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最高法院就MCC Industrial Sales Corporation诉Ssangyong Corporation案作出了裁决，涉及合同成立和违反合同损害赔偿，案件编号为G.R. No. 170633。法院裁定，普通传真传输并非电子商业法案下的电子数据信息，因此传真副本本身不能作为电子证据接受。尽管如此，基于其他证据，法院仍认定MCC工业销售公司违反了合同义务，但由于证据不足，撤销了实际损害赔偿，并代之以象征性损害赔偿金，这意味着必须根据充分的证据证明实际损失，而不仅仅是假设，并且确立了电子证据的严格标准，同时确认即使缺乏某些证据，合同也可能通过双方行为来证明。

传真之惑：菲律宾合同法在电子证据时代的审判

MCC工业销售公司（MCC）是马尼拉一家进口商和批发商，而双龙公司（Ssangyong）是一家总部位于韩国首尔的国际贸易公司。两家公司通过电话和传真进行业务往来。2000年4月，双龙向MCC发送了关于购买220公吨热轧不锈钢的确认函。MCC总经理Gregory Chan签署了回传的确认函。双龙准备好装运货物后，MCC未能按约定开立信用证（L/C），最终导致合同取消。双龙因此向马卡蒂地区审判法院提起诉讼，指控MCC及其高管违反合同义务。

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在MCC未能为其余100公吨钢铁产品开具价值17万美元的信用证时，是否构成违约。地区审判法院裁定双龙胜诉，但上诉法院推翻了该判决，撤销了对Gregory Chan的任何责任，而维持了对MCC工业销售公司的判决。然后，MCC公司提起了上诉，其中心论点包括承认争议的形式发票作为证据的合理性，证明已产生任何损失，以及损害赔偿金额的理由。

本案的关键在于确定提交的证据（即传真复印件）是否可以接受。MCC认为，证据不可采纳，因为它不符合共和国法（R.A.）第8792号《2000年电子商务法案》的要求。相反，双龙坚持认为传真传输，原始形式发票是可接受的电子文档证据。最高法院的重点是审查这一形式发票复印件的证据价值，特别是涉及传真的问题。

最高法院首先考虑了一个重要的程序问题：推迟动议，以决定CA对上诉的判决的复议的有效性。 然而，法院超越了程序上的担忧，认为“考虑到实际正义的强烈考虑，保证放松这项规则。”这反映了法院的倾向，即超越技术，确保公平的结果。法院明确表示，诉讼规则主要用于促进正义，而不是阻碍正义。这一立场对法院采取纠正策略以及应对通常可能被忽略或视为无法获得法院支持的复杂法律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就案件的核心争议而言，法院仔细研究了2000年电子商业法，更具体地说是R.A.第8792号法令的含义及其电子证据规则。对本案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最初的传真输出是否属于“电子数据消息”或“电子文件”。该法令对这两个术语的定义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示范法中的规定并无本质区别，并补充说“电子商务法第37条规定，除非另有明确规定，本法案的解释应适当考虑其国际渊源，并需要促进其应用的统一性以及遵守国际贸易关系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此外，法院承认了参议员Mariam Defensor-Santiago作出的解释，并解释说，拟议法案不会应用于电传或传真，除非是电脑生成的传真，这不同于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在详细分析了立法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对UNCITRAL示范法修订的过程之后，法院驳回了传真输出应该被自动归类为“电子数据消息”的说法，即法律意图不包括传统的纸质传真，而只是更现代的计算机生成文件，最终拒绝将这种传真文件归类为电子证据。

接下来，法院转向确定双龙是否已经证明了各方之间的销售合同的完成。由于不能将形式发票视为电子证据，因此必须按照标准的证据规则对它们进行评估。这些发票作为二手证据只有在符合规则130第五条的规定时才能被采纳：当原始文件已丢失或损坏或者无法在法庭上出示时，提议者经证明文件已经执行或存在且文件无法获取不是出于恶意，可以用副本或者用一些可靠的文件对其内容进行证明，或者用证人作证，并按照所述的顺序。”

法院认为双龙未能出示充足的证据表明最初的传真输出的确存在，并且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它们是如何遗失或损毁的。尽管缺少这些形式发票作为证据，但法院认识到，销售合同仍然是有效的。法院承认原告为确认完善的合同而提供的许多其他文件，包括其他通信，证明了交易的各个方面和细节，这支持了建立销售合同的合法性这一基本主张。

事实和相关行为证明，根据规则，合同已最终敲定，这意味着两方同意交换，而且双龙履行其协议的诚意通过要求开立银行信用证的要求证明，也说明合同完成了。最后，最高法院必须解决与诉讼中获得的损害赔偿有关的问题。下级法院最初同意支付实际损害赔偿，但上诉法院对此进行了审查，指出损失的报表和转售合同“最好是自我服务。”

尽管最高法院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在实际损害赔偿金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重要的是承认，MCC违背了其与双龙的合同协议，因为它不履行信用证请求，也不愿意对合同协议中所述未偿债务和持续未付请求进行补偿。然后，法院最终允许双龙公司象征性地获得了20万比索的象征性损害赔偿。最后，根据2208条民法规定，法院确认了律师费的判决是公正合理的，因为法院承认双龙别无选择，只能提起诉讼，以弥补因与MCC违约有关的义务所遭受的损害。总而言之，菲律宾最高法院支持合同的建立，确定MCC公司需要象征性地赔偿损失，因为未在实际损失声明中适当报告证据。该判决重申了买方不提供双方同意的信用证是违约行为这一长期存在的规则。

常见问题解答

此案阐明了菲律宾在合同协议数字时代的地位，强调了仔细的证据和法律规则对当事人及其合同义务的重要性。本案的影响远远超出这些问题；公司需要采取现代实践，并采用加强交易透明度，以降低因无法证明书面协议及其支持造成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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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裁定，如果合同一方未能履行其义务，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获得损害赔偿。该判决强调了遵守合同条款的重要性，如果一方未实质性地履行合同义务，另一方可以终止合同并寻求赔偿因违约造成的损失。此判决明确了合同权利和义务，提醒所有合同方，违约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

木地板的故事：一方违约，另一方能否解除合同？

本案涉及Octagon Real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以下简称“Octagon”）与Bienvenido M. Casiño, Jr.（以下简称“Casiño”）之间的合同纠纷。双方签订了一份合同，Casiño负责向Octagon在马尼拉的豪华公寓项目供应和安装龙脑香木地板。Octagon支付了合同总价40%的预付款，但Casiño未能按时足额交付和安装木地板。由于Casiño未能履行合同义务，Octagon解除了合同，并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

Casiño辩称，Octagon没有为木地板的安装提供合适的工作场所，导致其无法按时交货。但是，法院认为Casiño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其主张，而且Octagon提供了相反的证据，证明当时公寓大楼有足够的空间可供Casiño选择安装木地板。因此，法院认定Casiño违约，Octagon有权解除合同。根据《菲律宾民法典》第1191条，在对等义务中，如果一方不履行其义务，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获得损害赔偿。

Art. 1191.      解除义务的权力是对等义务中隐含的，如果义务人之一不履行其应履行的义务。

受损害方可以选择履行或解除义务，无论哪种情况，都有权获得损害赔偿。即使在选择履行后，如果履行变得不可能，他也可以寻求解除。

法院还强调，只有当违约行为达到实质性和根本性，以至于损害了合同的目的时，才能解除合同。在本案中，Casiño未能按时足额交付和安装木地板的行为被认为是实质性的违约行为，因此Octagon有权解除合同。法院认为Casiño未能按时交货和安装，且金额巨大，促使Octagon不得不雇佣其他承包商来完成Casiño未完成的工作。高等法院同样认为解除合约是适当的，认为Casiño违反合同的行为并非轻微或偶然。

此外，法院认为，Octagon无需事先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合同纠纷，可以直接解除合同。当然，任何一方单方面解除合同都存在风险，因为法院最终将裁定解除是否合法有效。但是，法律并不要求受损害方在采取措施保护其利益之前，必须先提起诉讼并等待法院判决。

关于损害赔偿，法院裁定Octagon有权获得实际损害赔偿和律师费。实际损害赔偿包括Octagon因Casiño违约而遭受的损失，如因雇用其他承包商完成工作而产生的费用。由于Casiño违约导致Octagon不得不提起诉讼，因此也必须支付律师费。根据《菲律宾民法典》第2199条和第2200条，实际损害赔偿应包括已遭受的损失和未获得的利润。

Art. 2199. 除非法律或约定另有规定，任何人仅有权获得对其所遭受的金钱损失的充分赔偿，且该损失已得到充分证明。

Art. 2200. 损害赔偿应包括遭受损失的价值和义务人未能获得的利润。

高等法院认可下级法院的裁决，认为Octagon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其损失索赔。高等法院因此认定Octagon有权获得因违约而造成的损失的赔偿。高等法院明确强调，对于当事人没有履行义务，必须要有弥补措施。

FAQs

总之，本案确立了合同一方在另一方违约时有权解除合同并获得损害赔偿的原则。同时再次强调，违约一方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有签约方都有义务充分理解并遵守合同条款，以避免因违约而造成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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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在本案中裁定，虽然菲律宾电报电话公司（PT&T）未能及时交付汇款违反了合同，但其行为并未达到可判决精神损害赔偿或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恶意或重大疏忽的程度。虽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金钱损失，但法院裁定可以判给名义损害赔偿，以确认原告的权利受到侵犯。这一裁决强调，违反合同并不一定意味着损害赔偿，损害赔偿的性质取决于违反的具体情况以及损失证据。

电信延迟的后果：过失能否证明损害赔偿？

菲律宾电报电话公司（PT&T）和路易·卡巴利特对上诉法院在 CA G.R. CV 第 48313 号案件中的判决提出质疑，该判决维持了马卡蒂地区审判法院对被告洛莉塔·西佩·埃斯卡拉的损害赔偿裁决，但进行了修改。案件源于 1990 年 7 月 13 日，洛莉塔·西佩·埃斯卡拉的嫂子通过 PT&T 汇出了两笔电汇款项，一笔 2,000 菲律宾比索，另一笔 1,000 菲律宾比索，从南哥打巴托的马贝传送到了 PT&T 的古包分行。埃斯卡拉声称，这笔钱是为了支付她在菲律宾大学的学费以及与工作晋升和她患有糖尿病的儿子的医疗咨询相关的费用。由于汇款延误，她向 PT&T 和路易·卡巴利特提起了损害赔偿诉讼。关键问题是，延误是否构成了 PT&T 有权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过失。

上诉法院维持了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裁决，但删除了实际损害赔偿金，理由是未提供经济损失证据。法院认为 PT&T 未能及时交付资金构成过失。根据菲律宾《民法》第 1170 条，由于欺诈、疏忽或延误而违反义务者，或以任何方式违反其条款者，均应对损害赔偿负责。法院发现，PT&T 未能及时向原告交付资金，这一行为存在疏忽，特别是古包分行未能采取足够的努力来保证及时交付款项。该分行直到 8 月 3 日才向马贝分行发送电报，请求汇款人提供收件人的完整地址，表明需要十八天时间才意识到收件人的地址不充分。

上诉人争辩说，埃斯卡拉未能证明她遭受了精神损害或该行为是以恶意、欺诈、压迫或恶意方式实施的。然而，原告坚持认为，被告应受谴责的行为证明有理由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最高法院赞同这一点，裁定实际损害赔偿（如果有要求）需要经济损失证明，但撤销了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金。

最高法院阐明了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应理解为例外而非规则。精神损害赔偿旨在补偿身心痛苦和情感痛苦，这需要令人满意地证明已经遭受此类损害，并且造成损害的原因源于《民法》第 2219 条和第 2220 条中列出的案件。此外，损害必须是侵权行为或不作为的直接结果，需要证明损害的事实依据及其与被告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违约行为中，如果被告的行为是出于恶意或被认定为存在重大疏忽（相当于恶意）或肆意无视其合同义务，则可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法院认为，在本案中，上诉法院没有发现上诉人存在恶意或重大疏忽，这证明没有理由判给精神损害赔偿。原告提供的地址不够清晰，未能立即交付资金不能证明恶意。同样，也不能维持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判决，因为原告必须首先证明其有权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温和赔偿或补偿性赔偿。在合同和准合同中，如果被告的行为被证明是任性、欺诈、鲁莽、压迫或恶意的，则可以证明惩罚性损害赔偿是合理的。虽然原告在及时交付通过被告公司汇款的款项方面可能有所疏忽，但鉴于所获得的事实，法院发现很难将这种延误描述为任性、欺诈、鲁莽或压迫性质的。

法院指出，虽然违约可以证明可以获得实际损害赔偿，但在本案中没有足够证据证明经济损失，因此驳回了该索赔。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也未得到证明，因为没有足够的理由获得。最终，法院批准了名义损害赔偿金，以维护原告的权利。名义损害赔偿是在原告的权利受到被告侵犯或侵犯时判决的，目的是维护或确认原告的权利，而不是为了赔偿原告遭受的任何损失。违反原告及时收到汇款的权利需要判决名义损害赔偿。考虑到原告所经历的一切，20,000.00 菲律宾比索的名义损害赔偿金额是合理且公平的。卡巴利特没有与被告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充分事实或法律依据。

常见问题

总的来说，菲律宾电报电话公司诉上诉法院案阐明了违反合同损害赔偿原则，尤其是在实际损害赔偿证明不足时对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损害赔偿和名义损害赔偿的使用。法院澄清了侵权和不作为行为的事实，即存在合理的联系，从而在菲律宾的合同义务框架下保证判给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这对相关人员产生了巨大的实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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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重点关注合同违约责任，特别是承运人未能履行交货义务时产生的实际损害赔偿范围。最高法院裁定，虽然违约方应对实际损失负责，但预期利润必须有确凿证据支持才能追回。本案明确了菲律宾法律体系中损害赔偿的证据标准，对于从事货运和物流业务的企业以及依赖这些服务的个人至关重要。

未送达的货物：谁负责交付？

本案源于Edwin Enriquez与MOF公司之间的纠纷，MOF公司是一家从事海运经纪和货运代理业务的公司。Enriquez聘请MOF公司将一批本地饼干（broas）出口到美国，双方达成协议，货物将“门到门”送达。尽管如此，货物从未送达收货人，导致Enriquez对MOF公司提起诉讼，声称违反合同。最初，地区审判法院支持了Enriquez的诉讼，判给实际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损害赔偿以及律师费。上诉法院维持了这一裁决。然而，最高法院对实际损害赔偿的范围，特别是预期利润的赔偿提出了异议，并对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授予提出了异议。最高法院的审查重点是明确由谁承担交付货物的合同义务，以及需要什么样的证据来支持因合同违约而造成的损害赔偿。

争论的关键在于MOF公司辩称，他们的角色仅限于经纪和货运服务，而Enriquez与Continental Freight Services，Inc.签订了单独的交付合同。然而，法院发现合同是在Enriquez和MOF公司之间签订的，MOF公司自行安排通过Continental Freight Services，Inc.运输货物。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依赖地区审判法院的调查结果，上诉法院已确认，即MOF公司承诺“门到门”交付服务，从而承担了货物未能送达收货人的责任。然而，这并没有结束法院的分析；下一个要点是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以及证据证明。

根据法院的裁决，法院修改了损害赔偿赔偿范围。最高法院维持了Enriquez有权获得实际损害赔偿，将范围缩减为丢失货物价值的实际成本。法院特别将实际损害赔偿的依据设定为，每罐broas的价格为P51.00。因此，最高法院计算出对44箱broas的实际损害赔偿总额为40,392.00菲律宾比索。法院认为，关于利润损失的要求缺乏必要的证据基础，证明预期利润的数额并非基于有能力提供的最佳证据，而仅基于Enriquez的会计师的收入预测。

此外，法院驳回了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判决，指出Enriquez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MOF公司的不良意图，即，要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必须证明被告的恶意。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要求同样没有满足，因为没有证据表明MOF公司的行为方式是蛮横、欺诈、鲁莽、压迫或恶意。尽管最高法院删除了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但法院维持了律师费和诉讼费用的判决，承认Enriquez必须提起诉讼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法院重申了实际损害赔偿应以合理程度的确定性证明，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要求明确的不良行为证据，进一步确立了既有法律。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为菲律宾合同法确立了重要的先例，特别是与承运人的义务和损害赔偿证明标准有关的先例。该判决说明，在合同违约案件中，证明实际损失程度至关重要，并且不应轻易推断恶意。最高法院通过区分实际损害赔偿和预期利润，进一步突出了实际损害赔偿要求明确、具体、有能力证明，而仅仅是预测是不够的。

本案还强调了保存充分的证据对于商业交易的重要性。企业应确保其合同明确说明其提供的服务范围以及各方的潜在责任。此外，个人和企业应保留精确的财务记录以支持任何损害赔偿要求。这一裁决对于航运业的价值不仅仅是指导，它还有助于了解对损害赔偿的证据标准，这影响了违约索赔结果，为参与交付服务合同的公司建立了基准。

FAQs

总而言之，最高法院关于实际损害赔偿范围和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必要证据的裁决，突出了明确合同条款的重要性以及记录保存的重要性。这一裁决提醒航运公司和客户注意其合同义务及其对违约的潜在财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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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确立了一项重要原则：在抢劫致死案件中，目击者的积极辨认对确保被告人受到公正审判至关重要。最高法院维持了对被告人的抢劫致死罪定罪，但减轻了刑罚，强调了目击者证据的重要性，以及举证责任在于证明犯罪行为超出合理怀疑的原则。

正义之桥：当证人席上的记忆照亮罪行的阴影

1997年9月8日晚，埃尔默·莫拉莱斯、米拉·帕索比略、索尼娅·达格甘和一位名叫尼达的女子走在马卡蒂市的瓜达卢佩桥上。突然，一名男子拦住了他们，并宣布这是一起抢劫案。惊慌失措的受害者们被迫交出财物。在逃离现场之前，这名男子向他们开枪，米拉不幸中弹身亡。埃尔默作为关键证人，帮助警方逮捕了嫌疑人阿诺德·拉米雷斯。案件的关键问题在于，埃尔默对阿诺德的辨认是否足以确定其罪行，以及在这种罪行中可以考虑哪些加重处罚的情节。

在法庭上，控方依靠埃尔默·莫拉莱斯的证词，他坚称被告人就是罪犯。证人详细描述了犯罪现场，包括作案者和受害者之间的距离，以及照明条件。他对被告人的描述——“肤色白皙，长相不错，头发略微卷曲”——与被告人的外貌特征相符。此外，埃尔默在照片辨认和警方列队辨认中都确认了被告人。证人明确、前后一致且值得信赖的证词，对于确立被告人的罪行至关重要。目击者的可靠性是任何法庭审判的基石，尤其是当其他证据稀少时。

作为回应，被告人提出了不在场证明，声称案发时他在家与家人在一起。然而，辩方证人的证词相互矛盾，并且未能证明被告人不可能出现在犯罪现场。此外，法院认为被告人的住所距离犯罪现场只有150米。因此，不在场证明的辩护在反对明确的目击者辨认的情况下是站不住脚的。一个成功的不在场证明不仅需要证明被告人在犯罪发生时在其他地方，还必须证明他根本不可能到达犯罪现场。

本案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一审法院考虑了夜间和预谋等加重情节，判处被告人死刑。然而，这些情节并未在起诉书中列明。最高法院参考了《刑事诉讼规则》的修订条款，该条款于2000年12月1日生效，规定起诉书必须明确说明加重处罚情节。由于本案没有提出加重情节，最高法院裁定一审法院不能考虑这些情节。这是一个重要程序保障的适用，确保被告人充分知晓所指控的罪行，包括可能增加刑罚的任何因素。

在确定适当刑罚时，最高法院考虑到《菲律宾修订刑法典》第294条第1款，该条规定了因抢劫致人死亡的处罚——终身监禁至死刑。由于没有减轻情节，最高法院判处被告人终身监禁。这强调了量刑中均衡的重要性，确保刑罚与罪行的严重程度及其发生时的具体情况相称。

除了刑事责任外，最高法院还审议了民事责任。根据《菲律宾修订刑法典》第100条，被判犯有重罪的人也要承担民事责任。因此，被告人有义务赔偿死者米拉·帕索比略的继承人50,000比索，作为因犯罪行为造成的赔偿。此外，法院批准了15,542.85比索的实际损失赔偿金，用于支付医院、丧葬和安葬费用，这些费用都有收据证明。但是，未经证据支持的道义损失赔偿金被取消，因为未经证明的损失是不能赔偿的。

此案还凸显了对民事赔偿进行适当记录的重要性。只有以收据和其他证明文件为证的实际损失赔偿才能获得赔偿。这保障了赔偿金是以有形损失为基础，而不是基于推测或夸大的要求。

常见问题解答

根据以上分析，对阿诺德·拉米雷斯的判决结果强调了目击者在抢劫致死案件中指认罪犯的重要性，并且必须严格遵守程序。这一判决强调必须明确指明加重情节，并记录索赔损害赔偿金。判决结果进一步巩固了个人拥有免遭不公正指控的权利，强调必须有超出合理怀疑的证据，才能证明刑事定罪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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