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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当防卫还是蓄意谋杀？菲律宾最高法院对特雷切里的适用做出裁决。

    本案中，菲律宾最高法院维持了约瑟夫·阿西兰因谋杀而被定罪的判决。法院认定，他反复刺杀一名警察的行为构成了特雷切里，使受害者没有机会自卫。这项裁决强调了确定袭击中特雷切里的重要性，这对罪行的严重程度和被告的处罚有重大影响。实际影响在于，它巩固了个人因在特雷切里情况下杀害他人而承担责任，强化了法律对保护公民（包括执法人员）的重视。

    突如其来的袭击：正义如何界定谋杀中的“特雷切里”？

    该案件源于约瑟夫·阿西兰对一名警察兰迪·阿多瓦斯的谋杀指控。阿西兰被指控犯有直接袭击合并谋杀罪，因为阿多瓦斯正在执行任务时被袭击。辩方提出了否认，称阿西兰仅仅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并且被迫承认自己参与了刺杀。因此，双方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袭击发生时，特雷切里是否符合判处谋杀罪名的条件？

    菲律宾的法律对谋杀罪（修订后的刑法第248条中定义）做了明确的界定。构成谋杀的一个加重情节是存在特雷切里——使用确保犯罪实施的方式，且对罪犯而言，不存在因受害者可能采取的防御措施而产生的风险。正如法庭在 People v. Tan 一案中所强调的那样，特雷切里的本质是一种突发且出乎意料的袭击，没有受到受害者一方的丝毫挑衅。重要的是，根据刑事诉讼规则第110条第6款，要充分告知被告所指控的罪名，必须在信息中适当声明加重情节。

    关于本案的辩论集中在对证人证词的可信度和对谋杀犯罪构成条件的“特雷切里”的正确适用上。阿西兰声称目击者的证词前后不一致且不合常理。然而，法院认为，初审法院对证人可信度的评估通常在法庭审理中是不容扰乱的，因为初审法院能够观察到证人的举止。细微之处的细小矛盾不应影响证词的真实性。进一步加强这一点的，证人毫不犹豫地指认阿西兰是袭击者，且没有表明有捏造证词的动机，这也削弱了阿西兰的否认。

    法庭分析认为，关键证词表明，阿西兰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突然从后面袭击了阿多瓦斯。这次袭击是蓄意的，它让受害者没有时间为自己辩护。此外，针对阿西兰的主张，即该控罪信息未能充分具体说明袭击实施时使用“特雷切里”的详细情况，法院引用了刑事诉讼规则，并指出已经正确声明“特雷切里”。此外，由于阿西兰没有及时反对这一信息，因此他被认为已经放弃了对此类异议。

    最后，在量刑中，法院对其进行了修订。尽管法院维持了死刑不变，但法院根据已确定的先例调整了经济损失赔偿金。包括提高了民事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以及判处惩罚性赔偿金。特别是，他们承认且添加了经济损失，根据受害者的收入，使用一种计算终身经济能力的标准公式进行了评估。该公式由公式（2/3 x 80 – 死者死亡时的年龄 = 预期寿命）计算终身损失。

    总的来说，法院的判决建立在一个对证据，证人证词以及对“特雷切里”这种定性情节准确适用的慎重权衡上。这种案例分析说明了，当蓄意谋杀行为包含欺骗和无法自卫的情况时，法律所适用的严肃性。

    常见问题解答

    本案中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本案的关键问题是，袭击警察的行为是否在特雷切里的加重情节下构成谋杀。阿西兰对这一指控提出质疑，声称缺乏证据，证人证词存在差异，控罪信息存在缺陷。
    “特雷切里”在菲律宾法律中意味着什么？ 在菲律宾刑法中，“特雷切里”是一种加重情节，当犯罪分子采用直接且特别确保实施犯罪的方式，而不存在受害方可能进行的辩护风险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它包括对受害者的突然袭击，使其没有时间保护自己。
    审判期间的主要证据是什么？ 关键证据包括两名目击者，何塞利托·比诺萨和波尔·贾斯汀·圣地亚哥，他们的证词以及法医报告。这两名目击者都指认阿西兰为袭击者，而法医报告则证实了受害者是死于多处刺伤和枪伤。
    法庭为什么驳回阿西兰的主张？ 法庭驳回了阿西兰的否认辩护，因为目击者的陈述具有说服力，而且他们没有动机诬陷阿西兰。目击者作证说，他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突然从后面袭击了受害者，这就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特雷切里”。
    法庭对初审判决做了哪些修改？ 法院维持了有罪判决，但根据判例更新了经济损失赔偿金。此外，法院还下令赔偿民事赔偿金75,000.00菲律宾比索，精神损失赔偿金50,000.00菲律宾比索，惩罚性赔偿金30,000.00菲律宾比索，实际损失80,224.00菲律宾比索。
    “预期寿命”是如何计算的，这对本案意味着什么？ 根据美国的死亡率预期寿命表，预期寿命的计算方法为 (2/3 x 80 – 死者死亡时的年龄)。该计算值用于确定死者一生中的损失计算，进而将影响到受害人继承人所应得到的赔偿金额。
    阿西兰是否可以针对本裁决继续上诉？ 在最高法院判决后，阿西兰寻求进一步上诉的机会受到限制。但他可能会根据需要提供动议进行重新审议，或针对法院的判决结果进行法律调查。
    此案中“控罪信息”的重要性何在？ 控罪信息至关重要，因为它通知被告针对他们的具体指控，这在特雷切里（一种加重情节）的案例中至关重要，它将原本是杀人变成了谋杀。若想有效指控“特雷切里”，它必须明确在信息中说明，以确保被告人充分知悉诉讼内容。

    因此，最高法院的判决强调了在犯罪指控中使用加重因素（如“特雷切里”）的清晰和精确，重申了确保被告人充分了解对他们的指控性质的必要性。这反映了菲律宾法律制度对公正的承诺和对那些犯有暴力行为者的问责，特别是当这些行为是采取了隐蔽和危险的方式时。通过坚持法律先例并修正损害赔偿计算，法院强调了伸张正义和向受害家庭提供补救的决心。

    如需咨询本裁决在具体情况下如何适用，请通过联系或通过电子邮件frontdesk@asglawpartners.com与ASG律师事务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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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Short Title, G.R No., DATE

  • 不得强迫公务员领取报酬：对无效任命的薪资责任裁定

    本案确立了一项重要原则：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法院不得强迫政府机关支付薪资。最高法院裁定，在民事诉讼中，不得以执行令状的形式，要求杜马盖地市市政府支付公务员的薪资，除非他们对该职位和相应福利的权利是明确的。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这意味着如果公务员的任命存在争议，在法院最终裁定其任命的合法性之前，他们不能保证获得报酬。该裁决维护了公共财政的合理使用，并强调了在雇佣和薪酬决策中遵守既定法律程序的重要性。

    任命无效：薪资请求权何时破灭？

    本案始于 2001 年，当时即将卸任的杜马盖地市长在卸任前夕，向政府部门大量增补人员。新任市长小奥古斯丁·佩尔迪塞斯一上任便立即宣布，他将不承认前任市长做出的任命，理由是其中存在违规行为。这导致一系列法律诉讼，争议的焦点是这些新任命公务员是否有权获得薪资和其他福利。时任市长表示，根据公务员委员会 (CSC) 的裁决，这些任命无效，因为违反了旨在防止卸任官员进行党派任命的规章，因此拒绝发放薪资。员工们认为，根据当时的规章，即便任命存在争议，只要仍在处理申诉，他们仍然有权获得薪资，并且主张由于其任命被单方面撤销而遭受了损失。

    此案错综复杂，涉及多个平行案件，每一起案件都围绕任命的有效性问题，以及市长是否有义务继续向申诉人发放薪资，这取决于他们的任命有效性的解决结果。该问题首先提交给杜马盖地市地区审判法院 (RTC)，申诉人提起了一项 申请执行令状和禁令以及损害赔偿的申请。他们寻求一项法院命令，责令市长承认他们的任命并继续支付他们的薪资。同时，公务员委员会 (CSC) 地区办事处发布了一项命令，宣布这些任命无效，这加剧了法律纠纷。双方均对最初的 RTC 裁决提起了上诉，要求签发初步禁令，结果不一，最终导致上诉至上诉法院。

    关键在于，申诉人坚持他们有权获得薪资和其他应得收入，直到最高法院最终解决了他们任命的有效性问题。他们认为，虽然他们提起了申诉并正在等待解决结果，但他们的任命仍然有效，因此他们有权获得补偿。他们还寻求因失去工作、名誉受损以及因此产生的精神痛苦和经济困难而造成的损害赔偿。他们的论点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第 40 号公务员委员会备忘录通告 (CSC MC)，该通告规定了在 CSC 做出最终裁决之前如何处理任命的问题。

    然而，最高法院驳回了申诉人的主张，认为执行令状并非是适当的救济措施，也不能命令市长继续发放薪资，理由是在此事解决之前，公务员的薪资权并不明确。该法院强调，如果对一个人是否有权担任某一职位存在重大疑问，则不能发布执行令状。特别是，该法院认为对根据适用法律法规进行的实际服务，仍有资格获得薪资，这一权利并不必然是明确的。

    “……对公务员是否仍有资格根据相关法律规章领取薪资这一权利，并非必然明确。执行令状适用于申诉人的权利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且不存在任何疑问的情况。”

    该法院还驳回了申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理由是他们未能证明市长的行为构成恶意。该裁决认为，市长不承认前任政府做出的任命这一行为并不等同于恶意或欺诈。法院驳斥了这一论点，即对公务员的损失的根本原因是市长的行为，理由是申诉人的损失主要源于公务员委员会最终裁定这些任命无效，而不是该市政府官员的恶意或渎职行为。对于那些因任命争议而遭受损失的人员来说，这是最高法院最终解释中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区别。从根本上说，它为公务员委员会的行为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构成恶意行为设定了很高的门槛。

    法院还处理了论坛购物的主张。法院裁定，由于两个案件涉及不同的主题和问题，提交两项申诉并不构成论坛购物。第一个案件（G.R. No. 168484）涉及任命的有效性，而第二个案件（现行案件）涉及在行政案件审理期间申诉人是否有权获得薪资、工资调整和其他收入。关于行政案件中如何处理薪资的法律论点不同于任命的有效性问题。为了提供更有条理的概览，考虑以下并置视图：

    案例区别特征 主要焦点
    G.R. No. 168484 争议任命的有效性
    Civil Case No. 13013 公务员是否仍然有资格领取薪资和其他赔偿，与行政解决结果无关。

    这些区分说明了法律的复杂性，强调了根据实际问题组织法律策略的需要。最高法院裁定，地区审判法院驳回执行令状救济的要求是正确的。对损害赔偿请求进行有效论证的挑战突显了维护恶意索赔所需的证据标准。

    常见问题

    本案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关键问题在于申诉人是否有权强制执行对其薪资的请求权，同时还在对各自任命的有效性进行法律审查。
    执行令状是什么，在本案中为什么不适用？ 执行令状是一项法院命令，要求执行特定的职责。在本案中，执行令状并不适用，因为申诉人领取薪资的权利并不明确，需要做出进一步的法律裁定。
    最高法院为何驳回申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 最高法院驳回了申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理由是他们未能证明杜马盖地市长的行为构成恶意，因此没有法律依据支付损害赔偿金。
    本案如何影响未来的公务员？ 本案对未来的公务员设立了先例，强调公务员只有在他们的任命得到完全认可后，才有明确的领取薪资的权利。这一法律观点强调了与职位任命相关的手续应遵守所有必要的行政程序的必要性。
    行政机关的裁决在本案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行政机关，特别是公务员委员会 (CSC) 的裁决，在本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CSC 认定该任命无效，而法院根据行政机关的专业知识做出了上述裁决，并最终决定申诉人是否有权领取薪资。
    “恶意”在法律上是什么意思？ “恶意”在法律上不仅是指错误的判断或疏忽，也指不诚实的目的、道德上的不正当或对错误的有意作为。它指的是故意违反已知的义务，并以欺诈的方式作为一部分实施。
    本案的论坛购物主张是什么，为何法院驳回了该主张？ 申诉人的诉讼请求涉及将本质上属于法律案件转移到平行司法辖区。然而，法院驳回了这些主张，理由是案件的主要问题不同，这意味着不存在任何欺诈诉讼企图。
    公务员在对自己的薪资权利存在疑问时，应采取哪些措施？ 公务员如果怀疑自己的薪资权利，应寻求法律咨询，准备充分的文件，并遵守法律挑战行政决定程序，以保护自己的权利，避免未来的复杂问题。

    此裁决明确了因市议会任命出现争议而对地方官员提出的赔偿义务。这项裁决对其他各州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那些拥有类似的议会体系的各州，进一步确保公务支出透明且合法。法院重申，政府不应承担支付薪资的义务，尤其是在违反既定程序的任命情况中。值得注意的是，G.R No. 181559 案中是否存在申诉人没有违反公务员法规，仍待最高法院确定。

    如有关于此裁决在具体情况下的应用的疑问，请通过联系或发送电子邮件至frontdesk@asglawpartners.com与 ASG Law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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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简短标题，G.R No.，日期

  • 菲律宾抢劫致死案件：共谋责任与不在场证明的法律分析

    菲律宾抢劫致死案件：共谋责任和不在场证明的抗辩至关重要

    G.R. No. 120642, July 02, 1999

    引言

    抢劫致死是菲律宾刑法中一种极其严重的罪行，对受害者及其家属造成毁灭性打击。此类案件不仅关乎失去的生命，也考验着菲律宾的司法体系，尤其是在共谋责任和不在场证明抗辩的认定上。最高法院在“菲律宾人民诉雷耶斯和帕加尔”案中，对抢劫致死案件中的共谋责任和不在场证明进行了深入剖析，为理解菲律宾相关法律原则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在被告人声称不在犯罪现场的情况下，证人证词的可信度以及共谋责任如何认定？本文将深入分析该案，解读最高法院的判决，并探讨其对未来类似案件的实际影响。

    抢劫致死罪的法律背景

    菲律宾修订刑法第294条第1款规定了抢劫致死罪。该条款指出，如果因抢劫或在抢劫之际发生杀人事件，则所有参与抢劫的人都将犯下抢劫致死罪。即使某些共犯并未直接参与杀人行为，只要杀人是抢劫的组成部分，所有共犯都将承担责任。最高法院在“人民诉阿普杜汉”案中进一步明确，如果抢劫致死是由团伙实施的，其罪名仍为“抢劫致死”，但团伙行为将作为加重情节考虑。

    共谋在抢劫致死案件中至关重要。《菲律宾修订刑法》第8条将共谋定义为两人或多人同意实施犯罪，并决定付诸实施。一旦共谋成立，所有共谋者对彼此的行为负责，如同他们亲自实施了犯罪行为一样。这意味着，即使某人只是抢劫团伙的“瞭望员”，但如果抢劫过程中发生杀人事件，该瞭望员也可能被判处抢劫致死罪。

    不在场证明是一种常见的抗辩理由，被告人声称在犯罪发生时身处他处，不可能实施犯罪。然而，不在场证明的抗辩必须充分且可信，需要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确实不在犯罪现场。仅仅是口头声称不在场是不够的，需要证人证词或其他证据来支持。

    “菲律宾人民诉雷耶斯和帕加尔”案情回顾

    本案受害者阿尔弗雷多·马卡达格和妻子费利西达居住在伊莎贝拉省科尔顿市。1992年12月30日晚，当夫妇二人在家中时，遭到五名持枪歹徒的袭击。阿尔弗雷多被枪击身亡，歹徒抢走了价值20,400比索的财物，包括一台链锯和两袋稻谷。费利西达和儿子雷纳尔多指认被告人罗尼·雷耶斯和内斯托·帕加尔为犯罪者之一。

    被告人雷耶斯和帕加尔均提出不在场证明。雷耶斯声称案发时正在参加朋友儿子的生日庆祝活动，帕加尔则声称在教堂参加圣诞节节目的彩排和弥撒。然而，一审法院认为，控方证人费利西达和雷纳尔多的证词可信，足以证明被告人的罪行，遂判处两名被告人犯有抢劫致死罪。

    被告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主要理由是：

    • 一审法院过分相信控方证人的证词，忽视了辩方的辩护理论。
    • 检方证据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不应认定被告人犯有抢劫致死罪。

    最高法院的判决与理由

    最高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雷耶斯和帕加尔犯有抢劫致死罪，但对赔偿金额进行了修改。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强调了以下几点：

    1. 证人证词的可信度：最高法院尊重一审法院对证人可信度的判断。一审法官亲身听取了证人证词，观察了他们的庭审表现，更有利于判断证人是否可信。本案中，费利西达和雷纳尔多对被告人的指认前后一致，且详细描述了犯罪过程，他们的证词具有可信度。虽然证人在案发当晚未能立即指认被告人，但法院认为，考虑到费利西达当时的精神状态（震惊和恐惧），以及她辨别能力有限，未能立即指认是可以理解的。
    2. 不在场证明的辩护：最高法院认为，不在场证明是最薄弱的辩护理由。当证人已充分且肯定地指认被告人时，不在场证明通常会被驳回。本案中，被告人提供的证人证词不足以推翻控方证人的指认。雷耶斯声称在朋友家庆祝生日，但其证人证词未能提供充分细节，且与案发时间存在出入。帕加尔声称在教堂参加活动，但其证人证词也存在薄弱之处，未能完全排除其作案的可能性。
    3. 共谋责任的认定：最高法院认定，被告人与同伙之间存在共谋。虽然费利西达并未亲眼目睹是谁开枪射杀了她的丈夫，但这并不影响被告人的罪责。证据表明，被告人与同伙共同实施了抢劫行为，杀人事件发生在抢劫过程中或因抢劫而起。根据菲律宾刑法，只要存在共谋，即使某人没有直接参与杀人，也应对抢劫致死罪承担责任，除非有证据证明其曾试图阻止杀人行为。
    4. 赔偿金额的修改：最高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在赔偿金额的计算上存在错误，尤其是在计算受害者收入损失赔偿时。最高法院根据美国死亡率预期寿命表，重新计算了受害者的预期寿命和收入损失，并将赔偿金额从一审法院判决的50万比索修改为1,719,600比索。

    最高法院在判决书中引用了关键的推理：

    “证人可能已经认出了上诉人，后者的不在场证明辩护站不住脚。刑事案件中没有比不在场证明更站不住脚的辩护了，当犯罪的身份已被目击证人充分和肯定地证实后，就应该驳回不在场证明。”

    “当因抢劫或在抢劫之际发生杀人事件时，所有参与者都应犯有抢劫致死罪，无论他们是否实际参与了杀人，除非有证据证明他们曾努力阻止杀人。”

    案件的实践意义

    “菲律宾人民诉雷耶斯和帕加尔”案对菲律宾的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该案再次强调了以下几点：

    • 证人证词的重要性：在刑事案件中，尤其是缺乏物证的情况下，证人证词至关重要。法院在评估证人证词时，会综合考虑证人的庭审表现、证词的连贯性、以及是否存在偏见等因素。
    • 不在场证明的局限性：不在场证明并非万能的辩护理由。被告人需要提供充分且可信的证据来支持不在场证明，否则很难被法院采纳。
    • 共谋责任的广泛性：在共同犯罪中，共谋者的责任范围很广。即使某人没有直接实施犯罪行为，但只要参与了共谋，就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 损害赔偿的计算：在涉及人身伤害或死亡的案件中，法院会判处被告人支付损害赔偿，包括死亡赔偿金、实际损失赔偿金和收入损失赔偿金。收入损失赔偿金的计算方法较为复杂，需要考虑受害者的年龄、预期寿命、收入水平等因素。

    关键教训

    • 证人可信度至关重要：法庭高度重视目击证人的证词，尤其是在身份识别方面。
    • 不在场证明辩护薄弱： 除非有确凿证据支持，否则不在场证明通常难以成功。
    • 共谋责任重大： 参与犯罪共谋，即使未直接实施暴力行为，也可能承担严重刑事责任。
    • 损害赔偿金额可观： 抢劫致死案件的损害赔偿，特别是收入损失赔偿，可能数额巨大。

    常见问题解答

    问：什么是抢劫致死罪？

    答：抢劫致死罪是指在抢劫过程中或因抢劫而发生的杀人事件。根据菲律宾法律，所有参与抢劫的人，无论是否直接参与杀人，都可能被判处抢劫致死罪。

    问：什么是共谋？在抢劫致死案件中，共谋责任如何认定？

    答：共谋是指两人或多人合意实施犯罪。在抢劫致死案件中，如果存在共谋，所有共谋者都将对彼此的行为负责，即使某些共谋者并未直接参与杀人行为。只要杀人事件发生在抢劫过程中或因抢劫而起，所有共谋者都可能被判处抢劫致死罪。

    问：什么是不在场证明？不在场证明的抗辩容易成功吗？

    答：不在场证明是指被告人声称在犯罪发生时身处他处，不可能实施犯罪。不在场证明的抗辩并非容易成功，需要提供充分且可信的证据来支持，例如证人证词、监控录像等。

    问：证人证词的可信度如何评估？

    答：法院在评估证人证词的可信度时，会综合考虑以下因素：证人的庭审表现、证词的连贯性、证词与其他证据的印证程度、证人是否存在偏见或作伪证的动机等。一审法官由于亲身接触证人，更有利于判断证人的可信度。

    问：抢劫致死案件中，受害者家属可以获得哪些赔偿？

    答：抢劫致死案件中，受害者家属可以获得以下赔偿：死亡赔偿金（通常为5万比索）、实际损失赔偿金（例如医疗费、丧葬费、财产损失等）、收入损失赔偿金（根据受害者的预期寿命和收入水平计算）、以及精神损害赔偿金等。

    问：什么是“团伙”？“团伙”在抢劫致死案件中有什么意义？

    答：“团伙”是指三人以上武装的犯罪分子共同实施犯罪。如果抢劫致死是由团伙实施的，团伙行为将作为加重情节考虑，可能导致更重的刑罚。但在“菲律宾人民诉雷耶斯和帕加尔”案中，法院认定“团伙”情节不成立，因为只有两名犯罪分子持有枪支。

    问：什么是“奸诈”？“奸诈”在抢劫致死案件中有什么意义？

    答：“奸诈”是指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时，采取突然袭击或出其不意的方式，使受害者无法防备或抵抗。在抢劫致死案件中，如果存在“奸诈”情节，虽然不会将罪名提升为谋杀罪，但会作为一般加重情节考虑，可能影响刑罚的轻重。在“菲律宾人民诉雷耶斯和帕加尔”案中，法院认定存在“奸诈”情节。

    问：如果我遇到类似的法律问题，应该怎么办？

    答：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遇到类似的法律问题，建议尽快咨询专业的法律人士。ASG Law律师事务所拥有经验丰富的律师团队，精通菲律宾刑法，可以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和代理服务。请随时通过 nihao@asglawpartners.com 联系我们，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联系方式 获取更多信息。ASG Law律师事务所，您身边的法律专家。


    Source: Supreme Court E-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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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职人员渎职责任：菲律宾最高法院判例分析及启示

    公职人员不作为亦构成渎职，可被判处损害赔偿

    [G.R. No. 129132, July 08, 1998] 维塔尔-戈宗诉上诉法院及德拉富恩特案

    引言

    想象一下，您是一名公务员，明明法律赋予您职责，但您却怠于履行，这看似“不作为”的行为，在菲律宾法律下，可能会让您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最高法院在“维塔尔-戈宗诉上诉法院及德拉富恩特案”中，就明确阐释了这一原则。本案不仅关乎公职人员的责任边界，更警示每一位身处公职的人员，渎职不仅限于贪污腐败等“作为”，尸位素餐、玩忽职守的“不作为”，同样可能触犯法律，面临法律的制裁。

    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上诉法院是否有权在强制履行令诉讼中，判处怠于履行职责的公职人员精神损害赔偿金、惩戒性损害赔偿金以及律师费？最高法院的判决，无疑为我们理解公职人员的责任，以及公民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指引。

    法律背景：公职人员的责任与强制履行令

    在菲律宾，公职人员的责任源于宪法和法律的双重规定。《菲律宾宪法》第十一条款明确指出，“公共职位是公众信任。公职人员和雇员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对人民负责，以最大的责任感、正直、忠诚和效率为人民服务，以爱国主义和公正行事，并过着朴素的生活。” 这一条款奠定了公职人员责任的基石，强调公职人员必须以公众利益为先，勤勉尽责。

    《菲律宾民法典》第27条进一步细化了公职人员的责任，规定：“任何因公务员或雇员无正当理由拒绝或疏忽履行其公务而遭受物质或精神损失的人，可以对后者提起损害赔偿和其他救济的诉讼，且不妨碍可能采取的任何纪律性行政处分。” 该条款为因公职人员不作为而遭受损失的公民，提供了法律救济途径，允许他们通过诉讼追究渎职公职人员的损害赔偿责任。

    强制履行令（Mandamus）是一种特殊的法律程序，旨在强制官员或下级法院履行其法定的职责。根据《菲律宾民事诉讼规则》第65条第3款，当任何机构、公司、委员会或个人非法忽视履行法律明确规定的作为其职务、信任或职位产生的义务，或者非法阻止他人使用和享有其有权享有的权利或职位，且在通常的法律程序中没有其他明确、迅速和充分的补救措施时，受害人可以向适当的法院提起经核实的请愿书，指明事实并请求判决，命令被告立即或在某个其他指定的时间，采取要求采取的行动以保护请愿人的权利，并支付请愿人因被告的错误行为而遭受的损害赔偿。

    本案的关键在于，强制履行令诉讼是否可以同时追究公职人员的损害赔偿责任？此前的法律实践中，对于上诉法院在强制履行令诉讼中判处损害赔偿金的权力存在争议。但随着《Batas Pambansa Blg. 129》的颁布，上诉法院与最高法院、地区审判法院一样，被赋予了签发强制履行令的原始管辖权，且有权进行听证并接收证据以解决事实问题。这为上诉法院在强制履行令诉讼中审理损害赔偿请求，提供了法律基础。

    案件回顾：迟到的正义与精神的伤痛

    德拉富恩特医生原本是国家儿童医院的诊所主任，但在1988年，卫生部的一项人事变动通知，却告知他将被重新任命为“二级医疗专家”，这被德拉富恩特医生视为降职。他不服这一决定，向公务员委员会提出抗议。公务员委员会于1988年8月9日做出决议，认定卫生部的降职决定无效，并责令国家儿童医院恢复德拉富恩特医生的诊所主任职务，补发被扣发的工资和福利。

    然而，国家儿童医院的医疗中心主任维塔尔-戈宗医生，却对公务员委员会的决议置若罔闻。德拉富恩特医生多次致函要求执行决议，均未得到回应。戈宗医生甚至声称，她不清楚公务员委员会的决议何时生效，以及是否应该执行。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戈宗医生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德拉富恩特医生感到万分焦虑和无奈。

    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德拉富恩特医生不得不向上诉法院提起强制履行令诉讼，请求法院强制戈宗医生执行公务员委员会的决议，并赔偿其精神损失。上诉法院最初驳回了德拉富恩特医生的损害赔偿请求，理由是强制履行令诉讼并非寻求损害赔偿的适当途径。但德拉富恩特医生不服，提出复议。上诉法院最终推翻了之前的裁决，认为其有权在强制履行令诉讼中审理损害赔偿请求，并安排了听证会以接收相关证据。

    戈宗医生对上诉法院的这一决定表示异议，并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认为上诉法院无权在强制履行令诉讼中审理损害赔偿请求。最高法院在G.R. No. 101428号判决中，驳回了戈宗医生的上诉，确认上诉法院对损害赔偿请求具有管辖权。案件发回上诉法院后，上诉法院继续审理损害赔偿部分。

    在上诉法院审理损害赔偿期间，戈宗医生未能及时提交答辩状，也未出席听证会，最终被上诉法院认定为放弃抗辩权。上诉法院根据德拉富恩特医生的证词和相关证据，判决戈宗医生赔偿德拉富恩特医生精神损害赔偿金5万比索、惩戒性损害赔偿金2万比索以及律师费1万比索。

    戈宗医生再次不服，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认为上诉法院的判决侵犯了她的正当程序权利，且损害赔偿金的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最高法院最终驳回了戈宗医生的上诉，维持了上诉法院的判决，理由是戈宗医生未能及时提交答辩状，且其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给德拉富恩特医生造成了精神痛苦，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最高法院的理由摘要：

    • 正当程序并未被侵犯：戈宗医生曾获得多次答辩机会，但均未履行，其未能及时提交答辩状，完全是自身过错，而非法院剥夺其答辩权。
    • 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判决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菲律宾民法典》第27条明确规定，公职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或疏忽履行其公务，造成他人精神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德拉富恩特医生的证词，充分证明了其因戈宗医生的不作为而遭受了精神痛苦。
    • 惩戒性损害赔偿金和律师费的判决适当：鉴于戈宗医生的公职人员身份，判处惩戒性损害赔偿金，旨在警示其他公职人员，恪尽职守，履行公职。律师费的判决，也符合法律规定。

    案件的实践意义与启示

    “维塔尔-戈宗诉上诉法院及德拉富恩特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它明确了以下几点：

    • 公职人员的责任不仅限于“作为”，也包括“不作为”：公职人员怠于履行法定职责，同样构成渎职，可能面临法律的制裁。
    • 强制履行令诉讼可以同时追究损害赔偿责任：上诉法院在强制履行令诉讼中，有权判处怠于履行职责的公职人员损害赔偿金，包括精神损害赔偿金、惩戒性损害赔偿金以及律师费。
    • 公职人员的“不作为”与损害赔偿责任之间需存在因果关系：受害人需证明，其遭受的损害是公职人员的“不作为”直接导致的。
    • 法院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时具有自由裁量权：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由法院根据具体案情酌情裁定，无需受害人提供具体的 pecuniary estimation。

    关键教训：

    • 对于公职人员：务必恪尽职守，依法履行职责，切勿玩忽职守、怠于作为，否则可能面临损害赔偿诉讼。
    • 对于公民：当公职人员怠于履行法定职责，损害自身合法权益时，可以依法提起强制履行令诉讼，并同时主张损害赔偿。

    常见问题解答 (FAQ)

    1. 什么是强制履行令（Mandamus）？

    强制履行令是一种法律命令，由法院签发，强制政府官员、部门或下级法院履行其法定的职责。它通常用于纠正官员或机构的“不作为”行为。

    2. 公职人员在哪些情况下会因“不作为”而被追究损害赔偿责任？

    当公职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或疏忽履行其法定职责，且这种“不作为”给他人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失时，就可能被追究损害赔偿责任。

    3. 精神损害赔偿金如何计算？

    精神损害赔偿金难以量化，法院会根据受害人遭受精神痛苦的程度、公职人员的过错程度等因素，综合考量后酌情裁定。

    4. 在强制履行令诉讼中，可以主张哪些类型的损害赔偿？

    在强制履行令诉讼中，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惩戒性损害赔偿金以及律师费等。

    5. 如果我认为公职人员怠于履行职责，我应该怎么办？

    您可以首先向相关公职人员或其上级部门提出书面投诉或请求。如果问题仍未解决，您可以咨询律师，考虑提起强制履行令诉讼，维护自身权益。

    6. 本案对其他类似的案件有何影响？

    本案确立了上诉法院在强制履行令诉讼中，有权判处怠于履行职责的公职人员损害赔偿金的原则，对未来类似的案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也提醒公职人员，必须认真履行职责，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

    7. 我可以同时起诉公职人员的公务行为和个人行为吗？

    是的，在某些情况下，您可以同时起诉公职人员的公务行为和个人行为。例如，如果公职人员在履行公务过程中，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导致他人遭受损害，您既可以追究其公务责任，也可以追究其个人责任。

    8. 本案中的维塔尔-戈宗医生最终承担了哪些责任？

    维塔尔-戈宗医生最终被判决赔偿德拉富恩特医生精神损害赔偿金5万比索、惩戒性损害赔偿金2万比索以及律师费1万比索。这不仅是对其“不作为”行为的惩罚，也体现了法律对公职人员责任的严格要求。

    安盛律师事务所 (ASG Law) 在处理涉及公职人员责任和强制履行令诉讼的案件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如果您正面临类似的法律问题，或需要进一步的法律咨询，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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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菲律宾最高法院判例：公共交通公司的过失责任与勤勉义务

    公共交通公司未能尽到勤勉义务，对雇员的过失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G.R. No. 120553, 1997年6月17日

    引言

    在菲律宾，交通事故屡见不鲜，而由此引发的法律责任问题也备受关注。本案菲尔特兰科服务企业有限公司 (PHILTRANCO SERVICE ENTERPRISES, INC.) 诉 上诉法院和已故拉蒙·阿奎斯塔 (RAMON ACUESTA) 继承人一案，生动地展现了公共交通公司因其雇员的过失行为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原则。本案不仅明确了雇主的替代责任，更强调了企业在选拔和监督雇员方面的勤勉义务。对于公共交通行业从业者和公众而言，理解本案的判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菲尔特兰科公司是否应为其雇员，即巴士司机罗加西奥内斯·马尼利格 (Rogaciones Manilhig) 的过失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最高法院在本案中维持了上诉法院的判决，认定菲尔特兰科公司未能证明其已尽到作为一家负责任的企业应有的勤勉义务，因此必须对其雇员的过失行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法律背景：准侵权与雇主责任

    本案的法律基础是菲律宾民法中的“准侵权” (quasi-delict) 概念。准侵权是指在没有预先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因过错或疏忽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行为。菲律宾民法第2176条规定：

    “任何人因其作为或不作为，存在过错或疏忽，对他人造成损害的，有义务赔偿造成的损害。这种过错或疏忽，如果当事人之间不存在预先合同关系，则称为准侵权，并受本章规定的管辖。”

    与准侵权责任密切相关的是雇主责任。菲律宾民法第2180条明确规定了雇主对其雇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这一条款体现了“替代责任” (vicarious liability) 的原则，即雇主因其对雇员的控制和监督而对其雇员的行为负责。该条款规定：

    “第2176条规定的义务不仅对自己的作为或不作为是可要求的，而且对那些对其负责的人的作为或不作为也是可要求的。

    ……

    企业或机构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对其雇员在其受雇部门的服务中或在其职能场合所造成的损害同样负责。

    雇主应对其雇员和家庭佣工在其分配任务范围内行事时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即使前者未从事任何商业或行业。

    ……

    当本文提及的人员证明他们已尽到善良家父的勤勉义务以防止损害时，本条所述的责任应终止。”

    值得注意的是，第2180条允许雇主通过证明其已尽到“善良家父的勤勉义务” (diligence of a good father of a family) 来免除责任。这意味着雇主需要证明他们在雇员的选拔和监督方面已采取了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以避免损害的发生。然而，何为“善良家父的勤勉义务”，以及雇主如何才能证明其已尽到这一义务，往往是法律实践中争议的焦点。

    案件回顾：巴士事故与法院审理

    本案的起因是一起发生在卡尔巴约格市的交通事故。1990年3月24日清晨，拉蒙·阿奎斯塔骑自行车在戈麦斯街 (Gomez Street) 行驶时，被菲尔特兰科公司的一辆巴士撞倒并碾压致死。事发时，该巴士正由多人推行以启动引擎，司机为罗加西奥内斯·马尼利格。

    阿奎斯塔的继承人向地区审判法院 (Regional Trial Court) 提起诉讼，指控菲尔特兰科公司及其司机马尼利格存在重大过失，要求赔偿损失。原告方提供的证据显示，巴士在被推行启动时突然加速，撞倒了正在巴士前方骑自行车的阿奎斯塔。目击证人警察中士亚保 (P/Sgt. Yabao) 证实，巴士撞人后并未立即停车，而是继续行驶了一段距离，直到他登上巴士命令司机停车。

    被告方菲尔特兰科公司辩称，事故是由于阿奎斯塔自身疏忽造成的，他超车时未注意观察路况。公司还声称已尽到“善良家父的勤勉义务”，对司机马尼利格的选拔和监督均符合标准。然而，由于被告方律师未能按时出庭，地区审判法院裁定被告方放弃举证权利，并依据原告方提供的证据作出判决，判令被告方连带赔偿原告各项损失。

    被告方不服地区审判法院的判决，向菲律宾上诉法院 (Court of Appeals) 提起上诉。上诉法院维持了地区审判法院的判决，认为被告方未被剥夺正当程序权利，且地区审判法院认定司机马尼利格存在过失并无不当。上诉法院还驳回了被告方关于“最后明显机会原则” (last clear chance doctrine) 的主张，认为受害者阿奎斯塔无法预料到会有巴士从垂直方向的街道被推行出来。

    被告方仍不服上诉法院的判决，遂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最高法院最终驳回了被告方的上诉，维持了上诉法院的判决，但对损害赔偿金额进行了部分调整。最高法院的判决理由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 关于程序正当性： 最高法院认为，被告方及其律师已被正式通知开庭日期，但其律师未能出庭且未提交延期审理的动议，因此地区审判法院裁定被告方放弃举证权利并无不当。
    • 关于司机过失： 最高法院支持上诉法院关于司机马尼利格存在过失的认定。法院指出，在繁忙的市区街道推行巴士启动引擎本身就存在风险，而巴士在推行过程中还需要左转，更增加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 关于雇主责任： 最高法院重申了公共交通公司对其雇员的过失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原则。法院强调，菲尔特兰科公司作为公共交通服务车辆的注册所有人，对其司机的侵权行为负有主要、直接和连带责任。
    • 关于损害赔偿： 最高法院认为，地区审判法院最初判决的死亡赔偿金 (death indemnity)、精神损害赔偿金 (moral damages) 和惩罚性损害赔偿金 (exemplary damages) 过高，因此对这些赔偿金额进行了下调。但法院维持了实际损害赔偿金 (actual damages) 和律师费 (attorney’s fees) 的判决。

    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引用了上诉法院的观点：

    “……我们不得不赞同下级法院关于上诉人马尼利格过错的认定。首先，无可争议的是，在不幸事件发生时，上诉人马尼利格驾驶的巴士正在被推行。常识和经验告诉我们，当车辆被推行启动时，其初始运动绝非缓慢。相反，其运动是突然和不稳的，需要一段时间车辆才能达到正常速度。因此，下级法院有充分的依据得出结论，即撞到受害者是由于上诉人马尼利格的可诉过失和注意力不集中造成的。谨慎的做法本应是避免在城市繁忙区域推行启动巴士。更不利于上诉人立场的是，推行启动涉案巴士的危险行为发生在巴士必须左转的地方，这使得这一举动过于冒险。在戈麦斯街上，巴士左转，受害者正在骑自行车，行人可能不会意识到有车辆正在被推行启动，这种可能性太明显，不容忽视。确实，与他们的空洞论点相反，上诉人存在重大过失。”

    实践意义：企业勤勉义务与风险防范

    菲尔特兰科诉上诉法院案的判决对公共交通行业，乃至所有雇佣员工的企业都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本案再次强调了雇主对其雇员的过失行为承担替代责任的法律原则。更重要的是，本案突出了企业在选拔、培训和监督雇员方面所承担的勤勉义务。如果企业未能尽到这一义务，即使事故并非直接由企业自身造成，企业也可能因其雇员的过失行为而承担巨额赔偿责任。

    对于公共交通公司而言，本案的教训尤为深刻。为了避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风险，公共交通公司应采取以下措施：

    • 严格选拔司机： 建立完善的司机招聘制度，严格审查应聘者的驾驶技能、安全意识和职业道德。
    • 强化安全培训： 定期对司机进行安全驾驶培训，提高其应对各种复杂路况和突发情况的能力。
    • 加强日常监督： 建立有效的运营管理和监督机制，确保司机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和公司规章制度。
    • 完善车辆维护： 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和保养，确保车辆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因车辆故障引发事故。
    • 购买足额保险： 购买足够的商业责任保险，以应对可能发生的交通事故赔偿责任。

    关键教训

    • 公共交通公司对其司机的过失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 雇主必须尽到“善良家父的勤勉义务”，包括在雇员的选拔、培训和监督方面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
    • 未能证明已尽到勤勉义务的雇主，将难以免除因雇员过失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
    • 企业应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从源头上降低法律风险。

    常见问题解答 (FAQ)

    1. 什么是准侵权？

    准侵权是指在没有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因过错或疏忽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行为，类似于侵权行为法中的过失侵权。

    2. 什么是“善良家父的勤勉义务”？

    “善良家父的勤勉义务”是指一个理性、谨慎的家长在管理自己家庭事务时应尽到的注意义务。在法律上，雇主需要证明他们在雇员的选拔和监督方面已尽到这种程度的勤勉义务，才能免除替代责任。

    3. 公共交通公司对其司机的哪些行为负责？

    公共交通公司对其司机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因过失或疏忽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交通事故、乘客受伤等。

    4. 如果交通事故是受害者自身疏忽造成的，公共交通公司还需要赔偿吗？

    如果法院认定交通事故完全是受害者自身疏忽造成的，公共交通公司可能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在实践中，法院通常会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并根据“共同过失”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原则进行责任划分。

    5. 本案判决对乘客有什么影响？

    本案判决进一步保障了乘客的权益。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乘客可以向公共交通公司和司机 दोनों 追究赔偿责任，获得更充分的保障。

    6. 企业如何证明已尽到“善良家父的勤勉义务”？

    企业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其在雇员的选拔、培训和监督方面已采取了合理的预防措施，例如完善的招聘流程、定期的安全培训、有效的运营管理制度等。

    7. 本案中的损害赔偿金额是如何确定的？

    损害赔偿金额的确定需要综合考虑实际损失、精神损失、过错程度等多种因素。本案中，最高法院对地区审判法院最初判决的部分赔偿金额进行了下调，体现了损害赔偿应与实际损失相符的原则。

    8. 菲律宾民法关于准侵权和雇主责任的规定有哪些？

    菲律宾民法第2176条至2194条对准侵权责任进行了详细规定，第2180条专门规定了雇主的替代责任。这些条款是处理类似案件的重要法律依据。

    9. 如果我的公司面临类似的法律问题，应该怎么办？

    如果您或您的公司面临类似的法律问题，建议尽快咨询专业的法律人士。ASG Law律师事务所 在处理交通事故和雇主责任纠纷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我们的律师团队将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和代理服务。请立即通过 nihao@asglawpartners.com 与我们联系，获取更多信息。 菲律宾ASG法律专家随时为您提供帮助，解决您的法律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