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7 Phil. 547
法庭记录神圣不可侵犯:律师不当行为的教训
[ A.C. No. 6683, June 21, 2011 ]
菲律宾最高法院关于针对 ATTY. VICTOR C. AVECILLA 律师在 G.R. NO. 72954 案件中 2004 年 6 月 1 日决议的复议案
裁 决
PEREZ, J.:
序言
1985 年,答辩人 Victor C. Avecilla 律师(Avecilla 律师)与 Louis C. Biraogo 先生(Biraogo 先生)向本院提起诉讼,质疑《菲律宾议会法令》第 883 号(即 1986 年 2 月 7 日总统提前选举的法律)的合宪性。该诉讼案案号为 G.R. No. 72954,并与另外九 (9) 项表达类似担忧的诉讼合并审理。[1]
1985 年 12 月 19 日,最高法院全体庭庭议发布决议,驳回合并审理的诉讼,实际上维护了《菲律宾议会法令》第 883 号的有效性。[2]
1986 年 1 月 8 日,在前述决议生效后,G.R. No. 72954 案件的卷宗[3] 被委托给法院司法记录办公室 (JRO) 保管。[4]
本案
2003 年 7 月 14 日,答辩人与 Biraogo 先生致函[5] 时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小希拉里奥·G·达维德阁下(首席大法官达维德),要求提供与司法发展基金 (JDF) 支出相关的若干文件。[6] 为了表明他们对 JDF 拥有充分的利益,有权了解资金的使用情况,答辩人与 Biraogo 先生声称,他们作为 G.R No. 72954 案件的请愿人,通过支付案卷费和诉讼费的方式为该基金做出了贡献。[7]
2003 年 7 月 28 日,首席大法官达维德指示[8] 时任 JRO 主任 Teresita Dimaisip 律师(Dimaisip 律师)转交 G.R. No. 72954 案件的卷宗,以核实答辩人与 Biraogo 先生的主张。
2003 年 7 月 30 日,在认真查找 G.R. No. 72954 案件的卷宗 后,Dimaisip 律师告知[9] 首席大法官达维德,在档案中找不到该卷宗。Dimaisip 律师查阅 G.R. No. 72954 案件的追踪卡[10] 后发现,该卷宗 于 1991 年 9 月 13 日从 JRO 借出,但不幸的是,此后从未归还。[11] 追踪卡显示,答辩人(通过 Salvador Banzon 律师(Banzon 律师)代理)是该卷宗 的借阅人。[12]
第二天,即 2003 年 7 月 31 日,首席大法官达维德迅速采取行动,指示[13] Dimaisip 律师提供有关答辩人如何借阅 G.R. No. 72954 案件卷宗 的信息,并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归还该卷宗。
Dimaisip 律师报告了她对上述指示的遵守情况,并于 2003 年 8 月 13 日向首席大法官达维德发送了一份备忘录[14]。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如下:
- 在 G.R. No. 72954 案件卷宗 从 JRO 借出时,答辩人受雇于最高法院,担任退休法官埃米利奥·A·甘卡伊科(Gancayco 法官)法律团队的成员。表面上看,正是凭借其保密职位,答辩人得以接触到 G.R. No. 72954 案件的卷宗。[15]
- Dimaisip 律师已就可能归还该卷宗 一事与答辩人联系。[16] Dimaisip 律师表示,答辩人承认通过 Banzon 律师(他在 Gancayco 法官办公室的同事)借阅了 G.R. No. 72954 案件的卷宗。[17]
2003 年 8 月 18 日,在借阅后近十二 (12) 年,Avecilla 律师最终将 G.R. No. 72954 案件的卷宗 归还给 JRO。[18]
2003 年 9 月 22 日,首席大法官达维德指示[19] 本院首席律师办公室 (OCAT) 对该事件进行研究、报告并提出建议。2003 年 11 月 20 日,OCAT 向首席大法官提交了一份备忘录[20],认为答辩人作为律师和律师协会成员,可能因借出 G.R. No. 72954 案件的卷宗 而受到行政指控。OCAT 提出了以下重要意见:
- Gancayco 法官于 1991 年 8 月 20 日从最高法院强制退休。[21] 然而,按照惯例,Gancayco 法官的合同制雇员获得了延期,可以继续担任法院雇员至 1991 年 9 月 18 日,但仅限于处理剩余事务。因此,答辩人在 1991 年 9 月 13 日借阅 G.R. No. 72954 案件的卷宗 时,其“延期任期”已接近届满。[22]
- 上述情况表明,答辩人借阅该卷宗 并非为了与他作为 Gancayco 法官法律研究员的职责相关的任何公务,而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目的。[23] 答辩人这样做显然滥用了其保密职位,可能因此受到行政处罚。[24]
- 但必须澄清的是,由于答辩人目前已不再受雇于最高法院,因此不能再作为雇员受到处罚。[25] 然而,作为律师和法庭官员,对答辩人采取行政诉讼仍然是可行的。[26]
最高法院全体庭庭议接受了 OCAT 的调查结果,于 2003 年 12 月 9 日发布决议[27],指示答辩人说明理由,说明为何不应因借阅 G.R. No. 72954 案件的卷宗 以及未能归还在近十二 (12) 年的时间内承担行政责任。
答辩人遵守本院的指示,于 2004 年 1 月 21 日提交了其辩解说明(说明)[28]。在上述说明中,答辩人提出了以下辩护理由:
- 答辩人坚持认为,他既没有借阅也没有授权任何人借阅 G.R. No. 72954 案件的卷宗。[29] 相反,答辩人将责任推卸给实际在 G.R. No. 72954 案件追踪卡上签名的人,并声称此人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以他的名义取走了该卷宗。[30] 答辩人不愿明确指出是谁签的字,但暗示可能是 Banzon 律师。[31]
- 答辩人声称,由于某种未知原因,该卷宗 最终出现在他的个人文件和物品箱中,他在 Gancayco 法官退休后将这些箱子带回了家。[32] 答辩人只能推测,实际借阅卷宗 的人可能是 Gancayco 法官办公室的同事,由于疏忽,卷宗 被错放在了他的个人箱子里。[33]
- 答辩人还否认未能归还卷宗 有任何不良动机,声称他从未费心检查他的个人文件和物品箱,直到 Dimaisip 律师联系他询问丢失的卷宗。[34] 答辩人声称,在发现丢失的卷宗 确实在他的个人箱子里后,他立即与 JRO 合作,并毫不拖延地安排归还。[35]
2004 年 2 月 24 日,本院将答辩人的辩解说明转交 OCAT 进行初步研究。OCAT 在其 2004 年 4 月 12 日的报告[36] 中,认为答辩人的辩解说明不能令人满意。
2004 年 6 月 1 日,本院委托[37] 律师事务处 (OBC) 对此事进行正式调查,并编写最终报告和建议。OBC 因此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听取了答辩人[38]、Banzon 律师[39]、Dimaisip 律师[40] 和 Pablo Gancayco 律师[41] 的证词。2007 年 8 月 6 日,答辩人向 OBC 提交了备忘录[42],重申其辩解说明中的辩护理由。
2009 年 10 月 13 日,OBC 向本院提交了报告和建议[43]。与 OCAT 一样,OBC 驳回了答辩人的辩护理由,并认定答辩人对取走 G.R. No. 72954 案件的卷宗 和未能及时归还负有全部责任。[44] 因此,OBC 建议暂停答辩人的律师执业资格一 (1) 年。[45]
我们的裁决
我们同意 OBC 的调查结果。然而,鉴于本案的特殊情况,我们认为适当减轻建议的处罚。
答辩人借阅了卷宗
在审查本案记录,特别是与追回 G.R. No. 72954 案件卷宗 相关的情况后,本院确信,答辩人应对取走该卷宗 负责,而不是其他人。
G.R. No. 72954 案件的追踪卡包含以下信息:
- 答辩人的姓名,被确认为卷宗 的借阅人,[46] 以及
- Banzon 律师的签名,他代表答辩人实际从 JRO 收取了卷宗。[47]
答辩人试图通过坚称他从未授权 Banzon 律师代表他借阅该卷宗 来质疑上述记录。[48] 然而,我们对此并不信服。
首先。尽管答辩人否认,但无可争议的事实仍然是,丢失的卷宗 是在其保管下被追回的,此时距离从 JRO 借出已过去约十二 (12) 年。在没有任何合理的相反解释的情况下,这一事实足以肯定追踪卡所说的属实,即借阅 G.R. No. 72954 案件卷宗 的人是答辩人。
第二。答辩人未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说明该卷宗 如何进入他的个人文件和物品箱。[49] 答辩人只能猜测,该卷宗 可能是被 Gancayco 法官工作人员的另一名成员无意中放入了他的个人箱子。然而,答辩人这种方便的猜测仍然只是猜测,无法得到明确证实。
第三。如果说有什么的话,答辩人作为律师和本院法官前任机要人员的特殊身份只会让他的借口变得不可接受,如果不是完全令人难以置信的话。正如 OCAT 在其 2004 年 4 月 12 日的报告中充分驳斥的那样:
……然而,卷宗 “无意或意外地”通过他的同事进入他的个人箱子的借口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不是别人,正是本院法官的机要法律助理。Avecilla 担任这一负责任的职位,理应在所有事项上都保持格外勤勉,包括确保在他于本院的任期结束后,带回家的箱子里只有他的个人物品。[50]
实际上,G.R. No. 72954 案件的追踪卡从未得到充分的反驳。因此,我们维持其记录,并认定答辩人应对借阅 G.R. No. 72954 案件的卷宗 负责。
答辩人的行政责任
在确定答辩人是借阅 G.R. No. 72954 案件卷宗 的人后,我们接下来确定其行政责任。
我们首先阐述前提:
- 答辩人目前已不再受雇于本院,因此不能再作为雇员受到行政处罚。[51] 然而,答辩人作为律师和律师协会成员,仍受本院的监督和纪律管辖。[52]
- 答辩人在 1991 年 9 月 13 日借阅 G.R. No. 72954 案件卷宗 时,其“延期任期”已接近届满。[53] 我们必须回顾,Gancayco 法官已于 1991 年 4 月 20 日退休。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无论答辩人出于何种原因借阅该卷宗,都不是为了与待决案件的裁决相关的任何公务。[54]
- 答辩人无正当理由长期扣留该卷宗,几乎证实了他借阅卷宗 的不正当动机。必须指出的是,该卷宗 已被答辩人秘密持有近十二 (12) 年,直到最终被 JRO 发现并追回。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有充分理由认定答辩人负有行政责任。
首先。未经法院同意,将司法记录(如卷宗)带出法院场所,是应受行政处罚的行为。在 Fabiculana, Sr. v. Gadon 案[55] 中,本院此前曾因一名法警将法庭记录带回家中的不当行为而对其处以处罚,理由如下:
同样,Ciriaco Y. Forlales 虽然不是申诉人信函申诉中的答辩人,但也应处以适当的处罚,因为他承认将案件记录带回家中并忘记了。首先,法院雇员不允许将任何法院记录、文件或文书带出法院场所。显然,Forlales 不仅疏忽了及时将上诉案件的记录转交给上诉法院的职责,而且还未能履行不将案件记录带出法院并随后忘记它们的职责。[56] (重点强调)
第二。答辩人为非公务借阅卷宗 的行为,需要采取不符合律师身份的欺骗手段。这预设了答辩人使用虚假陈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滥用职权,因为根据政策,卷宗 的借阅仅限于公务用途。
作为当时受雇于政府的律师,答辩人显然违反了《职业责任准则》第 6 条规范第 6.02 款,内容如下:
第 6.02 款 – 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律师不得利用其公职为自己或他人的私人利益谋取便利或优势,也不得允许后者干涉其公共职责。(重点强调)。
第三。然而,我们认为建议暂停律师执业资格一 (1) 年的处罚对于本案而言过于严厉。我们考虑以下对答辩人有利的情况:
- G.R. No. 72954 案件在 1991 年 9 月 13 日借阅其卷宗 时,已经最终判决。因此,答辩人持有该卷宗 的行为,在判决 G.R. No. 72954 案件方面,并未造成任何损害。
- 从未证实答辩人泄露了卷宗 的内容,尽管 G.R. No. 72954 案件的决议已成定局,但其内容仍属机密。
- 在发现答辩人持有该卷宗 后,答辩人与 JRO 合作归还了卷宗。
因此,我们将暂停执业资格的期限减为仅六 (6) 个月。
据此裁定,鉴于上述前提,特此暂停答辩人的律师执业资格六 (6) 个月。并严厉警告答辩人,今后若再犯类似错误,将从重处罚。
特此裁定。
Corona, C.J., Carpio, Velasco, Jr., Leonardo-De Castro, Brion, Peralta, Bersamin, Del Castillo, Abad, Villarama, Jr., Mendoza, 和 Sereno, JJ., 同意。
[1] 其他诉讼案的案号分别为 G.R. Nos. 72915, 72922, 72923, 72924, 72927, 72935, 72954, 72957, 72968 和 72986。
[2] G.R. Nos. 72915, 72922, 72923, 72924, 72927, 72935, 72954, 72957, 72968 和 72986, 1985 年 12 月 19 日, 140 SCRA 453, 454。
[3] 指包含案件全部记录的文件夹。卷宗 是当事人在特定案件中提交的所有诉状、函件、文件和其他文书的官方存储库。(参见《最高法院内部规则》第 9 条第 1 款)。
[4] 卷宗, 第 51 页。
[5] 临时卷宗, 第 88-89 页。
[6] 要求提供的文件包括:(1) 司法发展基金的支出报告,(2) 最高法院收取的该基金的收款报告,(3) 现金预付款清单,(4) 未结清现金预付款清单,(5) 为该基金开具的支票报告,(6) 涉及该基金的付款凭证和分类账,以及 (7) 审计委员会的相关审计报告。同上,第 88 页。
[7] 同上,第 89 页。
[8] 备忘录。同上,第 96 页。
[9] 同上,第 97-98 页。
[10] 指监控给定卷宗 流动的索引卡。卷宗, 第 51 页。
[11] 临时卷宗, 第 98 页。
[12] 同上。
[13] 备忘录。同上,第 103 页。
[14] 同上,第 104-105 页。
[15] 同上,第 104 页。
[16] 同上。
[17] 同上。
[18] 参见 Teresita Dimaisip 律师于 2003 年 8 月 19 日致首席大法官小希拉里奥·G·达维德的备忘录。同上,第 109 页。
[19] 备忘录。同上,第 84-85 页。
[20] 同上,第 71-83 页。
[21] 同上,第 77 页。
[22] 同上。
[23] 同上。
[24] 同上,第 77-78 页。
[25] 同上,第 77 页。
[26] 同上。
[27] 同上,第 29 页。
[28] 同上,第 125-128 页。
[29] 同上。
[30] 同上。
[31] 同上。
[32] 同上。
[33] 同上。
[34] 同上。
[35] 同上。
[36] 同上,第 5-18 页。
[37] 同上,第 1 页。
[38] 卷宗, 第 237-331 页。
[39] 同上,第 226-236 页。
[40] 同上,第 106-183 页
[41] 同上,第 184-225 页。
[42] 同上,第 750-773 页。
[43] OBC 的密封报告和建议。
[44] 同上。
[45] 同上。
[46] 卷宗, 第 51 页。
[47] 同上。
[48] 临时卷宗, 第 127-129 页。
[49] 同上。
[50] 同上,第 17 页。
[51] 同上,第 8 页。
[52] 参见《宪法》第八条第 5 款第 (5) 项。
[53] 临时卷宗, 第 8 页。
[54] 同上。
[55] A.M. No. P-94-1101, 1994 年 12 月 29 日, 239 SCRA 542。
[56] 同上,第 545 页。
来源:最高法院电子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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