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案中，菲律宾最高法院对因精神错乱提出的辩护主张和故意杀人案件中的定罪进行了审查。法院裁定，被告人未能充分证明他在犯罪发生时患有精神错乱，因此不能免除刑事责任。因此，法院将被告人的定罪从故意杀人罪改为过失杀人罪，并判处相应的刑罚。该判决阐明了对寻求精神错乱例外辩护的个人的严格要求。

犯罪冲动还是精神障碍？解析刑事案件中的故意杀人辩护

被告人 Leonardo Macalindong 因故意杀害了他的同居伴侣 Jovelia Malinao 而被起诉。在审判中，Macalindong 主张，他因精神错乱而无法对其行为负责，并出示了医疗报告来证明这一点。但是，地区审判法院和上诉法院都驳回了这一论点，并认定他犯有谋杀罪，理由是存在预谋。因此，他认为自己无法回忆起 2007 年 2 月 10 日早晨发生的事情，因为他失去了知觉。他确实提交了国家精神健康中心 (NCMH) 的初步报告（日期为 2008 年 3 月 10 日）以及 Florecita Lindo 博士（林多博士）出具的医疗证明（日期为 2007 年 11 月 9 日），这两份证明均表明他患有精神分裂症。

案件随后提交至最高法院。主要问题是 Macalindong 是否应因精神错乱而被免除刑事责任，以及他是否被正确地判处故意杀人罪。被告辩称他当时患有精神疾病，地区审判法院未能考虑到这一点。检察官反驳说，直接证据证明他有罪，并且预谋符合判处他犯有谋杀罪的标准。

最高法院解决了关于精神错乱辩护适用的两个关键要素。首先是被告的精神错乱构成对智力、理性或判断力的完全剥夺。其次是这种精神错乱必须存在于犯罪发生时或紧接犯罪发生之前。修订后的刑法第 12 条规定，精神错乱可以免除个人的刑事责任，前提是满足某些条件：

第 12 条。可免除刑事责任的情形——以下情形可免除刑事责任：

1. 白痴或精神病人，除非后者在意识清醒时行事。

当白痴或精神病人实施法律定义的重罪 (delito) 行为时，法院应命令将其关押在为此类病人设立的医院或精神病院之一，未经法院许可不得离开。

法院澄清说，仅凭心理机能异常不足以排除归罪。重要的是，精神错乱剥夺了智力和理性，从而使个人在行为时没有一丝辨别力或意志自由。

法院发现 Macalindong 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他在实施犯罪时患有精神错乱。尽管提交了医疗报告，但无法确定他的精神错乱在当时影响了他的智力。因此，法院驳回了精神错乱的例外辩护。

在进一步考虑了起诉的事实后，法院认为不能证明存在任何使得故意杀人罪符合加重条件的要素。特别是，未能确定被告有目的地采用了一种方法来确保其犯罪的成功，也没有给予受害者任何自卫或报复的机会。此外，尽管被告人使用刀具可能是优势力量的证据，但检察官未能证明被告人有目的地选择利用这种优势来便利犯罪的发生。

由于没有预谋和优势力量等加重情节，最高法院裁定被告犯有普通过失杀人罪。鉴于这种区分，法院判处 Macalindong 过失杀人罪，刑期从有期徒刑八年到有期徒刑十四年零八个月。此外，法院命令他向受害者的继承人支付民事赔偿、精神损害赔偿和丧葬费。

常见问题

最高法院的判决强调，要求将精神错乱作为辩护理由的标准很高，并强调需要切实的证据来证明这种辩护主张。本案还进一步阐明了在确定故意杀人罪或过失杀人罪时是否可以援引如预谋和优势力量等加重情节。这些区别可能会对判处的刑罚产生重大影响。总的来说，本案为理解刑事责任的复杂问题提供了重要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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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确立了一项关键原则：即使行为人实施了杀人行为，如果能够证明存在完全或不完全的自卫，也可免除或减轻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没有对方存在非法侵害这一前提，自卫抗辩则不成立。本案重点考察了在故意杀人罪案件中，被告人提出的自卫主张能否成立，重点在于证明在被告采取行动进行自卫时，被害人是否存在实际的、紧迫的非法侵害。本案的判决结果表明，法院在审查自卫主张时，会对举证责任和证据标准进行严格的审查。

酒后争端的升级：自卫还是报复？

在菲律宾最高法院审理的 Romeo Dawat, Jr. v. People 一案中，被告人被控犯有杀人罪，原因是其导致 Wenceslao Flores 死亡。审判的核心是被告人提出的自卫主张，案件围绕 2011 年 9 月 22 日晚发生的事件展开。被告人辩称，他是在受到罗伯特和文塞斯劳的威胁后才采取行动的，他们不仅向他扔石头，文塞斯劳还手持刀具，口出狂言。然而，法院最终采纳了控方提供的证人证词和被害人临终遗言，这导致了被告人被判有罪，而法院驳回被告人的自卫主张，其论点是他未能证明受害人存在非法侵害。

案件的关键事实是，非法侵害是认定自卫（完全或不完全的自卫）的必要因素。该原则意味着，如果被告人在实施杀人行为时没有受到实际的、迫在眉睫的危险，自卫的理由就不成立。在本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人未能证明在采取导致文塞斯劳死亡的行为时，他面临着这种威胁。即使文塞斯劳最初可能具有攻击性，例如扔石头或出拳，当被告人离开去拿砍刀时，这种攻击性已经停止。因此，当被告人返回并导致文塞斯劳死亡时，他被认定为是进行报复而不是自卫。此案强调，即使承认造成了死亡，声称自卫也需要证明在相关时刻存在非法侵害。

菲律宾《修订刑法典》第 249 条对故意杀人罪作了定义和处罚规定，而自卫是一项辩护理由，如果获得证明，可以免除责任或减轻处罚。为使自卫的辩护理由成立，被告人必须证明以下要素：1) 受害人实施了非法侵害；2) 为防止或击退侵害而采取的手段具有合理的必要性；3) 行为人没有充分的挑衅行为。这些要素中，非法侵害至关重要。如果不存在非法侵害，则不存在自卫的可能性。本案的关键问题是文塞斯劳的行为是否构成足以证明被告人采取行动的非法侵害。

最高法院维持了上诉法院的判决，理由是存在可信的证人证词，尤其是证人艾米丽·阿洛克的证词，她亲眼目睹了事件的经过。阿洛克作证说，被告人扼住了文塞斯劳的脖子，并用砍刀割开了他的喉咙，这个证词对法院的判决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外，文塞斯劳的临终遗言，也进一步证实了他被被告人袭击的事实。虽然被告人试图通过指出证人证词中的矛盾之处来质疑证人的可信度，但法院认为这些矛盾微不足道，并不影响控方证据的实质性。

本案强调了，在声称自卫时举证责任的重要性。被告人承认他造成了文塞斯劳的伤害，因此将举证责任转移到他身上，必须证明其行为是出于自卫。然而，法院认为被告人未能证明他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从而有理由使用致命武力。当被告人离开去拿砍刀时，文塞斯劳的攻击已经停止，随后的被告人行为被视为报复行为，而不是自卫行为。文塞斯劳是否实际拥有枪支并以此威胁被告人，也缺乏证据支持，这进一步削弱了被告人的辩护理由。

此案还凸显了对致命武力使用的限制。在声称受到威胁后，自卫行为必须与所感受到的威胁程度相称。如果威胁已经解除，例如攻击行为已经停止，那么使用武力就不再具有正当性。在本案中，即使文塞斯劳最初实施了攻击行为，但在被告人拿到砍刀并控制了局面后，已不再存在正当防卫的理由。法院进一步指出，文塞斯劳的口头威胁并不足以构成正当使用致命武力的理由，因为这种威胁并不紧迫或具有直接性。

最高法院重申地方法院和上诉法院的判决，并维持了对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的定罪，这反映出菲律宾司法系统严格遵守正当防卫原则，只有在满足所有要素，尤其是实际存在非法侵害时，才允许声称正当防卫。根据《修订刑法典》第 249 条，故意杀人罪的刑罚为暂时监禁。由于既没有加重情节也没有减轻情节，可判处的刑罚应为暂时监禁的中期，即 14 年 8 个月零 1 天至 17 年 4 个月，符合《不确定刑期法》的要求。法院还判处被告人赔偿 Wenceslao D. Flores 的继承人以下款项：(a) 死亡赔偿金 50,000.00 比索；(b) 精神损害赔偿金 50,000.00 比索；(c) 酌情损害赔偿金 50,000.00 比索。

FAQs

此判例对自卫主张的理解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澄清了对非法侵害的法律标准和对自卫的限制。它强调，仅仅威胁或过去的攻击并不足以证明使用致命武力是正当的，并且行动必须与迫在眉睫的危险的威胁程度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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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菲律宾最高法院审查了一起涉及故意杀人和纵火案的判决。最初，被告被判犯有故意杀人和破坏性纵火罪。然而，最高法院修改了判决，将被告的故意杀人罪减为过失杀人罪，同时维持了破坏性纵火罪的判决。法院认为，虽然被告未能充分证明其精神错乱辩护，但控方也未能证明存在可将过失杀人罪定性为故意杀人罪的加重情节。该判决强调了在刑事案件中证明精神状态和加重情节的重要性，以及这种证据如何影响被告的最终罪名和刑罚。

当精神疾病与犯罪行为交织：法律如何界定责任的界限？

本案源于威尔逊·卡乔·宋科（被告）被指控于2004年1月1日谋杀马里奥·巴尔包·亚当尼，并焚烧了巴尔包的房屋。被告以精神错乱作为辩护理由，声称他患有精神疾病。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均判决被告犯有故意杀人和破坏性纵火罪。然而，最高法院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被告是否充分证明了他的精神错乱辩护，以及是否充分证明了故意杀人和破坏性纵火罪。

本案涉及的关键法律原则是精神错乱辩护，它可能免除被告的刑事责任。菲律宾《刑法典》第12条规定，如果行为人在行为时是白痴或精神病人，除非后者在清醒期间行事，则可免除刑事责任。然而，精神错乱是人况的例外，而不是规律。根据《民法典》第800条，推定每个人都是健全的。援引精神错乱的免责事由的任何人都有责任以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因此，被告有责任证明他在犯罪时完全丧失了智力。

然而，为了成功援引精神错乱辩护作为逃避刑事责任的理由，精神错乱必须与紧接在指控被告的犯罪行为发生之前或与之同时发生的时间相关。换句话说，被告必须成功表明：（1）他完全被剥夺了智力；（2）这种完全剥夺智力的情况必须在他犯罪时或犯罪前立即显现出来。在本案中，尽管辩方提供了证据表明被告曾患有精神疾病，但他们未能证明被告在犯罪时或犯罪前立即丧失了智力。

此外，最高法院还审查了控方是否充分证明了故意杀人罪的加重情节。指控书称，阴谋诡计和明显预谋可将犯罪行为定性为故意杀人罪。关于阴谋诡计，法院指出，其本质是袭击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发生，并且以迅速、蓄意和出人意料的方式进行，使不幸、手无寸铁和毫无戒心的受害者没有机会抵抗或逃脱。至于明显预谋，法院裁定必须有：（1）被告先前决定实施犯罪；（2）明显表明被告坚持其决心的公开行为；（3）从决定实施犯罪到实际执行犯罪之间的时间间隔足以让被告反思其行为的后果。在本案中，控方未能证明存在这些加重情节。由于控方未能证明存在可将过失杀人罪定性为故意杀人罪的加重情节，因此最高法院将被告的定罪降为过失杀人罪。

但是，最高法院维持了被告的破坏性纵火罪的判决。法院解释说，为了确定所犯的罪行是仅构成纵火罪，还是谋杀罪，亦或是纵火和过失杀人罪/谋杀罪（视情况而定），被告的主要目的是必须加以审查的。如果主要目的是焚烧建筑物或构造物，但死亡是由于纵火而造成的或发生在纵火的情况下，则该罪行仅是纵火，并且所造成的过失杀人罪被吸收。如果另一方面，主要目的是杀死可能位于建筑物或构造物中的特定的人，当以火作为实现该目标的手段时，则所犯的罪行仅是谋杀罪。最后，如果目的同样是杀死特定的人，并且事实上罪犯已经这样做了，但是以火作为掩盖杀人的手段，那么就会发生两起单独且不同的罪行——过失杀人罪/谋杀罪和纵火罪。在本案中，控方能够充分证明被告焚烧了受害者的房屋以掩盖其犯罪行为，因此被告对过失杀人罪和纵火罪负有单独的责任。

FAQs

总之，菲律宾最高法院对本案的裁决强调了证明刑事案件中精神状态和加重情节的重要性。法院确认，尽管被告未能充分证明他的精神错乱辩护，但控方同样未能证明将过失杀人罪定性为故意杀人罪的加重情节。因此，尽管被告未能完全摆脱对犯罪行为的责任，但他最初的故意杀人罪定罪被推翻。此外，破坏性纵火罪名成立，因为行为在犯罪后发生以掩盖犯罪行为。本案强调了在评估犯罪行为中的精神状态和确定被告的最终责任时，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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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涉及车辆盗窃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竞合，最高法院在此案中明确，即便没有直接证据，但如果存在完整的证据链，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被告人实施了车辆盗窃并导致被害人死亡，即可认定被告人构成车辆盗窃致人死亡罪。本判决强调了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如何运用间接证据认定犯罪事实，对于保障公民财产安全和生命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当车辆失窃与生命逝去交织：罪与罚的界定

本案的焦点在于，被告人耶稣安诺·阿尔塞纳尔（Jesusano Arcenal）被指控在盗窃摩托三轮车的过程中杀害了车主阿尔文·德·拉马（Alvin de Rama），构成车辆盗窃致人死亡罪。尽管没有目击证人直接看到阿尔塞纳尔杀害阿尔文，但一系列间接证据指向了他。阿尔文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时载着阿尔塞纳尔，随后阿尔塞纳尔独自驾驶该摩托三轮车出现。阿尔文的尸体在不久后被发现，摩托三轮车也随后被发现遗弃，车上有血迹。问题是，这些间接证据是否足以排除合理怀疑，认定阿尔塞纳尔犯有车辆盗窃致人死亡罪？

最高法院首先明确了车辆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实际占有车辆、车辆属于他人、未经车主同意或通过暴力手段取得、意图非法获利。而车辆盗窃致人死亡罪，则需要证明被告人不仅实施了车辆盗窃，而且杀人行为发生在车辆盗窃过程中或与之相关联。在本案中，控方没有提供直接证据证明阿尔塞纳尔杀害了阿尔文，因此，需要通过间接证据来证明。间接证据要构成完整的证据链，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存在多个证据、推断依据的事实得到证明、所有证据结合起来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得出被告人实施犯罪的唯一结论。

在本案中，多个间接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首先，摩托三轮车确属于受害者阿尔文的父亲雷纳托（Renato）。其次，证人弗洛雷斯（Flores）和梅拉斯（Meras）证实，阿尔文最后一次出现在三轮车候客点是在2000年4月11日晚上11点。第三，弗洛雷斯明确指认阿尔塞纳尔是阿尔文的乘客，并且后来看到阿尔塞纳尔独自驾驶阿尔文的摩托三轮车从森林公园方向驶来。第四，第二天早上，阿尔文的尸体在森林公园被发现，摩托三轮车失踪。第五，尸检报告显示，阿尔文死于颅内出血，头部有多处伤口。第六，被遗弃的摩托三轮车上有血迹。第七，从摩托三轮车上提取的指纹与阿尔塞纳尔的右手食指指纹完全吻合。

“非法占有”是指未经车主同意或通过暴力手段夺取车辆。**非法占有一旦完成，即使没有机会处置车辆，也构成犯罪**。根据《证据规则》第131条第3款(j)项的规定，持有赃物的人被推定为窃取者和整个行为的实施者。本案中，指纹证据不仅证实了阿尔塞纳尔曾是阿尔文的乘客，而且证明他曾持有该车辆。**意图非法获利是车辆盗窃罪的主观要件，可以从非法占有车辆的行为中推定出来**。本案中，阿尔塞纳尔驾驶阿尔文的摩托三轮车逃离，表明了他具有非法获利的意图，即使后来车辆被遗弃，也不能否定其意图。

阿尔塞纳尔辩称，弗洛雷斯的证词是他持有阿尔文摩托三轮车的唯一证据，并且不能排除阿尔文在阿尔塞纳尔驾驶车辆时仍然活着，杀人行为可能发生在之后的可能性。然而，最高法院认为，尸体上的伤口、阿尔塞纳尔驾驶摩托三轮车逃离以及车上的血迹，这些证据都表明袭击发生在阿尔文在车上或车辆附近。阿尔塞纳尔在案发后逃离，也表明他心虚。对于阿尔塞纳尔提出的不在场证明，最高法院认为，**不在场证明是最薄弱的辩护理由，必须有其他证据佐证，才能成立**。在本案中，阿尔塞纳尔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他不可能出现在犯罪现场。因此，最高法院维持了原判，认定阿尔塞纳尔犯有车辆盗窃致人死亡罪。

FAQs

本案再次提醒我们，在刑事案件中，举证责任在于控方，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间接证据虽然不如直接证据直观，但如果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同样可以作为定罪的依据。同时，被告人也有权提出辩护，但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其辩护主张。而对于车辆盗窃致人死亡的案件，法院会综合考虑所有证据，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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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This analysis is provided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only and does not constitute legal advice. For specific legal guidance tailored to your situation, please consult with a qualified attorney.
Source: 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VS. JESUSANO ARCENAL Y AGUILAN, G.R. No. 216015, March 27, 2017

菲律宾最高法院在一项案件中重新审视了“激情和情感丧失理智”这一缓刑情节，强调该情节并非仅限于犯罪瞬间的情绪爆发，而是在一段时间内逐渐积累、最终导致犯罪的情形。该判决意味着，法院在评估罪犯的罪责时，会更全面地考虑其犯罪动机和情绪状态。激情犯罪的情节减轻了罪犯的罪责，从而改变了刑罚的性质和程度。 这项裁决不仅影响着未来的案件判决，也提升了法律在更复杂的精神状态中更公正的审判罪行的能力， 这在刑事审判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为案件提供了减轻情节的框架。

母辱难忍：激情与法律的天平

本案涉及被告Marcelino Oloverio因谋杀Rodulfo Gulane而被定罪。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谋杀，以及“激情和情感丧失理智”是否可以作为减轻罪责的情节被考虑。检察机关指出，被告Oloverio事先预谋，采取了卑劣手段杀害Gulane，应判处谋杀罪。而辩方则辩称，Gulane长期以来对Oloverio进行侮辱和挑衅，案发前更以极其侮辱性的语言攻击Oloverio的母亲，导致Oloverio在极度愤怒下失控杀人，应认定为激情杀人，从轻处罚。

**激情与情感丧失理智作为一种缓刑情节**，其核心在于考察犯罪行为是否是由强烈的情绪驱动，而非有预谋的恶意。根据修订后的刑法，要成功援引这一情节，需要满足两个关键要素：一是存在足以产生心智失常的非法行为；二是该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的时间间隔不应过长，以至于犯罪者有足够的时间恢复理智。

本案中，法院认为，**原审法院对“激情和情感丧失理智”的理解过于狭隘**，仅关注犯罪行为发生前的瞬间。法院指出，情绪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累和增强，最终压倒理智和自控。因此，即使在犯罪行为发生前，存在一段时间的情绪积累，只要该情绪与犯罪行为之间存在充分的因果关系，且犯罪者在犯罪时仍未恢复理智，就可以认定存在“激情和情感丧失理智”的情节。此外，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也应该考虑被害者和被告的身份地位。原告长期以侮辱的话语和行为对被告及其家人进行诋毁与骚扰。 而受害者的证人，又不能明确证明在案发前的一段时间内，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争吵或者辱骂。

当然，**并非所有的情绪激动都可以作为缓刑情节被考虑**。例如，如果犯罪行为是出于报复，而非对不公正行为的直接反应，则不能认定存在“激情和情感丧失理智”的情节。此外，如果犯罪行为与挑衅行为之间的时间间隔过长，犯罪者有足够的时间冷静下来，也可能导致该情节不被采纳。

本案中，法院最终认定，虽然被告Oloverio的行为构成了杀人罪，但考虑到被害者Gulane长期以来的侮辱和挑衅，以及Oloverio的自首情节，应认定存在“激情和情感丧失理智”的缓刑情节。因此，法院**将被告的罪名从谋杀降为杀人罪**，并减轻了刑罚。

这一判决强调了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犯罪者的动机、情绪状态、犯罪行为的起因等，以实现公正的审判。这也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避免使用侮辱性的语言和行为，以免引发不必要的冲突和悲剧。

常见问题解答

本案充分说明了法律在处理涉及复杂情感因素的案件时所面临的挑战。法院的判决不仅需要准确地适用法律条文，还需要充分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包括犯罪者的动机、情绪状态、犯罪行为的起因等，以实现公正的审判。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并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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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诉奥洛维里奥，G.R. No. 211159，2015年3月18日

菲律宾最高法院就涉及本杰明·卡萨斯（Benjamin Casas）的案件作出裁决，此案事关他被判犯有谋杀罪和故意杀人未遂罪。案件的核心争议点在于卡萨斯声称其行为属于自卫，旨在推翻其罪名。最高法院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上诉，确认卡萨斯对埃利吉奥犯有故意杀人未遂罪的判决，但将对乔尔犯有的谋杀罪降格为故意杀人罪。此次判决的实际意义在于，它阐明了在何种情况下自卫才能被认定为正当理由，并详细解释了蓄意谋杀的构成要件。此案提醒公众，自卫需要确凿的证据，且量刑会因具体情况而异。

防卫过当还是罪责难逃？案件回顾与法律争议

本案源于在圣胡安市塔霍（taho）工厂发生的一起事件。根据检察机关的说法，卡萨斯持刀寻找耶稣未果后，将刀插进塔霍桶中，导致埃利吉奥上前质问。两人发生斗殴，期间卡萨斯持刀刺伤了埃利吉奥。在追逐埃利吉奥的过程中，卡萨斯与试图用竹竿帮助埃利吉奥的乔尔相遇，乔尔不慎滑倒后，卡萨斯对其连刺两刀，致其死亡。随后，卡萨斯再次刺伤埃利吉奥，直到埃利吉奥用塑料凳击中卡萨斯的头部，才制止了他的袭击。卡萨斯声称是出于自卫，他表示乔尔先持刀攻击他，埃利吉奥和罗兰多·哈罗内尔也加入了攻击，为了保护自己，他才刺伤了他们。本案的关键法律问题在于卡萨斯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以及其行为是否构成蓄意谋杀。

地区审判法院判定卡萨斯犯有谋杀罪和故意杀人未遂罪，认为证据不支持其自卫的主张。法院认为，是卡萨斯主动持刀行凶，埃利吉奥和乔尔并非攻击者。高等法院也认可了地区审判法院的判决，但修改了部分赔偿金额。卡萨斯随后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最高法院在审理此案时，重点审查了卡萨斯的主张是否符合自卫的法律要件。根据修订刑法典第 11 条第 1 款，以下情况不承担刑事责任：

艺术。11.正当理由——以下行为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
1. 任何人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或权利而采取行动，但前提是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情况：

第一，非法侵犯；

第二，为阻止或击退非法侵犯而采取的手段在合理必要范围内；

第三，防卫人方面缺乏足够的挑衅。

最高法院认为，非法侵犯是自卫的必要条件。但证据表明，卡萨斯是攻击发起者，而非受害者。因此，他的自卫主张不成立。需要明确的是，埃利吉奥和卡萨斯之间的最初斗殴并不能表明埃利吉奥对后者实施了非法侵犯，因为埃利吉奥已经退出了争斗并开始逃离。当第一攻击者逃跑时——如果埃利吉奥的情况确实如此——第一攻击者的非法侵犯行为即告终止；当非法侵犯行为停止时，防卫人不再有权杀死或伤害前攻击者；否则，即构成报复，而非自卫。报复与自卫不同。在报复中，受害人发起的攻击在被告攻击他时已经停止，而在自卫中，攻击者在被指控人伤害时仍在继续攻击。

最高法院认为，尽管卡萨斯对埃利吉奥的行为存在杀人意图，但检方未能证明其符合蓄意谋杀的要件，因此判定其犯故意杀人未遂罪。对于乔尔的死亡，最高法院不同意地方法院和上诉法院关于蓄意谋杀的认定。蓄意谋杀是指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采取直接而特别的手段、方法或形式，以确保犯罪的实施，使自己免受受害人可能采取的防卫行为所带来的风险。换句话说，要认定存在蓄意谋杀，必须证明：（a）犯罪手段使受害人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或报复；（b）犯罪方法是故意或有意识地采用的；蓄意谋杀不能被推定，必须通过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

根据现有证据，乔尔当时已经意识到协助埃利吉奥的危险性。他知道卡萨斯手持利刃，并且刚刚用它刺伤了埃利吉奥。乔尔选择介入，甚至还用竹竿武装自己。因此，乔尔显然意识到了自己生命的危险。最高法院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卡萨斯并没有有意识地选择某种方式，使乔尔完全没有机会自卫或反击。最高法院指出，卡萨斯只是在乔尔滑倒后抓住机会对其进行了袭击，缺乏精心策划和预谋，因此，蓄意谋杀的指控不成立。这意味着，最高法院将卡萨斯对乔尔的犯罪从谋杀罪降为故意杀人罪。

综上所述，最高法院维持了卡萨斯对埃利吉奥的故意杀人未遂罪的判决，但将对乔尔的谋杀罪降格为故意杀人罪。这一判决强调了自卫的法律要件，并对蓄意谋杀的认定标准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判决还调整了对受害者的赔偿金额，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和丧失劳动能力的赔偿。这一判决体现了菲律宾司法体系在追求公正的同时，也注重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对具体情况的细致考量。

FAQs

总之，菲律宾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对于理解自卫的法律界限以及如何区分谋杀和故意杀人罪具有重要意义。它强调了在刑事案件中，证据的重要性以及法院在判决时需要考虑的各种因素。

如果对本裁决在特定情况下的适用有任何疑问，请通过联系或通过电子邮件frontdesk@asglawpartners.com联系ASG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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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诉卡萨斯，G.R. No. 212565, 2015年2月25日

本案中，最高法院维持了对被告 Domingo Dilla 故意杀害其兄弟 Pepito Dilla 的判决。该判决强调了在故意杀人案件中，直接证据的重要性，特别是目击证人的证词。法院还调整了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强调了提供实际损失证明的必要性，并明确了被告不适用假释，旨在保障社会的安全。

手足相残：审视谋杀案中的证据与正义

菲律宾最高法院审理了一起兄弟相残的惨剧。Domingo Dilla 被指控谋杀了他的兄弟 Pepito Dilla。一审和上诉法院均判 Domingo 有罪。案件的关键在于，是否有足够的直接证据证明 Domingo 实施了犯罪行为，以及量刑和损害赔偿是否适当。本案不仅涉及家庭悲剧，更引发了对刑事证据、量刑公正的深刻思考。

控方提供的证据显示，2003年7月22日下午，在 Camarines Sur 省 Pili 市的 Himaao 地区，Domingo 突然出现并用枪射击了 Pepito 的左大腿。随后，Domingo 又用砍刀刺伤了 Pepito。受害人的儿子 Pepito Jr. 和 Mary Jane Renegado 目睹了整个过程。这些目击证人的证词构成了指控 Domingo 犯罪的主要依据。

Domingo 则辩称，是 Pepito 先挑衅他，并声称在争斗中，他用扳手击打了 Pepito，但否认开枪和行刺，并将矛头指向一个戴帽子的人。然而，法院并未采纳 Domingo 的辩解，认为他的证词不可信，尤其是在有明确的目击证人指认的情况下。这种辩护策略在法律上被称为“推卸责任”，但在本案中未能奏效，因为控方证据链完整，且证人证词具有高度一致性。

一审法院根据控方证人的证词，认定 Domingo 犯有谋杀罪，并判处终身监禁，以及支付实际损失、精神损害赔偿和死亡赔偿金。上诉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但对损害赔偿金的数额进行了调整。在最高法院，双方均选择不提交补充陈述，因此法院根据之前的辩护意见进行审理。

最高法院在审查案件记录后，认为上诉缺乏依据。法院强调，目击证人 Pepito Jr. 和 Renegado 的证词清晰地表明，是 Domingo 残忍地杀害了他的兄弟 Pepito。Pepito Jr. 在证词中详细描述了 Domingo 追赶并枪击、刺伤他父亲的过程。 Renegado 的证词也与 Pepito Jr. 的证词在关键细节上保持一致，进一步巩固了 Domingo 的罪行。两位目击证人的证词都清楚表明，Domingo 是行凶者，受害者当时毫无防备，且身处弱势。

在量刑方面，最高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和上诉法院判处 Domingo 终身监禁是适当的。根据菲律宾共和国第9346号法案（禁止判处死刑法案），Domingo 没有资格获得假释。关于损害赔偿，法院维持了75,000比索的民事赔偿金和50,000比索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并增加了30,000比索的惩罚性赔偿金。这些赔偿金旨在弥补受害者家属因受害人死亡而遭受的损失和精神痛苦。

关于实际损失，法院指出，只有15,000比索的开支有正式收据支持。因此，法院将实际损失赔偿金改为25,000比索的酌定损害赔偿金。此外，法院裁定所有损害赔偿金从判决最终确定之日起，按每年6%的利率计息，直至全额支付。这一裁定确保受害者家属能够获得合理的经济补偿。

本案也再次强调了在刑事案件中，尤其是涉及故意杀人罪时，直接证据的重要性。目击证人的证词、犯罪现场的证据以及被告的行为都将被仔细审查，以确定其是否有罪。同时，量刑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也是法院关注的重点，既要惩罚犯罪行为，又要保障受害者家属的权益。

FAQs

本案的判决不仅是对受害者家属的一种安慰，也是对社会公正的一次维护。此判例明确了故意杀人案件的证据标准和量刑原则，对未来的类似案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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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VS. DOMINGO DILLA Y PAULAR, G.R. No. 200333, January 21, 2015

最高法院在本案中确认了罗德尔·克里斯托莫犯有抢劫罪，并处以故意杀人罪的刑罚。法院强调，当故意杀人是抢劫的一部分时，所有参与抢劫的人都应对此负责，即使他们没有直接参与杀人行为，除非他们试图阻止杀人行为。此判决强调了参与犯罪活动的法律责任范围，以及共犯在犯罪过程中造成的后果。

汽油站抢劫案：共同犯罪与刑事责任的界定

2001年2月12日，在布拉坎省圣米格尔的何塞·布恩卡米诺拥有的一个加油站发生了一起悲剧性的抢劫案。罗德尔·潘吉利南当时正在加油站工作，三名骑摩托车的武装人员到达了加油站。其中两人冲进收银室，一人掏出刀子，另一人朝收银员珍妮特·拉莫斯开枪。歹徒抢走了收银机里的钱后，开枪者又向珍妮特的头部开了一枪，导致其死亡。涉案金额约为4万菲律宾比索，并造成收银员的死亡。案件的核心问题在于，被告罗德尔·克里斯托莫是否参与了抢劫和杀人阴谋，从而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该案的关键在于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行为。法院依靠罗德尔·潘吉利南的证词，他亲眼目睹了抢劫过程，并确认被告是参与犯罪团伙的一员。虽然被告否认参与犯罪，但法院认为证人的证词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关键证据在于目击者的证词，以及他们对被告的身份识别。证人的证词证明了抢劫行为的发生，以及与抢劫直接相关的杀人行为，这满足了抢劫罪的所有要素。抢劫罪要求：(1) 夺取属于他人的个人财产；(2) 具有非法占有的意图；(3) 使用暴力或恐吓手段；(4) 因抢劫或在抢劫过程中，发生了杀人罪。

最高法院确认，被告与其他罪犯之间存在共谋。他们一起到达加油站，被告等待同伙实施抢劫和杀人，然后他们一起逃离现场。这种协同行动充分证明了他们之间存在共谋。

《菲律宾修订刑法》第294条（经第7659号共和国法案修订）规定，抢劫罪并伴有杀人罪的，处以无期徒刑至死刑。

由于抢劫导致了死亡，因此所有参与抢劫的人都应对此罪行负责。值得注意的是，被告未能证明他曾试图阻止同伙实施杀人行为。法院驳回了被告关于其身份识别不规范的说法，并强调警方有权正常履行职责。

关于量刑，法院指出，由于本案没有减轻或加重处罚的情节，因此对被告处以无期徒刑是适当的。根据修订的《菲律宾刑法》第63条规定，当法律规定由两种不可分割的刑罚组成的刑罚，并且犯罪既没有减轻情节也没有加重情节时，应处以较轻的刑罚。民事责任方面，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受害者家属民事赔偿金5万菲律宾比索，精神损害赔偿金5万菲律宾比索，并赔偿实际损失14,500菲律宾比索（丧葬费）以及被盗金额4万菲律宾比索。这是为了弥补受害者及其家属因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失。

FAQs

本案明确了在抢劫罪中，如果发生了杀人行为，即使没有直接参与杀人，参与抢劫的人也需承担责任。本案强调了共同犯罪的法律后果，并提醒公众，参与任何形式的犯罪活动都可能导致严重的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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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罗德尔·克里斯托莫诉菲律宾人民，G.R No. 171526，2010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