渎职行为的后果：菲律宾最高法院关于公务员责任的判决

A.M. No. P-96-1189, 1997年10月16日

在菲律宾，公共服务是一项神圣的职责，对公务员的期望非常高。他们被要求以最高的效率、奉献精神和专业精神履行职责。最高法院在Contreras诉Mirando案中的一项判决，强调了这些原则，并强调了玩忽职守的后果。

本案涉及一名法院职员萨尔瓦多·C·米兰多，他被指控犯有包括严重渎职和无故缺勤在内的多项违规行为。让我们深入研究案件的细节，分析最高法院的推理，并探讨其对菲律宾公共服务部门的实际影响。

案件背景

案件始于伊里加市地区审判法院第34分院前书记员克雷森西奥·L·科尔特斯，他多次注意到下属三级职员萨尔瓦多·C·米兰多工作上的不负责任行为。科尔特斯通过几份备忘录提醒米兰多，但似乎没有奏效。因此，科尔特斯于1993年10月29日提起申诉，指控米兰多严重渎职、无故缺勤和迟到。

最初，申诉被搁置，因为米兰多多次承诺会改正自己的行为并认真工作。然而，米兰多食言了。仅仅两周的良好表现后，他又回到了老样子。莱鲁·P·孔特雷拉斯律师接替克雷森西奥·L·科尔特斯律师成为米兰多的直接主管，她与米兰多进行了沟通，并提醒他注意自己的职责。但孔特雷拉斯律师的努力徒劳无功。因此，米兰多于1995年11月16日被正式指控犯有以下行政违规行为：（a）有损公务最佳利益的行为；（b）严重玩忽职守；（c）拒绝履行公务；（d）工作效率低下和不能胜任公务；（e）经常旷工或迟到；（f）未能在收到信件和请求后十五（15）天内及时处理；以及（g）未能在合理时间内处理文件并完成文件和文书的处理工作。孔特雷拉斯律师声称，米兰多的工作态度已经根深蒂固，任何“甜言蜜语”或严厉措施都无法挽救他。

孔特雷拉斯律师具体指控米兰多经常无故缺勤、醉酒上班、对需要立即处理的文件、文书和传送物置之不理，以及向诉讼当事人索要钱财以换取小恩小惠。

米兰多在他的评论中否认知悉对他的指控。相反，他声称自己一直虔诚而有规律地履行职责和责任。因此，他请求驳回对他提起的行政诉讼。

当此案被移交给雷诺·R·冈萨雷斯法官进行调查、报告和建议时，米兰多表示承认并接受对他的指控。与此同时，他请求宽大处理，并承诺不再犯相同或类似的错误行为。冈萨雷斯法官因此建议处以相当于米兰多两个月工资的罚款，并警告说，如果再犯相同或类似的行为，将受到更严厉的处罚。

相关法律原则

本案的核心在于菲律宾公共官员和雇员的责任，特别是司法部门的雇员。共和国法案第6713号，又称《公共官员和雇员行为和道德标准法典》（Code of Conduct and Ethical Standards for Public Officials and Employees），概述了治理公共服务的道德原则和行为标准。该法典旨在促进公共服务中的最高道德标准，并确保公务员对人民负责。

该法典第2条规定了公共官员和雇员应遵守的指导原则，其中包括：

“公共官员和雇员始终对人民负责，应以最大的责任感、正直、能力和忠诚履行职责，以爱国主义和公正行事，过着简朴的生活，并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此外，该法典第4条（B）进一步阐述了这些原则，规定公务员应：

“以最高的卓越、专业、智慧和技能履行和执行其职责。他们应全心全意地投入公共服务。他们应努力消除对其作为不当恩惠的施予者或兜售者的角色的错误看法。”

在本案中，米兰多作为法院职员的行为受到了审查，理由是他被指控未能遵守这些道德标准。他被指控犯有多种违规行为，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他作为公务员的职责和责任。

最高法院的判决

最高法院确认米兰多在履行公务时存在过失。法院指出，米兰多已在冈萨雷斯法官面前承认了自己的过失行为。法院强调，司法行政是一项神圣的任务，需要最高程度的效率、奉献精神和专业精神。

法院强调了公共服务中道德行为的重要性，并重申公务员始终对人民负责。法院援引了共和国法案第6713号，强调公务员应以最大的责任感、正直、能力和忠诚履行职责。

法院还承认，自提起行政申诉以来，米兰多在履行公务和责任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法院表示希望，这种改变并非仅仅是因为担心受到申诉可能带来的制裁，而是因为米兰多真正意识到自己职位的意义、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自己承担的责任以及委托给自己的信任负担。

考虑到米兰多承认了自己的过失行为以及他表现出的改进，最高法院认为冈萨雷斯法官建议的处罚是适当的。因此，法院判决米兰多犯有玩忽职守罪，并处以5,000.00比索的罚款，分十（10）个月等额支付，每月500.00比索，并警告说，如果再犯相同或类似的行为，将受到更严厉的处罚。

最高法院的判决强调了在菲律宾司法部门以及更广泛的公共服务部门中维护道德标准的必要性。它向所有公务员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即渎职行为不会被容忍，并将受到适当的处罚。

实际意义

Contreras诉Mirando案为菲律宾的公务员，特别是司法部门的雇员，提供了重要的教训。本案强调了以下关键要点：

1. 公务员的责任：公务员被要求以最高的效率、奉献精神和专业精神履行职责。他们对公众负有受托责任，必须始终以符合公众最佳利益的方式行事。
2. 道德标准的重要性：公共服务以道德行为为基础。公务员必须遵守共和国法案第6713号中规定的道德原则，包括正直、责任感、能力和忠诚。
3. 渎职行为的后果：玩忽职守，包括缺勤、迟到和未能履行职责，都是严重的违规行为，可能导致行政处罚。处罚的性质可能因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和公务员的表现而异。
4. 改进和减轻处罚：法院承认米兰多在提起申诉后表现出了改进。这表明，承认自己的错误行为并采取措施纠正自己的行为可以减轻行政案件中的处罚。

主要经验

• 了解您的职责：公务员应充分了解自己的职责和责任。如有疑问，应向上级寻求指导。
• 坚持道德标准：公务员应始终坚持共和国法案第6713号中规定的道德原则。这包括以正直、责任感、能力和忠诚行事。
• 避免渎职行为：公务员应避免任何可能被视为渎职的行为，例如缺勤、迟到和未能履行职责。
• 承担责任：如果公务员犯了错误，他们应承担责任并采取措施纠正自己的行为。这可能包括承认自己的错误行为、道歉并承诺改进。

常见问题解答

1. 什么是玩忽职守？
   玩忽职守是指公务员未能以应有的勤勉和勤奋履行其职责和责任。它可能包括缺勤、迟到、未能完成任务以及违反规则和规章。
2. 共和国法案第6713号对公务员有什么要求？
   共和国法案第6713号，又称《公共官员和雇员行为和道德标准法典》，概述了公务员应遵守的道德原则和行为标准。它要求公务员以正直、责任感、能力和忠诚行事，并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3. 如果公务员被发现玩忽职守，会受到什么处罚？
   玩忽职守的处罚可能因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和公务员的表现而异。处罚可能包括谴责、停职、降职或开除公职。Contreras诉Mirando案中的处罚是罚款。
4. 公务员如何在行政案件中为自己辩护？
   公务员在行政案件中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他们有权获得正当程序，包括被告知指控、出示证据和接受听证的权利。公务员还可以聘请律师协助他们辩护。
5. Contreras诉Mirando案对其他公务员有什么意义？
   Contreras诉Mirando案提醒所有公务员，他们对公众负有受托责任，必须以最高的道德和专业标准履行职责。本案强调，渎职行为不会被容忍，并将受到适当的处罚。

在ASG Law，我们了解菲律宾公共服务部门法律框架的复杂性。如果您是面临行政指控的公务员，或者需要有关公共服务道德和责任的法律建议，我们随时为您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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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法院书记员的责任：案件展品保管不当的法律后果

Adm. Matter No. MTJ-96-1111 (OCA-IPI No. 96-155-MTJ), 1997年9月5日

引言

想象一下，重要的证据——比如枪支——在法庭案件中神秘失踪。这不仅仅是失误，它可能破坏正义，并对公众信任造成严重损害。在菲律宾最高法院审理的Cañete诉Rabosa法官和Carriedo书记员案中，一位法院书记员因未能妥善保管作为证据提交的枪支而受到追究责任。该案件突显了法院工作人员在维护司法公正中的关键作用，特别是他们对案件展品的保管责任。本案的核心问题是：法院书记员在保管法院展品方面有哪些法律义务？违反这些义务会受到什么处罚？

法律背景

在菲律宾，法院书记员的角色至关重要。他们不仅仅是行政人员；他们是司法系统的守护者，负责维护法院记录和展品的完整性。《菲律宾法院规则》第136条第7款明确规定了他们的职责：“书记员应安全保管所有记录、文件、档案、展品和公共财产，并交付给他保管。” 这项规则并非仅仅是形式上的要求，它反映了司法系统的基石原则——证据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违反这项职责可能构成“不忠于保管文件罪”，这在菲律宾刑法典第226条中有所规定。该条文惩罚“移除、销毁或隐瞒正式委托给他的文件或文书的任何公职人员”。根据损害的严重程度，处罚可能从监禁到罚款不等。重要的是要理解，即使是“临时”的挪用或疏忽，如果导致展品丢失或被滥用，也可能构成违规行为。

最高法院在先前的案例中，例如Lloveras诉Sanchez案和Basco诉Gregorio案，一再强调书记员在保管法院展品方面的绝对责任。这些案例确立了明确的先例，即书记员的疏忽或纵容导致展品丢失或不当处理，都将受到行政处罚。

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案件与刑事案件不同。在行政案件中，法院的处罚范围更广，不限于刑法典规定的罚款。法院可以处以更高的罚款、停职，甚至解雇，这反映了行政违规行为对公共服务和司法系统信誉的潜在严重影响。

案件分析

Cañete诉Rabosa法官和Carriedo书记员案始于法院书记员Virgilio Cañete的投诉。他指控退休法官Marcelo B. Rabosa Sr.和书记员Fely C. Carriedo非法取得了一件关键证据：一把点45口径手枪及7发子弹。这把枪是在“人民诉Arturo Pilapel和Herman Baate”一案中作为非法持有枪支的证据提交的，案件当时正在市立巡回审判法院进行初步调查。

Cañete的投诉称，Carriedo书记员仅凭Rabosa法官的口头命令，就将枪支交给了法官，声称是为了进行弹道测试。然而，几个月后，法官竟然将这把枪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了注册。令人震惊的是，Rabosa法官在1992年就已经退休，不再受法院的行政监督。

Carriedo书记员辩称，她不应承担责任，因为Rabosa法官已经将枪支退还给了省检察官办公室。她提交了一份据称由Rabosa法官签发的确认收据，以解除她对枪支的任何责任。

然而，副 court administrator Bernardo Abesamis 的调查揭示，早在1987年，这把枪就已经以Rabosa法官的名义注册了。虽然枪支据称在1988年7月已退还，但Carriedo书记员本应向法院报告这种挪用公物的行为，即使是暂时的，尤其是在法官已经退休的情况下。正如最高法院所强调的，“书记员是委托给他保管的所有记录、文件、档案、展品和公共财产的保管人。”

副 court administrator Abesamis 认为，所指控的罪行相当于不忠于保管法院展品，因此建议对Carriedo书记员处以5,000菲律宾比索的罚款，并严厉警告她不得再犯类似错误。Court Administrator Alfredo L. Benipayo 批准了Abesamis的建议，但考虑到“情况和修订刑法典第226条规定的罚款幅度”，将罚款减至1,000菲律宾比索。

最高法院最终维持了对Carriedo书记员的责任认定。法院强调，《法院规则》第136条第7款明确规定了书记员的职责。法院认为：“显然，正是由于她的疏忽，如果不是默许，被告法官才能够拥有枪支并以自己的名义注册。她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被告法官拿走枪支是为了进行弹道测试。被告法官出具证明解除她的责任，并不能纠正与争议枪支被拿走有关的违规行为。”

法院进一步指出，Carriedo书记员“应该更清楚地了解她办公室的职责。” 最终，最高法院认为，法院行政管理官建议的罚款和 Court Administrator 减免后的罚款都过轻，不能充分反映违规行为的严重性。法院指示将此初步调查（IPI）正式立案为“行政案件”，并指示法院书记员为此案分配一个适当的编号。

最高法院没有处以罚款，而是决定对Carriedo书记员处以停职一个月的处分，停职期间不发工资，并发出严厉警告，如果将来再犯相同或类似的行为，将受到更严厉的处分。法院明确表示：“由于这是一个行政案件，而不是刑事案件，法院可以处以比第226条规定的更高的罚款，或者在合理的期限内暂停被告的职务，甚至解雇她，这肯定比仅仅处以1,000菲律宾比索的罚款要严重得多。”

法院最后借此机会提醒所有法院书记员，要更加警惕地保管和安全存放法院展品，特别是枪支和其他武器，以及危险和违禁药物。法院收到的报告表明，这些物品现在已成为全国各地盗窃和抢劫的首选目标，导致检察官无法成功地将罪犯绳之以法。更糟糕的是，肇事者逍遥法外，只是为了进一步利用这些展品进行他们的邪恶活动。

实践意义

Cañete诉Rabosa法官和Carriedo书记员案为所有法院工作人员，尤其是书记员，敲响了警钟。它明确了法院书记员在保管法院展品方面的责任，以及未能履行这些责任的严重后果。本案表明，仅仅是“退还”展品并不能消除最初的不当行为或疏忽。书记员有义务主动报告任何不当行为或违规行为，即使涉及法官。

对于法院书记员来说，本案的教训是明确的：必须严格遵守《法院规则》关于展品保管的规定。这意味着需要建立健全的程序来记录展品的接收、存储和处置，并定期进行审计以确保合规性。书记员不应想当然地认为任何指示都是合法的，即使来自法官，如果指示似乎违反了既定的程序或法律，书记员有义务提出质疑并向上级报告。

此外，本案强调了最高法院在行政案件中惩罚法院工作人员不当行为的权力。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在刑法典规定的范围之外，处以更严厉的处罚，包括停职甚至解雇。这突显了法院对维护司法系统廉洁性和公众信任的严肃态度。

重要经验教训

• 严格遵守展品保管规则：法院书记员必须严格遵守《法院规则》第136条第7款，安全保管所有法院展品。
• 主动报告违规行为：如果发现任何不当行为或违规行为，即使涉及法官，书记员也有义务主动报告。
• 程序至上：书记员不应仅凭口头指示行事，而应坚持书面程序和文件记录。
• 行政责任的严重性：法院对法院工作人员的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可能会处以严厉的行政处罚。
• 公众信任的重要性：法院工作人员的职责不仅仅是文书工作，更是维护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任。

常见问题解答

1. 法院书记员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法院书记员的主要职责包括保管法院记录、文件、档案、展品和公共财产；准备法庭日历和通知；记录法庭诉讼程序；以及执行法院指示的其他行政任务。

2. 法院书记员对法院展品负有什么具体责任？

法院书记员有责任安全保管所有作为证据提交的法院展品。这包括建立安全的存储系统，记录展品的出入，并确保展品不会丢失、损坏或被盗。

3. 如果法官指示书记员违反展品保管程序，书记员应该怎么做？

书记员不应盲目服从违反既定程序的指示，即使来自法官。书记员有义务礼貌但坚定地指出程序问题，并要求法官以书面形式发出指示，以便记录在案。如果问题仍然存在，书记员应向上级法院官员报告。

4. 违反展品保管规定的法院书记员会面临什么处罚？

违反展品保管规定的法院书记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包括罚款、停职甚至解雇。处罚的严重程度将取决于违规行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

5. 本案对普通民众有什么启示？

本案强调了法院工作人员在维护司法公正中的重要作用。普通民众可以期望法院工作人员，特别是书记员，以最高的诚信和专业精神履行职责，包括妥善保管案件证据。

6. 如果我怀疑法院展品处理不当，我该怎么办？

如果您怀疑法院展品处理不当，您可以向法院行政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the Court Administrator）或监察专员办公室（Office of the Ombudsman）提出正式投诉。

7. 菲律宾的律师事务所如何协助处理与法院程序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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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职人员不诚实行为的零容忍：双重薪资与未申报的商业利益

[ A.M. No. P-97-1247 (Formerly A.M. OCA I.P.I. No. 95-71-P), May 14, 1997 ]

引言

在菲律宾，公众对政府官员和雇员抱有极高的期望。他们被要求以最高的责任感、诚信、忠诚和效率为人民服务。 然而，当公职人员未能达到这些标准时会发生什么？最高法院在Rabe v. Flores案中明确指出，不诚实行为在公共服务领域是不可接受的，即使是初犯也可能面临严厉的惩罚——解雇。

本案聚焦于一名法院翻译员因不诚实行为而被解雇的事件，这起案件生动地说明了公职人员必须遵守的道德标准，以及违反这些标准的严重后果。案件的核心问题是：公职人员同时领取两份政府薪资，并且未能申报其商业利益，是否构成应受惩罚的不诚实行为？

法律背景

菲律宾宪法明确规定，“公共职务是一项公共信托。公职人员和雇员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对人民负责，以最大的责任感、诚信、忠诚和效率为人民服务，以爱国主义和正义行事，并过着简朴的生活。” 这一宪法原则是所有关于公职人员行为规范的法律法规的基石。

《公务员法》和相关规章制度进一步细化了对公职人员行为的要求。《行政法典》实施规则明确指出，不诚实行为即使是初犯，也可能导致解雇。此外，《共和国法令》第6713号，即《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法》，要求公职人员提交资产、负债和净资产的宣誓声明，并披露其商业利益和财务关系。该法案旨在确保透明度和问责制，防止利益冲突。

该法第8条规定：“公职人员或雇员应始终避免利益冲突。当出现利益冲突时，他应在其就职之日起三十（30）天内辞去其在任何私人企业中的职务，并在其就职之日起六十（60）天内放弃其股份或权益。”

第11条规定了违反该法案的刑事和行政处罚，包括解雇。

最高法院在过往的判例中也多次强调，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尤其需要具备更高的道德水准。他们不仅在履行公务时，而且在日常生活中都应行为无可指责，避免任何不当行为的嫌疑。

案例分析

本案的被告人德尔萨·M·弗洛雷斯是达沃市地区审判法院第四分院的 interpreter III（三级翻译员）。原告纳丽塔·拉贝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指控弗洛雷斯“行为不检，损害公务员利益，滥用职权”。

最初的指控与弗洛雷斯在公共市场占用摊位有关，但法院在初步调查后驳回了这一指控。然而，在调查过程中，法院发现弗洛雷斯可能存在其他违规行为，并要求她解释以下事项：

• 她为何取得一份日期为1991年6月18日的证明，声称她于1991年5月16日开始担任翻译员，而市政财务官的证明显示她直到1991年6月3日仍在市政评估员办公室工作并领取薪资。
• 她为何未在1991年至1994年的资产、负债和净资产宣誓声明中申报其商业利益。
• 她为何未在其就职后六十天内放弃其商业利益。
• 她为何在1995年8月和9月的每日出勤记录中声称自己工作，而实际上她需要亲自经营市场摊位。

弗洛雷斯承认，在她于1991年5月16日调任法院后，仍然领取了市政政府5月16日至31日的薪资。她辩解称，这并非有意欺诈政府，只是为了支付孩子的学费，并表示愿意退还这笔钱。对于未申报商业利益，她声称自己“在市场里有一个摊位，但从未从事商业活动”。

法院将此案转交法院行政办公室（OCA）进行评估。OCA的报告认定弗洛雷斯犯有不诚实罪和未申报商业利益罪，并建议对其处以解雇的处罚。最高法院采纳了OCA的建议。

法院认为，弗洛雷斯明知自己已不再有权领取市政政府的薪资，但仍然领取，并在五年多后才退还，这构成“明显的不诚实”。法院驳回了弗洛雷斯的经济困难辩解，指出“如果贫困和紧迫的经济需求可以为盗窃辩护，政府早就破产了。”

法院还指出，弗洛雷斯未能合理解释市政财务官和法院书记员出具的证明之间的矛盾，这进一步加剧了她的不诚实行为嫌疑。此外，法院认为，弗洛雷斯在市场拥有摊位明显属于商业利益，她未能申报违反了《共和国法令》第6713号。

最高法院引用了此前的判例，强调公职人员，特别是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保持最高的道德标准。法院裁定，弗洛雷斯的不诚实行为和未申报商业利益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宪法和法律，应处以解雇的处罚。

法院的关键理由

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强调了以下关键理由：

“根据她自己的承认，被告人在1991年5月16日至31日期间领取了帕纳博市的薪资，当时她已经在地区审判法院工作。她知道自己不再有权领取市政府的薪资，但她还是拿了。她直到收到本院1996年1月17日的决议后才退还这笔钱，也就是五年多之后。我们不能容忍这种情况。被告人的行为是明显的不诚实。”

“被告人辩称她从未从事商业活动，尽管她在市场里有一个摊位。法院行政办公室还发现，她一直在收取罗多夫·卢艾的市场摊位租金。被告人在市场里有一个摊位，这无疑是一种商业利益，本应在她的资产负债宣誓书中申报。她未能这样做，使自己面临行政制裁。”

实践意义

Rabe v. Flores案对所有菲律宾公职人员，特别是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它强调了以下几个关键的实践教训：

• 不诚实行为的零容忍： 公职人员，即使是初犯，也可能因不诚实行为而被解雇。经济困难或其他个人情况不能作为不诚实行为的借口。
• 双重薪资的禁止： 公职人员不得同时从两个政府部门领取薪资。即使出于“权宜之计”或“疏忽”领取了不应得的薪资，也必须及时退还。
• 商业利益的申报义务： 公职人员必须如实申报其商业利益。即使商业利益看似微不足道或与公职无关，也应履行申报义务。
• 道德标准的至高无上： 公职人员，特别是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遵守最高的道德标准，不仅在公务中，也在日常生活中都应行为端正。

对于政府机构而言，本案提醒他们必须加强对员工行为的监督，并严格执行反腐败法律法规。对于公众而言，本案增强了他们对公职人员诚信的期望，并让他们了解，不诚实行为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关键教训

• 诚信至上： 对于公职人员而言，诚信是职业生涯的基石。任何形式的不诚实行为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 及时申报： 务必按要求及时、如实申报个人资产、负债和商业利益，避免因未申报而受到处罚。
• 避免利益冲突： 了解并遵守关于利益冲突的法律法规，避免任何可能损害公信力的行为。
• 知错就改： 如果不慎领取了不应得的款项或犯了其他错误，应及时纠正并主动承担责任。

常见问题解答

1. 什么是公职人员的不诚实行为？

不诚实行为包括任何欺骗、欺诈或不诚实的行为，例如虚报出勤、挪用公款、接受贿赂、伪造文件等。在Rabe v. Flores案中，同时领取两份薪资和未申报商业利益被认定为不诚实行为。

2. 为什么公职人员的不诚实行为如此严重？

因为公职人员受公众信托，他们的行为直接影响政府的公信力。不诚实行为不仅损害公共利益，也破坏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3. 未申报商业利益会受到什么处罚？

根据《共和国法令》第6713号，未申报商业利益可能面临刑事和行政处罚，包括罚款、监禁，甚至解雇。

4. 如果我无意中领取了不应得的政府款项，应该怎么办？

应立即向相关部门报告并退还款项。主动纠正错误可以减轻可能的处罚。

5. 公职人员可以拥有商业利益吗？

可以，但必须如实申报，并避免利益冲突。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放弃或剥离商业利益。

在ASG Law，我们深谙菲律宾公职人员行为规范的复杂性。如果您在公共服务领域面临合规性问题或行政指控，我们的专业律师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提供全面的法律咨询和支持。请随时通过电子邮件 nihao@asglawpartners.com 或访问我们的 联系方式 页面与我们联系，获取专业的法律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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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Supreme Court E-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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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警义务：不当财产扣押的后果及补救措施

A.M. No. P-96-1184, 1997年3月24日

法警在司法行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是司法行政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他们被要求送达法院令状，执行所有程序，并以应有的谨慎和最大的勤勉执行法院的命令。^[1] 作为法律的代理人，他们被寄予厚望。在本案中，答辩人法警未能达到这些标准。

针对伊莎贝拉省考阿延地区审判法院第20分院副省级法警罗多夫·G·图里奥（Rodolfo G. Tuliao）的投诉由圣地亚哥·N·萨尔瓦多（Santiago N. Salvador）向国家调查局（“NBI”）图格加劳分局（TUGSO）提起。^[2] 负责人富兰克林·哈维尔（Franklin Javier）和特工劳尔·A·安切塔（Raul A. Ancheta）进行了调查。1994年11月24日，申诉人向特工保罗·吉诺·里维拉（Paul Gino Rivera）作了陈述。^[3] 答辩人法警援引其保持沉默的权利，拒绝在哈维尔特工面前“接受羁押调查”。相反，他提交了一份1995年7月22日的《合规报告》^[4]和一份1995年8月4日的《答复》^[5]。

调查结束后，哈维尔和安切塔特工除其他外建议向法院行政管理局办公室提起行政诉讼。^[6] NBI法律和评估部门主管格拉尔达·G·加朗律师（Atty. Gerarda G. Galang）同意上述建议。^[7] 1995年11月13日，NBI局长马里亚诺·M·米森（Mariano M. Mison）向本法院转交了一份评估报告，并建议对答辩人采取适当行动。^[8]

因此，本行政申诉现已提交本法院审理。

申诉人萨尔瓦多从利托·G·伊格纳西奥（Lito G. Ignacio）处购买了一辆客运吉普车，付款方式为每月分期付款7,000.00菲律宾比索，首付50,000.00菲律宾比索。支付首付后，申诉人勤勉地支付了所有月供，直到1994年3月，在伊格纳西奥不在的情况下，申诉人被迫向卖方一位不具名的兄弟支付了1994年4月和5月的到期款项。然而，这位兄弟未能将上述款项汇给卖方；因此，后者向伊莎贝拉省考阿延地区审判法院第20分院^[9] 提起诉讼，要求收款，案号为民事案件第20-757号，案名为比斯开汽车厂，由利托·D·伊格纳西奥代表诉圣地亚哥·萨尔瓦多。

随后，地区审判法院发出命令，指示答辩人法警扣押客运吉普车。申诉人通过律师提出动议，要求在提交反担保以释放其车辆的情况下解除扣押。由于上述动议存在一些缺陷，因此提交了附带反担保的第二次动议。1994年7月13日，初审法院发布命令，法令部分内容如下：^[10]

“鉴于上述情况，被告的反担保在此获得批准。法警特此奉命将发动机编号为6D-57-51813，牌照号为UV BBR-127的被扣押车辆释放给被告。”

答辩人拒绝遵守上述命令。相反，他在伊格纳西奥出具收据并承诺在法院要求时出示吉普车后，将客运吉普车释放给了伊格纳西奥。答辩人辩称，之所以如此释放，是因为法院没有可以保护吉普车免受损坏或损失的储存建筑物。^[11]

尽管申诉人对答辩人提起的藐视法庭动议^[12] 仍在待决中，但该案件于1994年8月31日被驳回^[13]，原因是根据扩大该法院管辖权的共和国法案第7691号的要求，该案件的管辖权已移交给市级审判法院。

在收到答辩人1996年4月20日提交的《评论》后，法院将该案件移交法院行政管理局办公室进行评估、报告和建议。在1996年8月29日提交首席大法官的备忘录中，代理法院行政官雷纳尔多·L·苏亚雷斯（Reynaldo L. Suarez）建议认定答辩人有罪，并处以停职六（6）个月，不发放工资的处分。^[14]

本案的主要争议点是，答辩人法警是否因未按照地区审判法院的命令将诉讼保全财产释放给申诉人而应承担行政责任。

答辩人法警辩称，他未将扣押财产置于其官方保管之下的行为并非非法，实际上是合理的，因为法院没有用于储存该财产的设施。根据法院的命令，该财产无法归还给申诉人占有，这不是他的过错，而是违反了在法院要求时出示该财产义务的扣押债权人的过错。他表示“愿意酌情向尊敬的法院缴纳罚款，因为他没有从中获得任何金钱利益（原文如此）。”^[15]

答辩人的辩称毫无道理。我们同意法院行政官的意见，即答辩人应承担行政责任。

本法院认为答辩人法警的扣押方式不合规，其理由完全不可接受。

《法院规则》第57条规定：

“第5条 扣押财产的方式。——执行命令的官员应毫不拖延地扣押命令所针对一方在省内的所有财产，以等待诉讼中的判决和执行，……

……

第7条 动产和不动产的扣押；记录。——执行命令的官员应以下列方式扣押财产：

……

(c)           可以手动交付的动产，在开具相应的收据后，将其收取并安全保管；

……”

显然，答辩人将客运吉普车留在债权人占有和控制之下的行为不符合上述《规则》的要求；也不符合措辞明确的地区审判法院命令。收据中注明伊格纳西奥有义务在法院要求时出示该车辆，这也不构成合规，因为它并未确立该财产实际上处于答辩人法警的在场和占有之下。答辩人未能履行其“以其身份”收取并安全保管扣押财产的义务。他不能假装不知道这项义务，因为他自己正确地引用了本法院早期的判决，该判决解释了法警在扣押中的职责，如下所示：^[16]

“……口头宣布扣押或送达扣押令状是不够的。必须实际占有并将扣押财产置于官员或代表官员的人的控制之下。（霍利斯特诉古德尔案，8 Conn., 332, 21 Am. Dec., 674；琼斯诉霍华德案，99 Ga., 451, 59 Am. St. Rep., 231。）

我们认为，……为了构成有效的扣押，执行扣押的官员必须尽可能（在情况下）实际占有所扣押的财产。他必须使自己处于（a）能够对扣押债务人的财产主张和实际执行不利于且排斥扣押债务人的支配地位的位置，并且该财产必须实际上处于他的在场和占有之下。（科尼夫诉库克案，95 Ga., 61, 51 Am. St. Rep., 55, 61。）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扣押官员不得根据他自己满意的安排，安排任何人占有该财产以进行看守，但他不能以这种方式免除其对与上述扣押有关的各方的责任。”

伊格纳西奥能够将客运吉普车转移到未知地点进一步证明，答辩人法警并未实际收取并安全保管该车辆，使其处于他的在场、占有和控制之下。

他声称地区审判法院没有任何储存设施来存放上述财产，这不能作为理由。他本可以将其存放在保税仓库中。^[17]

与答辩人法警的辩称相反，强制扣押债权人释放相关财产是不合理的，因为《法院规则》规定的适当补救措施是，财产被扣押的一方应申请解除扣押，并提交反担保。^[18] 该补救措施的效果是将扣押财产的占有权交付给提供反担保的一方。扣押债权人无权占有扣押财产，这与答辩人法警的坚持相反。

法院工作人员应牢记，他是政府机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该机构参与了神圣的司法行政任务。他的行为举止应始终受到沉重责任的约束，并且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以得体和庄重为特征。^[19]

共和国法案第6713号第4(c)条要求每位公职人员和雇员在履行和执行公务时做到公正和真诚。它要求他始终尊重他人的权利，并禁止他因其职位而给予或扩大不正当的恩惠。

法院在Chan诉Castillo案中认为：^[20]

“司法部门的每位官员或雇员都有义务毫不拖延地遵守法院的命令和程序（帕斯夸尔诉邓肯案，216 SCRA 786 [1992]），……”

将扣押财产留在扣押债权人手中是对扣押的嘲弄。这不符合签发法院的命令。当令状交到法警手中时，在没有任何相反指示的情况下，他有责任以合理的迅速和及时性进行执行，使其符合令状的要求。^[21] 他应该严格按照字面意思执行法院的命令。^[22] 如果他未能遵守，他应对程序或令状有利的一方负责。^[23]

答辩人假装为了保存扣押财产而以最大的善意行事，这很难令人相信，因为他没有理由这样做。总之，他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他为什么未能控制该动产。

通过同意伊格纳西奥的请求，答辩人法警实际上扩大了不正当的恩惠，这损害了申诉人以及司法行政的有序进行。他超越了他的权力，他的权力仅限于忠实地执行法院的命令和送达法院的程序。^[24] 他的特权并未赋予他任何酌处权来决定当事人中的哪一方有权占有扣押财产。

他努力前往卡加延省图格加劳的债权人住所以获得扣押财产的占有权，这是对扣押令状的合规行为。这一行动虽然姗姗来迟，但并未减轻他的责任。更没有免除他的处罚。

鉴于上述情况，答辩人法警被认定犯有被指控的行政责任，并被停职六（6）个月，不发放工资，并警告称，今后再次犯下相同或类似行为将受到本法院更严厉的处分。
特此裁决。

纳瓦萨首席大法官，（主席），小戴维德大法官，梅洛大法官和弗朗西斯科大法官，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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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温塞斯劳诉马德拉佐案，247 SCRA 696, 702-703, 1995年8月28日。

^[2] 卷宗，第14-15页。

^[3] 同上，第19-25页。

^[4] 同上，第103-110页。

^[5] 同上，第117-124页。

^[6] 同上，第7-13页。

^[7] 同上，第2-5页。

^[8] 卷宗，第1页。

^[9] 由赫内迪诺·P·埃杜阿尔特法官（Judge Henedino P. Eduarte）主持。

^[10] 卷宗，第83页。

^[11] 收据，卷宗，第97页。

^[12] 卷宗，第92页。

^[13] 同上，第95页。

^[14] 同上，第192页。

^[15] 评论，第5页；卷宗，第186页。

^[16] 沃克诉麦克米金案，14 Phil 668, 673, 1909年12月23日。

^[17] 塞巴斯蒂安诉瓦利诺案，224 SCRA 256, 259, 1993年7月5日。

^[18] 《法院规则》第57条第12款。

^[19] 里维拉诉卡古哈斯案，229 SCRA 145, 150, 1994年1月7日。

^[20] 238 SCRA 359, 361, 1994年11月25日。

^[21] 比利亚雷亚尔诉拉拉马案，247 SCRA 493, 501, 1995年8月23日；巴兰特斯诉奥坎波三世案，242 SCRA 327, 331, 1995年3月14日。

^[22] 埃杜阿尔特诉拉莫斯案，238 SCRA 36, 40, 1994年11月9日和温塞斯劳诉马德拉佐案，同上，第704页。

^[23] 埃利佩诉法布雷案，241 SCRA 249, 253, 1995年2月13日。

^[24] 温塞斯劳诉马德拉佐案，同上，第7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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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Supreme Court E-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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