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裁定，警察局长没有因为未能将未经证实的袭击事件记录在案而构成玩忽职守。本裁决强调了警察职责的范围及其维护的记录类型。对执法部门而言，此案明确了责任范围，确保警方不会因为未能记录所有事件而受到不当处罚，尤其是当所称事件未经证实或未构成刑事犯罪时。这意味着警察可以专注于记录相关事件，而不必因疏忽职责的指控而陷入瘫痪，从而更有效地履行维护治安的职责。

警察记录义务：未能记录不实指控的后果

达尔文·D·瓦尔德拉斯警官因未能记录被指控的袭击事件而面临疏忽职责的指控，而此袭击事件后来未经证实。此事源于维尔马·O·苏尔斯在东萨马省塔夫特警察局与弗朗西斯科·阿达林市长发生争执之后。苏尔斯声称市长袭击了她，瓦尔德拉斯警官未能在警察记录簿上记录这一事件。此案促使最高法院考虑警察的职责和记录标准，并明确界定警察因行政目的可以合理期待的责任范围和行为。

在菲律宾，当公务人员宣誓就职时，即表示其有义务忠实履行其职责，运用合理的技能和勤勉，并主要为公众利益行事。**公务人员必须谨慎、小心和专注，就像谨慎的人管理自己的事务一样。** 因此，期望公务员和雇员在履行其办公室的职责和职能时极其勤勉和谨慎。未能这样做可能导致该公务员或雇员因玩忽职守而承担行政责任。疏忽是指未能履行义务所要求的勤勉，并且与人员、时间和地点的具体情况相符。

简单玩忽职守是未能注意任务或因粗心或漠不关心而无视职责。简单玩忽职守被列为公务员行政案件统一规则第 52(B)(1) 条下的较轻罪行，首次违规的处罚是停职一个月零一天至六个月，第二次违规的处罚是解雇。在行政诉讼中，**认定有罪所需的证据数量是实质性证据，或一个有理性的人可能接受为足以支持结论的相关证据。** 申诉人负有提供实质性证据证明其指控的责任。当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某人对被申诉的不当行为负责时，即满足实质性证据的标准，即使此类证据可能并不具有压倒性或甚至占优势。

中律宾申诉专员辩称，即使没有证据表明苏尔斯女士受到阿达林市长的身体伤害，警察记录簿上也应该包含对该被证伪的袭击事件的书面记录。上诉法院甚至更进一步地断言——即使根本没有发生袭击，警察记录簿也至少应该说明苏尔斯女士受到阿达林市长和阿德尔副市长的严厉斥责。法院认为，申诉专员和上诉法院都试图规定警察记录簿中应该包含的内容，这与此规则完全背道而驰。

警察记录簿是一本记录向警方报告的刑事案件的书籍。它“包含所有犯罪事件报告、逮捕的正式摘要以及在警察局报告的其他重大事件的每日登记”。但这些仅仅是在警察局记录所发生事件的一个时间点。法理学认为，不应对警察记录簿中的条目给予不适当的重要性或证明价值，因为它们不是其内容真实性的证据，而仅仅是记录这一事实的证据。 **这些条目通常是不完整且不准确的，有时是由于片面的建议或缺乏建议或询问。** 重要的是要理解，警察记录簿不是一份警察局四角发生的事件的会议纪要，也不是一份记录任何人希望记录的内容的日志。

作为官方警察文件，警察记录簿只能包含其定义中规定的事项——刑事案件、逮捕的正式摘要以及向警方报告的其他重大事件。根据最高法院的说法，很难制裁一名警察因为没有在警察记录簿上记录一起袭击事件，而据记录显示，这起事件从未发生过。假设苏尔斯女士确实在警察局内受到了严厉斥责或谴责，这并不会自动构成必须记录在警察记录簿上的刑事案件或相关的重大事件。瓦尔德拉斯警官不应因为未能记录未经证实的事件或记录那些即使发生也不构成刑事行为的事件而受到惩罚。

常见问题解答

总而言之，最高法院的裁决强调了记录犯罪事件和其他重大事件在警方职责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划清了其职责范围。在要求警官承担责任与确保他们不会因记录那些既非犯罪事件也不是对政府构成真正威胁的轻微事件而面临不适当的行政处罚之间，必须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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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Short Title, G.R No., DATE

菲律宾最高法院在一起案件中强调，公职人员与私人勾结，在政府采购中给予后者不正当利益，即使没有对政府造成实际损害，也可能违反《反贪污腐败法》。此判决强调了公共服务中的诚信，并明确了私人与公职人员串通舞弊的法律责任。此案的判决结果提醒所有参与公共事务的个人和实体，必须严格遵守道德和法律标准，以维护公共利益和确保公平竞争。

当不正当利益遇上公务：维拉纽瓦案中的官商勾结疑云

本案的核心是，罗德里戈·德里奎托·维拉纽瓦（Rodrigo Deriquito Villanueva）作为私营公司AM-Europharma Corporation的总裁兼总经理，被指控与伊洛伊洛省Janiuay市的公职人员串通，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药品采购合同，违反了菲律宾共和国第3019号法案（RA 3019）第3条(e)款，即《反贪污腐败法》。法院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维拉纽瓦作为私人，是否可能因与公职人员串通给予其公司不正当利益而承担法律责任，即使没有证据表明政府因此受到实际损害。

案件始于Janiuay市政府与卫生部之间的协议，旨在购买药品以应对紧急情况。随后，市政府发起了药品采购招标，维拉纽瓦的公司AM-Europharma和Mallix Drug Center参与了投标。然而，在招标时，AM-Europharma的资质已被卫生部暂停，且维拉纽瓦同时拥有这两家公司。尽管存在这些问题，Janiuay市的公职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仍将合同授予了AM-Europharma和Mallix Drug Center，总金额超过1300万菲律宾比索。事后审计发现，此次招标存在多项违规行为，包括未通知审计办公室、未要求中标者提交履约保证金，以及允许由同一人控制的公司参与竞标。最终，案件被提交至申诉专员办公室进行调查，最终导致维拉纽瓦和相关公职人员被起诉。

反贪法庭（Sandiganbayan）裁定，维拉纽瓦与公职人员合谋，通过给予其公司不正当利益，违反了RA 3019第3条(e)款。最高法院在审查此案时，强调了反贪法庭对此类案件的管辖权，并指出其事实认定对最高法院具有约束力。尽管如此，最高法院也承认存在例外情况，例如当反贪法庭的结论完全基于猜测或误解事实时。然而，在本案中，最高法院认为这些例外情况并不适用。法庭引用《刑事诉讼规则》第110条第6款，强调起诉书必须明确指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并认定对维拉纽瓦的指控符合法律要求。

最高法院进一步解释了RA 3019第3条(e)款的要素，其中包括被告人必须是履行行政、司法或公务职能的公职人员，并且其行为必须具有明显的偏袒、恶意或重大过失。此外，该行为必须导致任何一方（包括政府）受到不正当损害，或给予任何私人不正当利益、优势或偏袒。法庭强调，造成不正当损害或给予不正当利益是两个独立的行为，只要存在其中一种行为，就构成违反RA 3019第3条(e)款。在本案中，维拉纽瓦被控通过与公职人员串通，使其公司获得不正当利益。最高法院还驳回了维拉纽瓦关于政府采购属于“紧急采购”的辩护，指出紧急采购必须符合《1991年地方政府法典》第368条规定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在本案中并未满足。

法院强调，私人与公职人员串通也可能触犯《反贪污腐败法》。此前“人民诉吴案”（People v. Go）确立了私人与公职人员共谋贪污腐败行为的责任。 维拉纽瓦参与投标和接受中标的行为，即使投标过程存在明显缺陷，也表明他与公职人员之间存在共谋。最高法院还强调，维拉纽瓦是AM-Europharma Corporation的总经理和主要股东，同时也是Mallix Drug Center的唯一所有者。维拉纽瓦试图利用AM-Europharma的公司面纱来逃避责任，但法院认为，当公司面纱被用作实施欺诈或非法行为的手段时，可以揭开公司面纱，将其视为个人的集合。

总而言之，最高法院维持了反贪法庭的判决，确认维拉纽瓦犯有违反RA 3019第3条(e)款的罪行。该判决强调了公职人员在政府采购中必须保持诚信，并明确了私人与公职人员串通舞弊的法律责任。它还强调，即使没有证据表明政府受到实际损害，给予私人不正当利益也可能构成犯罪。

FAQs

总之，维拉纽瓦诉菲律宾案明确了即使没有实际损害，私人在与公职人员串通的情况下，也可能因给予不正当利益而触犯反腐败法，这一判决强化了公众对公共采购诚信的期望。 对于本裁决在特定情况下的适用有疑问，请通过联系或发送电子邮件至frontdesk@asglawpartners.com联系ASG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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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维拉纽瓦诉菲律宾案, G.R. No. 218652, 2022年2月23日

最高法院驳回了萨拉尼布·巴特里纳（Salacnib F. Baterina）的上诉，维持了桑迪甘巴扬（Sandiganbayan）的裁决，该裁决认定申诉专员（Ombudsman）有权对其案件进行事实调查。法院认为，在提起诉讼前进行调查并不违反巴特里纳的合法程序或加速审判的权利。这一裁决强调了申诉专员在调查和起诉公共官员腐败行为方面的广泛权力，对那些面临申诉专员办公室调查的个人具有实际意义，并强调了遵守正当程序的重要性。

PDAF争议：申诉专员能否在初步调查之外寻求真相？

巴特里纳案的核心问题在于申诉专员是否有权在启动初步调查后下令进行事实调查。此案源于对前众议员萨拉尼布·巴特里纳滥用优先发展援助基金（PDAF）的指控。在收到国家调查局（NBI）的投诉后，申诉专员办公室随后展开了自己的事实调查，并基于调查结果对巴特里纳提起了多项腐败指控。巴特里纳质疑这些指控，声称申诉专员的调查程序存在缺陷，侵犯了他的正当程序权利。

巴特里纳认为，申诉专员在已经对国家调查局（NBI）的投诉启动初步调查后，再启动新的事实调查是没有权力依据的。他认为，申诉专员的规则不允许对已完成的事项进行重复调查。而法院不同意他的观点。《申诉专员办公室行政命令第07号（OMB AO No. 07）第二条规定：

第2节。评估。——在评估投诉后，调查人员应建议是否可以：
a) 因明显缺乏价值而直接驳回；
b) 提交给被告评论；
c) 背书给对案件有管辖权的适当政府办公室或机构；
d) 转交给适当的办公室或官员进行事实调查；
e) 提交进行行政裁决；或者
f) 进行初步调查。

最高法院明确指出，申诉专员有权进一步调查事实，以确保所有相关信息都已收集。它强调申诉专员的角色是宪法赋予的，旨在促进公共服务中的诚信。法院表示，申诉专员的调查权力具有广泛的范围，不应受到不合理的限制。国家调查局的调查性质上仅具有调查和信息收集作用，没有司法或准司法权力，因此申诉专员可以进行独立调查。即使是案件已经提交法院审理，最初调查机构的行为的正确性问题也就变得没有意义。

法院驳斥了巴特里纳的观点，即申诉专员的事实调查旨在捏造证据。法院认为，申诉专员有权进一步调查事实，以确保所有相关信息都已收集。它强调申诉专员的角色是宪法赋予的，旨在促进公共服务中的诚信。质疑初步调查程序或申诉专员发现理由充分性的论点，因巴特里纳已被提审而失效。法院强调，质疑申诉专员的调查结果应在审判中提出，并在此过程中呈现所有证据。

关于正当程序的指控，最高法院认为巴特里纳已经有机会为自己辩护。尽管他声称他提交给申诉专员办公室的宣誓书没有被考虑，但法院指出，他后来提交了复议动议，让他有机会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个补救措施治愈了初步观察中的任何表面上的缺陷。《内斯特尔菲律宾公司诉普埃丹等案》重申， “提出复议动议可以纠正[对正当程序]遵守中的任何表面上的缺陷。”因此，即使巴特里纳的初始辩护没有被正式承认，他行使复议的权利确保他获得了公正的听证。

关于快速处理案件的权利，法院也不同意巴特里纳的观点。法院应用了Corpuz诉桑迪甘巴扬案中规定的四因素测试：拖延的时间长短、拖延的原因、被告主张其权利以及对被告的偏见。法院认为，考虑到案件的复杂性，并没有过度拖延。该案件涉及大量交易，涉及多个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此外，巴特里纳未能及时主张他要求快速处理案件的权利。法院发现三年零三个月零十八天的时期是合理的，并没有损害巴特里纳的权利。

巴特里纳案进一步巩固了申诉专员在调查公共官员不当行为方面的权威。法院明确表示，申诉专员在行使其宪法授权时具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并且不得因程序技术而受到阻碍。此案强调了个人需要遵守调查，并及时提出他们的担忧。它提醒大家注意申诉专员对腐败行为进行调查和起诉的重要作用，而这一裁决重申了调查需要完全透明。正如菲律宾最高法院在这个判决中所强调的那样，公民必须坚持公共官员对腐败采取正直的调查方法，因为这将有助于提高政府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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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This analysis is provided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only and does not constitute legal advice. For specific legal guidance tailored to your situation, please consult with a qualified attorney.
Source: Salacnib F. Baterina v. The Sandiganbayan, G.R. Nos. 236408 and 236531­-36, July 07, 2021

本案裁决，即使官员的行为存在疏忽，如果缺乏充分证据表明其行为与最终结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则不应承担行政责任。最高法院推翻了申诉专员对一名被指控未能妥善处理一份非正式命令的官员处以罚款的决定。法院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该官员的疏忽与该命令最终出现在案件记录中有关，并撤销了行政处罚。该判决强调了行政案件中举证责任的重要性，并阐明了行政责任与行为的后果之间的联系。

不当处理命令？解析行政疏忽责任

本案的核心在于确定一名地方行政改革裁决员（PARAD）——Arolf M. Ancheta，是否因未能正确处理一份非正式命令而应承担行政责任。申诉人 Villa 声称 Ancheta 的行为构成了玩忽职守和违反共和国法令第 3019 号的行为，因为 Ancheta 非法发布了一份命令，批准撤销 Villa 的一项执行令。关键问题在于确定 Ancheta 在其职责范围内，是否对非正式命令的处理存在疏忽，以及这种疏忽是否构成应受处罚的行政不当行为。

最初，申诉专员认定 Ancheta 存在简单玩忽职守，并处以罚款以代替停职。申诉专员的调查结果基于这样一种理论，即 Ancheta 在回避案件后，未能撕毁或删除非正式命令。然而，申诉专员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 Ancheta 的行为与该命令在案件记录中的最终出现有关，也未能证明 Villa 因此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或偏见。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一决定，认为行政机构的调查结果必须有实质性证据的支持，在本案中，举证责任并未得到满足。

最高法院强调，行政案件中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事实调查。在本案中，申诉专员承认，没有任何相关和充分的证据表明 Ancheta 与非正式命令被纳入案件记录有关。事实上，调查显示，该命令是由 DARAB 区域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并入案件记录的。法院认为，即使 Ancheta 确实对该命令的处理存在疏忽，也没有证据表明其行为与非正式命令在 DARAB 区域办事处浮出水面有任何关联。没有链接意味着没有责任。

正如申诉专员“努力追踪 Ancheta 与所谓的违规命令在 DARAB 区域办事处浮出水面的联系”一样，法院也难以认同申诉专员对 Ancheta 的行政责任认定。

玩忽职守意味着雇员或官员未能适当关注对其任务的预期，表明漠视职责是由于粗心大意或漠不关心。要对个人实施这种行政处罚，必须表明被告的行为明显不合理，以致他们没有行使应有的注意义务和谨慎态度。仅仅疏忽本身是不够的；还必须证明对法律义务或对预期标准的明显背离。本案的调查结果不足以满足这种标准。

此外，法院还强调了事实与环境背景的重要性。法院进一步认为，认定 Ancheta 未能撕毁或删除该命令仅仅是猜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即使 Ancheta 这样做了，该命令是否还能以其他方式被纳入案件记录中。在行政听证会中，任何针对公务员的不利发现都必须得到扎实的证据支持，而仅仅推测或推断是不够的。

事实上，当涉及质疑机构或其他行政机构的裁决时，法院的通常做法是暂停。然而，如果机构的裁决无法用实质性证据证明，法院的这种态度必须得到修正。法院承认，它已经确定必须撤销申诉专员的案件记录。本案中申诉专员的决定完全由猜测决定，而且它所考虑的调查结果也未在裁决中确定。

这一判决结果突出了行政责任法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明确将公务员的疏忽行为与不良结果联系起来。法院强调，任何责任认定都不能仅仅基于推测或偶然联系，而必须以充分的证据证明存在真正的因果关系。它进一步强调，必须保证每一个证据都是合理的。总之，法院没有提供足够合理的发现来确定，Ancheta未能充分履行其对相关非正式命令的职责。正因为如此，最初的法院最终支持了申请。

常见问题

法院在本案中的结论对于行政机构如何评估和实施行政责任提出了重要的观点。这强调了在执行与公务员相关处罚时，健全的因果关系推理和扎实的证据的重要性。未来的行政调查和处罚必须遵循这一先例，确保行动的公平性，并严格遵守建立的证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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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Atty. Arolf M. Ancheta v. Felomino C. Villa, G.R. No. 229634, 2020年1月15日

根据最高法院的裁决，一旦申诉专员办公室解雇地方民选官员的命令得到执行，即使该官员已及时提出上诉，质疑本可以阻止解雇生效的上诉，被解雇的官员也会因此失去职位。 丧失职位所有权构成该官员完整任期的非自愿中断服务。

职务撤职后如何再次竞选？

本案涉及埃德加多·A·塔拉多省长与选举委员会、诺贝托·B·维拉明和塞南德罗·M·贾尔加拉多之间的争议。 塔拉多省长在 2010 年、2013 年和 2016 年当选为北卡马里内斯省省长，并在申诉专员办公室的三起行政案件裁决后，面临了取消候选人资格的上诉。 私人被申请人声称塔拉多违反了三届任期限制，因此没有资格再次竞选，根据《菲律宾宪法》第 X 条第 8 节规定，地方民选官员的任期为三年，任何此类官员的任期不得超过三届连续任期。塔拉多反驳说，在他 2016-2019 年的第三任任期期间，申诉专员的免职令被执行，这构成了强制中断，因此允许他竞选第四届任期。

选举委员会第一庭同意被申请人的意见，裁定塔拉多因已连续三个完整任期而被取消竞选资格，他的暂停和免职不构成任期中断，因为他并未因此失去职务头衔。申诉专员办公室的解雇决定尚未最终确定。 因此，有关的关键问题是，申诉专员办公室的行政解雇令是否被视为非自愿中断公职官员的任期，从而允许官员寻求超出三届任期限制的职位。 本案突显了三个连续任期规则在菲律宾政治中的微妙之处。 在涉及解雇令的情况下，该规则旨在防止在特定地方政府职位上积累过多的权力。

总检察长办公室（OSG）代表人民，主张申诉专员就申诉人免职作出的决定应视为任期中断，因为他因此停止行使职务的职能和特权，应被视为未完全履行其第三届省长任期，理由是他非自愿地丧失了该职位的所有权。 重要的是，总检察长对这些诉讼采取了立场，申明执行申诉专员的决定相当于任期中断，并引用了 Lonzanida v. COMELEC 案，在该案中，最高法院认定，如果民选官员在任期届满前被命令离开其职位，则不能被视为已完成整个任期；当 DILG 命令申诉人腾出其职位时，申诉人的第三届省长任期被有效中断两次；申诉人丧失该职位的所有权通过以下事实体现：Pimentel 宣誓就任省长，并履行所有职能和职责。

最高法院在此案中的多数意见认为，当 DILG 执行免职决定时，塔拉多失去了其职位的所有权。因此，这些免职是塔拉多 2016-2019 年任期的非自愿中断，这意味着他不能被视为已完全完成了三个连续任期。法院推翻了选举委员会的决议，承认强制中断允许塔拉多竞选公职，并强调“一个任期（中断）包括至少非自愿丧失职位所有权，且公务员已非自愿地离开其职位一段时间（无论长短），才能发生有效的中断”，最高法院指出，申诉专员办公室的规章规定，即使行政案件判决被及时上诉，也应立即执行；被执行的决议是申诉专员办公室的决议，无论其是否最终确定，申诉专员办公室对决议的效力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总之，法院裁定，尽管此前被免职，但在 2019 年大选期间寻求同一民选职位的塔拉多并未丧失资格。 选举委员会在命令取消塔拉多在 2019 年大选中的候选人资格证书时，显然滥用了自由裁量权。 重要的是，法庭驳回了 COMECLEC 和私人应诉方的主要论点，支持该上诉，最高法院采取的立场进一步维护了以下宪法原则，即限制任何一名民选官员在一个地方政府职位上连续任职的时间超过三个任期，认识到解雇令被执行的后果构成了对这种任期完整性的非自愿中断。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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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裁定，虽然申诉专员有权就其裁决的行政案件提出上诉，但如果申诉专员的干预动议是在判决作出后提出的，则该动议应被驳回，除非有特殊情况。该裁决强调了在判决作出前及时干预的重要性，并维持了上诉法院的裁决，上诉法院对一名官员因违反道德规范处以较轻的处罚。

迟复申诉信件：申诉专员能否干预案件结果？

本案的核心问题是，申诉专员在行政案件中是否具有介入权，特别是在上诉法院作出判决后。此案源于一名公共官员未能及时回复市民的信件，违反了《公共官员和雇员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申诉专员对该官员处以解雇处分，但上诉法院减轻了处罚。由于申诉专员没有被列为上诉法院诉讼的当事方，因此申诉专员提出一项综合动议，寻求介入此案并推翻上诉法院的裁决。

法院必须决定申诉专员介入的综合动议是否应该被批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仔细权衡及时性和正义的需求。根据规则，只有在判决作出之前才能进行干预，但是这一规则并不绝对。在某些情况下，为了维护更高的正义利益，可以允许在规定的期限之后进行干预。当事人如未被传唤、避免严重不公正和损害、彻底解决当事人提出的实质性问题或解决严重的法律问题时，亦可允许。

本案的事实涉及申诉人 Felix 向被申诉人 Vitriolo 提出的多项投诉。在 Pamantasan ng Lungsod ng Maynila（PLM）和国家体育学院（NCPE）之间的备忘录协议被发现对 PLM 的利益造成损害后，Oliver B. Felix 提交了一份投诉书，指控被申诉人严重渎职、玩忽职守、无能以及履行公务不力。关键是，Felix 声称他于 2010 年 5 月 21 日写信给被申诉人，要求提供一份证明书，声明 PLM 未经 CHED 授权实施第 330 号行政命令下的高等教育同等学分认证计划（ETEEAP）。但是，被申诉人阻止了该证明书的发布。

在 2011 年 8 月 9 日的调解会议上，各方达成协议，其中被申诉人承诺“对 [Felix 的] 2010 年 5 月 21 日和 2010 年 6 月 29 日的提交采取行动，并对 PLM 发布必要的传票和制裁，以便其停止所有非法学术项目”。尽管达成了此项协议，但申诉专员认为被申诉人在回复 Felix 的信件方面行动迟缓，导致 2016 年 12 月 29 日的联合决议中，被申诉人因违反《共和国法》第 6713 号法令第 3（a）和（e）条而被判有罪，并受到免职的惩罚。此决定促使 Vitriolo 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

上诉法院维持了申诉专员的裁决，认定被申诉人因违反第 6713 号共和国法令第 5（a）条而承担行政责任，因为他未能在规定的 15 天期限内及时回复 Felix 的信件。然而，上诉法院认为，免职的处罚过于严厉，与所犯的违规行为不成比例。相反，上诉法院根据公务员行政案件修订规则（RRACCS）第 10 条第 46（F）（12）项的规定，判处被申诉人停职 30 天，该条款将其违规行为归类为轻微违法行为。

在确定是否应允许申诉专员干预上诉法院的诉讼时，最高法院承认其之前在申诉专员诉邦加伊斯案中确立的先例，即申诉专员有权就其已决的行政案件提出上诉。但是，根据《法院规则》第 19 条的规定，只有申诉专员在判决作出之前提出干预动议，才能行使这一权利。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综合动议是在 2017 年 9 月 28 日才提出的，也就是上诉法院于 2017 年 8 月 17 日作出判决之后一个月，因此驳回申诉专员的动议是合理的。

虽然确定申诉专员在行政案件裁决的上诉中具有介入权，但这必须在判决作出之前行使。法院最终认为本案没有例外情况。法院维持了上诉法院的裁决。法院的裁决强调，申诉专员虽然有权干预，但应在判决作出之前提出干预请求，否则将可能被拒绝。

常见问题解答

最高法院的裁决确立了在行政案件中介入时必须遵守的明确程序，以及错过关键期限的后果。此案突显了确保申诉专员等行政机构在保护公众利益方面具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的重要性，同时也重申了诉讼中遵循规则和程序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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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办公室 VS 尤利托，G.R 号，2019 年 6 月 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