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中，菲律宾最高法院维持了对一名被控犯有法定强奸罪的男子的有罪判决。即使被告辩称自己患有智力障碍，最高法院仍认为，辩方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在犯罪时完全丧失了理智和判断力。这意味着，仅仅声称自己有智力障碍并不能免除刑事责任，被告仍需证明其在犯罪时的认知能力受到了严重影响。这一判决强调了，即使存在智力障碍，个人仍然可能承担刑事责任，除非他们能证明其智力缺陷导致其完全无法理解自己的行为。

智力受损与刑事责任：当心智缺陷遭遇幼童性侵

本案涉及被告 Rogelio Toreno, Jr. 被控对两名分别为五岁和七岁的幼女犯有法定强奸罪。Rogelio 辩称，由于其患有智力障碍，其心智年龄相当于八岁儿童，因此不应承担刑事责任。区域审判法院（RTC）和上诉法院（CA）均判决 Rogelio 有罪，认为他未能充分证明其在犯罪时丧失了辨别能力。最高法院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上诉法院在判定 Rogelio 犯有法定强奸罪时是否犯错？ 这起案件不仅仅关乎一个人的罪与非罪，它更触及了法律如何看待和处理智力受损人士的刑事责任问题。

Rogelio 依据《菲律宾修订刑法典》第 12 条第 1 款，主张其因患有智力障碍而不应承担刑事责任。该条款规定，白痴或精神病人可免于刑事责任，除非后者在精神清醒期间采取了行动。在法律上，智力障碍或精神错乱，必须构成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完全丧失理智，或完全丧失意志自由，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 因此，辩方必须以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被告符合这一标准。否则，法律会推定每个人都具有健全的精神状态。

最高法院认为，Rogelio 的辩护理由不成立。首先，为 Rogelio 进行精神检查的 Gauzon-Gayares 医生的证词显示，她的结论是基于事发四年后的检查结果。当被问及 Rogelio 在犯罪时的心智年龄时，她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其次，Rogelio 的母亲作证说，他一直工作以满足孩子们的需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法院在审判过程中观察到 Rogelio 表现出智能，这与他心智年龄为 8 岁儿童的主张相悖。 法院注意到，Rogelio 巧妙地回答了复杂的问题，并巧妙地回避了棘手的问题，展现了与他所声称的智力水平不符的智慧。

本案的判决进一步明确了法定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法定强奸罪的要素包括：受害者未满 12 岁；被告与受害者发生了性行为，无论是否存在武力、威胁、恐吓或滥用职权的行为。 当受害者是七岁以下的儿童时，犯罪情节会被加重。 本案中，两名受害者分别是五岁和七岁，Rogelio 与她们发生了性行为。虽然受害者没有明显的处女膜损伤，但这并不能排除性虐待的可能性。正如 Poca 医生指出的那样，医学检查时缺乏明显的损伤不能排除性虐待，而且，鉴于事件发生日期（2011 年 12 月）与医学检查日期（2012 年 1 月 26 日）之间的时间间隔较长，处女膜损伤可能已经完全愈合，并且在生殖器检查期间肉眼、数码相机或阴道镜无法看见。受害者的证词明确证实 Rogelio 对她们进行了性侵犯。

因此，法院对 Rogelio 作出判决。在 RTC-4842 号刑事案件中，由于 AAA 在被强奸时未满 7 岁，Rogelio 应对加重法定强奸罪承担责任，判处无期徒刑，且不得假释，并支付受害者民事赔偿金 10 万比索，精神损害赔偿金 10 万比索和惩罚性赔偿金 10 万比索。在 RTC-4843 号刑事案件中，Rogelio 应对法定强奸罪承担责任，判处无期徒刑，并支付受害者民事赔偿金 7.5 万比索，精神损害赔偿金 7.5 万比索和惩罚性赔偿金 7.5 万比索。

FAQs

该判决确立了对性犯罪采取严肃立场，智力障碍不能自动免除个人对其行为的责任。 这意味着，法律会谨慎权衡所有证据，以确保问责制和对儿童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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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vs. Rogelio Toreno, Jr. y Flores, G.R. No. 250332, November 23, 2021

本案确立了一项重要原则：公职人员在明知申请人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批准或授予许可证，将被追究法律责任。此判决强调了公职人员的诚信义务，并警示他们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确保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如果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将面临刑事处罚和永久性丧失公职的风险。

明知舞弊，依然放行？详解违规许可发放案

本案涉及拉姆西·D·帕内斯（Ramsy D. Panes）被指控违反菲律宾共和国法（R.A.）第3019号法令第3(j)条，即《反贪污腐败法》。帕内斯当时是维多利亚斯市市长办公室的执行助理II，兼任许可证部门的负责人。他被控与时任市长塞维罗·帕兰卡（Severo Palanca）合谋，向瓜登西奥·科罗纳（Gaudencio Corona）发放了经营许可，尽管科罗纳并不具备获得该许可的法律资格。此案的核心问题在于，公职人员在明知申请人不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批准许可证是否构成犯罪？

案件的起因是科罗纳申请在维多利亚斯市经营爪哇彩票（jai-alai）投注站的许可证。尽管科罗纳提交了必要的文件，但事实证明，他并不具备经营此类业务的合法资质。尽管如此，帕内斯仍然推荐批准了该许可证，市长帕兰卡也批准了该申请。然而，不久之后，一些与科罗纳有关联的人员因非法赌博活动被捕，帕内斯随后建议取消科罗纳的许可证。尽管许可证被取消，但针对帕内斯和帕兰卡的腐败指控并未撤销。私人投诉人詹姆斯·弗朗西斯·安东尼·加西亚（James Francis Anthony Garcia）向申诉专员办公室提交了投诉，指控帕内斯和帕兰卡滥用职权，伪造公共文件，以便为科罗纳发放许可证，从而使其能够从事爪哇彩票的投注活动。

根据申诉专员办公室的指控，帕内斯和帕兰卡涉嫌违反了R.A.第3019号法令第3(j)条，该条款明确禁止公职人员明知他人不具备资格，仍批准或授予许可证。此案的关键在于，确定帕内斯是否明知科罗纳不符合条件，以及他是否滥用了其职权。案件审理过程中，控方指出科罗纳的营业执照存在诸多问题，包括其经营的业务涉嫌非法赌博，以及其提交的文件存在不一致之处。辩方则辩称，帕内斯只是按照市长的指示行事，并且在发现问题后及时取消了许可证，表明其并无恶意。然而，桑迪甘巴扬（反贪法庭）最终裁定帕内斯犯有R.A.第3019号法令第3(j)条规定的罪行。

桑迪甘巴扬认为，帕内斯明知科罗纳不符合经营爪哇彩票投注站的资格，但仍然批准了其许可证申请，这构成了对R.A.第3019号法令第3(j)条的违反。该法院指出，爪哇彩票在现有法律下是被禁止的游戏，科罗纳提交的文件未能证明其有权在卡加延经济特区和自由港（CSEZFP）以外的地区经营投注站。帕内斯作为许可证部门的负责人，有责任审查申请文件，确保业务性质不违反现有法律。更重要的是，科罗纳以“Dalisay娱乐游戏和娱乐站”的名义获得了营业执照，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是该机构的所有者或经营者。此案的判决强调了公职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尽职调查。

帕内斯辩称，他是在市长已经批准申请的情况下才推荐批准许可证的，并且他后来取消了许可证，表明其没有恶意。但是，桑迪甘巴扬驳回了他的辩护，认为即使科罗纳的许可证是临时的，并且他后来建议撤销了该许可证，这也不能改变他已经犯下的罪行。此外，在科罗纳的赌博活动被曝光后才撤销许可证，更削弱了他声称没有发生过非法赌博活动的说法。最高法院在复审此案时，确认了桑迪甘巴扬的判决，强调对桑迪甘巴扬的事实认定具有约束力，除非存在明显的错误或滥用自由裁量权。最高法院认为，帕内斯未能证明本案属于任何可以推翻桑迪甘巴扬判决的例外情况。

最高法院进一步指出，要构成违反R.A.第3019号法令第3(j)条的罪行，必须具备以下要素：（1）被告是公职人员；（2）他有责任或有权批准或授予合格人员许可证、许可、特权或利益；（3）他明知地批准或授予不合格或不具有法律资格的人员许可证、许可、特权或利益。在本案中，所有这些要素都已具备。帕内斯作为许可证部门的负责人，有权审核申请文件并推荐批准许可证，但他明知科罗纳不符合条件，仍然推荐批准了其许可证申请。这表明帕内斯滥用了其职权，违反了法律规定。此案的判决对所有公职人员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他们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不得滥用职权，否则将面临法律的严惩。

最高法院认为，帕内斯本应意识到地方政府已经不再有权授予爪哇彩票和其他形式的赌博活动的许可证。要合法经营爪哇彩票，申请人必须首先获得法定授权或国会的明确立法授权。在本案中，科罗纳提交的文件清楚地表明，他既没有获得经营爪哇彩票投注站的许可，也没有获得授权。虽然Meridien Vista Gaming Corporation (Meridien) 是一家有权经营此类业务的游戏公司，但其经营范围仅限于卡加延经济特区和自由港。科罗纳从Dalisay获得经营爪哇彩票的授权，而Dalisay的授权又来自Meridien，但Meridien的注册证书并未显示其持有在卡加延经济特区和自由港以外设立和运营投注站的立法特许权，也没有允许其将该授权许可给Dalisay等第三方的许可。因此，如果Dalisay没有获得Meridien的合法授权，在卡加延经济特区和自由港以外经营爪哇彩票投注站，那么Dalisay自然也不能授予科罗纳在其经营的任何其他地点经营爪哇彩票的授权。

本案的判决结果不仅对帕内斯个人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所有公职人员起到了警示作用。它再次强调了公职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不得滥用职权，否则将面临法律的严惩。通过此案，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公职人员的责任和义务，以及法律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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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RAMSY D. PANES VS. 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G.R. No. 234561, November 11, 2021

在本案中，菲律宾最高法院对因精神错乱提出的辩护主张和故意杀人案件中的定罪进行了审查。法院裁定，被告人未能充分证明他在犯罪发生时患有精神错乱，因此不能免除刑事责任。因此，法院将被告人的定罪从故意杀人罪改为过失杀人罪，并判处相应的刑罚。该判决阐明了对寻求精神错乱例外辩护的个人的严格要求。

犯罪冲动还是精神障碍？解析刑事案件中的故意杀人辩护

被告人 Leonardo Macalindong 因故意杀害了他的同居伴侣 Jovelia Malinao 而被起诉。在审判中，Macalindong 主张，他因精神错乱而无法对其行为负责，并出示了医疗报告来证明这一点。但是，地区审判法院和上诉法院都驳回了这一论点，并认定他犯有谋杀罪，理由是存在预谋。因此，他认为自己无法回忆起 2007 年 2 月 10 日早晨发生的事情，因为他失去了知觉。他确实提交了国家精神健康中心 (NCMH) 的初步报告（日期为 2008 年 3 月 10 日）以及 Florecita Lindo 博士（林多博士）出具的医疗证明（日期为 2007 年 11 月 9 日），这两份证明均表明他患有精神分裂症。

案件随后提交至最高法院。主要问题是 Macalindong 是否应因精神错乱而被免除刑事责任，以及他是否被正确地判处故意杀人罪。被告辩称他当时患有精神疾病，地区审判法院未能考虑到这一点。检察官反驳说，直接证据证明他有罪，并且预谋符合判处他犯有谋杀罪的标准。

最高法院解决了关于精神错乱辩护适用的两个关键要素。首先是被告的精神错乱构成对智力、理性或判断力的完全剥夺。其次是这种精神错乱必须存在于犯罪发生时或紧接犯罪发生之前。修订后的刑法第 12 条规定，精神错乱可以免除个人的刑事责任，前提是满足某些条件：

第 12 条。可免除刑事责任的情形——以下情形可免除刑事责任：

1. 白痴或精神病人，除非后者在意识清醒时行事。

当白痴或精神病人实施法律定义的重罪 (delito) 行为时，法院应命令将其关押在为此类病人设立的医院或精神病院之一，未经法院许可不得离开。

法院澄清说，仅凭心理机能异常不足以排除归罪。重要的是，精神错乱剥夺了智力和理性，从而使个人在行为时没有一丝辨别力或意志自由。

法院发现 Macalindong 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他在实施犯罪时患有精神错乱。尽管提交了医疗报告，但无法确定他的精神错乱在当时影响了他的智力。因此，法院驳回了精神错乱的例外辩护。

在进一步考虑了起诉的事实后，法院认为不能证明存在任何使得故意杀人罪符合加重条件的要素。特别是，未能确定被告有目的地采用了一种方法来确保其犯罪的成功，也没有给予受害者任何自卫或报复的机会。此外，尽管被告人使用刀具可能是优势力量的证据，但检察官未能证明被告人有目的地选择利用这种优势来便利犯罪的发生。

由于没有预谋和优势力量等加重情节，最高法院裁定被告犯有普通过失杀人罪。鉴于这种区分，法院判处 Macalindong 过失杀人罪，刑期从有期徒刑八年到有期徒刑十四年零八个月。此外，法院命令他向受害者的继承人支付民事赔偿、精神损害赔偿和丧葬费。

常见问题

最高法院的判决强调，要求将精神错乱作为辩护理由的标准很高，并强调需要切实的证据来证明这种辩护主张。本案还进一步阐明了在确定故意杀人罪或过失杀人罪时是否可以援引如预谋和优势力量等加重情节。这些区别可能会对判处的刑罚产生重大影响。总的来说，本案为理解刑事责任的复杂问题提供了重要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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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最高法院在此案中明确了在谋杀案件中，即使行为人并非直接实施杀害行为，但参与了犯罪过程，其应承担的责任类型。法院认定，被告人并非直接参与谋杀，而是协助了犯罪，因此将其定罪为谋杀罪的共犯而非主犯。这意味着共犯的刑罚将低于主犯，并需要根据其参与程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此案对于理解菲律宾刑法中共犯的定义和责任划分具有重要意义，明确了在何种情况下，协助行为构成共犯，以及如何量刑。

罪与罚：一句话引发的谋杀案，共犯责任如何界定？

本案源于一起发生在卡马里内斯北部的谋杀案。受害者马里奥·卡纳里亚在家中遭枪击、刺伤和砍伤身亡。被告人拉米尔·安提瓜，被指控与另外两人合谋杀害了马里奥。案件的关键在于，拉米尔是否直接参与了谋杀，或者仅仅是协助了犯罪。此案的核心法律问题是，在缺乏直接证据表明拉米尔参与杀害行为的情况下，他是否应该被判处与直接行凶者相同的刑罚？以及，他所说的“不是他，是另外一个”这句话，在法律上应如何解读？

地区审判法院最初判决拉米尔犯有谋杀罪，但上诉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理由是未能及时提交上诉状。尽管如此，最高法院为了维护拉米尔的个人自由，决定审查案件的实质内容。法院认为，谋杀罪的所有要素都已得到证实：马里奥确实被杀害了；他的死亡是由于拉米尔同伙造成的枪伤和刀伤；以及，该谋杀是出于奸诈而实施的。但是，法院发现拉米尔仅仅作为共犯参与了犯罪，而不是作为主犯。

《菲律宾修订刑法典》第17条规定了主犯的定义：直接参与行为的执行者；直接强迫或诱使他人实施犯罪者；以及通过另一行为合作实施犯罪，没有该行为，犯罪就不会完成者。相反，第18条将共犯定义为不包括在第17条中的人，他们通过先前或同时的行为合作实施犯罪。要将某人视为共犯，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存在共同犯罪意图；他或她通过先前或同时的行为进行合作，意图为犯罪的执行提供有效的物质或精神帮助；以及主犯的行为与被指控为共犯的人的行为之间存在关联。

法院在之前的判例中明确了共犯和阴谋者的区别：阴谋者和共犯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知道并同意犯罪意图。然而，阴谋者知道犯罪意图是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决定了这样的行动方针。共犯是在主犯做出决定后才知道这件事，然后他们才同意合作执行。阴谋者决定应该犯罪；共犯只是同意它。共犯不决定是否应该犯罪；他们只是同意该计划并合作完成它。阴谋者是犯罪的作者；共犯只是他们的工具，他们执行的 acts 对于犯罪的实施并不重要。在此案中，根据证人的证词，拉米尔所做的仅仅是认出了马里奥。

没有证据表明，如果没有拉米尔的帮助，其他袭击者就无法实施对马里奥的袭击。此外，拉米尔没有指示他的同伙射击他或亲自攻击马里奥。同样没有证据表明拉米尔事先与马里奥的袭击者达成攻击他的协议。最高法院指出，仅仅出现在犯罪现场不足以证明存在阴谋。因此，拉米尔作为共犯，而非主犯，承担责任。最高法院分析到，拉米尔的行为确实参与了事件，但是他辨认出马里奥并站在一旁看着同伙袭击后者的行为，对于谋杀马里奥并非必不可少。由于没有证据表明他与同伙共谋，拉米尔只能作为共犯承担责任。

根据《菲律宾修订刑法典》第52条，对拉米尔作为共犯的适当刑罚是低于既遂谋杀罪的刑罚等级，即无期徒刑至死刑。较低一级的刑罚是暂时监禁。由于没有减轻或加重情节，因此应处以刑罚的中等刑期。适用第4103号法令或《不确定刑罚法》，拉米尔的监禁刑罚的最低刑期为八（8）年零一（1）天的重刑，而最高刑期为十四（14）年八（8）个月零一（1）天的暂时监禁。最终，法院对原判决进行了修改，判定拉米尔作为谋杀案的共犯，并判处其监禁，并需要支付受害者家属相应的赔偿金。

FAQs

本案确立了菲律宾刑法中关于共犯责任的重要原则。它强调了在确定刑事责任时，必须仔细审查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具体作用和参与程度。此判决也提醒辩护律师务必恪尽职守，确保客户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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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VS. RAMIL ANTIGUA Y QUILA @ “ONOY”, G.R. No. 232390, October 06, 2021

最高法院裁定，仅仅因为某人担任公司执行副总裁并不足以认定其对公司未缴纳税款负有刑事责任。要追究个人责任，必须证明该高管直接参与了违反《国家国内税务法》的行为，或者未能阻止这些行为。这项裁决澄清了公司官员承担公司违法行为责任的范围，确保只有那些直接参与或有权阻止违规行为的人才承担责任。

未能缴税的指责：一名高管在刑事责任的十字路口

本案源于针对 Genoveva S. Suarez（请愿人）提起的刑事诉讼，她是 21 世纪娱乐公司（21 世纪）的执行副总裁，罪名是违反了《国家国内税务法》（NIRC）第 255 条，原因在于 21 世纪未能履行纳税义务。马尼拉市检察官办公室指控 Suarez 女士未能缴纳公司在 2000 纳税年度到期的 747,964.49 比索的税款，尽管税务局已发出通知和催缴单。税务上诉法院（CTA）维持了原审法院对她的定罪，认为她作为公司负责人应对公司未能缴纳税款负责。但是，最高法院审议了该案，重点关注了一个关键问题：担任执行副总裁本身是否足以认定 Suarez 女士犯有刑事责任？

案件的事实表明，税务局于 2004 年 1 月向 21 世纪公司发出了最终评估通知（FAN）和最终催缴单（FLD），要求支付各种税款，包括所得税、不当累积盈余税和增值税，总计 747,964.49 比索。21 世纪公司对此提出抗议，要求重新调查，但未能及时提交佐证文件。此后，税务局发出了一系列违规账户通知和最终没收前通知，但 21 世纪公司未能解决此事。为避免扣押财产，Suarez 女士要求延期，以便整理公司的财务记录并寻求妥协，但这些努力均未成功，税务局最终发出了扣押令和扣押令。尽管如此，对 21 世纪公司的银行账户发出的扣押令未得到执行，这导致税务局建议对公司提起诉讼。

在审判过程中，税务局的证人证明了评估通知的发出以及 21 世纪公司未能对此作出回应。尽管 Suarez 女士的辩护被拒绝，但初审法院认定她犯有罪，责令她缴纳税款。税务上诉法院维持了定罪，但修改了判决，命令 21 世纪公司承担民事责任，认为 Suarez 女士作为公司负责官员，应对公司未能缴纳税款负责。税务上诉法院在全体会议上确认了这一判决，但最高法院改变了路线。

最高法院强调，必须证明被告故意未能缴纳税款才能构成刑事责任。重要的是，不仅公司必须负有纳税义务，而且个人还必须是在公司违规行为中“负责任的雇员”。NIRC 第 253 条明确列出了可以对公司违法行为负责的公司官员，例如合伙人、总裁、总经理、出纳员等。最高法院指出，Suarez 女士担任执行副总裁，并非属于 NIRC 明确列举的类别。

法院不同意下级法院的观点，即 Suarez 女士要求延期并进行和解谈判的行为足以认定她应对公司的违规行为负责。法院认为，这封信本身不足以证明她积极参与或未能阻止 21 世纪公司违反 NIRC 的规定。控方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表明 Suarez 女士作为执行副总裁的职责使她能够参与 21 世纪公司未能缴纳税款的行为。此外，没有证据表明 Suarez 女士的行为导致公司违反了 NIRC，也没有证据表明她有权阻止这种违规行为。缺乏这些直接参与的证据导致最高法院推翻了定罪。

法院还认为，Suarez 女士通过妥协来解决纳税义务的意愿不能用作她有罪的暗示性承认。根据修订后的《证据规则》，不能将和解提议作为犯罪案件中犯罪分子有罪的暗示性承认来接受，尤其是 NIRC 第 204 条允许就刑事违法行为进行和解的情况，但已经向法院提起的案件或涉及欺诈的案件除外。由于 Suarez 女士的和解提议是在提起诉讼之前提出的，因此不能将其视为有罪的暗示性承认。在本案中，由于存在合理怀疑，并且缺乏充分证据证明 Suarez 女士直接参与 21 世纪公司未能缴纳税款的行为，因此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并宣告她无罪。

总而言之，最高法院强调，虽然公司官员可能会因公司行为而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必须证明他们积极参与或有权阻止不正当行为。仅担任执行副总裁不足以证明有罪；必须有具体证据表明负责参与该行为的个人参与，才能判定其犯罪。

常见问题解答

总的来说，此案强调了在确定公司官员应对公司未能履行纳税义务承担刑事责任时，确立明确而直接的联系的重要性。此案的判决支持了对法律责任的更公平和精确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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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在此案中裁定，在指控的欺诈罪名不成立时，因合同产生的民事责任不能在刑事案件中裁决。这意味着，如果个人被判无支票欺诈罪（一种菲律宾刑法中的盗窃罪），并且这些支票是基于贷款协议发出的，那么法院不能在同一刑事案件中责令被告偿还贷款。债权人必须提起单独的民事诉讼以收回债务，这明确了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区别，即使案件同时审理，个人也不能自动从刑事责任转移到民事责任。这项裁决为个人明确了相关诉讼程序，避免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混淆。

欺诈指控落空：贷款协议能否强制执行？

本案源于阿尔贝托·黄（原告）对黄氏夫妇（贝尼·黄和埃斯特利塔·黄）和帕特里克·劳（被告）提起的一项刑事诉讼，指控他们犯有《修订刑法典》第 315 条第 2 款（d）项下的诈骗罪。原告声称，被告串谋欺诈了他，在明知银行账户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出具了远期支票，总额达 3750 万菲律宾比索，作为贷款偿还。法院必须裁决被告诈骗罪名不成立是否会自动免除其偿还贷款的民事责任。

案件的事实表明，被告是晨星旅游公司的股东和高管，他们向原告寻求资金以资助业务运营。最初，被告按照其远期支票兑现了贷款。然而，在进一步的贷款之后，被告签发的四张远期支票在提交付款时被退回，理由是银行账户已关闭。因此，对被告提起刑事诉讼。

在审判中，起诉方辩称，被告存在欺骗行为，这构成了诈骗罪。另一方面，被告则提出证据异议，理由是起诉方未能证明存在欺骗元素，远期支票是为履行晨星旅游公司在 2001 年至 2002 年期间产生的先前存在的债务而开出的，而且检察官未能证明被告人的个人犯罪责任，因为这笔贷款是晨星旅游公司获得的，属于公司债务。

地区审判法院 (RTC) 批准了证据异议，驳回了针对黄氏夫妇的案件，理由是缺乏充分的欺诈证据，并存在合理的怀疑。法院认为，这些支票只是为了保证付款而开出的，而且实际上是为了偿还先前存在的债务。法院还认为，贷款不是出于对欺骗行为的应对，而是出于原告帮助身为朋友的好友的公司财务，于是驳回诉讼。在审查该案件时，上诉法院支持了 RTC 的裁决，指出起诉方未能证明被告存在欺骗行为。上诉法院认为，撤销黄氏夫妇的控告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可能产生民事责任的行为或不作为并不存在。高等法院补充说，原告唯一的补救措施就是提起单独的民事诉讼来解决债务。不服该判决，原告提起了上诉。

最高法院必须解决的问题是，高等法院是否在没有对黄氏夫妇的民事责任作出裁决的情况下犯了错误。根据菲律宾法律，任何人承担刑事责任，同时也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推翻了上诉法庭。高等法院援引了先前的案例，特别是“Dy诉人民”一案，该案澄清了与刑事诉讼相关的民事责任。法院解释说，它仅与“因犯罪行为产生的民事责任”的追回有关，而不包括源于不同义务的民事责任，例如合同责任。

法院在“Dy诉人民”案中进一步澄清说，只要发现诈骗的要素不存在，它实际上就表明没有犯罪。因此，无法裁定因犯罪行为而产生的民事责任，因为它无法从不存在的事物中获得。法院解释说，每当交付任何个人财产都是根据合同进行时，就无法在刑事案件中裁决由诈骗产生的任何民事责任。这是因为从合同产生的民事责任不是因犯罪行为而产生的民事责任，或与构成犯罪的同一行为或不作为而产生的民事责任。

We hold that the better rule in ascertaining civil liability in estafa cases is that pronounced in Pantig and Singson. The rulings in these cases are more in accord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Code, and the Rules of Court. They are also log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is Court’s pronouncement in Manantan.

在本案中，RTC 批准了黄氏夫妇的证据异议，理由是证据不足和存在合理的怀疑。法院发现缺乏欺骗要素，而且当事人之间的交易纯粹是贷款。适用“Dy诉人民”一案的理由，高等法院在没有裁定该案件的民事方面时并未出错，因为它发现这是由“因合同产生的民事责任”引起的，而不是由“因犯罪行为产生的民事责任”引起的。

因此，最高法院驳回了原告的上诉，维持了高等法院的裁决，该裁决支持了 RTC 驳回诈骗罪的判决。该决定强调了区分犯罪引起的民事责任和合同产生的责任，确认了一项重要原则，该原则将指导对未来类似案件的司法解释。在高等法院澄清后，如果发现一个元素是合同或贷款问题，那么针对某人的民事责任寻求可能需要作为单独的民事诉讼来追求，而不是附加的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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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最高法院在一起赎金绑架案中维持了对绑架者的定罪，明确了参与犯罪各方的责任。该判决强调，所有参与非法剥夺他人自由以勒索赎金的个人，无论其直接参与程度如何，都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这意味着即使绑架案中的从犯也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但其赔偿金额低于主犯。这项判决旨在震慑绑架行为，并确保受害者能够获得充分的赔偿，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

当自由被勒索：探讨赎金绑架案中的责任分担

案件源于对 Venilda Ho 的绑架，她于 2003 年 5 月 8 日在奎松市被绑架。绑架者索要 5000 万菲律宾比索的赎金，后减少至 50 万比索。在支付了部分赎金后，Venilda 仍未获释，绑架者又提出进一步的勒索要求。最终，警方成功解救了 Venilda，并逮捕了包括 John Galicia 等人在内的多名犯罪嫌疑人。这些人被指控犯有赎金绑架罪，此案的核心问题在于确定每名被告在犯罪中的参与程度以及相应的责任分担。

案件审理过程中，检方提供了详细的证据，包括 Venilda 的证词，详细描述了绑架过程以及绑架者如何限制她的自由，并向她的家人勒索赎金。另一方面，被告们则辩称他们并未参与犯罪，并提出了各自的辩护理由。但是，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都认为，检方提供的证据充分证明了被告有罪。上诉法院维持了初审法院对部分被告作为主犯、部分被告作为从犯的判决，并根据他们在犯罪中的参与程度判处不同的刑罚。

菲律宾修订刑法典第 267 条规定了对绑架和严重非法拘禁罪的处罚：

任何非法绑架或拘禁他人，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剥夺他人自由的个人，应处以无期徒刑至死刑的处罚：

如果绑架或拘禁持续超过三天；或，为了向受害者或任何其他人勒索赎金而实施的绑架或拘禁，即使在犯罪过程中不存在上述任何情况，也应处以死刑。

最高法院在审理此案时，重点关注了被告的行为是否符合赎金绑架罪的构成要件。为了定罪赎金绑架罪，必须证明：(1) 被告是私人；(2) 他或她绑架或拘禁，或以任何方式剥夺了另一人的自由；(3) 绑架或拘禁是非法的；(4) 受害者被绑架或拘禁是为了勒索赎金。法院认为，本案的证据清楚地表明，被告符合所有这些要件。

最高法院强调，**非法拘禁的关键在于剥夺受害者的自由**。检方必须证明实际的监禁或限制了受害者，并且这种剥夺是罪犯的意图。在本案中，Venilda 的证词清楚地表明，她从被绑架的那一刻起就被剥夺了自由。即使她在两个安全屋中可以自由活动，也不能改变她被剥夺自由的本质。

法院还探讨了**共谋**的概念。共谋是指两个人或更多人就实施犯罪达成一致，并决定实施犯罪。共谋不需要直接证据证明，但可以从被告在犯罪前、犯罪中和犯罪后的行为中推断出来。在本案中，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表明他们有共同的犯罪意图，并协同实施了绑架勒索赎金的行为。

然而，法院也区分了主犯和从犯的责任。**主犯**是指直接参与犯罪实施的人，而**从犯**是指在明知主犯犯罪意图的情况下，通过事先或同时的行为协助主犯实施犯罪的人。在本案中，法院维持了上诉法院对 Amelito Billones 作为从犯的判决，因为他的行为只是协助了主犯实施犯罪，而不是直接参与了绑架过程。此举影响了被告所承担的民事责任。

本案还涉及到了**量刑**的问题。由于菲律宾已经废除了死刑，最高法院维持了上诉法院对主犯判处无期徒刑的判决。同时，法院也确认了对从犯判处较轻刑罚的合理性。在民事赔偿方面，法院根据被告在犯罪中的参与程度，对主犯和从犯的赔偿金额进行了区分，从而实现了责任与参与程度相匹配的原则。此外，由于被告 Eliseo Villarino 在上诉期间去世，法院根据法律规定，免除了他的刑事责任。

最后，关于对受害人 Venilda Marcelo Ho 的损害赔偿，最高法院修订了上诉法院的判决，对刑事案件中所有被告（包括主犯和从犯）的民事责任进行了公平合理的分配。基于修订后的裁决，绑架勒索案中所有参与者或被告的民事赔偿总额为 30 万菲律宾比索（每人 10 万菲律宾比索，分别作为民事赔偿金、精神损失赔偿金和惩罚性损害赔偿金）。

常见问题解答

总而言之，菲律宾最高法院对 John Galicia y Galicia 案的判决，明确了在赎金绑架案中共谋犯罪中各方的责任，并且确保赎金绑架案件的受害者可以从绑架犯（包含从犯）处获得公正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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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诉约翰·加利西亚案，G.R. No. 238911，2021 年 6 月 28 日

最高法院在此案中裁定，如果被告在上诉期间死亡，且尚未被终审判决，则刑事案件应予驳回。这一裁决确认了根据菲律宾修订刑法典第89条，被告死亡会导致刑事责任完全终结，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也将一并取消。这意味着，如果一个被判有罪的人在上诉期间去世，国家将不能继续追究其刑事责任，与其犯罪行为相关的民事赔偿责任也随之消失。然而，受害者的家属仍然可以通过单独的民事诉讼，向死者的遗产追讨基于其他义务来源（如合同或准侵权）的赔偿。

死亡与正义：终审判决前的终止

本案源于被告Lolito Depillo在上诉期间去世。最高法院此前维持了对Lolito的谋杀罪判决，但后来发现Lolito在法院作出最终判决前已经去世。这引发了一个法律问题：被告在上诉期间死亡对其刑事和民事责任有何影响？菲律宾修订刑法典规定，被告死亡会导致刑事责任的完全终止。重要的是要理解这种终止的范围及其对受害者家属寻求赔偿的权利的影响。虽然刑事责任和源于犯罪的民事责任一同消失，但其他民事补救途径仍然可能存在，允许受害者家属从其他法律依据中寻求正义。

根据修订刑法典第 89 条第 1 款，刑事责任因被告死亡而完全终止。这意味着，如果罪犯在终审判决之前死亡，针对他的人身处罚将不再执行，经济处罚的责任也将终止。以下是该条的文字：

第 89 条。刑事责任如何完全终止。— 刑事责任完全终止：

1. 被告死亡时，对于人身刑罚；对于经济刑罚，只有在罪犯死亡发生在终审判决之前，责任才会被消除。

本案还涉及附随于刑事诉讼的民事诉讼，以追讨源于犯罪行为的民事责任。当刑事诉讼被驳回时，这种民事诉讼通常也会自动终止。最高法院在菲律宾诉圣地亚哥案中阐明了这一点，指出如果民事责任也可以基于犯罪以外的义务来源，则可以提起单独的民事诉讼来追讨。这些义务来源包括法律、合同、准合同和准侵权行为。简而言之，当刑事诉讼因被告死亡而终止时，只有源于犯罪的民事责任（即严格意义上的犯罪侵权行为产生的民事责任）才会终止。如果存在合同义务，则可以通过死者遗产的民事诉讼来解决经济问题。

最高法院认识到，尽管之前的决议已经生效，但根据最终判决不可更改原则，法院有权在特殊情况下纠正错误。法院援引了菲律宾诉拉亚格案，该案允许放宽不可更改原则，以实现实质正义，特别是在死者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判决作出之前死者已经去世，但后续该情况才被告知法庭，因此必须保护死者家属的利益。考虑到Lolito的死亡发生在对他的最终定罪之前这一特殊情况，法院认为纠正之前的判决是适当的。因此，法院撤销了确认Lolito有罪的决议，并驳回了针对他的刑事案件。

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相关证据，家属可能寻求基于死者故意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或基于疏忽或违反合同义务的赔偿。重点是这些索赔是独立于已被撤销的刑事诉讼的。在寻求从死者遗产追讨损害赔偿时，对受害者家属可用的具体法律途径和补救措施可能会因适用法律和管辖区而异。在提起诉讼之前，咨询律师以评估可用索赔的优势，收集必要的证据，并确保遵守适用的程序规则和时效非常重要。

常见问题解答

最高法院的决议澄清了因被告在上诉期间去世而终止刑事和民事责任的后果，同时确保受害者家属不会完全丧失寻求补救的机会。它强调了寻求法律顾问以了解案件的具体法律途径的重要性，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法律权利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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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PLAINTIFF-APPELLEE, VS. NESTOR DE ATRAS Y ELLA, ET AL., ACCUSED; WENLITO DEPILLO Y BIORCO @ “WEWEN” AND LOLITO DEPILLO Y DEHIJIDO @ “LITO”, ACCUSED-APPELLANTS., G.R. No. 197252, June 23,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