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最高法院判例精解:当公司面纱被揭开——非法集资责任追溯至个人
G.R. No. 123307, November 29, 1999
引言
“不要相信金钱;相反,要信任金钱。”[1] 或许莱奥维诺·何塞先生和他的乡亲们并不了解这个道理,当他们将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投入到一个承诺“十五(15)天翻三倍”的paluwagan(互助储蓄协会)时。然而,令他们无尽沮丧的是,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钱像肥皂泡一样迅速消失在半空中。
本案Barangan 诉上诉法院案,生动地展现了菲律宾最高法院如何运用“揭开公司面纱”原则,追究参与非法集资计划的公司官员的个人责任。即使在刑事诈骗指控被撤销的情况下,这些官员仍可能因其参与的非法活动而承担民事责任。对于在菲律宾经商或投资的人士而言,本案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强调了审慎尽职调查和避免参与非法金融活动的重要性。
案件背景:快速致富的诱惑与破灭
1989年,圣马特奥小镇多用途合作社(SMSTMC)成立,旨在“提升其成员的经济状况”。合作社的官员包括主席费德里科·卡斯蒂略、副主席律师塞缪尔·巴兰甘以及董事会成员罗兰多·雷米吉奥、埃菲热妮亚·马尔克斯、费德里科·西松和埃斯佩兰萨·加西亚。然而,该合作社因从事paluwagan活动而迅速解散。SMSTMC的官员并未气馁,他们迅速成立了比雅雅基金会(BIYAYA),并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显然,成立新公司的目的是为了掩盖其非法活动,因为该基金会继续以paluwagan的形式运作。正如塞缪尔·巴兰甘解释的那样,paluwagan的运作机制如下:[2] 任何投资金额,在十五(15)个工作日到期后,投资者可以提取其投资额的三(3)倍。巴兰甘具体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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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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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向法庭进一步解释,考虑到最后一批投资者的投资款项在他们之前就已经被用完了,该计划如何支付所谓的最后一批投资者?他们将如何获得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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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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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向我们解释说,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所以总会有钱返还给任何投资者。除此之外,我们还开展了一项业务,即营销部门,我们还可以从银行利息中获得收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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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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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您是律师。他们声称这是一种金字塔式的骗局。换句话说,最初的投资来自小投资者,你们用大投资者的钱支付给这些小投资者。现在到了一个时期,较大的投资者无法得到报酬,因为没有钱支付给他们。请您解释一下,比雅雅基金会计划如何支付较大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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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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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董事会会议上询问这个问题时,费德里科·卡斯蒂略向我们解释说,每笔1000比索的投资,将有两个管理名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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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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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当一笔到期的投资被支付时,支付这笔钱的资金来自其他投资者,您称之为“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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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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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法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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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任何金字塔骗局一样,比雅雅办公室很快遭到菲律宾国家调查局(NBI)和军方的突击搜查,他们带走了成堆的文件和其他犯罪证据。随后,比雅雅的运营被停止,留下众多投资者——其中包括约翰·加特门和莱奥维诺·何塞——如同干涸池塘中奄奄一息的鱼群。
法律背景:公司面纱与非法活动
在菲律宾,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享有法律人格,这被称为“公司面纱”。这一原则意味着公司与其股东和官员在法律上是分离的,公司自身的债务和义务通常不应由股东或官员个人承担。然而,当公司被用作欺诈、逃避法律义务或从事非法活动的工具时,法院可以“揭开公司面纱”,追究公司背后实际控制者的责任。这是一种衡平法原则,旨在防止公司形式被滥用,维护公平正义。
菲律宾最高法院在众多判例中阐述了“揭开公司面纱”的适用情形。例如,在PNB v. Andrada Electric & Engineering Co.案中,法院指出,当公司法人实体被用来“击败公共便利、为错误辩护、保护欺诈或捍卫犯罪”时,或者当它被用作“混淆问题的盾牌”时,公司法人人格的虚构可以被抛弃。[3] 在Umali v. Court of Appeals案中,法院进一步强调,揭开公司面纱“仅在以下情况下适用:公司形式被滥用以规避法律、欺诈公众或充当犯罪或不义行为的盾牌”。[4]
本案涉及的paluwagan,在菲律宾语中意为互助储蓄协会,本身并非非法。然而,当paluwagan被用作诱骗投资的工具,承诺巨额回报,实则最终目的是诈骗投资者时,该计划就转变为非法活动,构成金字塔骗局。菲律宾法律禁止金字塔骗局,此类活动可能构成《刑法典》下的诈骗罪。
案件审理过程:从刑事指控到民事责任
1989年8月22日,约翰·加特门提起刑事诈骗诉讼,指控比雅雅基金会主席费德里科·卡斯蒂略、副主席塞缪尔·巴兰甘以及董事会成员埃菲热妮亚·马尔克斯等七人。加特门声称,被告人非法募集了他的31,200比索投资,承诺15天后支付300%的股息,21天后支付200%的股息,并在到期日返还本金。然而,加特门从未收到他的投资和承诺的利润。[5] 1989年8月30日,莱奥维诺·何塞也提起了类似的诈骗诉讼,指控同一批被告人诱骗他投资43,500比索。[6]
1989年9月6日,法院对七名被告人发出逮捕令。塞缪尔·巴兰甘律师、梅琳达·托皮尼奥和埃菲热妮亚·马尔克斯随后被逮捕拘留,而费德里科·卡斯蒂略和瓜尔贝托·奥拉至今仍然在逃。费德里科·西松和罗兰多·雷米吉奥的情况记录不详,但他们似乎后来参与了审判,甚至出庭作证。
1989年9月14日,地方法院决议对费德里科·卡斯蒂略、塞缪尔·巴兰甘、埃菲热妮亚·马尔克斯、瓜尔贝托·奥拉、费德里科·西松和罗兰多·雷米吉奥提起正式指控,但撤销了对梅琳达·G·托皮尼奥的指控,理由是她只是比雅雅基金会的雇员。
1989年11月6日,针对上述被告人提起了两项独立的起诉书,一项由约翰·加特门提起,另一项由莱奥维诺·何塞提起。在随后的联合庭审中,由于原告约翰·加特门及其证人未能出庭,检方未能提供Crim. Case No. 20-251案件的证据。因此,只有Crim. Case No. Br. 20-252案件的证人证词,特别是莱奥维诺·何塞的证词被作为证据提供。
1990年11月26日,地方法院在两起案件中均以合理怀疑为由宣判塞缪尔·巴兰甘、埃菲热妮亚·马尔克斯、费德里科·西松和小罗兰多·雷米吉奥无罪。然而,他们被责令连带向莱奥维诺·何塞支付43,000比索。如前所述,被告费德里科·卡斯蒂略和瓜尔贝托·奥拉未被逮捕,因此从未被传讯,更不用说审判。
地方法院在宣判四名被告人无罪时认为[7],检方证人的证词没有任何内容支持他们单独或集体诱导或说服莱奥维诺·何塞投资paluwagan的说法。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在何塞投资之前或之时向他表示投资将在十五(15)天内获得300%的回报,在二十一(21)天内获得200%的回报。事实上,从检方证人的证词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是在得知有人已经收到保证股息后才被诱导投资的。
关于被告人的民事责任,地方法院指出[8]:
莱奥维诺·何塞并没有把钱交给被告人:他把钱交给了比雅雅基金会(BF)的雇员。由于比雅雅基金会具有法人人格,与股东和官员的人格是分开且不同的,因此,对比雅雅基金会欠莱奥维诺·何塞的43,500比索债务负责的是比雅雅基金会,而不是被告人。
这在正常情况下是适用的规则……但是,当公司实体被用来击败公共便利、为错误辩护、保护欺诈或捍卫犯罪,或者当它被用作混淆问题的盾牌时,公司与股东和官员具有分离且不同人格的虚构可以被抛弃。在这种情况下,公司被视为仅仅是人员的联合,股东或公司成员被视为公司。这被称为“揭开公司面纱”或“看实质而不是形式”……存在令人信服且有效的理由,可以揭开比雅雅基金会的公司面纱,并让其官员,即本案被告人,对比雅雅基金会对莱奥维诺·何塞的义务负责。比雅雅基金会从事非法活动,经营paluwagan。当比雅雅基金会的官员在军方突袭以制止其运营后潜逃时,比雅雅基金会实际上已经解散和废弃。除非其官员对比雅雅基金会对莱奥维诺·何塞的义务负责,否则对他造成的损害将永久存在,因为向比雅雅基金会追索是徒劳的。
被告塞缪尔·巴兰甘连同其共同被告埃菲热妮亚·马尔克斯、费德里科·西松和小罗兰多·雷米吉奥在法定期间内对他们的民事责任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上诉法院于1995年11月17日作出被上诉的判决[9],维持了地方法院的判决,但埃菲热妮亚·马尔克斯免除了对莱奥维诺·何塞的任何责任。因此:
还需强调的是,比雅雅基金会及其官员不能简单地以合同的非法性为借口来逃避司法要求,而他们自己应对此负责。在本案中,禁止反言原则将介入,以阻止一方当事人违背自己的行为,损害依赖这些行为的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
在上诉人提出的最后一个错误指派中,他们质疑下级法院判决他们对莱奥维诺·何塞承担连带责任,以及未驳回申诉的决定。他们声称,埃菲热妮亚·马尔克斯不能承担责任,因为她不是比雅雅基金会的官员;罗兰多·雷米吉奥也不能承担责任,因为他的名字被列入比雅雅基金会公司章程的行为是在他不知情和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
对于这一论点,本院认为,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埃菲热妮亚·马尔克斯是比雅雅基金会的官员或董事会成员的情况下,不能判决她与共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巴兰甘本人强烈否认马尔克斯曾担任比雅雅基金会的官员或董事。公司章程中出现姓名的人是否是比雅雅基金会的唯一官员并不重要。如果真要说重要,那么证明这一点的举证责任应在于被上诉人,而不是马尔克斯。
然而,关于罗兰多·雷米吉奥和费德里科·西松,本院认为没有充分理由偏离下级法院的裁决。罗兰多·雷米吉奥的名字出现在比雅雅基金会的公司章程中。这种陈述对与比雅雅基金会进行交易的人具有约束力。如果雷米吉奥真的没有同意将他的名字列入公司章程,通常可以预期雷米吉奥会采取积极行动,将他的名字从章程中删除。在没有任何此类明确行动的情况下,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他对此表示默许。
本院进一步同意地方法院关于费德里科·西松责任的认定。虽然西松可能确实向比雅雅基金会写信辞职,但事实仍然是,没有证据表明比雅雅基金会接受了辞职。[10]
最高法院判决:维持民事责任,强调非法集资的危害
塞缪尔·巴兰甘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辩称上诉法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认定莱奥维诺·何塞向比雅雅基金会投资了任何金额,并判决他与其他被告人连带支付莱奥维诺·何塞的款项,这构成可逆转的错误。[11] 巴兰甘辩称,根本没有证据表明何塞实际向比雅雅基金会投资了任何金额。他声称获得了投资“名额”,但这不应被采信,因为他未能出示任何“名额”作为证据。他甚至不知道他把钱交给了比雅雅基金会的哪位雇员,也记不清他以自己或亲属的名义投资了多少钱。
最高法院驳回了巴兰甘的上诉。法院认为,有充分证据表明莱奥维诺·何塞确实向比雅雅基金会投资了资金。被告人自己提供了证据。巴兰甘承认何塞是比雅雅基金会的投资者。[12] 何塞未能出示“名额”(据说是收到投资的唯一证明),但他对此作了解释,法院对此感到满意。何塞作证说,他将“名额”交给了曼努埃尔律师,以便提起诉讼,但不幸的是,曼努埃尔律师在“名额”提交法庭之前去世了。正如上诉法院正确指出的那样,可以理解为什么何塞无法从他们前任律师的遗孀那里取回“名额”,因为不能期望她保管她丈夫的记录。尽管如此,“名额”的存在从未受到质疑。
同样,考虑到当时的情况,何塞未能辨认出他把钱交给了哪位雇员也可以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正如证人所作证的那样,有成千上万的投资者将钱存入比雅雅基金会。许多人已经收到意外巨额回报的报道,肯定激起了何塞及其同胞投资者对金钱的渴望。无论如何,何塞都要加入这股潮流。他将谨慎抛诸脑后,投资了43,500比索,没有任何收款证明,也懒得辨认他把钱交给谁。他自满地认为自己熟悉该协会的一些官员,并且他拥有所说的“名额”。他只是在做之前其他人已经做过的事情。
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像本案中的计划——表面上无害地被称为paluwagan——实际上是旨在欺骗轻信公众的骗局。我们要澄清的是,paluwagan本身如果作为一种信托基金运作,供成员在需要时提取资金,则并非per se非法。但是,如果它变成一种诱骗投资的手段,通常承诺巨额股息,而实际上最终目的是诈骗投资者,那么该计划就转变为非法活动。毫无争议的是,比雅雅基金会从事的就是这样一种活动,它披着paluwagan的外衣。何塞的43,500比索投资没有得到返还,因为比雅雅基金会的官员在当局突袭其办公室后潜逃。比雅雅基金会的官员和董事会成员,如果实际知悉这些交易并因此默认和默许,就应为从事非法交易承担刑事和民事责任。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考虑到如果没有比雅雅基金会官员和董事会成员的批准,比雅雅基金会不可能从事非法交易,但被告人却被判无罪。然而,我们的双手现在受到宪法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约束,因此,他们的无罪判决必须维持。 巴兰甘不能以双方均有过错为由进行辩护,认为他们不能互相起诉。必须强调的是,非法性仅归因于比雅雅基金会,因为记录中没有显示何塞意识到他们业务运营的非法性,或者该业务运营被法律禁止。
最高法院同意上诉法院的观点,即埃菲热妮亚·马尔克斯不应与共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她是比雅雅基金会的官员或董事会成员。关于罗兰多·雷米吉奥和费德里科·西松,我们也认为没有理由偏离上诉法院的裁决,即他们未能充分证明他们不是比雅雅基金会的官员,因此不能免除民事责任。
顺便提一下,我们注意到,在上诉法院判决书的正文中提到了费德里科·卡斯蒂略和瓜尔贝托·奥拉已被地方法院宣告诈骗罪名不成立。然而,地方法院和上诉法院判决书的判决部分均未作出如此宣告。为了澄清记录,费德里科·卡斯蒂略和瓜尔贝托·奥拉尽管有逮捕令在身,但仍然在逃。因此,地方法院没有获得对他们的人身管辖权以进行刑事起诉。因此,关于他们的案件必须存档,等待他们最终被逮捕。
判决
因此,维持上诉法院的被上诉判决,该判决维持了对上诉人塞缪尔·巴兰甘以及埃菲热妮亚·马尔克斯、费德里科·西松和小罗兰多·雷米吉奥的无罪宣告,但责令他们(埃菲热妮亚·马尔克斯除外)连带向私人被上诉人莱奥维诺·何塞支付43,500比索的民事赔偿,并按年利率14%从1989年8月起至全额付清为止计算利息,如果无力偿还,则不适用替代监禁,上诉费用由上诉人承担。
特此判决。
门多萨法官,基斯宾法官,布埃纳法官和德莱昂法官,均同意。
[1]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1809-94), 《早餐桌上的独裁者》, 第二卷, 1858.
[2] 庭审记录 (TSN), 1990年9月13日, pp. 18-22.
[3] G.R. No. 142936, April 30, 2003.
[4] G.R. No. 89561, September 13, 1990.
[5] 刑事申诉; 原始记录, p. 1.
[6] 刑事案件 Br. 20-252; 原始记录, p. 1.
[7] 法官赫内迪诺·P·埃杜阿尔特撰写的判决, RTC-Br. 20, 卡瓦延, 伊莎贝拉, 其判决部分内容如下: 判决如下…… 在刑事案件编号 Br. 20-251 中 – 宣告被告律师塞缪尔·巴兰甘、埃菲热妮亚·D·马尔克斯、费德里科·西松和小罗兰多·雷米吉奥无罪,理由是他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在刑事案件编号 Br. 20-252 中 – 宣告被告律师塞缪尔·巴兰甘、埃菲热妮亚·D·马尔克斯、费德里科·西松和小罗兰多·雷米吉奥无罪,理由是他们的罪行未被超出合理怀疑地证实。然而,他们被责令连带向莱奥维诺·何塞支付四万三千五百 (P43,500.00) 比索,并按年利率 14% 从 1989 年 8 月起至全额付清为止计算利息,如果无力偿还,则不适用替代监禁。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8] 卷宗, p. 20.
[9] 由副法官塞莉亚·利帕纳-雷耶斯撰写并由副法官阿尔弗雷多·贝尼帕约和科罗娜·伊拜-索梅拉赞同的判决。
[10] 卷宗, p. 29.
[11] 同上, p. 61.
[12] 庭审记录 (TSN), 1990年9月14日, pp. 4-5.
来源: Supreme Court E-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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