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裁定，如果警长未能及时执行法院的命令和定期报告，就构成简单的玩忽职守。本案强调了警长在确保及时执行判决方面的关键作用，以及不履行职责的后果。该裁决强调了法院工作人员的责任和疏忽可能造成的后果，这会影响正义的及时实现。本案明确指出，法院判决应及时执行，防止任何不必要的拖延，否则会对诉讼的胜诉方产生影响。

当职责懈怠遇上正义延误

本案源于一起针对巴勒莫·I·阿吉拉尔（下称“阿吉拉尔”），即奥西idental Mindoro省圣何塞地区审判法院书记员办公室的四级警长提出的行政诉讼。申诉人玛丽莲·梅姆·M·维达·德·阿蒂恩扎声称阿吉拉尔在执行针对一桩刑事案件签发的执行令时存在不当行为和重大过失，该案的案号为 12655，案名为“人民诉埃莱亚扎·坎迪多”。争议的核心是阿吉拉尔未能按照民事诉讼规则及时执行该令并报告其进展情况，这引起了对阿吉拉尔是否因怠于执行法庭判决构成行政违规行为的质疑。此案对警长作为法律执行者的职责和义务提出了重要的质疑。

法院重申，警长执行法院命令的职责本质上是管理性的，不留任何自由裁量权。法院强调，收到令状后，警长有责任以合理的速度按字面意思执行该令状。不能不合理地延期判决的执行，除非法院对其执行加以限制。《民事诉讼规则》第39条第9款详细说明了警长应如何执行金钱判决。规则要求官员从判决义务人处索取判决令状中规定的全额金额和所有合法费用。该规则进一步详细说明了警长可以征收判决义务人的财产以清偿债务。

此外，《民事诉讼规则》第39条第14款规定，在执行令实施后，警长必须将其退回。该规则进一步要求警长如果判决未能在收到令状后三十（30）天内完全清偿，警长应向法院报告并说明原因。警长应每三十（30）天就针对此令状采取的措施向法院提交报告，直到判决完全清偿为止，或者直到其效力到期。本案的争议在于阿吉拉尔未能遵守这些明确的义务。

最高法院发现阿吉拉尔未能在及时执行令状方面有不足，并且未能及时提交执行令的报告。法院驳回了阿吉拉尔因健康状况而导致延误的辩解，法院认为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间隔，在此期间，阿吉拉尔可以在他的病情阻止他之前采取行动。法院强调，规则中引用的规定没有给警长在实施令状时如何履行其职责留下任何自由裁量权。因此，最高法院认为阿吉拉尔的行为构成了简单的玩忽职守，因为阿吉拉尔无视或不在意警长应尽的职责。

本案最终证明警长作为法院代理人以及执行令状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确，警长“的任务是执行法院的最终判决。如果不执行，这些判决对胜诉方而言只是一场空洞的胜利。因此，他们必须遵守其受命执行令状的法定职责，迅速而迅速地执行令状。作为法律的代理人，警长应以应有的谨慎和极度的勤勉来履行其职责，因为在送达法院的令状和程序以及执行其命令时，他们不能犯错，否则会影响其办公室的完整性和司法的有效管理。”此外，如果不对疏忽履行职责的法院人员进行适当处罚，会对公众对法院的信任产生不利影响。

针对阿吉拉尔未能遵守执行令实施程序以及拖延遵守 OCA 的指令提交其意见，最高法院认定其犯有简单的玩忽职守罪。最高法院对阿吉拉尔处以相当于一个（1）月工资的罚款，并严厉警告说，如果重犯相同或任何类似行为，将受到更严厉的惩处。法院选择了罚款而不是停职，以防止因被告停职而导致工作无人照管而对公共服务产生任何不适当的不利影响。根据现行的《公务员行政案件修订规则》第46条（D）项的规定，简单的玩忽职守是一种较轻微的违规行为，首次违规者处以停职一个月零一天至六个月的处罚，第二次违规者则予以解雇。

常见问题解答

最高法院的裁决对所有法院人员来说，是一个警示，要求他们必须及时履行自己的职责，并以应有的勤勉来履行职务。案件中的规定不仅能保障公共信任，而且能为需要司法程序来解决争端的个人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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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案由简称, G.R No., 日期

最高法院裁定，一名行政官员在履行职责时的疏忽导致政府丧失上诉权，这不仅构成玩忽职守，也构成有损公共服务最佳利益的行为。疏忽程度是关键。法院必须权衡涉案人员的行动是否构成“玩忽职守”，可能导致免职，或者“简单疏忽”，可能导致停职。此判决强调了公务员职责的重要性及其对公共服务完整性的影响。此裁决的实际意义在于强调公务员，特别是那些担任行政职务的人员，必须勤勉和警惕，因为他们的疏忽可能会产生重大的法律和公共政策影响。

行政官员的失误：简单疏忽与损害公共服务利益

埃德加·B·卡塔库坦是司法部检察长办公室的行政官员，负责对收到的文件进行条形码扫描。由于他的疏忽，高等法院的命令未及时转发给律师，导致错过了上诉截止日期。问题在于，他的行为是构成足以判处解雇的玩忽职守和损害公共服务利益，还是仅构成应受较轻处分的简单疏忽？

法院需要权衡卡塔库坦疏忽的严重性。一方面，玩忽职守被定义为未能适当注意所需的任务，甚至丝毫不在意或公然违反职责。另一方面，简单疏忽则表示员工未能适当注意自己承担的任务，表明对因粗心或漠不关心而造成的职责的忽视。法院注意到，司法部检察长办公室是政府的首席律师，其作用是在涉及公共政策或保护普遍福利的民事诉讼和特别程序中代表政府。因此，最高法院最终裁定卡塔库坦的行为构成简单疏忽和有损公共服务最佳利益的行为。

法院的推理取决于确定卡塔库坦的疏忽是否仅为无意疏忽或构成对职责的公然漠视。司法部检察长办公室和公务员委员会辩称，卡塔库坦故意隐瞒相关文件，应加重处罚。法院拒绝考虑这一论点，因为它在较低的诉讼程序中未提出，而且涉及与卡塔库坦提出反证的违规行为不同的违规行为。法院指出，尽管该法院驳回了故意隐瞒的主张，但有理由认为卡塔库坦存在疏忽。

尽管法院并未接受有关卡塔库坦故意隐瞒该命令的说法，但它确实认为他的疏忽具有损害司法部检察长办公室的影响。司法部检察长办公室的疏忽行为剥夺了政府对废止婚姻判决提出上诉的权利，损害了政府保护婚姻制度神圣性的宪法授权。因此，法院认为卡塔库坦的行为也有损公共服务最佳利益，这是指损害其公共办公室的形象和正直的行为，无论其行为是否以腐败为特征。

法院裁定有损公共服务最佳利益的行为未违反疏忽原则。法院进一步解释说，公务员法和细则并未定义损害公务最佳利益的行为，但其范围很广，足以涵盖公务人员损害其公共办公室形象和正直的任何行为。卡塔库坦的案件的突出之处在于需要权衡工作描述和疏忽行为的影响。法院认识到对公务员进行与其职位相关技能的培训的重要性。即使卡塔库坦的正式职责是进行条形码扫描，但他作为行政人员的经验意味着他应该能够识别来自法院命令的文件的重要性。换句话说，法院期望更高的警惕水平，因为他过去的经验会让他能够适当地分类文件，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在处罚方面，法院依赖于《公务员委员会备忘录通告》第 19 号第 55 条，该条例规定，如果一名被告被判犯有两项或多项罪名，则应处以最严重罪名相应的处罚，其余的应视为加重情节。在本案中，玩忽职守是一种较轻的罪行，可判处停职一个月零一天至六个月；而有损公共服务最佳利益的行为是一种严重罪行，可判处停职六个月零一天至一年。由于没有适当辩护和证明的减轻或加重情节，卡塔库坦应被处以停职八个月的处罚，同时考虑到玩忽职守作为加重情节。

因此，最高法院的最终裁决强调了政府公务员（特别是那些担任行政职务的人员）必须在职责范围内保持勤奋的重要性，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更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在他们无意中的疏忽对政府保护社会中某些制度的合法性所产生的影响方面。

常见问题解答

该判决告诫司法部检察长办公室的政府行政人员及其职员应履行对法律和程序的义务，以促进公众服务，否则可能要承担与其行动严重性成比例的责任。疏忽和漠视对公务部门没有位置，需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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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v. Catacutan, G.R. No. 224651, 2019年7月3日

本案涉及对法庭工作人员未能正确送达听证通知书的指控，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案件的核心问题是法庭工作人员，特别是书记员和法警，在履行职责时的疏忽大意，以及法官在行政管理和监督方面的责任。本案不仅关乎程序正义，也关系到当事人是否能充分行使辩护权。法院最终认定书记员和法警犯有玩忽职守罪，并对法官因未能勤勉履行其行政职责而处以罚款。这一判决强调了法庭工作人员在确保程序正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法官在监督和管理其下属方面的责任。

送达通知书的缺失：程序正义与行政监督的考验

本案源于一起小额索赔案件，原告 Raquel L. Banawa 和 Simone Josefina L. Banawa 指控当时的审判法官 Marcos C. Diasen Jr.、法庭书记员 Victoria E. Dulfo 和法警 Ricardo R. Albano 存在重大过失和对法律的重大无知。起因是Standard Insurance Co., Inc. 提起的诉讼中，被告声称未收到听证通知，导致其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判败诉。因此，案件的核心法律问题在于，当事人未收到听证通知是否构成程序上的不正当，以及法庭工作人员在确保所有当事人得到充分听证机会方面的责任。

案件的焦点在于 Metropolitan Trial Court of Makati City 第 62 分庭处理 Small Claims No. 12-3822 的过程。原告声称，他们虽然提交了答辩，但未收到任何听证通知，这使得他们无法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随之而来的是，法官 Diasen 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作出了不利于他们的判决。进一步的调查显示，虽然 Standard Insurance 公司的代表出席了这些听证会，但案件记录中却没有任何听证通知送达的记录，这一事实引发了对书记员 Dulfo 和法警 Albano 是否尽职尽责的质疑。

行政法院院长办公室（OCA）的报告指出，Dulfo 和 Albano 都未能履行其职责。OCA 认为，Dulfo 作为法庭书记员，有责任确保听证通知书送达给原告，从而保障他们出庭应诉的权利。Albano 作为法警，未能尽最大努力将听证通知书送达给原告，这表明他对法庭程序的严肃性缺乏应有的重视。虽然 OCA 免除了法官 Diasen 的重大过失和对法律的重大无知指控，但认为他未能勤勉履行其司法职责，因为如果他对记录进行更细致的审查，他本可以注意到原告没有收到听证通知书。

法院强调，法庭书记员对法庭的所有工作人员具有行政监督权，负责保管法庭的记录和印章，发出程序令，并应请求提供经认证的副本。另一方面，法警的职责是送达法官和/或法庭书记员指派的通知和其他法庭程序。本案中，原告未收到 2012 年 11 月 29 日、2012 年 12 月 11 日、2013 年 2 月 19 日和 2013 年 3 月 19 日的听证通知书。这些通知书也明显从 Small Claims No. 12-3822 的记录中缺失。虽然 Dulfo 出示了一份日期为 2012 年 10 月 17 日的听证通知书，但没有证据表明该通知书实际已通过亲自或替代送达方式送达给原告，因为该通知书的原件上没有收件人的签名作为收到证明。

法院认定，Dulfo 和 Albano 均犯有玩忽职守罪，即未能充分重视其职责。鉴于他们的疏忽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原告无法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情况下作出判决），但考虑到这是他们的初犯，法院认为暂停职务两个月是适当的。法院还认为法官 Diasen 未能遵守司法行为准则，该准则要求法官勤勉履行行政职责，保持法庭管理方面的专业能力，并协助其他法官和法庭工作人员履行行政职能。法官对 Dulfo 和 Albano 的行政失误负有部分责任，因为如果他对记录进行更细致的审查，他本可以注意到听证通知书的缺失。鉴于法官 Diasen 已于 2017 年 1 月 27 日退休，法院判处他 20,000 比索的罚款，从其退休金中扣除。

FAQs

本案强调了法庭工作人员和法官在维护司法公正方面的共同责任。确保所有当事人收到适当的通知，并有机会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是任何公正的法律体系的基石。法官不仅要对法律有深刻的理解，而且还要有效地管理法庭，并监督其工作人员的工作。未来的案件将继续受到本案确立的原则的影响，并提醒人们，维护司法公正需要所有相关人员的勤勉和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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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RAQUEL L. BANAWA AND SIMONE JOSEFINA L. BANAWA VS. HON. MARCOS C. DIASEN, JR., A.M. No. MTJ-19-1927, June 19, 2019

本案核心是公众信任，最高法院维持了行政官员因违反《反贪污腐败行为法》第 3(e) 条而被定罪的判决。本案明确指出，公职人员不能为了让私人公司受益，而无视规章，允许在未经适当许可的情况下开展施工。这种疏忽行为被视为玩忽职守，公职人员不能凌驾于其之上。违规者将会因疏忽职守导致的不当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当历史保护遇到政治渎职时

多米纳多·C·费雷尔被指控犯有《反贪污腐败行为法》第 3(e) 条规定的罪行，原因是他身为菲律宾王城区管理局（IA）局长期间，向海外建筑开发公司（OCDC）提供了不正当的好处。这些好处源于在没有进行公开招标的情况下，授予该公司涉及 Baluarte de San Andres、Revellin de Recolletos 和 Baluarte de San Francisco de Dilao 的租赁合同。最重要的是，费雷尔允许该公司在没有获得 Intramuros Charter 和国家建筑规范要求的建筑许可证或批准的情况下，建造新结构。这起案件将核心放在公职人员的职责、不遵守程序造成的后果，以及这两者对公共利益的影响。

案件的核心在于检察院的主张，即费雷尔通过在王城区未经授权施工的行为给予了 OCDC 不应有的利益。证据显示，OCDC 未经技术委员会的批准就开始施工，该委员会的批准是获得建筑许可的前提。委员会发现，未经授权的施工破坏了王城墙的完整性。维克多·B·雷耶斯作证说，已向 OCDC 发出违规通知，但费雷尔没有签署，尽管该公司在没有适当许可的情况下继续施工。控方由此建立了玩忽职守的模式，使 OCDC 在公共利益面前获得了不正当的优势。另一方面，费雷尔辩称，在租赁协议生效之前，已经发放了用于在争议区域进行场地开发和现场视察的许可证书。他辩称，旅游部部长参与了租赁协议的决策，他也在采取纠正措施减轻违规行为的责任，但这些说法并没有减轻费雷尔因违规行为承担的责任。这些许可证的匆忙发放也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即在施工正在进行的情况下，违规行为仍在发生。

对此，Sandiganbayan（反贪法庭）认定费雷尔犯有《反贪污腐败行为法》第 3(e) 条规定的罪行。法庭裁定，费雷尔确实玩忽职守，因为他允许在没有获得技术委员会的必要批准的情况下，在王城墙上建造建筑物，这给 OCDC 带来了明显的好处。重要的是，法庭认定，费雷尔身为公职人员，负有维持管理程序的义务，他未能履行这一义务，违反了法律规定。重要的是，法庭认为费雷尔是一名公职人员，有责任遵守管理程序，未能履行义务构成了违规行为。法庭的结论强调了这样的原则，即公职人员不能有意无视程序，尤其是在涉及历史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费雷尔对该决定的上诉被驳回，法院认为上诉没有依据。法院强调，在对 Sandiganbayan 的上诉中，只能提出法律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由于被告未能证明 Sandiganbayan 在评估证据时存在错误，因此维持了定罪。该案的核心论点是，未经必要许可或许可证，对建筑物进行改建属于渎职。这明确强调了政府许可证书在施工项目中的重要性。

第 3 条。公务员的腐败行为。除现行法律已惩罚的公务员的行为或不作为外，下列行为构成任何公务员的腐败行为，并在此宣布为非法：

x x x x

(e) 在履行其行政或司法职能时，通过明显的偏袒、明显的恶意或重大不可原谅的过失，对任何一方（包括政府）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或给予任何私人不正当的利益、优势或优惠。本条规定适用于负责授予执照或许可证或其他特许的机关或政府公司的官员和雇员。

此外，该裁决明确了对构成重大过失的要求。重大过失是指缺乏一丝一毫的谨慎，即在有作为义务的情况下，行为或不作为，不是无意为之，而是故意且有意识地无视后果，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它指的是连粗心大意和考虑不周的人也绝不会在自己的财产上疏忽的事情。在费雷尔的案件中，允许施工在没有必要的许可下进行就构成了重大过失。这表明他对职责的疏忽违反了道德行为标准，并给私人方带来了不正当的优势。

根据《租赁协议》第 4 段，承租人同意“在履行本协议的所有条款、条件和承诺方面，遵守菲律宾共和国适用的法律、条例、法规和规定，特别是共和国第 1616 号总统令中载列的，以及有关建筑施工的王城区条例、规定和规则”。这意味着双方都必须遵守与租赁区域内建筑项目相关的法律、条例、法规和规定。这种有意识的疏忽严重违反了该人的管理义务，反映出粗心大意导致了不利的后果。总而言之，法院维持 Sandiganbayan 的决定，确认费雷尔犯有违反 RA 3019 第 3(e) 条的罪行，这一结果强化了公共职责的重要性。此外，它强调了监管程序的不可侵犯性，尤其是对于国家遗产来说。此案既是对于所有官员的一项有力教训，也是确保问责制和对菲律宾共和国诚信的保证。

常见问题 (FAQs)

多米纳多·C·费雷尔诉菲律宾政府案作为重要的法律先例，重申了廉政和问责制在公共服务中的必要性。该判决提醒说，违背公共信任将会受到严重惩罚。这些处罚强调了一项关键原则，即责任是对政治渎职行为的一种有效制约，对于确保公共部门内部的公平性和正直性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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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简要标题, G.R No., DATE

本案确立了行政程序中的正当程序，尤其是当解雇政府雇员时。最高法院裁定，卡洛斯·R·索纳（Carlos R. Saunar）被不当解雇，尽管行政机构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未能遵守确保公平的规则。这项裁决强调了政府雇员获得公正听证和充分辩护的权利，并因不当解雇而获得了补救措施。

行政程序中的公平：解雇的正当程序

卡洛斯·R·索纳 (Carlos R. Saunar) 曾是国家调查局 (NBI) 的一名区域主管，后来因未能上班而被指控玩忽职守。总统反贪委员会（PAGC）提出了针对他的指控，最终总统办公室（OP）将其解雇。索纳认为，由于他没有被通知对一名 NBI 官员进行的澄清听证会，以及没有充分的机会回应指控，因此他没有得到正当程序。此案的核心问题是行政机关在解雇雇员时必须遵守哪些程序保障措施？法院是否会支持以程序不当为由提出的解雇？

高等法院的裁决围绕着行政诉讼中的正当程序概念展开。该法院重申，虽然行政机构不必完全遵守法院程序，但它们必须尊重某些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包括听证权，允许个人陈述自己的案件并提交证据；考虑提交证据的义务；以及基于相关和实质性证据做出决定的义务。法院借鉴了美国先例，强调了在涉及事实问题的重要决定中，对抗和交叉询问不利证人的重要性。

该法院指出，在Ang Tibay诉工业关系法院一案中，行政机构不必完全遵守严格的程序规则，并给予其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在该案中，法院还提醒说，行政机构有积极的责任使用授权的法律方法获取证据，并告知自己有关争议的重要和相关事实。正因如此，高等法院指出行政部门应尽一切可能确保依据对事实的准确评估做出决定。

在本案中，高等法院发现 PAGC 违反了索纳的正当程序权，未能公平地处理他的案件。PAGC 无视自己的程序规则，并且未能将有 NBI 官员参加的澄清听证会通知索纳，因此剥夺了他通过 PAGC 向对方当事人提问的机会。法院强调，正当程序是一个可塑的概念，取决于公平和公正。虽然行政机构的正当程序要求不如司法机构严格，但在这种“合理的机会”之外，不应仅限于提交立场文件和/或宣誓书，而且必须给当事方提供检查针对他们的证人的机会。听证的权利是当事方为解决实质性事实问题可能援引的权利，而且当行政机构自己的规则明确规定时，这一权利变得更为必要。此外，法院在Joson诉行政秘书Torres一案中认可了仅依赖立场文件的内在局限性，因为文件的真实性无法轻易确定。通过对证人的询问和交叉询问，行政机构能够更好地找出真相，并反过来做出更准确的决定。

法院还裁定，尽管长期缺勤可能会构成玩忽职守，但严重玩忽职守需要存在过失的明确意图。由于索纳始终遵守指示，并参加了 NBI 发布特别命令所要求的庭审，因此他没有表现出不履行其作为 NBI 官员的义务的任何意图。这些行为推翻了对他玩忽职守的指控，从而推翻了解雇的决定。

鉴于最高法院做出有利于索纳的判决，随之而来的便是其被解雇的性质。高等法院承认索纳被不当解雇后，理应享有被非法解雇的雇员的货币福利。法院参考了Campol诉Balao-as案，阐述了向被不当解雇的雇员授予全额工资背后的理由，强调员工“被视为从未真正离开过办公室”。虽然高等法院已裁定根据对索纳有利的事实驳回并撤销上诉法院的裁决，但是由于其解雇的日期与他达到强制退休年龄的日期之间存在差异，且高等法院认为已不可能恢复到其之前的位置，因此高等法院裁定授予与其非法解雇之日到其退休期间的全额工资相关的货币利益，以及与因解雇而中断的退休有关的相应福利。

常见问题解答

本案为行政诉讼中保护政府雇员的权利提供了重要指导，尤其是关于正当程序和不当解雇的影响。本裁决重申了公平和合理的政府管理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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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确立了一项重要原则：即使未造成明显损害，治安官未能履行法院命令亦构成疏忽职守。关键在于，公职人员有责任严格遵守司法指令，维护司法程序的公正性。不作为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包括行政处罚。

忽视财产清单：治安官职责疏忽的警示故事

此案源于维纳兰多·C·奥兰德里亚对欧赫尼奥·E·富恩特斯（Eugenio E. Fuentes, Jr.）的申诉，富恩特斯是宿务市地区审判法院书记官办公室第四治安官。申诉涉及富恩特斯在民事案件 No. CEB-38633（Pump & Go Power Fuel, Inc. 诉 Venlei Assets Corp. 和以 Unified Petroleum Philippines 名义经营的维纳兰多·西马加拉·奥兰德里亚）中执行扣押令的行为。奥兰德里亚声称，富恩特斯未按法院命令编制被扣押财产清单，因此犯有严重不当行为和玩忽职守罪。此案的核心问题是治安官在扣押财产时，对当事方负有哪些责任和义务？更具体地说，治安官未能清点被扣押财产并进行适当说明，是否构成应予惩罚的违规行为？

奥兰德里亚声称，第七分庭，宿务市地区审判法院（RTC-Cebu）针对其加油站发布了初步扣押令，富恩特斯被指派执行该令。奥兰德里亚进一步称，富恩特斯扣押并控制了他的七个加油站，允许原告安置私人保安人员，并最终获得了对这些加油站的控制权。奥兰德里亚认为，尽管他请求法院指定其他治安官，但遭到拒绝；尽管他要求富恩特斯提供被扣押财产清单，但直至 2014 年 4 月 3 日法院下令富恩特斯编制清单，并说明这些财产的存放地点时，富恩特斯才提出一份日期为 2014 年 10 月 28 日的声明，称这些财产已被原告擅自取走，因此他无法再提供真实准确的清单。奥兰德里亚认为，富恩特斯作为一名法院工作人员，有责任保管和控制被扣押的财产，以便平等地保护双方的利益。富恩特斯的行为构成严重玩忽职守，应予以解雇。

富恩特斯回应说，由于加油站有保安人员驻守，他并没有失去对被扣押财产的控制权，并声称，安置保安人员是治安官的标准操作规程，因为已无法再找到可以存放被扣押财产的保税仓库。他还辩称，亲自看守所有被扣押财产超出了任何治安官的实际能力。高等法院（OCA）建议判决富恩特斯犯有简单玩忽职守罪，并处以 5,000 比索的罚款，并严厉警告称，若再次犯下相同或类似的罪行，将处以更严厉的处罚。高等法院认为，富恩特斯尽管确实得到了 2014 年 1 月 28 日法院判决的授权，可以从被扣押加油站移走设备，但他仍然有义务在场监督设备的移走，以保护申诉人的利益。高等法院进一步裁定，治安官未能履行其保管被扣押财产的职责，构成简单玩忽职守。

最高法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规则》第 57 条，治安官有责任在执行扣押令后，立即向签发扣押令的法院提交报告，详细说明其执行扣押令的情况，并附上一份完整的被扣押财产清单。法院还指出，RTC-Cebu 曾指示富恩特斯编制一份从奥兰德里亚仓库和废品场移走物品的清单。富恩特斯承认未能做到这一点，但声称这是因为各方已达成和解协议，并且原告已根据该协议撤回了某些物品。法院驳回了富恩特斯的论点，认为尽管已经达成了和解协议，富恩特斯仍有义务提供一份财产清单。最高法院裁定，富恩特斯的行为构成简单玩忽职守，原因是“雇员未能充分重视一项要求的任务，或因粗心或漠不关心而未能履行职责”。虽然本案中这一过失并非故意为之，而是由于疏忽和缺乏关注，这仍然构成了简单玩忽职守，必须进行纠正。

最高法院重申了治安官的一般职能和职责，包括送达和/或执行法院和其他机构的所有令状和诉讼程序、保管被扣押的财产或货物、维护令状执行记录簿以及定期向法院书记员提交报告。法院指出，富恩特斯有义务提交其定期报告，并且有义务执行法官分配的任务。法院驳回了富恩特斯的说法，即从被扣押财产中撤回物品是适当的，并且符合当事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强调法官有权决定撤回物品是否适当。法院进一步指出，富恩特斯无权自行决定是否遵守提交清单的命令。最高法院在考虑到申诉人第一次犯下行政违规行为的缓刑情节后，处以相当于一个月的罚款。

常见问题解答

此案告诫公职人员有责任勤勉地履行职责，并严格遵守法院的命令。最高法院对富恩特斯处以的处罚强调了未能履行这些职责的严重性，并确立了需要问责和遵守司法程序的明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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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最高法院对治安官艾伦·弗朗西斯科·S·西卡特在执行令方面的行为不当进行了裁决，因严重渎职、无效率和不当行为将其从公职中开除。该案件涉及西卡特未能遵守法庭规则，包括未经法庭批准直接接受付款和未提交财产出售通知。最高法院强调，治安官必须以应有的谨慎和勤勉履行职责，因为他们在司法行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且任何违规行为都会损害公众对司法机构的信任。这一裁决强调了对法庭人员进行问责的重要性，以维护法律和确保公平公正的诉讼程序。

当职责懈怠遇上司法公正

玛丽亚·塞西莉亚·费尔米纳·T·罗哈斯代表 ROTA 信贷财务公司提起的诉讼，揭露了治安官艾伦·弗朗西斯科·S·西卡特在执行民事案件No. 10-826中的不当行为。罗哈斯女士指控西卡特先生存在严重失职和不当行为，案件的核心问题是治安官在执行法庭判决时应遵守的适当程序是什么，以及未遵守这些程序所造成的后果。这一案件促使最高法院评估法庭工作人员（特别是治安官）的行为是否应受到约束，以维护司法行政的公正性。

调查显示，西卡特先生存在多项违规行为。首先，他未能向法庭提交费用估算。法律规定，治安官必须准备一份费用估算并提交给法庭批准。其次，他接受了来自原告的直接付款，而没有将费用存入法院书记员办公室。《法院规则》明确规定，禁止治安官直接接受付款，以避免任何利益冲突或不正当行为的嫌疑。违反这一规则的行为本身就构成了不当行为。第141号规则第10节对此有着明确的规定：

关于治安官在执行根据法院命令或裁决签发的执行令或保障被查封、扣押或扣押的财产方面的费用，包括每公里里程费、警卫费、仓储费和类似费用，当事人应支付由治安官估算的上述费用，但需经法院批准。经批准上述估算费用后，当事人应将该金额存入法院书记员兼执行官治安官处，该书记员应将该金额支付给指定执行程序的副治安官，并在提交程序回报的同一期限内进行清算。清算应经法院批准。任何未使用的金额应退还给进行存款的一方。副治安官应提交一份完整的报告，连同他的回报，治安官的费用应作为针对判决债务人的费用征收。

更令人担忧的是，西卡特先生未能按时返还执行令，且未能向被告送达出售通知。这些疏忽剥夺了相关方获得正当程序的权利。此外，他对雷纳托·努纳格的财产进行错误扣押，尽管努纳格先生并不是和解协议的一方。当意识到这一错误后，他未经适当的法庭命令便单方面解除了查封。因此，调查法官恰如其分地指出，西卡特先生未能遵循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最终，法院认定，西卡特先生的行为构成了玩忽职守和公务执行不力。他的不当行为损害了公众对司法行政的信心，鉴于他之前的违规历史，法院认为没有理由从轻处罚。

最高法院强调，治安官在司法行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主要职责是执行法院的最终判决。 如果不加以执行，这些判决就会成为胜诉方的空洞胜利。 作为法律的代理人，治安官被要求以应有的谨慎和尽职履行职责，因为在送达法院的令状和程序并执行其命令时，他们不能犯错，否则会影响其办公室的完整性和司法行政的效率。对于他玩忽职守、工作效率低下以及不遵守规则和规章的行为，法院判决开除西卡特先生的职务。这一判决是一项严厉的提醒，即法庭工作人员必须以最高的诚信度和专业精神履行职责。

常见问题解答

最高法院在艾伦·弗朗西斯科·S·西卡特案件中发布的裁决突显了菲律宾司法系统中负责官员维护最高行为标准的关键必要性。这一判决传递了清晰的信息，即严重渎职行为和程序不当行为将不被容忍，那些有义务维护法律的人员将被追究责任。该裁决进一步重申了严格遵守既定协议的必要性，并承诺维护公众对正义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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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简短标题，G.R. No.，日期

最高法院裁定，法官必须及时履行司法职责。延误审理动议可能会导致行政处罚。在本案中，法官因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对动议作出裁决而被处以罚款。然而，关于其法律知识的指控被驳回，因为所提出的争议是司法性质的，应该通过司法补救措施解决，而不是行政诉讼。

法官职责与诉讼公正：迟延裁决的代价

本案源于对卡加延德奥罗市地区审判法院法官 Emmanuel P. Pasal 的行政申诉。律师 Eddie U. Tamondong 指控法官 Pasal 严重无视法律、严重不称职、效率低下和/或玩忽职守。该申诉与 Henmar Development Property, Inc. 提起的特别民事诉讼有关。法官 Pasal 解除了驳回请求的行为是这些指控的核心。

律师 Tamondong 认为，法官 Pasal 在特别民事诉讼中做出的 2013 年 12 月 23 日的决议存在法律错误。律师 Tamondong 辩称，简易审判法院未获得对 Henmar Development Property, Inc. 的人身管辖权。律师 Tamondong 还表示，该法院对标的财产没有管辖权，并且诉讼时效已过。律师 Tamondong 认为，法官 Pasal 解除了申诉的行为表明其对法律存在严重的无知和不称职。除了对法律的无知之外，律师 Tamondong 还质疑法官 Pasal 未能及时处理和裁决 Henmar Development Property, Inc. 的复议动议，认为法官 Pasal 对该动议超过六个月的不作为构成了严重的效率低下和/或玩忽职守。

最高法院指出，仅仅因为对一名法官提起诉讼而对他进行惩罚是不合适的。法院进一步明确了对司法人员提起纪律处分的适当途径。通常，如果在审判中发现任何错误，可以尝试通过复议动议和上诉等司法补救措施来纠正这些错误。只有在这些补救措施之后，律师才可以对法官提出行政申诉。

既定原则和政策是，对法官的纪律处分程序和刑事诉讼既不是司法补救措施的补充或替代，也不是替代司法补救措施。诉诸和用尽这些司法补救措施，以及在相应的诉讼或程序中作出判决，是采取针对有关法官的其他措施的前提，无论其属于民事、行政或刑事性质。

因此，关于严重无视法律或不称职的指控被驳回，因为这些事项属于司法性质，必须首先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然而，法院驳回了对法律无知的指控，因为它属于司法性质，必须首先寻求上诉。法院发现法官 Pasal 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对 Henmar Development Property, Inc. 的复议动议作出裁决存在疏忽。法院澄清说，根据法院规则，复议动议应在提交以供裁决后三十天内解决。

新菲律宾司法行为准则第 6 条第 5 款规定，“法官应高效、公正且以合理的速度履行所有司法职责，包括作出保留的裁决。” 法官 Pasal 在对复议动议作出裁决时超过了此时间，从而违反了他的义务。

鉴于法官 Pasal 在司法部门的任职年限和他之后虽然延误但对动议的裁决，最高法院认可了法院行政管理办公室 (OCA) 的调查结果和建议。法院对法官 Pasal 处以 2,000 菲律宾比索的罚款。法院还警告说，将来再次违反类似的违规行为将受到更严厉的处罚。

常见问题解答

本裁决强调了法官需要有效地管理案件，及时履行司法职责。法官必须在法定时间内处理动议和其他事项，未能在合理的时间内解决这些事项会导致行政处罚，如罚款和警告。对于在诉讼中遇到问题的个人，应首先通过适当的司法途径寻求补救措施，而不是提起行政诉讼。及时审理可保障公正和提高民众对司法系统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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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A.M. No. RTJ-16-2467, 2017年10月18日

最高法院最近对Remedios R. Viesca一案的裁决，深刻地提醒了人们问责制与宽大处理之间的微妙平衡。法院最初判处Viesca女士因严重玩忽职守、严重不当行为和严重欺诈而不予宽恕的处罚，但在复议后，法院减轻了处罚，转而处以罚款。该决定表明，虽然法院坚决维护公共资金管理的最高标准，但它也会考虑减轻处罚的情节，如全额赔偿、长期服务和初犯。这种方法体现了一种更加细致入微的正义，优先考虑情境，并为政府雇员的救赎提供机会。以下分析探讨了法院的推理以及该裁决对未来的潜在影响。

违规行为与宽恕：正义天平上的司法怜悯

Remedios R. Viesca，新怡诗夏省圣安东尼奥市初审法院的二级书记员，发现自己身处司法风暴的中心。此前，法院因其严重违反职责的行为而判处其包括免职在内的严厉处罚。Viesca提交了一份复议动议，请求法院的同情，并指出她已全额赔偿了短款，在政府部门工作了34年，所提交的收据中没有违规行为，而且这是她的第一起行政案件。她还辩称，她已经68岁了，应该享受她在司法部门度过的漫长职业生涯的成果。面对这些呼吁，最高法院必须权衡严格问责制的必要性与个人具体情况下的宽大处理。案件的核心在于法院是否应该仅根据违规的严重程度来执行最初的处罚，还是考虑减轻处罚的情节。

法院重申了书记员作为法院资金保管人所肩负的责任的重要性。明确规定，根据法院行政官办公室（OCA）的规定，书记员有义务立即存入收到的各种资金并提交月度财务报告。未能遵守这些义务将构成玩忽职守、严重不当行为和严重欺诈，并处以免职。不过，法院也承认减轻处罚的情节在发挥作用，并以此为基础来修改最初的裁决。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经常会考虑被告的服务期限、对违规行为的承认、家庭情况、人道主义考虑和高龄等减轻因素。

通过减轻处罚，法院坚持在对错误行为进行处罚时，正义必须与同情相结合的原则。考虑到Viesca全额赔偿了资金短缺，审计小组调查期间她提供了充分的配合，且其财务记录中没有任何违规行为。此外，法院还考虑了她的年龄和长期服务，以及她之前没有行政犯罪记录的事实。考虑到所有情况，法院认为完全有理由减少原本加诸于Viesca身上的惩罚，最终决定从其退休金中扣除5万菲律宾比索的罚款。这项决定反映出司法部门对公平的细致衡量，认识到背景和个人因素在确定适当处罚中的作用。

通过减轻对Viesca的处罚，最高法院承认了一种更加平衡的问责制方法。此前有案例显示了法院行使酌情决定权减轻处罚的案例。例如，在“关于Teresita Lydia R. Odtuhan延迟汇款”一案中，由于被告的健康和全额赔偿，法院将被告从免职处分降为10,000菲律宾比索的罚款。同样，在“OCA诉Jamora”一案中，法院对一名未及时存入司法收款的书记员处以10,000菲律宾比索的罚款，原因在于这是她的第一起行政案件，她已全额赔偿了相关款项，并且同时担任两个职位。在这些案例中，法院采取了宽大处理，既维护了司法的廉正，又反映了具体情况下的同情心。

法院对Viesca一案的处理方式可以为类似情况树立先例。该裁决表明，尽管财政违规行为要受到严厉处罚，但减轻处罚的情节可以证明较轻的处罚是合理的。重要的是，全额赔偿应被视为是一个关键的减轻处罚因素。在确定减轻处罚情节是否存在以及减轻处罚的程度时，司法部门通常会仔细权衡多项要素。这些因素包括违规的性质和严重程度、被告方的行为和意图、违规行为对司法系统的影响，以及被告方的个人情况。虽然这些决定是在具体情况下做出的，但司法系统会采取一套一致的推理和评估模式，以确保在对犯错的员工进行惩罚时做到公平公正。这一推理为审判期间寻求对其进行公正判决的当事人，在考虑类似的案例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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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OFFICE OF THE COURT ADMINISTRATOR V. REMEDIOS R. VIESCA, A.M. No. P-12-3092, October 10,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