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确立了一项重要原则：即使刑事诉讼因证据不足而宣告无罪，官员仍可能因同一行为承担行政责任。最高法院推翻了上诉法院的判决，恢复了申诉专员的决定，即税务官员 Dosono 因勒索罪名成立，应被解雇。这一裁决强调了行政案件中“实质证据”标准的重要性，远低于刑事案件中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本案的实质性影响在于强调公共官员对公共信任的义务，并表明即使没有刑事定罪，违反这一信任也可能导致行政处罚。

勒索指控与公务员的公共信任：Miro 诉 Dosono 案

本案围绕着一名税务官员雷纳尔多·M·多索诺（Reynaldo M. Dosono）被指控向纳税人勒索钱财。在菲律宾，公务员肩负着维护公众信任的重要责任。这起案件的核心法律问题在于，针对公职人员的勒索指控，需要什么程度的证据才能在行政上定罪？该案还探讨了刑事诉讼中的无罪判决对行政诉讼的影响。

多索诺是宿雾市曼达威市国内税务局（BIR）的一名税务审核员。2003年7月14日，伊格特夫妇前往国内税务局办理两块土地转让的税务评估。伊格特夫妇声称，多索诺最初评估的税款为 89,800 比索，后来降低到 24,960 比索，并要求他们支付 30,000 比索作为节省下来的好处费。伊格特夫妇向宿雾市警察局寻求帮助，警察局安排了一次诱捕行动。在诱捕行动中，伊格特夫妇将装有掺有紫外线荧光粉的 8 张 500 比索钞票和假钞票（“假币”）的白色信封交给多索诺。

警察视察员小约伊·帕西托·亚佩（Joie Pacito P. Yape, Jr.）和警察二级警员伯纳德·卡尔扎达（Bernard Calzada）证明，多索诺收到装有做过标记的“假币”的信封后，将其放在他的抽屉里，警察随后逮捕了他。

逮捕后，多索诺被带到警察总部，发现他双手呈紫外线荧光粉阳性。申诉人向申诉专员公署维萨亚斯分署（Ombudsman Visayas）对多索诺提起行政诉讼，指控其严重不当行为。作为预防措施，申诉专员暂停了多索诺的职务六个月。在申诉专员公署的听证会上，只有多索诺和实施逮捕的警察作证，申诉人没有出庭。申诉专员公署认为多索诺对指控负有责任，并将其革职。多索诺不承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辩称他受到了陷害。他声称在警察总部他的手帕被涂上了荧光粉。

多索诺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上诉法院推翻了申诉专员的裁决，驳回了对多索诺的指控。上诉法院认为，申诉专员的调查结果缺乏充分证据，并指出申诉人未能在听证会上作证使得他们的共同宣誓书成为传闻证据。菲律宾最高法院在审查此案时，面临的问题是：上诉法院是否错误地免除了多索诺所涉勒索罪的严重不当行为的责任？最高法院认为上诉法院犯了错误，并恢复了申诉专员的裁决。

法院强调，在行政诉讼中，所需的证据标准是实质性证据，即一个理性的人可以接受的足以支持结论的相关证据。不同于刑事诉讼中需要排除合理怀疑，行政责任只要有充分的证据支持有关构成行政犯罪的行为已经发生（或没有发生）的结论即可。法院指出，没有证据表明申诉人寻求警方帮助是为了陷害多索诺，并且多索诺被发现双手呈紫外线荧光粉阳性。这些证据足以支持多索诺非法向申诉人索取金钱的结论。

法院还强调了公职的公共信任性质。法院指出，行政诉讼中自由的证据标准以及免于技术细节的特点，实现了公职的受托人性质，从而能够更轻松地维持一个高效的官僚机构，摆脱利用政府程序来轻易敛财的寻租官员。与主要由市场力量决定的私人办公室不同，公职是公共信任。因此，公职人员被要求服务于公共利益。公务员必须遵守最高的诚信标准，任何违反这些标准的行为都可能导致行政处罚，包括解雇。

常见问题解答

总之，Miro v. Dosono 案强调了在行政诉讼中维护公共信任和正直的重要性。判决申明，即使因证据不足无法进行刑事指控，对公务员采取行政措施也是合法的。判决还支持以下观点，即以公共办公室为代价的信任需要坚持更高的道德标准，违反这些标准的人可能会受到行政纪律的处分。通过采取这些行动，确保公务员遵守为所有人建立的最高道德期望和标准的努力得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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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在本案中裁定，对于涉及不当贷款的案件，诉讼时效应从发现违规行为之日起算，而非从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这意味着政府在追讨非法获得的财产方面拥有更长的追诉期。这一裁决强调了追究公共官员腐败行为的决心，并确保那些非法挪用公共资金的人最终承担责任。此判决对不当贷款案件具有重要影响，确保即使经过多年，国家仍可追回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资产。它通过消除公共官员利用时效逃避对其腐败行为承担责任的可能性，加强了政府的责任和透明度。

何时开始计算？不当贷款和政府追偿的漫长追索之路

总统特别调查委员会（简称“委员会”）代表奥兰多·L·萨尔瓦多对申诉专员阿尼亚诺·A·德西埃托（简称“申诉专员”）于 1998 年 8 月 19 日在 OMB-0-97-1911 案中作出的驳回对潘菲洛·O·多明戈、孔拉多·S·雷耶斯、佐西莫·C·马拉巴南、何塞·R·滕科小、普拉西多·L·马帕小、韦尔登·C·丹吉兰、阿曼多·T·罗穆亚尔德斯、维尔玛·S·罗穆亚尔德斯、胡安·L·西奎安和阿尔弗雷多·T·罗穆亚尔德斯提起的违反《反贪污腐败法》（第 3019 号共和国法案）第 3(e) 和 (g) 条规定的申诉的决议提出质疑。

调查始于费迪南德·马科斯总统执政期间发放的可疑贷款，特别是那些涉及国家投资发展公司 (NIDC) 和菲律宾开发银行 (DBP) 向金国农场公司 (GCFI) 提供的贷款。该委员会的任务是查明这些贷款是否构成“不当贷款”，即以裙带关系和不当影响为特征的不利于政府的贷款。判断是否是不当贷款的标准包括抵押品不足、借款公司资本不足、高官的直接或间接认可、与裙带关系的关联以及异常迅速的放款。该委员会的调查得出结论，GCFI的贷款具有所有这些特征。

委员会的调查发现GCFI的贷款符合不当贷款的标准。其发现包括贷款抵押不足，GCFI资本不足，贷款审批流程异常迅速，以及当时的第一夫人伊梅尔达·R·马科斯的亲属参与其中。此外，当时的费迪南德·E·马科斯总统还多次干预DBP对GCFI贷款的管理和资产处置。例如，马科斯总统指示DBP批准GCFI贷款的重组，并减免利息。然而，申诉专员驳回了此案，理由是证据不足以及起诉时效已过。申诉专员辩称，缺乏政府遭受损失的明确证据，而且相关金融交易发生在多年前，超过了适用的时效。

在驳回申诉专员的决议时，最高法院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理由是申诉专员存在严重的酌情权滥用。法院强调，政府在这些交易发生时不可能知道《反贪污腐败法》受到违反，因为据称相关公共官员与“贷款受益人”串通一气。因此，法院裁定，起诉时效应从发现违规行为之时开始计算，而不是从违规行为发生之日开始计算。法院驳斥了申诉专员的这一观点，认为政府的接管可以消除违规行为的严重性，并澄清政府遭受损害的事实足以作为根据《反贪污腐败法》第3(e)条和(g)条提起指控的依据。

这一裁决对确定涉及不当贷款案件的诉讼时效产生重大影响，并且影响广泛。通过裁定诉讼时效从发现违规行为之时开始计算，最高法院确保了对被指控的违规行为进行追究的责任人，并确保国家在追讨通过不当手段获得的财产方面有更大的机会。这一立场与《宪法》鼓励公共官员问责和防止腐败的精神相符。法院的分析还在交易接管前后之间做出了重要区分。法院承认，接管可以影响特定指控的性质。例如，违反第3(e)条要求给予私人不正当利益，而在接管后可能不存在。

此外，该决定还重申了总统特别调查委员会在识别和调查不当贷款方面的作用，该委员会的专业知识和调查结果在证明犯罪嫌疑人的定罪方面应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一结论符合公共利益，并确保涉及公共官员腐败指控的案件得到彻底调查和适当起诉。由于申诉专员驳回此案存在严重的酌情权滥用，因此，最高法院推翻了申诉专员的决议，并责令其向适当法院提起必要的指控，这意味着本案被告仍需面临腐败指控，这些指控可能导致巨额罚款和监禁。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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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在本案中裁定，对法官提起的刑事诉讼，如果与法官履行职务无关，则不属于最高法院的行政监督权范围。这意味着，法官在非执行公务时的个人行为，如果构成犯罪，将由普通法院审理，而非必须先经过最高法院的行政调查。此判决明确了司法独立的界限，强调了法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也保障了公众对法官不当行为的追诉权。

法官车祸引发的争议：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过失？

本案源于一起涉及退休法官Rodolfo B. Garcia的车祸，导致一人死亡。死者家属向申诉专员提起刑事和行政诉讼，指控法官鲁莽驾驶导致他人死亡。法官辩称，根据最高法院的先例，针对法官的案件应先由最高法院进行行政调查，申诉专员无权直接提起刑事诉讼。本案的核心问题是：法官的非公务行为是否应受到最高法院的行政保护？

申诉专员办公室对法官提起了鲁莽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的刑事指控，并提交地方巡回审判法院进行审理。法官以法院无管辖权以及提起诉讼的官员无权这样做为由，向巡回法院申请撤销信息。起初，巡回法院批准了该动议，但后来又重新考虑并驳回了该动议。因此，法官直接向最高法院提起禁止令申请。

最高法院在审理此案时，首先指出原告直接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违反了法院等级制度原则，本可以驳回诉讼。然而，鉴于本案涉及纯粹的法律问题，最高法院决定受理此案。最高法院重申，虽然对下级法院和法院工作人员的监督权属于最高法院，但这种特权仅限于行政监督。因此，申诉专员不得侵犯最高法院监督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员的职责，并在他们违反法律时采取适当的行政措施。

最高法院指出，此前案例（如Caoibes, Jr. v. Ombudsman和Fuentes v. Office of the Ombudsman-Mindanao）涉及的是法官在履行行政和专业职责时的行为，而本案中，针对法官的刑事指控与其法官职责无关。申诉专员恰当地将此案提交给了巡回审判法院进行刑事诉讼，同时将此案的行政层面提交给法院行政管理局（OCA）采取适当的行动。此外，与法官在执行公务中的不当行为不同，法院行政管理局正在审理针对涉及相同事实的法官的行政诉讼。

因此，最高法院裁定，本案中对法官提起的刑事诉讼，并非属于最高法院的行政监督范围，地方巡回审判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最高法院强调，审判法院对下级法院法官所犯罪行的刑事方面保留管辖权。值得注意的是，对法官的指控源于一起交通事故，这不涉及任何与法官职务相关的行为。申诉专员并没有侵犯法院行政管理局的权力，后者是负责处理与法官行为相关的行政事项的机构。

进一步而言，在确定案件是否与法官的行政职责相关时，需要考虑案件的性质和所指控行为的背景。例如，涉及腐败、滥用职权或违反司法行为准则的案件，很可能需要最高法院的行政监督。另一方面，涉及法官的个人行为且与法官职务无关的案件，如本案中的交通事故，则可以由普通法院审理。法院层级结构在此类决定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最高法院拥有对所有下级法院的最终管辖权，但初审法院有权审理其管辖范围内的案件。

该裁决强调需要在维护司法独立和确保对法官行为的问责制之间取得平衡。一方面，有必要保护法官免受可能妨碍其履行职责的轻率或恶意攻击。另一方面，重要的是要确保法官不对其违法行为免于起诉。最高法院在这一领域的持续指导，对于在这些竞争利益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至关重要。

FA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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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确立了对严重无视法律规则的法官进行惩处的原则，并强调了律师应遵守职业道德规范。最高法院裁定，地方审判法院法官Ras​​ad G. Balindong在处理一起案件时严重无视法律，因为他对申诉专员办公室的决定采取了行动，而该行动并不在他的管辖范围内。本判决强调了法官应具备的法律知识和公正性，若法官严重无视法律将受到处罚。该案件进一步强调了律师应维护法律尊严和司法公正，确保法律职业道德的遵守。

法官曲解法律：地方审判法院法官无视申诉专员办公室的决定

原告Edna S.V. Ogka Benito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被告法官Rasad G. Balindong严重无视法律。原告认为被告法官对法律存在严重的无知。该争议源于被告法官受理了一起案件，该案件挑战了监察员办公室（申诉专员）的命令的执行，而此类案件并不属于地方审判法院（RTC）的管辖范围。本案的核心在于，审判法院法官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监察员办公室的决定采取行动？并且法官行为构成“严重无视法律”吗？

申诉专员此前曾就职员的不当行为发出了一项命令，原告因此成为代理市长。之后该职员向被告提起上诉，寻求撤销申诉专员办公室的命令。被告最初发布了临时限制令（TRO），随后又发布了初步禁令，实际上暂停了申诉专员办公室命令的执行。原告认为，被告无视RA 6770（《申诉专员法》）第14条和第27条以及经第17-03号行政命令修订的申诉专员办公室诉讼规则第三条第7条的明确规定，构成了严重的法律无知。法官辩称其行为是出于善意，没有任何腐败动机或不正当考虑。

法院认为，被告无视既定的法律先例，他无权审理此案并发布相应的命令，属于严重无视法律。该法明确规定，除非在纯粹的法律问题上，任何法院均不得受理任何针对申诉专员办公室的决定的上诉或补救申请，但最高法院除外。在Fabian诉Desierto案中，最高法院阐明了对申诉专员办公室在行政处分案件中的裁决的上诉应提交至上诉法院（CA）。为此申诉专员颁布了第17号行政命令修正了行政命令第07号第三条第7条：“在所有其他情况下，可以在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十五（15）天内，根据《法院规则》第43条规定的要求和条件，以经过验证的审查请愿书向申诉法院提出上诉，驳回了复议动议。”

法院还驳回了被告提出的善意辩护，并指出无知不是借口。法院强调，法官必须熟悉法律，并在诚信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本案强调了法律的清晰规定，即此类案件应提交上诉法院审理，这使得被告的行为构成了严重的法律无知，这是法官不应有的行为。法院认为“…在容易出错的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善意仅存在于可容忍的判断范围内，而不适用于问题非常简单且适用的法律原则明显和基本到超出可能的错误范围的情况。”法院认为“无知不是借口”。

根据经A.M. No. 01-8-10-SC修订的《法院规则》第140条第8条，严重违反法律或程序是严重的指控。除罚款外，法官还被处以罚款，理由是他违反了律师的誓言以及《职业责任准则》第1、5、6和11条。由于这一违反律师誓言和职业责任准则的行为，处以10,000菲律宾比索的罚款。最高法院根据第02-9-02-SC号行政命令对被告处以惩罚，进一步强调法官应以维护司法机构的诚信和公正性的方式行事。

常见问题解答 (FAQs)

总之，本案是最高法院坚定承诺维护法律标准的例证。对被告法官的处罚，连同对律师伦理的强调，强化了司法诚信至关重要。法律从业者必须避免任何可能损害公民对法律和司法制度的信任和信心的行为。法律职业道德不仅仅是法律原则，而且对社会的运作方式具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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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BENITO v. BALINDONG, G.R No. 48870, February 23, 2009

本案涉及对申诉专员命令的质疑，该命令驳回了对马尼拉市检察官拉蒙·加西亚的申诉，理由是缺乏合理理由。最高法院维持了申诉专员的命令，澄清了根据《反贪污腐败法》第 3(e) 条追究责任的标准。法院强调，必须提供证据证明因公务人员的行为而造成的实际损害，并且申诉专员在行使其调查权力时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除非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明显情况。

公共诚信与起诉自由裁量权：调查中的冲突？

此案源于对中央银行一名银行审查员涉嫌伪造公共文件的指控。作为回应，该市检察官将案件移交给司法部，这导致了对他的渎职指控，并被驳回。以下是与申诉专员的裁决有关的事件经过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难题。

最高法院重申了申诉专员在调查和起诉涉嫌存在非法、不正当或效率低下行为的公职人员或雇员方面的广泛权力。《菲律宾宪法》第 XI 条第 12 和 13 条以及《1989 年申诉专员法》（第 6770 号共和国法）都赋予申诉专员广泛的权力，调查和起诉公职人员或雇员看似非法、不正当、不适当或效率低下的行为。因此，法院通常坚持不干预申诉专员的调查和起诉权力。然而，这种权力并非绝对，当申诉专员在刑事案件中存在合理理由的认定受到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影响，达到缺乏或超出管辖权的程度时，受害方可以根据《民事诉讼规则》第 65 条向法院提起调卷令申请。但是，必须证明申诉专员滥用自由裁量权，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因激情或个人敌意而任意或专横地行使其权力；并且这种行使是如此明显和严重，以至于构成了回避积极义务，或者几乎拒绝履行义务或以违反法律的方式行事。因此，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检察官将案件提交司法部是否属于可证明是刑事或行政不当行为的行为。

为了证明根据《反贪污腐败法》第 3(e) 条提出起诉是正当的，必须证明以下要素的存在：(a) 被告是指控与他们合谋的公职人员或私人；(b) 上述公职人员在履行其公务期间或与其公职有关的情况下实施了被禁止的行为；(c) 他们对任何一方（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造成了不正当损害；(d) 此类损害是由于给予此类当事方不当利益、优势或偏好造成的；以及 (e) 公职人员的行为存在明显的偏袒、明显的恶意或严重的不可原谅的疏忽。关于不正当损害，法院已将其与民法上的“实际损害”概念等同起来，在《人民圣多斯诉》一案中对此进行了解释。

高等法院重申，与侵权诉讼不同的是，《反贪污腐败法》第 3(e) 条中的不正当损害即使在错误或权利受到侵犯之后也不能推定。必须证明其存在是犯罪要素之一。事实上，造成不正当损害，或通过明显的偏袒、明显的恶意或严重的不可原谅的疏忽而给予任何不正当利益、优势或偏好构成了本节项下惩罚的行为。因此，要求指定、量化并证明不正当损害达到道德确信的程度。不正当损害始终被解释为“实际损害”。不正当已被定义为“超过必要的、不适当的或非法的”；损害已被定义为“对他人造成的任何错误或损害，无论是人身、权利、声誉还是财产；也就是说，侵犯他人的任何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在这些定义中，实际损害类似于民法中的实际损害。民法第 2199 条定义了实际损害赔偿或补偿性损害赔偿，具体如下：除非法律或约定另有规定，否则仅有权对已得到充分证明的经济损失获得充分的赔偿。这种赔偿称为实际损害赔偿或补偿性损害赔偿。因此，在确定实际损害赔偿时同样适用的规则是，法院不能仅仅依赖于断言、推测、猜测或臆测，而必须依赖于有关具体事实的合格证据和可获得的最佳证据，这些事实可以为衡量补偿性或实际损害赔偿提供一些依据。

在本案中，原告声称他因加西亚将他的案件移交给司法部而遭受的损害形式是导致对他的指控延误了解决。但是，除了这种断言外，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他因延误而遭受的实际损失或损害。虽然没有必要绝对确定地证明损害的具体数额，但必须有一些合理的依据，法院可以根据这些依据来衡量它。在本案中，原告完全未能支持他关于不正当损害的空洞指控。

此外，宣誓书中未指控第四个要素，其中未声明在将案件移交给司法部时，加西亚给予了帕拉德不当的利益、优势或偏好。这种对犯罪基本要素的遗漏使得宣誓书更加不合格。此外，在其批注中，加西亚解释说，鉴于原告在他向申诉专员提起行政诉讼，他将案件移交给司法部，以避免受到偏袒和偏见的怀疑。高等法院认为加西亚将案件移交的理由并非完全可以接受：仅仅提起行政案件并非取消资格或回避的理由；相反的规则将鼓励各方对法官或检察官提起行政案件，希望后者会回避并将他们的案件移交给更友好的论坛。因此，加西亚在移交案件时引用的理由是错误的。但是，在没有证据表明加西亚受到恶意或不良意图驱使的情况下，他错误地移交案件并不违反《共和国法》第 3(e) 条的规定。因此，申诉专员驳回对加西亚的申诉并不构成滥用自由裁量权。

常见问题

本案强调了建立腐败案的严格证据标准，特别是那些涉及第 3(e) 条案件的标准。申诉专员有权对违规行为进行评估和处理。正如高等法院所解释的，个人必须能够准确地查明行为不当如何导致可以金钱衡量的明确损失。此外，简单地断言延迟或不便并不等同于证明不正当损害的法律门槛，这是确定经济或其他方面实际可衡量的明确损害的关键。申诉人必须提交具有证明力的文件以证明损害，而推测性或假设性损害则不足以产生腐败起诉。这些解释旨在实现政府责任与确保申诉专员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不施加不正当负担或干扰公职人员行使酌处权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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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职务渎职和不当影响：对申诉专员决定的审查, G.R No. 163178, 2009年1月30日

最高法院裁定，行政申诉的申诉人有责任通过实质性证据证明申诉中的指控。当申诉未能提供此类证据时，对公务员的不利判决将被推翻。这一裁决强调了行政程序中证据充分性的重要性，保护公务员免受未经证实的指控，并维护公共服务的公正性。简单来说，这意味着如果你指控政府官员有不当行为，你需要拿出证据来支持你的说法，否则指控很可能会被驳回。

当承包商不满遭遇法律严格审查时

此案源于国家住房管理局（NHA）与第一联合建筑公司（FUCC）之间的自由谷安置项目合同。NHA的首席工程师梅南德罗·G·巴尔德斯和拉蒙·E·阿德亚负责监督FUCC的工程。由于FUCC未遵守合同技术规范，尤其是在道路建设中使用混凝土处理基层（CTBC）代替底基层，巴尔德斯和阿德亚对FUCC提交的进度款提出了异议，并报告了他们的疑虑。FUCC随后对巴尔德斯和阿德亚提起行政申诉，指控他们敲诈勒索、行为失职，滥用NHA的车辆等。申诉最终导致申诉专员解雇了巴尔德斯和阿德亚。此后，争议一路升级，导致两个向最高法院提出的上诉案件（G.R. No. 154108 和 G.R. No. 157505），法院需要在此类行政案件中审查证据充分性的问题。

根据当时的申诉专员的调查结果，巴尔德斯和阿德亚被判定犯有敲诈勒索罪和挪用车辆罪。但是，法院认为FUCC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支持这些指控。法院指出，敲诈勒索指控主要依据FUCC证人的宣誓证词，这不足以构成实质性证据。此外，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巴尔德斯和阿德亚出于个人目的使用了FUCC租给NHA的车辆。仅仅在车辆使用记录上签署巴尔德斯的名字并不一定表明他亲自使用了这些车辆，或者表明这些使用是出于不正当的目的。法院强调，申诉专员对FUCC的证据给予了不应有的重视，未能充分审查支持申诉的证据。

该案明确了在行政程序中对证据充分性的重要性。实质性证据意味着公正的人可能会接受以支持结论的证明程度，即证据必须“充分、有说服力”。申诉人必须拿出可信且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其指控，而不是依靠猜测或推测。在这种情况下，法院认为FUCC未能满足这一要求，因为他们的指控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不能判定巴尔德斯和阿德亚犯有不当行为。

因此，法院确认了上诉法院的裁决，该裁决推翻了申诉专员的决定，并驳回了对巴尔德斯和阿德亚的行政案件。法院还驳回了NHA对上诉法院驳回其调卷令和禁令申请的上诉，理由是鉴于上诉法院驳回了行政案件，因此此案已失去实际意义。法院在裁决中维持了这一原则，即举证责任在于申诉人，必须通过实质性证据履行该责任，以支持在行政程序中提出的指控。因此，上诉最终被驳回。

常见问题解答

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证明了在行政程序中证据的重要性。它强调，政府官员必须受到免受不实指控的保护，任何对其不利的判决都必须基于实质性和可信的证据。它再次强调了行政机构做出决策必须严守正当程序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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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第一联合建筑公司诉巴尔德斯案，G.R. No. 154108，2008年12月10日

本案确立了菲律宾最高法院关于追索不良贷款案件时效的裁决，案件时效自发现违规行为之时开始计算，而非行为发生之时。此外，本裁决强调了申诉专员在决定是否提起刑事诉讼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法院通常不干预专员行使其调查和起诉权力，除非存在充分且令人信服的理由。这项裁决对政府追回涉嫌违规的不良贷款具有重要影响，但也尊重了申诉专员的独立性。

不良贷款之谜：政府能否追回，时效如何界定？

本案源于总统特设不良贷款调查委员会（Ad Hoc Committee）指控米德兰水泥公司（Midland Cement）及其负责人存在违规贷款行为。委员会于1998年向时任申诉专员德谢尔托（Aniano Desierto）提起申诉，指控米德兰水泥公司及其负责人违反了《反贪污贿赂法》（Republic Act No. 3019）。申诉的核心是米德兰水泥公司在1968年从菲律宾开发银行（DBP）获得的大额贷款，该贷款被指控抵押不足、资本不足，且存在其他违规行为。然而，申诉专员最初以时效已过为由驳回了申诉。

特设委员会随后提交了复议动议，理由是最高法院此前在类似案件中裁定，追诉时效应从发现违规行为之时开始计算。申诉专员办公室重新评估了该案，但最终于2000年以证据不足为由再次驳回了申诉。这一决定促使特设委员会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质疑申诉专员的决定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该案件的核心问题在于，不良贷款案件的时效应如何计算，以及申诉专员在决定是否提起刑事诉讼方面拥有多大的自由裁量权。

最高法院在判决中首先确认了此前确立的原则，即《反贪污贿赂法》项下的犯罪追诉时效应从发现犯罪行为之时开始计算，而非从犯罪行为发生之时开始计算。本案中，被告雷耶斯（Alicia Ll. Reyes）辩称，政府早在1987年DBP将其资产转让给共和国时就已发现该等不良贷款。然而，最高法院认为，由于米德兰水泥公司只是众多不良账户之一，不能简单地认为资产转让本身就揭示了该等账户存在违规历史。最高法院认为，更合理的推断是，违规行为的发现时间应在1992年特设委员会成立之后，因为正是该委员会进行了彻底调查。因此，时效尚未到期。

不过，最高法院最终仍然维持了申诉专员驳回申诉的决定，理由是法院通常不干预申诉专员行使其调查和起诉权力。法院强调，除非存在充分且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应尊重申诉专员的判断。法院认为，申诉专员在2000年的决议中详细解释了证据不足以支持起诉的原因，其中包括米德兰水泥公司最初的贷款已经提供了充分的担保，以及DBP在1972年收购米德兰水泥公司后批准的后续贷款是为了保护双方的利益。这些解释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不足以推翻申诉专员的决定。

根据《反贪污贿赂法》第3(e)条，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1)被告是公职人员或与公职人员共谋的私人；(2)上述公职人员在履行其公务或与其公共职位相关的情况下实施了被禁止的行为；(3)他们对任何一方，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4)这种损害是通过给予这些方不正当的利益、优势或偏袒造成的；(5)公职人员的行为存在明显的偏袒、明显的恶意或严重的不可原谅的疏忽。另一方面，根据该法第3(g)条，犯罪的构成要件包括：(1)被告是公职人员；(2)他代表政府签订合同或交易；(3)该合同或交易对政府构成重大且明显的损害。

最高法院指出，DBP在1972年收购米德兰水泥公司是本案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此之前，DBP和米德兰水泥公司是两个独立的实体，它们的利益是截然不同的。在此之后，DBP不仅是米德兰水泥公司的债权人，也是其所有者，因此DBP的利益与米德兰水泥公司的利益息息相关。最高法院认为，在DBP收购米德兰水泥公司后，再指控DBP官员向米德兰水泥公司提供不正当的利益或偏袒是不合理的，因为DBP的目的是为了挽救其投资，而不是为了让米德兰水泥公司的股东受益。换言之，公司接管后的利益分配已经不能简单地界定为不正当利益。

本案再次确认了最高法院在涉及不良贷款案件中的一贯立场，即尊重申诉专员的自由裁量权。虽然最高法院承认不良贷款给政府造成了损失，但仅凭损失本身不足以证明DBP官员存在犯罪行为。要提起刑事诉讼，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银行官员故意违法给予某些私人或企业优惠待遇，或放松监管，从而使其受益。如果缺乏此类证据，申诉专员没有发现表面证据（prima facie）支持对被告提起诉讼，也是无可厚非的。

常见问题解答（FAQs）

总而言之，本案不仅确立了菲律宾法律中追诉腐败和不良贷款案件的时效标准，还强调了申诉专员办公室在评估此类案件中的作用。最高法院的裁决确认了法院在很大程度上尊重申诉专员的判断，从而在追究公共问责制和保护个人免受不实指控之间取得了平衡。本案强调，要成功追回不良贷款，需要在合理的时间内收集并提交确凿的证据，才能使政府官员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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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总统专案组诉德谢尔托案, G.R No. 147723, 2008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