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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优先发展援助基金

  • 菲律宾公务员渎职：公务员在优先发展援助基金（PDAF）案件中的责任认定

    菲律宾公务员渎职：在优先发展援助基金（PDAF）案件中，仅签署协议不足以构成犯罪

    G.R. No. 232968, April 15, 2024

    优先发展援助基金（PDAF）丑闻长期困扰着菲律宾政坛，引发了公众对公共资金滥用的强烈愤慨。许多官员因此受到调查和起诉。本案深入探讨了在PDAF案件中，公务员的责任认定问题。特别是，仅仅签署协议是否足以构成犯罪？最高法院的裁决为类似案件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法律背景：反贪污腐败法与渎职罪

    菲律宾共和国第3019号法案，即《反贪污腐败法》（Anti-Graft and Corrupt Practices Act），旨在打击政府内部的腐败行为。其中，第3(e)条规定了公务员在履行职责时，因显失公正、恶意或重大过失，导致政府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或给予他人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构成犯罪。此外，挪用公款和通过伪造文件挪用公款也是常见的指控。

    本案涉及的关键法律条文包括：

    《反贪污腐败法》第3(e)条：“公务员在履行其官方、行政或司法职能时，因显失公正、恶意或重大过失，导致政府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或给予任何一方不正当利益、优势或偏袒，均属违法。”

    要成功起诉违反《反贪污腐败法》第3(e)条的被告，必须证明以下要素：

    • 被告是公务员。
    • 该行为是在履行公务员的官方、行政或司法职能时发生的。
    • 该行为是因显失公正、恶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
    • 该公务员导致任何一方（包括政府）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或给予任何不正当利益、优势或偏袒。

    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包括：

    • 被告是公务员。
    • 被告因职务关系掌管或控制资金或财产。
    • 所涉资金或财产是其应负责任的公共资金或财产。
    • 被告挪用、拿取或盗用，或同意、或因遗弃或疏忽，允许他人拿取该资金或财产。

    案件回顾：克拉雷特诉监察专员公署案

    本案涉及前米萨米斯西方省第一区众议员玛丽娜·P·克拉雷特（Marina P. Clarete）和前农业部部长亚瑟·库亚·叶（Arthur Cua Yap）的PDAF资金滥用指控。监察专员公署指控克拉雷特滥用其PDAF资金，并与叶及其他官员合谋将资金转移到非政府组织，用于虚假的民生项目。叶部长因签署农业部与国家农业企业公司（NABCOR）之间的协议而受到指控。

    案件的经过如下：

    1. 审计委员会（COA）的特别审计办公室（SAO）发现克拉雷特的PDAF资金使用存在违规行为。
    2. 监察专员公署对克拉雷特、叶及其他相关人员提起申诉。
    3. 监察专员公署认定克拉雷特犯有18项违反《反贪污腐败法》第3(e)条罪、7项挪用公款罪和11项通过伪造文件挪用公款罪。
    4. 监察专员公署认定叶犯有2项违反《反贪污腐败法》第3(e)条罪、1项挪用公款罪和1项通过伪造文件挪用公款罪。
    5. 叶向反贪法院（Sandiganbayan）提起动议，要求撤销对他的信息，但遭到拒绝。

    最高法院在本案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

    • 监察专员公署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克拉雷特和叶存在犯罪的可能性，是否滥用了自由裁量权？
    • 反贪法院拒绝撤销对叶的信息，是否滥用了自由裁量权？

    最高法院最终裁定，监察专员公署对克拉雷特和叶的指控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持，反贪法院拒绝撤销对叶的信息是错误的。最高法院认为，仅仅签署协议不足以证明叶参与了犯罪阴谋。

    最高法院指出：“叶签署农业部与国家农业企业公司（NABCOR）之间的协议的行为，本身并没有任何违规或非法之处，不能证明他与其他被告官员合谋违反《反贪污腐败法》第3(e)条。”

    此外，最高法院还强调，起诉书中缺乏关于叶挪用公款的关键陈述，没有说明他如何被视为对涉嫌被挪用或盗用的公共资金或财产行使有效控制权的负责官员。

    案件的实际意义：公务员的责任边界

    本案明确了在PDAF案件中，公务员的责任边界。仅仅因为签署了协议或履行了职务行为，并不意味着该公务员就参与了犯罪阴谋。检察机关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公务员存在显失公正、恶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或者直接参与了挪用公款或其他犯罪活动。

    关键教训：

    • 公务员的职务行为必须存在违规或非法之处，才能被认定为犯罪行为。
    • 检察机关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公务员存在主观恶意或重大过失。
    • 仅仅因为签署了协议，并不意味着该公务员就参与了犯罪阴谋。

    常见问题解答

    1. 什么是优先发展援助基金（PDAF）？

    优先发展援助基金（PDAF）是菲律宾政府为立法者分配的资金，用于资助他们选区的项目。然而，PDAF资金经常被滥用，导致了许多腐败丑闻。

    2. 什么是《反贪污腐败法》？

    《反贪污腐败法》是菲律宾共和国第3019号法案，旨在打击政府内部的腐败行为。该法案规定了各种腐败行为，并对其处以刑罚。

    3. 什么是挪用公款罪？

    挪用公款罪是指公务员挪用、拿取或盗用，或同意、或因遗弃或疏忽，允许他人拿取其因职务关系掌管或控制的公共资金或财产的行为。

    4. 在PDAF案件中，公务员的责任是什么？

    在PDAF案件中，公务员的责任是确保PDAF资金被用于合法的目的，并遵守相关的法律和规章。公务员不得参与任何腐败行为，例如将资金转移到虚假的非政府组织或接受贿赂。

    5. 如果我被指控参与PDAF案件，我该怎么办？

    如果您被指控参与PDAF案件，您应该立即寻求法律帮助。您有权保持沉默，并有权聘请律师。您的律师可以帮助您了解您的权利，并为您辩护。

    6. 本案对未来的PDAF案件有什么影响？

    本案明确了在PDAF案件中，公务员的责任边界。检察机关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公务员存在显失公正、恶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或者直接参与了挪用公款或其他犯罪活动。仅仅因为签署了协议，并不意味着该公务员就参与了犯罪阴谋。

    7. 如果我怀疑有公务员参与腐败行为，我该怎么办？

    如果您怀疑有公务员参与腐败行为，您可以向监察专员公署或其他执法机构举报。您也可以向媒体或公众披露您的怀疑。

    如果您需要更多法律咨询，请联系我们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nihao@asglawpartners.com 安排咨询。ASG Law 随时为您提供帮助。我们位于马卡蒂和BGC的律师事务所，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卓越的法律服务。

  • 菲律宾掠夺罪：公职人员与私人勾结的责任认定

    菲律宾掠夺罪：公职人员与私人勾结的责任认定

    G.R. Nos. 216838-39, October 10, 2023

    想象一下，政府用于改善社区的资金，最终却流入了私人腰包。这不仅是对公众信任的背叛，更是对法律的公然践踏。在菲律宾，掠夺罪（Plunder）是惩罚这种行为的利器。本案聚焦于珍妮特·林·纳波莱斯（Janet Lim Napoles）等人，他们被指控与公职人员勾结，侵吞了本应用于公共事业的巨额资金。案件的核心问题是：在掠夺罪中，私人与公职人员共谋，各自承担怎样的责任？

    法律背景：掠夺罪的构成要件

    菲律宾共和国第7080号法案（经第7659号法案修订）定义并惩罚了掠夺罪。要构成掠夺罪，必须满足以下三个要素：

    • 行为人是公职人员： 行为人必须是担任公职的人员，或者与公职人员勾结的家庭成员、亲属、商业伙伴、下属或其他人员。
    • 非法敛财： 行为人通过一系列非法或犯罪行为，聚敛、积累或获取不义之财。这些行为包括挪用公款、收受贿赂、非法处置国有资产等。
    • 金额巨大： 非法所得的总额或价值必须至少达到五千万比索（PHP 50,000,000.00）。

    菲律宾共和国第3019号法案（反贪污腐败法）第3(e)条也与本案相关，该条款规定，公职人员利用职权，以明显偏袒、恶意或不可原谅的疏忽，导致政府或任何一方遭受不应有的损害，或给予任何私人不应有的利益，均构成犯罪。

    例如：某市长与一家建筑公司勾结，将原本用于修建学校的资金，以虚报工程款的方式转移到自己和公司账户，总金额超过五千万比索。该市长和建筑公司负责人均涉嫌掠夺罪。

    关键法条：

    共和国法案第7080号（经修订）第2条：“任何公职人员，通过自身或与家庭成员、亲属、商业伙伴、下属或其他人员勾结，通过第1(d)条所述的一系列非法或犯罪行为，聚敛、积累或获取总额或总价值至少五千万比索的不义之财，均构成掠夺罪，处以终身监禁至死刑。”

    案件回顾：纳波莱斯案的来龙去脉

    本案源于对“猪肉桶骗局”（PDAF scam）的调查。国家调查局（NBI）和律师Levito Baligod代表举报人，对时任马斯巴特第三区众议员Rizalina L. Seachon-Lanete、珍妮特·林·纳波莱斯等人提起诉讼，指控他们犯有掠夺罪。举报人声称，纳波莱斯与Lanete议员达成协议，利用Lanete议员的优先发展援助基金（PDAF）换取“佣金”或“回扣”。纳波莱斯通过虚假的非政府组织（NGO）作为渠道，将政府资金转移到自己控制的公司，最终侵吞公款。

    案件的进展大致如下：

    • NBI和律师Baligod提起诉讼，指控纳波莱斯等人犯有掠夺罪。
    • 监察员办公室（OMB）对案件进行初步调查。
    • OMB发布联合决议，认定纳波莱斯等人存在犯罪的可能性，建议提起诉讼。
    • 纳波莱斯等人提起复议，但被OMB驳回。
    • 纳波莱斯等人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质疑OMB的决议。

    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引用了举报人Benhur Luy的证词，Luy详细描述了纳波莱斯如何运作整个骗局：“纳波莱斯与议员讨论如何使用PDAF，包括项目清单、项目描述、实施机构和项目成本。双方还会商定议员的‘佣金’或‘回扣’，通常占项目成本的40%到60%。”

    法院还指出，审计委员会（COA）的特别审计报告证实，Lanete议员的PDAF从未用于预期的项目，提交的文件都是伪造的。此外，非政府组织的选择也未经公开招标。

    案件的实际意义：对未来案件的影响

    本案的判决确认了在掠夺罪中，私人与公职人员共谋的责任。即使私人本身不是公职人员，但如果他们与公职人员合谋，共同实施掠夺行为，同样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这一判决对未来的类似案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助于打击贪污腐败行为。

    重要教训：

    • 与公职人员进行商业交易时，务必保持警惕，确保所有交易合法合规。
    • 如果发现公职人员存在贪污腐败行为，应及时举报，维护公众利益。
    • 企业应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防止员工参与非法活动。

    常见问题解答

    问：什么是掠夺罪？

    答：掠夺罪是指公职人员利用职权，通过一系列非法或犯罪行为，聚敛、积累或获取巨额不义之财的行为。

    问：私人可以犯掠夺罪吗？

    答：如果私人与公职人员合谋，共同实施掠夺行为，同样可以被指控犯有掠夺罪。

    问：如何举报贪污腐败行为？

    答：您可以向监察员办公室、国家调查局或其他执法机构举报贪污腐败行为。

    问：企业如何防止员工参与非法活动？

    答：企业应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员工的廉洁教育，并建立有效的举报机制。

    问：如果我被指控犯有掠夺罪，应该怎么办？

    答：您应该立即聘请律师，寻求法律帮助。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菲律宾法律的信息，或者您需要法律方面的帮助，请联系我们或发送邮件至nihao@asglawpartners.com预约咨询。

  • 公务人员渎职：怠于职责导致公款滥用？解读康赛普西翁诉监察专员案

    菲律宾最高法院在本案中裁定，公务人员未履行核实公共资金使用的职责，构成渎职行为，可被处以解雇。本案明确了公务人员在管理公共资金时的职责范围，强调了公务人员不能以执行上级的指令为由，逃避自身审核和监督的责任。这一判决对所有公务人员敲响了警钟，提醒他们在履行职责时必须保持警惕，确保公共资金得到合理使用，防止滥用和贪污。

    公务人员的警钟：怠于职责，公款滥用岂能免责？

    本案涉及一起关于公款滥用的案件。时任技术资源中心（TRC）销售与推广主管兼立法联络官（LLO）的贝琳娜·A·康赛普西翁（下称“康赛普西翁”）被指控参与了时任议员塞缪尔·当瓦（下称“当瓦议员”）的优先发展援助基金（PDAF）的非法挪用。康赛普西翁被指控协助将资金拨付给珍妮特·林·纳波莱斯（下称“纳波莱斯”）控制的非政府组织（NGO），这些资金最终被用于虚构的项目。监察专员办公室（下称“监察专员”）裁定康赛普西翁犯有严重渎职罪和有损公务员最佳利益行为罪，并处以解雇的处罚。康赛普西翁不服判决，上诉至菲律宾上诉法院（CA），但上诉法院维持了监察专员的判决。因此，她向最高法院提起了上诉，最高法院最终驳回了她的上诉。

    康赛普西翁辩称，她只是履行了部长级的职责，根据TRC主任的指示准备了一封推荐信，建议发放当瓦议员的生计项目资金。她辩称，提交给她的文件（包括工作和财务计划、项目提案、NGO和议员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议员的推荐信、特别拨款发放令、现金分配通知和付款凭证）均被TRC主任认定为完整，并经法律部门审核通过。康赛普翁声称她仅仅是奉命行事，并没有参与选择CARED作为当瓦议员的PDAF资助项目的渠道。

    但监察专员认为，康赛普西翁作为LLO，其职责包括确保项目有效实施，但她未能履行职责，导致公款被滥用。监察专员认为，由于TRC官员的认证、批准和签名，这些资金才得以转移到NGO，而康赛普西翁的推荐信为此提供了便利。

    最高法院支持了监察专员的调查结果。法院指出，监察专员的调查结果如有实质性证据支持，则具有结论性，尤其是在得到上诉法院确认的情况下。法院认为，严重渎职行为是指违反既定规则的行为，特别是公务人员的非法行为或重大过失。为了构成严重渎职，该行为必须意味着错误的意图，而不仅仅是判断上的失误，并且必须与公务人员履行公务职责直接相关。

    最高法院认为，康赛普西翁的行为构成了严重渎职行为，因为她协助将公共资金非法转移到纳波莱斯控制的NGO。法院指出，康赛普西翁有责任监督、批准和推荐PDAF的释放，这意味着她有权检查和评估文件，行使自由裁量权和做出合理的判断。批准资金的释放，在付款凭证、义务单和支票上签字并非仅仅是手续或部长级职能，而需要谨慎履行职责。

    正如本案所认定的那样，康赛普西翁女士犯有严重渎职行为，因为她甚至没有费心去核实与发放 PDAF 相关的交易是否符合现行法律、规章和条例。尽管存在诸如缺乏公开招标和非政府组织档案可疑等危险信号，但她仍然建议发放 PDAF，导致公款被挪用。

    此外，最高法院还认为康赛普西翁的行为损害了公务员的最佳利益，她的行为玷污了她所担任的办公室的形象和诚信。损害公务员的最佳利益不仅仅是指错误地支付公共资金或损失公共财产，更大的损害来自于公众对政府腐败和无能的看法。

    因此，最高法院裁定康赛普西翁犯有严重渎职罪和有损公务员最佳利益行为罪，维持了上诉法院的判决，并判处其解雇。

    FAQs

    本案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本案的关键问题是上诉法院在裁定康赛普西翁应对严重渎职罪和损害公务员最佳利益行为罪承担行政责任时，是否犯了错误，是否应该对其处以开除公职的处分。
    严重渎职罪的定义是什么？ 严重渎职罪是指违反既定规则的行为，特别是公务人员的非法行为或重大过失。为了构成严重渎职，该行为必须意味着错误的意图，而不仅仅是判断上的失误，并且必须与公务人员履行公务职责直接相关。
    损害公务员最佳利益行为罪的定义是什么？ 损害公务员最佳利益行为罪是指任何玷污公务员办公室形象和诚信的行为，该行为不一定与公务员的公务职能相关。
    康赛普西翁在本案中的角色是什么？ 康赛普西翁是技术资源中心（TRC）的销售与推广主管兼立法联络官（LLO），负责处理议员的PDAF资助项目的资金发放。
    康赛普西翁被指控的违法行为是什么？ 康赛普西翁被指控协助将资金拨付给纳波莱斯控制的NGO，这些资金最终被用于虚构的项目。
    法院对康赛普西翁的判决是什么？ 法院裁定康赛普西翁犯有严重渎职罪和有损公务员最佳利益行为罪，并判处其解雇。
    本案对公务人员的意义是什么？ 本案提醒公务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必须保持警惕，确保公共资金得到合理使用，防止滥用和贪污。公务人员不能以执行上级的指令为由，逃避自身审核和监督的责任。
    本案中TRC的责任是什么？ 在本案中，TRC是一个政府机构，被用作将PDAF资金转移给纳波莱斯控制的非政府组织（NGO）的渠道。最高法院强调了TRC官员的责任，强调他们有责任勤勉地履行职责，以防止公共资金的滥用。
    本案中涉及的NGO角色是什么？ 在本案中，与珍妮特·林·纳波莱斯有关联的非政府组织被用作转移议员PDAF资金的工具。法院认为这些NGO参与了虚构的项目，并通过不正当手段挪用了公共资金。

    总而言之，菲律宾最高法院在本案中明确了公务人员在管理公共资金时的职责范围，并强调了公务人员不能以执行上级的指令为由，逃避自身审核和监督的责任。本案对所有公务人员敲响了警钟，提醒他们在履行职责时必须保持警惕，确保公共资金得到合理使用，防止滥用和贪污。

    关于本裁决在特定情况下应用相关的咨询，请通过contact或通过电子邮件frontdesk@asglawpartners.com联系ASG Law。

    免责声明：本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法律建议。如需针对您具体情况的法律指导，请咨询合格的律师。
    来源：康赛普西翁诉监察专员案, G.R No. 247677, 2021年10月11日

  • 行政机关是否有权在初步调查完成后进行事实调查？巴特里纳诉桑迪甘巴扬案分析

    最高法院驳回了萨拉尼布·巴特里纳（Salacnib F. Baterina）的上诉，维持了桑迪甘巴扬（Sandiganbayan）的裁决，该裁决认定申诉专员（Ombudsman）有权对其案件进行事实调查。法院认为，在提起诉讼前进行调查并不违反巴特里纳的合法程序或加速审判的权利。这一裁决强调了申诉专员在调查和起诉公共官员腐败行为方面的广泛权力，对那些面临申诉专员办公室调查的个人具有实际意义，并强调了遵守正当程序的重要性。

    PDAF争议：申诉专员能否在初步调查之外寻求真相？

    巴特里纳案的核心问题在于申诉专员是否有权在启动初步调查后下令进行事实调查。此案源于对前众议员萨拉尼布·巴特里纳滥用优先发展援助基金（PDAF）的指控。在收到国家调查局（NBI）的投诉后，申诉专员办公室随后展开了自己的事实调查，并基于调查结果对巴特里纳提起了多项腐败指控。巴特里纳质疑这些指控，声称申诉专员的调查程序存在缺陷，侵犯了他的正当程序权利。

    巴特里纳认为，申诉专员在已经对国家调查局（NBI）的投诉启动初步调查后，再启动新的事实调查是没有权力依据的。他认为，申诉专员的规则不允许对已完成的事项进行重复调查。而法院不同意他的观点。《申诉专员办公室行政命令第07号（OMB AO No. 07）第二条规定：

    第2节。评估。——在评估投诉后，调查人员应建议是否可以：
    a) 因明显缺乏价值而直接驳回；
    b) 提交给被告评论；
    c) 背书给对案件有管辖权的适当政府办公室或机构；
    d) 转交给适当的办公室或官员进行事实调查；
    e) 提交进行行政裁决；或者
    f) 进行初步调查。

    最高法院明确指出，申诉专员有权进一步调查事实，以确保所有相关信息都已收集。它强调申诉专员的角色是宪法赋予的，旨在促进公共服务中的诚信。法院表示，申诉专员的调查权力具有广泛的范围，不应受到不合理的限制。国家调查局的调查性质上仅具有调查和信息收集作用，没有司法或准司法权力，因此申诉专员可以进行独立调查。即使是案件已经提交法院审理，最初调查机构的行为的正确性问题也就变得没有意义。

    法院驳斥了巴特里纳的观点，即申诉专员的事实调查旨在捏造证据。法院认为，申诉专员有权进一步调查事实，以确保所有相关信息都已收集。它强调申诉专员的角色是宪法赋予的，旨在促进公共服务中的诚信。质疑初步调查程序或申诉专员发现理由充分性的论点，因巴特里纳已被提审而失效。法院强调，质疑申诉专员的调查结果应在审判中提出，并在此过程中呈现所有证据。

    关于正当程序的指控，最高法院认为巴特里纳已经有机会为自己辩护。尽管他声称他提交给申诉专员办公室的宣誓书没有被考虑，但法院指出，他后来提交了复议动议，让他有机会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个补救措施治愈了初步观察中的任何表面上的缺陷。《内斯特尔菲律宾公司诉普埃丹等案》重申， “提出复议动议可以纠正[对正当程序]遵守中的任何表面上的缺陷。”因此，即使巴特里纳的初始辩护没有被正式承认，他行使复议的权利确保他获得了公正的听证。

    关于快速处理案件的权利，法院也不同意巴特里纳的观点。法院应用了Corpuz诉桑迪甘巴扬案中规定的四因素测试：拖延的时间长短、拖延的原因、被告主张其权利以及对被告的偏见。法院认为，考虑到案件的复杂性，并没有过度拖延。该案件涉及大量交易，涉及多个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此外，巴特里纳未能及时主张他要求快速处理案件的权利。法院发现三年零三个月零十八天的时期是合理的，并没有损害巴特里纳的权利。

    此案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关键问题是申诉专员是否有权在已经对国家调查局（NBI）的投诉启动初步调查后，再启动新的事实调查。
    申诉专员行政命令第07号规定了什么？ OMB AO No. 07 第2节概述了调查人员可以驳回申诉、征求意见、推荐给其他机构、转交给事实调查、提交行政裁决或启动初步调查的评估程序。
    最高法院在此案中的推理是什么？ 最高法院维持申诉专员的权力，认为其宪法职责包括彻底调查腐败指控，裁定重复调查不是侵犯正当程序，且拖延是合理的，鉴于案件的复杂性。
    快速处理案件的权利如何适用？ 法院认为没有违反该权利，因为拖延是案件复杂性的结果，巴特里纳没有及时主张他的权利，因此不存在偏见。
    巴特里纳最初在桑迪甘巴扬的主张是什么？ 巴特里纳认为，对他的指控基于申诉专员办公室存在缺陷的初步调查程序，违反了他的正当程序权利，并且案件的备案存在不合理的拖延。
    提起初审后进行额外调查的合理依据是什么？ 额外的调查可能是为了澄清事实，寻找丢失的证据或解决调查过程中的不一致之处。
    复议的有效性是什么？ 尽管复议可能无法撤销任何损害或损失，但它们可以作为评估相关行为合理性的参考。
    案件的复杂性如何影响加快处理？ 更长的时长并不一定构成违反权力的行为，因为它可能证明了需要更多资源来进行初步调查。

    巴特里纳案进一步巩固了申诉专员在调查公共官员不当行为方面的权威。法院明确表示，申诉专员在行使其宪法授权时具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并且不得因程序技术而受到阻碍。此案强调了个人需要遵守调查，并及时提出他们的担忧。它提醒大家注意申诉专员对腐败行为进行调查和起诉的重要作用，而这一裁决重申了调查需要完全透明。正如菲律宾最高法院在这个判决中所强调的那样，公民必须坚持公共官员对腐败采取正直的调查方法，因为这将有助于提高政府的责任感。

    For inquiries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ruling to specific circumstances, please contact ASG Law through contact or via email at frontdesk@asglawpartners.com.

    Disclaimer: This analysis is provided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only and does not constitute legal advice. For specific legal guidance tailored to your situation, please consult with a qualified attorney.
    Source: Salacnib F. Baterina v. The Sandiganbayan, G.R. Nos. 236408 and 236531­-36, July 07, 2021

  • 菲律宾选举后官员行政责任的豁免：了解弃权原则的应用

    菲律宾最高法院关于弃权原则的关键裁决

    Office of the Ombudsman v. Oscar Gonzales Malapitan, G.R. No. 229811, April 28, 2021

    在菲律宾，选举不仅是民主的体现，也可能对公职人员的行政责任产生深远影响。在马拉皮坦案中，最高法院通过对弃权原则的应用，揭示了这一现象的复杂性。该案例探讨了在选举后，公职人员是否能因其在之前任期内所犯的行政不当行为而被追究责任，展示了法律如何在保护公共利益和尊重选举结果之间取得平衡。

    该案的核心问题是关于前卡洛坎市第一区代表马拉皮坦在2009年涉嫌滥用优先发展援助基金（PDAF）的问题。2015年，菲律宾监察署（Office of the Ombudsman）提起行政诉讼，但由于马拉皮坦在2010年重新当选为代表，案件的处理受到弃权原则的影响。该原则规定，重新选举的官员在新任期内不应因之前任期内的行政不当行为而被追究责任。

    法律背景

    弃权原则（condonation doctrine）是菲律宾法律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源于对选举结果的尊重，认为选民在选举中重新选择某位官员，即意味着他们愿意原谅该官员在之前任期内的任何不当行为。然而，这一原则在2016年4月12日被最高法院在Carpio Morales v. Court of Appeals案中正式废弃，但对于在该日期之前提起的案件，弃权原则仍可适用。

    菲律宾法律规定，行政违规行为不受时效限制，这意味着即使行为发生在多年前，行政责任仍然存在。然而，弃权原则为此提供了例外。在马拉皮坦案中，关键是确定他是否可以在2010年的重新选举后，免除2009年行为的行政责任。相关法律条款包括《1989年监察署法》（Republic Act No. 6770），特别是第20条和第21条，这些条款规定了监察署的职权范围和对行政案件的处理期限。

    案例分析

    马拉皮坦在2004年至2013年间担任卡洛坎市第一区代表，并在2013年成为市长。在2015年，监察署对其在2009年涉嫌滥用PDAF的行为提起刑事和行政诉讼。然而，由于马拉皮坦在2010年重新当选，案件的处理受到了弃权原则的影响。

    2016年1月，监察署试图通过修正诉状，将马拉皮坦加入行政诉讼中，但这一尝试在2016年2月被驳回。随后，马拉皮坦向上诉法院提起诉讼，上诉法院在2016年8月31日裁定，由于弃权原则的适用，马拉皮坦在2010年的重新选举后不应承担行政责任。最高法院在审查该案时确认了这一裁决，指出弃权原则在2016年4月12日之前提起的案件中仍然有效。

    最高法院的裁决中引用了以下关键推理：

    • “The abandonment of the doctrine of condonation took effect on April 12, 2016, when the Supreme Court denied with finality the OMB’s Motion for Reconsideration in Morales v. Court of Appeals.”
    • “Since the amended administrative complaint was admitted on February 22, 2016; hence, the condonation doctrine was not yet abandoned.”
    • “This Court also takes the opportunity to clarify the effect of Carpio Morales. In Crebello, we upheld the Office of the Ombudsman’s argument that since the abandonment became effective only on April 12, 2016, ‘it would no longer apply the defense of condonation starting on April 12, 2016 except for open and pending administrative cases.’”

    实际影响

    马拉皮坦案的裁决为菲律宾公职人员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即在2016年4月12日之前提起的案件中，弃权原则仍可作为一种防御手段。然而，对于在该日期之后提起的案件，公职人员将无法再依赖这一原则。这意味着，未来对公职人员的行政责任追究将更加严格，选民的选择不再自动免除官员的责任。

    对于在菲律宾经营的中国企业和居住的中国公民来说，了解这一法律变化至关重要。企业和个人应确保其行为符合法律要求，并在必要时寻求法律咨询，以避免因行政不当行为而面临法律风险。

    关键教训

    • 在2016年4月12日之前提起的案件中，弃权原则仍可适用。
    • 对于在该日期之后提起的案件，公职人员将无法再依赖弃权原则。
    • 行政违规行为不受时效限制，但弃权原则可能提供例外。

    常见问题

    什么是弃权原则？
    弃权原则是指在菲律宾法律中，重新选举的官员在新任期内不应因之前任期内的行政不当行为而被追究责任的法律概念。

    弃权原则在何时被废弃？
    弃权原则于2016年4月12日被最高法院在Carpio Morales v. Court of Appeals案中正式废弃。

    废弃弃权原则后，对公职人员的行政责任有何影响？
    废弃后，公职人员将无法再依赖弃权原则来免除其在之前任期内的行政责任，行政责任追究将更加严格。

    行政违规行为是否有时间限制？
    菲律宾法律规定，行政违规行为不受时效限制，但弃权原则可能提供例外。

    在菲律宾经营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如何应对这些法律变化？
    企业和个人应确保其行为符合法律要求，并在必要时寻求法律咨询，以避免因行政不当行为而面临法律风险。

    ASG Law专门为在菲律宾经营的中国企业和在菲律宾的中国公民提供法律服务。我们的团队包括能说中文的法律专家，能够帮助您克服语言障碍并解决复杂的法律问题，特别是在涉及公职人员行政责任和选举后法律变化的领域。立即预约咨询或发送电子邮件至nihao@asglawpartners.com。

  • 程序性规则的例外：当正义的追求超越严格的合规

    本案确立了法院有权在特殊情况下放宽程序性规则，尤其是在严格遵守规则可能会导致与案件的是非曲直不成比例的不公正时。最高法院强调，程序性规则旨在促进案件的公正裁决，而不应成为阻碍追求实质正义的障碍。本案特别关注一名被不公正解雇的公务员，强调了法院确保公众官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同时保证每个诉讼当事人都有机会在不受技术性限制的情况下充分确立其投诉或辩护的案情的宪法义务。

    程序至上还是正义为先？一名前科技资源中心雇员的求助

    本案涉及贝尔娜·阿巴亚尼·康塞普西翁提起的对申诉专员办公室下属的实地调查办公室的申诉，她对上诉法院驳回她对申诉专员决定的上诉提出质疑。申诉专员认定她犯有严重不当行为和严重不诚实行为，原因是她参与了道格拉斯·拉·卡加斯议员的优先发展援助基金（PDAF）的挪用，导致她被解雇。上诉法院以程序性理由驳回了她的上诉，包括未能提交相关记录、没有律师代表以及未提供充分的服务证明。核心问题是，上诉法院是否有权以纯粹的程序性理由驳回申诉人的上诉，而不是考虑案件的是非曲直，尤其是考虑到对申诉人处以解雇这一严厉的惩罚。

    法院重申，程序性规则是为方便案件裁决而设计的工具，因此法院和诉讼当事人应严格遵守规则。程序性规则为阻止争议解决中的任意性、反复无常、专制或异想天开提供了一个体系。但是，程序性规则可以出于最有说服力的理由而放宽，以减轻诉讼当事人因不遵守规定程序而遭受的不公正，这种不公正与他的考虑不周的程度不相称。如果案件记录中的必要诉状或部分缺失，可以给予充分的理由或恢复原状（如果之前被驳回），只要能证明申诉人后来提交了所需的文件，或者决定案件的是非曲直更有利于维护更高的正义。

    最高法院指出，申诉人未附上关键文件、缺乏律师代表以及未能提供给申诉专员办公室的送达证明不应损害申诉人的权利，申诉人后来提交了文件，并说明送达证明是提供给实地调查办公室的。法院强调，并非所有的诉状和案件记录都必须附在请愿书中，只有那些相关和重要的诉状和案件记录必须附在请愿书中，并且先前提交或已有的文件可以缓解提交额外文件的需要。

    法院也参考了达尔顿-雷耶斯诉上诉法院一案，即使申诉人未能提供一份申诉副本送达给对方和申诉专员办公室的证明，法院仍行使了自由裁量权，允许将案件发回上诉法院审理是非曲直。最高法院同时考虑到，申诉人当时没有律师的协助，而且在社会正义的政策下，法律会为了适应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向后弯腰，因为那些在生活中享有较少特权的人在法律上应该享有更多，更何况是在没有律师协助的情况下进行诉讼的人。“如果将僵化的因素附加于程序性戒律，那么社会正义将毫无意义。”

    因此，最高法院选择自由适用程序规则。由于解雇的惩罚对申诉人的事业和生计，甚至可能对其个人生活产生不利影响，应给予当事方-诉讼当事人最充分的机会来确定其申诉或辩护的案情，而不是因程序上的琐事而失去生命、自由、荣誉或财产。解决案件的是非曲直将更能有效履行公众官员和雇员的问责制的宪法任务，并且必须给予每个当事方-诉讼当事人最充分的机会来公正地确定其诉讼原因，摆脱技术上的限制。即使是最具强制性的程序性规则，法院也有权放宽，同时牢记其义务，即兼顾迅速结束诉讼的必要性和当事方获得正当程序的权利。

    常见问题

    本案中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上诉法院是否有权以纯粹的程序性理由驳回申诉人的上诉，而不考虑案件的是非曲直，特别是考虑到对申诉人处以解雇这一严厉的惩罚。
    PDAF是什么？ 优先发展援助基金（PDAF）是每年分配给菲律宾国会每个成员的拨款，根据《一般拨款法》（GAA）批准，用于资助立法者确定的优先发展计划和项目。
    在本案中，申诉人的作用是什么？ 申诉人是科技资源中心（TRC）的销售和推广主管V，也是立法联络官（LLO），申诉专员办公室认定她参与了挪用议员道格拉斯·拉·卡加斯的优先发展援助基金的行为。
    上诉法院最初驳回申诉人上诉的理由是什么？ 上诉法院以程序性理由驳回了申诉人的上诉，包括未能提交相关记录、没有律师代表以及未提供给申诉专员办公室充分的送达证明。
    最高法院在解决此上诉时采取了什么立场？ 最高法院推翻了上诉法院的裁决，理由是严格遵守程序性规则可能会导致与案件的是非曲直不成比例的不公正，因此放宽程序性规则是必要的。
    程序性规则对法院和诉讼当事人有什么重要性？ 程序性规则旨在促进案件的公正裁决，通过为争议解决建立框架，防止任意性、反复无常、专制或异想天开的行为，确保法律程序的公平性和效率。
    法院如何在遵守程序性规则与确保正义结果之间取得平衡？ 法院认识到，程序性规则应服务于追求正义，而不是阻碍追求正义，因此可以在特殊情况下放宽程序性规则，以减轻与不遵守规则的程度不成比例的不公正，尤其是在涉及个人权利或公众利益时。
    从这项最高法院裁决中可以得出什么经验？ 追求正义可能会超过程序的精确性，特别是在案件可能对当事人及其生计产生重大影响时。

    最高法院撤销了上诉法院的决议，并要求对案件的是非曲直进行裁决，这突显了程序规则具有灵活性，能够应对严格合规会导致不正义的情况。该裁决强调了在公共服务环境中适当适用法律以符合问责制和公正的双重目的，这可以为未来寻求公平和公正结果的类似案件提供宝贵的参考。当申诉人面临潜在的职业生涯和生计损失时，法院维护了宪法义务，保证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获得公正审判和正当程序。

    有关本裁决在特定情况下适用的咨询，请通过联系方式或发送电子邮件至frontdesk@asglawpartners.com联系ASG Law。

    免责声明：本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法律建议。如需针对您的情况量身定制的具体法律指导，请咨询合格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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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终审判决的既定效应：对可能原因认定的质疑不再具有实际意义

    本案确立了一项重要原则：一旦被告被判有罪，任何质疑起诉原因或逮捕令发出的程序都将变得没有意义。确定无疑的有罪认定凌驾于对较低证明标准（即可能原因）的质疑之上。换句话说，对定罪后的可能原因提出质疑，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一裁决简化了刑事诉讼程序，并且维护了已确立的判决的确定性。

    非法拘禁指控的背后：权力滥用与政治漩涡

    本案源于对珍妮特·林·纳波勒斯（Janet Lim Napoles）提起的非法拘禁指控，围绕着她是否滥用职权，非法拘禁了本胡尔·卢伊（Benhur Luy）展开。卢伊指控纳波勒斯为了掩盖与“优先发展援助基金”（Priority Development Assistance Fund，简称PDAF）有关的非法交易，非法剥夺了他的自由。经过一番调查，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简称DOJ）最初驳回了该指控，但随后又推翻了最初的决议，并对纳波勒斯和她的兄弟提起诉讼。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司法部是否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以及法院在逮捕令的签发上是否谨慎。

    案件提交至最高法院后，重点并非仅仅是对纳波勒斯可能存在的非法拘禁行为进行评估，而是对下级法院判决的法律程序进行细致审查。最高法院审议了以下问题：上诉法院在处理司法审查请求时，认定针对纳波勒斯的严重非法拘禁指控成立并签发逮捕令是否构成滥用自由裁量权？围绕此法律问题的分析不仅对案件本身至关重要，而且对司法审查的界限以及行政和司法部门在确定可能原因中的各自作用具有重要影响。重要的是要理解“可能原因”的概念。它指的是存在充分的理由来相信犯罪已经发生，并且被告很可能参与了犯罪。这一概念既存在于行政部门确定是否提起诉讼，也存在于司法部门决定是否签发逮捕令。

    最高法院最终认为，在上诉法院驳回调案令的决定中不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况。最高法院的理由在于，在初审法院对主要案件做出判决后，案件的案情发生了变化。具体来说，马卡蒂地区审判法院第150分院已判定纳波勒斯犯有严重非法拘禁罪。这一有罪判决实际上使纳波勒斯提出的关于存在起诉理由的质疑变得毫无意义。换句话说，既然被告已被判有罪，那么对较低级别的证据标准（例如可能原因）进行争论就变得多余。法院认为，初审法院的有罪判决现在是首要的，因此法院专注于是否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已经毫无用处。最高法院维持了上诉法院的判决，强调案件已经进入了有罪判决阶段。有鉴于此，司法审查已经无法对局势产生实际影响。

    尽管本案因纳波勒斯被判有罪而变得没有实际意义，但最高法院仍然着重强调了司法审查的范围以及在确定可能原因中所适用的标准。最高法院承认，检察官在初步调查阶段确定是否存在充分的理由提起诉讼，法官必须亲自确定是否存在充分的理由签发逮捕令。在初步调查期间，检察官确定是否存在提起诉讼的可能原因是一种行政职能。法院只有在行政部门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干预。这种做法与权力分立原则是一致的。相反，为了签发逮捕令而确定可能原因，则是一种司法职能。宪法明确规定，必须由法官在宣誓后亲自审查投诉人和他可能提供的证人，才能签发逮捕令。这是为了保护个人免受毫无根据的逮捕。

    最高法院还进一步澄清说，只要法官对证据进行了个人评估并得出结论，即存在足以证明签发逮捕令是合理的可能原因，那么法官就没有义务像纳波勒斯所坚持的那样审查整个案件记录。最重要的是，法官必须独立于检察官的调查结果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一决定意味着法官不能简单地同意检察官的决定，但可以依赖检察官提供的支持文件，例如投诉书、宣誓书和证人的陈述来确定可能的原因。法官艾拉米达在收到检察官的案件记录后，在当天就签发了逮捕令。最高法院明确指出，签发逮捕令的速度不能武断地归因于法官的判断错误。法院重申了对公务员在履行职责时行为具有合法性的推定。纳波勒斯未能证明受访者存在反复无常、任性或滥用职权的行为，因此无法推翻这一推定。

    常见问题解答

    本案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本案的关键问题是，上诉法院是否错误地认定在对纳波勒斯提起严重非法拘禁指控和签发逮捕令的过程中不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况。然而，这个问题最终因为初审法院的定罪而变得没有实际意义。
    “可能原因”是什么意思？ “可能原因”是指基于可信的事实和情况，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犯罪已经发生，并且被指控人实施了犯罪。检察官为了提起刑事诉讼需要“可能原因”，法官为了签发逮捕令也需要“可能原因”。
    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在确定“可能原因”方面各自扮演什么角色？ 行政部门（特别是检察官）在初步调查中确定是否存在足够的证据来提起刑事诉讼。司法部门（特别是法官）确定是否存在足够的证据来签发逮捕令。
    为什么在本案中“可能原因”的论点最终变得无关紧要？ 在对提起非法拘禁指控和签发逮捕令的决定提出质疑后，初审法院最终判决纳波勒斯犯有该罪。一旦对被告的定罪证明已经超出了合理怀疑，所有关于“可能原因”的质疑就会自动失效。
    为什么法院即使案件已没有实际意义，仍要继续审理本案？ 法院选择解决案件中提出的问题，是为了指导法律界和律师界，并进一步阐明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确定可能原因的责任，并维持司法管辖中的健全惯例。
    法官在评估签发逮捕令的“可能原因”时，需要评估多少证据？ 法官无需审查与调查相关的所有证据，只需审查充分的支持性文件，例如投诉、宣誓书和证人的陈述，以便独立评估并确认检察官关于存在“可能原因”的调查结果即可。
    对纳波勒斯的最终判决是什么？ 马卡蒂地区审判法院判定纳波勒斯犯有严重非法拘禁罪，并判处她终身监禁，以及民事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
    提起复议动议如何改变初步决议？ 复议动议旨在让检察官有机会纠正他们在发布关于在法院提起诉讼或驳回申诉的决议中可能犯下的任何错误，并允许进一步的审查和推翻先前可能存在的疏忽的判决。

    总之，最高法院的判决强调了最终判决对可能原因的早期质疑的影响。法院澄清了有关调查过程的重要方面，并阐明了提起刑事诉讼和下令逮捕背后的标准。最高法院的裁决承认了不同级别的法律程序之间的关系，确认一旦被告因犯罪被定罪，关于可能原因的先前争论实际上就会受到限制，除非另有指示。

    如需咨询此裁决对特定情况的适用性，请通过联系或通过电子邮件frontdesk@asglawpartners.com与ASG律师事务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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