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婚内子女杀害案中，共谋责任的认定需要充分的证据支持

DOMINGO V. DE GUZMAN III, G.R. NO. 255100; TOMAS PASTOR, G.R. NO. 255229; PEOPLE OF PHILIPPINES, G.R. NO. 255503

婚内子女杀害案（Parricide）是菲律宾刑法中一项严重的罪行，涉及家庭成员之间的血腥暴力。此类案件的审判往往复杂且充满争议，尤其是在涉及共谋指控时。本案通过对多名被告的审判，清晰地阐明了在认定共谋责任时，菲律宾最高法院对证据的要求。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如何认定共同犯罪行为？法院的判决对未来类似案件的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法律背景：共谋责任的认定标准

在菲律宾法律中，共谋（Conspiracy）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达成协议，共同实施犯罪行为。根据菲律宾修订刑法第8条，共谋的存在需要证明共谋者之间存在明确的协议，并且每个共谋者都采取行动以实现共同的犯罪目标。然而，证明共谋的存在并不总是容易的，尤其是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菲律宾最高法院在多个案例中都强调，共谋必须以与其他事实相结合的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才能推定犯罪嫌疑人有罪。

关键法律条文：

菲律宾修订刑法第8条：共谋是指两人或多人就实施重罪达成协议并决定实施该行为。

共谋责任的认定，并非仅凭推测或猜测，而是需要有实际行动作为支撑。例如，如果A和B达成协议要抢劫C的家，并且A负责提供枪支，B负责开车，那么A和B就构成了共谋。即使B最终没有参与抢劫，A仍然要承担共谋的责任。

案件回顾：情杀疑云与多方角力

本案涉及一起复杂的婚内子女杀害案，被害人Ferdinand “Enzo” Salas Pastor是一位赛车手。案件的关键人物包括：

• Dalia Guerrero Pastor（妻子）：被指控与情夫共谋杀害丈夫。
• Domingo V. De Guzman III（情夫）：被指控为幕后主使，策划并雇凶杀人。
• PO2 Edgar Angel y Ybañez（枪手）：承认受雇杀害Enzo。
• Tomas Pastor（父亲）：被害人的父亲，积极寻求为儿子伸张正义。

案件的起因是Enzo被枪杀身亡。警方调查后，逮捕了枪手PO2 Angel，他供认受雇于De Guzman，而De Guzman又是受Enzo的妻子Dalia指使。PO2 Angel声称，Dalia向他抱怨Enzo经常殴打她，De Guzman出于对Dalia的爱，决定帮她摆脱困境。警方还逮捕了De Guzman，并找到了他与PO2 Angel联系的证据。

案件的审理过程如下：

1. 初步调查： 检察官办公室对Dalia、De Guzman和PO2 Angel提起指控。
2. 地区审判法院（RTC）： RTC认定存在足够的证据支持对Dalia和De Guzman的指控，并签发了逮捕令。
3. 上诉法院（CA）： CA推翻了RTC的判决，认为对Dalia的指控缺乏足够的证据。
4. 最高法院（SC）： SC推翻了CA的判决，恢复了对Dalia的指控。

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强调：“共谋的存在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证据来证明，包括共谋者在犯罪行为之前、期间和之后的行为。”

法院引用了以下证据来支持对Dalia的指控：

• Dalia与De Guzman有婚外情。
• Dalia曾向PO2 Angel抱怨Enzo殴打她。
• Dalia在案发当晚多次致电Enzo，追踪他的行踪。
• Dalia在得知警方要逮捕她后逃离菲律宾。

尽管PO2 Angel后来撤回了他的供词，但最高法院认为，其他证据仍然足以支持对Dalia的指控。

案件的实际意义：共谋责任的证据标准

本案对菲律宾的刑事诉讼程序具有重要的影响，它明确了在认定共谋责任时，法院需要考虑的证据类型和标准。本案强调，即使缺乏直接证据，法院也可以根据间接证据来认定共谋的存在。然而，这些间接证据必须是明确、令人信服，并且与其他事实相结合，才能支持对被告的指控。

关键教训：

• 共谋责任的认定需要充分的证据支持，不能仅凭推测或猜测。
• 间接证据可以用来证明共谋的存在，但必须是明确、令人信服，并且与其他事实相结合。
• 被告的行为，例如逃离、隐瞒证据等，可以作为判断其是否有罪的依据。

案例假设：如果Dalia没有逃离菲律宾，并且积极配合警方的调查，那么法院可能会对她的指控采取不同的态度。逃离的行为，在法律上被视为承认有罪的表现。

常见问题解答

问：什么是婚内子女杀害案（Parricide）？

答：婚内子女杀害案是指一个人杀害了自己的配偶、父母或子女的行为。在菲律宾，这是一种严重的罪行，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

问：如何证明共谋的存在？

答：共谋的存在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证据来证明。直接证据包括共谋者之间的协议书、证人证词等。间接证据包括共谋者在犯罪行为之前、期间和之后的行为。

问：如果枪手撤回了他的供词，是否意味着被告无罪？

答：不一定。即使枪手撤回了他的供词，如果还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行为，被告仍然可能被判有罪。

问：逃离的行为是否可以作为判断被告是否有罪的依据？

答：是的。逃离的行为在法律上被视为承认有罪的表现，可以作为判断被告是否有罪的依据之一。

问：本案对未来的类似案件有什么影响？

答：本案明确了在认定共谋责任时，法院需要考虑的证据类型和标准，对未来的类似案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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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强奸罪：法定强奸与加重强奸的区分及罪名确定

G.R. No. 260708, January 23, 2024

想象一下，如果法律对犯罪行为的定义和分类不明确，将会导致怎样的混乱？本案菲律宾最高法院对一起涉及未成年人强奸的案件进行了深入剖析，明确了法定强奸与加重强奸的区分，并确立了罪名命名的标准，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指导。

案件背景

被告人ABC260708被指控对自己的未成年女儿AAA260708实施了加重强奸和性侵犯。案件在卡加延地区审判法院（RTC）立案，案号分别为Criminal Case Nos. 17006和17007。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于2015年3月17日，在卡加延省某地，以淫秽目的，使用暴力、威胁和恐吓手段，与年仅7岁的女儿AAA260708发生性关系，并将其阴茎插入女儿口中。

被告人否认指控，辩称自己只是在女儿帮他收玉米后，给她洗澡。但法院最终认定被告人有罪。

法律背景

本案涉及的关键法律概念包括：

• 法定强奸（Statutory Rape）：指与未达到法定年龄（根据当时的法律，为12岁以下）的女性发生性关系，无论其是否同意。
• 加重强奸（Qualified Rape）：指在特定加重情节下发生的强奸，例如，受害者未成年且与被告人存在亲属关系，或被告人明知受害者有精神残疾。
• 《菲律宾修订刑法典》（Revised Penal Code）：菲律宾刑法的主要法典，其中规定了各种犯罪行为及其刑罚。
• 第8353号共和国法令（Republic Act No. 8353）：对《菲律宾修订刑法典》中关于强奸罪的条款进行了修订，将强奸罪重新归类为侵害人身罪。

根据《菲律宾修订刑法典》第266-A条，强奸罪的定义如下：

“强奸是指男性在以下任何情况下与女性发生性关系：

1. 使用暴力、威胁或恐吓；
2. 受害人失去理智或处于无意识状态；
3. 通过欺诈手段或严重滥用职权；
4. 受害人未满十二（12）岁或患有精神疾病，即使上述任何情况都不存在。”

需要注意的是，2022年颁布的第11648号共和国法令将法定强奸的年龄门槛从12岁提高到16岁。但本案发生在2015年，因此适用当时的法律。

案件分析

本案的审理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

• 地区审判法院（RTC）：认定被告人犯有加重强奸和性侵犯罪。
• 上诉法院（CA）：维持了地区法院的判决，但修改了罪名命名和刑罚。
• 最高法院（SC）：对上诉法院的判决进行了审查，重点关注了法定强奸与加重强奸的区分。

最高法院认为，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当同时存在法定强奸和加重强奸的要素时，应如何正确命名罪名。法院指出，之前的判例在这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最高法院强调，罪名的确定属于立法机关的专属权力，法院不能擅自扩大法律的适用范围。但是，如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罪名，法院可以根据法律的语言和刑法原则，赋予犯罪行为一个通用的名称。

在本案中，最高法院明确指出，当存在加重情节（如受害者未成年且与被告人存在亲属关系）时，即使受害者未满法定年龄，也应将罪名定为加重强奸，而非加重法定强奸。

最高法院引用了之前的判例，如People v. Besmonte，其中指出，“关系和未成年等加重情节将法定强奸提升为加重强奸。”

最高法院最终裁定，被告人犯有加重强奸罪，并维持了上诉法院的判决，但将罪名从加重法定强奸修改为加重强奸。同时，法院还提高了民事赔偿金的数额，以震慑潜在的犯罪分子。

最高法院明确了以下罪名命名的指导原则：

1. 如果存在任何加重情节，应将罪名定为未成年人加重强奸，而非加重法定强奸。
2. 如果存在多个加重情节，其中一个足以构成加重强奸，其余的加重情节可视为一般加重情节。
3. “法定年龄”的定义取决于犯罪行为发生的时间，如果在第11648号共和国法令生效之前，则为12岁以下；如果在此之后，则为16岁以下。

实际意义

本案的判决对菲律宾的刑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明确了法定强奸与加重强奸的区分，并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此外，提高民事赔偿金的数额，也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受害者的权益。

关键要点

• 当同时存在法定强奸和加重强奸的要素时，应将罪名定为加重强奸。
• 加重情节包括受害者未成年且与被告人存在亲属关系，或被告人明知受害者有精神残疾。
• 本案的判决有助于更好地保护未成年强奸受害者的权益。

常见问题解答

问：什么是法定强奸？

答：法定强奸是指与未达到法定年龄的女性发生性关系，无论其是否同意。

问：什么是加重强奸？

答：加重强奸是指在特定加重情节下发生的强奸，例如，受害者未成年且与被告人存在亲属关系。

问：本案的判决对未来的案件有何影响？

答：本案的判决明确了法定强奸与加重强奸的区分，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问：如果我或我认识的人是强奸的受害者，应该怎么办？

答：立即报警并寻求法律援助。您有权获得保护和支持。

问：如何联系律师寻求帮助？

答：您可以联系ASG Law律师事务所，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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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侵占还是盗窃？信任滥用程度决定罪名

G.R. No. 261532, December 04, 2023

想象一下，你信任的员工挪用了公司资金，这究竟是简单的盗窃，还是更为严重的职务侵占？菲律宾最高法院最近审理的一起案件，就清晰地阐释了信任滥用程度在定罪中的关键作用。这起案件不仅关乎法律条文的解读，更关乎企业如何保护自身利益，以及员工如何避免触犯法律的底线。

法律背景：盗窃与职务侵占的界限

在菲律宾，盗窃罪的定义是指某人意图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且未经对方同意。而职务侵占，则是在盗窃的基础上，增加了“严重滥用信任”这一情节。这种“严重滥用信任”指的是被告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信任关系，例如雇佣关系，而被告人利用这种信任实施盗窃行为。

关键在于，并非所有滥用信任的行为都构成“严重滥用信任”。根据菲律宾刑法第310条，只有当这种信任关系达到很高的程度，且被告人利用这种关系实施犯罪时，才能被认定为职务侵占。如果滥用信任的程度不够严重，则只能认定为普通盗窃罪，而滥用信任的行为则作为量刑时的加重情节考虑。

菲律宾刑法第308条对盗窃罪进行了定义，即“任何人，意图非法占有，但在没有对人或物的暴力或恐吓的情况下，未经同意，拿走他人的个人财产。”

案件回顾：罗莎莉·皮内达案

罗莎莉·皮内达曾是一家公司的销售协调员，负责参与政府项目的投标。公司委托她购买投标书，但她却挪用了资金，并伪造了收据。公司发现后，解雇了罗莎莉，并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她犯有职务侵占罪。

• 2018年，罗莎莉被指控犯有14项职务侵占罪。
• 地区审判法院（RTC）判决罗莎莉四项职务侵占罪成立，并驳回了其余指控，理由是证据不足。
• 罗莎莉不服判决，上诉至上诉法院（CA）。
• 上诉法院维持了原判，但撤销了其中一项职务侵占罪的判决，理由是缺乏非法占有的证据。

罗莎莉继续上诉至最高法院，她辩称检方未能证明她有非法占有的意图，以及她非法拿走了资金。她认为，她合法地获得了资金的管理权，因此不构成盗窃。

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指出，罗莎莉的行为确实构成了盗窃，因为她只获得了资金的物质占有权，而没有获得合法的所有权。她被委托使用资金购买投标书，但她却挪用了资金，并伪造了收据。这表明她有非法占有的意图。

然而，最高法院认为，起诉书中对“严重滥用信任”的描述不够具体，因此不能认定罗莎莉犯有职务侵占罪。起诉书只提到了“滥用信任”，而没有说明这种信任关系有多么重要，以及罗莎莉是如何利用这种信任实施犯罪的。

最高法院引用了先前的判例：“充其量，滥用信任应被视为一种一般性的加重情节，因为对信任的利用程度并未得到证实。”

因此，最高法院最终判决罗莎莉犯有普通盗窃罪，并考虑了滥用信任这一加重情节，对她进行了量刑。

案件的现实意义：企业如何防范风险

罗莎莉·皮内达案提醒我们，在处理涉及资金和信任关系的事务时，必须高度谨慎。企业应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员工的职责和权限，加强对资金流动的监管，并定期进行审计。此外，企业还应在起诉书中明确描述“严重滥用信任”的情节，以便法院能够准确地认定罪名。

重要教训

• 明确员工的职责和权限。
• 加强对资金流动的监管。
• 定期进行审计。
• 在起诉书中明确描述“严重滥用信任”的情节。

常见问题解答

问：什么是盗窃罪？

答：盗窃罪是指某人意图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且未经对方同意的行为。

问：什么是职务侵占罪？

答：职务侵占罪是指在盗窃的基础上，增加了“严重滥用信任”这一情节的犯罪行为。

问：如何区分盗窃罪和职务侵占罪？

答：关键在于被告人与受害人之间是否存在一种特殊的信任关系，以及被告人是否利用这种信任实施犯罪。如果信任关系不够重要，或者被告人没有利用这种信任实施犯罪，则只能认定为普通盗窃罪。

问：企业如何防范员工挪用资金的风险？

答：企业应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员工的职责和权限，加强对资金流动的监管，并定期进行审计。

问：如果员工挪用了资金，企业应该如何处理？

答：企业应立即报警，并配合警方进行调查。同时，企业还应聘请律师，评估法律风险，并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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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解释：当存在疑问时，应有利于被告

G.R. No. 262812, November 22, 2023

刑法及其犯罪的起诉中，任何疑问都必须以有利于被告、不利于国家的方式解释。因此，如果控方的证词和书面证据之间存在冲突，从而对信息中的指控产生疑问，则不能认定被告对犯罪的定性负有责任，并判处更重的刑罚。让我们通过分析最高法院对CA-G.R. CR HC No. 02282-MIN案件的判决，来观察这些原则。

引言

在菲律宾的司法体系中，刑法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规范了社会行为，也直接关系到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当涉及刑事案件时，一个核心原则是“疑罪从无”，即在法律解释和证据采纳上，任何疑点都应有利于被告。这一原则旨在确保公正，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本文将深入探讨一起菲律宾最高法院的判决，该判决涉及一起性侵案件，重点分析了在控方证词与书面证据存在冲突时，法院如何运用“疑罪从无”的原则来保护被告的权益。

法律背景

菲律宾的刑法体系主要基于《修订刑法典》（Revised Penal Code, RPC）以及其他特别法律。在性侵案件中，相关的法律条文包括：

• 《修订刑法典》第266-A条和266-B条：这两条规定了强奸罪及其加重情节。加重情节包括受害者是未成年人，以及罪犯与受害者之间存在亲属关系（如父女关系）。
• 《共和国法案》（Republic Act, RA）第7610号：即《特别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剥削和歧视法案》。该法案第5(b)条规定了性虐待儿童的罪行。

在解释这些法律条文时，菲律宾最高法院一直强调以下原则：

• 严格解释原则：刑法必须严格解释，任何模糊之处都应有利于被告。
• 疑罪从无原则：如果证据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则应宣告被告无罪。

例如，《修订刑法典》第266-B条规定，如果强奸罪是由父母或继父母对未满18岁的子女实施，则构成加重强奸罪，刑罚会更重。然而，如果控方未能充分证明罪犯与受害者之间的亲属关系，或者证据存在冲突，则被告可能只能被判普通强奸罪，而非加重强奸罪。

案件回顾

本案中，被告XXX被指控犯有加重强奸罪（违反《修订刑法典》第266-A和266-B条）和性虐待罪（违反《共和国法案》第7610号第5(b)条）。受害者AAA指控被告是她的继父，并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多次对她进行性侵。案件的起诉书（Information）中称被告是AAA的父亲，但AAA在法庭上始终称被告为继父。控方提供的证据包括AAA的出生证明复印件，上面列有被告的名字作为父亲。

案件经过一审和上诉，最终提交到菲律宾最高法院。以下是案件的关键时间线：

• 2015年：AAA向警方报案，指控被告性侵。
• 2019年3月25日：地区审判法院（RTC）判决被告强奸罪和性虐待罪成立。
• 2021年2月15日：上诉法院（CA）维持原判，但修改了犯罪性质、刑罚和损害赔偿金。
• 2023年11月22日：最高法院对该案作出最终判决。

最高法院在审理此案时，重点关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 被告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被告是受害者的父亲还是继父？
• 控方提供的证据是否充分证明了加重情节？
• 在证词与书面证据存在冲突时，应如何解释？

最高法院指出，AAA在审判中始终称XXX为“继父”，这构成了一项无需证明的司法承认。尽管出生证明上列有XXX为AAA的父亲，但法院认为，司法承认优先于公共记录中的条目，因为公共记录只是初步证据，可以被推翻。由于控方未能充分证明被告与受害者之间的亲属关系，最高法院裁定不能认定被告犯有加重强奸罪。

最高法院引用了AAA的证词：

“我的继父靠近我，然后（原文如此）他脱掉了我的衣服。”

“他把他的阴茎插入了我的阴道。”

最高法院认为，虽然AAA的证词证明了被告实施了性侵行为，但由于控方未能充分证明加重情节，因此被告只能被判普通强奸罪。

实际意义

最高法院的判决对未来的类似案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强调了以下几点：

• 起诉书的准确性至关重要：起诉书必须准确地列出所有犯罪要素以及加重情节，任何遗漏或错误都可能导致被告免于更重的刑罚。
• 证词的优先性：在证词与书面证据存在冲突时，法庭应优先考虑证人的证词，特别是当证词构成司法承认时。
• 严格解释原则：刑法必须严格解释，任何模糊之处都应有利于被告。

关键教训

• 在刑事案件中，控方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所有犯罪要素以及加重情节。
• 律师应仔细审查起诉书，确保其准确无误。
• 在证词与书面证据存在冲突时，律师应积极提出异议，并争取有利于客户的解释。

常见问题解答

问：什么是“疑罪从无”原则？

答：疑罪从无是指，如果证据不足以排除对被告的合理怀疑，则应宣告被告无罪。这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旨在保护无辜者免受冤屈。

问：什么是“司法承认”？

答：司法承认是指当事人在法庭上作出的承认，该承认具有约束力，无需进一步证明。除非能证明该承认是由于明显的错误或根本没有做出该承认，否则当事人不得采取与该承认相矛盾的立场。

问：为什么在本案中，受害者的出生证明没有被采纳为决定性证据？

答：尽管出生证明是一种公共记录，具有初步证据的效力，但最高法院认为，受害者在法庭上始终称被告为“继父”，这构成了一项司法承认，优先于出生证明上的信息。

问：本案对未来的性侵案件有什么影响？

答：本案强调了在性侵案件中，起诉书的准确性以及证据的充分性至关重要。控方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所有犯罪要素以及加重情节，否则被告可能只能被判较轻的刑罚。

问：如果我或我认识的人是性侵案件的受害者，应该怎么办？

答：首先，寻求医疗和心理上的支持。然后，尽快向警方报案，并寻求法律援助。律师可以帮助您了解自己的权利，并确保您的案件得到公正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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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盗窃罪：恐吓与勒索的界定及法律责任

G.R. No. 259877, November 13, 2023

盗窃罪是菲律宾刑法中的一项重要罪名，本案深入探讨了盗窃罪中“恐吓”的定义，以及公职人员利用职权进行勒索的法律责任。本案涉及一名警官被两名法院工作人员勒索，要求支付“专业费用”以换取归还其被扣押的车辆。最高法院的判决明确了勒索行为构成盗窃罪，并强调了公职人员滥用职权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法律背景

菲律宾修订刑法第293条定义了盗窃罪：任何人以获取利益为目的，通过暴力或恐吓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产，即构成盗窃罪。第294条规定了盗窃罪的刑罚，其中第5款规定，使用暴力或恐吓手段的盗窃罪，将处以prision correccional至prision mayor的刑罚。

本案的关键在于“恐吓”的定义。恐吓不仅指身体上的威胁，也包括精神上的胁迫，使受害者在恐惧或不安的情况下被迫交出财物。最高法院在之前的案例中已经明确，勒索是一种恐吓形式，可以构成盗窃罪的要素。

例如，如果有人威胁要公开某人的秘密，除非对方支付一笔钱，这种行为就构成了勒索，也属于盗窃罪的范畴。即使没有直接的暴力行为，精神上的胁迫也足以构成恐吓。

本案中，相关的法律条文包括：

第293条. 盗窃罪的构成. – 任何人以获取利益为目的，通过暴力或恐吓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产，即构成盗窃罪。

第294条. 使用暴力或恐吓手段的盗窃罪；刑罚. – 任何人犯有使用暴力或恐吓手段的盗窃罪，将受到：. . . .

5. 在其他情况下，处以prision correccional至prision mayor的刑罚。

案件回顾

本案的受害者，警官阿加（PO3 Aga），因一起车辆扣押案件与被告人佩拉尔塔（Arturo Peralta）和德古兹曼（Larry De Guzman）相识。佩拉尔塔是法院的特别警长，德古兹曼是法院的书记员。阿加的车辆被扣押后，他向佩拉尔塔寻求帮助，希望能够尽快取回车辆。

佩拉尔塔和德古兹曼提出，他们可以帮助阿加取回车辆，但需要支付5000比索的“专业费用”。阿加同意支付这笔费用，并与他们在一家快餐店见面。随后，他们前往扣押车辆者的住所，但未能成功取回车辆。佩拉尔塔和德古兹曼告诉阿加，只要他支付费用，他们会想办法取回车辆。

阿加向国家调查局（NBI）报案，NBI策划了一次诱捕行动。当佩拉尔塔和德古兹曼收取阿加支付的费用时，NBI探员立即逮捕了他们。德古兹曼的身上检测出荧光粉，而佩拉尔塔的检测结果为阴性。

案件经过以下程序：

• 2002年7月26日，向曼达卢永市地区审判法院提起诉讼。
• 佩拉尔塔否认指控，声称自己是被陷害的。
• 地区审判法院判决佩拉尔塔和德古兹曼犯有盗窃罪。
• 佩拉尔塔向菲律宾上诉法院提出上诉。
• 上诉法院维持原判。
• 佩拉尔塔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最高法院引用了以下关键理由：

“恐吓被定义为…非法胁迫；勒索；胁迫；使人恐惧。”

“在恐吓他人的抢劫罪中，恐吓在于引起或创造”不仅“一个人心中的恐惧”，而且“鉴于可能迫在眉睫的、真实的或想象的风险或邪恶，产生一种精神痛苦感。”

实际意义

最高法院的判决强调了公职人员不得利用职权进行勒索。本案的判决对类似案件具有指导意义，明确了勒索行为构成盗窃罪，即使没有直接的暴力行为，精神上的胁迫也足以构成恐吓。

对于企业和个人来说，本案的教训是：

• 公职人员不得利用职权进行勒索。
• 勒索行为构成盗窃罪。
• 即使没有直接的暴力行为，精神上的胁迫也足以构成恐吓。
• 如果遇到类似情况，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报案。

关键教训

• 公职人员的责任：公职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法律，不得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 勒索的定义：勒索是一种恐吓形式，即使没有直接的暴力行为，精神上的胁迫也足以构成恐吓。
• 法律保护：如果遇到勒索，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报案，寻求法律保护。

常见问题解答

问：什么是盗窃罪？

答：盗窃罪是指以获取利益为目的，通过暴力或恐吓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行为。

问：什么是恐吓？

答：恐吓不仅指身体上的威胁，也包括精神上的胁迫，使受害者在恐惧或不安的情况下被迫交出财物。

问：勒索是否构成盗窃罪？

答：是的，勒索是一种恐吓形式，可以构成盗窃罪的要素。

问：如果遇到勒索，应该怎么办？

答：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报案，寻求法律保护。

问：公职人员利用职权进行勒索，会受到什么处罚？

答：公职人员利用职权进行勒索，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包括刑事处罚和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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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最高法院：一次连续攻击不能分割，阴谋诡计必须始于攻击之初

G.R. No. 254881, October 23, 2023

想象一下：一场争吵爆发，升级为肢体冲突。在混乱中，一个人被击倒，当他试图逃跑时，遭到了进一步的攻击。这种情况下，后续的攻击行为是否可以被视为阴谋诡计，从而加重罪行？菲律宾最高法院最近审理的一起案件，对此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一次连续的攻击不能被分割，阴谋诡计必须存在于攻击之初。

在“菲律宾诉拉斐尔·雷·马拉特”一案中，最高法院重申了其一贯的立场，即阴谋诡计不能在攻击过程中产生。这意味着，如果攻击一开始没有预谋和隐蔽，那么即使后续的攻击行为具有突然性和意外性，也不能被视为阴谋诡计，从而将罪行升级为谋杀。

法律背景：阴谋诡计的定义与构成

在菲律宾刑法中，阴谋诡计（Treachery，菲律宾语：Alevosia）是一种加重犯罪性质的情况。根据修订后的刑法典第14条第16项，阴谋诡计指的是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时，采用手段、方法或形式，直接和特别地确保犯罪的实施，而自己不会因为受害者的防御而面临风险。

要构成阴谋诡计，必须满足以下两个要素：

• 受害者在遭受攻击时无法自卫。
• 袭击者有意识地、刻意地采取了针对受害者的袭击方法、手段或形式。

阴谋诡计的本质在于对受害者发起突然和意外的攻击，而受害者没有任何挑衅行为。关键在于，袭击的实施使得受害者无法自卫、反击或报复。

例如，如果一个人埋伏在受害者回家的路上，突然对其进行袭击，使其措手不及，无法自卫，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可能存在阴谋诡计。

修订后的刑法典第14条第16项：“当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时，采用手段、方法或形式，直接和特别地确保犯罪的实施，而自己不会因为受害者的防御而面临风险。”

案例回顾：马拉特案的来龙去脉

2010年11月24日，拉斐尔·雷·马拉特（Rafael Rey Malate）与朋友们在喝酒时，受害者查理托·曼拉（Charlito Manla）加入了他们。查理托与马拉特的朋友发生了争吵，虽然争吵被平息，但随后查理托走近马拉特，表示自己没有恶意。然而，马拉特突然拿起一把bolo（菲律宾砍刀），追赶并砍伤了查理托的背部，导致其倒地。目击者看到后试图阻止马拉特，但他继续攻击查理托的头部，最终导致其死亡。

马拉特声称自己是出于自卫，辩称查理托当时试图从腰间掏出东西，他感到生命受到威胁，因此才采取行动。然而，法院并未采纳他的辩解。

案件经过以下审理过程：

• 地区审判法院（RTC）：认定马拉特犯有谋杀罪，理由是他在查理托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从背后对其进行攻击，构成了阴谋诡计。
• 上诉法院（CA）：维持了地区审判法院的判决，但也考虑到了马拉特自首的情节，减轻了刑罚。
• 最高法院：部分支持马拉特的上诉，认为本案不构成阴谋诡计，因此马拉特应被判犯有过失杀人罪。

最高法院指出，虽然马拉特的行为导致了查理托的死亡，但他并非有预谋地采取隐蔽手段进行攻击。查理托当时与朋友在一起，可以获得外部帮助。此外，马拉特只是随意拿起一把bolo，这表明他并非有意识地采取阴谋诡计的攻击方式。

最高法院引用了之前的判例，强调“一次连续的攻击不能被分割成两个或多个部分，并使其构成单独、distinct和独立的攻击，以便将阴谋诡计注入其中，并将其视为一种加重或减轻情节。”

最高法院的判决书原文：“一次连续的攻击不能被分割成两个或多个部分，并使其构成单独、distinct和独立的攻击，以便将阴谋诡计注入其中，并将其视为一种加重或减轻情节。”

最高法院的判决书原文：“当援助很容易提供给受害者时，例如当相关情况表明有几位目击者，包括受害者的家人时，就不能欣赏阴谋诡计，因为如果被告确实有意识地采取手段来确保犯罪的便利性，他本可以选择另一个地点或时间。”

实际意义：对类似案件的影响

马拉特案强调了在确定阴谋诡计是否存在时，必须考虑攻击的整体情况。如果攻击一开始没有预谋和隐蔽，那么即使后续的攻击行为具有突然性和意外性，也不能被视为阴谋诡计。

对于企业主和个人而言，这意味着在发生冲突时，必须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即使你最初的行为是出于自卫，但如果你的后续行为超出了合理的自卫范围，并且导致了对方的伤亡，那么你仍然可能面临刑事指控。

关键教训：

• 阴谋诡计必须存在于攻击之初，不能在攻击过程中产生。
• 一次连续的攻击不能被分割成多个部分，以便将阴谋诡计注入其中。
• 在确定阴谋诡计是否存在时，必须考虑攻击的整体情况。

常见问题解答

问：什么是阴谋诡计？

答：阴谋诡计是指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时，采用手段、方法或形式，直接和特别地确保犯罪的实施，而自己不会因为受害者的防御而面临风险。

问：构成阴谋诡计需要满足哪些要素？

答：需要满足两个要素：一是受害者在遭受攻击时无法自卫；二是袭击者有意识地、刻意地采取了针对受害者的袭击方法、手段或形式。

问：如果攻击一开始没有预谋，后续的攻击行为是否可以被视为阴谋诡计？

答：不可以。阴谋诡计必须存在于攻击之初，不能在攻击过程中产生。

问：马拉特案对类似案件有什么影响？

答：马拉特案强调了在确定阴谋诡计是否存在时，必须考虑攻击的整体情况。如果攻击一开始没有预谋和隐蔽，那么即使后续的攻击行为具有突然性和意外性，也不能被视为阴谋诡计。

问：如何避免因自卫行为而面临刑事指控？

答：在自卫时，必须采取合理的自卫手段，并且不能超出合理的自卫范围。如果你的行为超出了合理的自卫范围，并且导致了对方的伤亡，那么你仍然可能面临刑事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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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谋杀案中的预谋和精神错乱抗辩：案件分析与实用建议

G.R. No. 256468, October 11, 2023

想象一下，一段充满激情的爱情最终以悲剧收场。本案涉及阿维·维拉因两项谋杀罪和一项谋杀未遂罪被判有罪，引发了关于预谋、精神错乱抗辩以及医疗证据在菲律宾法律中的作用等重要问题。本分析将探讨这些复杂的问题，并为面临类似情况的个人和企业提供实用指导。

法律背景

菲律宾刑法典（RPC）第248条规定了谋杀罪，并规定了以下加重情节：

ART. 248. 谋杀. — 任何不属于第246条规定范围的人杀死他人，如果是在以下任何一种情况下犯下的，应犯有谋杀罪，并处以无期徒刑至死刑：

1.	以阴谋诡计、利用优势力量、借助武装人员的帮助，或采取削弱防御的手段，或采取确保或提供免受惩罚的手段或人员。
2.	考虑到价格、报酬或承诺。
3.	通过洪水、火灾、毒药、爆炸、沉船、搁浅船只、脱轨或袭击有轨电车或机车、飞艇坠落、通过机动车辆，或使用任何其他涉及巨大浪费和破坏的手段。
4.	在上一段列举的任何灾难发生时，或在地震、火山爆发、破坏性旋风、流行病或任何其他公共灾难发生时。
5.	有明显的预谋。
6.	以残忍的手段，故意且不人道地加剧受害者的痛苦，或侮辱或嘲笑他的人或尸体。

此外，刑法典第12条规定了精神错乱作为免责事由：

ART. 12. 免除刑事责任的情况. — 以下情况免除刑事责任：

1. 白痴或精神病人，除非后者在清醒期间采取了行动。

当白痴或精神病人实施了法律定义为重罪（delito）的行为时，法院应命令将其关押在为患有此类疾病的人设立的医院或精神病院之一，未经同一法院的许可，不得允许其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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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谋是指在犯罪发生之前，被告人经过深思熟虑并决定实施犯罪。而精神错乱抗辩则要求被告人证明他们在犯罪时无法理解其行为的性质或错误性。

案件分析

在本案中，阿维·维拉被指控犯有两项谋杀罪和一项谋杀未遂罪，受害者分别是他的前同居伴侣玛丽德雷夫·里科·托伦蒂诺（玛丽德雷夫）的母亲玛丽亚·卢尔德·托伦蒂诺·阿吉拉尔（玛丽亚·卢尔德）和继父塞尔吉奥·蒂亚姆宗·阿吉拉尔（塞尔吉奥）。

• 事件经过：阿维和玛丽德雷夫是同居伴侣，但玛丽德雷夫决定结束这段关系。阿维前往玛丽德雷夫的住所，试图说服她复合，但遭到拒绝。随后，阿维枪杀了玛丽亚·卢尔德和塞尔吉奥，并向玛丽德雷夫开枪，导致她受伤。
• 审判过程：地区审判法院（RTC）判决阿维犯有两项谋杀罪和一项谋杀未遂罪。阿维向上诉法院（CA）提出上诉，声称他当时精神错乱。
• 上诉法院的判决：上诉法院维持了地区审判法院的判决，认为阿维没有充分证明他在犯罪时精神错乱。法院还认为，阿维的行为表明他有预谋杀人。

最高法院最终维持了上诉法院的判决，但将玛丽德雷夫的谋杀未遂罪改为谋杀企图罪，理由是检方没有证明玛丽德雷夫所受的枪伤足以致命。

法院确认了下级法院的调查结果，即被告人杀害了受害者塞尔吉奥和玛丽亚·卢尔德；并以明显的预谋和阴谋诡计向他自己的同居伴侣玛丽德雷夫的胸部和左大腿开枪。

从阿维的行为中可以推断出，在他离开奎松市的家前往马尼拉之前，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杀死玛丽德雷夫和她的家人，如果他仍然没有收到她同意和解的答复。由于他在去玛丽德雷夫母亲家之前随身携带了一把枪，因此他杀人的计划已经制定好了。

实际影响

本案强调了以下几个关键的实际影响：

• 举证责任：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有责任证明精神错乱抗辩。这需要提供医疗证据，证明被告人在犯罪时无法理解其行为的性质或错误性。
• 预谋的意义：预谋是谋杀罪的加重情节，会导致更严厉的判刑。检方必须证明被告人在犯罪发生之前经过深思熟虑并决定实施犯罪。
• 医疗证据的重要性：医疗证据在确定受害者的伤势是否足以致命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检方未能提供此类证据，被告人可能只会因较轻的罪行而被判有罪。

关键教训

• 如果被告人试图以精神错乱为由免除刑事责任，则必须提供充分的医疗证据。
• 检方必须证明被告人有预谋杀人，才能以谋杀罪判处其有罪。
• 医疗证据对于确定受害者的伤势是否足以致命至关重要。

常见问题解答

问：什么是预谋？

答：预谋是指在犯罪发生之前，被告人经过深思熟虑并决定实施犯罪。

问：什么是精神错乱抗辩？

答：精神错乱抗辩是指被告人声称他们在犯罪时无法理解其行为的性质或错误性。

问：在刑事案件中，谁有责任证明精神错乱抗辩？

答：被告人有责任证明精神错乱抗辩。

问：医疗证据在刑事案件中有多重要？

答：医疗证据在确定受害者的伤势是否足以致命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还可以帮助确定被告人在犯罪时的精神状态。

问：如果我被指控犯有刑事罪行，我应该怎么做？

答：您应该立即咨询律师。律师可以帮助您了解您的权利，并为您辩护。

问：如果受害者死亡，谋杀企图和谋杀未遂有什么区别？

答：区别在于受害者是否死亡。如果受害者死亡，则犯罪是谋杀罪。如果受害者没有死亡，但被告人采取了所有必要的步骤来杀死受害者，但由于被告人无法控制的原因，受害者没有死亡，那么犯罪就是谋杀未遂罪。如果被告人没有采取所有必要的步骤来杀死受害者，那么犯罪就是谋杀企图罪。

问：案件中预谋如何影响判决？

答：预谋是一种加重情节，意味着被告人计划并考虑了犯罪行为。这可能会导致更严厉的判决，例如无期徒刑，不得假释。

问：如果在犯罪时被告患有精神疾病，会发生什么？

答：如果被告患有精神疾病，并且能够证明他们无法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或错误性，他们可能会被判无罪。这被称为精神错乱抗辩。

问：为什么在本案中阿维·维拉没有被判精神错乱？

答：法院认为阿维·维拉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在犯罪时患有精神疾病。他带枪前往受害者家中的行为表明他有预谋，并且他在犯罪后试图自杀表明他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

问：关于谋杀和谋杀未遂案件，本案的主要结论是什么？

答：本案的主要结论是，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预谋和精神错乱。检方必须证明被告人有预谋杀人，而被告人必须证明他们在犯罪时患有精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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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强奸罪：精神发育迟滞受害者案件中的法律认定与辩护分析

G.R. No. 220145, August 30, 2023

在菲律宾，针对精神发育迟滞受害者的性侵案件，法律的认定和辩护存在诸多复杂性。最高法院在 People v. XXX 案中，对这类案件中的强奸罪认定、受害者精神状态的评估以及被告的辩护策略进行了深入剖析。本案不仅对法律从业者具有参考价值，也为公众了解相关法律问题提供了清晰的视角。

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界定针对精神发育迟滞受害者的性侵行为，以及如何评估被告在犯罪时的精神状态。受害者AAA患有中度精神发育迟滞，被告XXX是她的姐夫。XXX被指控强奸AAA，案件的关键证据包括目击证人的证词和法医检查结果。XXX辩称，他自己也患有轻度精神发育迟滞，并否认了指控。

法律背景：菲律宾刑法中关于强奸罪的规定

菲律宾修订刑法（Revised Penal Code）第266-A条规定了强奸罪的构成要件。该条文明确指出，在以下情况下，男性与女性发生性行为构成强奸罪：

• 使用暴力、威胁或恐吓手段；
• 受害者丧失理智或处于无意识状态；
• 通过欺诈手段或滥用职权；
• 受害者未满12岁或患有精神疾病，即使没有上述任何情况。

本案主要涉及第266-A条第1款(b)项，即受害者丧失理智的情况。最高法院在以往的判例中，对“丧失理智”的定义进行了阐释，认为这包括因精神疾病或精神发育迟滞导致认知能力严重受损的情况。关键在于，受害者是否能够理解性行为的性质和后果，以及是否能够做出理性的同意。

此外，第266-A条第1款(d)项也与本案相关，该项规定了针对未满12岁或患有精神疾病的受害者的性侵行为构成法定强奸罪（Statutory Rape）。法定强奸罪的特点在于，即使受害者表面上同意，由于其年龄或精神状态，这种同意在法律上无效。

关键法条：

Art. 266-A. Rape; When and How Committed. – Rape is committed:

1) By a man who shall have carnal knowledge of a woman under any of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b) When the offended party is deprived of reason or otherwise unconscious;

案件分析：最高法院的判决

本案经过地方法院和上诉法院的审理，最终上诉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维持了原判，认定被告XXX犯有强奸罪。法院的判决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 目击证人的证词：受害者的姐姐BBB的证词表明，她亲眼目睹了XXX在厨房对AAA实施性侵行为。
• 法医检查结果：法医的检查结果显示，AAA的下体有明显的性侵痕迹，这与BBB的证词相互印证。
• 被告的辩护：XXX辩称自己也患有轻度精神发育迟滞，但法院认为，这不足以免除其刑事责任。

最高法院强调，在性侵案件中，受害者的证词至关重要。即使受害者因精神状态无法清晰陈述案情，法院也会综合其他证据，如目击证人的证词和法医检查结果，来认定事实。在本案中，BBB的证词和法医检查结果形成了强有力的证据链，足以证明XXX犯有强奸罪。

法院的关键论述：

The accused-appellant’s denial cannot prevail over the positive testimonies of the prosecution witnesses, who were not shown to have any ill motive to testify against the accused-appellant.

Taken together with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accused-appellant as the perpetrator of the offense, the accused­ appellant’s defense of denial, must fail. An unsubstantiated denial is a negative self-serving evidence which cannot prevail over the affirmative testimony of a credible witness.

案件的实际意义

本案的判决对菲律宾的强奸罪认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明确了在涉及精神发育迟滞受害者的性侵案件中，法院应如何评估证据、认定事实以及适用法律。本案也提醒公众，针对弱势群体的性侵行为，法律将给予严厉打击。

关键教训：

• 在涉及精神发育迟滞受害者的性侵案件中，法院会综合考虑各种证据，包括目击证人的证词、法医检查结果以及受害者的精神状态。
• 被告的精神状态可能会影响其刑事责任，但并非所有精神疾病都能免除刑事责任。
• 法律对针对弱势群体的性侵行为持零容忍态度。

常见问题解答

问：如果受害者患有精神疾病，是否意味着被告一定会被判强奸罪？

答：并非如此。法院需要综合考虑各种证据，包括受害者的精神状态、被告的行为以及其他相关因素，来认定被告是否犯有强奸罪。受害者的精神状态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问：如果被告也患有精神疾病，是否可以免除刑事责任？

答：在菲律宾，只有在被告完全丧失理智的情况下，才能免除刑事责任。如果被告只是患有轻度精神疾病，但仍然能够理解自己的行为的性质和后果，则不能免除刑事责任。

问：在性侵案件中，受害者的证词有多重要？

答：受害者的证词至关重要。即使受害者因精神状态无法清晰陈述案情，法院也会尽力理解其证词，并综合其他证据来认定事实。

问：如果我怀疑有人对精神发育迟滞者实施性侵行为，应该怎么办？

答：您应该立即向警方报案，并提供您所掌握的证据。您也可以寻求法律援助，以保护受害者的权益。

问：如果我被指控对精神发育迟滞者实施性侵行为，应该怎么办？

答：您应该立即聘请律师，并保持沉默，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案情。您的律师将帮助您了解您的权利，并制定最佳的辩护策略。

问：本案对未来的类似案件有什么影响？

答：本案明确了法院在处理涉及精神发育迟滞受害者的性侵案件时应遵循的原则和程序。它强调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并对被告的辩护策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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