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在本案中强调，对公职人员瞒报、虚报“资产、负债和净资产声明”（SALN）的追责，必须在法定时效内进行。如果相关违法行为在政府机关知情后超过一定年限未提起诉讼，则丧失追究责任的权利。这意味着，即使公职人员存在不当行为，也不能无限期地追究，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时效性，以维护法律的确定性和公正性。

当公众利益与法律时效相遇：Gomez SALN案

本案源于财政部税收诚信保护服务处（DOF-RIPS）对海关局特别专员Gomez提起诉讼，指控其违反《反贪污腐败法》、《公务员行为准则》以及《刑法》相关规定。指控的核心是Gomez未如实申报其资产、负债和净资产，涉嫌虚报瞒报。简而言之，Gomez被指控未申报其在奥隆阿波市的土地、奎松市的房产，以及其他资产，并涉嫌在2006年提交两份内容不一致的SALN。

Gomez辩称，其疏忽系因工作繁忙，委托簿记员处理SALN导致。他还否认拥有奥隆阿波市的土地，并解释了其他未申报资产的情况。监察署最初决定对Gomez提起伪证罪和伪造文件罪的诉讼。然而，监察署最终认为，部分指控已超过追诉时效。DOF-RIPS不服，认为监察署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向上诉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在本案中需要厘清的关键问题是，对于Gomez未提交2003年SALN以及在SALN中故意虚假陈述的行为，提起诉讼的期限是否已经过期。本案核心在于，如何在维护公众对公职人员诚信的要求与保障个人不被无限期追诉的权利之间取得平衡。本案涉及对《反贪污腐败法》、《公务员行为准则》等多部法律的解释，以及对追诉时效的认定。

法院认为，根据《公务员行为准则》规定，违反SALN申报义务的追诉时效为八年。本案中，Gomez未申报2003年SALN的行为，在提起诉讼时已超过八年时效。因此，监察署认定该指控已过时效并无不当之处。重要的是，本案再次确认了法律时效的重要性，即使是涉及公职人员诚信问题，也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期限。

本案的关键在于，DOF-RIPS认为监察署在认定追诉时效时存在错误。然而，法院强调，对监察署行使调查和起诉权力的干预应受到限制。只有在监察署存在“严重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法院才能介入。严重滥用自由裁量权指的是，监察署的行为以一种反复无常或异想天开的方式进行，相当于缺乏管辖权。

此外，法院还驳回了DOF-RIPS关于虚假陈述行为追诉时效的计算方式。DOF-RIPS认为，应从其收到政府机构的合规文件之日起算。法院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虚假陈述行为的追诉时效应从提交虚假SALN之日起算。根据最高法院之前的判例，伪证罪的追诉时效为十年，应从提交SALN之日起算。一旦SALN被提交，相关部门有十年时间进行审查，发现其中的错误或不准确之处。

综上所述，法院认为，DOF-RIPS未能证明监察署存在严重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监察署认定部分指控已超过追诉时效，是基于对法律的合理理解和适用。因此，法院驳回了DOF-RIPS的上诉，维持了监察署的裁决。因此，法院驳回了DOF-RIPS的上诉，维持了监察署的裁决。最终，法院认定对 Gomez 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时效，因此无法追究其责任。本案提醒我们，即使是涉及公众利益的案件，也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遵守法定的程序和时限。

常见问题解答

总之，本案通过强调法律时效，在追究公职人员责任和保障其合法权利之间取得了平衡，并强调了在法律框架内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性。这一判决提醒公众和政府部门，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采取行动，以确保正义得以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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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本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法律建议。如需针对您的情况的特定法律指导，请咨询合格的律师。
来源：DOF-RIPS vs. 申诉专员办公室，G.R. No. 236956，2021年11月24日

本案确立了一项重要原则：如果税务局（BIR）明知纳税人的新地址，即使纳税人未正式书面通知地址变更，三年评估期限也不会暂停。这意味着税务局必须在三年内对纳税人进行税务评估，如果税务局在知道纳税人新地址的情况下，仍然将评估通知寄到旧地址，则该评估无效。该裁决强调，通知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要求，而是一项实质性权利，对纳税人而言，评估期限规定为其提供了保障，税务局不能因掌握了纳税人的实际地址信息，就可以无视评估期限的规定，这不仅损害了纳税人的权益，也有悖于正当程序原则。

税务评估：当政府知情权遭遇纳税人保护盾

本案的核心在于税务局（BIR）对 BASF Coating + Inks Phils., Inc. （以下简称“BASF”）1999 年税务年度的评估问题。 BASF 公司于 1990 年在菲律宾注册成立，注册地址位于拉斯皮纳斯市。 2001 年 3 月，公司股东大会决定缩短公司经营期限至 2001 年 3 月 31 日，并搬迁至卡兰巴市。同年 6 月，BASF 公司向税务局提交了两份信函，通知公司解散事宜，并更新了税务登记信息。然而，在 2003 年 1 月，税务局向 BASF 公司位于拉斯皮纳斯市的旧地址邮寄了一份正式评估通知（FAN），指控 BASF 公司 1999 年税务年度存在 18,671,343.14 比索的税款短缺。 BASF 公司随后提出抗议，理由是未履行正当程序且已过追诉时效。

税务局辩称，由于 BASF 公司未能书面通知地址变更，因此三年评估期限应予暂停。根据《1997 年国家国内税收法》（Tax Reform Act of 1997）第 223 条规定，如果纳税人无法在申报表上的地址找到，评估期限将暂停；但如果纳税人通知税务局变更地址，则不会暂停。税务局还援引 BIR Revenue Regulation No. 12-85 第 11 条，该条规定纳税人变更地址时，必须书面通知税务局。 BASF 公司则认为，税务局实际上知晓公司的新地址，因此评估期限不应暂停。

税务上诉法院（CTA）第一特别庭和全体法官均支持 BASF 公司的观点，认为税务局在发出评估通知前已经知道 BASF 公司的新地址。 CTA 强调，税务局内部记录（包括税务稽查报告、活动报告以及税务官员之间的信函）均显示 BASF 公司的地址已变更为卡兰巴市。更重要的是，税务局曾向 BASF 公司的新地址发送过信函，邀请其参加非正式会议，这进一步证明税务局了解 BASF 公司的新地址。 CTA 认为，即使 BASF 公司没有正式书面通知地址变更，但由于税务局实际上已经知晓公司的新地址，三年评估期限不应暂停，税务局对 BASF 公司的评估已经超过了追诉时效。

最高法院赞同税务上诉法院的观点，驳回了税务局的上诉。法院重申，税收追诉时效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纳税人免受不合理的调查。 如果允许税务局无限期延长评估期限，将剥夺纳税人免于进一步税务调查的保障。此外，法院强调，对追诉时效规定的例外情况应严格解释，以保护纳税人的权益。法院还指出，税务局在没有向 BASF 公司发送有效评估通知的情况下，就发布了《扣押和征税令发行前首次通知》（First Notice Before Issuance of Warrant of Distraint and Levy），侵犯了 BASF 公司的正当程序权利。在没有有效评估通知的情况下进行税收征收，是对行政调查基本原则的公然违反。

在本案中，尽管没有 BASF 公司地址变更的正式书面通知，但事实仍然是，税务局通过其记录中大量的文件了解了 BASF 公司的新地址。因此，评估 BASF 公司的三年期限没有被暂停，并且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此案强调，正当程序是任何有效的税务评估的基本要素。法院还强调，在国家征税权与其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义务之间需要取得平衡，正当程序是至关重要的。

本案的裁决，维护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对规范税务机关的税务评估行为具有积极意义。它要求税务机关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依法进行税务评估，不得随意延长评估期限，损害纳税人的权益。对于税务局而言，本案强调了其主动了解纳税人实际情况的义务，避免因程序瑕疵而导致评估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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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BASF涂料案, G.R No. 198677, 2014年11月26日

最高法院在本案中裁定，政府提起诉讼追回被不当侵占资产的追诉时效，应从发现违规行为之日算起。这意味着，即使违规行为发生已久，只要违规行为的性质在当时不为人所知，追诉时效就从发现之时开始计算。此判决确保了政府在追回公共资金时，不会因犯罪行为的隐蔽性而受到不公平的限制。

马科斯时代贷款：国家追回资产的时机问题

本案涉及总统廉政公署（PCGG）对原开发银行（DBP）官员和度假酒店公司（RHC）官员提起的诉讼，指控他们在马科斯执政期间违规发放贷款。PCGG认为，这些贷款属于裙带贷款，违反了《反贪污腐败法》。关键问题在于，追诉时效应从何时开始计算：是贷款发放之时，还是发现违规行为之时？

案件的核心在于确定针对违反《反贪污腐败法》（RA 3019）行为提起刑事诉讼的追诉时效。该法第11条规定，所有根据该法应受处罚的犯罪，其追诉时效为十年。但是，如何确定这十年期限的起算点呢？一般而言，追诉时效从犯罪行为发生之日开始计算。然而，如果当时不知晓犯罪行为的发生，则从发现该犯罪行为之日开始计算。Act No. 3326的第2条明确了这一规定：

第2条。追诉时效应从违反法律之日起算；如果当时不知晓违规行为，则从发现违规行为之日以及提起司法诉讼进行调查和惩罚之日起算……

最高法院之前的判例，如People v. Duque案，对此条款进行了解释。法院认为，对于特别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如果违法行为的性质在当时不为人所知，则追诉时效从发现违规行为的非法性质时开始计算。如果对此进行相反的解释，将导致追诉时效的开始和中断同时发生，从而使追诉时效形同虚设。最高法院指出，对第二种模式存在的理由的最好解释是，“从事情的本质上来说，特别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通常在本身上不是不道德的或明显的犯罪行为；因此，适用的法规要求，如果在当时不知晓特别法的违规行为，则追诉时效仅从发现之时开始计算，即，发现构成行为的非法性质。”

在本案中，PCGG辩称，追诉时效应从2003年1月6日，即其向申诉专员办公室提起宣誓申诉之日开始计算，而不是从1993年1月4日发现犯罪之时开始计算。然而，法院驳回了这一论点。法院认为，本案涉及的是裙带贷款，这种贷款的违规性质可能会通过压制相关文件来掩盖，因此应适用发现规则。这意味着追诉时效从1993年1月4日开始计算，当时特别调查委员会向总统报告了其关于RHC贷款的调查结果和结论。因此，PCGG在2003年1月6日提起的申诉，已经超过了十年的追诉时效。

在确定RA 3019违法行为的追诉时效起算点时，一些指导方针已经变得明确：通常，追诉时效从犯罪行为发生之日开始计算；如果不知晓违法行为的发生日期，则从发现违法行为之日开始计算；并且，在确定在特定案件中应适用一般规则还是例外规则时，应首先确定与犯罪相关的信息是否可获得或受到压制；如果公众可以很容易地获得犯罪行为的信息、数据或记录，则适用一般规则，即追诉时效应从犯罪行为发生之日开始计算；否则，如果戒严法阻止提起诉讼或有关违法行为的信息受到压制（可能是通过共谋），则适用例外情况，追诉时效应从发现之时开始计算。

尽管先前有判例支持裙带贷款案件适用“不知情疏忽”原则，但法院在本案中坚持认为，重要的是要确定追诉时效是否因压制信息而受到阻碍。由于确定特别调查委员会向总统报告调查结果的日期为知情之日，并且PCGG在十年追诉期结束后才提起诉讼，申诉专员有权驳回申诉。

常见问题解答

本案强调了在追回国家被不当侵占资产中及时采取行动的重要性。政府机构必须迅速调查和起诉违规行为，以确保在追诉时效过期之前追回公共资金。有关此裁决适用于特定情况的咨询，请通过contact与ASG Law联系，或发送电子邮件至frontdesk@asglawpartners.com。

免责声明：本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法律建议。如需针对您的具体情况的法律指导，请咨询合格的律师。
来源：Presidential Comission on Good Government vs. The Honorable Ombudsman Conchita Carpio-Morales, G.R No. 206357, November 25, 2014

最高法院在本案中裁定，诽谤罪的追诉时效为一年，且即使被告未在初审时提出该时效抗辩，也可在后续阶段提出。法院还确认，被告向公司同事发送的关于拖欠工资的短信属于“有条件的特权通信”，即在履行法律、道德或社会义务时进行的私人通信，不构成诽谤。这意味着即使短信内容具有诽谤性，但在特定情况下，法律允许个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发表言论，而不必担心承担诽谤责任。这一裁决对于理解言论自由的界限以及如何平衡个人声誉与公众知情权具有重要意义。

诽谤短信超时了吗？言论自由与声誉之争

本案涉及拉蒙·A·西洪利翁（以下简称“西洪利翁”）与特蕾西塔·D·里维拉（以下简称“里维拉”）之间的一起诽谤诉讼。西洪利翁是BANFF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总裁，而里维拉曾是该公司的会计经理。里维拉在离职后，因工资和福利迟迟未发放，通过公司手机向其继任者发送了一条短信，内容涉及西洪利翁。西洪利翁认为该短信诽谤了他，遂提起诉讼。里维拉辩称，该短信只是表达对工资发放延迟的不满，且属于“有条件的特权通信”，不构成诽谤。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里维拉的短信是否构成诽谤？以及，提起诉讼是否已超过时效？

法院首先 рассмотрел вопрос о сроке исковой давности по обвинению в клевете. 刑法第90条规定，诽谤罪的追诉时效为一年。法院查明，无论西洪利翁是在2007年4月16日还是8月18日提起诉讼，都已超过了一年的时效。即使里维拉在初审时未提出时效抗辩，根据《刑事诉讼规则》第117条第9款，该抗辩也不视为放弃。因此，法院认为，追诉时效已过是驳回诽谤指控的充分理由。

除了时效问题外，法院还进一步分析了里维拉的短信是否构成诽谤。诽谤是指“公开且恶意地指控犯罪、恶习或缺陷……或任何可能导致他人名誉受损、名誉扫地或受人鄙视的行为、疏忽、情况、状态或境遇。” 要构成诽谤，必须存在诽谤性的指控。

法院详细分析了里维拉发送的短信内容，认为该短信虽然提及西洪利翁，但并未直接或间接地指控其犯罪、恶习或缺陷。短信中表达了里维拉对工资发放延迟的不满，并希望西洪利翁能理解弥撒的真正含义。法院认为，这最多只能理解为希望西洪利翁更加富有同情心和关怀，但这并不构成诽谤。 法院认为，即使短信的内容有些负面，也不能因此认定为诽谤，因为诽谤罪是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必须谨慎适用。

Building on this principle, 法院还认为里维拉的短信属于“有条件的特权通信”。 根据刑法第354条第1款，“有条件的特权通信”是指在履行法律、道德或社会义务时进行的私人通信，不构成诽谤。要构成“有条件的特权通信”，必须满足以下条件：通信者有义务进行通信，或至少有需要保护的利益；通信是发送给有权提供保护的官员、委员会或上级；以及，通信是在真诚且无恶意的情况下进行的。 法院认为，里维拉发送短信是为了表达对工资发放延迟的不满，并希望通过同事来解决问题，因此属于“有条件的特权通信”。

Furthermore, 里维拉的短信只发送给了相关人员，没有进行不必要的公开宣传。 法院强调，当事人应保持克制，不应轻易通过刑事诉讼来解决争端，而应通过讨论和说服等方式来消除误解。这一观点体现了法院对言论自由的重视，以及对诽谤罪的谨慎适用。

综上所述，法院最终驳回了西洪利翁的上诉，维持了上诉法院的判决，即驳回对里维拉的诽谤指控。该判决强调了诽谤罪的时效性，以及“有条件的特权通信”在诽谤诉讼中的重要作用。This approach contrasts with a rigid application of defamation laws, acknowledging the importance of free expression,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legitimate grievances.

FAQs

总之，西洪利翁诉里维拉一案不仅明确了诽谤罪的时效性和“有条件的特权通信”的适用范围，还提醒我们在言论自由与个人声誉之间取得平衡。 法院的判决体现了对言论自由的重视，以及对诽谤罪的谨慎适用。理解这些原则有助于个人和企业避免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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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RAMON A. SYHUNLIONG VS. TERESITA D. RIVERA, G.R. No. 200148, 2014年6月4日

本案中，最高法院裁定，虽然表面上是销售契约，但实际上是衡平抵押。该裁决强调法院将探究交易的真实意图，而不仅仅依赖于形式。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意味着即使签署了销售契约，如果证据表明真实意图是将财产作为债务的担保，法院可能会干预并保护其权利。这一决定突出了菲律宾法律制度中公平与正义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涉及房地产交易的情况下，防止一方利用他方的不利地位。

当契约的面纱揭开：确认衡平抵押中的真实意图

本案源于玛丽·安·德赫扎-伊纳马加与切莱尼亚·C·阿拉诺及其子女之间的争议。最初，托马斯·阿拉诺抵押了两块土地给雷纳托·杰普蒂。由于无力偿还债务，阿拉诺向其侄女玛丽·安寻求帮助。作为回报，阿拉诺夫妇将土地抵押给玛丽·安。之后，出现了一份声称由阿拉诺夫妇执行的销售契约，将土地所有权转移给玛丽·安。阿拉诺夫妇随后提起诉讼，声称该销售契约是伪造的，且无论如何，实际交易只是抵押。

本案的核心问题是确定所谓的销售契约是否反映了各方的真实意图，或者它是否仅仅是为担保债务而设计的。如果合同价格明显不足、卖方保留财产的占有权，或者存在其他表明担保意图的情况，菲律宾法律推定销售合同为衡平抵押。这允许法院透过虚假形式，以维护交易的真实性质。

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都认定该交易为衡平抵押，依据是销售价格不足、阿拉诺一家保留财产占有权以及支付房地产税等因素。法院也认为销售契约上的签名是伪造的。德赫扎-伊纳马加辩称阿拉诺夫妇有能力订立销售契约，并且不存在伪造证据。她还声称，阿拉诺夫妇提起的诉讼已超过追诉时效，且被禁止反言。

最高法院在审理此案时面临着评估表面销售行为证据的挑战，但实质上是抵押贷款。最高法院有必要仔细审查事实，并应用第1602条和第1604条规定的原则，以确定各方的真实意图。此外，还需要解决伪造指控和追诉时效问题。

关于伪造指控，最高法院支持了下级法院的调查结果，认为签名是伪造的，这表明缺乏有效同意。虽然笔迹专家的证词并非绝对必要，但法院的视察以及签名不一致的证据支持了下级法院的结论。关于实际意图问题，最高法院一致认为，在存在各种表明抵押性质的情况时，不能认为交易是真正的销售。

菲律宾民法第1602条规定：“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况下，合同应推定为衡平抵押：（1）附有回购权的销售价格异常不足；（2）卖方作为承租人或以其他方式保留占有权；（3）在回购权届满或之后，又执行了延长赎回期限或给予新期限的文书；（4）买方保留了部分购买价格；（5）卖方承诺支付出售物的税款；（6）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可以公平地推断出双方的真实意图是该交易将确保债务的支付或任何其他义务的履行。”

最高法院在审查时指出，有充足的依据认定当事人意图进行衡平抵押。考虑到以下事实：财产的售价不足；阿拉诺夫妇一直保有财产；并且还继续缴税。鉴于交易的伪造性质和这些考虑因素，最高法院裁定追诉时效没有开始运行。该裁决强调，无效合同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重申了保护公平与正义的必要性，即使在时间过去很久之后也是如此。

除了撤销销售契约和确立衡平抵押外，法院还支持了初审法院作出的判决，即判令支付惩罚性赔偿金和律师费，承认德赫扎-伊纳马加实施的欺诈行为。诱使年迈的亲属签署空白文件以便将其财产转让给她名下是一种应受谴责的行为。惩罚性赔偿金的目的在于阻止他人从事类似的欺诈行为，并且考虑到违法行为，律师费是合理的。

常见问题

简而言之，本案强调了菲律宾法律制度致力于确保公平正义的重要性，即使这意味着法院必须探究表面合同的真实意图。对于个人而言，重点在于了解自己的权利、寻求法律建议并在任何房地产交易中采取谨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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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Short Title, G.R No., DATE

本案确立了菲律宾最高法院关于追索不良贷款案件时效的裁决，案件时效自发现违规行为之时开始计算，而非行为发生之时。此外，本裁决强调了申诉专员在决定是否提起刑事诉讼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法院通常不干预专员行使其调查和起诉权力，除非存在充分且令人信服的理由。这项裁决对政府追回涉嫌违规的不良贷款具有重要影响，但也尊重了申诉专员的独立性。

不良贷款之谜：政府能否追回，时效如何界定？

本案源于总统特设不良贷款调查委员会（Ad Hoc Committee）指控米德兰水泥公司（Midland Cement）及其负责人存在违规贷款行为。委员会于1998年向时任申诉专员德谢尔托（Aniano Desierto）提起申诉，指控米德兰水泥公司及其负责人违反了《反贪污贿赂法》（Republic Act No. 3019）。申诉的核心是米德兰水泥公司在1968年从菲律宾开发银行（DBP）获得的大额贷款，该贷款被指控抵押不足、资本不足，且存在其他违规行为。然而，申诉专员最初以时效已过为由驳回了申诉。

特设委员会随后提交了复议动议，理由是最高法院此前在类似案件中裁定，追诉时效应从发现违规行为之时开始计算。申诉专员办公室重新评估了该案，但最终于2000年以证据不足为由再次驳回了申诉。这一决定促使特设委员会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质疑申诉专员的决定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该案件的核心问题在于，不良贷款案件的时效应如何计算，以及申诉专员在决定是否提起刑事诉讼方面拥有多大的自由裁量权。

最高法院在判决中首先确认了此前确立的原则，即《反贪污贿赂法》项下的犯罪追诉时效应从发现犯罪行为之时开始计算，而非从犯罪行为发生之时开始计算。本案中，被告雷耶斯（Alicia Ll. Reyes）辩称，政府早在1987年DBP将其资产转让给共和国时就已发现该等不良贷款。然而，最高法院认为，由于米德兰水泥公司只是众多不良账户之一，不能简单地认为资产转让本身就揭示了该等账户存在违规历史。最高法院认为，更合理的推断是，违规行为的发现时间应在1992年特设委员会成立之后，因为正是该委员会进行了彻底调查。因此，时效尚未到期。

不过，最高法院最终仍然维持了申诉专员驳回申诉的决定，理由是法院通常不干预申诉专员行使其调查和起诉权力。法院强调，除非存在充分且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应尊重申诉专员的判断。法院认为，申诉专员在2000年的决议中详细解释了证据不足以支持起诉的原因，其中包括米德兰水泥公司最初的贷款已经提供了充分的担保，以及DBP在1972年收购米德兰水泥公司后批准的后续贷款是为了保护双方的利益。这些解释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不足以推翻申诉专员的决定。

根据《反贪污贿赂法》第3(e)条，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1)被告是公职人员或与公职人员共谋的私人；(2)上述公职人员在履行其公务或与其公共职位相关的情况下实施了被禁止的行为；(3)他们对任何一方，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4)这种损害是通过给予这些方不正当的利益、优势或偏袒造成的；(5)公职人员的行为存在明显的偏袒、明显的恶意或严重的不可原谅的疏忽。另一方面，根据该法第3(g)条，犯罪的构成要件包括：(1)被告是公职人员；(2)他代表政府签订合同或交易；(3)该合同或交易对政府构成重大且明显的损害。

最高法院指出，DBP在1972年收购米德兰水泥公司是本案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此之前，DBP和米德兰水泥公司是两个独立的实体，它们的利益是截然不同的。在此之后，DBP不仅是米德兰水泥公司的债权人，也是其所有者，因此DBP的利益与米德兰水泥公司的利益息息相关。最高法院认为，在DBP收购米德兰水泥公司后，再指控DBP官员向米德兰水泥公司提供不正当的利益或偏袒是不合理的，因为DBP的目的是为了挽救其投资，而不是为了让米德兰水泥公司的股东受益。换言之，公司接管后的利益分配已经不能简单地界定为不正当利益。

本案再次确认了最高法院在涉及不良贷款案件中的一贯立场，即尊重申诉专员的自由裁量权。虽然最高法院承认不良贷款给政府造成了损失，但仅凭损失本身不足以证明DBP官员存在犯罪行为。要提起刑事诉讼，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银行官员故意违法给予某些私人或企业优惠待遇，或放松监管，从而使其受益。如果缺乏此类证据，申诉专员没有发现表面证据（prima facie）支持对被告提起诉讼，也是无可厚非的。

常见问题解答（FAQs）

总而言之，本案不仅确立了菲律宾法律中追诉腐败和不良贷款案件的时效标准，还强调了申诉专员办公室在评估此类案件中的作用。最高法院的裁决确认了法院在很大程度上尊重申诉专员的判断，从而在追究公共问责制和保护个人免受不实指控之间取得了平衡。本案强调，要成功追回不良贷款，需要在合理的时间内收集并提交确凿的证据，才能使政府官员承担责任。

如需咨询本裁决对特定情况的适用，请通过contact或通过电子邮件frontdesk@asglawpartners.com联系ASG Law。

免责声明：本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法律建议。如需针对您具体情况的法律指导，请咨询合格的律师。
来源：总统专案组诉德谢尔托案, G.R No. 147723, 2008年8月22日

本案明确了政府官员在授予贷款时，如果涉及不当行为，其追诉时效应从发现违规行为之日起算，而非行为发生之日。最高法院裁定，由于公众难以在违规行为发生时立即知晓，尤其是当政府官员与贷款受益人串通时，因此从发现之日开始计算追诉时效更为公正。此裁决直接影响了涉及政府贷款不当行为的案件，确保了腐败官员不会因时间流逝而免受法律制裁。同时强调了对于政府官员，要以尽职、诚信和不偏不倚的态度行事，以维护公共利益，并避免给任何一方带来不正当利益。

总统委员会的调查：腐败行为何时能被追究？

本案源于总统廉政委员会（PCGG）对一起据称涉及裙带关系贷款的调查。委员会指控发展银行（DBP）的官员在向Bagumbayan Corporation授予贷款时违反了反贪污法。该委员会认为这些贷款的特点是抵押不足，公司资本不足，并且审批过程过于仓促，太平洋·马科斯，即当时的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的兄弟，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而这些特征符合“裙带关系贷款”。因此，该委员会向监察员办公室提起申诉，指控相关官员违反了共和国法案（R.A.）No.3019的第3(e)和(g)条，也就是《反贪污和腐败行为法》。然而，监察员驳回了申诉，认为证据不足，并且已经过了追诉时效。本案的核心法律问题在于，此类案件的追诉时效应如何计算，以及是否存在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些官员存在腐败行为。

最高法院首先处理了追诉时效问题。法院明确指出，涉及裙带关系贷款的犯罪行为的追诉时效应从发现犯罪行为之日开始计算，而不是从犯罪行为发生之日开始计算。《反贪污和腐败行为法》规定的所有犯罪行为的追诉时效均为15年。最高法院认为，由于政府通常难以在违规行为发生时立即知晓，特别是当公共官员与贷款受益人串通时，因此从发现之日开始计算更为公正。在本案中，申诉于1998年2月28日提出，而委员会于1992年10月8日成立，因此最高法院判定申诉并未超过追诉时效。

接下来，法院审查了监察员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申诉的决定。根据R.A. No. 3019第3(e)条，要使某人承担责任，他必须表现出明显的偏袒、明显的恶意或不可原谅的疏忽。另一方面，根据第3(g)条，必须证明被告代表政府签订了一份明显且极度不利的合同。最高法院强调，初步调查中确定公职人员是否存在合理理由是监察员办公室的职权范围。法院通常避免干预监察员的调查和起诉权，除非存在严重的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况。因此，问题的关键是确定监察员是否滥用了其权力。

关于委员会对证据不足的主张，法院认为，原告未能满足上述两个标准中的任何一个。记录显示，被告在批准贷款申请前对Bagumbayan公司的贷款申请进行了研究和评估，没有证据表明DBP理事会在批准贷款时没有行使合理的商业判断，或者批准违反了当时可接受的银行业务惯例。在评估贷款是否可以定性为裙带关系贷款时，法院采用了第61号备忘录的若干标准：贷款抵押不足、借款公司资本不足、贷款审批过程不合理地迅速，以及借款公司的股东或官员是裙带关系者。要将贷款定性为裙带关系贷款，必须至少存在两个备忘录61号中列举的标准。

法院支持监察员的调查结果，发现批准贷款几乎不能描述为以不应有的仓促完成的。巴贡巴延公司于1974年6月10日提交了原始贷款20,000,000.00比索的申请，该贷款仅在1974年10月30日获得批准，为期4个多月的处理期与仓促处理和批准贷款的主张不一致。同时，关于Bagumbayan公司资本不足的主张也不能令人信服，因为除了委员会的赤裸裸的指控外，没有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这一主张。此外，原始贷款和后续贷款没有抵押不足，为了符合DBP的重组政策，法院认为，贷款并未提供支持请愿者主张的证据。

虽然该案中的太平洋·E·马科斯与总统的关系可能满足备忘录命令61中列出的裙带关系的标准，但正如已经提到的，在备忘录命令61中列举的八项标准中，仅存在一项标准不足以将贷款定性为裙带关系贷款。并且Dr. Marcos在有问题的原始和第一次额外贷款获得批准后很久才于1978年5月31日担任巴贡巴扬公司的董事长。因此，没有理由断定这些贷款的延期仅仅是因为这些官员是已故总统马科斯的亲信。因此，监察员在拒绝请愿者的主张时，完全在其自由裁量权范围内。

总而言之，最高法院发现，对有关官员的指控缺乏证据支持，无法证明他们存在腐败行为，也未能证明监察员有任何严重的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最终，法院维持了监察员驳回申诉的决定，驳回了委员会的上诉。此案强调了在追究公共官员腐败行为时，证据的重要性，以及追诉时效从发现之日起算这一原则。

常见问题解答

总之，此案件强调了腐败案件中追诉时效的重要性，以及对证据进行严谨评估的必要性。该裁决强调了在追求政府问责制和保持公共服务诚信的平衡。确保腐败官员不会逍遥法外，并且合理的行政裁量权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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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GOOD GOVERNMENT (PCGG) VS. HON. ANIANO DESIERTO, G.R No. 139296, November 23, 2007

本案确立了一项重要原则：检察官在批准调查检察官的建议后，信息延迟归档不应损害国家和受害者的利益。最高法院认为，犯罪行为的追诉时效在向检察官办公室提起申诉时已中断，并且在被告被主管法院判决或宣告无罪之前，追诉时效不会重新开始计算。这项裁决旨在确保犯罪受害者不会因为检察官办公室的延误而无法获得法律补救，从而强调了及时起诉在刑事司法中的重要性。

检察院的延误是否构成对追诉时效的豁免？

本案的核心在于确定对轻微人身伤害提起刑事诉讼的 60 天追诉时效是否已过，尤其是在申诉已提交检察官办公室，并且信息延迟提交法院的情况下。在 1999 年 6 月 12 日发生一起事件后，私人投诉人费利佩·戈耶纳提交了一份针对被调查人克莱门特·包蒂斯塔的申诉。尽管如此，检察官办公室迟至 2000 年 6 月 20 日才向马尼拉大都会审判法院提起诉讼。包蒂斯塔辩称，由于超过了追诉时效，此案应被驳回，引发了一系列上诉，最终提交给了最高法院。

原告辩称，根据《修订刑法典》第 91 条，申诉提交检察官办公室的行为有效地中断了追诉时效。法院赞同这一观点，强调一旦提起申诉，追诉时效就会停止，直至被告被判刑或宣告无罪。在“人民诉奥拉特”一案中确立的原则得到重申，该原则规定受害方有权获得对不属于其控制范围内的延误的补救。宪法赋予被告的快速审判的权利不能在此案中适用，因为延误不是发生在初步调查或法庭审判中，而是发生在城市检察官批准调查检察官的提起信息建议后信息提交过程中。

最高法院对申诉没有在适当的时候被立案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最高法院发现不能以检察官没有及时提起适当的信息作为手段剥夺受害人索赔被指控的冤屈的权利。因此，法院批准了申请，撤销了上诉法院的裁决，并恢复了地方法院的裁决。此外，还指示司法部长对失职官员采取适当行动，从而强调了检察官履行职责的重要性。

《菲律宾共和国刑法典》第91条规定：
第91条。犯罪追诉时效的计算。追诉时效期限应从受害方、当局或其代理人发现犯罪之日起算，并因提出申诉或起诉书而中断，且在未判决被告有罪或宣告无罪，或因任何不属于他的原因而被不正当地停止时，应重新开始计算。
当犯罪人不在菲律宾群岛时，追诉期限不得计算。（着重强调）

在本案中，如果审判未能进行，审判会如何呢？

该案件对涉及法定限制的未来案件产生了影响。对于犯罪的受害者，即使有延迟提交，他们仍然有权继续诉诸法律追究施害者的责任，这些施害者本不应为诉讼拖延承担责任。

最高法院的裁决强调了国家对起诉罪行的承诺以及保护公民权利的义务。此案告诫检察官在刑事程序中要及时尽责，强调了拖延可能会剥夺受害方伸张正义的可能性。此案要求，在审查与此裁决相关的案件时，与菲律宾的任何执业律师联系可以为此要求澄清提供最大的清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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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诉包蒂斯塔，G.R.编号168641，2007年4月27日

本案中，最高法院对一名因未能真实详细申报其资产和负债声明（SAL）的法院法警处以纪律处分，尽管考虑了缓和情节。该法警最初被判处解雇，但最高法院最终判决将其减为停职六个月，强调了公职人员申报真实信息的重要性，同时考虑到特殊情况下的公平与同情。

公共信任还是个人宽恕？ 公职人员申报不实引发的争议

本案源于一名税务员对Pasig市地方法院法警诺贝托·多布拉达（Norberto V. Doblada, Jr.）的投诉，指控其未能在1974年、1976年、1989年、1991年、1993年、1995年和1998年的资产负债申报表中提供真实详细的信息，违反了《反贪污腐败法》（第3019号共和国法令）第7条和《公职人员行为规范与道德标准法》（第6713号共和国法令）第8条。

多布拉达最初被最高法院判处解雇，但在复议中，他提供了多项解释，试图证明其申报中的不准确之处。他声称，部分房产的购置日期有误，对一家澳大利亚公司的持股情况的披露，以及鱼笼资产的申报均存在错误。然而，最高法院经过审查后认为，多布拉达未能充分证明这些不准确之处是出于笔误、记忆失误，或者并非出于恶意或隐瞒政府的意图。法院指出，申报信息前后矛盾，例如，对同一处房产的购置年份多次出现不同说法，对其在澳大利亚公司的权益陈述也不一致。

多布拉达还辩称，根据《反贪污腐败法》第11条，该法规定的所有罪行都有十年的追诉时效，因此对其在1974年和1976年的申报中未能披露某些财产的行为已过追诉期。但法院驳回了这一论点，指出该案是对多布拉达的行政指控，而非刑事指控，且行政犯罪没有追诉时效。此外，多布拉达还受到《公职人员行为规范与道德标准法》第8条的指控，该法并未规定可处分罪行的追诉时效。

尽管如此，最高法院也考虑到了以下因素：多布拉达已在政府部门工作34年，即将退休；根据现有记录，这是他第一次被发现承担行政责任；多布拉达和他的妻子都患有需要长期服药的疾病，并且依赖他的退休金来支付医疗费用。基于公平和人道主义考虑，最高法院决定减轻对他的处罚。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在类似的伊丽莎白·婷（Elizabeth Ting）和安吉丽塔·埃斯梅里奥（Angelita C. Esmerio）的案件中，考虑到人道主义因素以及有利于被告的各种减轻情节，对被判犯有欺诈罪的被告判处六个月停职，而不是最严厉的解雇处罚。正是这一先例促使最高法院重新考虑了对多布拉达的处罚。

最终，最高法院部分批准了多布拉达的复议动议，将最初的解雇判决改为停职六个月，不发放工资。这一决定平衡了对公职人员诚信的要求，同时也考虑了个人情况的公平和同情。本案强调了公职人员在资产负债申报中必须保持真实性和透明度，但同时也表明，在适当情况下，法院可以运用酌处权来减轻处罚。

这一判决的关键在于，尽管存在违反申报义务的行为，但法院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在量刑时减轻了处罚，既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又体现了法律的温情。这种平衡在今后类似的案件中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此外，这也提醒公职人员必须认真履行资产申报义务，确保信息的准确和完整。即便初衷不是为了欺骗，由于疏忽等原因造成的申报错误，仍然可能招致相应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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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ONCERNED TAXPAYER VS. NORBERTO V. DOBLADA, JR., A.M. No. P-99-1342, September 20,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