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裁定，当事人未能充分证明在国外缔结婚姻无效的外国法律。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清晰的法律依据，在菲律宾法院不能仅仅因为声称的心理缺陷而解除外国公民的婚姻关系。因此，婚姻财产的分割也必须根据既定的所有权规则进行，并且外国公民在菲律宾拥有土地的权利受到限制。

外国公民菲律宾婚姻无效：必须证明适用外国法才能分割财产？

安吉丽塔和格奥尔格，都是德国公民，在德国结婚后在菲律宾定居。安吉丽塔以格奥尔格的心理缺陷为由，向菲律宾法院提起婚姻无效诉讼。她声称两人已达成财产完全分离协议，并且由于格奥尔格是外国人，他无权在菲律宾拥有土地，因此所有财产应归她所有。一审法院支持了安吉丽塔的主张，但上诉法院推翻了一审判决。最高法院需要审查菲律宾法律是否可以管辖德国公民婚姻无效，以及双方的财产如何分割。

最高法院认为，由于安吉丽塔和格奥尔格都是德国公民，根据**国籍原则**，应适用德国法律处理他们的婚姻和家庭权利。安吉丽塔未能充分举证证明适用的德国法律。菲律宾法院不能当然地适用菲律宾法律，而必须首先确定德国法律是否允许基于心理缺陷解除婚姻。未能提供德国法律的证据导致无法支持安吉丽塔的主张。**外国法律不能被当然地进行司法认知，它们必须像其他重要事实一样被主张和证明。**

即使法院假设德国法律与菲律宾法律相似，安吉丽塔也未能证明格奥尔格确实存在**《家庭法》第36条**规定的心理缺陷。该条要求心理缺陷必须是严重的、既存的和无法治愈的，并且必须证明缺陷的存在使得当事人在婚姻缔结时无法履行基本的婚姻义务。她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格奥尔格的反社会行为严重到在他们结婚时就已无法履行婚姻义务。最高法院援引了**《共和国诉上诉法院》**的案例，强调了解释和适用《家庭法》第36条的指导原则，明确了举证责任在于原告，且任何疑问都应有利于婚姻的有效性和延续性。因此，仅仅展示反社会行为的症状不足以满足证明心理缺陷的严格要求。

关于财产分割，最高法院裁定双方的个人财产应平均分配。法院认为，双方在德国签订的**《婚姻财产协议》**应受德国法律管辖，但安吉丽塔未能证明该协议在德国法律下有效。在缺乏此类证据的情况下，法院推定德国法律与菲律宾法律相同。菲律宾法律规定，婚姻财产协议必须在结婚前签订，因此双方在婚后签订的协议无法强制执行。此外，由于双方于1988年结婚，**《家庭法》**的规定适用，规定适用夫妻双方之间的财产关系应为夫妻共同财产制。这使得格奥尔格有权获得共同财产中一半的个人财产。

最高法院承认，菲律宾宪法限制外国人拥有土地，但指出，如果安吉丽塔仍然是德国公民，那么她拥有土地的权利也将受到限制。根据**《宪法》第12条第8款**，失去菲律宾国籍的菲律宾自然出生公民可以作为私人土地的受让人，但受到法律规定的限制。但是，由于安吉丽塔声称她已经重新获得了菲律宾国籍，最高法院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以确定她是否有效重新获得了菲律宾国籍。如果她已重新获得菲律宾国籍，则无需确定她是否符合《共和国法令》第8179号的规定。如果确认她仍然是外国人，则需要确定她是否遵守了有关土地所有权的限制。根据法律，法院将授予她符合法律限制的不动产，并通知检察长办公室，以便妥善处置任何违反法律的多余土地。这种细致入微的处理强调了在适用外国所有权限制时，对个人情况进行充分审查的必要性，尤其是在涉及双重国籍或声称重新获得公民身份的情况下。

FAQs

如有关于本裁决在特定情况下适用的疑问，请通过contact联系ASG律师事务所，或发送电子邮件至frontdesk@asglawpartners.com。

免责声明：本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法律建议。如需针对您的情况量身定制的具体法律指导，请咨询合格的律师。
来源：简短标题，G.R No.，日期

根据菲律宾的国籍原则，菲律宾公民之间的离婚无效。这意味着在外国获得的离婚判决并不能自动解除菲律宾公民之间的婚姻关系。本案重点关注在外国离婚未被菲律宾承认的情况下，后续的财产分割协议是否有效，以及这如何影响到配偶再婚后获得的财产权利。简单来说，最高法院裁定，由于离婚无效，首次婚姻持续有效，因此在第二次婚姻期间获得的财产，如果来源于首次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或努力，应归属于首次婚姻的合法继承人。

跨国离婚后的财产纠纷：谁拥有第二次婚姻期间的财产？

本案源于已故律师胡安·卢塞斯·卢纳（Juan Luces Luna）的财产纠纷。卢纳律师与第一任妻子尤金妮亚·扎巴雷罗-卢纳（Eugenia Zaballero-Luna）结婚后，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获得了离婚判决，随后与索莱达·L·拉瓦迪亚（Soledad L. Lavadia）再婚。离婚和再婚后，卢纳律师与第一任妻子达成了一份财产分割协议。争议焦点在于卢纳律师去世后，其在第二次婚姻期间获得的财产，包括一间公寓单元和一些法律书籍，应归属于哪一方：是第一任妻子的继承人，还是第二任妻子？核心问题是：外国离婚判决在菲律宾是否有效，以及这如何影响到财产的归属。

法院首先明确，根据国籍原则，菲律宾法律适用于菲律宾公民，即使他们在国外生活。这意味着，即使卢纳律师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获得了离婚判决，但由于菲律宾法律不承认菲律宾公民之间的离婚，他与尤金妮亚的婚姻关系仍然有效，直到他去世。因此，他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与索莱达的第二次婚姻，在菲律宾法律下属于重婚，是无效的。

关于财产分割协议，法院指出，由于离婚无效，该协议也没有获得菲律宾法院的批准，因此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当时的《西班牙民法典》，夫妻婚后财产适用夫妻共同财产制。如果夫妻想要在婚姻期间分割财产，需要获得法院的批准，而本案中的财产分割协议并未获得菲律宾法院的批准。

关于第二次婚姻期间获得的财产，包括公寓单元和法律书籍，索莱达主张这些财产是她与卢纳律师共同努力获得的，因此她应该享有所有权。但法院认为，由于第二次婚姻无效，双方之间的财产关系应适用共有关系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共有财产的一方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她对财产的取得做出了实际贡献。索莱达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她对购买公寓单元和法律书籍做出了实际贡献，因此法院认定这些财产属于卢纳律师与尤金妮亚的夫妻共同财产。

更重要的是，法院认为，即使索莱达提供了证据证明她对财产的取得做出了贡献，由于第二次婚姻是重婚，她是恶意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她的财产份额应被没收，归属于卢纳律师与尤金妮亚的夫妻共同财产。这一判决强调了菲律宾法律对婚姻的重视，以及对重婚行为的严格禁止。

该判决的实际意义在于，明确了在菲律宾公民在外国获得离婚判决的情况下，该判决的效力以及对财产分割的影响。这意味着，即使菲律宾公民在外国获得了离婚判决，如果该判决未被菲律宾承认，他们的婚姻关系仍然有效。这会直接影响到再婚后的财产权利，如果财产来源于首次婚姻存续期间，可能无法认定为有效的共有财产，反而归属于第一次婚姻。总之，外国离婚判决的有效性与否，是决定财产归属的关键因素。

FAQs

总而言之，此案例凸显了菲律宾法律对婚姻和家庭的坚定立场，以及在涉及跨境离婚时复杂性的体现。这也强调了寻求法律咨询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处理涉及海外婚姻和财产分配时。确保根据复杂法律条文采取措施，从而更好地保护自身权益。

关于本裁决在特定情况下应用的咨询，请通过联系或发送电子邮件至frontdesk@asglawpartners.com与ASG Law联系。

免责声明：本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法律建议。如需针对您的情况的特定法律指导，请咨询合格的律师。
来源：短期标题，G.R No.，日期

本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当菲律宾公民与外国人结婚，并且该外国人在国外合法获得离婚，从而使其能够再婚时，《菲律宾家庭法》第26条第2款才适用。本裁决强调，在离婚时，若菲律宾配偶仍然是菲律宾公民，则外国离婚不具有效力，并且婚姻仍然有效。这项裁决影响了菲律宾公民的婚姻权利，特别是在配偶获得外国公民身份之后，境外离婚的情况。此案例影响居住在国外的菲律宾人的婚姻有效性和离婚承认，以及他们根据菲律宾法律再婚的能力。

婚姻无效：境外离婚及菲律宾家庭法第26条的适用性

共和国诉伊约案引发了一个关于婚姻有效性的复杂问题，尤其是在涉及境外离婚的情况下。该案的焦点在于，由克拉斯·L·伊约提起的婚姻无效诉讼，他声称其妻子费莉·阿达·罗萨尔-伊约存在精神障碍。克拉斯声称，费莉遗弃了他，并与一名美国人结婚，根据《菲律宾家庭法》第36条，这构成了使其婚姻无效的理由。此案的核心是确定费莉的行为，如遗弃和再婚，是否可以被视为结婚时已存在的、使其无法履行婚姻基本义务的精神障碍。此外，法院还必须解决《菲律宾家庭法》第26条第2款，即外国人获得境外离婚后，菲律宾配偶再婚的权利，是否适用于费莉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后离婚的情况。

区域审判法院（RTC）最初宣布克拉斯和费莉的婚姻无效，理由是费莉的精神障碍，并认为她遗弃了克拉斯并在美国与他人结婚。上诉法院维持了RTC的判决，并增加了额外的理由，即根据《菲律宾家庭法》第26条，费莉作为一名已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外国人，在境外获得了离婚，这应允许克拉斯再婚。然而，共和国对这些裁决提出了上诉，声称上诉法院错误地将《家庭法》第26条第2款适用于此案，并认为费莉的精神障碍的证据不足。这一论点强调了澄清《家庭法》条款和确定精神障碍的标准，这对婚姻无效案件至关重要。

最高法院推翻了上诉法院的裁决，认为费莉的精神障碍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婚姻无效。法院强调，《家庭法》第36条规定的精神障碍是指一方在结婚时，缺乏认知和承担婚姻基本义务的能力，而不是简单的拒绝、疏忽或恶意。法院指出，费莉的行为，如脾气暴躁、唠叨、挥霍、遗弃，以及再婚，虽然令人不快，但并不足以证明她在结婚时就患有严重且无法治愈的精神疾病。这些具体因素未达到最高法院在“桑托斯诉上诉法院”案和“共和国诉上诉法院与莫利纳”案中确立的标准，这些案件确立了精神障碍的严重性、司法先决条件和无法治愈性。缺乏由合格的专家进行的临床或医学诊断进一步削弱了克拉斯的主张。因此，最高法院维护了克拉斯和费莉婚姻的有效性。

此外，最高法院裁定，《家庭法》第26条第2款不适用于本案，因为费莉在获得离婚时仍然是菲律宾公民。法院强调，该条款专门适用于菲律宾公民的配偶为外国人，并在国外获得了离婚的情况。由于费莉在1984年离开菲律宾后，在1988年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之前获得了离婚，因此她当时仍然受菲律宾法律的约束，该法律不承认菲律宾配偶之间的离婚。这一决定强化了在境外获得的离婚对菲律宾公民婚姻有效性的严格要求。它还巩固了根据婚姻时双方的国籍原则解释《家庭法》第26条第2款的方式。这一严格的解释可以对居住在海外并希望离婚和再婚的菲律宾公民产生重大影响。

最后，最高法院澄清了检察官和律师在本案中的作用，确认律师在婚姻无效案件中代表共和国的权力。法院驳回了克拉斯的论点，即只有指派给RTC的检察官才能代表国家，引用了1987年《行政法典》第292号行政命令，该命令指定律师为政府的主要法律官员和法律辩护人。法院进一步强调，律师可以介入以防止勾结，并确保证据不被伪造或压制，强调最高法院于2003年3月15日生效的关于宣告婚姻绝对无效的规则确认了律师代表国家提出上诉的权力。通过肯定律师的职权，最高法院确保国家利益在整个婚姻无效案件的诉讼程序中得到充分的代表和保护，从区域审判法院到最高法院。

如需咨询本裁决在特定情况下的应用，请通过联系或通过电子邮件frontdesk@asglawpartners.com联系ASG律师事务所。

免责声明：本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法律建议。如需针对您的情况量身定制的具体法律指导，请咨询合格的律师。
资料来源：共和国诉伊约案，G.R. No. 152577, 2005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