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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菲律宾配偶离婚后的再婚权:外国离婚判决的承认及相关法律程序

    本案明确指出,菲律宾公民与外国人结婚后,即使外国配偶在国外合法取得离婚判决并有权再婚,菲律宾公民配偶也有权根据菲律宾法律再婚。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经过法律程序。此案进一步区分了外国离婚判决的司法承认与民事登记中相关条目的更正或取消这两个不同的法律程序,阐明了根据菲律宾法律变更婚姻状况所需的步骤。

    外国离婚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法律程序迷宫

    本案涉及菲律宾公民 Janevic Orteza Ordaneza (Janevic) 与日本国民 Masayoshi Imura (Masayoshi) 的婚姻。他们在日本协议离婚后,Janevic 试图在菲律宾获得外国离婚判决的承认,并将其民事状况从“已婚”更改为“单身”。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地根据菲律宾法律承认外国离婚判决,以及这是否能自动导致民事登记条目的变更。

    高等法院在本案中澄清了两个关键问题。首先,高等法院确认,外国离婚判决的司法承认不应被视为民事登记中条目的取消或更正的申请,这两种法律程序有所不同,适用不同的规则。其次,它强调了为了使菲律宾配偶有资格再婚,必须充分证明外国法律允许外国配偶再婚。简单来说,承认外国离婚判决与实际执行该判决、变更民事状况是不同的过程。因此,当事人在寻求法律救济时必须遵守特定的程序和规定。

    案件的核心在于,Janevic 通过她的兄弟 Ricky O. Ordaneza 提起诉讼,要求法院承认她与日本丈夫的外国离婚判决,并变更她的婚姻状况。初审法院批准了 Janevic 的请求,宣布她恢复单身,并指示相关登记机关在其结婚证上注明离婚协议。但是,上诉法院撤销了初审法院的判决,认为 Janevic 未能遵守菲律宾《民事诉讼规则》第 108 条的规定,并且未能充分证明日本法律允许其前夫再婚。

    高等法院随后对上诉法院的判决进行了审查。高等法院解释说,外国离婚判决的承认程序与根据《民事诉讼规则》第 108 条取消或更正民事登记条目的程序不同。该规则规定,旨在取消或更正条目的申请应提交到相应民事登记机关所在省份的地区审判法院,并且所有受此影响的人员都应成为诉讼当事人。本案中,由于寻求变更的条目位于 Pasay 市,因此诉讼应在那里提起,并将当地民事登记员作为诉讼当事人。

    尽管法院承认 Janevic 的申请不符合第 108 条的规定,但仍裁定承认外国离婚判决本身即可,而无需变更民事状况。法院在解释《家庭法》第 26 条(允许菲律宾公民配偶在其外国配偶获得离婚判决且有权再婚时也可以再婚)时,澄清了该条的两个要求:有效婚姻和外国配偶获得的有效离婚判决。法院还明确规定,主张外国配偶获得离婚判决且有权再婚的一方有责任提供证据,必须根据《证据规则》提交外国法律的认证副本。

    根据这些原则,法院认定 Janevic 已正确地证明她与 Masayoshi 根据日本法律有效结婚并离婚。她还提供了日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证明在日本,夫妻可以通过协议离婚。高等法院参考了 *Racho v. Tanaka* 一案,该案涉及相同的日本法律,并裁定外国配偶的再婚能力已经确定。由于离婚通知书上未提及任何关于禁止再婚的规定,因此可推定日本配偶的再婚能力未受限制。

    最后,高等法院承认了 Janevic 的外国离婚判决,但驳回了将她的民事状况变更为“单身”的请求。法院强调,此类变更有待向适当法院提起符合《民事诉讼规则》第 108 条规定的诉讼,在诉讼中可以进行适当的对抗程序。高等法院撤销了上诉法院的判决,仅承认 Janevic 的离婚判决,为她在菲律宾寻求认可和执行离婚判决铺平了道路。

    常见问题 (FAQ)

    本案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本案主要解决的是如何正确地根据菲律宾法律承认外国离婚判决,以及这是否能自动导致民事登记条目的变更。高等法院明确,外国离婚判决的司法承认与变更民事登记条目是不同的法律程序。
    《家庭法》第 26 条的内容是什么? 《家庭法》第 26 条规定,菲律宾公民与其外国配偶在国外有效结婚,且该外国配偶获得离婚判决并有权再婚时,菲律宾公民配偶也可以根据菲律宾法律再婚。
    要获得外国离婚判决的承认需要满足哪些要求? 要获得外国离婚判决的承认,需要证明两个关键要素:(1)菲律宾公民与外国配偶之间存在有效婚姻;(2)根据外国法律,存在有效的离婚判决,且该外国配偶有权再婚。
    菲律宾《民事诉讼规则》第 108 条的内容是什么? 《民事诉讼规则》第 108 条规定了在民事登记机关中取消或更正条目的程序。该规则规定,相关申请应提交至民事登记机关所在省份的地区审判法院,并且所有受此影响的人员都应成为诉讼当事人。
    如何在菲律宾变更婚姻状况? 要变更婚姻状况,需要向相应的法院提起诉讼,并遵守《民事诉讼规则》第 108 条的规定。必须将当地民事登记员作为诉讼当事人,并遵守其他程序性要求。
    什么是本案的关键裁决? 高等法院承认 Janevic 的外国离婚判决有效,但驳回了将她的民事状况变更为“单身”的请求。法院强调,要变更民事状况,必须遵守《民事诉讼规则》第 108 条的规定,另行提起诉讼。
    高等法院在本案中为何提及 Racho v. Tanaka? 高等法院参考 Racho v. Tanaka 案件,支持本案外国配偶有权再婚的结论。由于两案涉及的日本法律相同,且离婚通知书上未提及任何关于禁止再婚的规定,因此高等法院推定外国配偶的再婚能力未受限制。
    为什么当事方未能充分证明日本法律? 当事方提到了《日本民法典》第 732 和 733 条,但这些规定并未包含在审判期间提交的经过认证的文件中。因此,高等法院认为无法根据规则将外国配偶根据《日本民法典》再婚的能力证明为事实。

    简而言之,本案强调了在菲律宾法律框架内承认外国离婚判决需要细致的处理。 虽然根据《家庭法》第 26 条,获得离婚的菲律宾人可能有资格再婚,但必须通过符合既定法律程序的适当法律途径来确保完全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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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简短标题,G.R No.,日期

  • 菲律宾家庭法:配偶失踪案中“充分理由相信”原则的严格适用

    本案确立了在菲律宾家庭法框架下,对宣告失踪配偶推定死亡案件中“充分理由相信”原则的严格适用标准。最高法院裁定,为获得推定死亡的司法宣告,当事人必须展示真诚、诚实的努力,以确认失踪配偶的生死,而不能仅依赖于缺席或缺乏消息。这意味着,申请人需要提供具体的调查行动证据,比如向政府部门求助或联系相关人员,而不能仅凭个人主观判断。此案例强调了菲律宾法律对婚姻的重视,并警示试图通过不正当途径宣告配偶死亡的个人。此裁决影响所有寻求根据《家庭法》第41条再婚的人士,确保推定死亡宣告是基于充分证据和真诚努力的。

    当婚姻遭遇失踪:探寻推定死亡认定的“充分理由”?

    本案源于 Jose B. Sareñogon, Jr. (简称 Jose) 向地方法院申请宣告其妻子 Netchie S. Sareñogon (简称 Netchie) 推定死亡。根据《菲律宾家庭法》第41条,配偶一方失踪四年以上,且在世配偶有“充分理由相信”失踪配偶已经死亡,方可再婚。本案的关键争议点在于,Jose 是否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来支持其“充分理由相信”的合理性。地方法院最初批准了 Jose 的申请,但菲律宾共和国检察官办公室 (OSG) 认为 Jose 的寻妻努力不足以支持这一宣告,遂提起上诉。案件一路审理至最高法院,焦点集中于如何理解和适用“充分理由相信”这一法律标准。

    在本案中,最高法院强调了在宣告推定死亡案件中适用严格标准的重要性。法院认为,仅仅声称联系过亲友是不够的,Jose 必须提供具体的证据,例如,他询问过的具体人名、他联系过的政府机构,以及他采取的其他实际行动。法院指出,Jose 没有寻求警察、国家调查局、外交部等机构的协助,也没有提供独立的证人来证实 Netchie 确实失踪且无法找到。此外,Jose 也没有明确表示他希望宣告 Netchie 推定死亡是为了再婚,这也是《家庭法》第41条的一个必要前提。

    “法律没有定义“充分理由相信”的含义。这取决于每个特定案件的具体情况。因此,需要对每个案件进行具体分析。为满足这一要求,在世配偶必须证明,他/她的这一信念是由于为寻找失踪配偶而做出的认真和合理的努力和询问的结果;并且基于这些努力和询问,他/她相信根据情况,失踪配偶已经死亡。这就需要积极的努力 (而不是被动的努力)。”

    Building on this principle, 法院还强调,法院应警惕配偶为了终止婚姻而滥用《家庭法》第41条。配偶有持续同居,互敬互爱,彼此忠诚,互助互帮的义务。 这一义务不仅仅体现在口头上,更要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单方提出宣告配偶推定死亡的要求,必须要付出符合要求的努力,否则法律不会轻易支持。

    This approach contrasts with 莱昂纳多大法官的不同意见。莱昂纳多大法官认为,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评估在世配偶的努力,而不应过于苛刻地要求其采取特定的行动。她指出,Jose 已经尽了最大努力,通过亲友寻找 Netchie,并且 Netchie 的失踪也得到了其他证人的证实。她认为,不应将全部的举证责任都放在在世配偶身上,而忽略了失踪配偶没有尽到保持联系的义务。虽然如此,最高法院仍采纳了严格标准,驳回了 Jose 的申请。法律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当事配偶的互助忠诚, 所以没有理由轻易推定配偶的失踪情况。

    Building on this strict rule,最高法院的裁决对未来的推定死亡案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明确了在世配偶需要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为寻找失踪配偶所做的努力,“努力”一词不仅仅要求“做”,更要求“做好”。这一证据应该包括与政府机构的联系记录、媒体公告,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其认真搜寻失踪配偶的证据。未能满足这一要求的申请将可能被驳回,从而延长了在世配偶再婚的时间,也体现出菲律宾法律对于婚姻家庭的维护与忠诚的重视。

    FAQs

    本案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本案主要探讨了在菲律宾家庭法框架下,宣告配偶推定死亡时,如何理解和适用“充分理由相信”这一法律标准。法院需判断在世配偶是否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其“有充分理由相信”失踪配偶已经死亡,且要提供寻人的努力和行动。
    《菲律宾家庭法》第41条规定了什么? 该条规定,配偶一方失踪四年以上,且在世配偶有“充分理由相信”失踪配偶已经死亡,方可再婚。在存在死亡危险的情况下,失踪时间缩短为两年。
    在世配偶需要提供哪些证据来满足“充分理由相信”的标准? 需要提供积极搜寻失踪配偶的证据,如与政府部门的联系记录、媒体公告,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其认真搜寻的证据。不能仅仅依赖个人主观判断或被动的询问。
    法院在本案中是如何认定在世配偶的努力的? 法院认为 Jose 提供的证据不足,未能证明其认真搜寻失踪配偶。 Jose 没有提供与政府机构联系的证据,也没有提供独立的证人来证实其寻人努力。
    本案对未来的推定死亡案件有什么影响? 本案明确了法院在审查推定死亡案件时应适用严格标准,要求在世配偶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为寻找失踪配偶所做的努力,不作为和未尽到“最好”努力都属于不充分。
    如果失踪配偶重新出现,会发生什么? 《菲律宾家庭法》第42条规定,如果失踪配偶重新出现,在世配偶的后续婚姻将自动终止,除非之前的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自始无效。
    本案中,大法官的异议是什么? 莱昂纳多大法官认为,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评估在世配偶的努力,不应过于苛刻地要求其采取特定的行动。应该更加体谅寻求认定配偶推定死亡的受困境配偶。
    为什么最高法院在本案中采用了“严格标准”? 法院强调,应警惕配偶为了终止婚姻而滥用《家庭法》第41条。保护婚姻的神圣性不容随意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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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本文仅供参考,不构成法律建议。如需针对您具体情况的法律指导,请咨询合格的律师。
    来源: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v. Jose B. Sareñogon, Jr., G.R. No. 199194, 2016年2月10日

  • 推定死亡宣告中的欺诈:补救措施及婚姻效力

    本案确立了一项重要原则:因外部欺诈获得的推定死亡宣告的适当补救措施是撤销判决的诉讼。如果被宣告推定死亡的人从未失踪,则重现声明并非适当的补救措施。这项裁决强调了确保公平和保护个人权利的司法程序的重要性。

    婚姻消失:欺诈如何影响推定死亡宣告?

    本案围绕着塞勒琳娜·J·桑托斯与里卡多·T·桑托斯夫妇的婚姻纠纷展开。里卡多向塔拉克市地区审判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宣告塞勒琳娜推定死亡,目的是为了再婚。里卡多声称,塞勒琳娜在1995年离开后,已经失踪了12年,并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寻找她,但未果。2007年,法院判决塞勒琳娜推定死亡,随后里卡多再婚。塞勒琳娜在2008年10月才得知这一判决,她声称里卡多明知她的真实居住地在奎松市,却向法院谎称她居住在塔拉克市,剥夺了她出庭应诉的机会。她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判决,理由是存在外部欺诈,且法院缺乏管辖权。

    本案的核心在于,如果推定死亡的宣告是通过欺诈手段获得的,应该采取何种补救措施?此案突出了已故推定配偶的补救措施选择与再婚配偶所享有的推定死亡宣告有效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高等法院认为,撤销判决是纠正欺诈性获得的推定死亡宣告的正确途径。根据《家庭法》,宣告失踪配偶推定死亡后的配偶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再婚。但是,高等法院强调,简单地提交一份再出现声明不足以推翻之前对婚姻的法律影响,并指出声明的提交并不能自动解除后续婚姻。

    Article 42. The subsequent marriage referred to in the preceding Article shall be automatically terminated by the recording of the affidavit of reappearance of the absent spouse, unless there is a judgment annulling the previous marriage or declaring it void ab initio.

    法院进一步阐明,提交再出现声明是对先前推定死亡宣告的接受,可能会对配偶产生不利影响。再婚的有效性受到质疑的情况尤其如此。高等法院还指出,再婚受到质疑时,必须在法律框架内确定再婚是否符合有效解除先前婚姻的要求,并以诚实和合理的理由认为失踪配偶已死亡为前提。

    法院解释说,简单地根据《家庭法》第42条提交再出现声明并不总是能充分纠正最初宣告推定死亡的影响。它强调需要解决先前判决及其法律后果,例如子女的继承权或可能的大量配偶的后果。这些问题需要采取不同的补救措施来完全解决。高等法院维持再婚继续有效,直到根据适当的法律程序予以撤销,以保护后续婚姻中各方的权利。

    高等法院裁定将案件发回上诉法院,以便确定是否存在外在欺诈,确认最初婚姻是否具有无效或撤销的理由,并审核请愿书的优点。通过这样做,法院强调必须解决基础欺诈问题,以确保公正并保护所有相关当事方的权利。

    下表重点介绍了《家庭法》规定的外在欺诈行为对推定死亡的影响。

    要素 影响
    再出现声明 根据《家庭法》第42条提出,仅能停止后续婚姻,并不消除宣告死因推定的影响。
    请求消除判决 如果请求推定死亡的原因是外部欺诈,这是合适的补救方法。
    诚信义务 在提出推定死亡请求以及之后签订婚姻协议时,配偶必须具有诚实可靠的信念。
    后果 对于欺诈行为,可能无法有效解除此前的婚姻,使后续婚姻无效。

    常见问题解答

    本案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案件的主要问题是,当推定死亡的声明是通过外部欺诈获得的,应该采取哪种补救措施,以及对再婚的影响是什么。
    什么是外部欺诈? 外部欺诈发生在诉讼当事人采取超出审判范围的行动,妨碍一方参与真正争议或展示其全部案情,从而无法进行公平的争辩。
    上诉法院为何驳回塞勒琳娜的请求? 上诉法院认为,正确的补救措施是根据《家庭法》第42条向民事登记处提交宣誓声明,宣布她再出现。
    高等法院对此有何不同意见? 高等法院认为,提交再出现声明不足以纠正宣告死因推定的法律影响,并且申请撤销判决是适当的补救措施。
    如果在做出推定死亡宣告后进行了后续婚姻,会对后续婚姻造成什么影响? 如果在做出推定死亡宣告后以诚信签订了后续婚姻协议,在法律解除以前的婚姻之前,它仍然被认为是有效的。然而,后续婚姻以诚信而非诚信签订,则将被视为无效。
    提交再出现声明后会怎样? 提交再出现声明可以停止后续婚姻,但不会消除之前死因推定声明的影响,这可能会影响例如财产和儿童合法性问题。
    为什么诚信如此重要? 对于提出推定死亡申请并缔结婚姻的一方而言,诚信至关重要。诚信是判定有效的前提,也是合法消除此前婚姻关系的前提。
    申请撤销判决的诉讼何时必须提起? 必须在发现欺诈后的四年内提出申请,并且不得受懈怠影响,必须以缺乏管辖权的方式提起申请。

    总之,高等法院的裁决澄清了因外部欺诈获得的推定死亡宣告的适当补救措施。它强调需要保护各方的权利,解决先前的法律行动的法律后果,并坚持在家庭法事务中诚信原则。如果能够很好地理解这一裁决中的原则,就可以使面临类似复杂婚姻和法律状况的个人能够应对并找到更高效的法律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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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本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法律建议。有关针对您的情况量身定制的特定法律指导,请咨询合格的律师。
    资料来源:桑托斯诉桑托斯,G.R. No. 187061,2014年10月8日

  • 推定死亡声明:配偶再婚前必须履行的义务

    推定死亡声明:再婚前,合理的调查是关键

    《菲律宾共和国诉上诉法院和艾伦·B·阿莱格罗案》(G.R. No. 159614,2005年12月9日)

    结婚是一项庄严的承诺,但在某些情况下,婚姻可能会因配偶失踪而中断。菲律宾法律允许在特定条件下宣告失踪配偶推定死亡,从而为在世配偶再婚铺平道路。然而,这一过程并非轻而易举。在《菲律宾共和国诉上诉法院和艾伦·B·阿莱格罗案》中,最高法院强调了在配偶被宣告推定死亡之前,在世配偶必须履行的严格义务,特别是在寻找失踪配偶方面。

    法律背景:家庭法第41条

    菲律宾家庭法第41条规定,如果婚姻存续期间的任何一方再婚,则该婚姻无效,除非在庆祝后续婚姻之前,先前的配偶已经失踪四年,并且在世配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失踪配偶已经死亡。如果失踪情况属于民法第391条规定的危险情况,则只需失踪两年即可。

    该条文明确指出:“为了根据前款规定缔结婚姻,在世配偶必须提起本法典规定的简易程序,以宣告失踪者的推定死亡,但不影响失踪配偶重新出现的影响。”

    简单来说,这意味着在世配偶必须证明以下两点:

    • 配偶已经失踪。
    • 在世配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失踪配偶已经死亡。

    “充分的理由”是指在世配偶必须进行适当且诚实的调查,以确定失踪配偶的下落以及失踪配偶是仍然活着还是已经死亡。这种信念必须是基于理性动机的坚定信念。

    案件回顾:阿莱格罗案的来龙去脉

    艾伦·B·阿莱格罗和罗莎莉亚(莉亚)·A·朱拉顿于1995年1月20日在萨马岛卡特巴洛甘结婚。婚后不久,莉亚离家出走,此后杳无音讯。阿莱格罗向地区审判法院(RTC)提起诉讼,要求宣告莉亚推定死亡,以便他可以再婚。RTC批准了他的请求,但检察长办公室(OSG)提出上诉。

    案件的关键在于阿莱格罗是否尽了足够的努力寻找莉亚。以下是案件中的一些关键事件:

    • 1995年2月6日:阿莱格罗责骂了晚归的莉亚,并建议她如果喜欢单身生活,最好回到父母身边。
    • 1995年2月7日:莉亚离家出走,此后失踪。
    • 1995年2月14日:阿莱格罗前往莉亚的父母家和朋友家寻找她,但没有找到。
    • 1995年6月:阿莱格罗计划前往马尼拉寻找莉亚,但因当地节日而推迟。
    • 1995年8月27日:阿莱格罗前往马尼拉寻找莉亚,但没有找到。
    • 2001年6月20日:阿莱格罗向当地警察局报告莉亚失踪。
    • 2001年7月4日:警方发布警报通知。
    • 2001年7月9日:阿莱格罗向国家调查局(NBI)报告莉亚失踪。

    法院认为,阿莱格罗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莉亚已经死亡。法院强调,阿莱格罗未能传唤关键证人,例如莉亚的朋友珍妮特·包蒂斯塔和尼尔森·阿巴恩扎,以证实他的证词。此外,法院指出,阿莱格罗在OSG提出驳回申请后才向警方和NBI报告莉亚失踪。

    最高法院的裁决中,以下两段话非常重要:

    “在世配偶的信念必须是经过适当且诚实的调查,以确定失踪配偶的下落以及失踪配偶是仍然活着还是已经死亡的结果。在世配偶是否基于对失踪配偶死亡的充分理由采取行动,取决于在失踪配偶失踪前后发生的许多情况以及在世配偶进行的调查的性质和程度。”

    “本院认为并因此裁定,在提起诉讼之前,答辩人未能证明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其配偶罗莎莉亚(莉亚)·朱拉顿已经死亡。”

    实际影响:对未来案件的影响

    《阿莱格罗案》强调了在宣告配偶推定死亡之前,在世配偶必须履行的严格义务。该案确立了以下原则:

    • 在世配偶必须进行适当且诚实的调查,以确定失踪配偶的下落。
    • 在世配偶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失踪配偶已经死亡。
    • 法院将仔细审查在世配偶寻找失踪配偶的努力,以防止欺诈和共谋。

    对于希望再婚的在世配偶,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 尽一切努力寻找失踪配偶,包括联系家人、朋友和同事。
    • 向警方和NBI报告失踪配偶的失踪情况。
    • 收集所有相关证据,例如证人证词、警察报告和调查结果。
    • 在法庭上诚实且充分地陈述事实。

    关键教训

    • 尽职调查:在寻求宣告配偶推定死亡之前,进行彻底的调查至关重要。
    • 充分证据: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对配偶死亡的合理信念。
    • 诚信至上:在整个过程中保持诚实和透明,避免任何共谋或欺诈行为。

    常见问题解答

    问:配偶失踪多久后才能申请宣告推定死亡?

    答:通常为四年,但如果失踪情况属于危险情况,则只需两年。

    问:什么是“充分的理由”?

    答:指在世配偶必须进行适当且诚实的调查,以确定失踪配偶的下落以及失踪配偶是仍然活着还是已经死亡。

    问:需要提供哪些证据?

    答:包括证人证词、警察报告、调查结果以及任何其他可以证明在世配偶已尽一切努力寻找失踪配偶的证据。

    问:如果失踪配偶后来重新出现会怎么样?

    答:宣告推定死亡的裁决将被撤销,后续婚姻将被宣告无效。

    问:在世配偶再婚后,失踪配偶的财产如何处理?

    答:这取决于具体情况。通常,失踪配偶的财产将按照遗嘱或继承法进行分配。

    问:我需要律师的帮助吗?

    答:强烈建议您寻求律师的帮助,以确保您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并正确地进行宣告推定死亡的程序。

    问:如果我无法找到失踪配偶的任何线索怎么办?

    答:即使您无法找到任何线索,您仍然需要尽一切努力寻找失踪配偶,并提供证据证明您已尽力而为。法院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估。

    在菲律宾,推定死亡的宣告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仔细的准备和充分的证据。如您在菲律宾婚姻法方面需要法律咨询,欢迎联系ASG Law。我们在此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可以为您提供专业的指导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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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菲律宾婚姻法:无效婚姻是否需要法院宣告?最高法院案例解析

    无效婚姻无需法院宣告:菲律宾最高法院Ty v. Reyes案解析

    [G.R. No. 127406, November 27, 2000]

    婚姻是社会的基本单元,菲律宾法律对此予以高度重视。然而,并非所有形式上的结合都被法律承认为有效婚姻。在某些情况下,婚姻可能自始无效,即“无效婚姻”。理解无效婚姻的法律后果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涉及后续婚姻时。最高法院在Ofelia P. Ty v. Court of Appeals and Edgardo M. Reyes一案中,就民法管辖下的无效婚姻是否需要法院宣告方能被认定为无效,从而允许当事人再婚的问题,作出了重要阐释。本案的判决不仅澄清了当时的法律适用,也对理解菲律宾婚姻法的历史演变具有指导意义。

    案件背景:一段婚姻无效引发的法律纠纷

    本案的核心是一段复杂的婚姻关系。埃德加多·雷耶斯(Edgardo Reyes)与安娜·玛丽亚·维拉纽瓦(Anna Maria Villanueva)于1977年结婚,但该婚姻因欠缺有效的结婚许可证而被法院宣告自始无效。然而,在法院正式宣告第一次婚姻无效之前,雷耶斯又于1979年与奥菲莉亚·泰(Ofelia Ty)结婚。多年后,雷耶斯以第二次婚姻亦无效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宣告与泰的婚姻无效。雷耶斯声称,第二次婚姻也缺乏有效的结婚许可证,且在他与泰结婚时,与维拉纽瓦的婚姻尚未被宣告无效。

    法律框架:民法典与无效婚姻的认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在菲律宾民法典(Civil Code)的框架下,对于自始无效的婚姻,是否必须经过法院的宣告才能被认定为无效,从而允许当事人合法缔结后续婚姻。在菲律宾,婚姻的有效性受到法律的严格规范。民法典第83条明确规定,在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任何一方与他人缔结的后续婚姻均属非法和无效,除非符合特定例外情况,例如前一段婚姻已被宣告解除或无效,或者前配偶失踪多年且被推定死亡。

    然而,民法典对于无效婚姻是否需要法院宣告才能被认定为无效,并未做出明确规定。在最高法院早期的判例中,存在不同的观点。一些判例,如《人民诉门多萨》(People v. Mendoza)和《人民诉阿拉贡》(People v. Aragon),认为对于自始无效的婚姻,无需法院宣告即可认定其无效。这些判例主要基于无效婚姻本身在法律上不具有效力,无需通过法院程序来确认。

    与此相反,另一些判例,如《戈麦斯诉利帕纳》(Gomez v. Lipana)和《孔苏埃格拉诉孔苏埃格拉》(Consuegra v. Consuegra),则倾向于认为,即使婚姻自始无效,为了法律的确定性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仍需要通过法院宣告来确认其无效性。尤其是在涉及后续婚姻和相关法律后果时,法院宣告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最高法院在不同时期的判例中,对于无效婚姻是否需要法院宣告的问题,呈现出一定的摇摆性。这种法律适用上的不确定性,直到家庭法典(Family Code)的颁布实施才得到较为明确的解决。

    案件审理:法院的判决及其理由

    本案历经地区审判法院(RTC)、上诉法院(CA)和最高法院的审理。地区审判法院和上诉法院均判决雷耶斯与泰的婚姻无效。两级法院的主要理由是,在雷耶斯与泰结婚时,他与维拉纽瓦的第一次婚姻虽然无效,但尚未经过法院的宣告。上诉法院认为,即使承认无效婚姻自始无效,但为了避免个人随意认定婚姻效力,引发社会混乱,仍然需要法院的宣告来确认无效婚姻的法律状态。上诉法院强调,在取得法院宣告第一次婚姻无效的判决之前,雷耶斯不具备与泰合法结婚的法律资格。

    泰不服上诉法院的判决,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泰的主要抗辩理由是:第一,她与雷耶斯的婚姻并非无效,他们拥有有效的结婚许可证;第二,上诉法院适用判例有误,不应要求无效婚姻必须经过法院宣告;第三,他们后来举行的教堂婚礼,也应被视为对民事婚姻的追认和补强。

    最高法院在审理本案时,首先强调本案的婚姻关系发生在民法典的管辖时期,而非家庭法典生效之后。最高法院回顾了民法典时期关于无效婚姻是否需要法院宣告的判例,指出当时的判例存在不一致性。但是,最高法院在本案中倾向于采纳《人民诉门多萨》和《人民诉阿拉贡》的观点,即对于自始无效的婚姻,无需法院宣告即可认定其无效。

    最高法院认为,雷耶斯与维拉纽瓦的第一次婚姻,因缺乏有效的结婚许可证和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而被宣告自始无效。因此,在雷耶斯与泰结婚时,从法律上讲,雷耶斯已经处于未婚状态。即使当时法院尚未正式宣告第一次婚姻无效,但这并不影响第二次婚姻的有效性。最高法院强调,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第二次婚姻发生在最高法院明确《维格尔诉森皮奥-迪伊》(Wiegel v. Sempio-Diy)判例以及家庭法典生效之前。在当时的法律环境下,无需法院宣告无效婚姻即可被认定为无效。

    此外,最高法院也考虑了泰和雷耶斯后来举行的教堂婚礼。虽然教堂婚礼在时间上晚于民事婚礼,且使用了相同的结婚许可证,但最高法院认为,教堂婚礼可以被视为对民事婚姻的追认和强化。最高法院指出,不能因为技术性的瑕疵而否定婚姻的有效性,尤其是在当事人已经实质性地履行了婚姻义务的情况下。

    “我们认为,申诉人和私人 respondent 已经遵守了有效婚姻的所有必要和形式要件,包括在第一次仪式中使用有效许可证的要求。该许可证在民事仪式上的合法使用,并不减损其在同一婚姻当事人的教堂婚礼中的仪式性使用,因为我们认为,后者的仪式不仅起到追认作用,而且起到加强前者的作用。”

    “但我们现在确信,我们不能对让做错事的人从 CA 所谓的“他自己的欺骗和背叛”中获利的荒谬,如果不是不公正,视而不见。”

    最终,最高法院推翻了上诉法院的判决,宣告泰与雷耶斯的婚姻有效且存续。但维持了雷耶斯每月支付子女抚养费的判决。

    实践意义:无效婚姻的法律认定与再婚

    Ty v. Reyes案的判决,在民法典的框架下,确认了无效婚姻无需法院宣告即可被认定为无效的原则。这意味着,在民法典时代,如果一段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无需等待法院的宣告,即可认定该婚姻无效,并在此基础上缔结后续婚姻。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原则的适用具有历史局限性。随着家庭法典的生效,菲律宾法律对于无效婚姻的认定和再婚的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

    根据家庭法典第40条的规定,为了再婚的目的,先前婚姻的绝对无效性只能以宣告先前婚姻无效的最终判决为依据。这意味着,在家庭法典的框架下,即使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也必须先取得法院宣告该婚姻无效的判决,才能合法再婚。Ty v. Reyes案的判决,虽然在个案中维护了婚姻的有效性,但也提醒我们,菲律宾婚姻法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规定和适用原则。理解这些历史沿革,对于准确把握当前的法律规定至关重要。

    关键教训

    • 民法典时期与家庭法典时期的区别:在民法典管辖下,无效婚姻可能无需法院宣告即可认定为无效;但在家庭法典下,无效婚姻必须经过法院宣告才能被认定为无效,并作为再婚的法律依据。
    • 法院宣告的重要性:虽然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情况下,无效婚姻可能无需法院宣告,但为了法律的确定性和避免潜在的法律风险,寻求法院的宣告仍然是更为稳妥的做法。
    • 法律的演变性:法律并非一成不变,菲律宾婚姻法从民法典到家庭法典的演变,体现了法律在适应社会发展和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动态调整。

    常见问题解答

    问:什么是无效婚姻?

    答:无效婚姻是指自婚姻缔结之初即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婚姻。根据菲律宾法律,无效婚姻通常是由于欠缺婚姻的基本要件,例如欠缺有效的结婚许可证,或者婚姻当事人之间缺乏合意等。

    问: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有什么区别?

    答:无效婚姻自始无效,法律上不承认其存在;可撤销婚姻在未被撤销之前,具有法律效力,但可以因法定事由,如一方受胁迫结婚,通过法律程序撤销。

    问:根据菲律宾现行法律,无效婚姻是否需要法院宣告?

    答:是的,根据菲律宾家庭法典第40条的规定,为了再婚的目的,无效婚姻必须经过法院的宣告。未经法院宣告的无效婚姻,不能作为再婚的法律依据。

    问:如果我在民法典时期结婚,但婚姻可能无效,我应该怎么办?

    答:建议咨询律师,评估您婚姻的有效性。即使在民法典时期,为了避免法律风险,寻求法院宣告婚姻无效也是明智之举。如果涉及再婚,根据现行家庭法典,法院宣告是必要程序。

    问:Ty v. Reyes案对今天的菲律宾婚姻法有什么意义?

    答:Ty v. Reyes案主要阐释了民法典时期关于无效婚姻的法律适用原则。虽然现行家庭法典对无效婚姻的规定有所不同,但该案例仍然有助于我们理解菲律宾婚姻法的历史沿革,以及不同时期法律规定的差异。

    问:在哪里可以获得更多关于菲律宾婚姻法的法律咨询?

    答:ASG Law律师事务所拥有经验丰富的律师团队,精通菲律宾婚姻法。如果您需要法律咨询或协助,请随时联系我们。 nihao@asglawpartners.com 或访问我们的 联系方式 页面。我们ASG Law律师事务所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随时准备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解答您的疑问,并为您提供最佳的法律解决方案。立即联系我们,获取专业的法律咨询!

  • 菲律宾重婚罪:为何婚姻无效宣告至关重要?梅尔卡多诉陈案解析

    菲律宾重婚罪:为何婚姻无效宣告至关重要?

    G.R. No. 137110, August 01, 2000

    婚姻无效的司法宣告是合法缔结婚姻关系的前提。在未取得司法宣告的情况下缔结后续婚姻,即使先前的婚姻被法规定义为“无效”,仍构成重婚罪。本案生动地阐释了这一原则的重要性。

    案件概述

    本案为对上诉法院1998年7月14日判决(CA-G.R. CR No. 19830)及其1999年1月4日驳回复议决议的 certiorari 复审请愿。上诉法院的判决维持了巴科洛德市地区审判法院(RTC)在第13848号刑事案件中的裁决,该裁决认定请愿人 Vincent Paul G. Mercado 犯有重婚罪:

    “判决被告 Vincent Paul G. Mercado 又名 Vincent G. Mercado 犯有《菲律宾修订刑法典》第349条规定的重婚罪,罪名成立,证据确凿,排除合理怀疑,[本庭特此]判处其三年四个月零十五天的轻惩役监禁,作为其不定期刑期的最低刑期,最高刑期为八年零二十一天的重惩役,并附加法律规定的附带刑罚。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案件事实

    根据上诉法院(CA)引述的初审法院判决,案件事实如下:

    “双方提供的证据均无争议地表明,被告 Vincent Mercado 医生和申诉人 Ma. Consuelo Tan 于 1991 年 6 月 27 日在 MTCC-巴科洛德市第 7 分庭法官 Gorgonio J. Ibañez 面前结婚,并因此签订了结婚证书,双方均在证书上签字。该文件注明被告的身份为‘单身’。同样无可争议的是,在与申诉人举行婚礼时,被告实际上已婚,于 1976 年 4 月 10 日与 Ma. Thelma Oliva 在宿务市 CFI-Br. XIV 法官 Leonardo B. Cañares 主持的婚礼上合法结婚,并获得了相关结婚证,该婚姻于 1976 年 10 月 10 日在宿务市圣心教堂由 Arthur Baur 神父主持的宗教仪式中进一步得到祝福。被告与申诉人之间的民事婚姻也在 1991 年 6 月 29 日由巴科洛德市教区司法副主教 Victorino A. Rivas 蒙席主持的教堂仪式中得到确认。两次婚姻均已圆房,第一次婚姻中,Ma. Thelma Oliva 为被告生了两个孩子,而申诉人 Ma. Consuelo Tan 也为被告生了一个孩子 Vincent Paul Jr.

    “1992 年 10 月 5 日,申诉人通过律师向巴科洛德市检察官办公室提交了重婚罪的书面申诉,最终[导致]本院于 1993 年 3 月 1 日对被告 Vincent G. Mercado 医生提起本案诉讼,起诉书日期为 1993 年 1 月 22 日。

    “1992 年 11 月 13 日,即在检察官办公室立案重婚罪案件一个多月后,被告在宿务市 RTC-Br. 22 分庭对 Ma. Thelma V. Oliva 提起婚姻无效宣告诉讼,并在 1993 年 5 月 6 日的判决中,宣告 Vincent G. Mercado 与 Ma. Thelma V. Oliva 之间的婚姻无效。

    “被告被指控犯有《菲律宾修订刑法典》第 349 条规定的重婚罪,原因是他于 1991 年 6 月 27 日与申诉人 Ma. Consuelo Tan 缔结了第二次婚姻,而当时他已于 1976 年 4 月 10 日在宿务市与 Ma. Thelma V. Oliva 合法结婚,且第一次婚姻尚未合法解除。正如证据所示和被告承认的那样,该罪名的所有必要要素均已具备,即:(a)犯罪人先前已合法结婚;(2)第一次婚姻尚未合法解除,或者,如果配偶失踪,失踪配偶根据《民法典》尚未被推定死亡;(3)他缔结了第二次或后续婚姻;以及(4)第二次或后续婚姻具备所有有效的必要条件。x x x

    “在承认存在两次婚姻的情况下,被告辩称,他先前的婚姻已被法院宣告无效,并且私人申诉人知晓被告的第一次婚姻。

    “公认的事实是,当 1991 年 6 月 27 日与 Ma. Consuelo Tan 缔结第二次婚姻时,被告与 Ma. Thelma V. Oliva 的先前婚姻仍然有效,尚未启动任何司法诉讼,也未取得任何关于与 Ma. Thelma V. Oliva 的先前婚姻无效的司法宣告。由于在缔结第二次婚姻时,尚未对他的第一次婚姻作出无效宣告,因此,显而易见,被告在 1991 年 6 月 27 日与申诉人缔结第二次婚姻时,仍然是有妇之夫。当时,他仍然与他的第一任妻子合法结婚。”

    上诉法院的裁决

    上诉法院同意下级法院的意见,并指出:

    “根据《家庭法》第 40 条,‘先前婚姻的绝对无效性可以仅以宣告先前婚姻无效的终审判决为依据,为再婚之目的而援引。’ 但在本案中,宣告被告先前婚姻无效的终审判决并非在第二次婚姻庆祝之前作出,而是在对被告提起的重婚罪案件已在法院审理后作出。而构成重婚罪的行为是指任何人在先前的婚姻被合法解除‘之前’缔结第二次后续婚姻的行为。”

    因此,提起本请愿。

    争议问题

    请愿人在其备忘录中提出了以下争议问题:

    “A

    为了定罪请愿人,先前合法婚姻的要素是否存在。

    “B

    对《修订刑法典》第 349 条(惩罚重婚罪)的自由解释,结合《家庭法》第 36 条和第 40 条,是否可以否定请愿人的罪责。

    “C

    基于合理怀疑,请愿人是否有权宣告无罪。”

    法院裁决

    请愿不成立。

    主要问题:先前婚姻无效的效力

    请愿人因违反《修订刑法典》第 349 条重婚罪而被定罪,该条规定:

    “任何人,在前次婚姻尚未合法解除,或在配偶失踪的情况下,未通过适当程序判决宣告失踪配偶推定死亡之前,缔结第二次或后续婚姻,应处以重惩役的刑罚。”

    该罪名的要素如下:

    “1. 犯罪人已合法结婚;

    2. 婚姻尚未合法解除,或者,如果其配偶失踪,失踪配偶根据《民法典》尚未被推定死亡;

    3. 他缔结了第二次或后续婚姻;

    4. 第二次或后续婚姻具备所有有效的必要条件。”

    当 1993 年 1 月 22 日提起诉讼时,重婚罪的所有要素均已具备。无可争议的是,请愿人于 1976 年 4 月 10 日在宿务市与 Thelma G. Oliva 结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他缔结了第二次婚姻,这次是与申诉人 Ma. Consuelo Tan,后者随后提起了重婚罪申诉。

    然而,请愿人辩称,他根据《家庭法》第 36 条取得了第一次婚姻无效的司法宣告,从而使其自始无效。他辩称,与在主管法院撤销前被视为有效的可撤销婚姻不同,无效婚姻被视为从未发生过。因此,他得出结论,根本不存在第一次婚姻。请愿人还引用了前司法部长 Luis Reyes 的评注,即“现在已经确定,如果第一次婚姻从一开始就无效,则可以作为重婚罪指控的辩护。但如果第一次婚姻是可撤销的,则不能作为辩护。”

    另一方面,答辩人承认第一次婚姻已根据《家庭法》第 36 条宣告无效,但她指出,该宣告仅在提起诉讼之后才作出。因此,到那时,犯罪已经完成。她辩称,必须在一个人再次结婚之前,取得对先前无效婚姻的司法宣告。

    我们同意答辩人的观点。

    可以肯定的是,关于先前婚姻无效的司法宣告必要性的判例被描述为“相互冲突”。在人民诉门多萨案中,在一个涉及一名结婚三次的被告的重婚罪案件中,法院裁定无需此类宣告。在该案中,被告在第一次婚姻存续期间缔结了第二次婚姻。当第一任妻子去世后,他第三次结婚。第二任妻子随后指控他犯有重婚罪。法院判决他无罪,理由是第二次婚姻自始无效,因为它是在第一次婚姻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缔结的。由于第二次婚姻显然无效和非法,法院裁定无需对其无效性进行司法宣告。因此,被告在第三次结婚时并未犯下重婚罪。法院在人民诉阿拉贡案中肯定了这一裁决,该案涉及基本相同的事实。

    但在随后的案件中,法院强调了司法宣告的必要性。在Vda de Consuegra 诉 GSIS 案中,Jose Consuegra 在第一次婚姻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第二次结婚。在他去世后,法院将他的退休金收益的一半判给第一任妻子,另一半判给第二任妻子及其子女,尽管第二次婚姻明显无效。法院认为:“关于第二任妻子的权利,本院认为,虽然第二次婚姻可以被推定为自始无效,因为它是在第一次婚姻仍然存续期间庆祝的,但仍然需要对此类无效性进行司法宣告。”

    然而,在托伦蒂诺诉帕拉斯案中,法院再次认为,无效婚姻的司法宣告并非必要。在该案中,一名男子结了两次婚。在他的死亡证明中,他的第二任妻子被列为他的遗孀。第一任妻子随后提起请愿,要求更正死亡证明中的上述条目。法院判决第一任妻子胜诉,理由是“他在第一任配偶在世期间与私人答辩人缔结的第二次婚姻从一开始就无效,且不具有任何效力。无需司法裁决来确定无效婚姻的无效性。”

    在维格尔诉森皮奥-迪伊案中,法院强调了此类宣告的必要性。在该案中,Karl Heinz Wiegel 以 Lilia Olivia Wiegel 先前已婚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宣告他与 Lilia Olivia Wiegel 的婚姻无效。在预审后,Lilia 要求允许她提供证据,以证明她的第一任丈夫先前曾与另一名女子结婚。法院认为无需此类证据,并裁定:“x x x 同样无需提供证据证明在她与她的第一任丈夫结婚时,她的第一任丈夫已经存在先前的婚姻,因为根据本院的观点,即使是无效婚姻,仍然需要对此事实进行司法宣告,并且就所有法律意图和目的而言,在她与答辩人 Karl Heinz Wiegel 缔结婚姻时,她仍然会被视为已婚妇女;x x x。”

    随后,在叶诉 CA 案中,法院又回到了人民诉门多萨案的裁决,认为无需此类无效宣告。

    在多明戈诉 CA 案中,提出的问题是,对于追回和分割前配偶的财产,司法宣告是否仍然必要。法院肯定地裁定:“《家庭法》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关于此事的相互冲突的判例。现在明确要求宣告婚姻绝对无效,无论是作为诉讼理由还是作为抗辩理由;事实上,要求宣告婚姻绝对无效也是为了保护那些认为自己的婚姻非法和无效而再次结婚的配偶。通过宣告其第一次婚姻无效的司法宣告,再次结婚的人不会被指控犯有重婚罪。”

    与门多萨案和阿拉贡案不同,多明戈案以及此处引用的其他案件并非重婚罪的刑事起诉。尽管如此,多明戈案强调了根据《家庭法》的一项新规定,对无效婚姻进行司法宣告的必要性,该规定在门多萨案和阿拉贡案颁布几年后生效。

    在门多萨案和阿拉贡案中,法院依赖于第 3613 号法案(婚姻法)第 29 条,该条规定:

    “非法婚姻。— 任何人在第一任配偶在世期间随后缔结的任何婚姻,均自其履行之日起非法和无效,除非:

    (a)第一次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解除;

    (b)在缔结第二次婚姻时,第一任配偶已失踪连续七年,且在世配偶没有关于失踪者仍然在世的消息,或者失踪者通常被认为是已故,并且在世配偶在缔结此类后续婚姻时也相信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婚姻的缔结是有效的,直至主管法院宣告其无效为止。”

    法院在这两起案件中认为,上述条款“明确规定,任何人在第一任配偶在世期间随后缔结的婚姻,均自其履行之日起非法和无效,无需司法裁决来确定其无效性,这与仅仅是可撤销的婚姻不同。”

    该条款以基本相同的形式出现在 1950 年《民法典》第 83 条和《家庭法》第 41 条中。然而,《家庭法》第 40 条是一项新规定,明确要求对先前的婚姻进行司法宣告,如下所示:

    “ART. 40. 先前婚姻的绝对无效性可以仅以宣告该婚姻无效的终审判决为依据,为再婚之目的而援引。”

    鉴于该条款,多明戈案强调,宣告该婚姻无效的终审判决是必要的。实际上,《家庭法》和多明戈案肯定了维格尔案中较早的裁决。因此,一位民法权威和民法典修订委员会成员观察到:

    “[第 40 条] 也符合最高法院最近的判决,即一个人的婚姻可能无效,但在该人再次结婚之前,需要对此事实进行司法宣告;否则,第二次婚姻也将无效(维格尔诉森皮奥-迪伊案,1986 年 8 月 19 日,143 SCRA 499,Vda. De Consuegra 诉 GSIS 案,37 SCRA 315)。本条款改变了旧规则,即如果婚姻从一开始就是非法和无效的,则无需司法裁决来确定其有效性(人民诉门多萨案,95 Phil. 843;人民诉阿拉贡案,100 Phil. 1033)。”

    鉴于此,《门多萨案和阿拉贡案裁决的法定依据——即无需对无效婚姻进行司法宣告——已被《家庭法》第 40 条推翻。现在,在一个人缔结第二次婚姻之前,此类宣告是必要的。在没有该宣告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一个人可能被指控并被判犯有重婚罪。

    目前的裁决与我们在特雷诉特雷案中的宣告相一致,该案涉及一起针对律师两次结婚的行政申诉。法院驳回了律师关于他可以自由缔结第二次婚姻,因为第一次婚姻自始无效的论点,并裁定:“为了确定一个人是否在法律上可以自由缔结第二次婚姻,司法宣告第一次婚姻自始无效是必不可少的。” 法院进一步指出,上述规则“已通过《家庭法》第 40 条以法规形式确定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观察到,在没有司法宣告第一次婚姻无效的情况下缔结的第二次婚姻是“重婚的和具有刑事性质的。”

    此外,刑事法权威 Reyes 法官(其早期著作曾被请愿人引用)鉴于《家庭法》第 40 条,改变了他对此问题的看法,并在 1993 年撰文指出,一个人在缔结后续婚姻之前,必须首先取得无效婚姻的司法宣告:

    “现在已经确定,第一次婚姻从一开始就无效,不能作为重婚罪指控的辩护。与可撤销婚姻一样,在缔结第二次婚姻之前,必须对婚姻无效进行司法宣告。《家庭法》第 40 条规定 x x x。法典委员会认为,婚姻当事人不应被允许假定他们的婚姻无效,即使事实如此,但在他们被允许再次结婚之前,必须首先获得对其婚姻无效的司法宣告。x x x。”

    在本案中,请愿人在缔结第二次婚姻时,尚未取得第一次婚姻无效的司法宣告。事实上,他是在申诉人提交书面申诉,指控他犯有重婚罪之后,才提起请愿,要求宣告第一次婚姻无效。通过在第一次婚姻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缔结第二次婚姻,他实施了《修订刑法典》第 349 条规定的应受处罚的行为。

    他随后取得第一次婚姻无效的司法宣告是无关紧要的。重申一遍,犯罪在那时已经完成。此外,他的观点实际上鼓励了拖延重婚罪案件的起诉;被告可以简单地提起请愿,要求宣告其先前婚姻无效,并援引该诉讼的待决状态作为刑事案件中的先决问题。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在目前案件的情况下,他犯有被指控的罪行。

    损害赔偿

    答辩人在其备忘录中请求法院撤销上诉法院驳回其损害赔偿和律师费请求的裁决。

    她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她没有对上诉法院对她不利的裁决提起上诉;因此,她无法从本院获得肯定的救济。无论如何,我们认为没有理由推翻或撤销上诉法院关于这一点的相关裁决,我们在此引用如下:

    “我们从本案提交的全部证据中确信,Consuelo Tan 并非她声称的无辜受害者;当她与 Mercado 医生缔结婚姻时,她充分意识到先前婚姻的存在。辩方证人的证词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认为没有理由怀疑这些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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