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裁定，向政府金融机构（LBP）子公司董事会成员支付的额外津贴和福利是非法的，因为它违反了双重薪酬禁令。此判决强调，董事会成员不能仅仅通过董事会决议获得超过法定标准的额外薪酬，即使他们同时在母公司任职。这也意味着，相关责任人必须退还不符合规定的金额，因为根据菲律宾宪法和公司法，使用公共资金必须合法且正当。

利益冲突与公共资金：附属公司董事会成员的津贴问题

菲律宾土地银行（LBP）的一些官员既是母公司的员工，又是其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这些子公司向他们发放了各种津贴和福利，总额高达 5,133,830.02 比索。菲律宾审计署（COA）质疑这些支付行为的合法性，理由是其违反了双重薪酬的宪法禁令和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并发布了禁止支付通知。审计署认为，除非得到多数股东的批准，董事会成员不得获得除日常费用以外的任何报酬，而这些子公司并没有获得这样的批准。土地银行及其子公司辩称，这些款项并非来自公共资金，且支付对象是根据《公司法》成立的私营公司董事会成员。然而，审计署坚持认为，这些支付行为属于其管辖范围，且未经总统办公室批准，因而是不合法的。最高法院受理了此案，审查审计署关于禁止支付行为的裁决是否滥用职权。

法院首先审查了对土地银行及其子公司是否给予了正当程序。法院强调，审计署有权对非法支出进行禁止，但必须给予相关人员申辩的机会。在本案中，法院认定，即使没有出具正式的审计观察备忘录，也没有侵犯正当程序，因为对审计署的调查结果和观察结果的适当沟通并不局限于发布审计观察备忘录。法院指出，禁止支付通知充分说明了禁止支付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子公司已经通过回复审计署的调查结果和通过审查申请对禁止支付通知提出上诉来对 COA 的调查结果作出解释，证明各方充分了解情况。

法院解决了审计署是否具有管辖权的问题。土地银行辩称，由于这些子公司是根据《公司法》成立的实体，支付的资金并非来自公共资金，因此审计署无权管辖。然而，法院驳回了这一论点，认为由于审计署的权力扩展至“国有或控制公司及其子公司”，因此子公司属于审计署的管辖范围。《1987 年宪法》规定了审计署对国有控股公司的管辖权，即使这些实体是根据《公司法》成立的，这并未影响审计署的审计授权。由于支付对象是公务员，资金具有公共资金的性质，审计署拥有管辖权。

关于禁止支付的法律依据，法院裁定 2003 年预算和管理部（DBM）第 2003-10 号通知函，在 2002/2003 年度津贴和福利支付之后才生效，依赖 DBM 通知函是错误的。但是，问题在于行政部门第 20 号备忘录，其中暂停“批准任何不符合《薪资标准化法》的新增薪资和福利”适用于担任高级官员级别职务的所有政府所有公司人员，包括董事会成员。除非获得行政部门的批准，否则仍不允许增加福利或薪资。虽然土地银行未提供证据表明这些款项已获得总统批准，但坚持认为第 20 号备忘录不适用，因为这些津贴不属于“新增”福利。

法院随后审查了向董事会成员授予额外津贴和福利的授权。根据《公司法》第 30 条规定，公司章程中未规定薪酬时，董事会成员不得获得任何薪酬，除非在股东大会上经代表至少过半数已发行股本的股东投票同意向董事支付除日常费用外的任何报酬。虽然子公司由土地银行全资拥有，子公司董事会由土地银行官员组成，但董事会决议并不能取代第 30 条规定的股东投票要求。董事会负责管理公司事务，而股东作为资本投资者，拥有对公司拥有权。因此，批准向董事会成员支付额外津贴是违反公司权限的行为，董事会决议本身并不能被认为是股东批准，因其侵占了股东专属的权力，因此是非法的。因此，作为违反规定的批准官员，董事会对归还禁用金额承担连带责任。法院指出，批准官员不承担偿还责任的决定，并不妨碍对这些批准和/或认证官员提起适当的行政和刑事诉讼。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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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确立了一项重要原则，即善意或慷慨意图不能凌驾于明确的法律规定之上。菲律宾最高法院裁定，即使地方政府有良好的意愿为员工提供福利，也绝不能违反既定的预算规则和条例。任何超出法定限额或通过不正当手段（如挪用灾难基金）发放的员工福利均属无效，相关官员和受益人均须承担偿还责任。这项裁决强调了地方政府在财政管理上的严格义务，并告诫所有公职人员必须依法行事，不得擅自决定，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因此，地方政府在考虑员工福利时，务必遵守法律法规，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慷慨的代价：怡朗市员工福利案敲响的警钟

本案源于怡朗市向其官员和雇员发放生产力提高奖励（PEI），但审计署（COA）随后裁定该奖励违反了地方政府预算中的个人服务（PS）限额，并责令退还。怡朗市政府辩称，发放PEI是出于好意和慷慨，旨在激励员工提高生产力。然而，审计署认为，这种慷慨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该市违反了关于PS限额的明确规定，挪用了灾难基金，发放的PEI属于非法支出。

此案的核心问题是，地方政府在发放员工福利时，是否可以不受法律规定的约束，即使福利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生产力？最高法院明确表示，答案是否定的。根据《1991年地方政府法典》（RA 7160）第325(a)条的规定，地方政府用于个人服务的年度拨款总额不得超过其上一年常规收入的45%（对于第一至第三类省份、城市和直辖市），或55%（对于第四类或更低类别）。这一限制旨在确保地方政府的财政可持续性，防止过度支出。

在本案中，审计署发现怡朗市已经使用了其45%的PS限额的44.64%，仅剩余3,228,671.76比索可用于发放PEI。然而，该市发放的PEI总额高达46,424,328.24比索，远远超过了PS限额。此外，该市还将灾难基金挪用于支付PEI，这也违反了RA 8185实施细则的规定，该细则规定，灾难基金的未动用余额只能在下一预算年度重新拨款使用。最高法院认为，即使该市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员工的生产力，也不能以任何理由违反这些明确的法律规定。

最高法院强调，所有政府官员都有责任遵守法律，无视法律不能以任何理由为借口。本案中的批准和认证官员未能尽职尽责，没有遵守怡朗市的PS限额，构成重大过失。因此，他们应承担连带责任，偿还被禁止的金额。此外，根据不当得利原则，收到PEI的员工也应承担偿还责任，除非他们能够证明收到的金额是为其提供的服务而支付的。 然而在本案中，员工未能证明所收取的PEI与提供的服务之间存在关联，因此必须返还他们收到的款项。 此外，法院还指出，即使员工签署了免责声明，承诺在被禁止的情况下退还收到的款项，也不能免除他们的偿还义务。

关于PEI应否纳入PS限额的计算，市长特雷尼亚斯（Treñas）辩称，遵守PS限额可能会违反宪法中的平等保护条款。他认为，不同地方政府的雇员和官员收到的金额会有所不同，这将会歧视那些因达到限额而无法再发放PEI的地方政府。最高法院驳斥了这一论点，指出对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合宪性或合法性的质疑只能通过在主管法院提起直接诉讼来解决。除非在直接诉讼中宣告法律或规则无效，否则其合法性推定仍然有效。

综上所述，最高法院裁定审计署没有滥用自由裁量权，维持了对怡朗市发放PEI的禁令。法院强调，行政机构的调查结果应受到尊重，除非有证据表明这些调查结果存在错误估计，否则不应受到干扰。法院还重申了所有政府官员都有义务遵守法律，即使是为了良好的目的也不能违反法律。这一裁决对于所有地方政府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即在发放员工福利时，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确保所有支出都符合法律规定，以避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常见问题 (FAQs)

总之，本案确立了法律至上的原则，并强调了地方政府在财政管理上的严格义务。所有公职人员都必须依法行事，不得擅自决定，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本案的判决对于所有地方政府和政府官员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警示，即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确保所有支出都符合法律规定，以维护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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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裁定，除非有明确证据表明存在恶意、恶意或重大疏忽，否则上级公务员不对履行公务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这一裁决明确了官员对其下属行为承担责任的标准，强调了证明责任需要明确的证据。疏忽大意需要证明在有作为义务的情况下，存在有意识地无视后果的作为或不作为，影响他人或政府。该裁决对于明确公共行政责任和确保公务员免受不必要诉讼具有重要意义，只要他们行为真诚。

下属不法行为：疏忽监督的官员承担责任吗？

此案源于审计署 (COA) 对 Rafael M. Crisol, Jr. 提出的申诉，他被认为应对其下属未上缴 425,555.53 菲律宾比索的收款负有责任。案件的关键问题在于，作为现金司司长的 Crisol 是否应对他的下属 Special Collection Officer Arnel Tabije 的行为承担责任。Tabije 在被指定职位后未能上缴收款并失踪。审计署最初发现 Crisol 以及其他官员应对这笔未上缴的资金负有责任，理由是 Crisol 作为现金司司长，对 Tabije 的交易有直接监督职责。然而，最高法院最终推翻了审计署的决定。

案件中的法律框架围绕着上级公务员的责任及其在监督其下属时的义务。本案的核心法律依据是 1987 年行政法典第 38 条，该条款规定，除非有明确证据表明存在恶意、恶意或重大疏忽，否则公务员不对履行公务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这意味着公务员在没有故意的错误行为的情况下，不会仅因为其职务而对其下属的行为负责。要确定某官员的重大疏忽责任，必须证明存在未履行作为义务的行为，而非无意为之，而是有意识地无视后果。

法院解释说，重大疏忽的特征是甚至缺乏轻微的谨慎，在有义务作为的情况下，不是无意而是故意地行动或不作为，有意识地漠视后果，影响到其他人。换句话说，重大疏忽的定义不仅仅是不履行责任，而是以明显的方式未履行。审计署声称 Crisol 先生因疏忽监督 Tabije 的行为而存在疏忽，法院对此不予赞同。法院的理由是，虽然 Crisol 先生应留意 Tabije 的报表，但疏忽并不等同于重大疏忽。

法院强调，对 Crisol 先生所履行的职务进行审核证明，其职责是准备和签署报告，而非监管下属每日的存入和上缴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发现 Tabije 的不法行为后，Crisol 先生曾向当局报告这些行为，并进行了初步审计。重要的是，没有证据表明 Crisol 先生以任何方式参与了 Tabije 的不法行为，这最终影响了法院的裁决。此外，司法部长强调，本案中没有证据表明存在阴谋，这进一步支持了 Crisol 先生不应被认定为应对 Tabije 的行为承担责任的说法。

最终，最高法院裁定，审计署滥用了自行裁量权，撤销了对 Crisol 先生的民事责任认定。法院还强调，此案中最重要的方面是，Tabije 已全额清偿了这笔款项。尽管 Tabije 先生清偿债务消除了他的民事责任，但法院仍然需要解决 Crisol 先生是否可以对他未履行责任做出相应处罚的问题。总的来说，最高法院的裁决承认了官员履行职责的步骤和行为，同时认识到这些行为不足以将其个人与疏忽联系起来。

常见问题解答

本裁决澄清了可以追究主管公务员责任的标准，确保只有在有明确证据表明其知晓或严重疏忽下属的违规行为的情况下才应对其追究责任。它强调了在公共部门责任案件中需要具体证据和明确义务，强调保护公务员免受不公正责任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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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确立了一个重要原则，即公共资金必须以负责任的方式使用，特别是涉及政府机构及其雇员的福利时。最高法院在本案中明确指出，未经法律授权的医疗福利构成不当支出，必须予以纠正。该裁决强调了问责制和遵守法律规定的必要性，确保公共资源仅用于授权目的，维护公共利益。

谁来支付医疗费用？公共部门的问责制之路

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公共部门资产和负债管理公司 (PSALM) 是否有权使用公共资金为其员工提供超出法律规定的医疗福利。审计署 (COA) 质疑 PSALM 为员工提供的扩大的医疗援助福利，认为其缺乏法律依据且不必要，从而引发了这场法律纠纷。本案的关键在于确定政府机构在医疗福利支出方面的权力范围，并确保公共资金得到妥善管理，并符合适用法律和法规。

PSALM 是一家根据共和国法案第 9136 号 (RA 9136) 成立的国有和控制公司。该机构的主要目标是以最佳方式管理国家电力公司 (NPC) 资产的有序出售、处置和私有化。为履行这一职责，PSALM 通过董事会决议批准了多项医疗福利计划，为员工提供医疗保健。这些计划最初类似于根据行政命令 (AO) 第 402 号提供的年度体检计划。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其他董事会决议，PSALM 扩大了这些福利的范围，涵盖了处方药、牙科和验光药物，以及紧急情况和特殊情况下的费用报销。扩大的福利范围引发了人们对这些额外的医疗援助是否有充分法律依据的质疑。

当 COA 审计组负责人 Minerva T. Cabigting 发布 ND 第 11-02-(2010) 号，否决了 2010 年的医疗援助时，最初的批准转为了纠纷。被否决的原因是缺乏法律依据且不必要。COA 的这一决定促使 PSALM 向 COA 企业政府部门集群理事会办公室提出上诉。COA 集群理事随后确认了否决，理由同样是缺乏法律依据。随后，PSALM 向 COA 委员会提出复审申请，要求撤销集群理事的决定。然而，COA 委员会维持了否决决定，确认 PSALM 向其官员和雇员提供的额外医疗援助福利违反法律且缺乏法律依据。PSALM 提出了复议动议，但被驳回，从而引发了当前的请愿。

本案的核心问题集中在两个关键点上：一是 COA 在确认否决 PSALM 向其官员和雇员提供的 2010 年扩大的医疗补贴方面是否存在重大滥用自由裁量权，理由是缺乏法律依据。二是 COA 是否存在重大滥用自由裁量权，因为它要求 PSALM 董事会、官员和雇员退还 2010 年的医疗补贴，尽管他们声称出于善意。法院必须确定 COA 对这些行为是否合理，以及个人是否有义务返还不当收取的资金。在本案中，最高法院回顾了以前关于否决扩大的医疗援助福利（MAB）的决定，理由是在 G.R. 第 205490 号和第 218177 号案件中，这些福利缺乏法律依据。

行政命令第 402 号第一节规定仅设立“年度体检计划”。“体检”是指一个人为了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确定自己是否患有或有患病风险而进行的一项程序。这正是行政命令第 402 号规定了一项具体包括以下诊断程序的健康计划的原因，即体格检查、胸部 X 光片、常规尿液和粪便分析、全血细胞计数和心电图。COA-CP 正确地认为，每个 GOCC 不仅在最初给予医疗福利时，而且在资金充足时任何后续增加时，都应严格遵守这一标准。

法院发现先前在 G.R. 第 205490 号和第 218177 号案件中作出的裁决具有既判力，并具有约束力，因此维持了否决。既判力原则禁止当事人多次就同一问题提起诉讼。对公共基金使用法律原则的讨论导致了结论，官员和雇员都有义务返还那些不是真正考虑到所提供服务给予他们的金额。
根据法院在 “马德拉诉审计署（马德拉）” 案中提出的返还违规金额规则（《马德拉规则》），批准和认证官员如果在真诚、履行公务和具有良好家长的勤勉的情况下行事，则不承担返还责任。

如果在政府资金的误用或未经授权支付方面没有制衡，那将导致资源管理的严重损害。审计署在保障这些制衡措施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正如法院以前承认的那样。最高法院在此案件中坚持审计署的职责。审计署的行为对所有参与未经授权的款项支付的政府部门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提醒。

最高法院支持审计署否决 2010 年扩大的医疗援助福利 (MAB)，并维持以下裁决：参与批准董事会第 07-67 号和第 2008-1124-004 号决议的公共部门资产和负债管理公司 (PSALM) 官员和董事会成员对返还不允许的与 2010 年扩大的医疗援助福利有关的金额负有连带责任。PSALM 雇员有义务个别返还他们及其家属（如有）根据 2010 年扩大的医疗援助福利分别收到的金额。

常见问题解答

最终，本案提醒我们，所有政府机构必须以最大的谨慎和勤勉的态度对待公共基金。虽然向公务员提供福利很重要，但这些福利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且得到适当的授权。审计署在本案中体现出的警惕确保公共资金得到负责任的管理，为公共部门的行为建立起法律和道德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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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最高法院最近在一起涉及菲律宾健康保险公司（PhilHealth）的案件中，就公共资金不当支出的归还义务作出了重要裁决。法院裁定，虽然那些真诚地收到不正当利益的人一般有义务退还这些金额，但在考虑了所提供服务的特殊情况下或存在公正和社会正义考量时，也可以免除。该裁决修改了退还非法支出的负责方义务的先例，并在菲律宾行政法律和问责制方面具有重要影响。本文深入探讨了法院的推理以及这对受影响人员的实际影响。

公职问责制：当额外福利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会发生什么？

此案源于科迪勒拉行政区（CARAGA）的菲律宾健康保险公司向其官员、雇员和承包商发放的各种福利，总计 49,874,228.02 菲律宾比索。这些福利包括承包商礼品、特别活动礼品、项目完成激励、劳资关系礼品、象征性礼品和生日礼品。菲律宾审计署（COA）以这些付款未经总统办公室和预算与管理部批准为由而宣布不予批准，认为这违反了第 1597 号总统令第 6 条、2001 年 6 月 25 日第 20 号备忘录令和 2004 年 8 月 31 日第 103 号行政令。最初，最高法院裁定这些好处的接受者无需退还收到的款项。然而，根据审计署的复议动议，法院重新审视了其立场。

最高法院随后维持了审计署的部分复议动议，澄清了批准或证明官员的责任以及非法支出的被动接受者的责任。法院依靠Madera v. Commission on Audit中的既定原则，其中协调了有关审计署驳回中责任人员和接受者责任的法律和判例。最高法院强调，那些出于恶意或存在重大过失的批准或证明官员根据 1987 年行政法典第 38 条和第 39 条有连带责任。如果没有官员不正当地履行职责，“收款人就不会收到非法款项。”

关于被动接受者的退款责任，法院重新实行不当得利的基本原则。法院确立了无论善意与否，收到不当付款的收款人都有义务退还收到的金额。但是，法院认可了退还未经批准的福利的义务中的善意例外，例如因所提供的服务而真正提供的福利或因不当偏见、社会正义或人道主义考虑因素而可以免除的福利。最高法院阐明了有关退还被驳回的人员激励和福利的规则：

退还规则

1. 如果法院撤销不予批准通知，则不得要求其中被判有责任的任何人退款。
2. 如果维持不予批准通知，则退还规则如下：
   1. 根据 1987 年行政法典第 38 条，以诚实信用、正常履行公务并具有善良家父之勤勉的批准和证明官员对退还不承担民事责任。
   2. 经明确证明出于恶意或存在重大过失的批准和证明官员根据 1987 年行政法典第 43 条，仅连带责任退还净额不得批准金额，如本文所述，该金额不包括根据以下第 2c 和第 2d 节免除的金额。
   3. 收款人——无论是批准或证明官员还是仅仅是被动收款人——有责任退还他们各自收到的未经批准的金额，除非他们能够证明他们收到的金额是真正根据所提供的服务而提供的。
   4. 法院还可以根据不正当偏见、社会正义考虑以及其可能在具体案例中确定的其他善意例外情况免除收款人的退款。

在本案中，法院发现批准或授权官员明显无视第 1597 号总统令第 6 条所要求的先决条件以及第 20 号备忘录令以及第 103 号行政令。特别是，发行了一系列审计观察备忘录，并且官员们仍然没有寻求律师意见来确认他们向那些既受益于不规则行为又能轻易阻止不规则行为的人员提供奖励金的权力。鉴于这些考虑，最高法院断定没有证据表明批准人员“没有意识到会导致福利和奖励金不合法的事实和情况”。因此，发现官员行为构成重大过失，这意味着官员和雇员必须根据不当得利退还资金，这是一个民法概念，其中接受不当付款的个人，无论其善意如何，都有义务将其退还。

根据法院重新审视的观点，一般规则要求退还此类被驳回的金额。不过，这一规则也有例外。法院指出，已收到的福利和激励款项是否构成对服务（已提供或待提供）的真诚补偿。对于真诚提供的报酬，收款人或许有理由保留这些款项，从而免除退款。另一个例外发生在个别案件中，如果需要因不正当偏见、社会正义或人道主义考虑因素免除退款。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尽管存在违法行为，最高法院在每个案件的基础上评估特定情况后，可以减轻退还不当取得的收益的责任。

法院在本案中指出，由于福利援助和交通补贴被正确认可为履行公务，无需退还。法院认为，由于其余福利和奖励金缺乏法律依据，不应保留并且有义务退还。该裁决最终澄清了那些经证实对未经授权支出负有责任的官员和员工的责任性质，他们须对与收款人连带责任的金额承担责任。

常见问题

最高法院的决议强调了公共服务中问责制和财务责任的重要性。通过修改关于退还非法支付款项的判例，法院旨在通过确保纳税人的资金负责任地分配来维护公共利益。随着规则的不断发展，公务员和政府实体必须密切关注这些发展情况，并寻求合格的法律建议，以确保合规并减轻潜在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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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确立了一项关键原则，即在计算政府雇员的遣散费时，不得随意四舍五入服务年限。这意味着，雇员只有权获得实际工作年限加上不足一年的剩余月份的相应比例的遣散费。这一裁决明确了菲律宾政府在计算遣散费时的义务，可能影响所有政府机构的未来做法。

权力并非绝对：输电公司是否有权随意增加遣散费？

国家输电公司（TransCo）是一家国有企业，负责运营和维护菲律宾的输电系统。由于电力行业改革，TransCo的部分员工被解雇。TransCo董事会批准了一项计划，允许将服务年限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整数，从而增加这些员工的遣散费。菲律宾审计署（COA）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这种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案件的核心问题是，TransCo董事会是否有权在法定福利之外，单方面决定增加遣散费？

审计署认为，TransCo的这一行为违反了《电力行业改革法案》（EPIRA）和相关法规。该法案规定了遣散费的标准，但并未授权随意增加。TransCo则辩称，公司有权为员工提供“额外福利”，四舍五入服务年限属于合理范畴。最高法院需要权衡TransCo董事会的权力范围与公共资金使用的合规性。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影响TransCo员工的遣散费，也关乎所有国有企业的财务管理。

法院首先审查了相关的法律法规。EPIRA第63条规定，因电力行业重组而离职的政府雇员，有权获得“相当于政府服务年限每一年一个半月工资的遣散费”。同时，第9511号共和国法案第13条规定，TransCo的雇员“有权从政府获得第9136号共和国法案第63条规定的所有福利，并且TransCo董事会有权决定其他额外福利”。法院认为，尽管TransCo董事会有权提供额外福利，但这种权力并非不受限制。根据EPIRA第64条，增加薪酬和福利需要得到菲律宾总统的批准。

SEC. 64. Fiscal Prudence. – To promote the prudent management of government resources, the creation of new positions and the levels of or increase in salaries and all other emoluments and benefits of [TransCo] and PSALM Corp. personnel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Philippines. The compensation and all other emoluments and benefits of the officials and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the [TransCo] and PSALM Corp.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Philippines. ([E]mphasis supplied)

TransCo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表明，其四舍五入服务年限的做法获得了总统的批准。因此，法院认定这种做法无效。此外，TransCo试图援引《劳动法》第302条的规定，该条款允许在计算退休金时将六个月以上的服务年限视为一年。但法院指出，该条款仅适用于退休金，而不适用于遣散费。最重要的是，国有企业的雇佣条款受民事服务法律、法规以及特定章程的约束，而私营企业的雇佣条款受《劳动法》的约束。法院认为，TransCo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

审计署对TransCo的财务违规行为进行审计监督，是其宪法职责。《政府审计法》明确规定，“任何款项不得从任何公共财政或存款机构中支付，除非是根据拨款法或其他具体法定授权”。未经授权的政府资金支出将被视为非法支出。因此，法院支持审计署的裁决，认为TransCo四舍五入服务年限的做法导致了非法支出。

在责任承担方面，法院区分了不同的责任主体。法院认为，被动接受遣散费的员工是出于善意，因此无需退还多领的款项。但是，批准和证明支付的官员是否也应承担连带责任？法院指出，根据《行政法》第38条和第39条以及第43条，只有在官员存在明显的恶意、渎职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才应承担个人责任。在本案中，批准和证明支付的官员仅仅是根据TransCo董事会的决议行事，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此外，在2009年和2010年支付款项时，对于四舍五入服务年限的做法是否存在法律依据，尚无明确的判例或裁决。因此，法院认为这些官员也应被免除连带责任。

总而言之，法院的判决维护了EPIRA的规定，并强调了公共资金使用的合规性。虽然TransCo董事会可以为员工提供额外福利，但这种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特别是，任何增加薪酬和福利的做法都需要得到总统的批准。通过此案，对规范政府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常见问题解答

本案明确了政府在计算遣散费时必须坚持准确计算，不能随意四舍五入，强调政府行为的规范性和透明性。这也提醒了政府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时要确保行为的合法合规，避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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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案例分析，G.R No., June 22, 2021

本案裁决主要涉及在政府机构向雇员发放津贴的情况下，当这些津贴事后被审计署（COA）裁定为不合规时，谁应承担退还这些资金的责任。最高法院裁定，根据具体情况，某些领款人可以免于偿还这笔款项，尤其是在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考虑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在台风“奥黛”（Ondoy）受害者获得救灾补贴的案件中，法院认定这些雇员无需退还津贴，因为它会将这些雇员置于更加困难的境地。因此，虽然公款必须依法管理，但同情和社会公正可以减轻接受者的还款责任。

紧急援助和社会公正：救灾款项返还责任之辩

本案源于内政管理署（Intramuros Administration，简称IA）雇员在2009年11月获得了奖励津贴，以及在2009年9月台风“奥黛”袭击后获得了灾害救助金。事后，审计署（COA）发布了编号为2012-01-161-(09)和2012-02-161-(09)的拒付通知（ND），总额为P4,180,279.00。审计署认为，奖励津贴和救灾津贴的支付违反了总统令1616第15条的规定，即动用循环基金支付此类款项，且没有具体的法律或授权依据。内政管理署雇员对拒付通知提出上诉，声称出于善意接受这些款项，并强调退还这笔款项会给雇员带来经济负担。审计署驳回了这些论点，认为政府资金必须依法管理，不能仅凭同情心而随意支配。

案件的核心问题在于：审计署在维持内政管理署雇员的奖励津贴和救灾津贴的拒付决定上，是否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以及如果存在拒付款项，谁应承担责任？最高法院承认上诉已过时效，但考虑到实质性正义的要求，法院决定审理此案。法院发现，内政管理署未能证明审计署在维持拒付决定上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承认这些津贴的发放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尽管如此，法院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雇员不应承担退还被拒付款项的责任，尤其是考虑到这些款项是为了帮助台风“奥黛”的受害者。

法院的理由主要参考了最高法院在马德拉诉审计署（Madera v. COA）一案中的判决，该案涉及台风“尤兰达”（Yolanda）过后向雇员提供的各种津贴作为经济援助。正如马德拉案中所述，虽然崇高的意图不足以宣布津贴有效，但它仍然支持申请人的善意主张。法院指出，即使如此，也需逐案进行分析。法院还解释说，支付给收款人的不当款项，不论收款人是否出于善意，都有义务退还他们收到的款项，但也有一些例外情况，例如：(a) 收款人能够证明收到的款项是因实际提供的服务而授予的；(b) 要求收款人退还款项会造成不正当的偏见；以及 (c) 存在社会公正或人道主义考虑。在本案中，法院发现存在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考虑，因此有理由免除雇员退还款项的责任。

虽然通常情况下，内政管理署雇员有责任退还审计署已有效拒付的款项，但法院认为，不应要求雇员退还发放给雇员的津贴，因为这些津贴是为了减轻台风“奥黛”的影响而提供的经济援助，这将对雇员造成不正当的损害。法院强调，每项案件的情况仍需独立评估，对善意和履行公务的规律性的推定评估以及相关证据的证明必须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进行。

法院最终裁定，基于记录中显示出的上述考虑因素，并遵循法院在马德拉案中的判决，内政管理署雇员的2009年11月奖励津贴和2009年9月救灾津贴的返还责任被完全免除。这一裁决强调了法院在评估政府资金使用情况时，同情因素和社会公正的相对重要性。

常见问题解答

总而言之，最高法院的裁决提供了一个细致的视角，审视了如何平衡公款负责任的管理与在涉及脆弱群体的案件中的同情和社会公正考虑。该裁决表明，虽然遵守财政规则至关重要，但在某些情况下，对个人及其经济状况的影响可能成为责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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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Short Title, G.R No., DATE

本案确立了在审计署（COA）不允许的支出中，公共官员在民事责任和返还义务方面的责任原则。最高法院裁定，批准和证明官员如能证明其行为出于善意，且正常履行公务，可免于承担连带返还责任。然而，即便出于善意，被动接受者或不具有上述官员身份的个人，通常仍需返还非法收到的款项，除非有特殊情况可以豁免。该裁决强调了确定责任时考虑官员在交易中的角色和职责的重要性，平衡公共问责制与保护善意行事的官员。

公款何去何从？集体谈判协议激励金的发放争议

国家灌溉管理局（NIA）向管理层雇员发放了集体谈判协议激励金（CNAI），但审计署对此表示异议。审计署认为，CNAI 的发放违反了相关规定，这些规定将 CNAI 的发放限制在普通员工范围内。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在 CNAI 被错误发放给管理层雇员的情况下，相关官员和收款人是否需要退还这些款项？本案将考察好意履行公务的官员是否可以免于承担个人责任，并探讨公共资金管理的复杂性。

审计署的否定意见主要依据行政命令第 135 号（AO 135）和预算管理部（DBM）第 2006-1 号预算通告（BC 2006-1）。AO 135 明确规定，**CNAI 仅限于发放给普通员工**。BC 2006-1 也重申了这一原则，指出 CNAI 的设立是为了表彰劳资双方在以更低成本实现预算目标方面的共同努力，适用于国家政府机构、州立大学和地方政府的普通员工。 然而，请愿者们辩称，国会和参议院第 4 号联合决议（JR 4）第 4(h)(ii)(aa) 条允许向管理层和普通员工发放 CNAI。

(4) 薪酬体系 – x x x

(h) 激励 – 应仅限于以下各项：

(ii) 对超出机构财务和运营绩效目标的奖励，以及激励员工努力提高生产力的奖励，如下所示：
(aa) 集体谈判协议（CNA）激励 – 为了表彰管理层和普通员工在以更低的成本完成绩效目标、通过降低成本的措施和系统改进实现更高效和更具活力的运营所做的努力，可以向具有经批准并成功实施的 CNA 的机构的管理层和普通员工发放此项激励，此类 CNA 激励应在年度一般拨款法案中提供。

然而，最高法院强调，JR 4 第 4(h)(ii)(aa) 条并非自动授予管理层雇员 CNAI 的权利。该条款的实施取决于公务员制度委员会（CSC）和预算管理部共同发布的规则和指南。在 NIA 向管理层雇员发放 CNAI 时，这些必要的规则尚未颁布，因此 NIA 没有法律依据向其管理层雇员发放 CNAI，审计署的否定意见是正确的。

在确定谁应该承担返还责任时，法院遵循了 Madera v. COA 案中制定的规则。根据这些规则，以善意、正常履行公务并且尽到善良管理人之义务行事的批准和证明官员，不承担民事责任，无需返还。法院分析了 Buted（高级公司会计师）、Celeste（区域灌溉经理）和 De Leon（出纳员）在此次交易中的角色。Buted 证明资金可用，Celeste 批准了申请，De Leon 负责付款。

法院认为，Buted 和 De Leon 只是履行了与 CNAI 发放的合法性无关的行政职责。他们的行为具有例行性，没有涉及到对是否发放 CNAI 的自由裁量权或判断。即使 Buted 和 De Leon 有责任确定向管理层雇员发放 CNAI 的法律依据，他们仍然被认为是出于善意，因为他们依赖了 JR 4 第 4(h)(ii)(aa) 条。另一方面，作为 CNAI 的被动收款人的其他请愿人无法被免除。法院认为，CNAI 的支付存在缺陷，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程序上的不规范，因此不能以善意为由拒绝退款。

该裁决对政府资金的管理和公共官员的责任具有重要影响。它强调了在支出公共资金时遵守法律法规的重要性，但同时也承认了在公务活动中可能会出现诚实的错误。通过明确规定不同类型官员的责任，法院旨在在公共问责制和保护那些真诚行事的官员之间取得平衡。最终，法院裁定，Buted 和 De Leon 可以免于返还被禁止的款项，而 Celeste 和其他 CNAI 的收款人则必须返还他们各自收到的款项。此案例为善意官员可能不承担责任的罕见情况之一，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接受者可能需要偿还他们不应该收到的资金。

常见问题解答

总而言之，Celeste v. COA 案强调了在管理公共资金时遵守法律法规的重要性，但也认识到在政府服务中真诚行事的官员。该裁决突出了个人角色的重要性，强调批准和证明官员以及单纯的收款人在财政不合规时承担的不同义务，为未来的类似情况确立了明确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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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约翰·N·塞莱斯特等人诉审计署，G.R. 第 237843 号，2021 年 6 月 1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