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最高法院在一起抢劫致死案件中维持了对被告人 Boringot 的定罪。法院认为，被告人与同案犯共谋，以暴力和恐吓手段抢劫他人财物，并在抢劫过程中导致一人死亡。此判决确立了共谋参与抢劫的所有人员，即使他们没有直接实施杀人行为，也应对抢劫致死的单一且不可分割的犯罪行为承担主要责任。这一判决强调了共同犯罪行为的严重性，以及即使在犯罪中作用较小，也可能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对于公众而言，这意味着参与任何形式的共谋犯罪都可能导致严厉的惩罚，无论个体在具体犯罪中扮演的角色大小。

同区居民共同实施抢劫：致命刀锋下的罪与罚？

本案聚焦于 2007 年 10 月 19 日发生在卡兰巴市 Ceris III 的一起抢劫致死案件。被告人 Russel Boringot 被指控与 Edmund Gallardo 和 Marlon Natividad 共谋，以暴力和恐吓手段抢劫受害人 Ronald Catindig 等人的财物，并在抢劫过程中导致 Sheryl Catindig 死亡。案件的核心问题是，在被告人没有直接实施杀人行为的情况下，他是否应对抢劫致死罪承担责任。这起案件不仅关系到对犯罪行为的定性和量刑，更涉及共谋犯罪中个体责任的认定，对类似案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菲律宾《刑法》第 294 条第 1 款规定了抢劫致死罪的处罚：“任何人犯有抢劫罪，使用暴力或恐吓任何人的，应处以以下刑罚：因抢劫或在抢劫之际，犯有杀人罪的，处以终身监禁至死刑的处罚。”最高法院在 People v. Asierto 案中明确了抢劫致死罪的构成要件，包括：以暴力或恐吓手段夺取他人财物；所夺取的财物属于他人；夺取行为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以及因抢劫或在抢劫之际，发生了杀人行为。要定罪，必须毫无疑问地证明上述每个要素。

在本案中，控方通过受害人 Ronald、Christian 和 Raymond 的证词证实了抢劫罪的存在。他们明确指出，被告人是被告中的一员，并参与了抢劫过程。三人的证词相互印证，详细描述了被告人的参与方式以及其他被告人的行为。在共同犯罪的认定上，最高法院强调，当两人或多人就实施犯罪达成协议并决定实施时，就构成了共谋。即使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共谋的存在，也可以根据被告人在犯罪前、犯罪中和犯罪后的行为来推断其是否存在共同目的。因此，本案中被告人的行为表明他与同案犯之间存在“共同理解”，并积极参与了抢劫的实施。

此外，受害人提供的证据还表明，抢劫行为伴随着暴力和恐吓，因为被告人及其同伙持有刀具和自制枪支，迫使受害人屈服。最高法院在 Casabuena 案中确认，使用枪支和刀具威胁吉普尼乘客，以剥夺他们的个人财产，构成暴力和恐吓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受害人对被告人并不陌生，因为他们都居住在同一区域。不仅如此，受害人还指出，被告人用来遮住脸部的衣服在打斗中滑落，暴露了他的身份。同时，该区域的广告牌发出的光线足以让他们看清袭击者的面孔。充分的能见度对于确定目击者能否识别犯罪者至关重要。在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且证人没有对作恶者抱有任何恶意的情况下，他们关于犯罪如何实施以及作恶者身份的证词必须被接受。

最高法院还驳斥了被告人提出的不在场证明。不在场证明要成立，被告人不仅必须证明在犯罪发生时他在其他地方，而且还必须证明他不可能出现在犯罪现场。由于被告人承认他和受害人当时都在卡兰巴市，因此他未能证明这种物理上的不可能。

因此，最高法院维持了上诉法院的判决，认定被告人 Russel Boringot 犯有抢劫致死罪。最高法院还对损害赔偿金的判决进行了修改，责令被告人向受害人家属支付民事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和惩罚性赔偿金。根据菲律宾法律和相关判例，民事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金均判处 75,000 比索，惩罚性赔偿金同样判处 75,000 比索。同时，最高法院认为，在抢劫致死案件中受伤但未死亡的受害人也应获得赔偿，从而使罗纳德的损失获得了补偿。

FAQs

总而言之，菲律宾最高法院在本案中的判决强调了共谋犯罪的严重性以及参与者可能承担的责任。判决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并对潜在犯罪分子起到了警示作用。通过追究共谋者的法律责任，最高法院旨在确保所有参与犯罪的人都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从而维护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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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VS. RUSSEL BORINGOT, G.R. No. 245544, March 21, 2022

本案中，菲律宾最高法院判定，在抢劫致死案件中，被告不能以受到胁迫为由免除刑事责任，尤其是当他们主动参与犯罪，并有逃脱机会却没有利用时。此判决强调了，要成功援引不可抗拒的胁迫作为免责事由，必须证明恐惧是真实的、迫在眉睫的，且造成的伤害大于或等于所犯罪行。这项裁决突出了在犯罪活动中，个人责任的重要性。

持枪抢劫引发三重命案，胁迫辩护能否成立？

本案涉及对 Florentino Labuguen 和 Romeo Zuñiga 的上诉，他们被判犯有抢劫致死罪和意图谋杀罪。最初，两人都被指控与其他同伙合谋，持枪抢劫 Manuel Padre 和 Nenita Padre 夫妇，导致这对夫妇及其女儿 Rhoda Padre 死亡，以及他们的另一个女儿 Rachelle Padre 受伤。该信息显示，被告在 2002 年 1 月 3 日左右，在 Isabela 省 Delfin Albano 市，抢走了属于 Manuel Padre 和 Nenita Padre 夫妇的 500,000 比索现金，同时使用暴力和恐吓手段。抢劫过程中，被告还袭击并枪击了 Rhoda Padre，刺伤了 Manuel Padre、Nenita Padre 和 Rachelle Padre，导致 Rhoda 和 Manuel Padre 死亡，Nenita Padre 死亡，Rachelle Padre 受伤。Rachelle Padre 幸免于难，经及时救治后得以幸存。

在审判过程中，被告 Zuñiga 声称他受到 Joel Albano 的胁迫，被迫参与抢劫，否则他和他的家人将面临危险。然而，法院驳回了他的辩护，理由是缺乏证据表明存在不可抗拒的恐惧。不可抗拒的胁迫必须符合三个要素：存在不可控制的恐惧；恐惧必须是真实的且迫在眉睫的；对伤害的恐惧大于或至少等于所犯罪行。未来的伤害威胁是不够的，胁迫必须达到使被告没有逃脱机会的程度。法院发现 Zuñiga 有机会逃脱，但他没有利用，表明他没有受到不可抗拒的恐惧的影响。此外，Zuñiga 主动参与犯罪行为，刺伤了受害者，没有受到同伙的强迫或推动。

针对受害人 Rachel 指认被告一事，上诉人声称，考虑到她身受重伤，并且意识到自己即将死亡，她应该立即透露袭击者的姓名。我们对此不信服。正如 Rachel 解释的那样，她没有立即透露袭击者的身份，因为在经历了那次可怕的经历之后，她不知道该信任谁。她还声称，她希望征得 Zuñiga 的帮助，以透露他同伙的姓名。另外，上诉人还认为检方未能证明存在共谋，对此法院并不认同，根据现有证据表明，歹徒为了实现抢劫受害者的共同目的而协同行动。当抢劫行为是犯罪分子的中心目的和目标，而杀戮只是抢劫的附带行为时，就需要明确这一点。抢劫意图必须先于夺取人命，但杀戮可能发生在抢劫之前、期间或之后。

抢劫致死是指因抢劫或在抢劫时发生的杀人行为。为了维持对抢劫致死罪的定罪，检方必须证明以下要素：（1）拿走属于他人的个人财产；（2）具有获取意图；（3）对人使用暴力或恐吓；以及（4）在抢劫时或因抢劫而犯下杀人罪，此处“杀人罪”一词以广义使用。

高等法院维持了区域审判法院的判决，维持了对 Labuguen 和 Zuñiga 犯有抢劫致死罪的定罪。法院认为，检方毫无疑问地证明了抢劫致死罪的所有要素。尽管被告声称他们是受到胁迫才参与犯罪，但法院发现他们是主动参与，并且有逃脱的机会却没有利用。因此，胁迫辩护不成立。由于犯罪是由团伙实施且使用了未经许可的枪支，法院进一步裁定，如果没有第 9346 号共和国法案的禁止，应该判处死刑，因此上诉人被处以无期徒刑的刑罚是正确的，但他们没有资格获得假释。另外，根据现行判例，损害赔偿金必须进一步修改如下：每位受害者的民事赔偿金增加到 100,000 比索。此外，每位受害者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和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各为 100,000 比索。最后，所有这些损害赔偿金应自本判决最终生效之日起至全额支付之日止，按每年百分之六（6%）的利率计息。

常见问题

总而言之，最高法院维持了对 Florentino Labuguen 和 Romeo Zuñiga 抢劫致死罪的定罪，驳回了不可抗拒的胁迫辩护。此判决重申了在犯罪行为中，个人责任至关重要，即使被告声称受到胁迫，如果他们积极参与犯罪，并且有机会脱离犯罪却没有抓住，仍将承担刑事责任。此案例强调了，在刑事案件中评估辩护时，必须审查案件的全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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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VS. FLORENTINO LABUGUEN Y FRANCISCO ALIAS “TINONG,” AND ROMEO ZUÑIGA Y PILARTA, G.R. No. 223103, 2020年2月24日

本案确立了在抢劫致死案件中，国家必须证明犯罪分子的原始意图是实施抢劫罪。只有在抢劫的场合或因抢劫而发生的杀人行为，才能被认定为抢劫致死这一特殊的复合犯罪。这一原则强调了意图的重要性，并将杀人行为限定为抢劫的附带或相关后果。明确抢劫意图与杀人行为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以此确保对罪犯的公正裁决和刑罚。

从广场斗殴到致命一击：如何认定抢劫致死？

本案源于在卡兰巴镇广场发生的一起事件，受害者恩尼卡西奥·德潘特在广场上遭到一群人的袭击和抢劫，最终因伤势过重去世。被告人罗纳德·帕莱玛、鲁费尔·帕尔梅亚、林顿·萨尔杜亚和维戈·格伦吉亚被指控犯有抢劫致死罪。案件的核心法律问题在于：在被告人实施的行为中，如何界定抢劫的意图以及如何认定他们之间的共谋关系？

案件审理过程中，控方提供的证据显示，被告人最初的意图是抢劫受害者的手机，并在抢劫过程中袭击并刺伤了受害者，最终导致其死亡。辩方则辩称，他们并非有预谋地实施抢劫和杀人行为，且在案发现场并非作为一个团伙出现，而是各自与不同的人在一起，是被警方误认为袭击者。未成年被告人莱斯特·拉德拉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供述了抢劫和杀人的经过，但他同时表示格伦吉亚并未参与其中。

在本案中，抢劫致死是一种特殊的复合犯罪，其构成要件包括：以暴力或恐吓手段夺取他人财物；所夺取的财物属于他人；夺取财物的行为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以及在抢劫之际或因抢劫而发生杀人行为。根据《菲律宾修订刑法》第294条，抢劫致死罪的定义是：“因抢劫或在抢劫场合，犯有杀人罪的，处以终身监禁至死刑的处罚。”

《菲律宾修订刑法》第294条：以暴力或恐吓手段实施抢劫——处罚。——任何犯有以暴力或恐吓手段实施抢劫罪的人，应受到以下处罚：

1. 如因抢劫或在抢劫场合，犯有杀人罪的，处以终身监禁至死刑的处罚。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采纳了控方证人的证词，并认定被告人的主要目的是抢劫受害者，而在抢劫过程中，受害者被刺伤并因此死亡。法院还驳回了被告人关于没有共谋的辩论，指出他们的行为是协调一致的，体现了共同犯罪的意图。

共谋是指两人或多人达成协议，实施犯罪并决定实施它。共谋的存在必须通过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来确定。如果共犯在抢劫之后试图阻止杀人行为的发生，他仅犯有抢劫罪，而不构成抢劫致死罪。所有共谋实施抢劫致死罪的人，即使并非所有人都从抢劫中获利，也应被视为该罪的主犯。

本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协调一致，表明存在共谋。第一组人袭击并抢夺了受害者的手机，第二组人在看到受害者反击时加入了打斗。此外，被告人虽然否认参与犯罪，但都承认事发当晚他们在卡兰巴镇广场，未能提供当晚与他们在一起的其他人的证词，这使得他们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

另一方面，法院注意到马克斯没有出庭受审，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参与了庭审，因此认为地方法院无权判处他无罪。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有权被告知对其提出的指控的性质和原因，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如果没有被告人的传讯记录，那么地方法院对他的所有诉讼程序都被视为无效。

此外，根据现行判例，本院认为适宜判处惩戒性损害赔偿金和民事赔偿金，金额均为75,000比索。

通过本案，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在抢劫致死案件中，意图和共谋的重要性。法院的判决不仅是对受害者家属的安慰，也是对社会正义的维护，告诫世人切勿以身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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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人民诉帕莱玛，G.R. No. 228000，2019年7月10日

本案中，菲律宾最高法院维持了被告人因抢劫致死罪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判决。该判决强调了抢劫罪与凶杀罪之间的必要关联性，明确了犯罪分子必须以抢劫为主要目的，而杀人行为只是抢劫的附带结果。最高法院还在原判决的基础上，提高了对受害者家属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并新增了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旨在充分保障受害者家属的合法权益。此案强调，在类似案件中，法院不仅会严惩犯罪分子，还会尽力弥补受害者及其家属所遭受的损失。

持枪抢劫，一枪致命：抢劫与凶杀的界限在哪？

本案涉及一起令人发指的抢劫致死案件。2002年3月22日晚，SPO1 Raymundo B. Manaois警官一家乘坐吉普尼行驶在马尼拉市的道路上。由于交通拥堵，车辆被迫停下。此时，Arnel Balute与一名同伙突然出现，Balute持枪指向Manaois警官，并抢走了他的手机，随后开枪射击，导致Manaois警官死亡。Balute辩称自己与案件无关，声称当时正在焊接店工作。然而，法院最终认定Balute犯有抢劫致死罪。那么，法院是如何认定Balute犯有抢劫致死罪的？抢劫罪与凶杀罪之间的界限又在哪里？

根据菲律宾修订刑法第294条第(1)款，抢劫致死罪是指因抢劫或者抢劫之际发生凶杀的特殊复杂犯罪。要判定被告人犯有抢劫致死罪，控方必须证明以下要素：(1)被告人夺取了他人的个人财产；(2)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3)被告人对他人使用暴力或恐吓；(4)在抢劫之际或因抢劫，发生了凶杀罪。换言之，抢劫必须是主要目的，而杀人只是抢劫的附带结果。非法占有的目的必须先于夺取人生命的行为，但杀人行为可能发生在抢劫之前、之中或之后。

菲律宾最高法院在People v. Ibañez案中解释道：“抢劫致死罪发生在因抢劫或者抢劫之际发生凶杀时……定罪需要确定抢劫是主要目的，而犯罪分子的目标，杀人只是抢劫的附带结果。”

在本案中，法院认为控方已充分证明Balute持枪指向Manaois警官，抢走了他的手机，并开枪射击，导致其死亡。Manaois警官的妻子和女儿的证词也证实了Balute是罪犯。Balute的辩解和不在场证明显得苍白无力，因为积极的身份识别证据，尤其是来自受害者亲属的证词，通常比被告人的否认更有说服力。在Ilisan v. People案中，法院指出，受害者亲属有确保罪犯被定罪的天然倾向，因此他们不太可能陷害无辜者。

此外，法院还对损害赔偿金进行了调整。原判决中判处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从50,000菲律宾比索增加到75,000菲律宾比索，以符合现行判例。此外，法院还判处了30,000菲律宾比索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因为Balute的犯罪行为令人发指。这些调整旨在更好地弥补受害者家属所遭受的损失。惩罚性赔偿金的判决基于犯罪情节的高度应受谴责性。这种考量使得判决能够更全面地反映社会对犯罪行为的谴责，并对潜在犯罪者起到震慑作用。

法院判决强调，此类案件中，法律不仅要惩罚犯罪，更要体现对受害者的关怀。对于涉及暴力犯罪的案件，及时和公正的判决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公众信任至关重要。未来的判决，可能会更加注重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心理和社会支持，以便更好地帮助他们重建生活。而Balute的案例，也警示社会大众，任何形式的暴力犯罪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FAQs

总而言之，菲律宾最高法院在本案中的判决，不仅维持了对犯罪分子的严惩，更体现了对受害者家属的关怀。这一判决明确了抢劫致死罪的构成要件，并强调了对受害者家属进行充分赔偿的重要性。未来的判决可能会更加注重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心理和社会支持，以更好地帮助他们重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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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VS. ARNEL BALUTE Y VILLANUEVA, G.R. No. 212932, January 21, 2015

本案中，菲律宾最高法院裁定，即使共谋者没有直接参与杀人，只要抢劫过程中发生杀人行为，所有参与抢劫共谋的人都将作为主要责任人承担抢劫致死罪的责任。该判决强调了共谋犯罪的连带责任，即使并非所有共谋者都实际参与了犯罪的所有环节，他们仍然需要为共谋犯罪的后果负责。这意味着，参与犯罪策划的人需要清楚了解可能面临的法律后果，并且谨慎评估自身行为可能带来的风险。

抢劫计划失控：谁该为意外死亡负责？

本案涉及一起发生在马卡蒂市的抢劫致死案。Eduardo de Jesus y Enrile (以下简称“德·耶稣”)被控与Crispin Del Rosario和Dante Manansala共谋抢劫一名警察Eugenio Ybasco，在抢劫过程中，不仅杀害了Ybasco，还杀害了一名保安Roberto Acosta。初审法院判处德·耶稣死刑，德·耶稣随后提出上诉。案件的核心问题在于，德·耶稣是否参与了共谋抢劫，以及共谋者是否需要为意外的杀人行为负责。

根据检方的证据，德·耶稣、Del Rosario和Manansala事先策划了抢劫Ybasco的计划，认为Ybasco会携带大量现金存入银行。德·耶稣和Manansala负责绑架Ybasco，而Del Rosario负责警戒。在绑架过程中，保安Acosta试图阻止，被Del Rosario开枪打死。后来，Ybasco也被枪杀。德·耶稣辩称自己并未参与犯罪，并提供了不在场证明，但初审法院并未采纳。

最高法院对案件进行了详细审查，认定德·耶稣参与了共谋抢劫。法院认为，即使德·耶稣没有直接参与杀人，但由于抢劫过程中发生了杀人行为，所有参与抢劫共谋的人都应承担责任。**共谋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同意实施犯罪，并决定实施犯罪的行为**。一旦共谋成立，共谋者的行为就视为所有共谋者的行为。这意味着，如果抢劫过程中发生了意外的杀人行为，即使某些共谋者没有直接参与杀人，他们也需要为抢劫致死罪承担责任。

《菲律宾修订刑法》第294条第一款规定：“实施暴力或恐吓侵害他人的抢劫行为，应处以下刑罚：因抢劫或在抢劫之际，犯有杀人罪，或抢劫伴有强奸、故意残害或纵火罪，处无期徒刑至死刑。”

**抢劫致死罪的关键在于，抢劫的意图必须先于杀人行为**。杀人行为可能发生在抢劫之前、之中或之后，但只要杀人行为与抢劫行为存在关联，即构成抢劫致死罪。即使杀人是意外发生，或者被害人并非抢劫的目标，也不影响抢劫致死罪的成立。在本案中，法院认为，无论是为了抢劫还是为了逃脱，或为了阻止抢劫行为被发现而进行的杀人行为，都应被视为与抢劫行为相关联。

最高法院还驳回了德·耶稣提出的不在场证明。**不在场证明是一种较弱的抗辩理由，只有在能够充分证明被告人不可能出现在犯罪现场时才有可能成立**。在本案中，德·耶稣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他不可能出现在犯罪现场。此外，德·耶稣在得知自己被警方通缉后逃离的行为，也被法院视为是有罪的表现。

最终，最高法院维持了初审法院对德·耶稣的定罪，但对赔偿金额进行了修改。考虑到存在预谋和利用车辆的加重情节，法院判处德·耶稣死刑，并责令其向Ybasco和Acosta的家属支付赔偿金。本案强调了共谋犯罪的风险，任何参与犯罪策划的人都需要清楚了解可能面临的法律后果。

FAQs

总而言之，德·耶稣的案件是关于共谋责任的重要法律案例，说明了个人如何因参与犯罪计划而承担刑事责任。这个案件提醒着我们，在面临刑事指控时寻求法律建议是多么重要，因为刑事辩护律师可以帮助那些被指控犯罪的人保护他们的权利，并在法庭上为他们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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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eople v. De Jesus, G.R. No. 134815, May 27, 2004

本案确立了在共谋抢劫并导致他人死亡的案件中，即使领导者未亲自动手，仍需承担刑事责任的原则。即使没有直接参与抢劫，作为策划和指示者的主要责任人将承担法律后果。对于罪犯的定罪不仅取决于直接行为，还在于他们在犯罪中的角色和影响力，并确保那些策划犯罪的人被追究责任。

幕后黑手：即使未亲自动手，仍须为抢劫杀人案负责？

1995年，在邦阿西楠省泰于格市，Masterline Grocery发生了一起抢劫案，导致一名警察死亡和一名店主受伤。尽管埃米利奥·科米林少校和杰拉尔多·加林甘并非直接行凶者，但他们被指控策划和领导了该团伙。本案的关键法律问题在于，即使未亲身参与抢劫和杀人，共谋犯罪的领导者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

高等法院的判决进一步阐明了对“抢劫致死”这一特殊复杂犯罪的理解，强调杀戮行为与抢劫之间的直接关系。这意味着，只要杀戮发生在抢劫期间或因抢劫而起，即使是意外杀戮，也构成抢劫致死罪。法院驳斥了科米林少校关于“杀人行为发生在抢劫之后，因此不应视为抢劫的必要手段”的辩论，明确指出抢劫致死罪的关键在于杀戮与抢劫的直接联系，而不在于杀戮发生的时间顺序。根据《菲律宾修订刑法》第294条第1款，抢劫致死罪指的是，在抢劫过程中，由于或由于抢劫原因而发生的杀人行为。

高等法院在评估纳蒂·帕宁班的证词时，确认了证人的可信度，尽管她本人也参与了该团伙的活动。重要的是，法院指出，帕宁班的证词是在公开法庭上作出的，被告方有机会对其进行交叉质询，这使得她的证词具有证据效力。高等法院强调，帕宁班的证词详细、连贯、直接，并且在多次质询下依然可信。法院明确指出，根据《证据规则》第130条第30款，共谋者行为规则仅适用于庭外陈述，而不适用于在法庭上作出的证词。因此，帕宁班在法庭上对科米林少校的指控可以作为证据采纳。

科米林少校辩称，由于他没有亲身参与抢劫，因此不应承担抢劫罪的责任。然而，高等法院认为，科米林少校作为犯罪策划者和领导者，应对抢劫致死罪承担责任。法院引用了“教唆犯”的概念，指出科米林少校作为犯罪的幕后策划者，通过教唆他人实施犯罪，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此外，法院还指出，科米林少校在犯罪发生前和发生后都积极参与了犯罪活动，例如在多次会议中领导团伙、分配任务、接收赃款以及安排团伙成员藏匿等。

对于加林甘的上诉，高等法院驳回了他的不在场证明辩护。加林甘声称案发时他在马尼拉的亲戚家中，但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说法。法院认为，加林甘未能满足时间和地点的要求，即未能证明他在犯罪发生时不可能出现在犯罪现场。高等法院还采纳了受害者波3埃维尔·帕斯托的临终遗言，该遗言指认加林甘为枪击他的凶手。根据《证据规则》第130条第37款，临终遗言是指，在濒临死亡时，对死亡原因和周围环境所作的陈述，可以作为证据采纳。由于帕斯托在意识到自己即将死亡时，清晰地指认了加林甘，因此他的临终遗言具有很高的证据价值。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高等法院维持了对科米林少校和加林甘抢劫致死罪的定罪，并处以终身监禁的刑罚。本案强调了在共谋犯罪中，领导者即使未亲身参与犯罪，也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犯罪的共谋者，无论其角色如何，都可能被判犯有抢劫罪。

FAQs

高等法院维持了对埃米利奥·科米林少校和杰拉尔多·加林甘的定罪，并强调在共谋犯罪中，领导者的责任不容忽视。法院的判决不仅是对受害者的公正，也是对所有犯罪分子的警示：法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参与犯罪的人，无论其扮演何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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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hort Title, G.R No., DATE

在抢劫致死案件中，被告人供述的有效性以及同案被告人之间是否存在共谋，是法院需要审理的关键问题。本案中，菲律宾最高法院审查了被告人埃内斯托·萨比永和塞萨里奥·墨菲的供述，认为其具有可采性，并确认了他们犯有抢劫致死罪。然而，对于被告人洛莉塔·桑托斯，法院认为缺乏充分证据证明她参与犯罪，因此宣告其无罪。这意味着，在没有充分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即使有供述，也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这一判决强调了在刑事诉讼中，必须严格遵守证据规则，以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当恐惧遭遇指控：洛莉塔的命运转折

本案源于1994年3月10日发生在黎刹省皮利利亚市的一起抢劫致死案。被害人贝内迪克托·埃尔南德斯家中遭到抢劫，他本人也不幸遇害。埃内斯托·萨比永、塞萨里奥·墨菲和洛莉塔·桑托斯被指控参与了这起犯罪。案件的关键问题在于，被告人向警方作出的供述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以及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有罪。本案对洛莉塔·桑托斯尤其重要，因为她是一名文化程度不高的女佣，她的命运将取决于她所作的供述以及其他间接证据是否足以证明她参与了共谋。

根据菲律宾刑法第294条第1款，抢劫致死罪可判处无期徒刑至死刑。控方必须证明：存在使用暴力或恐吓手段夺取他人财产的行为；该财产属于他人；夺取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的意图；并且由于抢劫或者在抢劫过程中发生了杀人行为。在本案中，玛丽维克·罗德拉斯指认埃内斯托·萨比永和塞萨里奥·墨菲进入她的卧室，并使用利器抢走了属于被害人贝内迪克托·埃尔南德斯的财物。之后，被害人被发现死于屋外。被告人萨比永和墨菲辩称，他们的供述是在胁迫和酷刑下作出的，因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他们还声称没有得到有效律师的协助。但最高法院认为，他们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说法。

法院指出，被告人的供述是重要的证据，但必须符合宪法规定的程序。最高法院认为，如果控方能够证明在审讯前告知了被告人相关的权利，则可以推定供述是自愿的。被告人有责任证明他们的供述是在暴力、恐吓或承诺奖励或从轻处罚的情况下作出的。在本案中，萨比永和墨菲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的供述是不自愿的。证人西蒙·泰克森的证词也反驳了被告人关于在调查期间受到威胁或恐吓的说法。辩方声称，他们没有得到有效律师的协助，但最高法院认为，他们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并且他们的律师拉斐尔·马特奥在调查期间充分地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因此，最高法院确认了萨比永和墨菲的供述的有效性。

在抢劫致死罪中，即使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杀人行为，如果间接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排除所有其他合理的假设，也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本案中，最高法院认为，以下事实构成了证明萨比永和墨菲犯有抢劫致死罪的间接证据链：他们携带利器进入被害人的卧室，抢走了财物；他们带着被害人离开了房子，被害人的双手被绑在背后；被害人的尸体在离房子不远的地方被发现，身上有多处刀伤；在犯罪现场发现了镰刀和石头，在被害人的床上发现了一把装饰刀；法医证明被害人死于失血过多，是由多种利器造成的；两名被告人逃离了犯罪现场；他们在警察调查期间供认了自己的罪行；玛丽维克·罗德拉斯证实，被告人曾与被害人就钱财问题发生过争执。

对于被告人洛莉塔·桑托斯，最高法院认为，除了她所谓的庭外陈述外，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她参与了犯罪。事实上，目击证人玛丽维克·罗德拉斯证实，在犯罪发生时，并没有看到洛莉塔·桑托斯。最高法院认为，洛莉塔·桑托斯是一名文化程度不高的女佣，她可能无法完全理解自己的供述，因此法院必须给她以疑罪从无的待遇。即使洛莉塔·桑托斯作出了供述，也不能仅凭此就认定她犯有抢劫致死罪。此外，最高法院还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洛莉塔·桑托斯与其他被告人存在共谋。因此，最高法院宣告洛莉塔·桑托斯无罪，并下令立即释放她。

综上所述，最高法院维持了对埃内斯托·萨比永和塞萨里奥·墨菲抢劫致死罪的定罪，但撤销了对洛莉塔·桑托斯的定罪。这一判决强调了在刑事诉讼中，必须严格遵守证据规则，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只有在有充分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被告人的供述必须是自愿的，并且被告人必须得到有效律师的协助。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即使有供述，也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本案也提醒我们，在刑事案件中，要全面、客观地看待证据，不能片面地依赖某些证据，而忽略其他证据。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公正的审判，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常见问题解答

综上所述，本案的判决对于刑事诉讼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提醒我们，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必须全面、客观地看待证据，不能片面地依赖某些证据，而忽略其他证据。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公正的审判，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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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确立了在抢劫致死案件中，即使共犯未直接参与杀人，若存在共谋且未采取行动阻止杀人行为，则所有参与抢劫者均需承担抢劫致死罪的刑事责任。最高法院在此案中强调，共谋的存在意味着所有参与者共同承担犯罪后果，无论其是否实际执行了致命行为。这一判决强调了共犯在犯罪活动中的责任，并为类似案件的审判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导。

当抢劫发生，死亡随之而来：共犯的罪责如何界定？

本案涉及两名被告 Alfredo Cabilto 和 Alfredo Montajes，他们被指控在一次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抢劫中，造成一人死亡。案件的核心问题是，在抢劫过程中发生的杀人行为，是否应由所有参与抢劫的人共同承担责任，即使他们没有直接参与杀人。此案审理的关键在于确定被告是否存在共谋，以及共犯在犯罪行为中的责任承担问题。

案件的事实经过是：1994年4月2日晚，Cabilto、Montajes及其同伙在Valenzuela市Maysan路上的一辆公共吉普尼上持枪抢劫。他们抢劫了多名乘客的财物，包括手表、现金和电子设备。抢劫后，他们在Fatima学院附近下车。受害者随后向警方报案，警方与受害者一同前往嫌疑人可能逃往的Family Compound。在追捕过程中，Cabilto开枪射杀了试图阻挡其逃跑路线的Jaime Dumago。Cabilto和Montajes随后被捕，并在警察局被受害者指认。Cabilto被搜出一把.38口径左轮手枪，内有三颗实弹和三个弹壳，以及一块Seiko 5手表。Montajes则被搜出一个装有螺丝刀、扳手和身份证的包。

Cabilto和Montajes否认他们互相认识，并声称案发时他们不在现场。Montajes声称他在表亲Arlinda Cabrilla家中，而Cabilto则称他在前往表亲Eddie Paquera家的路上被捕。然而，法庭采纳了控方证人的证词，他们明确指认Cabilto和Montajes是抢劫犯。SPO1 Leandro Santos也证实，Cabilto是开枪杀害Dumago的人。虽然杀人行为发生在抢劫之后，但在试图逃脱警察追捕的过程中，法庭认为这与抢劫密切相关，因此构成了抢劫致死罪。

最高法院认为，虽然没有证据表明Montajes直接参与了杀人，但由于存在共谋，他仍然需要为Dumago的死亡负责。共谋的存在可以从被告的行为模式中推断出来，例如他们同时掏枪宣布抢劫，并在抢劫后朝同一方向逃跑。法庭强调，共谋的关键在于共同的目的和行动。由于Montajes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Cabilto的杀人行为，他需要承担抢劫致死罪的责任。关于辩方提出的不在场证明，最高法院认为，被告未能证明他们在犯罪发生时离现场足够远，以至于无法参与犯罪。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起诉书中指控被告犯有违反总统令532号（公路抢劫）的罪行，但法院最终判决他们犯有抢劫致死罪。法院认为，公路抢劫罪需要证明被告有组织地、不分对象地实施公路抢劫。本案缺乏此类证据。此外，被告企图杀害SPO1 Leandro Santos的行为被抢劫致死罪吸收，因为这是同一犯罪行为的一部分。Cabilto非法持有枪支的指控也被撤销，因为控方未能证明他没有持有枪支许可证。根据修订后的法律，如果在犯罪中使用未注册的枪支，则不构成单独的非法持有枪支罪。

根据《修订刑法》第294条第1款，抢劫致死罪的刑罚为终身监禁至死刑。在本案中，既没有加重情节，也没有减轻情节，因此法院判处被告终身监禁。原审法院判决被告支付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但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些判决，理由是控方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支持这些赔偿。然而，法院对死者收入损失的赔偿进行了调整，计算公式为：净收入能力 = [2/3 (80 – 死亡年龄)] x [年总收入 – 50%的生活费]。因此，原审法院判决的75,000比索的收入损失赔偿应增加到82,639.13比索。此外，被告还必须归还被盗的个人物品，或支付相应的价值。

FAQs

此案明确了在涉及共谋犯罪的情况下，即使没有直接参与具体犯罪行为，也可能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对于任何可能涉及犯罪行为的情况，务必保持警惕，避免因共谋而承担不必要的法律后果。同时，受害者家属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获得合理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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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This analysis is provided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only and does not constitute legal advice. For specific legal guidance tailored to your situation, please consult with a qualified attorney.
Source: 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VS. ALFREDO CABILTO Y PACAYRA AND ALFREDO MONTAJES Y MALINAO, G.R. Nos. 128816 & 139979-80, August 08, 2001

本案确立了一项重要原则：在抢劫致死案件中，目击者的积极辨认对确保被告人受到公正审判至关重要。最高法院维持了对被告人的抢劫致死罪定罪，但减轻了刑罚，强调了目击者证据的重要性，以及举证责任在于证明犯罪行为超出合理怀疑的原则。

正义之桥：当证人席上的记忆照亮罪行的阴影

1997年9月8日晚，埃尔默·莫拉莱斯、米拉·帕索比略、索尼娅·达格甘和一位名叫尼达的女子走在马卡蒂市的瓜达卢佩桥上。突然，一名男子拦住了他们，并宣布这是一起抢劫案。惊慌失措的受害者们被迫交出财物。在逃离现场之前，这名男子向他们开枪，米拉不幸中弹身亡。埃尔默作为关键证人，帮助警方逮捕了嫌疑人阿诺德·拉米雷斯。案件的关键问题在于，埃尔默对阿诺德的辨认是否足以确定其罪行，以及在这种罪行中可以考虑哪些加重处罚的情节。

在法庭上，控方依靠埃尔默·莫拉莱斯的证词，他坚称被告人就是罪犯。证人详细描述了犯罪现场，包括作案者和受害者之间的距离，以及照明条件。他对被告人的描述——“肤色白皙，长相不错，头发略微卷曲”——与被告人的外貌特征相符。此外，埃尔默在照片辨认和警方列队辨认中都确认了被告人。证人明确、前后一致且值得信赖的证词，对于确立被告人的罪行至关重要。目击者的可靠性是任何法庭审判的基石，尤其是当其他证据稀少时。

作为回应，被告人提出了不在场证明，声称案发时他在家与家人在一起。然而，辩方证人的证词相互矛盾，并且未能证明被告人不可能出现在犯罪现场。此外，法院认为被告人的住所距离犯罪现场只有150米。因此，不在场证明的辩护在反对明确的目击者辨认的情况下是站不住脚的。一个成功的不在场证明不仅需要证明被告人在犯罪发生时在其他地方，还必须证明他根本不可能到达犯罪现场。

本案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一审法院考虑了夜间和预谋等加重情节，判处被告人死刑。然而，这些情节并未在起诉书中列明。最高法院参考了《刑事诉讼规则》的修订条款，该条款于2000年12月1日生效，规定起诉书必须明确说明加重处罚情节。由于本案没有提出加重情节，最高法院裁定一审法院不能考虑这些情节。这是一个重要程序保障的适用，确保被告人充分知晓所指控的罪行，包括可能增加刑罚的任何因素。

在确定适当刑罚时，最高法院考虑到《菲律宾修订刑法典》第294条第1款，该条规定了因抢劫致人死亡的处罚——终身监禁至死刑。由于没有减轻情节，最高法院判处被告人终身监禁。这强调了量刑中均衡的重要性，确保刑罚与罪行的严重程度及其发生时的具体情况相称。

除了刑事责任外，最高法院还审议了民事责任。根据《菲律宾修订刑法典》第100条，被判犯有重罪的人也要承担民事责任。因此，被告人有义务赔偿死者米拉·帕索比略的继承人50,000比索，作为因犯罪行为造成的赔偿。此外，法院批准了15,542.85比索的实际损失赔偿金，用于支付医院、丧葬和安葬费用，这些费用都有收据证明。但是，未经证据支持的道义损失赔偿金被取消，因为未经证明的损失是不能赔偿的。

此案还凸显了对民事赔偿进行适当记录的重要性。只有以收据和其他证明文件为证的实际损失赔偿才能获得赔偿。这保障了赔偿金是以有形损失为基础，而不是基于推测或夸大的要求。

常见问题解答

根据以上分析，对阿诺德·拉米雷斯的判决结果强调了目击者在抢劫致死案件中指认罪犯的重要性，并且必须严格遵守程序。这一判决强调必须明确指明加重情节，并记录索赔损害赔偿金。判决结果进一步巩固了个人拥有免遭不公正指控的权利，强调必须有超出合理怀疑的证据，才能证明刑事定罪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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