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无效的司法宣告是合法缔结婚姻关系的前提。在未取得司法宣告的情况下缔结后续婚姻，即使先前的婚姻被法规定义为“无效”，仍构成重婚罪。本案生动地阐释了这一原则的重要性。
案件概述
本案为对上诉法院1998年7月14日判决（CA-G.R. CR No. 19830）及其1999年1月4日驳回复议决议的 certiorari 复审请愿。上诉法院的判决维持了巴科洛德市地区审判法院（RTC）在第13848号刑事案件中的裁决，该裁决认定请愿人 Vincent Paul G. Mercado 犯有重婚罪：
“判决被告 Vincent Paul G. Mercado 又名 Vincent G. Mercado 犯有《菲律宾修订刑法典》第349条规定的重婚罪，罪名成立，证据确凿，排除合理怀疑，[本庭特此]判处其三年四个月零十五天的轻惩役监禁，作为其不定期刑期的最低刑期，最高刑期为八年零二十一天的重惩役，并附加法律规定的附带刑罚。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案件事实
根据上诉法院（CA）引述的初审法院判决，案件事实如下：
“双方提供的证据均无争议地表明，被告 Vincent Mercado 医生和申诉人 Ma. Consuelo Tan 于 1991 年 6 月 27 日在 MTCC-巴科洛德市第 7 分庭法官 Gorgonio J. Ibañez 面前结婚，并因此签订了结婚证书，双方均在证书上签字。该文件注明被告的身份为‘单身’。同样无可争议的是，在与申诉人举行婚礼时，被告实际上已婚，于 1976 年 4 月 10 日与 Ma. Thelma Oliva 在宿务市 CFI-Br. XIV 法官 Leonardo B. Cañares 主持的婚礼上合法结婚，并获得了相关结婚证，该婚姻于 1976 年 10 月 10 日在宿务市圣心教堂由 Arthur Baur 神父主持的宗教仪式中进一步得到祝福。被告与申诉人之间的民事婚姻也在 1991 年 6 月 29 日由巴科洛德市教区司法副主教 Victorino A. Rivas 蒙席主持的教堂仪式中得到确认。两次婚姻均已圆房，第一次婚姻中，Ma. Thelma Oliva 为被告生了两个孩子，而申诉人 Ma. Consuelo Tan 也为被告生了一个孩子 Vincent Paul Jr.
“1992 年 10 月 5 日，申诉人通过律师向巴科洛德市检察官办公室提交了重婚罪的书面申诉，最终[导致]本院于 1993 年 3 月 1 日对被告 Vincent G. Mercado 医生提起本案诉讼，起诉书日期为 1993 年 1 月 22 日。
“1992 年 11 月 13 日，即在检察官办公室立案重婚罪案件一个多月后，被告在宿务市 RTC-Br. 22 分庭对 Ma. Thelma V. Oliva 提起婚姻无效宣告诉讼，并在 1993 年 5 月 6 日的判决中，宣告 Vincent G. Mercado 与 Ma. Thelma V. Oliva 之间的婚姻无效。
“被告被指控犯有《菲律宾修订刑法典》第 349 条规定的重婚罪，原因是他于 1991 年 6 月 27 日与申诉人 Ma. Consuelo Tan 缔结了第二次婚姻，而当时他已于 1976 年 4 月 10 日在宿务市与 Ma. Thelma V. Oliva 合法结婚，且第一次婚姻尚未合法解除。正如证据所示和被告承认的那样，该罪名的所有必要要素均已具备，即：（a）犯罪人先前已合法结婚；（2）第一次婚姻尚未合法解除，或者，如果配偶失踪，失踪配偶根据《民法典》尚未被推定死亡；（3）他缔结了第二次或后续婚姻；以及（4）第二次或后续婚姻具备所有有效的必要条件。x x x
“在承认存在两次婚姻的情况下，被告辩称，他先前的婚姻已被法院宣告无效，并且私人申诉人知晓被告的第一次婚姻。
“公认的事实是，当 1991 年 6 月 27 日与 Ma. Consuelo Tan 缔结第二次婚姻时，被告与 Ma. Thelma V. Oliva 的先前婚姻仍然有效，尚未启动任何司法诉讼，也未取得任何关于与 Ma. Thelma V. Oliva 的先前婚姻无效的司法宣告。由于在缔结第二次婚姻时，尚未对他的第一次婚姻作出无效宣告，因此，显而易见，被告在 1991 年 6 月 27 日与申诉人缔结第二次婚姻时，仍然是有妇之夫。当时，他仍然与他的第一任妻子合法结婚。”
上诉法院的裁决
上诉法院同意下级法院的意见，并指出：
“根据《家庭法》第 40 条，‘先前婚姻的绝对无效性可以仅以宣告先前婚姻无效的终审判决为依据，为再婚之目的而援引。’ 但在本案中，宣告被告先前婚姻无效的终审判决并非在第二次婚姻庆祝之前作出，而是在对被告提起的重婚罪案件已在法院审理后作出。而构成重婚罪的行为是指任何人在先前的婚姻被合法解除‘之前’缔结第二次后续婚姻的行为。”
因此，提起本请愿。
争议问题
请愿人在其备忘录中提出了以下争议问题：
“A
为了定罪请愿人，先前合法婚姻的要素是否存在。
“B
对《修订刑法典》第 349 条（惩罚重婚罪）的自由解释，结合《家庭法》第 36 条和第 40 条，是否可以否定请愿人的罪责。
“C
基于合理怀疑，请愿人是否有权宣告无罪。”
法院裁决
请愿不成立。
主要问题：先前婚姻无效的效力
请愿人因违反《修订刑法典》第 349 条重婚罪而被定罪，该条规定：
“任何人，在前次婚姻尚未合法解除，或在配偶失踪的情况下，未通过适当程序判决宣告失踪配偶推定死亡之前，缔结第二次或后续婚姻，应处以重惩役的刑罚。”
该罪名的要素如下：
“1. 犯罪人已合法结婚；
2. 婚姻尚未合法解除，或者，如果其配偶失踪，失踪配偶根据《民法典》尚未被推定死亡；
3. 他缔结了第二次或后续婚姻；
4. 第二次或后续婚姻具备所有有效的必要条件。”
当 1993 年 1 月 22 日提起诉讼时，重婚罪的所有要素均已具备。无可争议的是，请愿人于 1976 年 4 月 10 日在宿务市与 Thelma G. Oliva 结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他缔结了第二次婚姻，这次是与申诉人 Ma. Consuelo Tan，后者随后提起了重婚罪申诉。
然而，请愿人辩称，他根据《家庭法》第 36 条取得了第一次婚姻无效的司法宣告，从而使其自始无效。他辩称，与在主管法院撤销前被视为有效的可撤销婚姻不同，无效婚姻被视为从未发生过。因此，他得出结论，根本不存在第一次婚姻。请愿人还引用了前司法部长 Luis Reyes 的评注，即“现在已经确定，如果第一次婚姻从一开始就无效，则可以作为重婚罪指控的辩护。但如果第一次婚姻是可撤销的，则不能作为辩护。”
另一方面，答辩人承认第一次婚姻已根据《家庭法》第 36 条宣告无效，但她指出，该宣告仅在提起诉讼之后才作出。因此，到那时，犯罪已经完成。她辩称，必须在一个人再次结婚之前，取得对先前无效婚姻的司法宣告。
我们同意答辩人的观点。
可以肯定的是，关于先前婚姻无效的司法宣告必要性的判例被描述为“相互冲突”。在人民诉门多萨案中，在一个涉及一名结婚三次的被告的重婚罪案件中，法院裁定无需此类宣告。在该案中，被告在第一次婚姻存续期间缔结了第二次婚姻。当第一任妻子去世后，他第三次结婚。第二任妻子随后指控他犯有重婚罪。法院判决他无罪，理由是第二次婚姻自始无效，因为它是在第一次婚姻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缔结的。由于第二次婚姻显然无效和非法，法院裁定无需对其无效性进行司法宣告。因此，被告在第三次结婚时并未犯下重婚罪。法院在人民诉阿拉贡案中肯定了这一裁决，该案涉及基本相同的事实。
但在随后的案件中，法院强调了司法宣告的必要性。在Vda de Consuegra 诉 GSIS 案中，Jose Consuegra 在第一次婚姻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第二次结婚。在他去世后，法院将他的退休金收益的一半判给第一任妻子，另一半判给第二任妻子及其子女，尽管第二次婚姻明显无效。法院认为：“关于第二任妻子的权利，本院认为，虽然第二次婚姻可以被推定为自始无效，因为它是在第一次婚姻仍然存续期间庆祝的，但仍然需要对此类无效性进行司法宣告。”
然而，在托伦蒂诺诉帕拉斯案中，法院再次认为，无效婚姻的司法宣告并非必要。在该案中，一名男子结了两次婚。在他的死亡证明中，他的第二任妻子被列为他的遗孀。第一任妻子随后提起请愿，要求更正死亡证明中的上述条目。法院判决第一任妻子胜诉，理由是“他在第一任配偶在世期间与私人答辩人缔结的第二次婚姻从一开始就无效，且不具有任何效力。无需司法裁决来确定无效婚姻的无效性。”
在维格尔诉森皮奥-迪伊案中，法院强调了此类宣告的必要性。在该案中，Karl Heinz Wiegel 以 Lilia Olivia Wiegel 先前已婚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宣告他与 Lilia Olivia Wiegel 的婚姻无效。在预审后，Lilia 要求允许她提供证据，以证明她的第一任丈夫先前曾与另一名女子结婚。法院认为无需此类证据，并裁定：“x x x 同样无需提供证据证明在她与她的第一任丈夫结婚时，她的第一任丈夫已经存在先前的婚姻，因为根据本院的观点，即使是无效婚姻，仍然需要对此事实进行司法宣告，并且就所有法律意图和目的而言，在她与答辩人 Karl Heinz Wiegel 缔结婚姻时，她仍然会被视为已婚妇女；x x x。”
随后，在叶诉 CA 案中，法院又回到了人民诉门多萨案的裁决，认为无需此类无效宣告。
在多明戈诉 CA 案中，提出的问题是，对于追回和分割前配偶的财产，司法宣告是否仍然必要。法院肯定地裁定：“《家庭法》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关于此事的相互冲突的判例。现在明确要求宣告婚姻绝对无效，无论是作为诉讼理由还是作为抗辩理由；事实上，要求宣告婚姻绝对无效也是为了保护那些认为自己的婚姻非法和无效而再次结婚的配偶。通过宣告其第一次婚姻无效的司法宣告，再次结婚的人不会被指控犯有重婚罪。”
与门多萨案和阿拉贡案不同，多明戈案以及此处引用的其他案件并非重婚罪的刑事起诉。尽管如此，多明戈案强调了根据《家庭法》的一项新规定，对无效婚姻进行司法宣告的必要性，该规定在门多萨案和阿拉贡案颁布几年后生效。
在门多萨案和阿拉贡案中，法院依赖于第 3613 号法案（婚姻法）第 29 条，该条规定：
“非法婚姻。— 任何人在第一任配偶在世期间随后缔结的任何婚姻，均自其履行之日起非法和无效，除非：
（a）第一次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解除；
（b）在缔结第二次婚姻时，第一任配偶已失踪连续七年，且在世配偶没有关于失踪者仍然在世的消息，或者失踪者通常被认为是已故，并且在世配偶在缔结此类后续婚姻时也相信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婚姻的缔结是有效的，直至主管法院宣告其无效为止。”
法院在这两起案件中认为，上述条款“明确规定，任何人在第一任配偶在世期间随后缔结的婚姻，均自其履行之日起非法和无效，无需司法裁决来确定其无效性，这与仅仅是可撤销的婚姻不同。”
该条款以基本相同的形式出现在 1950 年《民法典》第 83 条和《家庭法》第 41 条中。然而，《家庭法》第 40 条是一项新规定，明确要求对先前的婚姻进行司法宣告，如下所示：
“ART. 40. 先前婚姻的绝对无效性可以仅以宣告该婚姻无效的终审判决为依据，为再婚之目的而援引。”
鉴于该条款，多明戈案强调，宣告该婚姻无效的终审判决是必要的。实际上，《家庭法》和多明戈案肯定了维格尔案中较早的裁决。因此，一位民法权威和民法典修订委员会成员观察到：
“[第 40 条] 也符合最高法院最近的判决，即一个人的婚姻可能无效，但在该人再次结婚之前，需要对此事实进行司法宣告；否则，第二次婚姻也将无效（维格尔诉森皮奥-迪伊案，1986 年 8 月 19 日，143 SCRA 499，Vda. De Consuegra 诉 GSIS 案，37 SCRA 315）。本条款改变了旧规则，即如果婚姻从一开始就是非法和无效的，则无需司法裁决来确定其有效性（人民诉门多萨案，95 Phil. 843；人民诉阿拉贡案，100 Phil. 1033）。”
鉴于此，《门多萨案和阿拉贡案裁决的法定依据——即无需对无效婚姻进行司法宣告——已被《家庭法》第 40 条推翻。现在，在一个人缔结第二次婚姻之前，此类宣告是必要的。在没有该宣告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一个人可能被指控并被判犯有重婚罪。
目前的裁决与我们在特雷诉特雷案中的宣告相一致，该案涉及一起针对律师两次结婚的行政申诉。法院驳回了律师关于他可以自由缔结第二次婚姻，因为第一次婚姻自始无效的论点，并裁定：“为了确定一个人是否在法律上可以自由缔结第二次婚姻，司法宣告第一次婚姻自始无效是必不可少的。” 法院进一步指出，上述规则“已通过《家庭法》第 40 条以法规形式确定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观察到，在没有司法宣告第一次婚姻无效的情况下缔结的第二次婚姻是“重婚的和具有刑事性质的。”
此外，刑事法权威 Reyes 法官（其早期著作曾被请愿人引用）鉴于《家庭法》第 40 条，改变了他对此问题的看法，并在 1993 年撰文指出，一个人在缔结后续婚姻之前，必须首先取得无效婚姻的司法宣告：
“现在已经确定，第一次婚姻从一开始就无效，不能作为重婚罪指控的辩护。与可撤销婚姻一样，在缔结第二次婚姻之前，必须对婚姻无效进行司法宣告。《家庭法》第 40 条规定 x x x。法典委员会认为，婚姻当事人不应被允许假定他们的婚姻无效，即使事实如此，但在他们被允许再次结婚之前，必须首先获得对其婚姻无效的司法宣告。x x x。”
在本案中，请愿人在缔结第二次婚姻时，尚未取得第一次婚姻无效的司法宣告。事实上，他是在申诉人提交书面申诉，指控他犯有重婚罪之后，才提起请愿，要求宣告第一次婚姻无效。通过在第一次婚姻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缔结第二次婚姻，他实施了《修订刑法典》第 349 条规定的应受处罚的行为。
他随后取得第一次婚姻无效的司法宣告是无关紧要的。重申一遍，犯罪在那时已经完成。此外，他的观点实际上鼓励了拖延重婚罪案件的起诉；被告可以简单地提起请愿，要求宣告其先前婚姻无效，并援引该诉讼的待决状态作为刑事案件中的先决问题。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在目前案件的情况下，他犯有被指控的罪行。
损害赔偿
答辩人在其备忘录中请求法院撤销上诉法院驳回其损害赔偿和律师费请求的裁决。
她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她没有对上诉法院对她不利的裁决提起上诉；因此，她无法从本院获得肯定的救济。无论如何，我们认为没有理由推翻或撤销上诉法院关于这一点的相关裁决，我们在此引用如下：
“我们从本案提交的全部证据中确信，Consuelo Tan 并非她声称的无辜受害者；当她与 Mercado 医生缔结婚姻时，她充分意识到先前婚姻的存在。辩方证人的证词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认为没有理由怀疑这些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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