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涉及在警察列队辨认期间作出的庭外辨认的有效性问题，本案中，菲律宾最高法院维持了被告犯有抢劫杀人罪的判决，因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被告犯有该罪行。法院强调，如果满足以下几个因素，庭外辨认的可靠性就可以成立，这些因素包括证人在犯罪发生时观看罪犯的机会、证人在当时对罪犯的关注程度、证人先前提供的任何描述的准确性、犯罪发生与辨认之间的时间长度、证人在辨认时表现出的确定程度，以及辨认程序的暗示性。此判决强调了证人辨认程序在菲律宾刑事司法系统中的重要性。

抢劫案中的一线光明：目击证人的辨认能否揭开真相？

2003年4月20日，Emeliza P. Empon在自己家中被一名持枪男子抢劫并枪杀。目击证人Eric Sagun和Marilou Zafranco-Rea立即向警方报案，并描述了嫌疑人的体貌特征。随后，警方逮捕了Roberto G. Campos，并在其身上搜出一把.38口径的手枪。在警察安排的列队辨认中，Eric和Marilou确认Roberto就是抢劫并杀害Emeliza的凶手。Roberto否认指控，声称案发当晚他在朋友家，并被警方刑讯逼供。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均认定Roberto犯有抢劫杀人罪，Roberto不服，上诉至最高法院。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在缺乏充分的嫌疑人描述的情况下，目击证人的庭外辨认是否有效？

最高法院认为，本案中目击证人对Roberto的庭外辨认符合“整体情况测试”的标准。首先，Eric和Marilou近距离目睹了枪击事件的发生，有充分的机会看清枪手的长相。其次，Eric和Marilou的证词相互印证，表明他们对犯罪过程的关注程度很高，没有其他因素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再次，虽然Eric和Marilou最初对枪手的描述（“[m]edyo malaki katawan”，身材较大）较为笼统，但最高法院认为，这并不影响辨认的可靠性。由于Eric和Marilou给警方的体貌描述与嫌疑人在列队中的体型相符，因此不能据此否认描述的可靠性。最后，从犯罪发生到庭外辨认的时间间隔只有7个小时，Eric和Marilou在辨认时表现出高度的确定性，而且没有证据表明警方对他们进行了暗示。

最高法院在确定庭外辨认是否具有可采性和可靠性时，法院需要考虑所有情况，然后确定是否满足了既定的标准。具体来说，法院考虑了证人观看犯罪的机会、证人在犯罪时对罪犯的关注程度，以及证人所提供的事先描述的准确性。证人在犯罪发生和指认之间的时间间隔，以及证人在识别过程中表现出的确定程度也至关重要。法院也会检验识别程序的暗示性，以防止对庭外指认造成影响。

法庭强调，一经满足这些原则，就应确保公平并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在本案中，所有的因素都经过仔细权衡，并得出结论：现场证人的庭外识别是可靠的。因此，对被告的定罪得以维持。这种做法保证了现场识别程序的公正性，并强调了遵守宪法要求的必要性。正因为如此，不应轻率地推翻经深思熟虑确立的证据。

构建在此原则之上，最高法院驳回了被告关于Eric作为菲律宾海军陆战队成员，未能采取与其身份相符的行动的论点。法院认为，人们在特定情况下会有不同的反应，不能因为Eric没有按照人们期望的方式行动就认为他的证词不可信。此外，由于证人已经对Roberto进行了明确的指认，因此对石蜡测试结果的展示不再重要。即使该程序并不重要，即使只能确定是否存在硝酸盐或亚硝酸盐，但对于这些物质的来源尚无定论。最高法院指出，石蜡测试并非证明被告有罪的必要条件。

关于Roberto的刑事责任，抢劫杀人罪是一种复合罪，有其自身的定义和特殊处罚。《菲律宾修订刑法》第294条第1款对此作出了规定：

ART. 294.对人使用暴力或恐吓实施抢劫—处罚—任何犯有对任何人使用暴力或恐吓实施抢劫罪的人，应处以：

1. 由于抢劫或在抢劫期间，犯有杀人罪的，处以终身监禁至死刑的处罚；x x x.

在这种犯罪中，罪犯最初的意图是实施抢劫，而杀人必须只是偶然的。杀人可能发生在抢劫之前、期间，甚至之后。“[I]需要考虑的是获得的结果，而不参考或区分情况、原因、方式或人员干预犯罪的实施。”重要的是，即使杀人只是一个意外，或者凶杀案的受害者不是抢劫案的受害者，或有两人或两人以上被杀。最高法院解释说，除了杀人罪之外，强奸、故意残害或篡夺权力，都是因为犯罪或在犯罪时实施的。值得注意的是，杀人案的受害者是抢劫犯之一。杀人一词是广义上使用的，包括谋杀、杀害父母和杀害婴儿。

根据既定原则，只有当杀人是为了帮助夺取财产或罪犯逃跑；为了保持对赃物的占有以防止发现抢劫；或为了消除犯罪中的证人而实施时，犯罪才是抢劫杀人罪。具体而言，抢劫杀人罪这一特殊的复合犯罪包含以下要素：（1）使用暴力或恐吓手段对人夺取个人财产；（2）被夺取的财产属于他人；（3）夺取是为了谋取利益，并且（4）在抢劫之际或由于抢劫，发生了杀人事件。

最高法院认定本案具备了所有这些要素。Eric和Marilou确信，是Roberto持枪闯入Emeliza的家中，抢走了她的手机。显然，夺取行为是为了谋取利益，并且是通过对人的恐吓来实现的。当Roberto朝Emeliza举起枪并向她的胸部射击导致她死亡时，Eric和Marilou惊呆了。根据证人的证词，法院认为Roberto的主要目的是抢劫，而杀害受害者只是为了防止被逮捕并帮助他逃脱。

常见问题解答

综上所述，最高法院的判决强调了目击证人辨认在刑事案件中的重要性，以及法院在评估辨认可靠性时所采取的谨慎态度。本案确立了庭外辨认需要满足的具体标准，并对抢劫杀人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了明确的阐释。未来的案件可以借鉴该判决，进一步完善菲律宾的刑事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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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vs. Roberto G. Campos, G.R. No. 252212, July 14, 2021

本案的核心是关于目击者证词可靠性的严重质疑。最高法院推翻了上诉法院对被告人Michael Torres抢劫杀人罪的判决，理由是识别存在合理怀疑。法院认为，两名目击者的识别存在许多缺陷，包括有限的观察时间、不一致的描述和警察提出的暗示性引导。在刑事案件中，指控必须基于确凿的证据，绝不能忽视宪法赋予被告人的推定无罪权利。本案强调了在高度依赖目击证人的案件中，谨慎评估证据和身份证明的重要性，确保公正审判。

正义蒙上阴影？目击证人记忆中的偏差与模糊

2013年3月28日，Ramon Mallari在奎松市街头与人交谈时，遭到枪击并被抢走项链和手镯，最终因枪伤不治身亡。Michael Torres被指控与同伙合谋犯下这起抢劫杀人案。一审法院基于两名目击者Ace Obeda和Tobias Felices的证词，判处Torres终身监禁，并责令其向受害者家属支付赔偿金。上诉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但调整了惩罚性赔偿金额。然而，最高法院最终推翻了上诉法院的判决，判处Torres无罪释放，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案件的关键在于两名目击者身份识别的可靠性。最高法院运用了“整体情况测试”，评估了目击者在犯罪时观察罪犯的机会、当时的注意力程度、先前描述的准确性、识别时表现出的确定程度、犯罪与识别之间的时间间隔以及识别程序的暗示性。最高法院认为，目击者的证词存在严重的疑问，无法支持对Torres的定罪。

首先，目击者Felices的证词表明，当枪击发生时，他本能地蹲下并爬离现场。另一名目击者Obeda也表示，枪手同伙用枪指着他，让他不要看。这严重限制了他们观察枪手并记住其体貌特征的机会。另外，他们最初对凶手的描述，无论是衣着还是摩托车，都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例如，Obeda最初声称不认识枪手，后来又表示认出了Torres，但仅仅因为Torres穿着一件黑色上衣，这显得非常草率。同时，他们的描述与根据他们口述绘制的模拟画像也不符。证词的不确定性和不一致，严重削弱了他们的可信度。

最重要的是，Torres的逮捕和识别程序存在严重问题。在辨认过程中，警方明确告知目击者，他们即将辨认一名嫌疑人，并在警察局安排了一场单独的辨认，只有Torres一人被带到目击者面前。这种“指认”方式极具暗示性，可能导致目击者产生错误的指认。就像“控告人已经被警察‘喂’了信息一样”，大大降低了辨认的可靠性。菲律宾最高法院在类似案件中多次强调，这种“单独指认”的程序会增加目击者受到外部影响的可能性，从而导致错误的指认。

Torres的被捕也疑点重重。他因交通违规被捕，但警方随后未能提供关键的摩托车证据，无法将其与犯罪现场联系起来。他声称在被拘留期间，警察曾向他展示过两个人的照片，暗示让他顶罪。即使像“否认和不在犯罪现场”这样的辩护理由听起来很无力，但是控方若举不出确凿的证据来反驳的话，法律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还Torres清白。

总而言之，本案暴露了目击者证词的局限性和潜在风险。即使目击者没有恶意，他们的证词也可能因为各种因素而产生偏差，导致错误的指认。在依赖目击者证词的案件中，必须严格审查证据，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最高法院的判决再次强调了在刑事诉讼中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性，维护公正审判的原则。

FAQs

最高法院在审查刑事案件中的目击者证词时必须格外小心，从而确保维持正义，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因此，当对目击者在事件发生时或发生后识别的信息提出质疑时，法院有义务通过对警方程序不合规的担忧提出质疑，否则将有可能导致无辜者蒙受终身监禁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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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案中，菲律宾最高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的有罪判决，理由是关键目击者的识别证据不可靠。该判决强调，在刑事案件中，必须毫无合理怀疑地证明被告的身份，仅凭存疑的身份识别不足以定罪。这意味着，当目击者的证词不一致、不明确或存在其他可疑因素时，法院应谨慎对待，不应以此为基础作出有罪判决。对于面临刑事指控的人来说，这项裁决凸显了识别证据质量的重要性，并保证法院仔细审查身份证明，从而保护个人免受错误定罪。

阴影中的识别：在奎略案中，证人证词和身份识别的有效性问题

菲律宾人民诉拉蒙·奎略一案涉及对拉蒙·奎略（Ramon Quillo）被判犯有谋杀罪的上诉。根据控方的说法，2014年5月28日，奎略是驾驶摩托车的后座乘客，向维维恩·叶-德·卡斯特罗（Vivien Yap-De Castro）头部连开两枪，致其死亡。奎略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原因是存在阴谋和出卖行为。本案的核心问题是，证人提供的证词是否足以确认奎略是凶手，以及是否存在构成谋杀的出卖行为。

审判中，控方传唤了几位证人，包括案发时与受害者在一起的人，他们的证词陈述了在伊朗-伊朗街上发生枪击事件的过程。这些证人指认奎略是驾驶摩托车的后座乘客，也就是枪击维维恩的人。然而，最高法院发现这些证词存在重大差异，证人的身份识别证据不可靠。例如，一名证人承认只看到了袭击者的阴影，另一名证人对袭击者的描述很笼统，难以令人信服地确认袭击者的身份。

**在评估庭外身份识别的可采性和可靠性时，法院适用“整体情况测试”。** 本测试包括考虑以下因素：(1) 证人在犯罪发生时观察罪犯的机会；(2) 证人在当时的注意力程度；(3) 证人提供的任何先前描述的准确性；(4) 证人在身份识别时表现出的确定程度；(5) 犯罪发生和身份识别之间的时间长度；以及 (6) 身份识别程序的暗示性。**考虑到这些因素，最高法院对证人的指认表示怀疑。**

法院注意到，其中一名证人吉娜（Gina）承认，她只能判断袭击者的身高和肤色，而袭击者当时正坐在行驶的摩托车上。法院认为，这削弱了她准确判断袭击者身高的可信度。此外，吉娜承认，她只看到了袭击者的影子，而不是他的脸。另一名证人迈克尔（Michael）提供的描述也很模糊，不足以令人信服地确认奎略的身份。法院还对迈克尔为何在枪击事件发生约五天后才提供复合图示的描述表示质疑。

此外，证人们关于袭击者在开枪后在犯罪现场停留一到两分钟，然后才驶向利特克斯路（Litex Road）的说法也与常识相悖。**法院认为，在类似情况下，任何人的本能都是避免被认出来。** 如果奎略真的枪杀了维维恩，他应该立即逃离犯罪现场，以防止被认出来。证人的说法不可信，只是为了掩盖他们没有看到袭击者的脸的事实，以及他们不知道真正袭击者的身份。

由于控方未能毫无疑问地证明奎略的身份，最高法院推翻了上诉法院的判决，并判奎略无罪释放。**法院重申，虽然不在场证明的辩护天生薄弱，但控方并未因此免除毫无合理怀疑地确立被告罪行的责任。** 在法庭可以适用肯定性身份识别优于不在场证明的规则之前，有必要首先毫无疑问地确定目击者对被告身份识别的可信度。**控方证词中存在严重且难以解释的差异和矛盾，很难相信他们的肯定性证词，并对他们的指控的可信度产生了严重怀疑。**

常见问题解答

总而言之，菲律宾人民诉拉蒙·奎略一案是一个重要的法律先例，突出了身份识别证据在刑事案件中的重要性。最高法院的裁决强调，法院在依赖目击者证词定罪时必须保持谨慎，尤其是当此类证词不一致、不明确或受到其他可疑因素影响时。本案加强了在刑事案件中，必须毫无合理怀疑地证明被告的身份，保障了公民免受冤假错案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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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确立了在绑架案件中，即使发生不规范的庭外辨认程序（如受媒体曝光影响的列队辨认），如果证人在法庭上能够独立、明确地进行身份辨认，且该辨认未受到庭外程序的不当影响，则该法庭辨认仍然有效。这意味着即使最初的辨认可能存在瑕疵，但只要法庭上的证词清晰可信，被告仍可能被定罪。此判决强调了在罪案调查中平衡受害者识别罪犯的权利与保护被告免受不公正指控的重要性。

媒体先入为主，辨认还可信吗？绑架案的身份疑云

菲律宾最高法院审理了一起绑架勒索案，案件的核心问题在于被告戈麦斯（Preciosa Gomez）在审判中的身份辨认是否有效。尽管她声称证人爱德华（Edward）在庭外列队辨认前可能通过媒体报道见过她，从而影响了其辨认的客观性，但法院最终维持了戈麦斯的有罪判决。本案不仅涉及绑架罪的构成要件，还触及了刑事诉讼中身份辨认的证据规则，特别是当辨认程序可能受到外界因素干扰时，法院应如何评估其可信度。因此，如何在保障公平审判的前提下，确保罪犯不逃脱法律制裁，成为了本案的关键所在。

案件的事实经过是这样的：1997年6月28日，两名男子和一名女子进入爱德华在帕拉尼亚克市Kilton Motors公司的办公室，假装是顾客。其中一名男子，后来被确认为佩皮诺（Jerry Pepino），拔出枪，爱德华遂被绑架。绑匪向爱德华的家人索要赎金，最终在支付70万比索后，爱德华获释。五个月后，在国家调查局（NBI）安排的一次辨认中，爱德华指认了佩皮诺和戈麦斯。然而，戈麦斯辩称，辨认过程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因为她和其他嫌疑人在辨认前已被公开展示为绑架犯。关于**非法逮捕**的问题，由于戈麦斯未能在开庭前对此提出质疑，法院认为她已放弃对此的异议。根据修正后的《刑法》第267条，**绑架罪**的要素包括：行为人是私人个体；他绑架或拘留他人，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剥夺后者的自由；拘留或绑架的行为必须是非法的；并且在犯罪过程中存在任何下列情况：绑架或拘留持续超过三天；或由模拟公共权力机构实施；或对被绑架或拘留的人造成严重人身伤害或发出死亡威胁；或被绑架或拘留的人是未成年人、女性或公职人员。本案中，这些要素都已得到证实。

关于辩方提出的“庭外辨认可能受到暗示性影响”的主张，法院依据“**整体情况测试**”，认为爱德华的庭外辨认是可靠的，因此可以采纳。

此外，爱德华在基尔顿汽车公司和安全屋都与佩皮诺有过近距离接触，他还看到戈麦斯坐在逃离现场的丰田卡罗拉汽车的前排座位上。爱德华也证实，到达公寓后，绑架者取下了他眼睛上的胶带，他看到戈麦斯也在场。目击者 Jocelyn也证实，在丈夫被带走时，她离佩皮诺非常近。虽然被告辩称她没有得到律师的协助，但法院认定警察列队辨认不属于审讯调查的一部分。因此，被告在警察列队辨认阶段无权要求律师协助。最终，法院判定戈麦斯犯有绑架罪，考虑到菲律宾已废除死刑，改判为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此案强调了法院在评估证人证词时需要全面考虑各种因素，并确保被告人的权利得到保护。

本案突出了刑事司法系统中身份辨认证据的复杂性，以及如何在媒体日益发达的时代保护被告的权利。法院的判决表明，虽然媒体曝光可能对证人的辨认产生影响，但只要法庭上的证词清晰可信，且未受到不当影响，被告仍可能被定罪。这对于未来处理类似案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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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诉佩皮诺和戈麦斯案，G.R. No. 174471，2016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