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裁定，在没有给予充分通知的情况下执行驱逐令构成权力滥用。本案强调了警长在执行法院命令时的程序义务，即使是在需要立即执行的案件中。未能给予被驱逐者适当的通知和合理的时间搬迁可能导致纪律处分。该裁决强调了正当程序和公平在执行法律行动中的重要性，确保个人的权利得到尊重，即使在法律程序中也是如此。

“即时”并不意味着“立即”：警长未遵守通知程序即构成权力滥用

本案源于莉迪亚·巴尔马塞达-图加诺（以下简称“申诉人”）针对奎松市梅特罗波利坦审判法院第71分院的警长杰里·R·马塞利诺（以下简称“马塞利诺”）提起的申诉，理由是马塞利诺在民事案件第17144号（即“莱昂尼拉·利塞里奥-包蒂斯塔继承人等诉莉迪亚·图加诺”非法拘留案）中严重滥用职权。申诉人声称，马塞利诺在执行执行令时，没有充分通知他们，也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搬离，便草率地接管了他们的房屋，并将房屋交给原告。核心问题是，在执行驱逐令时，一名警长可以为了“即时”性而牺牲正当程序到何种程度。

根据既定原则，警长在执行令状时职责纯属事务性；他应严格按照法院的命令执行。他没有斟酌是否执行判决的权利。当令状交到他手中时，在没有任何相反指示的情况下，他有责任以合理的迅速和及时性进行实施，以符合其授权。尤其是在本案的性质需要立即执行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是，执行的紧迫性并不意味着可以立即执行。警长必须遵守《法院规则》来执行令状。任何违反《法院规则》规定的行为都属于不当行为，应受到纪律处分。马塞利诺作为警长，在执行交付和归还不动产的执行令状时的职责，在《法院规则》第39条第10(c)和(d)款以及第14条中进行了概述：

第10条。特定行为判决的执行 –

（c）不动产的交付或归还。- 执行官应要求对不动产的交付或归还作出判决的人及其名下所有主张权利的人在三（3）个工作日内和平撤离该不动产，并将该不动产的占有权归还给判决权利人，否则，执行官应在必要时，在适当的治安人员的协助下，驱逐所有这些人，并采取可能合理必要的手段重新取得占有权，并将判决权利人置于对该不动产的占有之下。判决裁定的任何费用、损害赔偿、租金或利润应以与金钱判决相同的方式清偿。

（d）拆除执行标的物上的建筑物。如果执行标的物包含判决义务人或其代理人建造或种植的建筑物，除非法院在判决权利人提出动议并举行适当听证后发出特别命令，并且在判决义务人在法院规定的合理时间内未拆除该建筑物，否则执行官不得摧毁、拆除或移走该建筑物。

上述规定明确规定，在发出执行令状后，警长必须要求针对该令状的人在三（3）个工作日内和平撤离该不动产；否则，他们将被强行从该场所驱逐。即使在立即执行判决的情况下，也必须发出要求的三日通知。在没有发出所需通知或在三日期限届满前执行令状的警长违反了《规则》。在本案中，马塞利诺的罪行是无可争议的。他承认，他只是将撤离通知张贴在申诉人房屋的前门上，因为申诉人无处可寻。同样，他在将撤离通知张贴在门上的同一天强制执行了执行令状，强行打开门，并将动产从标的场所中取出，尽管有社区官员在场。没有任何事先通知。申诉人只是在马塞利诺正在执行时才了解到执行令状的发出。此外，后者既没有努力确定申诉人的下落，也没有试图确保申诉人亲自收到撤离通知。显然，马塞利诺以这种武断的方式将标的场所的占有权交付给原告是不可原谅的。

必须强调的是，通知的要求是基于正义和公平的基本原则。它反对在执行原本合法的行为中的武断和压迫行为。它是以下规定的放大：每个人在行使权利和履行职责时，都必须公正行事，给予每个人应得的权利，并遵守诚实和善意。事实上，马塞利诺在没有给予申诉人要求的先前通知和合理时间撤离标的场所的情况下，仓促执行了执行令状，犯有严重滥用职权罪。

根据《民事部门行政案件统一规则》第四章第52(A)(14)条，严重滥用职权（压迫）应处以停职六个月零一天至一年的处罚。然而，在法院早些时候作出的题为《安东尼奥·K·利通朱亚诉杰里·R·马塞利诺》的案件中，马塞利诺因严重不诚实和渎职已被判处解雇，并处以相应的附加刑。因此，不予停职，而对其处以10,000.00比索的罚款是适当的，该金额应从其累积的休假积分中扣除，如果不足，应责令其支付余额。

常见问题解答

本案有力地提醒人们，虽然执行法院命令可能需要效率，但正当程序和公平必须优先考虑。警长和其他执法官员有义务遵守法院规则并尊重个人的权利，即使在执行令人反感的判决时也是如此。本案确立了，执行程序中的偏离和粗心行为不会被法院所姑息。这也在社区成员中增强了执法工作的责任意识和对公正行为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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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菲律宾最高法院裁定，即使当事人实际收到了通知，如果当事人已委托律师，则法律意义上的有效通知必须送达律师。未能正确地向当事人的律师送达法院判决，意味着当事人提起复议的期限尚未开始计算。此项裁决强调了律师在法律程序中的重要性，确保当事人通过其代表获得充分的法律保护，保证程序公平公正。这对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保护具有实际意义，强调了法律程序中规范通知送达的重要性。

送达争议：律师未收到判决书，判决生效是否有效？

本案源于 Villalongha 兄弟姐妹对母亲 Felipa Vda. de Villalongha、其他兄弟姐妹 Aurora Villalongha-Cabarrubias 等人提起的关于撤销销售和所有权证书的诉讼。Villalongha 兄弟姐妹声称，Felipa 在一份额外的司法财产分割和捐赠契约中放弃了她在相关土地上的权利，但后来在 Aurora 的唆使下，将土地卖给了 Bolton Bridge Homeowners’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 (BBHAI)。初审法院驳回了 Villalongha 兄弟姐妹的诉讼，并宣布 Felipa 是相关土地的唯一所有者。Villalongha 兄弟姐妹不服判决，向菲律宾上诉法院提起上诉。

上诉法院维持了初审法院的判决，裁定 Felipa 是相关土地的唯一所有者，她与 BBHAI 的土地销售有效。法院将判决书副本送达了 Villalongha 兄弟姐妹的律师 Atty. Victorio U. Advincula, Jr.，但后来 Atty. Advincula, Jr. 表示他并未收到该通知，且收到通知的人员并非其员工。此后，Atty. Advincula, Jr. 向上诉法院提交了撤回代理申请，并得到了 Virgilio 的同意。上诉法院批准了撤回代理申请，并搁置了送达争议的问题。

此后，Virgilio 收到了上诉法院的决议副本，该决议驳回了 Atty. Advincula, Jr. 的送达争议申请，理由是 Atty. Advincula, Jr. 已不再是 Villalongha 兄弟姐妹的律师。Virgilio 随后委托了新的律师 Atty. Arnold C. Abejaron，并反对 BBHAI 的执行申请，理由是之前的判决书未有效送达给他们的前任律师 Atty. Advincula, Jr.。另一方面，Villalongha 家族的其他成员辩称，Villalongha 兄弟姐妹已经知晓该判决。上诉法院最终裁定，由于没有任何复议或进一步上诉的动议，判决已于2013年5月24日生效，并指示法院书记员记录判决生效。

菲律宾最高法院在此案中的核心问题是：在上诉法院的判决书未有效送达当事人的律师的情况下，上诉法院指示记录判决生效并驳回撤销该记录的动议，是否存在严重的滥用自由裁量权？本案涉及《菲律宾民事诉讼规则》中关于送达和通知的规定。该规则明确规定，如果当事人已委托律师，则向律师进行送达，除非法院另有命令。即使当事人本人实际收到了通知，该通知在法律上也不被认为是有效的。其原因在于，当事人通常不具备法律程序方面的专业知识，法院为了确保程序的有序进行，最好只与当事人的律师进行沟通。

《菲律宾民事诉讼规则》第13条第7款和第13款，针对判决的送达和送达证明做了具体规定。其中，如果通过挂号邮件进行送达，则需要提供邮局出具的挂号收据。如果挂号回执已送达，应当立即提交寄件人。在本案中，上诉法院并未收到 Atty. Advincula, Jr. 的挂号回执。然而，上诉法院认为，根据达沃市邮政局局长 William H. Olmoguez 的回复，Ariel Hernandez 于2013年5月8日收到了该通知，因此该通知已有效送达 Atty. Advincula, Jr.。然而，Atty. Advincula, Jr. 在送达争议申请中否认收到过该通知，且不认识 Ariel Hernandez，而其他方并未对此提出异议。

《菲律宾民事诉讼规则》第13条第7款： 挂号邮件的送达应将副本放入密封信封中，清楚地写明当事人或其律师的办公室地址（如果已知），否则写明其住所地址（如果已知），并预付足够的邮资，并指示邮局局长如果在十（10）天后未送达，将邮件退回给寄件人。

《菲律宾民事诉讼规则》第13条第13款：如果通过普通邮件进行送达，送达证明应包括邮寄人的宣誓书，说明符合本规则第7款的事实。如果通过挂号邮件进行送达，证明应通过该宣誓书和邮寄办公室出具的挂号收据进行。挂号回执应在寄件人收到后立即提交，或者提交未领取的信件以及邮局局长发给收件人的通知的认证或宣誓副本。

必须强调的是，邮件必须由收件人或其正式授权的代表接收，因为送达给非律师事务所的职员或负责人员是无效的。向记录在案的律师以外的任何人送达法院的命令不具有法律效力，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也不能启动律师可以采取的后续程序步骤的相应规定期限。 鉴于 Ariel Hernandez 不是 Atty. Advincula, Jr. 的雇员，因此无权代表 Atty. Advincula, Jr. 接收法院通知，因此他声称在2013年5月8日收到判决书的通知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效力，也不能启动提起复议或上诉的期限。特别是，Atty. Advincula, Jr. 也经 Virgilio 同意，撤回了作为 Villalongha 兄弟姐妹律师的身份，并且该撤回得到了上诉法院的批准。

上诉法院得知撤回代理的律师没有收到判决书的通知，并且考虑到没有新的律师代表 Villalongha 兄弟姐妹出庭，因此上诉法院应确保向 Villalongha 兄弟姐妹送达该通知。虽然法院最初在2013年4月12日通过挂号信向他们发送了判决书副本，但该邮件未送达，因此退回给了寄件人。尽管如此，必须重申的是，由于 Villalongha 兄弟姐妹当时有律师代表，因此之前的通知在法律上不被认为是有效的。虽然 Virgilio 收到了2015年6月3日的决议副本（驳回了 Atty. Advincula, Jr. 的送达争议申请），并表示 Villalongha 兄弟姐妹将聘请新的律师，并且“可以向其送达判决书副本”，但 Villalongha 兄弟姐妹和后来代表他们出庭的 Atty. Abejaron 均未收到判决书的副本。

鉴于以上情况，法院认为 Villalongha 兄弟姐妹未收到判决书的有效通知。因此，他们提出复议的期限尚未开始计算。基于上述原因，法院认为2013年5月24日判决生效的记录，基于 Ariel Hernandez 无效接收通知之后的十五（15）天期限的到期，是不成熟和无效的，应该被撤销和解除。判决生效的记录仅仅是记录了判决、命令或决议已生效的事实，但它不是使该判决、命令或决议生效的执行行为。在本案中，考虑到截至记录之日，尚未向 Villalongha 兄弟姐妹/请愿人送达判决书的通知，因此判决生效的记录并未使判决生效。因此，法院认为上诉法院在发布2016年7月7日的决议（指示记录判决生效）和2016年9月20日的决议（驳回了请愿人撤销该记录的动议）时，存在严重的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

FAQs

本案的裁决强调了确保法律程序公平和公正执行的重要性，特别是关于送达通知和尊重当事人由律师代表的权利。它提醒各方，遵循既定的法律程序对于维护法律制度的完整性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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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裁定，当事人未获得对其不利的诉讼通知时，即使最终结果看似公正，任何裁决都是无效的。本案强调了菲律宾宪法中正当程序原则的重要性，确保所有公民都有机会为自己辩护，并了解针对他们的指控。这项裁决意味着政府机构必须竭尽全力通知面临行政处罚的个人，否则裁决可能被推翻。它强化了正当程序的重要性，避免在行政机关不知情或没有充分参与的情况下，对公民做出不利的裁决。

行政处罚岂能“蒙在鼓里”？

本案源于总统廉政委员会 (PCGG) 委员尼卡西奥·A·康蒂对申诉专员办公室对其处以行政处罚的决定提起的诉讼。申诉专员办公室发现康蒂犯有不诚实、行为不端和行为有损公共服务最佳利益的罪名。康蒂辩称，由于他从未收到申诉专员办公室的通知，也从未有机会对指控进行抗辩，因此剥夺了他的正当程序权利。关键问题在于政府机构必须在行政程序中遵守正当程序的要求，特别是通知和听证权。

康蒂声称，他仅通过新闻报道得知桑迪甘巴彦（反贪法庭）对其提起的诉讼；他以前的地址已于 2006 年更改，此后他已离开 PCGG。申诉专员办公室争辩说，已将通知发送到康蒂在 PCGG 就业记录中提供的地址，并且他随后获得了完整的案件记录，但最高法院不同意。法院重申，正当程序要求个人在对其采取行动之前，有获得通知和听证的机会， 这项基本权利受菲律宾宪法第三条第一节的保护。未提供通知严重侵犯了康蒂的正当程序权利。

“任何人不得未经正当法律程序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也不得被剥夺法律的平等保护。”最高法院认为，由于康蒂从未有机会申辩，也没有收到申诉专员办公室要求其提交反宣誓书的命令副本，因此，未能向他提供指控通知相当于剥夺了他基本的宪法权利。申诉专员承认已将通知发送至 PCGG（康蒂当时已不再担任委员）和他之前的奎松市阿拉内塔大街的地址，这些通知均未送达，并注明收件人已搬走，没有留下转寄地址。因此，证明康蒂未被充分告知针对他的案件。

法院驳斥了申诉专员办公室援引的 “Ruivivar 案”，理由是该案的情况与康蒂的情况不同。在 “Ruivivar 案” 中，申诉人提交了复议动议，申诉专员采取了行动，尽管有些迟，并发布命令，指示向她提供所有诉状和其他相关文件，并允许她在收到后十 (10) 天内提交她认为适合情况的诉状。但在本案中，申诉人仍然未能反驳对她的指控。法院在裁决中指出，缺乏通知本身就是一个根本缺陷。此外，在本案中提交复议动议并不能弥补正当程序的缺失，因为康蒂的主要论点正是由于缺乏适当的通知和听证机会而造成的程序违规。

申诉专员办公室辩称，根据 “Ruivivar 案”，康蒂并未被剥夺正当程序，因为他提交了复议动议，并且申诉专员办公室在确认其行政责任之前重新评估了证据。然而，最高法院区分了这两个案件，强调 Ruivivar 获得了答复指控的机会，而康蒂则从未获得最初通知。最高法院认为，申诉专员办公室的判决是无效的，因为它是在违反基本宪法权利的情况下作出的。“如果违反了基本的宪法权利，法院就失去了管辖权。”康蒂既没有被送达要求提交辩护的命令，也没有获得由申诉专员办公室考虑的宣誓书和其他证据副本。

最高法院进一步澄清说，由于最初违反了康蒂的正当程序权利，上诉法院推翻申诉专员办公室判决的裁决也无效。因此，法院下令将案件发回申诉专员办公室，以便采取适当的行动，从而确保康蒂有机会充分解决对他提出的指控。

综上所述，法院虽然确认上诉法院关于康蒂被剥夺宪法赋予的正当程序权利的裁决是正确的，但纠正了该法院一并处理案件实质性问题的情况。案件被发回申诉专员办公室，康蒂因此将获得对其进行适当通知和抗辩的机会。法院强调，无论裁决结果如何，正当程序至关重要。

FAQs

总之，最高法院的裁决强调了正当程序作为菲律宾法律体系中一项根本权利的重要性。本案告诫政府机构，必须竭尽全力确保个人在行政程序中获得适当通知，并且能够申辩。通过维护这些程序保障，法院确保对公民的行政行动是在公平、公正和符合宪法要求的情况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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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裁定，根据菲律宾公司法，公司股东特别会议的通知仅需发送给股东即可，无需证明股东实际收到。这意味着即使股东未实际收到会议通知，只要公司按照章程规定发送了通知，会议的效力不受影响。对于公司而言，确保按照章程规定的方式和时间发送会议通知至关重要，以避免潜在的法律纠纷。

遗漏的通知是否会颠覆公司治理？ 古德兰公司股东大会风波

古德兰公司（GCI）是一家家族企业，围绕一次特别股东大会的有效性，家族成员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执。事件的核心在于，股东Simny G. Guy声称未收到2004年9月7日举行的特别股东大会的通知，并质疑会议选举出的董事和管理人员的合法性。Simny认为，由于通知存在缺陷，会议无效，会议上通过的决议也应被撤销。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公司是否必须确保所有股东实际收到会议通知，或者仅仅是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发送通知即可？

Simny G. Guy以GCI小股东的身份提起诉讼，声称他以及另一位股东Grace Guy Cheu未收到特别股东大会的通知。他认为，会议召集人并非有权之人，且通知并非由合法授权的人员发出。另一方面，被告Gilbert G. Guy辩称，会议通知已由GCI的授权人员签署并按照公司章程发送，且Cheu并非公司的登记股东，因此无权收到通知。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均支持被告的观点，认为会议有效。案件最终上诉至最高法院。

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公司在发送股东大会通知时，是否需要确保所有股东实际收到通知。菲律宾公司法第50条规定了股东或成员的定期和特别会议，其中指出，特别会议应至少提前一周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股东或成员，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GCI的公司章程规定，会议通知应在会议召开前不少于五天的时间内邮寄给每位股东。最高法院认为，公司法和GCI公司章程的规定清晰明确，仅要求将股东大会的通知“发送”给公司股东，而并非要求“送达”。

最高法院解释说，“发送”是指将通知投入邮寄或通过任何其他常用的通讯方式发送，并已支付邮资或传输费用，且收件人姓名和地址已正确填写。只要公司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发送了通知，即使股东未实际收到，也应视为已履行了通知义务。法院强调，如果立法者有意要求股东实际收到通知，他们会在法律中明确规定这一要求。既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就应按照“发送”一词的通常含义进行理解。

法院还驳回了Simny G. Guy关于通知由不合格人员发出的主张。法院指出，Gilbert G. Guy作为GCI的副总裁，在总裁因病缺席的情况下，有权行使总裁的职能并召集特别股东大会。证据显示，Gilbert G. Guy拥有GCI超过三分之一的股份，因此有权根据GCI公司章程召集特别股东大会。此外，法院还认定，Grace Cheu并非GCI的登记股东，因此无权收到会议通知。最高法院最终驳回了Simny G. Guy的上诉，维持了上诉法院的判决。

这一判决对于公司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公司在发送股东大会通知时，应严格遵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确保通知以书面形式发送给所有登记股东，并保留发送记录。即使股东未实际收到通知，只要公司能够证明已按照规定发送了通知，会议的有效性通常不会受到影响。当然，公司也应尽可能采取措施，确保股东能够及时收到通知，例如通过电子邮件或快递等方式，以避免不必要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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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SIMNY G. GUY 诉 GILBERT G. GUY, G.R. No. 184068, 2016年4月19日

本案确立了菲律宾律师在诉讼中的疏忽行为如何影响其客户。最高法院裁定，即使律师未收到法院判决书副本，但如果律师收到了执行动议副本，则律师有责任及时了解判决内容。律师有义务勤勉尽责地维护客户的权益，客户应承担律师的疏忽责任。

执行动议：律师是否应当承担更多责任以避免损害客户利益？

本案涉及土地所有权纠纷。Victoriano Monisit 的继承人起诉 Nestor Bracero 和 Rodulfo Arcelo，要求确认土地所有权并收回土地。内斯托尔·布拉塞罗 (Nestor Bracero) 未提交答辩，因此被宣布违约。法院最终作出判决，有利于莫尼西特的继承人。布拉塞罗声称，他的律师没有收到判决书的副本，因此他错过了上诉的截止日期。莫尼西特的继承人辩称，布拉塞罗的律师收到了执行动议的副本，这足以让他意识到判决的存在，并有责任采取行动。

本案的关键问题是：律师收到执行动议副本，是否构成正式收到法院判决的有效通知？法院认为，虽然法律规定，如果一方有律师代理，则应向律师送达通知，但也有例外情况。在某些情况下，实际收到通知（即使不是通过正式渠道）也可能具有约束力。在本案中，布拉塞罗的律师收到了执行动议副本，其中明确提到了法院在 2009 年 4 月 16 日做出了判决。尽管如此，律师并未提出异议，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核实判决是否存在。法院强调，律师有义务勤勉尽责地为客户服务，这意味着律师应及时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并采取必要的步骤来保护客户的权益。收到执行动议后，律师有责任核实判决内容并采取适当行动，未能做到这一点构成了疏忽。

此外，法院还认为，客户有义务监督律师的工作，并定期与律师联系，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如果律师存在疏忽，客户不能简单地坐视不管，而是应该积极采取措施来纠正错误。法院强调，即使客户的受教育程度不高，也不能成为疏忽的理由。在本案中，布拉塞罗在收到驱逐通知后立即通知了他的律师，这表明他完全有能力理解案件的重要性并与律师沟通。最高法院强调律师的责任不仅仅在于出庭，更在于积极主动地维护客户权益。法院认为，辩护律师在收到执行动议后，有责任采取行动。布拉塞罗的律师在收到执行动议后未能采取任何行动，这构成了重大疏忽。客户有责任确保他们的律师勤勉尽责。客户不能仅仅依靠律师来处理案件，而应该主动监督律师的工作，并及时提出问题和疑虑。客户应承担律师疏忽的后果，尤其是当客户未能尽到自己的责任时。布拉塞罗有义务确保他的律师及时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并采取必要的步骤来保护他的权益，因为律师的行为直接影响其客户。

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引用了之前的案例，强调了律师和客户的责任。法院认为，虽然正式送达判决书是必要的，但在本案中，律师实际收到了执行动议副本，因此应该被视为已经收到了判决通知。根据《民事诉讼规则》第 13 条第 2 款的规定，“如果任何一方已由律师出庭，则应向其律师或其中一名律师送达，除非法院命令向当事人本人送达。” 然而，最高法院也承认，这一规则存在例外情况。

规则第18条律师的职业责任要求律师“以能力和勤勉为客户服务”。这一规定贯穿于律师从被聘用之时起，直到其从案件中有效解除职务或诉讼的整个主题得到最终处理之时，其中蕴含着以一个家庭之父的警惕和关注来维护客户利益的义务。根据规范第18条中定义的职责，律师在收到Datukon律师的声明后，有义务立即向审判法院甚至Datukon律师本人询问申诉人的案件的进展情况，因为他已经收到的声明副本已经明确提到了他的客户的对手的律师提出的执行动议。

常见问题 (FAQs)

总而言之，本案强调了律师在菲律宾法律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并强调律师必须以最大的勤勉和注意义务履行其职责。律师的疏忽可能导致客户的权利丧失，因此律师有义务主动维护客户的利益，否则将承担相应责任。同时也提醒广大客户，需要主动参与案件进程，与律师保持沟通，共同保障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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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NESTOR BRACERO v. RODULFO ARCELO, G.R. No. 212496, 2015年3月18日

本案确立了一项重要原则：雇员对雇主合理指示的故意不服从可能构成正当解雇的理由，但雇主必须遵守正当程序的要求。最高法院裁定，尽管雇员雷纳尔多·乌尔萨比亚（Reynaldo Ursabia）因故意不服从而被正当解雇，但由于雇主王牌促销和营销公司（Ace Promotion and Marketing Corporation）未能充分通知他关于其行为可能导致解雇的信息，因此雇主必须支付名义损害赔偿金。这一裁决强调了雇主在菲律宾解雇员工时必须同时证明解雇理由正当和遵循正当程序。

沉默的代价：雇员的不服从行为是否构成解雇的充分理由？

本案源于王牌促销和营销公司解雇了其司机雷纳尔多·乌尔萨比亚。乌尔萨比亚未能上班，并被指控破坏公司财产和发出威胁信。雇主向其发出了两份备忘录，要求其解释自己的行为，但乌尔萨比亚均未回应。最高法院最终裁定，虽然乌尔萨比亚的不服从行为构成了正当解雇的理由，但雇主未能提供充分的程序性正当程序。具体而言，雇主没有明确告知乌尔萨比亚，他未能回应备忘录可能会导致解雇。菲律宾劳动法要求雇主在解雇员工时必须遵守正当程序，包括提供充分的通知和机会进行辩护。

法院认为，乌尔萨比亚的行為构成了故意不服从，理由是他故意未能回复雇主发出的备忘录。根据菲律宾的判例，要以此为由有效解雇员工，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员工的行为必须是故意的，带有不正当和乖戾的态度；二是违反的命令必须是合理的、合法的，且已告知员工，并且与其受聘执行的职责相关。乌尔萨比亚未能回复备忘录的行为表明其不服从雇主合理命令的态度，雇主在合理时间内要求其说明缺勤原因，并对公司车辆受损情况进行解释，这完全属于合法要求，故符合上述要求。他的缺勤也加剧了他的违规行为，因为他没有要求请假许可。

法院强调，雇主有责任证明员工的不服从行为是故意的，并且该命令是合理的且与员工的职责相关。在本案中，法院认定雇主已经证明了乌尔萨比亚的不服从行为是故意的，因为他明知雇主的要求但未予回复。尽管存在正当理由解雇员工，但雇主未能提供充分的程序性正当程序。菲律宾法律要求在解雇员工之前，雇主必须提供两个通知：第一个通知告知员工其被指控的行为或疏忽，以及可能导致解雇；第二个通知告知员工雇主的解雇决定。最高法院已经解释，第一次通知必须说明解雇是针对员工的行为或不作为，否则，该通知不能被认为是充分符合规定的。

法院指出，虽然雇主确实向乌尔萨比亚发出了备忘录，但并未明确告知他未能回应备忘录可能会导致解雇。法院认为，雇主应发出第三份备忘录，明确告知乌尔萨比亚他因不服从之前的两份备忘录可能面临解雇。最终的解雇通知也未能具体说明解雇的理由，而是含糊地表示他因违反公司规定而被解雇，但并未具体说明哪些规定。根据最高法院之前的裁决，在此情况下，雇主被视为违反了菲律宾劳动法要求的双重通知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程序不当并不意味着解雇无效，而是员工有权获得赔偿。最高法院遵循“阿加本诉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案”的判例，裁定即使解雇有正当理由，但缺乏法定的正当程序并不应使解雇无效或使其非法或无效。相反，雇主应赔偿雇员因侵犯其法定权利而造成的损失。法院参考了“电子系统工业公司诉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案”，该案裁定因正当理由被解雇但未获得正当程序的雇员获得 30,000.00 比索的赔偿金，最终法院裁定应赔偿乌尔萨比亚 30,000 比索的名义损害赔偿金，法院认为这种情况下的赔偿金额是适当的。

此外，关于未支付的服务激励假工资问题，NLRC 裁定乌尔萨比亚有权获得 1,211.50 比索的未支付的服务激励假工资。由于雇主不再对该裁决提出异议，因此确认该裁决是适当的。因此，雇员有权获得其服务年限中累积的未支付的激励假工资。

常见问题 (FAQs)

本案强调了雇主在解雇员工时必须严格遵守菲律宾劳动法的要求。雇主必须确保有充分的理由解雇员工，并给予员工充分的正当程序。未能遵守这些要求可能会导致雇主被处以经济处罚。对于寻求保护其劳动权利的个人来说，理解此类判例对于建立健全的法律策略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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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ACE PROMOTION AND MARKETING CORPORATION VS. REYNALDO URSABIA, G.R. NO. 171703, September 22,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