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裁定，即使高校有充分理由解雇一名教师，若未遵守正当程序，校方仍须支付名义损害赔偿金。此判决确立了对教师行为不端的正当理由，并强调高校在执行纪律处分时必须遵守正当程序。这意味着，教师的行为严重不当可成为解雇的理由，但校方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必须严格遵守既定程序，否则可能面临法律责任。

高校教授失当言论引发的解雇风波：正当程序与行为不端孰轻孰重？

科迪勒拉斯大学（University of the Cordilleras）一名教师因发表不当言论及不当行为而遭到解雇，引发了一场关于正当程序与行为不端孰轻孰重的法律纠纷。这名教师在课堂上对一名身体不适的学生发表了不当言论，并被指控存在其他不当行为。大学随后对其展开调查并最终决定将其解雇。然而，该教师声称解雇过程违反了正当程序，并向法院提起诉讼。

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高校是否有充分理由解雇这名教师？在解雇过程中是否遵守了正当程序？本案涉及菲律宾《劳动法》中关于雇主解雇员工的正当理由以及正当程序的规定。

根据菲律宾《劳动法》，雇主可以因“正当理由”或“授权理由”解雇员工。本案中，科迪勒拉斯大学声称解雇该教师的理由是其行为构成严重不当行为。法律上，不当行为是指违反既定的规则或行为，是一种被禁止的行为，玩忽职守，通常是故意为之，带有不正当的意图，而非仅仅是判断上的失误。要构成解雇的充分理由，不当行为必须是严重的、情节恶劣的，并且与雇员的工作相关，以至于该雇员不适合继续为雇主工作。

在本案中，法院认为，该教师的行为确实构成了严重的不当行为。具体表现为：（a）明知学生身体不适仍强迫其参加课堂活动；（b）学生身体出现状况时，教师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反而阻止其他学生提供帮助；（c）教师对学生发表不当言论，缺乏应有的尊重和同情；（d）教师不愿承担责任，反而将责任推卸给学生。

正如法院所强调，教师是“受过正式许可的专业人士，不仅要在其崇高专业的实践中具有能力，而且还必须具有尊严和具有高尚道德价值观的声誉”。

除了严重不当行为外，科迪勒拉斯大学还援引了“违规总数规则”（Totality of Infractions Rule）作为解雇该教师的理由。“违规总数规则”是指在决定对犯错员工处以何种处罚时，应考虑员工在雇佣期间所犯违规行为的总数。法院认为，考虑到该教师曾多次因在课堂上讲“绿色笑话”而受到警告，大学有权将其以往的违规行为作为解雇的参考。

即便如此，法院也发现科迪勒拉斯大学在解雇该教师的过程中存在程序上的瑕疵。程序上的正当程序要求雇主在解雇员工前必须给予其“通知和听证”的机会，即：雇主应向员工发出书面通知，说明解雇的理由，并给予员工合理的时间进行申辩；雇主应安排听证会，让员工有机会对指控进行辩护，并提供证据；雇主应在考虑所有情况后，向员工发出书面解雇通知。

在本案中，科迪勒拉斯大学未能严格遵守其《教职工手册》中规定的申诉程序。首先，大学发给该教师的“指控单和调查通知”没有明确说明听证会的日期、时间和地点。其次，虽然大学声称已通过短信通知该教师参加听证会，但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教师已收到短信。最后，虽然该教师收到了4月7日听证会的通知，但他在听证会当天才收到通知，无法及时准备。

尽管如此，法院指出，在劳动案件中，实际的听证会并非程序正当的必要条件。只要员工有机会以书面形式或其他方式进行申辩，就可满足正当程序的要求。法院认为，科迪勒拉斯大学已给予该教师申辩的机会，因为他能够提交对弗洛雷斯投诉的答复，以及对终止其雇佣关系的决定提出复议动议。然而，根据法律，当教职工要求重新调查（相当于要求举行听证会）时，应当满足要求。法院发现他实际上处于预防性停职状态，并因未履行通知责任，因此要求对其进行赔偿。

综上所述，最高法院最终裁定，科迪勒拉斯大学有充分理由解雇该教师，但由于其在解雇过程中未能严格遵守正当程序，因此判处其向该教师支付30,000比索的名义损害赔偿金，并按年利率6%计算，从本裁决最终确定之日起至全额支付之日止。此案强调了雇主在采取纪律处分措施时遵守程序正当性的重要性，即使存在解雇的正当理由，也必须保证程序上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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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UNIVERSITY OF THE CORDILLERAS VS. BENEDICTO F. LACANARIA, G.R. No. 223665, 2021年9月27日

本案探讨了菲律宾非营利性教育机构的税收豁免权。最高法院裁定，宪法明确规定，非营利性教育机构的收入和资产如果实际、直接且专门用于教育目的，则免征税收和关税。这一裁决强调了这些机构在支持国家教育方面的关键作用，并阐明了其税收义务和权利。

如何证明收入用于教育？德拉萨大学的税务争议案例

德拉萨大学 (DLSU) 是一家非营利性教育机构，与菲律宾税务局 (BIR) 就其税务义务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法律斗争。争议的焦点在于 DLSU 从其校园内的餐厅、食堂和书店获得的租金收入是否应缴纳所得税和增值税 (VAT)。税务局认为，即使这些收入用于教育目的，根据《国家国内税务法》，这些收入也应纳税。DLSU 反驳说，作为一家非营利性教育机构，根据菲律宾宪法，其所有收入和资产如果专门用于教育目的，都应免征税款。这导致了一系列的诉讼，案件一直上诉到菲律宾最高法院。

在下级法院审理此案期间，DLSU 提交了补充证据，以证明其租金收入用于教育目的，特别是指偿还建造大学体育馆的贷款。税务法院承认了这些补充证据，但税务局对此提出异议，声称提交证据的时间太晚了。此案还引发了关于发给 DLSU 的授权书 (LOA) 是否有效的问题，因为该授权书涵盖了 2003 财年和“未经核实的先前年度”。法院裁定该授权书对 2003 年有效，但对 2001 年和 2002 年无效。因此，法院认定只有一部分租金收入实际、直接和专门用于教育目的，从而认定其他收入应纳税。 DLSU 对税务法院的裁决不满，提出了进一步上诉，引发了一系列诉讼，促使最高法院澄清相关法律原则。

最高法院指出，宪法对非营利性教育机构的税收豁免仅以实际、直接且专门用于教育目的为条件。最高法院推翻了《税务法》的任何限制性条款，认为宪法优先。最高法院认为，与其他可享有法律限制的优惠待遇的盈利性教育机构不同，非营利机构的税收待遇旨在承认其对公共福利的贡献。

此外，法院澄清了“收入”和“资产”之间的区别。最高法院解释说，当非营利性教育机构证明其“收入”实际上、直接且专门用于教育目的时，该机构就可以免交所得税、增值税和地方营业税。“资产”（例如房地产）也可根据宪法享受房地产税 (RPT) 豁免，具体取决于其用于教育目的的情况。为了符合条件，必须提供明确的证据表明用于产生“收入”的“资产”用于商业目的并不是实际、直接和完全为了教育服务。换句话说，相关资产不是完成教育机构核心目的的合理必要的偶然服务设施。

宪法第十四条第 4 款第 (3) 项明确规定，“非营利性教育机构的所有收入和资产如果实际、直接且专门用于教育目的，均应免征税收和关税。”

关于 DLSU 的具体事实，最高法院部分同意了高等法院对该校部分评估收入确实已用于教育目的的认定。因此，对非豁免收入计算方式进行了修改。然而，由于缺乏充分的记录，大学对支出支持记录的不足限制了可以批准的总豁免额。最高法院支持了下级法院的承认和执行财政部门和国税局命令的责任，同时在宪法界限内维持平等和统一的税收制度。

最高法院的裁决明确了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在税收方面的地位。DLSU 案澄清了《税务法》和菲律宾宪法中确保用于教育目的的收入和资产的明确豁免之间的关系。

FAQs

总之，税务局长诉德拉萨大学案 巩固了菲律宾非营利性教育机构的关键宪法保护措施。该裁决为这些组织免征关税和税收提供了明确指导，这对教育管理人员、法律专业人士以及为国家的教育未来做出贡献的其他各方都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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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税收，第 G.R 号，DATE

最高法院在此案中裁定，即使请愿书提交的时间晚于规则规定的时间，也可以放宽提交请愿书的严格程序规则，以实现实质正义。此裁决强调了法院对公平和公正的高度重视，即使这意味着偏离既定的程序。对于面临可能因程序错误而失去案件的个人和机构而言，该裁决强调了根据具体情况，仍有可能通过最高法院寻求补救的。

当程序规则与实质正义相遇时

此案的焦点是中央比科尔农业州立大学（CBSUA）和卡马里内斯苏尔省之间对一块土地的所有权纠纷。CBSUA 寻求法院的命令，以阻止该省将该土地用于 Gawad Kalinga 基金会（GKFI）的住房项目。尽管较早的法律将土地所有权授予了 CBSUA，但由于所有权证书的注册问题，该地区的初审法院（RTC）驳回了 CBSUA 的初步禁令申请。当 CBSUA 向上诉法院（CA）提出复审申请时，复审申请提交的时间晚了，并且基于提交时间晚于修订后的规则所允许的时间，该申请也被驳回了。因此，CBSUA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最高法院对此案的审理结果主要集中于确定上诉法院是否错误地认为绝对不允许延长提交调卷令状请愿书的时间。一般来说，修改后的规则要求调卷令状的申请必须在收到判决通知之日起 60 天内提交。A.M. No. 07-7-12-SC 的修订明确规定，不得延长提交申请的时间，这与之前的版本形成对比，之前的版本出于令人信服的理由允许最长延长 15 天的时间。然而，最高法院历来承认某些情况可以放宽这一规定。

最高法院援引了先前案件中的几项例外，以证明在此案中放宽规则是合理的。其中包括存在“最有说服力和最充分的理由”、“纠正与未遵守规定程序不相称的不公正”、“案件本身的优点”以及“寻求复审并不是无聊且意在拖延”的理由。法院强调了 CBSUA 在本案中的案情，特别是地区法院承认已有的法律授权将涉案土地的所有权转移给 CBSUA 这一事实。

至关重要的是，法院认为，只有 CBSUA 未能以其名义注册所有权证书导致了这一复杂情况的发生。此外，法院指出，CBSUA 一直拥有这块土地，这进一步支持了对其诉求的合法性。由于存在这些特殊情况，最高法院裁定，上诉法院必须就案件的实质内容作出裁决，而不是仅仅因为技术上的违规而驳回请愿书。

此外，最高法院还重申了这样一个原则，即程序规则旨在促进公正，而不应阻碍公正。法院强调，严格遵守程序规则应该与确保对双方进行公平审理这一目标保持平衡。本案重申了法院放宽程序规则的自由裁量权，尤其是为了追求实质正义，并确保公正的结果，这种做法在菲律宾的判例法中得到了确立。

总而言之，本案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它提醒人们，程序规则并非一成不变的。本案强调了法院在考虑到现有具体情况时，以实质正义为重、公平合理地适用规则的意愿。这些因素包括延迟不是申请人完全造成的、对案件案情的严肃考虑以及维持诉讼不会不公正地损害另一方利益。

常见问题解答

在未来，律师和法院都可能更愿意考虑特殊情况，尤其是那些支持声称其请求受到实际案情或涉及公共利益重要问题的请求。这既包括关注与强制执行正当权利有关的结果，又不会给其他各方造成任何不合理的损害。这种平衡做法通过公平对待每个诉讼案件，维护了我们司法机构的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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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央比科尔农业州立大学诉卡马里内斯苏尔省，G.R. No. 210861, 2015年7月29日

本案判决确立了在禁令诉讼中，法院判决可以立即执行。尽管如此，藐视法庭指控必须遵循严格的正当程序，确保被指控者有充分的机会解释其行为。这一裁决平衡了法院命令的效力和个人权利的保护，强调了在执行法院判决时程序公正的重要性。

学生与学校的纷争：藐视法庭的边界与正当程序

圣路易斯大学（SLU）和一群医学院学生之间的纠纷始于对毕业综合口头和笔试（COWE）的要求的争议。学生们认为，学校实施的修订版COWE违反了学生手册，并会任意推迟他们的毕业。高等法院（RTC）最初发布了初步禁令，但随后的执行和藐视法庭程序引发了关于正当程序的重大问题。核心法律问题是，学校及其官员是否有机会充分回应和解释他们未立即遵守法院初步禁令的原因，以及执行法院命令的紧迫性是否凌驾于公平程序之上？

该案件涉及两个合并的申诉。在G.R. No. 162299中，SLU对上诉法院（CA）驳回其撤销高等法院命令的请求提出质疑，原因是其未能提出复议动议。高等法院命令要求SLU说明为何不应被判藐视法庭罪。另一方面，在G.R. No. 174758中，学生团体对CA撤销高等法院关于SLU藐视法庭罪的命令的裁决提出质疑，理由是SLU并未获得正当程序。从本质上讲，SLU因未能遵守初步禁令而被指控藐视法庭，而随后的藐视法庭程序成为了上诉和复审的焦点，突显了迅速执行法院命令的必要性与确保所有相关方获得公平听证机会之间的紧张关系。

案件的重心在于高等法院于2003年7月16日做出的一项裁决，该裁决宣布该学生团体为圣路易斯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法院命令学校的行政人员签署学生的许可，并颁发毕业证书。法院还在很大程度上做出了一项禁令，指示圣路易斯大学停止对医学院协会（APMC）施加压力，以撤销实习许可，并停止对碧瑶总医院施加压力，以撤销其实习许可。

在这一裁决发布后，局势迅速升级，高等法院下令对圣路易斯大学及其官员处以藐视法庭罪。但是，关键问题是他们是否违反了要求在听证前提供充分通知和解释机会的正当程序。规则第15条第4款要求，所有书面动议的听证通知应以确保对方在听证日期前至少三天收到动议的方式送达，除非法院出于正当理由将听证会安排在较短的通知期内。法院认为，给予充分的时间来准备并作出有意义的反对意见是公平听证权的核心组成部分。

“藐视，意图是犯罪的关键所在。因此，应考虑所谓的蔑视者的诚意或缺乏诚意。如果被指控的行为是模棱两可的，或者没有在其表面上清楚地表明是藐视行为，并且如果当事人以诚实的方式行事，则该行为在其权利范围内，那么在某些情况下，是否有蔑视的意图决定了其性质。”

对SLU及其官员的藐视指控被CA撤销，理由是他们没有获得解释其行为的合理机会。法院强调，对于间接藐视，必须向被告人提供充分合理的机会来解释其行为，剥夺当事人的这一机会相当于剥夺其正当程序权。上诉法院发现，在进行诉讼和发布命令时存在仓促性，这剥夺了SLU解释其不遵守强制禁令的原因的机会。

高等法院最终维持了CA的裁决，指出藐视权应该审慎和克制地行使，主要目的是纠正和维护法院的尊严，而不是进行报复或辩护。法院裁定，SLU及其官员没有实施具有蔑视性质的行为，即他们并未有意阻挠判决的执行。这一裁决进一步确立了即使存在法院命令，也应充分尊重所有当事人的正当程序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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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简短标题, G.R No., 日期

本案确立了高等教育机构征用私人财产以满足公共目的的权利。即使私人财产已用于商业或住宅用途，只要符合公共利益并提供公正赔偿，政府仍有权征用。本案强调了宪法规定的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财产权利的原则，确保大学等机构能够为教育和研究发展征用土地。

当教育扩张遭遇私有产权：菲律宾大学征用案剖析

菲律宾大学（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简称UP）诉 Rodolfo L. Legaspi 案，案号 G.R. No. 177611，涉及菲律宾大学为扩大其在伊洛伊洛省米亚尧校区而对私人土地的征用权。核心争议在于，即便这些土地已被所有者用于商业（如 Villa Marina 海滩度假村）或住宅用途，UP 是否仍有权为了公共利益征用这些土地。此案的核心问题是，大学的扩张需求是否优先于个人的财产权，尤其是在这些个人已经在相关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事业或家园的情况下。

案件的背景是，UP 于 1978 年从 Rosalina Libo-on 处购买了一块土地，但后来发现 Rosalina 在售卖前已将土地转让给了 Legaspi 及其家人。UP 随后试图通过征用取得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以便建设学校设施。伊洛伊洛地方法院最初批准了 UP 对部分土地的征用权，但后来撤销了对剩余土地的征用，理由是这些土地已被用于商业和住宅用途。UP 对此裁决提出质疑，认为其侵犯了其为公共目的征用土地的权利。

诉讼过程中，地方法院在 2003 年 11 月 17 日发布了一项征用令，允许 UP 征用剩余的七块土地，但不包括 Villa Marina 海滩度假村所在的区域。然而，在收到双方的复议动议后，地方法院在 2004 年 5 月 31 日发布的第二项命令中，完全拒绝了 UP 对这些土地的征用权，理由是这些土地已被用于私人商业和住宅用途。根据菲律宾最高法院的裁决，这构成滥用自由裁量权。滥用自由裁量权指的是一种武断和反复无常的判断行为，相当于缺乏管辖权。

最高法院指出，地方法院最初的征用令在未说明理由的情况下排除了 Villa Marina 海滩度假村所在的区域，这违反了宪法的要求，即任何法院的判决都必须清楚明确地说明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法院强调说，UP 在米亚尧建设国家海洋生物技术研究所的提议场地表明，UP 一直打算将包括 Villa Marina 海滩度假村在内的整个土地用于公共目的。最高法院的裁决最终认为，一旦确定了征用是用于公共目的且已支付公正赔偿，那么 Legaspi 将这些土地用于私人商业和住宅用途不应成为拒绝行使征用权的有效理由。

最高法院同时澄清了征用程序的性质，即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涉及确定原告行使征用权力的权限，以及根据案件所涉事实行使该权力的正当性。这一阶段以法院作出征用令告终。第二阶段则涉及法院在不超过三名专员的协助下，确定“征用财产的公正赔偿金”。

因此，法院强调，地方法院最初对 UP 行使征用权的否定裁决构成了严重的滥用自由裁量权，因为该裁决没有适当考虑 UP 的公共目的，也没有遵循宪法上对任何法院裁决都需要明确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要求。

总而言之，此案强调了菲律宾的征用权。这是一项重要的政府权力，允许其为公共利益征用私人财产，但必须遵守宪法上的公正赔偿要求。本案中，公共利益是菲律宾大学为促进教育和研究而扩大校园的必要性，即使这意味着征用已被用于商业或住宅用途的私人土地。

FAQs

总而言之，菲律宾最高法院的裁决强调了政府为公共目的征用私人财产的权力，但也强调了遵守宪法保障的重要性，包括提供公正赔偿和说明法院裁决的理由。这一案例进一步阐明了教育机构在追求校园扩张时的权利和义务，并尊重个人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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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v. Rodolfo L. Legaspi, Sr., G.R. No. 177611, 2012 年 4 月 18 日

最高法院在此案中裁定，国家不得擅自将原本划拨给中央棉兰老大学（CMU）用于教育目的的土地重新分配给土著居民。这项裁决强调，一旦土地被明确指定用于特定的公共用途（如教育），其性质便发生转变，不能随意变更。这意味着即使政府有重新分配土地的意愿，也不能侵犯大学的既得权利和自主权。

教育使命与土著权利的冲突：谁应优先？

中央棉兰老大学最初根据总统公告获得了位于武基农省穆苏安的3401公顷土地，用于建设校园。随后，该大学获得了其中3080公顷土地的所有权证书。2003年，阿罗约总统发布第310号总统公告，试图从该大学已注册的土地中划出670公顷，分配给当地的土著居民和文化社区。中央棉兰老大学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该公告侵犯了其合法权利，并向地区审判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禁止执行该公告。

地区审判法院最初驳回了此案，理由是它对该案没有管辖权，因为涉及的是在马尼拉做出的行政部门的官方行为。然而，该法院又裁定第310号总统公告是合宪的，因为国家是土地的最终所有者，中央棉兰老大学仅代表国家持有这些土地。中央棉兰老大学不服，向棉兰老岛上诉法院提出上诉。上诉法院以中央棉兰老大学提出的问题纯属法律问题为由，驳回了上诉，认为应直接向最高法院提起复审诉讼。中央棉兰老大学随后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最高法院认为，虽然上诉法院在驳回中央棉兰老大学的上诉时犯了错误，但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延误和诉讼，最高法院决定直接处理此案。最高法院首先关注的是从中央棉兰老大学划拨的土地的性质。最高法院引用了之前的案例，即中央棉兰老大学诉农业改革部裁决委员会（DARAB）案。在该案中，农业改革部裁决委员会下令将中央棉兰老大学的400公顷土地用于分配给农民受益人。最高法院宣布农业改革部裁决委员会的行为无效，认为这些土地具有不可分割的性质，因为它们是自治农业教育机构长期职能的一部分。

最高法院认为，土地的这种性质自时任总统加西亚将土地划拨给中央棉兰老大学用于农业领域的科学和技术研究之日起，就已变得不可分割。它们已经不再是可转让的公共土地。即使是总统试图通过公告挪用土地分配给土著居民和文化社区，也不能改变土地的性质。根据《土著人民权利法》（IPRA），自该法生效之日起，“祖传土地内的现有和/或已归属的财产权应得到承认和尊重。”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土地的所有权早在1958年就已归属于中央棉兰老大学。

因此，在2003年将土地转让给该地区周围的土著居民不符合《土著人民权利法》的规定。此外，在中央棉兰老大学名下的土地所有权诉讼过程中，土地登记法院考虑了属于该地区文化社区的几个部落的主张。事实上，最终只有3080公顷土地以中央棉兰老大学的名义获得了0-160、0-161和0-162号原始所有权证书。超过300公顷土地被确认为由这些部落占有并受其主张。鉴于这些理由，最高法院裁定第310号总统公告违反法律和公共政策。

总而言之，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维护了高等教育机构的权利，确保了其用于教育目的的土地不会因政府的行政命令而被轻易剥夺。本案确立了保护大学土地所有权和自主权的重要先例，同时考虑了《土著人民权利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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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棉兰老大学诉执行秘书案，G.R. No. 184869, 2010年9月21日

最高法院在此案中裁定，民事服务委员会 (CSC) 对所有公务员和官员拥有宪法赋予的纪律管辖权，其中包括国立大学的校长。此项裁决澄清了 CSC 的权力范围，确保即使是大学领导职位，在涉及行政违规行为时，也并非不受审查。该裁决明确了学术自由并非完全不受约束，并不能保护违反民事服务法律法规的行为，确立了在学术机构中执行公务员标准的清晰界限。

学术自由与问责制：民事服务委员会能否管辖大学校长？

本案源于内格罗斯东方州立大学 (NORSU) 校长亨利·A·索霍尔因被指控存在违规行为而面临的三起行政案件。民事服务委员会 (CSC) 对这些案件行使了管辖权，导致索霍尔提起诉讼，声称作为校长，他不在 CSC 的管辖范围内，且对其进行管辖会侵犯学术自由。上诉法院最初支持索霍尔的观点，但最高法院撤销了上诉法院的裁决，认为 CSC 确实拥有管辖权。这一裁决明确了 CSC 的权力，以及学术自由的界限，确定大学校长必须对其行为负责。

宪法授予 CSC 管理整个公务员制度的权力，这意味着政府的每一个部门、机构、分支和工具，包括所有国有或控股公司，都属于 CSC 的管辖范围。公务员职位进一步分为职业性和非职业性两种。职业性职位是那些依据能力和资历或高技术资格进入，有晋升机会，并且有任期保障的职位。非职业性职位则不具备这些特征，包括由选举产生的官员及其个人或机密工作人员。担任国家大学校长的索霍尔由大学理事会任命，任期固定，属于非职业性公务员，因此接受 CSC 的管辖。

共和国法 (R.A.) 第 8292 号或称 1997 年高等教育现代化法案第 4 条规定，学校的理事会除了一般行政权力之外，还拥有公司董事会的所有权力。此外，该法律第 4 条还授予理事会权力，可以因故罢免学校教职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和员工。本案的关键是该权力是否为专有权力。R.A. 第 9299 号，即将中维萨亚理工学院 (CVPC) 转变为 NORSU 的法律，保留了该规定，表明立法者的意图并未改变。值得注意的是，R.A. 第 9299 号现在规定，大学的管理和理事会行使公司权力应具有专属性。

最高法院澄清说，即使大学的章程赋予其理事会管理权，在纪律处分方面，理事会的权力也不是绝对的。法律授予政府机构听取和裁决涉及特定事项案件的管辖权，则应假定该管辖权为专有管辖权，除非证明另一机构也具有同样的管辖权，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机构对该事项都具有并行管辖权。根据 R.A. 第 9299 号，NORSU 的理事会拥有对大学的唯一管理权。但在纪律处分和罢免其雇员和官员方面，这种权力并非专有权力。由于公务员的所有成员都在 CSC 的管辖范围内，因此该案属于民事服务规则遭到违反，直接向区域办事处提出的申诉，由 CSC 有效地予以认可。

最高法院驳斥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对索霍尔提起的行政诉讼侵犯了学术自由。高等教育机构享有学术自由原则下的广泛行动自由，包括决定谁可以任教，谁可以接受教育，如何进行教学，以及谁可以被录取学习的自由。然而，针对索霍尔的指控涉及违反民事服务规则的行为，例如裙带关系、不诚实、伪造官方文件、严重不当行为以及损害公务员最佳利益的行为，这些都是违反公务员规定的严重罪行。最高法院认为，有保障的学术自由并不赋予机构不受任何法规依据约束地采取行动的绝对权力，因此公务员不得以其根据学术自由原则可以自由行事为由，允许其违反公务员规则。

最后，最高法院并不同意索霍尔的说法，即他被任命为 NORSU 校长，尽管针对他的行政案件尚未了结，但此举等于理事会对他被指控的行为的宽恕。此前在 Salalima 诉 Guingona, Jr. 案和 Aguinaldo 诉 Santos 案中确立的原则并不适用于目前的情况。上述案件中的被告是选举产生的官员，而索霍尔是受到任命的官员，选举表达了人民的主权意志，因此，民意的复决可以取代未决的行政案件。但是，对于非职业职位的重新任命则不能这样说，在理事会重新任命索霍尔为大学校长时，不存在需要考虑的人民主权意志。

常见问题解答

本案中最高法院的裁决强调了高等教育机构中问责制的重要性。虽然学术自由确实赋予了高校行政部门某些行动自由，但此自由不能扩展到保护那些可能参与不当行为或违反公务员规则的人。此案树立了一个先例，即表明各大学和学院的领导必须坚守最高的伦理和法律行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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