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的核心裁决是，对于公职人员被判犯有直接贿赂罪，必须毫无合理怀疑地证明所有犯罪要素。特别是，必须有可靠的证据表明，给予礼物的意图是为了换取官员作为公职人员的特定行为。本裁决强调，仅仅是公共官员收受礼物并不一定构成直接贿赂，除非这种礼物是为了换取该官员职务相关的行为。这项裁决提醒我们，在指控个人犯有受贿罪时，举证责任在于起诉方，任何合理怀疑都应有利于被告。

礼物还是贿赂？一起关于职务犯罪指控的案件

本案涉及被告 Carlos A. Catubao 被桑迪甘巴扬法院判犯有直接贿赂罪。指控源于对卡图宝涉嫌从律师费尔南多·佩里托和他的客户科内利奥·拉加萨那里收受 3,000 比索的投诉，以加速解决针对拉加萨的未决经济诈骗案。桑迪甘巴扬法院认定，所有直接贿赂罪的要素都已得到充分证实，卡图宝要求并收受礼物以换取他作为公职人员的职能。卡图宝对判决提出质疑，声称对证明有罪的关键证人的证词存在矛盾。

案件的核心争议在于，是否明确证实了犯罪的第三要素：所赠送的礼物是否是为了换取被告实施某种犯罪行为或任何不构成犯罪行为的行为，或者是为了阻止他履行其官方职责。起诉方辩称，3,000 比索是卡图宝索要的，以换取最终对卡图宝法院正在审理的拉加萨经济诈骗案采取行动。卡图宝则反驳说，这仅仅是“回报”，因为他之前曾借给佩里托律师 1,000 比索，而且是律师赢了一起案件后给他的“奖金”。

最高法院认为，起诉方未能毫无合理怀疑地证实所有受贿罪的要素。特别是，法院发现，支持有罪判决的关键证人——律师佩里托和拉加萨——的证词存在重大不一致之处，这些不一致削弱了他们的可信度。法院指出，这些矛盾不仅限于细节，还涉及犯罪的核心事实，即给付礼物的意图。

法院强调，根据菲律宾刑法第 210 条，确定受贿罪的关键是，赠送礼物的意图影响了公职人员的行为。卡图宝案件的证明标准要求起诉方证明，提供资金是为了换取官员行使职权范围内的特定行为。法院发现，起诉方出示的证据不够充分，不足以达到这个标准。最高法院因此推翻了桑迪甘巴扬法院的判决，以合理怀疑为由宣布卡图宝受贿罪名不成立。这个决定强调了证据质量在贪污腐败案件中的关键作用，并强调任何不足之处都应使被告受益。

最高法院对检察官对行为不当的标准发表评论，似乎明确将第 6713 号共和国法案与受贿的更窄定义分开。法院在案件审理中提到了第 7(d) 条，对检察官接受奖金可能违背道德规范的行为提出质疑。然而，最高法院特别指出，受贿的法律构成取决于有协议和交换的证明，而不仅仅是对赠与的道德推断。

FAQs

这项裁决证明了刑事案件中证据审查的严格性，尤其是当案件涉及公职人员时。最高法院对卡图宝的无罪释放重申了确保正义需要毫无合理怀疑地满足所有犯罪要素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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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简称, G.R No., 日期

本案确立了对司法系统工作人员行为的严格标准。最高法院裁定，任何滥用职权或有损司法部门声誉的行为，即使是初犯，都可能导致免职。此判决强调了法院雇员在履行职责时必须保持最高水平的诚信和道德标准，因为他们的行为直接影响公众对司法的信任。

当职务变成敛财工具：解析公职人员的失职与惩戒

第一大风险贷款公司（First Great Ventures Loans, Inc.）对安吉利斯市地方法院书记员办公室的送达员罗伯特·A·梅尔卡多（Robert A. Mercado）提起申诉，指控其严重不当行为。梅尔卡多被指控冒充安吉利斯市地区法院的法警，向该公司的拖欠客户收取款项，但并未将这些款项返还给公司。最高法院通过这份案件，严格强调了司法系统员工行为的规范，特别是关于滥用职权和公众信任的问题。案件的核心问题在于，司法系统雇员利用其职位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是否构成严重的不当行为，从而应受到相应的惩罚。

案件的事实围绕着梅尔卡多的行为展开，他承认向第一大风险贷款公司的客户收取款项，并出具了以“法警”身份签署的收据。虽然他辩称已将这些款项交给了该公司前经理乔尔·阿莱诺（Jouel Aleno），但调查显示他未经授权擅自收取款项，并且他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法庭雇员行为准则。梅尔卡多在调查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了悔意，但他行为的性质涉及欺骗和不诚实，因此法庭需要对此进行严肃评估。

在此案中，法院必须权衡梅尔卡多的行为是否构成严重的不当行为，根据法律，不当行为指的是违反既定规则、玩忽职守、非法行为或不正当行为。更重要的是，严重的不当行为需要包含腐败、故意违反法律或漠视既定规则等要素。最高法院认为，梅尔卡多的行为符合严重不当行为的定义，因为他通过虚假陈述获得了个人利益，并且滥用了他的职位。

最高法院在此案中强调了“行为失检（Misconduct）”与“重大行为失检（Grave Misconduct）”的区别。前者指的是违反既定规则的行为，而后者则需要包含腐败、故意违法或无视既定规则等要素，才能被认定为重大行为失检。

法院认为，梅尔卡多冒充法警是为了更好地向债务人收款，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欺骗和不诚实。根据《法庭工作人员行为准则》，法庭人员不得利用其官方职位为自己或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特权或豁免权。梅尔卡多的行为不仅违反了他的工作职责，也损害了司法部门的声誉。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行政部门建议对梅尔卡多处以停职一年的处罚，但最高法院最终决定对其处以免职处分。法院认为，梅尔卡多的不当行为性质严重，且无法因其在司法部门服务超过20年而被减轻处罚。法院指出，所有参与司法工作的人员都必须以严格的操守行事，以维护公众对司法的信任。

法院强调，梅尔卡多滥用职权、欺骗公众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司法部门的形象。判决书中引用了此前的案例“Gabon v. Merka”，强调了所有法庭人员都必须以正直、诚实和正直的方式行事。最高法院指出，梅尔卡多为自己谋取不正当经济利益，损害了法院的声誉，因此必须将其从司法部门除名。这一判决对司法部门的所有工作人员敲响了警钟，提醒他们必须严格遵守职业道德，维护公众对司法的信任。

本案的判决对所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员具有重要意义，它强调了公职人员的职责不仅是履行工作，更要维护公众的信任和利益。任何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此判决也提醒公众，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要保持警惕，防止不法分子利用职权进行欺诈和不当行为。任何公民如发现公职人员存在不当行为，都应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常见问题解答

本案的判决对司法系统以及所有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法院通过此案再次强调，公共服务是一项神圣的职责，公职人员必须以最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任何违背公众信任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也提醒所有公民，要对公职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确保他们始终为公众的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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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FIRST GREAT VENTURES LOANS, INC. V. MERCADO, A.M. No. P-17-3773, 2019年10月1日

本案确立了一项重要原则，即公职人员伪造公共文件，即使没有获得利益或损害他人的意图，也构成犯罪。最高法院维持了对一名警官伪造公共文件的定罪，尽管他辩称此行为仅出于教学目的，且无意图损害他人。这项裁决强调，维护公共信任至关重要，任何伪造公共文件的行为都将受到惩罚，无论是否存在恶意或损害意图。这项判决旨在确保所有公职人员以最高的诚信度行事，维护公共记录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从而维护公共利益。公职人员需要严格遵守法律，并对他们处理的公共文件负责，违反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警官签名乌龙：一纸通行证引发的信任危机

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一名警官是否可以因为篡改临时操作许可证（TOP）而被判犯有伪造公共文件罪，即使他声称自己并无恶意或损害他人的意图。案件的起因是一起交通事故，涉事车辆驾驶员出示了一份可疑的TOP。这份TOP表面上是由被告（同时也是一位警官）签发的，但经过调查，该文件存在多处不实之处，包括驾驶员的出生日期和警官的徽章号码。检方认为，被告滥用职权，伪造了公共文件。被告则辩称，他填写TOP只是为了教学目的，并没有实际签发或使用该文件。

法院需要权衡的是，在伪造公共文件罪中，行为人的意图是否是必要的构成要件。根据菲律宾修订刑法第171条，构成伪造公共文件罪，必须满足以下要件：行为人是公职人员；行为人利用其职务之便；以及行为人通过某种方式伪造了文件。在本案中，被告身为警官，拥有接触TOP的便利，并在该文件上填写了不实信息。问题在于，是否需要证明被告存在获得利益或损害他人的意图？

最高法院认为，在伪造公共文件罪中，行为人是否有意图获得利益或损害他人，并不是必要的构成要件。重要的是，行为人是否违反了公众的信任，破坏了公共记录的真实性。法院援引了之前的判例，强调伪造公共文件的核心在于“违反公共信任和破坏庄严宣告的真理”。即使被告声称自己没有恶意，但他的行为已经损害了公共文件，因此构成犯罪。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被告的行为不仅限于填写TOP，还包括篡改了关键信息，如驾驶员的出生日期和警官的徽章号码。这些虚假陈述直接影响了公众对公共文件的信任度。因此，法院的判决旨在向所有公职人员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必须以最高的诚信度对待公共文件，任何伪造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此外，法院还对原判的刑期进行了调整。原审法院判处的刑期不符合菲律宾法律的规定。最高法院根据Goma v. Court of Appeals案的判例，确定了正确的刑期范围，判处被告最低刑为两年四个月零一天，最高刑为八年零一天。

本案的判决对于规范公职人员的行为，维护公共信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提醒所有公职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法律，以诚信的态度对待公共文件，避免任何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即使没有恶意，伪造公共文件的行为仍然构成犯罪，并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FA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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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INSP. RUBEN LIWANAG, SR. Y SALVADOR, VS. 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G.R. No. 205260, 2019年7月29日

本案确立了一项重要原则：任何公共职务人员挪用公共资金用于个人目的都将被追究责任。最高法院裁定，法院职员 Evangeline E. Panganiban 犯有严重不诚实、严重渎职和玩忽职守罪，原因是她挪用法院资金来支付自己的医疗费用。这一判决强调了法院系统透明度和问责制的重要性。此案明确表示，挪用公款不仅是一种道德违规行为，而且是一种严重的法律犯罪，可能会导致解雇并剥夺福利。

当家庭危机导致对公共信任的背叛时

此案的起因是对八打雁省巴拉彦市市级审判法院 (MTC) 进行的财务审计，发现法院职员 Evangeline E. Panganiban 在处理法院资金方面存在违规行为。审计显示，Panganiban 未汇款的资金缺口高达 P484,991.90，涉及多项法院基金，包括信托基金、司法发展基金和调解基金。调查结果显示，收据被篡改，未经授权提取现金债券，导致她面临行政指控。

Panganiban 在回应指控时承认挪用公款，理由是面临家庭医疗紧急情况和经济困难，但最高法院对此并不认可，并驳回了这些减轻罪行的理由。该法院强调，作为法院资金的保管人，法院职员有责任及时将收到的资金存入授权的政府银行。未履行此职责即构成严重玩忽职守、不诚实和严重不端行为，损害公共利益。

此外，审计报告揭示了 Panganiban 在多张官方收据上的不当行为，进一步证实了其有意欺骗的意图。法院发现，篡改法院官方收据严重违反了最高法院行政管理办公室 (OCA) 的通告，严重损害了她的诚信。此外，伪造收据以掩盖收集金额延迟汇款的做法也暴露了对信任的滥用。

本案中的法院观点明确谴责了违规行为。法院强调，司法部门要求所有人员都必须保持适当和端庄的行为，并且绝对不能受到怀疑。对公众资金的处理必须诚实和公正，并且必须始终避免任何行为可能降低公众对司法系统信心的行为。这种清晰的立场凸显了法院的承诺，即在任何时候都将秉持最高标准的问责制。

对于 Panganiban 违反行政通告、《法院职员修订手册》以及《法院人员行为准则》等罪行，法院别无选择，只能建议将其开除公职。法院裁定，她的行为构成了严重不诚实、严重不端行为和严重玩忽职守，理由充分地支持其开除。

法院的判决不仅是对 Panganiban 的个人责任认定，也是对司法系统内问责制规范的重大确认。法院发出明确信息，即公共资金渎职行为将不会被容忍，而且犯有此类违规行为者将面临严重后果。这一裁决旨在维护司法部门的诚信，确保公众对法院保持信心，从而维护更广泛的公众利益。

本案的结论还涉及到几个直接指令，旨在补救和防止未来发生不当行为。财务管理办公室被指示处理 Panganiban 的离职补偿金并从中扣除资金缺口，从而纠正了这一情况。同样，其他办公室和个人也被指示将资金存入指定账户并严格监督遵守情况，从而进一步加强财务监督和责任承担。通过执行这些指示，法院旨在减轻 Panganiban 违规行为的财务影响，并建立健全的保障措施，防止司法机构内部未来发生此类事件。

常见问题

本案充分提醒了问责制的重要性，以及维护对公众信任的需要。它还凸显了及时报告和解决财政违规行为的必要性，以维护公众服务中的诚信和问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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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简短标题，G.R 编号，日期

本案明确指出，法院工作人员，作为正义的守护者，必须时刻保持廉洁自律，严禁利用职务之便，向诉讼当事人索取财物。最高法院对违反职业道德的法院雇员处以严厉的惩罚，以此来维护司法系统的公正性和公众的信任。本判决强调了所有司法机构成员都需要谨言慎行，不得从事任何有损司法形象的行为。这一案件对菲律宾的司法系统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确保司法公正廉洁对于维护社会正义至关重要。

以案说法：司法天平下的蛀虫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内格罗斯东方省巴亚万市地区法院（RTC）的平静被一封匿名举报信打破。这封信指控法院翻译格伦·纳莫尔、法律研究员埃尔拉·乔伊·L·罗科和诉讼送达员埃德塞尔伯特·“俊俊”·加拉巴托存在严重的渎职行为，包括案件舞弊、婚姻介绍牟利、不正当索取、严重无视法律以及行为不端。案件的真相究竟如何？这些指控又将如何影响法院的公正形象？

针对法院翻译格伦·纳莫尔和诉讼送达员埃德塞尔伯特·“俊俊”·加拉巴托，举报信详细描述了两起事件：一起是强奸案在被告人父亲处索要钱财；另一起是向一对寻求婚姻登记的夫妇索要费用。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法院的声誉和公正性。举报信还指控诉讼送达员埃德塞尔伯特·“俊俊”·加拉巴托和法律研究员埃尔拉·乔伊·L·罗科涉嫌合谋操纵案件，并通过不正当手段从诉讼当事人处获取利益。所有这些指控都指向一个共同的问题：法院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

在收到举报后，法院立即展开了调查。调查过程中，执行法官发现，尽管许多证人因担心自身安全而不敢公开作证，但这些指控并非空穴来风。多名律师和检察官证实，巴亚万市地区法院的工作人员存在勒索行为，并且这些人员背后似乎有犯罪团伙和有权势的政治人物撑腰，他们甚至向这些团伙泄露敏感的法庭信息。法官建议由国家调查局-国家首都区（NBI-NCR）介入调查，以确保调查的公正性和安全性。

在调查过程中，最高法院通过调取相关证据，包括当事人的证词、短信记录以及法院的会议记录，逐步还原了事件的真相。证据显示，诉讼送达员加拉巴托确实向一名叫班尼·布卡的被告人索要钱财，承诺可以帮助他减轻罪行并获得缓刑。加拉巴托还通过短信不断催促布卡支付剩余的款项。这些证据表明，加拉巴托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一个法院工作人员应有的范围，严重违反了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法院强调，即使是为了办理缓刑申请的相关费用，收取诉讼当事人的钱财也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这会损害司法系统的公正性和廉洁性。

行为准则明确规定，法院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时应避免利益冲突。它要求法院工作人员不应因协助或接待与司法机构进行交易或参与诉讼的当事人而收取小费或其他报酬。

除了加拉巴托外，法院翻译纳莫尔也被指控与加拉巴托合谋，从诉讼当事人处索取钱财。此外，纳莫尔还被发现擅离职守，前往当事人的住所进行对质，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法院的工作纪律。法律研究员罗科也被指控对加拉巴托的不当行为知情不报，并且试图私下解决纠纷。法院认为，罗科的行为构成了玩忽职守，未能尽到一名法律工作者应有的责任。

最终，最高法院根据调查结果，对涉案人员做出了相应的判决：加拉巴托因严重渎职被革职，并剥夺退休金和其他福利，且永久不得在政府机构任职。纳莫尔因擅离职守被处以停职处分。罗科因玩忽职守被处以谴责并严厉警告。同时，法院还要求地区法院法官解释为何未能及时采取措施，处理法院人员的违规行为。最高法院再次强调，所有法院工作人员都必须坚守诚信，维护司法公正，任何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都将受到严惩。

本案的判决结果清晰地表明，法院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至关重要，他们的行为直接影响着司法系统的公正性和公众的信任度。任何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以维护司法系统的廉洁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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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ANONYMOUS VS. GLENN L. NAMOL, A.M. No. P-16-3614, June 20, 2017

最高法院在本案中裁定，当公职人员涉嫌通过伪造公共文件挪用公款时，即使他们声称是按照上级指示行事，也不能免除其刑事责任。本案强调了公职人员在处理公共资金时的责任，明确了即使有上级指示，也不能违反法律规定。这一判决对所有公职人员具有警示意义，提醒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守法律底线，确保公共资金的安全和合法使用，从而维护公共利益。

Miagao水务局财务迷雾：一张收据背后的挪用公款疑云

本案的核心是维尔玛·克莱夫（Vilma N. Clave），她曾担任Miagao水务局（MWD）的总经理。克莱夫被指控在担任总经理期间，通过伪造公共文件挪用公款。具体而言，她被指控在官方收据No. 716上做了手脚，使得原始收据和复写本上的金额不一致，从而掩盖了5万比索的资金流向。这一行为引起了审计部门的注意，最终导致了对她的刑事指控。案件的核心问题在于，克莱夫的行为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以及她声称是按照董事会指示行事是否能够成为有效的辩护理由。此外，法院还需要审查申诉专员在此案中的调查和起诉是否构成滥用职权。

案件的起因是科委（COA）在审计中发现，Miagao水务局（MWD）的官方收据No. 716的原始凭证和复写凭证上的金额存在差异。具体来说，原始凭证显示MWD收到了来自Miagao市政府的5万比索财政援助，而复写凭证则显示只收到了300比索。这一差异引起了审计部门的怀疑，认为可能存在挪用公款的行为。对此，克莱夫辩称，她只是按照MWD董事会的指示行事，并且这笔钱最终被用于支付董事会成员的贷款。但是申诉专员对此辩解并不买账，认为克莱夫作为一名公职人员，有责任确保公共资金的安全和合法使用，不能以“服从指示”为由逃避法律责任。在本案中，申诉专员认为克莱夫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她是被迫按照董事会的指示行事。此外，申诉专员还指出，即使克莱夫事后归还了5万比索，也不能免除其刑事责任，只能作为量刑时的考虑因素。

在调查过程中，克莱夫声称她曾向Miagao市长提交了一封信，详细解释了5万比索的用途。这封信也得到了MWD董事会成员的认可。但是，申诉专员认为这封信只是事后补救措施，不能证明克莱夫的行为是合法的。同时，申诉专员也驳斥了克莱夫关于“无意隐瞒资金实际用途”的说法，指出原始收据和复写凭证上的金额差异足以证明克莱夫存在欺骗行为。最终，申诉专员裁定克莱夫涉嫌通过伪造公共文件挪用公款，决定对其提起刑事诉讼。

最高法院在审理此案时，首先强调了申诉专员的职权范围以及法院在审查申诉专员的决定时的有限性。法院指出，只有在申诉专员明显滥用职权的情况下，法院才能对其决定进行干预。在本案中，最高法院认为申诉专员并没有滥用职权，其对克莱夫提起刑事诉讼的决定是基于充分的证据和合理的判断。法院还指出，克莱夫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挪用公款罪的要素。她作为一名公职人员，有权接触和管理公共资金，却利用职务之便，通过伪造公共文件的方式，非法占有公共资金。此外，克莱夫的行为也违背了公共利益，损害了政府的形象。法院强调，公职人员必须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共利益。对于克莱夫声称是按照董事会的指示行事，最高法院认为这不能成为有效的辩护理由。法院指出，克莱夫作为一名公职人员，有责任遵守法律法规，不能以“服从指示”为由逃避法律责任。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使是上级的指示也不能成为违反法律的理由。

根据对案件的评估，最高法院指出，尽管已经偿还了最初被挪用的资金，但犯罪的事实仍然存在，并最终驳回了克莱夫的上诉。此外，法院建议申诉专员调查MWD董事会在事件中的参与程度。本案判决明确了公职人员在管理公共资金时的责任。它强调，即使有上级指示，公职人员也不能违反法律规定，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此案例也提醒所有公职人员，在处理公共资金时要谨慎行事，确保每一笔钱的使用都符合法律规定。此外，公职人员还要勇于抵制不合法的指示，维护公共利益。

FAQs

本案的判决再次强调了公共信任的重要性以及公职人员行为的责任。通过维护政府运作的诚信，确保遵守法律，这项裁决为公共服务部门的问责制和道德行为树立了重要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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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VILMA N. CLAVE 诉 申诉专员办公室, G.R. No. 206425, 2016年12月05日

本案明确了公职人员严重渎职行为的认定标准。菲律宾最高法院推翻了上诉法院的判决，认定海关安保人员 Rey Rueca Castillo 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转移扣押物品的行为构成严重渎职，而非轻微渎职。这一决定强调了公职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规章制度，任何超越职权范围的行为，尤其是在处理公共财产时，都可能被认定为严重渎职，并面临相应的法律责任。此案强调了对公职人员行为的更高要求，旨在维护公众信任和行政效率。

公职人员的擅自行为：轻微过失还是严重渎职？

案件起因于1999年，Fe Acacio-Tsuji 携带的珠宝因未申报而被海关扣押。时任海关安保人员的 Rey Rueca Castillo 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将扣押的珠宝转移至海关出纳处，最终导致珠宝丢失。此后，督察员办公室提起行政诉讼，指控 Castillo 犯有严重渎职罪。案件的核心问题在于，Castillo 的行为构成轻微渎职还是严重渎职？而判断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贪污腐败、明知故犯或公然藐视既定规则的意图。

此案涉及对公职人员行为标准的界定。渎职一般指因预谋、顽固或蓄意而产生的错误、不正当或非法行为。这种行为必须与公职人员的职能和职责相关。渎职行为分为严重渎职和轻微渎职两种。严重渎职，顾名思义，需要有贪污、明确违反法律意图或公然违反既定规则的行为。缺少这些要素的行为通常被认为是轻微渎职。区分两者是正确评价公职人员不当行为的关键，直接关系到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上诉法院认为，Castillo 的行为仅构成轻微渎职，理由是缺乏构成严重渎职的要素，例如腐败、明确的违法意图或公然违反既定规则。然而，最高法院并不同意这一观点。最高法院认为，Castillo 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将珠宝从保税仓库转移到出纳处，公然无视了既定规则。最高法院援引案例指出，公然违反规则包括公然违抗习惯性规则，屡次自愿无视既定规则，非法收取超过规定金额的费用等行为。最高法院认为，Castillo 的行为超越了他的职责范围，构成了对规则的公然漠视。因此最高法院认定了严重渎职。

在类似案例中，法院也曾判定员工擅自承担超出其职责范围的责任构成严重渎职。最高法院强调，作为负责保管扣押物品的海关安保人员，Castillo 有责任以最高的责任心和忠诚度履行职责，确保物品只能转移到授权人员手中，并获得授权人员的适当授权。Castillo 既没有获得必要的授权，也没有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充分的解释。这一系列行为表明，他不仅过于积极，而且还存在职权僭越的行为。公职人员必须对人民负责，以最大的责任感、正直、忠诚和效率为人民服务，以爱国主义和正义行事，并过着朴素的生活。

该案件不仅仅关乎 Castillo 个人，更关乎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Castillo 的行为损害了公众对海关的信任。此案的判决为公职人员划定了行为准则的界限，强调了任何违反既定规则，玩忽职守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最高法院撤销了上诉法院的判决，恢复了申诉专员办公室的裁决，即 Rey Rueca Castillo 犯有严重渎职罪，并处以相应的处罚。

FAQs

总之，最高法院的判决强调了对公职人员行为的更高要求，旨在维护公众信任和行政效率。公职人员应以此为鉴，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如您对此判决在特定情况下如何适用有疑问，请通过contact联系ASG Law或发送电子邮件至frontdesk@asglawpartners.com。

免责声明：本文仅供参考，不构成法律建议。对于针对您的情况的特定法律指导，请咨询合格的律师。
来源：简称, G.R No., DATE

为维护司法机构的良好声誉，其官员和雇员应持续以适当和庄重的行为规范自己。如果官员和雇员从案件当事人处勒索钱财，以换取所谓的有利行动，则会严重违反这项规定。本案中，被告因勒索钱财被国家调查局（NBI）特工诱捕，被判犯有严重不当行为，并须立即革职，没收所有福利和特权（已获得的休假除外），且不得在政府部门担任任何职务，无论是选举产生还是任命。

当正直遭遇诱惑：法院雇员如何因勒索而失足？

匿名信指控奎松市地区审判法院（RTC）第96分庭副警长洛伦佐·卡斯塔涅达及其在奎松市地区审判法院第224分庭担任书记员三级的妻子奥罗拉·卡斯塔涅达，因涉嫌敲诈勒索一桩谋杀案被告人的母亲而被NBI特工逮捕。信中提到，被告夫妇向受害人索要50万比索，以促成被告获得保释，并在谋杀案中最终无罪释放。

该匿名信还指出，奥罗拉经常与诉讼当事人达成交易，并与对奎松市地区审判法院有影响力的人物勾结。奥罗拉与奎松市助理检察官维洛顿关系密切，此人经常干预第224分庭的案件，因为他是该分庭主审法官蒂塔·玛丽莲·帕约约-维洛顿的丈夫。该匿名信提及的谋杀案即由伊曼纽尔·包蒂斯塔所涉，正在第224分庭审理中。

在卡斯塔涅达夫妇被捕后，NBI特工向奎松市检察官办公室对他们提起了单独的诈骗和违反《共和国法案》第3019号（《反贪污和腐败行为法》）的刑事指控。2009年10月2日，奎松市检察官办公室对奥罗拉提起两项信息指控，罪名是上述罪行，案件编号分别为Q-09-160994和Q-09-160995，均由第222分庭审理。而对洛伦佐的刑事指控则被搁置，需要进一步调查。

法院管理办公室（OCA）要求维洛顿法官提交刑事案件编号Q-09-160994和Q-09-160995的认证副本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提供案件的最新进展情况。维洛顿法官通过其2010年7月1日的合规函件附上了所要求的案情材料副本以及第222分庭主审法官埃德加·达尔马西奥·桑托斯于2010年6月2日发布的命令的副本。

进一步核实显示，奎松市检察官办公室在其2010年1月19日的决议中驳回了针对洛伦佐的刑事诉讼，理由是证据不足。尽管刑事案件被撤销，行政调查仍在继续。在2014年9月10日的报告和建议中，奎松市地区审判法院执行法官小费尔南多·T·萨贡总结了所收集的证据。调查显示，NBI特工胡利奥·卡吉干作证称，在诱捕行动中，受害人丽贝卡·包蒂斯塔的宣誓证词，以及其他相关证据都支持了卡斯塔涅达夫妇收受贿赂的事实。

奥罗拉辩称，她并不知道丽贝卡的儿子在她所在的法庭有刑事案件，她与丽贝卡会面只是为了了解她在布拉坎的度假村的住宿折扣。然而，调查法官认为奥罗拉的说法站不住脚。法官认为，卡斯塔涅达夫妇在2009年9月29日前往奎松市Matalino街的Alex III烧烤餐厅，与投诉人丽贝卡·包蒂斯塔及其丈夫奥雷利奥会面，意图接受贿赂。

奥罗拉的手上被检测出荧光粉的存在，这进一步证实了她接受了带有荧光粉的“假钞”50万比索的事实。尽管针对奥罗拉的信息指控被撤销，但撤销信息指控并不意味着她对指控是无辜的，也不能证明指控毫无意义。根据刑事诉讼规则，撤销信息指控的原因可能并不涉及指控的实质性案情。

最高法院发现，卡斯塔涅达夫妇犯有严重的渎职行为，损害了司法部门的声誉。因此，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宣布奥罗拉和洛伦佐犯有严重不当行为罪，并将他们解雇，且不得再在任何政府机构任职，并没收所有退休福利（累积的休假工资除外）。本判决立即生效。

FAQs

本案强调了公职人员，特别是法院雇员，必须维护司法公正，严守职业道德。任何形式的腐败行为都将受到严厉制裁，以维护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任。

如需了解本裁决在特定情况下的适用，请通过联系或通过电子邮件frontdesk@asglawpartners.com联系ASG律师事务所。

免责声明：本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法律建议。对于针对您情况的特定法律指导，请咨询合格的律师。
资料来源：Anonymous Letter vs. Aurora C. Castañeda and Lorenzo Castañeda, A.M. No. P-11-3017, June 16, 2015

本案裁定，即使行为人在上级指示下伪造私人文件，也不能免除其法律责任。法院强调，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由逃避违反法律的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此案明确了在职场中，个人对于遵守法律的义务高于服从上级指示，对于规范职场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上级指示下的伪造：谁来承担最终责任？

本案聚焦于阿迪娜·B·马纳萨拉（以下简称“马纳萨拉”）伪造私人文件一案。马纳萨拉作为UMC财务租赁公司（以下简称“UMC”）的小额现金保管员，听从其上级维奥莱塔·Q·迪松-拉卡尼劳（以下简称“拉卡尼劳”）的指示，在小额现金补充报告中虚假地记录了凯瑟琳·L·锡（以下简称“锡”）的现金预支行为，导致锡被解雇。问题的核心在于，马纳萨拉的行为是否因受到上级指示而可以减轻或免除其刑事责任。法院需要对此进行判定，以明确个人在职场中面对上级指示与法律义务时应如何抉择。

马纳萨拉辩称，她只是服从上级的命令。然而，法院认为，即使马纳萨拉的行为是受到拉卡尼劳的指示，她仍然有义务遵守法律。根据《菲律宾修订刑法》第172条第2款，结合第171条第4款，伪造私人文件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人实施了伪造行为，该伪造行为发生在私人文件中，且该伪造行为对第三方造成损害或意图造成损害。在本案中，马纳萨拉明知锡并未进行现金预支，却仍然在报告中虚假记录，并且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锡的解雇，因此构成了伪造私人文件罪。法律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以服从上级指示为借口逃避法律责任。

ART. 172. Falsification by private individuals and use of falsified documents. – The penalty of prision correccional in its medium and maximum periods and a fine of not more than 5,000 pesos shall be imposed u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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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ny person who, to the damage of a third party, or with the intent to cause such damage, shall in any private document commit any of the acts of falsification enumerated in the next preceding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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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法院曾认为，马纳萨拉的行为属于“不可控制的恐惧冲动下”的行为，并以此作为减轻处罚的情节。然而，最高法院对此提出了异议。“不可控制的恐惧冲动下”的行为属于《菲律宾修订刑法》第12条第6款规定的免责情形，而非减轻处罚的情节。要构成此种免责情形，必须同时满足以下要素：存在不可控制的恐惧；恐惧必须是真实的且迫在眉睫的；对伤害的恐惧必须大于或至少等于所实施的行为。也就是说，必须存在实际的、迫在眉睫的威胁，足以使行为人合理地担心如果行为不实施，将会面临死亡或严重的身体伤害。未来的威胁是不够的。

在本案中，虽然马纳萨拉对于伪造报告的行为感到不安，但并没有证据表明拉卡尼劳或UMC的任何上级威胁她，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被解雇。缺乏真实且迫在眉睫的威胁、恐吓或胁迫，因此不能将此种情况作为马纳萨拉的免责理由。鉴于马纳萨拉的行为不应被任何减轻处罚的情节所修正，考虑到《不确定刑期法》的规定，她应当被判处六个月的逮捕监禁，最高刑期为两年四个月零一天的轻度徒刑。

FAQs

本案再次强调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职场中，我们不仅要服从上级的合理指示，更要坚守法律底线，避免成为违法行为的帮凶。本案判决不仅对马纳萨拉个人产生了影响，也为所有职场人士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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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This analysis is provided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only and does not constitute legal advice. For specific legal guidance tailored to your situation, please consult with a qualified attorney.
Source: ADINA B. MANANSALA v. PEOPLE, G.R. No. 215424, December 09,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