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涉及警察在遭遇袭击时使用枪支进行自卫的问题。最高法院重新审视了对正当防卫的认定，尤其是在涉及使用致命武力的情况下，强调了证明故意杀人的意图以及是否存在滥用优势的情况。最终，法院认定警察的行为构成了不完全自卫，因此将其从谋杀未遂和杀人未遂罪名降为故意伤害罪。这一判决突出了个人自卫权利与社会对执法人员行为的更高审查标准之间的微妙平衡。

当自卫遇上警察的枪：卡姆贝案的法律困境

在菲律宾的一个小镇上，警察兰多夫·卡姆贝（Randolph Cambe）和安东尼·卡乔（Anthony Cacho）在酒吧外与一群人发生了冲突。卡姆贝声称，在被袭击后，他开枪打伤了林纳德·库埃瓦（Lynyrd Cueva）和保罗·大卫·库埃瓦（Paul David Cueva）。这一事件引发了关于警察在何时以及如何使用武力进行自卫的复杂法律问题。核心问题在于，卡姆贝的行为是否属于合法的自卫，还是过度使用武力，构成了犯罪行为？法院需要仔细衡量案件的证据，以确定卡姆贝是否在合理范围内行事，以及是否存在故意杀人的意图。

案件的关键在于对正当防卫的认定。在菲律宾法律中，正当防卫必须满足三个要素：非法侵略、防卫手段的合理必要性以及缺乏充分的挑衅。卡姆贝承认开枪伤人，因此举证责任转移到了他身上，需要证明他的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法院审查了双方提供的证据，包括目击者的证词和警方记录，以确定事件的真实经过。

法院认为，尽管存在非法侵略和防卫手段的合理必要性这两个要素，但卡姆贝的行为并非完全没有挑衅。卡姆贝在事件中确实受到了袭击，且在情急之下使用枪支进行自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他与受害者之间的冲突并非完全由受害者引发。最高法院指出，当事人自身存在挑衅行为的情况下，难以完全免除其责任。

由于卡姆贝的行为并非完全的正当防卫，因此法院需要重新评估其罪名。根据修订后的刑法，谋杀罪需要存在特定的加重情节，例如滥用优势。本案中，尽管卡姆贝作为警察，拥有枪支，但他并非有意识地利用这一优势来实施犯罪。因此，滥用优势这一加重情节不成立。

接下来，法院需要确定卡姆贝是否具有故意杀人的意图。故意杀人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他人死亡，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法院需要根据行为人的行为、使用的工具以及造成的伤害来推断其意图。最高法院认定，卡姆贝的开枪行为确实表明了他具有伤害他人的意图，但是，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有故意杀人的意图。

综合以上因素，最高法院最终认定卡姆贝犯有伤害罪。伤害罪是指行为人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由于卡姆贝的行为并非完全的正当防卫，且存在伤害他人的意图，因此构成伤害罪。同时，最高法院也对同案的另一名警察卡乔的责任进行了认定，认为他与卡姆贝存在共谋行为，因此也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这一判决对未来的类似案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提醒执法人员，在使用武力进行自卫时，必须保持克制和合理，避免过度使用武力。同时，它也强调了对正当防卫的严格审查，以确保个人权利和社会安全的平衡。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一判决也具有警示作用，提醒人们在面对冲突时，应当保持冷静和理性，避免采取过激行为，以免引发不必要的法律后果。

FAQs

总之，卡姆贝案是一个关于自卫、警察责任和法律平衡的复杂案例。它提醒我们，在面对冲突时，我们需要保持冷静和理性，遵守法律的规定，以确保个人权利和社会安全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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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Cambe vs People, G.R. No. 254346, 2021年10月13日

本案突出了对故意杀人罪定罪的关键：存在滥用优势或预谋等加重情节。菲律宾最高法院重新评估了一起最初因谋杀和谋杀未遂被定罪的案件，判定被告仅犯有过失杀人和故意杀人未遂罪，理由是缺乏证据表明存在旨在确保受害者死亡的加重情节。该裁决强调了在刑事案件中明确证明具体犯罪要素的重要性，确保判决与犯罪的实际性质相符。

斗殴升级为致命冲突：加重情节是否构成谋杀？

案件源于一次巴朗盖的饮酒狂欢，升级为一场暴力冲突，导致警察鲁菲诺·拉帕康死亡和警察弗洛伦斯·拉帕康受伤。罗伯托、罗杰、罗尼和罗利·包蒂斯塔兄弟最初被指控合谋犯有谋杀罪，罗利还因袭击弗洛伦斯而被控谋杀未遂。审判法院认定他们有罪，但最高法院审查了事实，以确定是否存在加重情节，这将使这些罪行构成谋杀而非较轻的罪行。

案件的核心问题是，滥用优势是否能将过失杀人升级为谋杀。滥用优势是指攻击者故意利用超过受害者防御能力的过分武力。然而，仅仅是携带武器和集体攻击并不意味着滥用优势。必须证明攻击者有意识地寻求这种优势，以确保犯罪的成功。

在本案中，检方未能证明被告人故意寻求使用刀具、螺丝刀和破瓶子来利用对鲁菲诺·拉帕康的优势。证据表明，冲突是突然发生的，起因是与埃里克·帕哈里略之间的斗殴，鲁菲诺和弗洛伦斯·拉帕康迅速介入。由于没有证据表明经过预先谋划或深思熟虑，法院裁定该杀害事件不能以滥用优势来认定。因此，被告人的故意杀人罪名被撤销，改判为过失杀人罪。

同样，法院审查了罗利·包蒂斯塔袭击弗洛伦斯·拉帕康的行为，最初被认定为谋杀未遂，原因是使用了奸诈手段。奸诈是指犯罪人在实施任何侵害人身罪行时，所采用的手段、方法或形式直接且专门用于确保实施犯罪，使其自身免受受害人可能采取的防御或报复行为的风险。《菲律宾刑法》第14条对奸诈的定义为：

存在奸诈，当犯罪人在实施任何侵害人身罪行时，采用的手段、方法或形式直接且专门用于确保实施犯罪，使其自身免受受害人可能采取的防御行为的风险。

法院认为，虽然罗利从背后突然袭击弗洛伦斯，但他并没有有意识地采取这种攻击方式来确保杀害成功，同时不对自己造成风险。检方提供的证据表明，袭击是冲动的，是回应弗洛伦斯开枪击中罗尼的行为，没有经过预先谋划的迹象。由于缺乏故意的奸诈，法院撤销了罗利犯有谋杀未遂罪的判决，并确立了他犯有直接袭击和过失杀人未遂的复合罪行。

此外，在最高法院看来，弗洛伦斯的行为表明，她在执行公务时受到了袭击，这符合直接袭击的要素，直接袭击可定义为“任何个人，在没有公众骚乱的情况下，袭击、使用武力，或严重恐吓或抵抗任何有权势的人或其任何代理人，同时从事公务或在其执行公务时”。重要的是要理解，在这种罪行中，被告必须知道受害者是一名权力人物或其代理人。

该决定进一步影响了量刑和损害赔偿金的裁定。对于故意杀人罪，对被告人判处从8年零1天最低刑期的prision mayor到14年8个月零1天最高刑期的reclusion temporal，并判处向鲁菲诺·拉帕康的继承人支付赔偿金。对于直接袭击和过失杀人未遂的复合罪行，对罗利·包蒂斯塔判处从6年最低刑期的prision correccional到11年最高刑期的prision mayor，并判处向弗洛伦斯·拉帕康支付赔偿金，外加实际损失费用。这些裁定明确了对罪行的刑罚应与其行为的实际性质和现有的加重情节相符。

FA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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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诉包蒂斯塔, G.R No. 247961, 2021年6月16日

本案中，菲律宾最高法院维持了对Sadick Roaring和Beltran Rellama犯有谋杀罪和谋杀未遂罪的判决。该裁决强调了串通和滥用优势在确定谋杀罪罪行时的重要性。它还阐明了滥用优势并不构成单独的加重情节，而是可以被视为恶意的一部分。

当阴谋与滥用交织：谋杀的界限

本案围绕着一起发生在Oas, Albay的致命袭击事件展开，Fabian Renigen Rectin III和Fabian Requejo Rectin, Jr.因此丧生，Virginia Renigen Rectin身受重伤。检察官指控Sadick Roaring, Beltran Rellama, Sadjade Roaring和Brexton Rellama串通实施这些罪行。Sadick和Beltran出庭应讯，拒不认罪，而Sadjade和Brexton仍然在逃。主要问题是确定Sadick和Beltran的行为是否构成谋杀和谋杀未遂，并正确适用相关刑法原则。

审判过程中，控方提供的证据表明，被告带着凶器来到受害者的棚屋，对他们发动了攻击。特别是，Sadick Roaring被指控用枪指着Virginia Rectin的家人，并袭击了Fabian Requejo Rectin, Jr.，之后他和其他人一起对Fabian Renigen Rectin III和Virginia Rectin进行了砍杀。另一方面，Sadick辩称，他是出于自卫，声称Fabian Requejo Rectin, Jr.先开枪打了他。Beltran否认参与了袭击。

下级法院判决Sadick和Beltran犯有两项谋杀罪和一项谋杀未遂罪，认为他们的行为具有恶意和滥用优势。上诉法院维持了这一判决，但对损害赔偿金额进行了修改。最高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审查，并确认了被告的罪名成立。法院的理由是基于控方证人的可靠证词，这些证词提供了关于袭击事件的清晰和直接的描述。此外，法院认为，Sadick关于自卫的主张与事实相悖，Beltran的否认与控方的有力证据相抵触。

法院强调，恶意是指在执行犯罪时使用手段、方法或形式，直接且有意识地确保其执行，而没有受害者可能施加的风险。在本案中，被告事先经过了策划，实施了突然袭击，使得受害者无法自卫。因此，满足了谋杀罪中恶意的要素。

最高法院还解决了滥用优势的问题，上诉和下级法院此前都认为这是一个加重情节。虽然法院承认被告在人数和武器方面占有优势，但它澄清说，当恶意存在时，滥用优势会被吸收为恶意的限定要素，而不是一个单独的加重情节。法院依据之前确立的判例认为，如果优势地位融入到恶意之中以确保犯罪的实施，就不应该被认为是一个单独的加重情节。

至于处罚，法院维持了对每项谋杀罪的无期徒刑判决，以及对谋杀未遂罪的处刑。它还修改了赔偿金额，判处每名被告向死者家属支付75,000比索的民事赔偿金，75,000比索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和75,000比索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以及50,000比索的临时损害赔偿金。法院还判处向受害者Virginia Rectin支付50,000比索的民事赔偿金，50,000比索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和50,000比索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以及50,000比索的临时损害赔偿金。所有金钱裁决自判决生效之日起按每年6%的法定利率计息，直至全部付清。

常见问题

总的来说，最高法院维持了上诉法院的判决，强调了犯罪行为严重性以及恶意因素在确定对被告所犯的罪行性质时所起的作用。这项裁决是对刑事责任原则以及恶意在谋杀案中作为一种认定因素应用的重要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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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短标题，G.R No.，日期

本案确立了在菲律宾法律下，共谋犯罪的责任范围以及量刑的标准。最高法院维持了对一名男子犯有谋杀、谋杀未遂和杀人未遂罪的判决，强调即使没有明确的协议，共谋也可以通过共同行动来推断。该判决确认，参与犯罪阴谋的人应对其他共犯的行为负责，同时法院调整了损害赔偿金的数额，以更好地反映既定的判例和实际损失。

共同犯罪：共谋、意图与埃文杰利斯塔兄弟的悲剧

本案源于 2010 年 4 月 27 日晚发生在邦阿西楠省比纳雷市加亚曼 Barangay 的一起悲惨事件。丹·安吉利斯（Dang Angeles）与其他三人詹姆斯·桑托斯（James Santos）、丹尼斯·拉莫斯（Dennis Ramos）和桑尼·巴伊诺萨（Sonny Baynosa）被指控谋杀了阿贝拉多·埃文杰利斯塔（Abelardo Evangelista），并对埃里克（Eric）和马克·瑞安·埃文杰利斯塔（Mark Ryan Evangelista）犯下了杀人未遂罪。三名受害者均为兄弟，事发当晚，在其中一位姐妹的婚礼前夕，他们在自家庆祝。在庭审中，各被告人被指控协同行动，使用刀具和冰锥攻击这些兄弟。

本案的关键法律问题在于安吉利斯作为共犯，应对哪些罪行负责，以及这些罪行应如何量刑。辩方辩称证人证词不可信，并否认存在共谋，坚称被告只是在犯罪现场出现。控方辩称，各被告的行为清楚地表明他们有共同意图，因此安吉利斯应对所有罪行负责，并且存在足以将罪行定性为谋杀的加重情节。

最高法院维持了上诉法院的判决，支持地区审判法院的调查结果，即安吉利斯和其他被告共同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埃文杰利斯塔兄弟的攻击。共谋是指两人或多人达成关于实施重罪的协议，并决定实施它。这在菲律宾法律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因为它允许个人即使没有直接参与犯罪行为，也对犯罪行为负责。法院解释说，无须提供明确的协议证据来证明共谋。共谋可以通过被告人在犯罪之前、之中和之后的行为来推断，表明共同的设计、一致的行动和一致的意愿。

刑法第 248 条（经第 7659 号共和国法令修正）规定：“任何不属于第 246 条规定范围的人，如果杀害他人，应被判犯有谋杀罪，并应处以终身监禁至死刑，如果犯有以下任何附带情节： 1. 实施有阴谋，利用优势力量，在武装人员的帮助下，或采用削弱防御或确保或提供犯罪不受惩罚的手段或人员；”

法院认定，安吉利斯在谋杀阿贝拉多以及伤害埃里克和马克·瑞安的过程中存在共同的犯罪意图。具体来说，根据法庭记录，检察机关的证人明确地描绘出一幅清晰的画面：安吉利斯、巴伊诺萨、拉莫斯和桑托斯都采取了协调一致的行动，以便实现他们共同的愿望，即杀死埃文杰利斯塔兄弟。在这些案例中，阴谋的存在是无可争辩的，特别是安吉利斯在现场并与同案犯共同参与犯罪。

因此，在审判期间出现了一个关键的法律论点，涉及陪审团如何考虑受害者的已知“声誉”。在菲律宾的谋杀案中，阴谋在法庭审理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确定一个或多个人对罪行的有罪判决，即使某些人对直接行为的参与度有限。根据判决，即使埃文杰利斯塔兄弟意识到安吉利斯在社区中的恶名，袭击发生的方式和受害者无法防卫的情况仍然使之构成阴谋。法院认为，实施袭击的方式使受害者无法自卫或报复。

确定这一点的部分原因是埃文杰利斯塔兄弟遭到袭击时的突然性和出乎意料性。法院注意到，尽管这些兄弟对安吉利斯的“名声”有所了解，但他们对当晚的具体威胁却毫不知情。正因为如此，尽管有声誉信息，犯罪的事实仍然有效。

法院还对刑事案件 L-8887 和 L-8888 中涉及对埃里克·埃文杰利斯塔和马克·瑞安·埃文杰利斯塔的攻击的不同罪名定性做出了区分。埃里克因胸前有非致命性伤口，最终被定为杀人未遂。另一方面，马克·瑞安的伤势非常严重，需要紧急手术才能避免死亡，因此将他的案子定为杀人未遂罪，这种定性基于他受伤的严重程度和对他的生命构成的直接威胁，如果不是因为及时的医疗干预。

关于判决，法院做出了某些修改以使其与既定的判例和具体情况相符。特别是，法院将道德赔偿金和惩罚性赔偿金提高到 75,000 菲律宾比索。此外，法院修改了与埃里克·埃文杰利斯塔案相关的实际损害赔偿金数额，将赔偿金定为与提供收据证明的实际开支相等的 7,032 菲律宾比索。本案强调了对既定的民事责任原则的坚持，对与损害赔偿和量刑相关的方面提供了清晰的指导。

常见问题解答

总之，丹·安吉利斯诉菲律宾人民案阐明了菲律宾法律关于共谋的原则以及随之而来的共犯刑事责任范围。它强调了明确刑事责任认定的具体标准，即考虑了行动方式、主观意图，也确认了根据损害赔偿规则进行经济补偿的既定要求。该裁决对于理解刑事阴谋中的个人责任具有指导意义，可确保对司法程序的一致应用并使个人对其非法行为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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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简短标题，G.R No.，日期

本案中，最高法院重新评估了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对被告桑蒂兰和博罗梅奥犯有谋杀罪的判决。虽然法院确认了被告对受害者加西亚之死负有责任，但推翻了滥用优势的认定。这意味着，尽管被告参与了杀戮行为，但检方未能充分证明他们利用了人数或力量上的优势来确保受害者的死亡。因此，最高法院将谋杀罪降格为凶杀罪，从而减轻了刑罚，也调整了民事赔偿的金额。

在黑暗中追逐：死者遗言能否揭示真相？

2004年3月28日晚，加西亚在卡洛坎市的家中遇害。目击者称，加西亚被桑蒂兰、博罗梅奥等人追赶并刺伤，最终不治身亡。此案的关键证据之一是加西亚临终前向其女儿朱莉·安所作的陈述，指认了袭击者。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均采纳了这一陈述，将其视为临终遗言和自然语势，并认定被告滥用优势，犯有谋杀罪。然而，被告对这些证据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并否认曾滥用优势。

最高法院首先确认了加西亚的临终遗言的有效性。临终遗言作为一种例外情况，允许在凶杀案件中采纳死者临终前关于死亡原因和情况的陈述。根据菲律宾证据规则，要使临终遗言可采纳，必须满足以下条件：陈述必须与死者的死亡原因和情况有关；陈述时死者必须意识到死亡迫在眉睫；死者作为证人必须是合格的；以及陈述必须在死者是受害者的凶杀、谋杀或杀婴案件中提出。本案中，加西亚的陈述符合所有这些条件。然而，该案的症结在于被告的行为是否属于滥用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现场的一片漆黑是否会影响受害者识别袭击者的能力？法院驳回了关于夜间黑暗妨碍了加西亚识别袭击者的论点，认为这纯粹是猜测，并不能等同于证据。法医的证词也表明，受害者身上的防御性伤口表明他曾试图自卫，并且可能与袭击者面对面，加强了他识别袭击者的可能性。加西亚的陈述也可以被认为是自然语势的一部分。如果满足以下条件，则声明或话语被认为是自然语势的一部分，因此可以作为证据采纳为传闻规则的例外：主要行为，即自然语势，是惊人的事件；声明是在声明人有时间设计或设计之前做出的；声明必须涉及有问题的情况及其直接的附带情况。

虽然法院认定加西亚的陈述既是临终遗言，也是自然语势的一部分，但法院在滥用优势这一加重情节的认定上有所不同。最高法院在参考过往判例后强调，滥用优势不仅仅是存在优势，还在于蓄意利用这种优势。例如，在人民诉贝杜亚案中，法院解释说，当受害者和侵略者之间的力量存在明显的悬殊时，就存在滥用优势，假设侵略者利用或利用了在犯罪中对其有利的力量优势的情况。仅凭袭击受害者的人数并不能确定犯罪是否构成滥用优势，必须证明袭击者有意识地寻求优势，或者他们有意识地打算利用这种优势。

在本案中，除了两名袭击者追赶受害者这一事实外，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有意识地协同行动，利用其联合力量来犯下罪行。滥用优势是指故意使用与受攻击者可用的防御手段不成比例的过度力量。而且，有证人证词表明，对受害者的攻击是交替进行的，削弱了滥用优势情节的认定。鉴于检方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存在滥用优势，最高法院将谋杀罪降格为凶杀罪，并对判决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因此，最高法院判处被告较轻的刑罚，因为凶杀罪的刑罚低于谋杀罪，且取消了滥用优势的加重情节。凶杀罪的刑罚是暂时监禁。考虑到没有减轻或加重情节，应将刑罚固定在中期。根据无限期判决法，他们应被判处一个不确定的刑期，其最低刑期应在较低程度的刑罚范围内，即市长监禁，最高刑期是RPC规定的适当刑期，即中期暂时监禁。在赔偿方面，民事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金均减少，但维持实际损失赔偿金。此外，所有判给的损害赔偿金应自判决最终确定之日起至完全支付之日止，按每年6%的法定利率计算利息。

FA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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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律宾诉罗密欧·德·卡斯特罗和兰多夫·帕巴尼尔案中，最高法院维持了上诉人因谋杀高级警官奥兰多·德莱昂而被判有罪的判决。法院认为，当被告人反复用煤气罐袭击手无寸铁且无法自卫的德莱昂时，他们利用了优势，符合《菲律宾修订刑法典》中规定的谋杀罪的加重情节。这一判决强调了在犯罪中滥用优势构成谋杀罪的严重性。本案明确表明，对已经丧失抵抗能力的人使用过度的武力，不仅构成袭击，还会将犯罪升级为谋杀。该裁决加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保证对执法人员的暴力行为将受到严惩。

当暴力超越界限：煤气罐袭击案

此案始于2006年8月16日凌晨，地点位于马卡蒂市的阿波利纳里奥街。埃里克·德·卡斯特罗、罗兰·帕巴尼尔、罗密欧·德·卡斯特罗和兰多夫·帕巴尼尔被指控谋杀高级警官奥兰多·德莱昂。根据起诉书，四名被告人合谋持液化石油气罐，出于杀人意图，滥用优势，对德莱昂头部进行攻击，致其死亡。初审法院判定罗密欧和兰多夫犯有谋杀罪，罗兰被判无罪，而针对埃里克的案件因其死亡而被驳回。上诉法院维持了原判，进一步确立了他们的罪行。现在的问题是，上诉法院是否正确地维持了上诉人因谋杀罪而被判有罪的判决？

为了确定被告人犯有谋杀罪，必须证明以下要素：一是有人死亡；二是被告人杀害了他；三是杀人时存在《修订刑法典》第248条规定的任何加重情节；四是杀人行为不构成杀害直系亲属罪或杀婴罪。在本案中，谋杀罪的上述要素都已得到充分证实。德莱昂被杀害，上诉人杀害了他，德莱昂的死亡伴随着滥用优势的情节，这是《修订刑法典》第248条第1款规定的加重情节，杀害行为既不构成杀害直系亲属罪也不构成杀婴罪。事实上，上诉人没有对第一、第二和第四个要素提出异议。他们只是质疑第二个要素，即是否存在滥用优势的加重情节。

滥用优势是指有目的地使用过度的武力，与受攻击者可用的防御手段不成比例。法院认为，在本案中，滥用优势的加重情节确实存在。正如上诉法院指出的那样，当德莱昂反复遭到煤气罐袭击时，他已经无力自卫。上诉人显然对已经手无寸铁、毫无防御能力的德莱昂使用了过度的武力。罗密欧本人的证词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夺走了枪，然后兰多夫打了那个人三拳。”而隆扎梅作证说，被告离开后，上诉人罗密欧返回，捡起煤气罐扔向德莱昂。

因此，不能以上诉人为由，认可自卫或保护亲属的辩护理由。《修订刑法典》第11条规定：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的情况有：为保护自身人身或权利而采取行动的任何人，但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第一，非法侵略；第二，为防止或击退侵略所采取的手段具有合理的必要性；第三，在进行自卫的人一方，缺乏充分的挑衅行为。为保护配偶、直系亲属、后代或合法、自然或收养的兄弟姐妹或在同一等级上的姻亲，以及在第四民事等级内的血亲的人而采取行动的任何人，但必须具备前述情况中规定的第一和第二项必要条件，并且如果挑衅是由被攻击者发起的，则进行防御的人不得参与其中。

非法侵略是自卫和保护亲属的辩护理由中的必要条件。在本案中，法院认为德莱昂一方不存在非法侵略行为。兰多夫自己作证说，他打德莱昂是因为他认为德莱昂和打他的人是一伙的，而不是因为他受到了德莱昂枪的威胁，他的证词如下：“我打他的原因是因为我认为他和打我的那个人是一伙的。”

关于损害赔偿金的裁定，上诉法院正确裁定民事赔偿金为75,000比索，精神损害赔偿金为50,000比索，惩罚性损害赔偿金为30,000比索，以及临时性损害赔偿金为25,000比索。从本判决最终确定之日起至全额支付之日止，对货币赔偿金按每年6%的法定利率计算利息的裁定也是正确的。

FAQs

综上所述，最高法院维持了罗密欧·德·卡斯特罗和兰多夫·帕巴尼尔因谋杀罪而被判有罪的判决，因为他们对奥兰多·德莱昂采取的行动符合《修订刑法典》中滥用优势的加重情节。此判决凸显了非法侵略和合理的武力必要性在自卫中的重要性，并进一步阐明了在滥用优势这一情况下，可能造成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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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诉德卡斯特罗，G.R No. 205316, 2015年6月29日

本案中，菲律宾最高法院审理了一起谋杀案，重点在于共谋的证据要求以及滥用优势这一加重情节。法院维持了下级法院的判决，认定被告人参与共谋杀害受害人，并利用人数上的优势实施犯罪。该判决强调了在确定共同犯罪意图时，对个人行为的整体评估，并阐明了在谋杀案件中滥用优势的具体适用标准。

街头暴力：共谋和滥用优势如何导致谋杀指控

该案源于一起在马尼拉发生的事件，被告人奇托·纳萨雷诺和费尔南多·萨连德拉（一名巴朗盖警卫）被指控犯有谋杀罪。萨连德拉一直逍遥法外，因此只有纳萨雷诺接受了审判。根据起诉方的证人证词，1993年11月10日，受害人大卫·巴尔德斯与纳萨雷诺和萨连德拉在守灵仪式上喝酒时发生争吵。第二天晚上，纳萨雷诺和萨连德拉拦住了巴尔德斯及其同伴，纳萨雷诺殴打了其中一人，而萨连德拉则用巴利松刀追赶他。证人称，纳萨雷诺用棍子击打巴尔德斯，萨连德拉用石头砸他的头，之后还和其他巴朗盖警卫一起袭击了巴尔德斯，导致巴尔德斯因严重的颅内出血死亡。

被告纳萨雷诺辩称，事发当晚他出门买牛奶，在街上遇到了萨连德拉，并注意到附近发生了骚动。地区审判法院（RTC）裁定纳萨雷诺犯有谋杀罪，加重情节为滥用优势和阴谋。上诉法院（CA）维持了地方法院的判决，但取消了阴谋的认定，维持了滥用优势的认定。因此，纳萨雷诺提起了上诉。

本案的核心在于确认纳萨雷诺是否参与了杀害大卫的阴谋，以及杀害大卫是否存在滥用优势这一加重情节。阴谋是指两人或多人就实施犯罪达成协议并决定实施犯罪的行为。 可以通过被告人之间密切的个人关系和共同情感来证明阴谋的存在。不需要证明行为人事先开会并决定实施犯罪，只要他们的行为表现出共同的设计和统一的目的即可。

在本案中，地区审判法院（RTC）和上诉法院（CA）都认定存在阴谋。证人证实，被告纳萨雷诺和萨连德拉有目的地在街上等待大卫和他的同伴。证人还证实，纳萨雷诺和萨连德拉采取了一致的步骤，旨在杀死大卫或对其造成严重伤害。纳萨雷诺多次用棍子击打大卫的颈部，萨连德拉则向他的头部扔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即使大卫试图逃跑，他们仍然追赶他，并与其他巴朗盖警卫一起，殴打他至失去知觉。最高法院认为，尽管有证人称萨连德拉和纳萨雷诺在袭击前的行为“截然不同”，但他们在事件发生前和发生期间的行为表明他们有共同的目的。 萨连德拉似乎是造成致命一击的人，但纳萨雷诺也难逃罪责，因为在阴谋中，一人的行为即是所有人的行为。

《菲律宾修订刑法》第八条规定了阴谋的定义，确立了共同犯罪责任的原则，这对于理解纳萨雷诺在本案中的责任至关重要。

关于量刑问题，法院维持了判处终身监禁的决定。法院保留了 141,670.25 比索的实际损失金额。但是，根据现行判例，法院裁定民事赔偿金为 75,000.00 比索，精神损害赔偿金为 75,000.00 比索，惩戒性损害赔偿金为 30,000.00 比索。考虑到这些因素，法院不能相信纳萨雷诺的不在场证明的辩护。要获得受理，他不仅必须在犯罪发生时身处不同的地方，而且他出现在犯罪现场也必须在物理上不可能。在这里，纳萨雷诺甚至承认他在街上遇到了潜逃的被告萨连德拉，并注意到发生了骚动。

关于是否存在滥用优势，上诉法院认为杀害大卫的行为应被定性为因滥用优势而构成的谋杀罪。法院没有发现这一裁决有任何问题。当侵略者有目的地使用过度的力量，导致受害人无法自卫时，就存在滥用优势的情况。力量上的巨大不平等为侵略者创造了不公平的优势。在本案中，纳萨雷诺和萨连德拉显然事先武装了自己，纳萨雷诺拿着一根棍子，萨连德拉拿着一块沉重的石头。大卫手无寸铁。两人追赶他，即使他从他们身边逃跑。当他们在一些未具名的巴朗盖警卫的帮助下追上他时，纳萨雷诺和萨连德拉利用了他们的优势，将毫无防备的大卫击倒在地。显然，他死于头部骨折，而头部骨折是由击中他头部的一击造成的。

常见问题解答

这项判决强调了共谋原则在菲律宾法律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涉及多个被告人的刑事案件中。该判决还强调了滥用优势作为加重情节的重要性，这一情节可以使被告人犯下的罪行升级为谋杀罪。 这些因素在确定罪责和适用适当的惩罚方面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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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裁定，如果证据表明肇事者有足够的时间冷静下来并思考自己的行为，那么嫉妒就不能成为减轻罪责的情节。如果某人打算杀害目标人物，但也预料到可能需要对任何帮助目标人物的人实施暴力，那么即使受害者不是最初的目标，也可能存在明显的预谋。

婚外情、致命抵抗和有预谋的谋杀：真相如何展开？

本案源于对海梅·博卡特哈和艾琳·博卡特哈夫妇的袭击。费利克斯·文图拉因怀疑妻子与海梅有染，伙同他的侄子阿兰特·弗洛雷斯闯入了海梅的家中。在对海梅实施袭击的过程中，艾琳进行了干预，弗洛雷斯也因此袭击了她，导致她死亡。文图拉和弗洛雷斯都被指控犯有谋杀罪（针对艾琳）和谋杀未遂罪（针对海梅）。审判法院判处他们有罪，因此提出了上诉。

最高法院面临的关键问题包括：证据是否足以支持文图拉和弗洛雷斯被判犯有谋杀罪和谋杀未遂罪，以及他们在犯罪时是否具有明显的预谋。最高法院的分析围绕着确定嫉妒在犯罪中的作用以及谋杀有预谋的证据。法院必须权衡犯罪情节，即是否存在明显的预谋、滥用优势、住宅和夜间活动，以确定适当的惩罚。

法院认为，对犯罪有预谋的必要条件得到了满足，即被告何时决定犯罪；有一个明显表明被告坚持其决心的行为；以及决心与执行之间有足够的时间让其反思自己的行为。法院驳斥了文图拉和弗洛雷斯关于他们只想与海梅对质的说法。法院强调，袭击发生的时间和使用的武器清楚地表明他们有杀人的意图。

“被告坦率地承认自己怀有报仇的念头，并带着枪支和匕首来到受害者的家进行杀人行为。他们从穆尔西亚前往巴科洛德市，历时十个小时。他们的目的是杀人或造成严重的伤害，这一事实可以通过犯罪时使用的工具来推断。”

法院驳回了弗洛雷斯关于为保护亲属而采取行动的说法，因为他主动攻击，而不是受害者。此外，法院还维持了串谋行为，指出弗洛雷斯因根据他们事先制定的计划袭击海梅而被判犯有谋杀未遂罪。

关于艾琳之死，法院确认被告犯有滥用优势罪，即故意使用与受害者可用的防御手段不成比例的过度的武力。最高法院进一步裁定，尽管艾琳不是最初的目标，但由于艾琳的抵抗，很明显犯罪也具有明显的预谋性质。法院解释说，艾琳为了阻止对她丈夫的袭击所做的抵抗使谋杀变得蓄意，正如串谋者打算消除任何阻碍其目标的人一样。

虽然住宅和夜间活动等加重犯罪情节得到了维护，但法院澄清说，未在信息中指控闯入民宅情节。法院重申，必须在信息中指控加重犯罪情节，否则法院不能考虑该情节。

最终，最高法院部分维持了审判法院的判决。文图拉和弗洛雷斯因谋杀罪和谋杀未遂罪均被判有罪，但判决根据情节进行调整。

常见问题解答

本案阐明了蓄意谋杀的必要条件，并强调在犯罪中存在的额外要素的影响，例如滥用优势，并强调必须对被告人行为的证据进行全面评估。该裁定支持串谋责任原则，确保个人不能通过转移串谋目标的暴力来逃避对其行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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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裁定，虽然被告事先威胁受害人，但未构成刑法上的“偷袭”，但因被告利用人数优势对受害人进行攻击，构成故意利用优势的加重情节，因此依然构成谋杀罪。这一裁定强调了人数优势在判定犯罪性质中的重要性，对类似案件的审理具有指导意义。

斗鸡引发的血案：人数优势是否构成谋杀？

本案源于一场因斗鸡而起的争端，最终导致了被害人 Belardo Pagapulan 的死亡。被告 Jenelito Ibañez 和 Danilo Ibañez，以及另案在逃的 Jovy Ibañez 和 Fernando dela Paz，被指控犯有谋杀罪。下级法院判决 Jenelito 和 Danilo 犯有谋杀罪，他们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理由是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犯有偷袭行为，以及指控 Danilo Ibañez 的证词不可靠。

案件的关键在于是否能证明被告存在偷袭（treachery）和滥用优势（abuse of superior strength）。根据菲律宾刑法，如果被告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使受害人无法自卫，则构成偷袭，属于谋杀罪的加重情节。然而，本案中，法院认为，尽管被告事先威胁了受害人，但受害人对危险已有预知，因此不构成偷袭。但是，法院认定被告存在滥用优势的行为。滥用优势是指，被告在力量上明显优于受害人，并故意利用这种优势来实施犯罪。

在本案中，四名被告手持砍刀围攻手无寸铁的受害人，很明显地利用了人数和武器上的优势。目击证人 Cristeta Garceniego 的证词也证实了这一点，她指出被告“互相帮助砍杀我的父亲”，从而清晰地表明被告有意识地寻求并利用自身优势来压制受害人。在菲律宾的司法实践中，对证人证词的采信，尤其是在缺乏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会特别考量证人的可信度以及是否存在偏见。

被告辩称，证人 Cristeta 作为受害人的女儿，其证词可能存在偏见，而且她对被告身份的辨认也可能受到光线不足的影响。但是，法院驳回了这些辩论，理由是 Cristeta 的证词前后一致，且她对被告的指控细节清晰。另外，证人与受害人的亲属关系并不能直接否定证词的可信度。法院还指出，合谋（conspiracy）的存在使得被告的行为相互关联，即只要证明被告之间存在共同犯罪的意图，那么其中一人的行为就等同于所有人的行为。本案中，被告一同前往受害人家中，共同实施了犯罪行为，足以证明他们之间存在合谋。

即使没有偷袭，但由于滥用优势这一加重情节的存在，法院最终维持了对被告的谋杀罪判决。对于损失赔偿，法院部分修改了下级法院的判决。虽然确认了精神损害赔偿和民事赔偿，但以酌减损害赔偿金代替了实际损失赔偿，因为缺乏实际损失的证据。关于丧失劳动能力的赔偿，法院也依据既定公式进行了重新计算，确保赔偿金额的合理性。本案强调了在刑事案件中，加重情节对量刑的重要性，同时也体现了菲律宾法院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时的严谨性。

FAQs

本案明确了，即使不存在偷袭，但若被告存在滥用优势等其他加重情节，仍然可以被判处谋杀罪。这一判例对于菲律宾的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助于在类似案件中准确适用法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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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诉 伊巴涅斯, G.R. No. 148627, 2004年4月28日

在本案中，菲律宾最高法院对上诉人提出的自卫抗辩不予采纳，并维持了他们犯有谋杀罪的判决。法院强调，为了成功地提出自卫抗辩，被告必须证明受害者存在非法侵犯行为。由于被告无法提供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存在非法侵犯行为，法院驳回了他们的上诉，并维持了原判。这意味着，即使被告声称是为了保护自己，但如果他们不能证明自己受到了非法侵犯，那么自卫抗辩将无法成立。对于那些面临类似指控的人来说，了解自卫抗辩的法律要求至关重要。

渔船之夜：当饮酒狂欢变成致命袭击

1992年12月2日晚，在停泊于马斯巴特岛巴鲁德的班古伊拉南河的 F/B Ever IV 渔船上，亚历山大·阿德里亚斯被一群渔船船员袭击并被杀害。最初，阿德里亚斯登上船只是为了购买鱼，之后他邀请了船员们到他家喝酒。当晚晚些时候，当阿德里亚斯返回渔船时，证人声称看到他被船员们残忍地袭击。最初，有几名被告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其中一些被告后来对地区审判法院的过失杀人罪判决提出上诉。此案的关键法律问题是，被告是否可以成功地辩称他们的行为是出于自卫，以及检察官是否能够证明谋杀罪的所有要素，特别是存在明显的优势，以将罪名提升为谋杀罪。

在审判期间，阿尔弗雷多·加列戈承认刺杀了受害者亚历山大·阿德里亚斯，但声称自己是出于自卫。但是，此说法受到了法庭的质疑，原因是受害者身上有多处刀伤，且深度不一，这表明攻击的性质和意图远远超出了自卫。加列戈声称受害者先用刀袭击了他，导致两人争夺武器，在此过程中，他多次刺伤了受害者。但是，法庭的调查结果与这一说法相矛盾，并着重指出，即使在加列戈控制了刀之后，他继续袭击，造成了表明过度武力且与自卫主张不符的伤势。

自卫主张的核心在于是否存在非法侵犯。法庭强调，要成功辩称自卫，被告必须证明受害者首先发动了攻击。在本案中，加列戈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阿德里亚斯非法袭击了他。实际上，法庭发现，即使阿德里亚斯最初可能采取了侵略行动，但随着加列戈夺取了刀，并且有机会解除威胁时，侵略行为就已停止。此后发生的加列戈行动被认为是报复而非自卫，因此不属于合法辩护的范畴。

法院的推理依赖于非法侵犯的存在这一必要要素，这是自卫或不完全自卫在法律上的确认先决条件。正如法院所指出的那样，

非法侵犯行为必须继续存在，当其发动者不再坚持其目的时，或者当他停止侵犯，使其攻击对象不再处于危险之中时，则不构成非法侵犯行为。

这种情况的实际含义是严重的。由于对加列戈提出了自卫要求，因此举证责任转移到了他身上，他需要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合法的。未能满足这一标准意味着定罪是不可避免的。这提醒我们，自我辩护需要一个合理的和相称的反应，一旦威胁消除，报复行为是不允许的。

对案件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其他被告所起的作用。证词表明，加列戈并非单独行动，还有其他几名被告人共同袭击了阿德里亚斯。法庭发现，这些个人合谋杀害了受害者，因此所有人都要承担同样的罪责。法庭指出：

通过他们一致的行动，他们开始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杀死受害者。

这突显了共谋在刑法中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或多个人的集体行为会导致共同的责任，即使他们中的某些人所起的作用可能与直接造成死亡的人不同。此案的结局说明了自卫主张必须在合理的怀疑之外确凿地建立起来，特别是在发生多人袭击事件中，并且证明其动机和行动与纯粹的自卫保持一致。

常见问题解答

通过这项判决，法院重申了自卫辩护要求提供可靠证据来证明非法侵略行为的必要性。如果没有明确的侵略证据，个人就无法成功地为针对致命武力行为辩护。这种推理不仅影响了这起案件，而且也影响了菲律宾的刑事法庭如何评估未来的自卫案件。明确表明，如果被告想要免受刑事责任，他们必须能够证明他们仅仅是为了防止即将到来的危险，而且他们仅仅使用必要的力量来解决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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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案例名称简称，G.R No.，发布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