被告造成了死亡，杀人行为符合菲律宾修订刑法第 248 条中提到的任何加重情节，并且杀人行为不是弑亲或杀婴。本案的复杂之处在于评估优势力量滥用作为加重情节，根据修订刑法，它可以将杀人定性为谋杀。

    优势力量滥用的存在是根据袭击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力量是否悬殊来判断的。最高法院澄清，仅凭几名袭击者本身并不构成优势力量滥用。法院参考了People v. Beduya, et al.一案，强调必须有证据表明袭击者为了利用对受害者的优势力量，有意识地寻求优势，或者他们有使用这种优势力量的明确意图。

    优势力量滥用是指受害者和侵犯者之间的力量存在显着的不平等，假定侵犯者具有显着有利的优势力量，侵犯者在犯罪中选择或利用了这种优势力量。

    因此，重要的是要证明所使用的力量与受害者可用的防御手段不成比例。如果没有证据表明袭击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年龄、体型和力量存在明显差异，优势力量滥用就不能被认为是已确立的。

    在本案中，法院指出，控方未能提供年龄、体型、力量或侵犯者和受害者之间力量的相对差异的证据。下级法院得出结论，说由于 Enrico 受到三名手持刀和石头的袭击者的袭击，优势力量确实存在。然而，最高法院澄清，仅仅人数上的优势并不能自动构成优势力量滥用。由于未证明利用优势力量的意图或袭击者和受害者之间的明显身体力量差异，法院驳回了下级法院关于优势力量滥用是加重情节的裁决。

    关于同谋的论点，法院同意下级法院，认为确有足够的证据表明 Villanueva 和 Sayson 以及在逃的共同被告之间存在同谋关系。同谋关系要求两人或多人就犯罪的实施达成协议并决定实施犯罪。在本案中，几名被告的行为表现出共同的目的和协同行动，表明他们之间达成了共同实施袭击并造成受害者死亡的共谋。

    鉴于优势力量滥用不能被确定为加重情节，最高法院相应地修改了判决。 Villanueva 和 Sayson 的定罪从谋杀罪降低为较轻的凶杀罪。这意味着法院发现他们应对 Enriquez 的死亡负责，但没有以构成谋杀罪的方式行事。

    法院还将处刑进行了调整，以反映凶杀罪名。最初，两人均被判处永久监禁，这对应于谋杀罪。由于被告既没有减轻情节，也没有加重情节，所以法院确定了他们应当受到较轻刑罚。他们被判处最低 8 年零 1 天，最高 14 年 8 个月零 1 天的刑罚。此外，最高法院维持了实际损失的赔偿金 26,032.02 菲律宾比索，并维持了民事赔偿金 50,000.00 菲律宾比索，但将精神损失费从 75,000.00 菲律宾比索降至 50,000.00 菲律宾比索，并取消了惩罚性赔偿金。法院还命令从判决最终确定之日起，对所有金钱赔偿金按每年百分之六 (6%) 的利率计息，直至全部付清。

    常见问题解答

    本案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关键问题是上诉法院是否在认定原告实施优势力量滥用从而将 Villanueva 和 Sayson 判为谋杀犯时出错。最高法院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认为人数优势并不一定意味着优势力量滥用，而原判决的要素在证明他们所声称的犯罪行为时失败了。
    优势力量滥用在法律上是如何定义的？ 当侵犯者具有显着有利的优势力量时，并且他们有意识地利用这种优势力量来促成犯罪的实施，或者有利用它的明确意图，优势力量滥用就存在。必须有证据表明施加的力量与受害者可以利用的自卫手段不相称，通常从身体上或数字上的差距上衡量。
    在本案中，哪些证据需要支持优势力量滥用的指控？ 为了支持优势力量滥用的指控，必须有年龄、体型、力量或涉及人员之间力量相对差异的证据。需要超越被告人数的纯粹比较，强调证明寻求或实际利用这种身体或数字优势的意图。
    在被告与不在场的嫌疑人之间是否确定了合谋？ 是的，法院确实认定了合谋，指的是三个被告都渴望受害人死亡。他们共同采取行动伤害受害人或导致他们致命的打击。三名被告对受害人分别拳打脚踢和用石头击打，然后不在场者进行了致命的刺伤，无疑表明他们的目的是使受害人受伤或结束其生命，这构成了合谋的精髓。
    下级法院做出的哪些判决被最高法院驳回或更改了？ 最高法院驳回了下级法院关于优势力量滥用是加重情节的认定，理由是它并非已确定。它将被告的判决从谋杀降级为较轻的凶杀，调整刑期，减轻精神损害，并消除了判决中的惩罚性赔偿。
    最高法院是否以任何方式改变了对金钱赔偿的奖励？ 是的，实际损失奖金保留在 26,032.02 菲律宾比索。虽然也维持了 50,000 菲律宾比索的民事赔偿金，但将精神损失奖金从 75,000 菲律宾比索降至 50,000 菲律宾比索。然后他们被命令对所有金钱损害赔偿金按百分之六 (6%) 的年度利率从判决最终确定之日起到全部付清为止支付利息。
    这一定罪降低对判处刑罚有什么影响？ 将定罪从谋杀降低为凶杀减轻了最初判处的永久监禁，改为具有确定刑期的刑罚：最低为八 (8) 年零一 (1) 天的监禁市长级监禁，最高为十四 (14) 年、八 (8) 个月零一 (1) 天的终身监禁。该决定体现了与罪名相适应的刑事处罚中的重大改变。
    对于可能面临类似刑事指控的个人，应该做些什么？ 可能面临此类指控的个人必须寻求法律咨询，重点是建立全面辩护策略，考虑到对任何主张的加重情节（例如优势力量滥用）的证据。当事人必须挑战控方提供证明所有构成罪行的元素（包括加重情节）的有效证据，强调被告的个人利益受到维护。

    总而言之，本案澄清了优势力量滥用的法律含义，并强调了对相关事实和证据进行严谨审查的重要性，然后才能将凶杀升级为谋杀。结果强调需要在法庭上确保对所有被告适用正当程序和公平审判的原则，即使面对严重的指控。

    关于此项裁决在特定情况下应用的咨询，请通过联系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frontdesk@asglawpartners.com 联系 ASG Law。

    免责声明：此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法律建议。如需根据您的具体情况量身定制的特定法律指导，请咨询合格的律师。
    资料来源：Short Title，G.R No.，DATE

  • Final Judgment and Mootness: 埃德加多·奥尼亚诉菲律宾人民案中的可执行性与上诉问题

    本案强调了刑事案件中最终判决以及在案件仍在审理期间出现的事实所引发的上诉的可执行性问题。最高法院驳回了埃德加多·奥尼亚的上诉，原因是他在地区审判法院被判犯有杀人罪，随后在上诉法院维持原判。由于奥尼亚未能就上诉法院的裁决提出上诉，该裁决已成定局。最高法院裁定，对一个案情产生争议的问题进行学术讨论是不必要的，因为基于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其判决不能产生任何实际的法律效力，或者在本质上无法执行。

    当判决成定局：一个谋杀案件上诉故事

    此案源于埃德加多·奥尼亚被指控犯有杀人罪。审判后，卡卢坎市地区审判法院认定奥尼亚犯有杀人罪。他缺席宣判，地区审判法院下令发出逮捕令并没收了他的保释金。此后，奥尼亚提出上诉，对逮捕令的有效性以及判决的送达提出质疑。该案的核心问题是，在上诉过程中是否应该准许奥尼亚保释，尤其是在对杀人罪的判决现在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基本事实是，卡卢坎市地区审判法院已对奥尼亚作出有罪判决。此后，上诉法院维持了地区审判法院的判决，但在量刑方面作出了修改。重要的是，奥尼亚没有对上诉法院的判决提出上诉，导致判决生效。考虑到以上法律情况，因此提出了上诉，质疑奥尼亚对最初的地区审判法院判决所采取的行动的有效性。

    最高法院认为，上诉法院作出最终判决后，本案已失去意义。由于该判决具有约束力且不可上诉，因此最高法院讨论案件的要点没有实际效果。因此，对案情争议的问题进行学术讨论是不必要的，因为基于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判决不能产生任何实际的法律效力，或者在本质上无法执行。事实上，根据已确定的法律，如果案件争议的问题因此而消失或出现使上诉法院判决无用的情况，则案件会失去意义。因此，此案的焦点从保证初步的上诉权转移到解决最终和不可上诉的刑事定罪是否会使待决事项无效。在法律推理上，本案依赖于先前在Lanuza, Jr. v. Yuchengco一案中确立的法律，以及Royal Cargo Corporation v. Civil Aeronautics Board一案的适用，强调法院将避免表达在鉴于重大事件而无法提供实际补救的案件中的观点。

    在刑事法律领域中，“案件已失去意义”的概念在诉讼程序的进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常会遇到对原审判决提出上诉，然而，最终结果受到后续发展的显着影响。因此，该分析阐明了上诉过程中定罪的影响。在对地区审判法院判决提出的质疑最终提交到最高法院期间，上诉法院审查并维持了奥尼亚的有罪判决，并对其刑期进行了一些修改。最关键的要素是奥尼亚放弃了就上诉法院的裁决提出上诉的权利，从而正式确认了下级法院的判决。现在最高法院正在分析其决定的合理性。因此，由于最终判决，该案件的实际效力被削弱了。

    重要的是，法院强调在寻求司法救济期间考虑判决的现实影响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上诉事项，本案所固有的概念类似于针对待决行动采取禁诉令措施的传统禁诉令措施。对这一考虑的关键作用进行了具体分析：为了防止浪费资源用于讨论实际上不会对参与者产生影响的主张。最高法院通过确认对法律案件最终决定的法律上的优势，而不是持续调查已经不再对其寻求补救措施的有效性和实际性的观点，坚持不介入那些既定的事实。

    本案进一步确立了法律诉讼过程中的明确界限，案件在争议未决且可能有效的上诉期间受到上诉法院维持时受到严重影响。实际上，最高法院的裁决强调了审判和上诉法庭通过建立最终解决来结束案件的宪法授权，通过不质疑有罪判决来确认，当事人寻求采取上诉措施时有补救措施。这些情况进一步反映了一个司法制度的最终目的，既要公正地裁决案件，同时保证最终裁决不因过度干预而受到阻碍。奥尼亚案件强调了一个上诉案件中的因素在案件的待决上诉的分析中变得没有影响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未上诉的刑事裁决，成为不可逆转的司法结果。

    常见问题解答

    本案中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本案中的关键问题是，在埃德加多·奥尼亚在上诉法院的刑事定罪成为最终判决后，最高法院是否应准许埃德加多·奥尼亚在对其杀人罪判决的上诉期间获得保释。这与法律补救在司法最终确定的案件中的适用性有关。
    为什么最高法院驳回了奥尼亚的上诉？ 由于上诉法院的判决已经生效且具有约束力，奥尼亚最初的上诉要求获得准许，该上诉来自地区审判法院，实际上已失去意义。由于上诉法院对其的有罪判决已经确定并且没有进一步的上诉途径，因此现在他的案件没有任何待决的上诉问题。
    “案件已失去意义”是什么意思？ “案件已失去意义”意味着审判请求解决的法律问题不再存在，或者随后的事件使其对涉及的各方没有实际意义或影响。这通常导致法院驳回诉讼，因为它无法再提供有意义的补救。
    未提出上诉法院判决的上诉对本案的命运有何影响？ 未提出上诉法院的判决保证该判决成为最终的判决，在法律上约束奥尼亚。此举消除了对初步审查过程采取上诉行动或补救的任何争议理由。
    在本案中，哪个判决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 对本案产生权威和约束力影响的是上诉法院维持有罪判决的判决。由于奥尼亚没有对上诉法院判决提出上诉，这构成了法律范围内的最终命令。
    在地区审判法院中，奥尼亚最初是被指控什么罪行？ 在地区审判法院中，奥尼亚最初被指控犯有杀人罪，该法院最终宣布他有罪。这涉及罗赫略·布拉沃的死亡，这成为了判决的主要起诉原因。
    此案件强调了关于判决的哪个关键法律原则？ 此案件的主要见解集中在法律上的不可改变性原则上，该原则规定了案件中的法律案件结论只有在确定最终事实和不可撤销的判决之后，最高法院必须认识到和接受下级法院通过充分的司法管辖权和正当程序作出的具有约束力的决定。
    当事方应该如何根据本案解决上诉相关事宜？ 本案建议各方及时处理诉讼事宜并跟踪所有上诉截止日期。如果在刑事判决之后要求额外的审查补救，在初始上诉判决中寻求明确澄清也很重要，特别是如果法律策略可能会产生改变游戏规则的司法行为，从而使未决的上诉事项复杂化。

    总之，埃德加多·奥尼亚诉菲律宾人民一案提醒我们，司法确定性和诉讼程序的最终确定是至关重要的。上诉过程中待决诉讼的时机与实际最终结果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了法律程序的完整性。上诉策略中的任何法律差距都可能彻底改变最终的司法结果，通常决定正义是有效且具有最终性的。

    如需咨询本裁决在具体情况下的适用，请通过 contact 或通过电子邮件 frontdesk@asglawpartners.com 与 ASG Law 联系。

    免责声明：本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法律建议。如需针对您的情况量身定制的特定法律指导，请咨询合格的律师。
    资料来源：奥尼亚诉菲律宾人民，G.R. No. 150537, 2007 年 7 月 4 日

  • 菲律宾合谋杀人罪与凶杀罪：最高法院案例分析

    菲律宾合谋杀人罪与凶杀罪的关键区别

    G.R. No. 131347, May 19, 1999

    在菲律宾的法律体系中，确定刑事责任时，合谋的概念至关重要。菲律宾人民诉马尔多案（People v. Maldo）阐明了合谋在区分谋杀罪和凶杀罪中的作用。本案强调，虽然合谋可能确立共同的犯罪意图，但定罪为谋杀罪仍需证明诸如阴谋诡计等加重情节。如果这些情节无法证明，即使存在合谋，被告也可能仅被判犯有较轻的罪行——凶杀罪。

    案件背景

    1994年2月20日，在拉古纳省圣克鲁斯，迈克尔·巴乔（Michael Bacho）不幸丧生。罗德里戈·马尔多（Rodrigo Maldo）和雷纳尔多·马尔多（Reynaldo Maldo）父子被指控犯有谋杀罪，罪名是合谋杀害巴乔。检察机关声称，雷纳尔多持枪，罗德里戈持木棍，两人共同追赶并袭击了巴乔，雷纳尔多最终开枪致巴乔死亡。初审法院认定罗德里戈犯有谋杀罪，判处终身监禁。罗德里戈不服判决，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法律背景：合谋、谋杀与凶杀

    在菲律宾刑法中，合谋的定义见于《修订刑法典》第八条第二款：“合谋存在于两人或多人就实施重罪达成协议，并决定予以实施之时。” 合谋并非独立的罪名，而是一种责任形式。当存在合谋时，一个合谋者的行为即视为所有合谋者的行为。这意味着，即使某人没有直接实施犯罪行为，但如果被认定为合谋者，也可能与直接实施者承担相同的刑事责任。

    谋杀罪和凶杀罪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存在加重情节。根据《修订刑法典》第248条，谋杀罪是指在存在特定加重情节的情况下杀人，例如阴谋诡计、严重侮辱或公开不尊重受害人等。如果不存在这些加重情节，则杀人罪仅构成凶杀罪，根据第249条，凶杀罪的刑罚远轻于谋杀罪。

    本案的关键在于，即使罗德里戈·马尔多与儿子雷纳尔多存在合谋，如果谋杀罪的加重情节（如阴谋诡计）无法被证实，则他可能只能被判犯有凶杀罪。

    最高法院的判决

    最高法院在审理此案时，仔细审查了初审法院的判决和双方提交的证据。法院认同初审法院关于证人可信度的评估，特别是目击证人维吉尼亚·科尔多瓦（Virginia Cordova）的证词。科尔多瓦的证词表明，罗德里戈和雷纳尔多共同追赶受害者巴乔，罗德里戈还喊着“杀了他，杀了他”。然而，最高法院对初审法院认定存在阴谋诡计的结论持不同意见。

    法院指出，阴谋诡计是指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采用突然袭击或秘密方式，以确保犯罪的实施，且不给受害者任何抵抗或逃脱的机会。在本案中，控方未能充分证明袭击是如何开始的，以及是否以阴谋诡计的方式实施。证人证词表明，事件发生前存在混战，受害者逃跑，然后被追赶并被枪击。缺乏对袭击开始方式的具体描述，使得阴谋诡计无法成立。

    最高法院在其判决中强调：

    “由于缺乏关于侵略开始方式或导致受害者死亡的行为如何展开的细节，因此不能认定存在阴谋诡计。”

    此外，最高法院也驳回了初审法院关于存在明显预谋和利用优势力量等加重情节的认定，理由是控方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支持。

    最终，最高法院部分支持上诉，推翻了初审法院关于谋杀罪的判决，认定罗德里戈·马尔多仅犯有凶杀罪。法院将刑期改为有期徒刑，并维持了民事赔偿的判决。

    案件的实践意义

    菲律宾人民诉马尔多案突出了在菲律宾刑事诉讼中，准确区分谋杀罪和凶杀罪的重要性。本案明确指出，即使存在合谋，也不一定构成谋杀罪。要定罪为谋杀罪，控方必须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存在法定的加重情节，例如阴谋诡计。如果这些加重情节无法被证实，即使被告参与了杀人行为，也可能只被判犯有凶杀罪。

    对于律师和法律专业人士而言，本案强调了在处理涉及合谋的杀人案件时，仔细审查证据，特别是关于加重情节的证据的重要性。辩方律师应积极挑战控方关于加重情节的指控，争取将指控降为较轻的罪名。控方则需要收集并呈现充分的证据，以证明加重情节的存在，从而确保被告被判处与其罪行相称的刑罚。

    对于公众而言，本案有助于理解菲律宾刑法中合谋、谋杀和凶杀罪之间的微妙差异。它提醒人们，法律对犯罪行为的定性和量刑有着严格的标准，即使在涉及多人共同犯罪的情况下，也需要根据具体情节和证据来确定每个人的责任。

    关键要点

    • 合谋不等于谋杀： 合谋的存在并不能自动将杀人罪提升为谋杀罪。
    • 加重情节是关键： 谋杀罪的成立需要证明法定的加重情节，如阴谋诡计。
    • 举证责任在控方： 控方有责任提供充分证据，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加重情节的存在。
    • 量刑差异显著： 谋杀罪和凶杀罪在刑罚上有显著差异，准确区分至关重要。

    常见问题解答

    问：什么是合谋？

    答：合谋是指两人或多人之间达成协议，共同实施犯罪行为。在法律上，合谋意味着所有参与者都对犯罪行为负有责任，即使他们没有亲自实施所有环节。

    问：谋杀罪和凶杀罪有什么区别？

    答：谋杀罪和凶杀罪都是指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主要区别在于，谋杀罪需要在凶杀罪的基础上，存在法定的加重情节，例如阴谋诡计、虐待、或出于价格、奖励或承诺。谋杀罪的刑罚比凶杀罪更重。

    问：阴谋诡计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在本案中很重要？

    答：阴谋诡计是指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采用突然袭击或秘密方式，以确保犯罪的实施，且不给受害者任何抵抗或逃脱的机会。在本案中，阴谋诡计是控方指控的谋杀罪加重情节之一。最高法院认为，控方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存在阴谋诡计，因此推翻了谋杀罪的判决。

    问：如果我被指控合谋犯罪，我应该怎么做？

    答：如果您被指控合谋犯罪，立即寻求法律咨询至关重要。一位有经验的律师可以帮助您评估案情，了解您的权利和选择，并为您提供法律辩护。律师会审查控方证据，挑战指控，并尽力保护您的权益。

    问：本案对未来的案件有什么影响？

    答：菲律宾人民诉马尔多案为未来的类似案件设定了重要的先例。它强调了在区分谋杀罪和凶杀罪时，仔细审查加重情节证据的重要性。法院在判决中强调，不能仅仅因为存在合谋就认定为谋杀罪，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加重情节的存在。这有助于确保量刑的公正性和准确性。

    如果您在菲律宾的刑事法律问题方面需要法律帮助，ASG Law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团队在此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我们在刑事诉讼、合谋辩护以及其他相关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请随时通过电子邮件 nihao@asglawpartners.com 或访问我们的 联系方式 页面与我们联系，进行咨询。我们ASG Law律师事务所精通菲律宾刑法，随时准备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帮助。立即联系方式咨询！

  • 在菲律宾，非法持有枪支与凶杀案：一项重要判例的解析

    菲律宾持非法枪支杀人案件的关键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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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宾人民诉 RAUL TAGUBA 和 JAIME TOLIBAS 案, G.R. Nos. 112792-93, 2000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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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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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象一下，在熙熙攘攘的菲律宾街道上，一次看似普通的公共汽车乘坐变成了一场悲剧。当一名乘客突然宣布抢劫，并用枪指着另一名乘客时，车内的平静瞬间破碎。枪声响起，一名年轻人倒下，生命危在旦夕。这起事件的核心问题不仅仅是悲惨的死亡，而是围绕着菲律宾法律中非法持有枪支与相关犯罪之间复杂关系的法律问题。在 菲律宾人民诉塔古巴和托利巴斯案 中，菲律宾最高法院深入探讨了这些复杂性，澄清了当凶杀案中使用非法枪支时应适用的法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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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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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菲律宾，关于非法持有枪支的法律主要源于第1866号总统令（PD 1866），后经第8294号共和国法令（RA 8294）修订。最初，PD 1866将非法持有枪支与使用非法枪支实施其他犯罪（如凶杀案）分开对待，对两者都处以惩罚。然而，RA 8294的颁布改变了这一局面。RA 8294旨在减轻非法持有枪支的处罚，特别是当这种非法持有与更严重的犯罪行为有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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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 8294 的关键条款指出，如果使用非法枪支犯下凶杀或谋杀罪，则应仅对凶杀或谋杀罪进行起诉，而非法使用枪支应被视为加重情节，而非单独的罪行。 具体而言，RA 8294 第 1 条第三段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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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使用非法许可的枪支犯下本法未另行处罚的任何其他罪行，则应将此非法许可作为加重情节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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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项修正案意义重大，因为它避免了对同一行为的双重处罚，并简化了涉及非法枪支和严重暴力犯罪案件的起诉流程。在 RA 8294 之前，被告可能因非法持有枪支和使用该枪支犯下的另一项罪行而被分别起诉和判刑。RA 8294 后的法律框架则规定，在凶杀案等案件中，非法持有枪支不再是独立的罪行，而成为量刑时考虑的加重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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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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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菲律宾人民诉塔古巴和托利巴斯案 中，案件围绕着 1992 年 9 月 1 日发生在 Pasay 市公共汽车上的一起悲惨事件展开。受害者阿马多·吉纳与乔·马里·塔玛戈和彼得·卡斯特罗一同乘坐公共汽车回家。被告劳尔·塔古巴突然宣布抢劫，并用枪指着吉纳。当吉纳试图反抗时，塔古巴开枪射击了他，导致吉纳最终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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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发生后，塔古巴和同伴海梅·托利巴斯逃离现场，但很快被一名路过的警察 PO1 费尔南多·多明格斯逮捕，后者没收了塔古巴的一把枪。塔玛戈目睹了整个事件，并在晚些时候挺身而出，指认了塔古巴和托利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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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塔古巴被指控犯有两项罪名：非法持有枪支（刑事案件编号 92-1382）和使用非法枪支的凶杀案（刑事案件编号 92-1384）。地区审判法院（RTC）判处塔古巴犯有两项罪名，判处其非法持有枪支罪名成立，并判处 监狱长监禁 的最低刑期十年零一天至 临时监禁 的最高刑期十四年八个月零一天；使用非法枪支的凶杀罪名成立，判处 永久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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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古巴不服 RTC 的判决，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上诉的核心论点围绕着目击证人塔玛戈的可信度、警察多明格斯的证词以及作为证据的枪支的未出示。然而，最高法院利用上诉审查全部案件的权力，将审查范围扩大到包括对被告人所犯罪行的正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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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维持了 RTC 对证人可信度的评估，强调初审法院在评估证人证词方面的独特优势。法院引用了塔玛戈和多明格斯的肯定且明确的指认，以及塔玛戈在当地报纸上看到逮捕新闻后迅速挺身而出的事实。法院认为，这些证据足以支持塔古巴犯下犯罪行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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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对罪行的定性，最高法院指出 RA 8294 的颁布改变了法律格局。法院参考了先前的判例 人民诉莫利纳案，重申当使用非法枪支犯下凶杀案时，应仅对凶杀案进行起诉，而使用非法枪支则作为加重情节。由于起诉书充分指控并证明了凶杀案的所有要素，但未指控任何可将罪行定性为谋杀的情节，因此最高法院裁定塔古巴只能被判犯有凶杀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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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未出示枪支的问题，最高法院澄清说，虽然出示枪支是证明其存在的最佳方式，但并非绝对必要。法院引用了 人民诉奥雷胡埃拉案，指出枪支的存在可以通过证词来证明。在本案中，多明格斯和塔玛戈的证词都证实了枪支的存在和塔古巴的持有。此外，菲律宾国家警察枪支和爆炸物办公室的证明（Exh.

  • 菲律宾凶杀案：阴谋与过失杀人罪的区别——最高法院案例分析

    菲律宾凶杀案：阴谋与过失杀人罪的区别

    G.R. No. 121344, October 29, 1999

    引言

    在菲律宾，剥夺他人生命是最严重的犯罪之一。当多人参与并导致他人死亡时，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本案探讨了在共同犯罪中，即使存在阴谋，但若无法证明谋杀罪的加重情节，则罪犯可能被判处较轻的过失杀人罪。了解谋杀罪与过失杀人罪之间的区别，对于理解菲律宾刑法的公正性和确保个人权利至关重要。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在被告人共同参与导致受害者死亡的情况下，但缺乏谋杀罪的特定加重情节，应如何定罪？

    法律背景：谋杀罪与过失杀人罪

    根据菲律宾修订刑法第248条，谋杀罪是指因加重情节而犯下的过失杀人罪。这些加重情节包括：

    1. 背信弃义 (Treachery)：指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采用直接和特别确保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攻击受害者的手段、方式或形式，使其无法自卫。
    2. 显着预谋 (Evident Premeditation)：指犯罪人在犯罪前经过深思熟虑和计划。
    3. 报酬、承诺或利益 (Price, reward, or promise)
    4. 泛滥、火灾、毒药、爆炸、搁浅船只或飞机、拆毁、或使用其他灾难 (Means of inundation, fire, poison, explosion, stranding of a vessel or aircraft, derailment, or by the use of any other artifice involving great waste and ruin)
    5. 明显的优势力量，或利用权力来削弱防御，或使用非法的工具 (Obvious ungratefulness or callous disregard for the dignity of the offended party)
    6. 公共权威或尊重其应有的身份 (On occasion of any calamity or misfortune)
    7. 入室盗窃 (With cruelty, by deliberately and inhumanly augmenting the suffering of the victim, or outraging or scoffing at his person or corpse)

    反之，修订刑法第249条定义的过失杀人罪，是指在没有上述任何加重情节的情况下，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过失杀人罪的刑罚通常比谋杀罪轻。

    阴谋 (Conspiracy) 在菲律宾刑法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当两人或多人同意实施犯罪，并决定实施犯罪时，即构成阴谋。如果阴谋成立，所有参与者都将被视为共同主犯，无论他们在实际犯罪中扮演的角色大小。关键在于他们共同的犯罪意图和协同行动。

    案例回顾：人民诉阿尔塔巴诺等人案

    本案涉及1994年8月31日发生在卡洛奥坎市的一起命案。受害者阿诺德·费尔南德斯在一家商店外喝酒时，遭到鲁本·拉斯卡诺、爱德华多·阿尔塔巴诺和本杰明·卡罗的袭击。证人指证，拉斯卡诺咒骂并踢了费尔南德斯，随后三人一同殴打受害者。拉斯卡诺还说：“你这个无耻之徒，你的时间到了。” 随后，拉斯卡诺拔枪射击费尔南德斯胸部，导致其死亡。科拉松·卡罗-拉斯卡诺和辛西娅·阿尔塔巴诺-卡罗也被指控，因为证人称她们在现场鼓励拉斯卡诺开枪。

    最初，加洛坎市地区审判法院（RTC）判处爱德华多·阿尔塔巴诺和本杰明·卡罗犯有谋杀罪。法院认定存在阴谋，并认为背信弃义是加重情节。科拉松·卡罗-拉斯卡诺和辛西娅·阿尔塔巴诺-卡罗因证据不足被判无罪。阿尔塔巴诺和卡罗对地区审判法院的判决不服，提起上诉。

    最高法院第三庭审理了此案。上诉人辩称，他们不应为拉斯卡诺的枪击行为负责，最多只能因殴打受害者而承担伤害罪的责任。他们声称没有与拉斯卡诺合谋杀害受害者。

    最高法院驳回了上诉人的辩护理由。法院维持了地区审判法院关于存在阴谋的认定。证人证词清晰地表明，阿尔塔巴诺和卡罗与拉斯卡诺协同行动，共同攻击受害者。即使只有拉斯卡诺开枪，由于阴谋的存在，所有共谋者都应承担共同主犯的责任。

    然而，最高法院不同意地区审判法院关于背信弃义是加重情节的认定。法院认为，“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犯罪的实施具有突然袭击的特征，没有给予受害者任何机会来防御被告人对其人身攻击的情况下，不能恰当地认定背信弃义为加重情节。” 本案中，受害者在袭击发生前已意识到袭击者的敌意，并有机会观察到攻击的开始，因此不构成背信弃义。

    关于显着预谋，最高法院也认为不应予以认定。虽然受害者对科拉松·卡罗-拉斯卡诺的诽谤言论可能引发了袭击者的怨恨，但检方未能证明显着预谋的所有要素：

    1. 犯罪人决定犯罪的时间；
    2. 表明犯罪人坚持其决心的行为；
    3. 从决定犯罪到实施犯罪之间有足够的时间让犯罪人反思其行为的后果。

    虽然事件发生前数小时的争吵可能提供了犯罪动机，但没有证据表明袭击者何时策划谋杀，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为实施谋杀做了准备。因此，最高法院认为，显着预谋也未得到证实。

    由于缺乏背信弃义和显着预谋这两个加重情节，最高法院最终将阿尔塔巴诺和卡罗的罪名从谋杀罪改为过失杀人罪。刑罚也从终身监禁改为有期徒刑。

    实际意义

    本案强调了在菲律宾刑法中，谋杀罪与过失杀人罪的关键区别在于是否存在加重情节，例如背信弃义和显着预谋。即使存在阴谋，如果这些加重情节未能得到证实，被告人可能只会被判处过失杀人罪。对于被告人而言，这意味着刑罚会减轻。对于受害者家属而言，这意味着法律承认了生命的丧失，但对罪行的定性有所不同。

    本案还提醒我们，阴谋的成立会使所有共谋者承担责任，即使他们没有直接实施致命行为。参与犯罪现场，即使只是提供协助或鼓励，也可能导致严重的法律后果。

    重要经验教训

    • 谋杀罪需要加重情节： 要被判处谋杀罪，除了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外，还必须证明存在法律规定的加重情节，如背信弃义或显着预谋。
    • 阴谋共同犯罪： 即使个人没有直接实施犯罪行为，但如果参与了犯罪阴谋，也可能被视为共同主犯并承担刑事责任。
    • 证据的重要性： 在刑事案件中，充分的证据至关重要。检方必须提供确凿的证据来证明犯罪事实和加重情节，才能确保被告人被判处相应的罪行。辩方也有责任提出证据来反驳指控或减轻罪责。

    常见问题解答 (FAQ)

    问：谋杀罪和过失杀人罪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答： 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存在加重情节。谋杀罪是在存在法律规定的加重情节（如背信弃义、显着预谋等）的情况下犯下的过失杀人罪。过失杀人罪则是在没有这些加重情节的情况下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问：什么是背信弃义？在本案中为什么没有认定背信弃义？

    答： 背信弃义是指犯罪人采用确保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攻击受害者的手段，使其无法自卫。在本案中，法院认为受害者在袭击发生前已意识到袭击者的敌意，并有机会观察到攻击的开始，因此不构成突然袭击，不符合背信弃义的定义。

    问：什么是显着预谋？在本案中为什么没有认定显着预谋？

    答： 显着预谋是指犯罪人在犯罪前经过深思熟虑和计划。在本案中，虽然有争吵可能提供了犯罪动机，但检方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袭击者何时策划谋杀，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为实施谋杀做了准备，因此显着预谋未得到证实。

    问：什么是阴谋？阴谋在本案中起什么作用？

    答： 阴谋是指两人或多人同意实施犯罪，并决定实施犯罪。在本案中，法院认定存在阴谋，这意味着即使只有鲁本·拉斯卡诺开枪，爱德华多·阿尔塔巴诺和本杰明·卡罗也因参与阴谋而被视为共同主犯，并承担刑事责任。

    问：如果我被指控犯有谋杀罪，我应该怎么做？

    答： 如果您被指控犯有谋杀罪，您应该立即寻求法律帮助。聘请一位经验丰富的刑事辩护律师至关重要。律师可以帮助您了解您的权利，评估案情，制定辩护策略，并在法庭上代表您。保持沉默，不要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与警方或检方交谈。

    问：本案对未来类似的案件有什么影响？

    答： 本案强调了法院在区分谋杀罪和过失杀人罪时，对加重情节的严格审查。未来类似的案件将继续遵循这一原则，即只有在确凿证据证明存在加重情节的情况下，才能判处谋杀罪。否则，即使存在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也可能被定性为过失杀人罪。

    问：自卫在菲律宾法律中是如何规定的？

    答： 菲律宾法律允许在特定情况下进行自卫。为了成功主张自卫，必须满足以下要素：非法侵犯、合理的防御手段的必要性、以及被挑衅者缺乏足够的挑衅。自卫必须是合理的，且仅限于阻止非法侵犯所需的程度。

    问：如果我目睹了犯罪发生，我应该怎么做？

    答： 如果您目睹了犯罪发生，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如果安全，您可以报警并向警方提供您所看到的详细信息。您的证词可能对案件的调查和审判至关重要。您也可以考虑寻求法律咨询，了解您的权利和义务。

    ASG Law 律师事务所精通菲律宾刑法，尤其是在凶杀和谋杀案件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面临类似的法律问题，请立即联系我们以获得专业的法律咨询和帮助。我们的律师团队将竭诚为您服务，维护您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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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菲律宾法律：间接证据在刑事案件中的应用及合理怀疑原则的重要性

    菲律宾法律：间接证据在刑事案件中的应用及合理怀疑原则的重要性

    G.R. No. 119739, June 18, 1998 – 阿里斯顿·A·阿巴德诉上诉法院及菲律宾人民

    引言

    在菲律宾的司法体系中，刑事案件的定罪并非易事。检察官肩负着沉重的举证责任，必须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被告有罪。然而，并非所有案件都有直接证据，如目击证人或明确的物证。在许多情况下，法院不得不依赖间接证据，即通过一系列相关事实来推断被告的罪行。阿里斯顿·A·阿巴德诉上诉法院及菲律宾人民案（G.R. No. 119739）正是这样一个案例，它深刻地阐释了间接证据在菲律宾刑事诉讼中的应用，以及合理怀疑原则在保障被告人权利方面的重要性。

    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仅凭间接证据，法院是否可以认定被告人犯有杀人罪，且已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最高法院在本案中的判决，为理解菲律宾的证据法和刑事诉讼程序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菲律宾法律中的间接证据与合理怀疑原则

    在菲律宾法律体系中，《菲律宾证据规则》允许法院依据间接证据进行定罪。规则133，第5条明确指出：“间接证据，当存在不止一种情况时，且这些情况的事实已被证明，并且这些情况的组合能够产生超越合理怀疑的确信时，足以作为定罪的基础。” 这意味着，间接证据要被采纳，必须满足以下几个关键条件：

    • 存在多种情况：不能仅凭单一的间接证据就定罪，必须有多重相互关联的情况。
    • 情况的事实已被证明：构成间接证据链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有确凿的证据支持，不能是推测或臆断。
    • 排除合理怀疑的确信：所有已证明的情况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指向被告有罪，并且排除所有其他合理的解释，即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合理怀疑”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并非指绝对的、百分之百的确定性，而是一种道德上的确信，即在仔细权衡所有证据后，一个理性的人仍然无法排除被告无罪的可能性。《菲律宾宪法》保障被告人享有无罪推定原则，这意味着在被证明有罪之前，所有人都被视为无罪。因此，举证责任完全在于控方，且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极高标准。

    最高法院在过往的判例中多次强调，间接证据的运用必须极其谨慎。例如，在人民诉卡辛加尔案（People vs. Casingal, 243 SCRA 37 [1995]）中，法院援引人民诉哈拉案（People vs. Jara, 144 SCRA 517 [1986]）的判决，指出间接证据必须“与被告有罪的假设相符，同时与被告无罪的假设以及所有其他合理的假设不符，除了有罪的假设之外”。

    这些法律原则共同构成了菲律宾刑事诉讼中保护无辜者免受错误定罪的重要屏障。它们要求法院在审视间接证据时，必须保持高度的审慎和客观，确保定罪是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基础之上，而非猜测或推断。

    案件回顾：阿巴德案的审理过程

    阿里斯顿·A·阿巴德案的案情发生在1986年10月28日凌晨。受害者罗伯托·皮内达在家门口被发现身中数刀，最终不治身亡。案发时，受害者的母亲安娜·宝琳被呼救声惊醒，她从窗户看到一名男子从停在她家门口的吉普车上下来，她朝该男子喊叫，该男子抬头看她后逃跑。安娜下楼后发现了身受重伤的儿子。

    安娜·宝琳在事发当天向警方报案，并在稍后提交的“陈述书”中指认被告人阿里斯顿·A·阿巴德是她看到逃离现场的男子。她还声称，阿巴德和罗伯托之间存在宿怨，因为阿巴德抢走了罗伯托的前妻苏珊。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阿巴德被指控犯有杀人罪。在地区审判法院（RTC）的审理中，控方主要依赖以下间接证据：

    • 阿巴德出现在犯罪现场并逃跑：受害者母亲安娜·宝琳的证词表明，她看到阿巴德在她家门口，并在她喊叫后逃跑。
    • 阿巴德有杀人动机：证人玛丽·格蕾丝·皮内达作证，案发前三天，阿巴德和受害者曾因孩子抚养权问题发生争吵，并互相威胁要杀死对方。

    辩方则提出了不在场证明。阿巴德声称，案发当晚他在帕赛市卖茉莉花，午夜才回到圣佩德罗的家中，案发时他正在睡觉。他的妻子伊芙琳·塔格尔也证实了他的说法。

    地区审判法院和上诉法院均认定阿巴德犯有杀人罪，认为间接证据足以支持定罪。然而，最高法院对此提出了质疑。

    最高法院在判决中，详细分析了控方提供的间接证据，并指出：“本案最突出的特点是缺乏实际的目击证人。没有人看到被告人刺伤受害者，凶器也从未找到。唯一将被告人与犯罪联系起来的是他出现在案发现场，因此，初审法院依赖间接证据来判决被告人有罪。”

    法院进一步强调，仅仅出现在犯罪现场，并不能等同于实施了犯罪行为。安娜·宝琳的证词只能证明阿巴德出现在现场并逃跑，但无法证明他就是凶手。此外，法医的证词也表明，受害者身上的伤口可能由不止一把凶器造成，这意味着可能存在多名凶手，这进一步削弱了控方的指控。

    “我们始终认为，被告人仅仅出现在犯罪现场，不能单独解释为他实施了杀戮，”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引用了过往案例，并强调了间接证据的局限性。

    关于动机，最高法院承认阿巴德可能存在杀人动机，但指出：“为了支持定罪，动机必须与可以合理推断被告人是作恶者的证据相结合。鉴于本案证据的匮乏，如果断定杀戮源于被告人和受害者之间之前的争吵，那将更多的是推测而非事实。”

    最终，最高法院推翻了上诉法院的判决，宣布阿巴德无罪。“如果生命被剥夺，正义要求纠正错误，但这种要求报应的正义不能与将本案被告人定罪的正义相同，因为他的罪行尚未被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总结道。

    案件的实践意义与启示

    阿巴德案的判决，对于菲律宾的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再次强调了在刑事案件中，尤其是依赖间接证据的案件中，“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重要性。本案的判决，为未来的类似案件确立了重要的先例，并为执法部门、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提供了宝贵的教训。

    对执法部门和检察官的启示：

    • 重视直接证据的收集：在刑事调查中，应尽可能优先收集直接证据，如目击证人证词、物证、监控录像等。
    • 间接证据需形成完整链条：如果只能依赖间接证据，必须确保收集到足够数量的相互关联的证据，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排除所有合理的无罪解释。
    • 避免过度依赖动机：动机可以作为辅助证据，但不能作为定罪的主要依据。必须有其他更直接的证据来支持指控。

    对辩护律师的启示：

    • 挑战间接证据的薄弱环节：辩护律师应仔细审查控方提供的间接证据，找出证据链中的薄弱环节，质疑证据的可靠性和关联性。
    • 强调合理怀疑的存在：辩护律师应积极寻找和强调案件中存在的合理怀疑，例如，是否存在其他可能的嫌疑人，证据是否可以有其他合理的解释等。
    • 充分利用无罪推定原则：辩护律师应始终强调无罪推定原则，提醒法庭控方有责任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被告有罪。

    关键教训

    阿巴德案的核心教训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 间接证据可以定罪，但要求极高：菲律宾法律允许依据间接证据定罪，但前提是间接证据必须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且排除所有合理怀疑。
    • 出现在犯罪现场不等于有罪：仅仅出现在犯罪现场，不能作为定罪的充分证据。必须有其他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
    • 动机不能单独定罪：动机可以作为参考，但不能作为定罪的决定性因素。
    • 合理怀疑是无罪的盾牌：如果证据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即使被告人可能存在嫌疑，也应被判无罪。

    常见问题解答

    1. 什么是间接证据？与直接证据有何不同？

    间接证据，也称为环境证据，是指并非直接证明案件关键事实，而是通过推断来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直接证据则是直接证明案件关键事实的证据，如目击证人亲眼看到犯罪过程。

    2. 在菲律宾，间接证据可以作为定罪的依据吗？

    是的，菲律宾《证据规则》允许法院在满足特定条件下，依据间接证据进行定罪。这些条件包括存在多种情况、情况的事实已被证明、以及这些情况的组合能够产生超越合理怀疑的确信。

    3. “排除合理怀疑”是什么意思？

    “排除合理怀疑”是刑事诉讼中极高的证明标准，意味着在仔细权衡所有证据后，一个理性的人仍然无法排除被告无罪的可能性。它并非要求绝对的确定性，而是一种道德上的确信。

    4. 如果没有目击证人，刑事案件就无法定罪吗？

    不一定。即使没有目击证人，如果控方能够提供充分的间接证据，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被告有罪，仍然可以定罪。

    5. 在阿巴德案中，为什么最高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

    最高法院认为，控方提供的间接证据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阿巴德有罪。仅仅出现在犯罪现场和存在动机，不足以构成完整的证据链，无法排除其他合理的可能性。

    6. 如果我被指控犯罪，但没有直接证据，我应该怎么办？

    您应该立即聘请一位经验丰富的刑事辩护律师。律师会审查指控您的证据，特别是间接证据，并找出证据中的薄弱环节，为您辩护，争取您的合法权益。

    7. 阿巴德案对普通民众有什么启示？

    阿巴德案提醒我们，在刑事司法体系中，无罪推定原则至关重要。即使一个人可能受到怀疑，但在没有被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有罪之前，都应被视为无罪。同时，也提醒我们，在面对刑事指控时，寻求专业的法律帮助至关重要。

    如果您在菲律宾面临类似的法律问题，或需要更多关于刑事辩护的法律咨询，欢迎随时联系ASG Law律师事务所。我们在刑事诉讼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维护您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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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菲律宾最高法院：并非所有背后袭击都构成 – 案例分析：人民诉赫尔米纳案

    并非所有背后袭击都构成

    G.R. No. 120881, May 19, 1998

    在菲律宾刑法中，（Treachery）是一个加重情节，可以将原本的杀人罪升级为更严重的谋杀罪。 然而，最高法院在人民诉赫尔米纳案中澄清，并非所有从背后发起的袭击都自动构成。本案深入探讨了的法律定义，以及在确定犯罪性质时，情境因素和受害者意识的重要性。

    本案的核心问题是，被告赫尔米纳在受害者雷蒙多·安吉利斯逃跑时从背后开枪，是否构成刑法意义上的，从而使其行为构成谋杀罪，而非刑罚较轻的杀人罪。

    的法律背景

    在菲律宾刑法中被定义为一种犯罪情节，指的是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采用直接和特别的方式，确保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完成犯罪，且受害者无法进行有效的自卫。 这通常意味着袭击是以突如其来、出其不意的方式进行的，使受害者毫无防备。

    刑法典第14条详细列举了加重刑事责任的情况，其中包括：

    “当以突袭、欺骗或诡计的方式实施犯罪时。”

    最高法院在众多案件中都强调，的关键在于袭击方式必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旨在消除受害者的任何抵抗。 仅仅是袭击发生在背后，并不一定就构成。 重要的是要考察受害者是否意识到危险，以及是否有机会自卫。

    例如，在典型的案例中，犯罪人可能会在受害者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突然袭击，例如在受害者睡觉时、或者从背后偷袭。 这种情况下，受害者完全没有机会预料到危险，更谈不上自卫，因此构成。

    与谋杀罪形成对比的是杀人罪。杀人罪是指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但没有加重情节的情况。 杀人罪的刑罚通常比谋杀罪轻。 在菲律宾刑法中，谋杀罪的刑罚是（Reclusion Perpetua）至死刑，而杀人罪的刑罚是（Reclusion Temporal）。

    案件详情：人民诉赫尔米纳案

    本案中，被告赫尔米纳被指控犯有谋杀罪。根据控方证人的证词，1994年11月9日晚，赫尔米纳携带枪支来到受害者雷蒙多·安吉利斯的住所，寻找雷蒙多。此前，赫尔米纳的弟弟与雷蒙多发生争吵。当晚，赫尔米纳与雷蒙多的家人发生激烈争论。不久后，雷蒙多回到家中。赫尔米纳看到雷蒙多后，立即拔枪。雷蒙多和他的家人开始逃跑。雷蒙多在逃跑过程中绊倒在地，面朝下摔倒。赫尔米纳追上雷蒙多，朝他的背部开了一枪，子弹击中了雷蒙多的颈部后背。

    根据尸检报告，子弹从雷蒙多的右臀部后侧进入，呈向下轨迹。法医证实，雷蒙多在被枪击时很可能是面朝下躺在地上的姿势。

    被告赫尔米纳承认开枪射杀了雷蒙多，但他辩称是出于自卫。赫尔米纳声称，他去雷蒙多家是为了核实雷蒙多殴打并刺伤了他智障弟弟的消息。在雷蒙多家，雷蒙多突然出现，手持双刃刀，咒骂赫尔米纳并威胁要杀死他们。赫尔米纳试图逃跑，但在被逼到墙角时，为了自卫，他向雷蒙多开枪。

    一审法院认为控方证人的证词比辩方证词更可信，并根据证人证词和尸检报告认定，雷蒙多是在面朝下倒地时背部中枪。法院认定赫尔米纳利用了雷蒙多无助的状态，构成，因此判决赫尔米纳犯有谋杀罪，判处（Reclusion Perpetua），并赔偿受害者家属。

    赫尔米纳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最高法院，但并非要求无罪释放，而是请求将罪名降为杀人罪，从而减轻刑罚。赫尔米纳辩称，即使承认他是从背后枪击雷蒙多，也不构成。

    最高法院最终支持了赫尔米纳的上诉请求，将谋杀罪降为杀人罪。法院认为，本案与之前的“弗洛雷斯案”和“内梅里亚案”有相似之处，在这些案件中，最高法院都认定背后袭击不一定构成。

    法院在判决中强调：

    “仅仅因为受害者在试图逃离袭击者时背部中枪，本身并不能将犯罪定性为谋杀……第一次枪声已经使受害者处于警戒状态，并且实际上已经试图逃跑。因此，不可能存在，因为在袭击发生之前，受害者已经被警告了生命危险，甚至试图逃跑，尽管没有成功。此外，绝对没有证据表明被告有意识地、蓄意地采用了一种特定的袭击方式，以特别和直接地确保犯罪的实施而不受惩罚。”

    判决结果

    最高法院认为，在本案中，雷蒙多已经意识到生命危险，并且试图逃跑。此外，在犯罪现场附近，受害者的亲属也在场，他们本可以为雷蒙多提供帮助。因此，最高法院认为，本案不符合的构成要件。

    此外，一审法院认定的自首和激情犯罪的减轻情节也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肯定。考虑到减轻情节的存在，以及没有加重情节，最高法院最终判决赫尔米纳犯有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六（6）年至十（10）年。

    最高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判决的五十万比索（P50,000.00）的赔偿金和五万一千七百比索（P51,700.00）的丧葬费。

    实践意义

    人民诉赫尔米纳案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澄清了的法律适用，并强调了在评估是否构成时，不能仅仅看袭击是否发生在背后，而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全部情况。

    本案确立了以下几个关键的实践经验：

    • 背后袭击并非必然构成： 仅仅是袭击发生在背后，并不足以认定为。 关键是要看受害者是否预料到袭击，是否有机会自卫。
    • 情境因素的重要性： 法院在判断是否构成时，会考虑案件的整体情境，包括受害者是否被警告、是否有机会逃跑或寻求帮助等。
    • 激情犯罪与不相容： 如果犯罪是出于激情，表明犯罪人失去了理智和自控能力，则难以认定其在犯罪时有意识地选择了的方式。

    关键经验

    • 评估不能仅看袭击位置，要看受害者是否预料到危险和能否自卫。
    • 情境因素，如受害者是否被警告，是判断的关键。
    • 激情犯罪与在法律上是互斥的。

    常见问题解答

    1. 问题：什么是（Treachery）？

      回答： 是指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采用直接和特别的方式，确保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完成犯罪，且受害者无法进行有效的自卫。它是菲律宾刑法中的一个加重情节，可以将杀人罪升级为谋杀罪。

    2. 问题：所有背后袭击都构成吗？

      回答： 不是的。 人民诉赫尔米纳案明确指出，并非所有背后袭击都自动构成。 需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包括受害者是否预料到危险，是否有机会自卫。

    3. 问题：激情犯罪会影响的认定吗？

      回答： 是的。 如果犯罪是出于激情，法院可能会认为犯罪人当时失去了理智和自控能力，难以认定其有意识地选择了的方式实施犯罪。

    4. 问题：杀人罪和谋杀罪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回答： 杀人罪是指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但没有加重情节的情况。 谋杀罪是指在存在加重情节（如、预谋等）的情况下非法剥夺他人生命。 谋杀罪的刑罚比杀人罪更重。

    5. 问题：在本案中，为什么最高法院将谋杀罪降为杀人罪？

      回答： 最高法院认为，在本案中，受害者雷蒙多已经意识到危险并试图逃跑，不符合的构成要件。 此外，法院也考虑了一审法院认定的自首和激情犯罪的减轻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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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刑事诉讼信息纰漏：未指控的阴谋如何影响谋杀罪的定罪结果？

    刑事诉讼信息纰漏：未指控的阴谋如何影响谋杀罪的定罪结果？

    [G.R. No. 121993, September 12, 1997] 人民诉阿古尼亚斯案

    菲律宾最高法院在人民诉阿古尼亚斯案中强调了一个关键的刑事诉讼原则：被告人只能因信息中指控的罪行或必然包含在其中的罪行而被判刑。本案突显了起诉方在起草刑事信息时必须格外谨慎，确保所有构成要素，特别是加重罪行的情节，都得到明确指控的重要性。本案的判决结果直接影响了被告人的罪名，从谋杀罪降为刑罚较轻的杀人罪，充分说明了信息指控的精确性对案件走向具有决定性作用。

    案件背景

    1993年11月23日晚，在菲律宾宿务市，费迪南德·阿莫尔在与朋友聚会饮酒时，被人从背后枪击身亡。事发后，尼尔森·阿古尼亚斯和曼努埃尔·阿兰内塔被指控犯有谋杀罪。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地区审判法院认定阿古尼亚斯犯有谋杀罪，判处其终身监禁。然而，阿古尼亚斯不服判决，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起诉书中并未指控“阴谋”这一加重情节，因此不应以谋杀罪定罪。

    法律背景：谋杀罪与杀人罪的区别

    在菲律宾刑法中，谋杀罪和杀人罪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存在“加重情节”。根据菲律宾修订刑法第248条，谋杀罪是指在存在特定加重情节（如阴谋、滥用优势、使用武装人员等）的情况下杀害他人的行为，可判处再刑监禁至死刑。而杀人罪（第249条）则指不具备上述加重情节的非法杀人行为，刑罚相对较轻，为再刑。

    “阴谋”是指在实施犯罪时，犯罪人采用的方式、方法或形式，直接且特别地旨在确保犯罪的实施，且自身不会因受害人可能进行的抵抗而面临风险。在谋杀案件中，如果存在阴谋，且在起诉书中明确指控，则可作为将杀人罪升级为谋杀罪的关键要素。

    根据菲律宾刑事诉讼规则第110条第9款，起诉书必须陈述犯罪名称，并指明构成犯罪基本要素和任何加重或减轻情节的行为或遗漏。这意味着，如果起诉方意图指控被告人犯有谋杀罪，并依赖阴谋等加重情节，则必须在起诉书中明确、具体地指明。若起诉书未能指控阴谋，即使审判过程中证明存在阴谋，法院也只能将阴谋视为一般的加重情节，而不能将其作为谋杀罪的构成要件。

    案件审理过程

    本案的审理经历了地区审判法院和最高法院两个阶段：

    1. 地区审判法院的判决：地区审判法院认定，根据检方证人的证词，阿古尼亚斯在受害者背后开枪，属于阴谋行为，因此构成谋杀罪。法院判处阿古尼亚斯犯有谋杀罪，处以30年再刑监禁，并赔偿受害者家属5万比索。
    2. 被告人上诉至最高法院：阿古尼亚斯不服地区法院的判决，上诉至最高法院。上诉理由主要有两点：
      • 检方证人的证词不可信。
      • 地区法院认定其犯有谋杀罪是错误的，因为起诉书中并未指控阴谋。
    3. 最高法院的判决：最高法院部分支持了阿古尼亚斯上诉，推翻了地区法院关于谋杀罪的判决。最高法院认为，地区法院正确评估了阴谋的存在，但由于起诉书未能指控阴谋这一关键情节，因此不能以谋杀罪定罪。最高法院最终裁定阿古尼亚斯犯有杀人罪，而非谋杀罪，并将刑期改为10年零1天至17年4个月零1天的再刑监禁。

    最高法院在判决书中强调：

    “虽然信息指控被告人犯有谋杀罪，但其中并未指控阴谋，或任何其他加重情节。因此，本案中的阴谋只能被视为一般的加重情节。”

    最高法院还指出，本案提醒检察官在制定和措辞起诉书时务必格外小心，务必将指控罪行的所有要素都包括在内。

    实际意义与启示

    人民诉阿古尼亚斯案的判决，对菲律宾的刑事诉讼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案明确强调了以下几点：

    • 起诉书指控的精确性至关重要：起诉书不仅是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文件，更是确定被告人罪名和量刑的重要依据。起诉书必须准确、完整地指控犯罪事实和构成要件，特别是加重情节，否则可能直接影响案件的定罪结果。
    • 检察官的责任：检察官在起草起诉书时，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仔细审查案件事实和证据，确保起诉书的内容与证据相符，并充分指控所有必要的犯罪构成要件和加重情节。
    • 被告人的权利：被告人有权了解被指控的具体罪名和事实，并据此进行辩护。起诉书的明确性保障了被告人的辩护权，避免了因起诉书指控不清而导致的不公正审判。

    关键教训

    本案给法律从业人员和普通民众都带来了重要的启示：

    • 对于检察官而言：在起草谋杀案件的起诉书时，务必明确指控阴谋等加重情节，并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以确保被告人最终被判处与其罪行相符的刑罚。
    • 对于刑事辩护律师而言：在接受谋杀案件委托时，应仔细审查起诉书，核对其是否明确指控了阴谋等加重情节。若起诉书存在缺陷，可据此提出辩护，争取将被告人的罪名从谋杀罪降为杀人罪。
    •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了解刑事诉讼的基本程序和原则，有助于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在面对刑事指控时，及时寻求专业法律帮助至关重要。

    常见问题解答

    问：谋杀罪和杀人罪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答：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存在“加重情节”。谋杀罪是在存在阴谋、滥用优势等加重情节的情况下实施的杀人行为，刑罚更重。杀人罪是不具备加重情节的非法杀人行为，刑罚较轻。

    问：什么是“阴谋”？在本案中起什么作用？
    答：“阴谋”是指犯罪人采用确保犯罪实施且自身免受受害人抵抗风险的方式、方法或形式。在本案中，检方认为被告人从背后开枪属于阴谋，但由于起诉书未指控阴谋，最高法院最终未将其认定为谋杀罪的构成要件。

    问：什么是刑事“信息”？为什么起诉书的指控如此重要？
    答：“信息”即起诉书，是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文件，指控被告人所犯罪行。起诉书的指控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法院审理的范围和被告人可能被判处的罪名。如果起诉书未能明确指控犯罪的所有构成要件和加重情节，即使审判中证明存在，也可能无法作为定罪的依据。

    问：如果阴谋在审判中被证明存在，但未在起诉书中指控，会发生什么？
    答：根据人民诉阿古尼亚斯案的判决，如果阴谋等加重情节在审判中被证明存在，但未在起诉书中指控，则不能作为将杀人罪升级为谋杀罪的依据，只能作为一般的加重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问：本案对未来的刑事案件有什么影响？
    答：本案确立了菲律宾刑事诉讼中起诉书指控精确性的重要原则，提醒检察官在起草起诉书时务必严谨细致，确保所有必要的犯罪构成要件和加重情节都得到明确指控。这也提醒辩护律师，审查起诉书是否存在缺陷是辩护的重要策略之一。

    安胜法律 (ASG Law) 在菲律宾刑事诉讼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的律师团队，我们深谙菲律宾法律法规，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法律服务。如果您在刑事诉讼方面有任何疑问或需要法律帮助，请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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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菲律宾自卫抗辩：互殴中不存在非法侵略，最高法院案例深度解析

    互殴中不存在自卫：菲律宾最高法院案例解析

    G.R. No. 107699, March 21, 1997

    引言

    在菲律宾，当生命受到威胁时，自卫是一种合法的抗辩理由。然而，自卫的界限并非总是清晰明确。想象一下，在一次争吵中，双方都同意动手，结果一人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幸存者还能以自卫为由免除刑事责任吗？最高法院在 Alex Jacobo v. Court of Appeals 案中的判决，对此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在双方自愿参与的互殴中，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非法侵略，因此也无法主张自卫。

    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当事人 Jacobo 在承认杀人的情况下，能否成功证明其行为属于自卫，从而免于承担 homicide (杀人罪) 的刑事责任。本篇文章将深入剖析此案，解读菲律宾自卫抗辩的法律要件，并探讨最高法院的判决对类似案件的深远影响。

    菲律宾自卫抗辩的法律框架

    菲律宾的自卫抗辩源于《修订刑法典》第 11 条，该条款规定，在以下情况下，行为人可以免除刑事责任：

    “一、正当防卫；

    二、履行合法职责或行使合法权利；

    三、因不可抗拒的力量或无法控制的事件而行为。”

    对于正当防卫，《修订刑法典》进一步明确了三个必要条件：

    1. 非法侵略 (Unlawful Aggression)：这是自卫抗辩的首要且最重要的条件。必须存在来自受害人的实际的、迫在眉睫的、非挑衅的攻击，危及行为人的生命或人身安全。
    2. 合理必要性 (Reasonable Necessity)：自卫行为必须具有合理性，即所使用的手段必须与所面临的危险程度相称。
    3. 缺乏充分挑衅 (Lack of Sufficient Provocation)：进行自卫的人必须没有对受害人进行充分的挑衅。

    在刑事诉讼中，一旦被告人承认杀人，并主张自卫，举证责任即转移到被告人身上。被告人必须以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其行为符合上述三个自卫的法律要件。如果被告人未能充分举证，自卫抗辩将不成立，其仍需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非法侵略” 的概念至关重要。根据菲律宾最高法院的判例，非法侵略必须是真实的威胁，迫在眉睫，且必须是由受害人而非被告人引发的。如果双方都同意参与打斗，则不存在单方面的 “非法侵略”，因为双方都已预见到冲突的发生，并自愿置身于危险之中。

    案件回顾：Alex Jacobo v. Court of Appeals

    案件发生在 1987 年 4 月 14 日马尼拉市的一个守灵仪式上。被告人 Alex Jacobo 在醉酒状态下，持刀走向受害人 Romeo de Jesus，两人发生争吵并持刀互殴。在搏斗过程中，受害人 Romeo de Jesus 因 Jacobo 的刺伤而死亡。

    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Jacobo 承认杀害了 Romeo de Jesus，但辩称其行为属于自卫。他声称是受害人先持刀攻击他，他只是为了保护自己才被迫反击。为了支持其自卫抗辩，Jacobo 提交了一份证人 Bermudes 的宣誓书，该证人在最初的调查中曾表示，是受害人追赶 Jacobo 并引发了冲突。

    然而，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证人 Bermudes 的证词与之前的宣誓书有所不同。Bermudes 在庭审中表示，Jacobo 先是持刀靠近熟睡的 Peralta，被 Bermudes 制止后，又转向受害人 Romeo de Jesus。两人随后发生争吵并互殴，直到受害人倒地身亡。Bermudes 的证词表明，双方是自愿参与打斗的，并不存在受害人单方面对 Jacobo 的非法侵略。

    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均未采纳 Jacobo 的自卫抗辩。法院认为，证人 Bermudes 的庭审证词更为可信，且 Jacobo 的证词前后矛盾，难以令人信服。法院强调，在互殴的情况下，不存在非法侵略，因此自卫抗辩不成立。最高法院最终维持了上诉法院的判决，认定 Jacobo 犯有 homicide 罪。

    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强调了以下关键点：

    • “当被告人援引自卫时，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人，被告人必须以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其行为属于自卫。”
    • “当事人双方自愿参与打斗时，无论谁先动手或谁先受伤，都无关紧要，因为第一次武力行为是打斗本身固有的，绝不是可以使自卫合法化的不正当和意外的侵略。”
    • “证人的可信度评估是初审法院的专属职权，上诉法院通常不会干预初审法院的认定，除非存在被忽略的重要事实或情况。”

    案件的实践意义与启示

    Alex Jacobo v. Court of Appeals 案对于理解菲律宾自卫抗辩的法律界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案明确指出，在双方自愿参与的互殴中，任何一方都不能声称自卫。这意味着，即使一方在互殴中受到致命伤害，另一方也不能以自卫为由免除刑事责任，除非能够证明存在单方面的非法侵略。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本案的启示在于，在发生争执时，务必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升级为肢体冲突。一旦双方同意动手，即进入互殴的范畴，法律将不再认可自卫抗辩。即使在冲突中处于被动地位，也可能因参与互殴而承担刑事责任。

    对于法律从业者而言，本案强调了在自卫抗辩案件中， “非法侵略” 这一要素的重要性。辩护律师需要仔细审查案件事实，区分单方面的非法侵略和双方自愿参与的互殴，从而制定有效的辩护策略。同时，律师应重视证人证词的可信度，并充分利用庭审质证的权利，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教训

    • 避免互殴：在任何情况下，都应避免与他人发生肢体冲突。和平解决争端是最佳选择。
    • 理解非法侵略的定义：非法侵略必须是单方面的、实际的、迫在眉睫的攻击。互殴不构成非法侵略。
    • 自卫抗辩的举证责任：在菲律宾，主张自卫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必须提供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
    • 证人证词的重要性：证人证词的可信度是法庭判断事实的关键因素。律师应重视证人证词的收集和质证。

    常见问题解答 (FAQ)

    问：什么是菲律宾法律中的“非法侵略”？

    答：非法侵略是指来自受害人的实际的、迫在眉睫的、非挑衅的攻击，危及行为人的生命或人身安全。它必须是真实的威胁，迫在眉睫，且是由受害人而非被告人引发的。

    问：在互殴中，如果一方受到严重伤害甚至死亡，另一方可以主张自卫吗？

    答：一般情况下，在互殴中，任何一方都不能声称自卫，因为互殴意味着双方都自愿参与打斗，不存在单方面的非法侵略。除非能够证明存在超出互殴范围的、单方面的非法侵略行为。

    问：如果我为了自卫而杀人，我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吗？

    答：如果您能够成功证明您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符合《修订刑法典》第 11 条规定的三个要件（非法侵略、合理必要性、缺乏充分挑衅），您将可以免除刑事责任。但是，举证责任在您身上，您需要提供充分的证据。

    问：如果我被指控犯有 homicide (杀人罪)，但我是出于自卫，我应该怎么做？

    答：您应该立即聘请一位经验丰富的刑事律师。律师会帮助您评估案情，收集证据，制定辩护策略，并在法庭上为您争取最大的权益。自卫抗辩是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需要专业的法律帮助。

    问：证人证词在自卫抗辩案件中有多重要？

    答：证人证词在自卫抗辩案件中至关重要。法庭会根据证人证词来判断案件事实，包括是否存在非法侵略、自卫行为是否合理等。因此，寻找可靠的证人，并确保证人证词的可信度，对于自卫抗辩的成败至关重要。

    问：Alex Jacobo v. Court of Appeals 案对未来的类似案件有什么影响？

    答：Alex Jacobo v. Court of Appeals 案进一步明确了菲律宾自卫抗辩的法律界限，特别是对于互殴情况下的自卫主张。未来的类似案件将继续遵循本案的判决原则，即在互殴中不存在非法侵略，自卫抗辩难以成立。本案也提醒公众，避免参与互殴，通过合法途径解决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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