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案中,菲律宾最高法院维持了对拉蒙·萨利普丹和拉斐尔·马格伦特的有罪判决,罪名是一级谋杀安东尼奥·阿贝加斯。法院发现,这两名被告阴谋且采取了叛逆手段杀害了受害者。这一判决强调了蓄意谋杀行为的严重性,并确认了蓄意计划或叛逆行为(如本案中所示)会导致更严厉的惩罚。此案强调了目击证人的证词以及弹道证据在证明被告有罪中的重要性。
恶意仇杀:当阴谋和暴力夺走一个生命时
这起案件围绕着安东尼奥·阿贝加斯的悲惨死亡展开,证人说,袭击者显然对他怀有极大的仇恨。1994 年 11 月 9 日上午 9 点左右,目击证人莱蒂西亚·德皮洛在她兄弟安东尼奥·阿贝加斯的家中亲眼目睹了可怕的一幕。据莱蒂西亚说,被告拉蒙·萨利普丹和拉斐尔·马格伦特两人走向安东尼奥,拉蒙拔出 0.38 口径手枪,朝毫无戒心的受害者背部开枪。萨利普丹开了三枪,马格伦特站在他身后。然后,两人将受害者抬到一把大耙子上,萨利普丹从受害者的腰间拔出砍刀,砍向受害者的脖子。莱蒂西亚惊恐地喊道:“你对蒂托·安东尼奥做了什么?”这两名袭击者逃离了现场。
被告提出不同的说法,萨利普丹声称他采取自卫行动,而马格伦特否认参与其中。但是,审判法院驳回了辩方的说法,依据的是目击证人证词和弹道证据,判处两人谋杀罪成立。此案的核心法律问题涉及自卫的要素、阴谋的存在以及叛逆行为在确立谋杀罪中的作用。菲律宾最高法院必须评估辩方的辩护,并权衡控方的证据以确定被告是否有罪。
为了确立自卫,被告必须证明非法袭击来自受害者。最高法院强调说,自卫的举证责任在于被告证明使用武力是当时情况下必然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萨利普丹声称阿贝加斯用枪袭击了他,两人为枪支扭打起来,最终导致阿贝加斯被砍刀砍伤。但是,法院发现萨利普丹的说法与控方目击证人莱蒂西亚·德皮洛的陈述不一致,莱蒂西亚·德皮洛亲眼目睹了萨利普丹枪杀阿贝加斯,然后和马格伦特一起对受害者施以攻击。
“在涉及弹道学的犯罪中,在涉及使用枪支的犯罪中,首要的是重视物证。扳机手向受害者身体里发射子弹时,就会释放出一块具体的证据。枪膛会深深地在每颗发射的子弹上留下特征性的痕迹,这些痕迹是该枪独有的。”
弹道证据进一步反驳了萨利普丹的自卫说法。美国国家调查局(NBI)的专家证人博尼法乔·B·阿亚格作证说,从死者身上取出的变形弹头是一颗 0.38 口径铅弹,是从一把 0.38 口径的 paltik 枪支中发射出来的。阿亚格断言,这颗取回的子弹不可能是从萨利普丹所谓的在自卫中取回的粗制枪式霰弹枪中发射出来的。弹道学家的证词大大削弱了萨利普丹的自卫辩护,并加强了控方的说法,即被告预谋杀害阿贝加斯。
除了萨利普丹的自卫说法之外,法院还评估了马格伦特关于他没有参与犯罪的说法。法院发现,证据表明被告存在共谋。共谋存在于两人或多人为了实现共同的非法目的而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目击证人证词表明萨利普丹和马格伦特两人合作实施了犯罪。莱蒂西亚·德皮洛的证词清楚地表明,马格伦特在萨利普丹枪杀阿贝加斯时站在他身后,然后他协助将受害者的身体抬到耙子上,并用手抓住他,为萨利普丹对受害者进行致命袭击创造了条件。马格伦特参与这些行为表明他有共同的目的和行动团结一致,充分确立了他与萨利普丹串通犯罪的事实。
此外,法院强调了此案中存在的叛逆因素,即罪行以无情或残酷的方式实施,从而增加了受害者的痛苦或对人性尊严的冒犯。在萨利普丹枪杀了阿贝加斯之后,被告将受害者的尸体残忍地摆放在大耙子上,并对其进行了袭击,这不仅表明他们的意图邪恶,而且还表明他们蔑视人类的生命。这些行为将犯罪提升到谋杀罪的高度。被告对受害者做出的无情且无理的行为符合“叛逆”的要素。
| 自卫要求是什么? | 在菲律宾,为了使自卫成立,必须存在非法的攻击,必须合理地需要使用辩护方法来阻止或防止它,并且防御人必须没有足够的挑衅。 |
| 阴谋罪中的阴谋如何确立? | 通过两名或更多人协议犯下犯罪以及达成协议后采取行动来实现协议的确认即可确立。必须证明被告表现出协同行为,并出于相同的犯罪目的采取行动。 |
| 叛逆的要素是什么,它对法律后果有何影响? | 叛逆行为包括对攻击采取无情、残酷或不人道的方式,从而增加受害者的痛苦或对人性的不敬。如果叛逆得到证实,则会将非恶意杀人案升级为谋杀案,这将受到菲律宾法律的更严厉惩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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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菲律宾人民诉拉蒙·萨利普丹和拉斐尔·马格伦特,G.R. No. 134129,2001 年 5 月 1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