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裁定，在政府职位申请中未能如实披露先前的刑事指控和定罪构成不诚实行为，即使申请人当时处于缓刑期间。本案明确了政府雇员在个人数据表 (PDS) 中坦诚的重要性，并强调隐瞒信息可能会导致行政处罚。即使有缓刑或后续权利恢复，也不能免除申请人披露犯罪记录的义务，以确保公共服务中的透明度和正直。

缓刑后的阴影：录用前定罪的披露义务之争

本案涉及对棉兰老岛德尔纳沃特法官迪维娜·T·萨姆森和法院公用事业工人小弗朗西斯科·M·罗克的行政投诉。罗克在申请法官萨姆森所在法院的公用事业工人职位时，因未能在个人数据表中披露先前的刑事定罪（非法持有爆炸物）而受到指控。萨姆森法官因明知罗克的犯罪记录却推荐他担任该职位而受到指控。该案的核心问题在于，缓刑期间不披露是否构成不诚实，以及法官对知情雇用的责任范围。

在 2008 年 6 月 12 日的个人数据表中，罗克否认曾受到正式指控或被任何法院或法庭判定犯有任何罪行。事实上，他于 2005 年因非法持有爆炸物被定罪，并被判处监禁，但缓刑获准。最高法院指出，缓刑确实暂停了监禁刑罚和某些附带处罚，包括从事某种职业的权利。尽管如此，这并不免除罗克如实披露其先前指控和定罪的义务。法院强调，根据公务员制度规则和条例，个人数据表是政府雇员个人信息的主要来源。未能披露相关信息给予了罗克相对于其他合格申请人的不正当优势。

根据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 06-0538 号决议，罗克的虚假陈述构成了与他就业相关的严重不诚实行为。该决议详细说明了根据案件的事实情况对不诚实行为进行分类和处以适当处罚的规则。具体来说，利用欺诈和/或伪造官方文件实施与就业相关的不诚实行为构成严重不诚实行为。然而，最高法院强调，并非所有不诚实行为都会导致自动解雇。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例如政府部门的服务年限和真诚，处罚可能会减轻。在罗克的案件中，最高法院注意到，他于 2008 年 7 月 18 日被解除缓刑，并于 2008 年 10 月 17 日被任命为公用事业工人，这表明他后来通过缓刑和长期为公共部门服务获得了改正。

由于这些减轻处罚的情况，最高法院认为暂停六个月不支付工资是适当的处罚。最高法院还处理了萨姆森法官在该事件中的责任。法院发现，她确实明知罗克尚未解除缓刑，就在 2008 年 6 月 3 日的推荐信中推荐了他。法院认为，她的行为违反了《法官行为准则》第二条，该条要求法官避免一切不当行为和不当行为的外观，并在所有活动中促进公众对司法机构廉正和公正性的信心。她的行为，尽管没有明显的恶意，仍然表现出轻率，并在不适当的情况下偏袒罗克。法院对萨姆森法官处以 25,000 比索的罚款，以示她的行为给公众带来的信任。

常见问题解答

本案强调了透明度和问责制在公共服务领域的重要性。所有政府雇员都有义务在官方文件中披露相关信息，而法官在维护司法机构的廉正方面负有特殊责任。此案也明确了一个重要的概念，缓刑并不等同于免除责任，政府的官员依然应该要确保没有知情不报的行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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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裁定，聘请顾问不构成公务员制度下的政府职务，因此，即使被解雇的公职人员，如果担任的是咨询顾问，并不违反反贪污法或非法任命法。该判决澄清了咨询服务与正式政府职位之间的界限，明确了并非所有为政府提供服务的人员都属于公务员范畴，从而避免了对政府聘用专业人才的限制。

解雇后的聘用：咨询顾问的角色是否违反公务员规定？

本案源于 Edward Thomas F. Joson 对新怡诗佳省省长 Aurelio M. Umali 及其他官员的申诉，指控他们违反了《反贪污和腐败行为法》第3(e)条和《刑法典》第244条规定的非法任命罪。起因是省长 Umali 聘请 Ferdinand R. Abesamis 担任省长办公室的顾问，而 Ferdinand 之前曾因不当行为被司法部解雇，并被永久取消在政府部门重新就业的资格。Joson 认为，省政府聘用被取消资格的人员担任咨询顾问，构成不当行为。然而，调查重点在于确定咨询顾问是否属于政府职位，以及 Umali 省长是否明知 Ferdinand 不具备资格而仍对其进行任命。

本案的核心争议点在于，Ferdinand R. Abesamis 担任省长办公室的顾问是否等同于担任政府职位，以及是否因此受到公务员制度的约束。最高法院在此案中明确，咨询服务与正式政府职位有所不同。Ferdinand 的权利、权力及义务均源于合同而非法律，并且他并未被授予任何主权权力。此外，他的咨询合同期限有限，每次仅为六个月，并可随时终止。他也未享有政府雇员的福利，仅获得咨询服务费。最高法院认为，这些因素表明 Ferdinand 并未被任命为政府职位，因此 Umali 省长聘用他并不构成违反《反贪污和腐败行为法》或《刑法典》的非法任命罪。

最高法院还强调，评估公职人员行为时，必须考虑其是否存在恶意、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表明 Umali 省长在聘用 Ferdinand 时存在恶意或滥用职权的行为。相反，他寻求了省法律办公室的法律意见，并得到了肯定答复，即聘用 Ferdinand 并不存在法律障碍。基于此，最高法院认定 Umali 省长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

最高法院的判决明确了公务员制度的适用范围，为政府部门聘请外部专业人士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通过将咨询服务与正式政府职位区分开来，政府部门可以在不违反公务员制度的前提下，聘请具有专业技能和知识的顾问，以提升政府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这种灵活性对于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推动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不过，这也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注意，政府部门在聘请咨询顾问时，应确保合同条款明确，权责清晰，以避免出现利益冲突或其他不当行为。

常见问题解答

通过厘清咨询服务与政府职位的界限，最高法院为政府部门在聘请外部专业人士时提供了更清晰的法律指导。虽然这为政府部门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但也需要政府部门在实践中加以注意，确保合同条款明确，权责清晰，避免出现利益冲突或其他不当行为。本案强调了区分正式政府职位和合同服务的必要性，为未来的行政实践设定了明确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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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确立了一项重要原则，即个人利用虚假陈述或承诺来影响他人获得职位或投资，从而骗取钱财的行为，将被追究欺诈罪的责任。最高法院在此案中明确指出，利用虚假借口或虚假陈述获取经济利益构成诈骗，必须依法严惩。对于任何因类似欺骗行为而遭受损失的人来说，这项裁决提供了法律保障，并强调了诚实和正直在商业和个人关系中的重要性。

当承诺的阶梯变成欺骗的陷阱：对影响力兜售行为的审判

本案的核心是一项针对丽莎·老（Rizza Lao）又名内丽莎·拉平（Nerissa Laping）的指控，她被控通过承诺能够影响时任总统菲德尔·拉莫斯（Fidel V. Ramos）任命埃尔默·朱尼奥（Elmer A. Juinio）为拉古纳湖发展局（LLDA）总经理，从而骗取朱尼奥的钱财。这一承诺以及后续的投资请求，被指控为是精心策划的诈骗计划，旨在利用朱尼奥的职业抱负来谋取经济利益。案件的关键问题在于，老是否通过虚假陈述诱使朱尼奥投资，从而构成《菲律宾修订刑法》中定义的诈骗罪。

案件始于1997年，当时针对丽莎·老和埃斯特·阿卡普尔科（Ester Acapulco）提起了信息，指控她们犯有《菲律宾修订刑法》第315条第2(a)款定义的欺诈罪。起诉书称，被告通过虚假陈述，声称有能力游说总统任命朱尼奥为拉古纳湖发展局总经理，并从事经纪和汽车进口业务。这些虚假陈述说服朱尼奥投资了86,000比索和20,000美元。然而，在收到这些款项后，被告逃之夭夭，损害了朱尼奥的利益。最高法院必须评估这些行为是否构成欺诈，以及丽莎·老是否应对此负责。

案件的事实表明，丽莎·老向朱尼奥表示，她认识时任总统菲德尔·拉莫斯的继母阿方西塔·拉莫斯（Alfonsita Ramos），可以通过她帮助朱尼奥获得拉古纳湖发展局总经理的职位。老还要求朱尼奥投资一项海关经纪业务，声称拉莫斯夫人是合伙人。作为回应，朱尼奥给了老36,000比索。后来，老告诉朱尼奥，拉莫斯夫人和阿卡普尔科将抵达菲律宾讨论这项业务，并跟进他在马拉卡南宫的申请。老还要求朱尼奥投资拉莫斯夫人和阿卡普尔科的汽车进口业务，并提供了20,000美元的额外资金。此后，阿卡普尔科致电朱尼奥，确认她和拉莫斯夫人将抵达菲律宾讨论他们的海关经纪业务和他的马拉卡南宫申请。应老的要求，朱尼奥同意向汽车进口业务贡献20,000美元，并将这笔钱交给了老。

事态发生了转折，当朱尼奥有机会与拉莫斯夫人交谈时，他询问了她在拉古纳湖发展局的申请进展情况。令他震惊的是，拉莫斯夫人表示惊讶，并告诉他，她对此事一无所知。她还否认与海关经纪和汽车进口业务有任何关联，声称她对此事一无所知。得知这一消息后，拉莫斯夫人指示老和阿卡普尔科归还朱尼奥在这两项业务中投资的钱。尽管老和阿卡普尔科承诺在两周内归还朱尼奥的钱，但他们未能做到。结果，朱尼奥对老和阿卡普尔科提起了诈骗指控。

区域审判法院（RTC）认定被告犯有诈骗罪，而上诉法院（CA）维持了这一判决。然而，最高法院在此分析了这起案件，以确定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是否有任何错误。最高法院承认，上诉可能会扩大案件的范围，允许审查法院纠正上诉判决中的错误，即使这些错误未被分配。

法院确认，要根据《修订刑法》第315条第2(a)款被判诈骗罪，必须存在以下要素：（1）被告对其权力、影响力、资格、财产、信誉、代理、业务或虚构交易作出了虚假陈述或欺诈性陈述；（2）这些虚假陈述或欺诈性陈述是在欺诈行为发生之前或同时作出的；（3）这些虚假陈述或欺诈性陈述构成了受害人交出其金钱或财产的根本原因；（4）因此，受害人遭受了损失。在本案中，最高法院认为，起诉方已充分证明了这些要素，最终维持了丽莎·老的定罪判决，但略微修改了判决的刑期。

虽然最高法院维持了定罪判决，但也考虑到适用的量刑准则，从而修正了丽莎·老的刑期。根据法律和判例，法院确定初审法院对被告处以的刑罚应根据法院先前的裁决进行修改。修订刑法规定的对被告提出的诈骗指控的处罚是最高为简易监禁的监禁；因此，下一个较低的处罚是最低到中等程度的简易监禁。适用《确定刑期法》时，不确定刑期的最短刑期应为六（6）个月零一（1）天至四（4）年零两（2）个月；而不确定刑期的最长期限至少应为六（6）年零一（1）天，而且由于涉及的金额超过22,000比索，因此每增加10,000比索，应增加一（1）年监禁，但总额不得超过20年。

因此，最高法院认为，应判处被告四（4）年零两（2）个月的简易监禁，作为最低刑期，以及20年的暂时刑期，作为最高刑期，以及法律规定的所有附加刑罚。鉴于以上情况，上诉被驳回，上诉法院2003年1月24日的判决和2003年8月5日的决议在CA-G.R.第24908号案件中得到确认，但唯一的修改是判处被告不确定的监禁刑期，最短为四（4）年零两（2）个月的简易监禁，最长为20年的暂时刑期。初审法院判决的处决部分的所有其他方面均有效。

常见问题解答

本案突显了个人在职业发展和投资决策中保持警惕的重要性。法院的裁决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即那些利用虚假陈述和承诺骗取他人钱财的人将面临法律的严惩。通过明确诈骗罪的要素并坚持问责制，本案为那些因欺骗行为而遭受损失的人提供了法律保障，并提醒公众诚信在所有交易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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