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 Nagamura T. Moner 诉 Datu Salem P. Ampatua 案突显了菲律宾司法系统中公职人员诚信的重要性。此案生动地说明了伪造公共文件的严重性，以及最高法院对此类不诚实行为的零容忍态度。一名法院工作人员因伪造法官签名以获得参加会议的差旅费而被解雇，此案有力地警示所有公职人员，任何形式的不诚实行为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以维护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任。

法律背景

本案的核心法律问题涉及公职人员的不诚实行为和伪造公共文件。在菲律宾法律框架内，《菲律宾共和国法案第 6713 号，即公职人员和雇员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法》（Code of Conduct and Ethical Standards for Public Officials and Employees）以及《修订刑法典》（Revised Penal Code）的相关条款对此类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

《公职人员和雇员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法》旨在促进公职人员的道德行为，并维护公众对政府服务的信任。该法强调了公共服务是公共信任，公职人员必须始终对人民负责，以最大的责任感、正直、忠诚和效率为人民服务。该法案还明确禁止公职人员从事不诚实、舞弊、贪污等行为。

《修订刑法典》第 171 条详细规定了伪造公共文件的罪行，其中包括“致使在任何行为或诉讼中，某人以某种方式参与，而事实上并未参与”。 伪造公共文件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因为它损害了公共记录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破坏了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

在本案中，被告 Datu Salem P. Ampatua 的行为同时触犯了行政和刑事法律。他作为一名公职人员，其伪造签名的行为不仅构成不诚实和行为不检，也涉嫌触犯了《修订刑法典》关于伪造公共文件的规定。最高法院在本案中的判决，体现了对公职人员不诚实行为的严厉谴责，并强调了维护司法系统廉洁的重要性。

案件回顾

事件的起因是 Shari’a 巡回法院的 Interpreter I，Datu Salem P. Ampatua，被指控伪造其主管法官 Nagamura T. Moner 的签名。指控称，Ampatua 伪造了一封日期为 1996 年 4 月 8 日的信函，收件人为伊利甘市市长。这封伪造的信件旨在使人相信法官 Moner 授权 Ampatua 参加在 Pangasinan 举行的菲律宾法院雇员协会（PACE）第八届年会。

通过这份伪造的推荐信，伊利甘市市长受到误导，签发了差旅令，允许 Ampatua 从市财政局提取 2,000 比索作为差旅费。

Ampatua 在辩解中声称，他伪造签名是为了“遵守副法院行政长官 Reynaldo Suarez 发布的第 7-98 [原文如此] 号通告”，该通告授权 PACE 成员参加年会。他还声称，他曾告知法官 Moner 其参会意愿，并得到法官的口头同意，甚至法官还要求他准备申请，但由于法官很少到办公室，申请一直未被签署。因此，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Ampatua “被迫代表申诉人签署了申请，反正后者已经明显同意了”。事后，Ampatua 声称他告知了法官 Moner此事，法官并未提出异议。

然而，调查显示，Ampatua 的辩解站不住脚。地区审判法院的执行法官 Mamindiara P. Mangotara 受命对此案进行调查。她的调查报告指出，Ampatua 不仅伪造了法官的签名以获得差旅费，还伪造了法院书记员的签名，以便从最高法院的供应部门获得办公用品。

法官 Mangotara 在其报告中明确指出：

“仔细审查记录以及申诉人、其法院书记员 Nasrodin Ali 和被告的宣誓证词表明，Datu Salem P. Ampatua 犯下了伪造罪，这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

1. 1996 年 8 月 8 日，被告在致伊利甘市市长的请求信中伪造了申诉人的签名，使其看起来像是申诉人的请求信，但实际上这完全是被告自己的行为，申诉人并未参与。

2. 1996 年 12 月 6 日，被告在备忘录收据中伪造了法院书记员的签名，使其看起来像是伊利甘市 Sharia 巡回法院的法院书记员 Nasrodin Ali 请求一台打字机和两台订书机，并在最高法院供应部门收到了这些物品，而法院书记员并未参与此事。”

尽管 Ampatua 声称他的行为“没有恶意，也没有牟利意图”，并且他确实将资金用于了 PACE 会议，但调查法官认为，Ampatua 的行为构成了《修订刑法典》第 171 条第 2 款规定的伪造罪，以及菲律宾民事服务法令第 807 号总统令第 36 条规定的不诚实和不当行为。

行政法院行政主管办公室（OCA）也同意调查法官的调查结果，并建议对 Ampatua 处以解雇的处罚。最高法院最终采纳了 OCA 的建议，并进一步扩大了解雇的范围，不仅禁止 Ampatua 在任何政府所有或控制的公司重新就业，也禁止在司法系统和政府的任何其他部门、机构或部门重新就业，并剥夺其应享有的福利。

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强调：“司法系统没有不诚实人员的容身之地。庄严的司法任务理所当然地要求，那些有幸在其中服务的人员，从最高官员到最基层的雇员，都必须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他们不仅必须 компетентны 并且敬业，还必须生活和实践诚实和正直的美德。任何低于此标准的行为都会削弱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心，并且是对《宪法》第 XI 条第 1 款规定的公共职务是公共信任的背叛。”

实际意义

Moner 诉 Ampatua 案 对所有公职人员，特别是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具有深远的实际意义。此案明确传达了一个信息：不诚实行为，无论动机如何，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伪造签名、虚报开支等看似“轻微”的不当行为，也可能导致解雇和终身不得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严重后果。

对于企业和个人而言，此案强调了在与政府机构打交道时，必须坚持最高的诚信标准。任何试图通过欺诈或不诚实手段获得不正当利益的行为，都将面临法律的严惩。此外，此案也提醒公众，要对公职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并及时举报任何不当行为，以维护公共利益。

重要经验教训

• 诚信至上： 公职人员必须始终坚持诚信原则，这是维护公众信任的基石。
• 零容忍不诚实： 司法系统对任何形式的不诚实行为都持零容忍态度，即使是为了“方便”或“好意”而进行的轻微不当行为，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 程序合规： 必须严格遵守规章制度，任何试图绕过程序或伪造文件以达到目的的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
• 举报义务： 公众有义务监督公职人员的行为，并举报任何不当行为，以维护公共利益。

常见问题解答

问：伪造公共文件在菲律宾法律中属于什么罪行？

答：伪造公共文件在菲律宾《修订刑法典》中属于犯罪行为，可能面临刑事处罚。此外，对于公职人员而言，伪造公共文件也构成行政不当行为，可能导致解雇等行政处分。

问：即使没有造成实际损失，伪造公文也会受到处罚吗？

答：是的。Moner 诉 Ampatua 案 表明，即使被告声称没有造成实际损失，最高法院仍然对其处以解雇的处罚。不诚实行为本身就足以构成处罚的理由，因为这损害了公众对公职人员和司法系统的信任。

问：公职人员的哪些行为可能被视为不诚实行为？

答：不诚实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伪造文件、虚报开支、贪污公款、接受贿赂、徇私舞弊等。任何违反公职人员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为不诚实行为。

问：如果我发现公职人员有不诚实行为，应该如何举报？

答：您可以向相关政府机构，如公务员委员会（Civil Service Commission）、监察专员公署（Office of the Ombudsman）或直接向法院行政主管办公室（Office of the Court Administrator）举报。您也可以咨询律师，以获得更具体的法律建议和帮助。

问：被解雇的公职人员还能在其他政府部门工作吗？

答：Moner 诉 Ampatua 案 的判决表明，被解雇的公职人员不仅会被禁止在原部门重新就业，也可能被禁止在政府的其他部门、机构或部门，包括政府所有或控制的公司重新就业。具体的禁令范围取决于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判决。

问：如何避免类似 Moner 诉 Ampatua 案 的情况发生？

答：公职人员应加强职业道德修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杜绝任何形式的不诚实行为。政府机构应加强内部监督和管理，建立健全的举报机制，及时发现和处理不当行为。公众也应提高法律意识，积极参与监督，共同维护廉洁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

作为在该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律师事务所，ASG Law 律师事务所 深谙菲律宾法律的复杂性，并致力于维护最高的道德和诚信标准。如果您在菲律宾遇到与公职人员行为准则、不诚实行为或相关法律问题，需要专业的法律咨询和帮助，请随时通过 nihao@asglawpartners.com 联系我们，或访问我们的 联系方式 页面，与我们的法律专家团队取得联系。我们随时准备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解答您的疑问，并协助您解决法律难题。立即联系 ASG Law，让我们的专业知识成为您在菲律宾法律事务中的有力后盾。

引言

律师是社会的栋梁，肩负着维护正义和公平的重任。然而，当律师自身的行为违背道德准则时，不仅会损害其个人声誉，更会动摇公众对法律Professionals的信任。菲律宾最高法院审理的纳拉格诉纳拉格案，正是一起因律师婚外情引发的纪律处分案件。本案深刻揭示了律师的职业操守要求，以及不道德行为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

本案中，妻子朱丽叶·纳拉格指控其律师丈夫多米纳多·纳拉格与一名女学生发生婚外情，并遗弃家庭。最高法院最终判决对纳拉格律师处以吊销律师资格的处分。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律师的婚外情行为是否构成不道德行为，并足以导致吊销律师资格？

法律背景

在菲律宾，律师的职业操守受到《律师职业责任准则》的严格约束。该准则明确规定，律师应始终保持良好的道德品格，不得从事不合法、不诚实、不道德或欺诈的行为。具体而言，规则 1.01 规定：“律师不得从事不合法、不诚实、不道德或欺诈的行为。” 规则 7.03 进一步指出：“律师不得从事有损其执业能力的 conduct，无论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都不应有 scandal 的行为，以损害法律Professionals的声誉。”

良好道德品格不仅是成为律师的先决条件，更是律师持续执业的必要条件。《菲律宾法院规则》第 138 条第 2 款明确规定，律师申请人必须“品行端正”。这意味着，律师不仅要遵守法律，更要坚守道德底线，其行为举止必须符合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

最高法院在过往判例中多次强调律师的道德义务。例如，在 Barrientos vs. Daarol 案中，法院指出：“作为法院官员，律师不仅实际上必须品行端正，而且必须被视为品行端正，并以符合社会最高道德标准的方式生活。更具体地说，律师和法院官员不仅需要避免通奸关系或包养情妇，而且还必须规范自己的行为，避免因造成其 public 认为他蔑视这些道德标准的印象而 scandalized。”

“不道德行为”被定义为“如此任性、公然或无耻，以至于表明对善良和可敬的社会成员的意见漠不关心”的行为。 这种行为不仅必须是不道德的，而且必须是“严重不道德的”，即“如此腐败以至于构成犯罪行为，或如此不道德以至于应受到高度谴责，或在如此 scandal 或令人反感的环境下 committed，以至于 shock 了 common sense of decency。”

本案的关键在于，纳拉格律师的婚外情行为是否构成“严重不道德行为”，并违反了《律师职业责任准则》和《法院规则》的相关规定。

案件经过

本案的 complainant 是朱丽叶·纳拉格，她于 1989 年向最高法院投诉，指控其律师丈夫多米纳多·纳拉格犯有不道德行为，违反了律师职业道德规范。朱丽叶指控纳拉格律师利用其教师和地方官员的身份，勾引一名 17 岁的女学生吉娜·埃斯皮塔，并与之保持不正当关系，最终遗弃家庭与埃斯皮塔同居。

案件最初被提交给菲律宾律师协会 (IBP) 进行调查。朱丽叶曾一度撤回投诉，声称之前的指控是捏造的。然而，不久之后，朱丽叶及其七个子女再次联名致信最高法院，重新提起 disbarment 诉讼，并解释之前的撤诉是由于丈夫的威胁。

在 IBP 的调查过程中，朱丽叶提供了多项证据，包括证人证词和纳拉格律师写给埃斯皮塔的情书。证人包括埃斯皮塔的兄弟查理·埃斯皮塔，他证实纳拉格律师与他的妹妹同居并育有两个孩子；邻居比恩韦尼多·尤金尼奥，他证实纳拉格律师居住在埃斯皮塔家中；以及纳拉格律师的子女，他们描述了父亲遗弃家庭对他们造成的伤害。

纳拉格律师极力否认指控，声称与埃斯皮塔之间不存在不正当关系，并指责妻子出于嫉妒捏造事实。他还试图通过提供大量文件和证人证词来证明妻子的“暴力”和“嫉妒”倾向，但这些证据并未能推翻 complainant 提供的有力证据。

IBP 的调查专员建议对纳拉格律师处以无限期停职处分。IBP 理事会最初采纳了这一建议，但随后在朱丽叶的进一步申诉下，最终建议对纳拉格律师处以 disbarment 处分。最高法院最终审查了案件记录和证据，并认同 IBP 的 disbarment 建议。

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引用了证人查理·埃斯皮塔的证词：“问：证人先生，你认识纳拉格律师吗？答：是的，法官大人，他是我的妹妹吉娜·埃斯皮塔的同居伴侣。问：如果纳拉格律师在这里，你能指认他吗？答：是的，先生。（证人指向 respondent 纳拉格律师）问：你为什么认识纳拉格律师？律师纳拉格：已经回答了。他说我是同居伴侣。继续直接询问：答：因为他是我的妹妹的同居伴侣，他们现在像夫妻一样生活在一起，而且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奥雷尔·多米尼克和凯尔·多米纳多。”

此外，最高法院还考虑了纳拉格律师写给埃斯皮塔的情书，这些情书进一步证实了两人之间的不正当关系。法院认为，尽管纳拉格律师否认了婚外情，但他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来反驳 complainant 提供的证据，也未能亲自出庭作证并接受交叉询问。

判决的实践意义

纳拉格诉纳拉格案的判决再次强调了律师职业的崇高性和律师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律师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项公共 trust。公众对律师的信任是建立在律师的专业能力和道德操守之上的。任何有损律师道德形象的行为，都将损害公众对法律体系的信心。

本案判决明确指出，婚外情等不道德行为，即使发生在律师的私人生活中，也可能对其职业生涯产生重大影响。律师的道德义务不仅限于执业领域，也延伸至私人生活领域。律师的个人行为必须符合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不得有 scandal 的行为，以免损害法律Professionals的声誉。

对于律师Professionals而言，本案的教训是深刻的。律师应时刻警醒，严于律己，不仅要精通法律，更要坚守道德底线。任何不道德行为都可能导致严重的职业后果，甚至被吊销律师资格。律师应珍视自己的职业声誉，维护法律Professionals的尊严，做一个合格的法律Professionals。

关键教训

• 律师的道德操守至关重要，不仅是执业的先决条件，也是持续执业的必要条件。
• 婚外情等不道德行为可能构成“严重不道德行为”，足以导致吊销律师资格。
• 律师的道德义务延伸至私人生活领域，律师的个人行为必须符合社会道德标准。
• 律师应严于律己，珍视职业声誉，维护法律Professionals的尊严。

常见问题解答

问：律师的哪些行为可能被视为不道德行为？

答：不道德行为的范围很广，包括但不限于：婚外情、通奸、欺诈、盗窃、贪污、伪证、妨碍司法公正等。任何违反法律或社会公认道德标准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为不道德行为。

问：律师的私人生活与职业操守有何关系？

答：律师的职业操守不仅限于执业领域，也延伸至私人生活领域。律师的个人行为必须符合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不得有 scandal 的行为，以免损害法律Professionals的声誉。公众对律师的信任是建立在律师的整体道德形象之上的。

问：如果律师被指控不道德行为，会面临哪些处分？

答：律师被指控不道德行为，可能面临的处分包括：警告、谴责、停职和吊销律师资格。处分的严重程度取决于不道德行为的性质、情节和造成的后果。

问：本案中，最高法院为何判决吊销纳拉格律师的资格？

答：最高法院认为，纳拉格律师的婚外情行为构成“严重不道德行为”，违反了《律师职业责任准则》和《法院规则》的相关规定。此外，纳拉格律师在调查过程中未能充分配合，也未能提供有力证据反驳 complainant 的指控。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最高法院最终判决吊销纳拉格律师的资格。

问：律师如何避免因不道德行为受到处分？

答：律师应时刻保持高度的道德自觉，严于律己，遵守法律法规和律师职业道德规范。在执业和私人生活中，都应力求做到言行一致，品行端正，维护法律Professionals的良好形象。如遇到道德困境，应及时寻求法律Professionals协会或资深同行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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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起行政案件中，描丹省卡拉佩市初审法院法官比尼维尼多·M·雷博苏拉被指控犯有严重不当行为，原因是他过度拖延案件处理，并多次伪造其服务证明和季度报告以隐瞒事实。

1994年4月4日，最高法院收到米格尔·阿巴尔克斯的投诉信，要求对描丹省卡拉佩市初审法院法官比尼维尼多·M·雷博苏拉涉嫌未遵守90天强制期限解决待决案件的行为进行调查。该案被立案为行政案件第MTJ-94-986号。^[1]

1995年3月3日，法院收到另一封投诉信，日期为1995年2月21日，来自一位据称年迈贫困的妇女安妮西塔·塔尔，声称她去法庭询问已待决10年的刑事案件第871号的进展情况时，受到法官的恶劣对待。投诉人谴责法官的傲慢和案件处理的无理拖延。该案被立案为行政案件第MTJ-95-1069号。^[2]

最终，在1995年6月6日，法院行政管理局对法官提出正式申诉，立案为行政案件第MTJ-95-1052号，指控他犯有：（1）严重效率低下，自1981年以来，其法庭有超过67起案件在超过90天后仍未判决；以及（2）伪造1994年6月30日季度案件报告，使其看起来没有提交待决的案件。^[3]

上述行政案件根据我们1995年11月15日的决议被命令合并审理。^[4] 此后，对法官法庭所有待决案件进行了两次单独的审计和实物清点。第一次审计由描丹省地区审判法院执行法官安东尼奥·包蒂斯塔处理，根据我们1994年10月24日的决议，^[5] 第二次审计由法院行政管理局的司法审计小组处理，由律师尼坎德罗·克鲁兹领导。

执行法官包蒂斯塔报告称，截至1994年11月19日，法官有48起待决案件（45起刑事案件和3起民事案件）和24起已提交判决但未在规定的90天期限内解决的案件（23起刑事案件和1起民事案件）。法官在这些案件中的拖延或不作为行为，从提交判决之日起，时间跨度从1年以上到近11年不等。^[6]

司法审计小组在其报告中基本证实了上述数据和报告，报告中指出：

“4. 卡拉佩市初审法院。– 由法官比尼维尼多·M·雷博苏拉主持，截至1995年2月28日，该法院共有60起案件（38起刑事案件和22起民事案件），其中23起刑事案件和1起民事案件已提交判决。

刑事案件

法官雷博苏拉提交判决的所有23起刑事案件均未在90天的法定期限内判决，最早的案件提交于1983年8月31日，最新的案件提交于1993年9月30日（请参阅附件“D”）。这些案件均由他完全审理，但刑事案件第2701号（人民诉阿西鲁姆案）除外，他部分审理了该案，并于1985年10月13日提交判决（记录# 1，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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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案件

关于22起待决民事案件，只有案件第169号（库贝罗诉巴拉达案，关于索要金钱），由法官雷博苏拉于1984年12月6日提交判决。”^[7]

在其1995年8月25日的评论中，法官辩称，在审计小组对其办公室案件进行审计时，他只有24起案件提交判决，而不是阿巴尔克斯先生投诉中声称的67起。他试图解释其中一些案件的拖延原因如下：

“1. a. 人民诉阿西鲁姆案 = 当他根据所有下级法院的重组就任卡拉佩市初审法院法官时，此案仍在待决。当时的私人投诉人是卡拉佩市市长，律师伊西德罗·R·雷杜拉。在该案审判后，投诉人口头告诉下署人，他对他的案件不再感兴趣，并要求暂时搁置该案，因为他打算就此事提交必要的诉状。自那时起至今，他一直没有提交任何诉状；

b. 人民诉尧案 = 特此承认，下署人不知情且非故意地未能解决/判决该案，原因是双方当事人从未提交任何诉状，要求尽快处理该案（原文如此）。可以回忆起，在该案审判后不久，下署人被指定为洛昂市初审法院代理法官，直到1986年，原因是该法院的主审法官退休；此后在1989年，由于主审法官塞缪尔·印迪诺法官去世，他再次被指定为同一法院的代理初审法院法官。在那些年/期间，下署人不得不分配他每周的办公时间，考虑到洛昂市法院毗邻卡拉佩市法院；

c. 人民诉卡尼萨雷斯案 = 此案仅为恶意损害罪，标的物（原文如此）是当事方土地边界以外建造的竹篱笆，他们都是共同继承人。在该案审理期间，法院进行了现场勘验，并在当事方和律师（原文如此）在场的情况下，说服他们对土地进行测量，以确定实际边界。此后，建议当事方将测量结果告知法院。迄今为止，法院尚未收到任何信息。

d. 人民诉马格拉胡斯案 = 与其他案件一样，下署人承认他未能解决该案，如本文指控的那样。在这方面，他恳请适当考虑他已提交的答复，并在此衷心重申。下署人谦卑而衷心地祈求人道（原文如此）考虑。”^[8]

关于其余案件，他声称“当案件只是像现在这些案件一样简单的案件时，这一直是他的弱点，他似乎经常忘记它们，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认真对待别人带给他解决的问题。”^[9] 这是一种回避性的解释，近乎牵强附会或异想天开。

关于伪造截至1994年6月30日季度报告的指控，其中表明他没有待决的待判决案件，法官解释说，这个错误是他的法院书记员无意中犯下的。他声称，他通常将月度报告的准备工作委托给法院书记员，因为他完全信任她。他浮夸地坚持认为，在他的私人生活以及他在政府部门35年的服务中，他“始终强烈而公开地倡导公众对所有人，无论其地位如何，都要诚实和真诚。”^[10]

然后，他继续提交，他的法院书记员所犯的错误绝非意在误导任何人，他对这个错误一无所知。他附上了自1978年7月1日他上任卡拉佩市初审法院以来，截至1995年8月30日，他法院立案和判决的所有案件的实物清点结果，并附有他的相应备注。他解释说，他提交这些是为了纠正他以前的月度报告中可能存在的任何诚实的错误。

法官提到的初审法院二级书记员罗西塔·D·阿米佐拉提交了她的解释，称她错误地将“季度末已提交判决但未判决的案件”理解为“1994年4月至6月季度提交判决的案件”。基于这种牵强的解释，以及她假定的在截至1994年6月的季度没有案件提交的知识，她报告为“无”。因此，她为自己的错误道歉，并正在提交该季度的正确报告。^[11]

关于塔尔女士的投诉，法官1995年4月19日的评论否认了她在投诉中的指控，辩称尽管投诉人“出言不逊、伤人”，但他一直“非常宽容”，尽管他已告知她案件拖延判决的原因。然而，他承认刑事案件第871号是他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判决的案件之一，法院正是为此派遣审计小组进行案件清点。^[12]

在我们1996年8月28日的决议中，我们将上述合并案件转交法院行政管理局（OCA）进行评估、报告和建议。^[13]

在1996年10月17日的备忘录报告中，法院行政管理局发现，多年来，法官在他的每月服务证明中表明，所有提交给他的案件和动议均已在提交之日起90天内判决或解决，因此，他一直在相应地领取工资。^[14] 因此，在1996年11月27日，我们发布决议，要求法官在收到通知后10天内，就他准备和提交服务证明的情况，以及其正当性和正确性，作出评论并提供理由或解释。^[15]

为遵守上述决议，法官给出了以下解释，尽管带有他典型的冗长陈词，内容如下：

“2. 自那时以来，他所有服务证明的准备工作都委托给他的法院书记员，考虑到官方表格（新司法表格第86号）已经准备好或打印好供下署人签字，并且没有阅读打印的要求，因此，在他1995年提交给最高法院的服务证明以及之前的年份中，如果所述要求没有得到遵守，所述不遵守行为是出于善意，没有任何恶意和恶意，因为他坚信任何性质的错误（原文如此）/违规行为都无法隐藏——因为真相总会水落石出；任何错误、失误和错误（原文如此）都无法通过另一个错误、失误和错误（原文如此）来弥补或纠正。”^[16]

在1997年9月2日的补充备忘录中，法院行政管理局认定法官犯有严重效率低下罪，因为他未在90天期限内判决24起提交判决的案件。尽管如此，建议为了公平和同情，应“指示法官提交辞呈（强制）”，免除其休假积分和退休福利，但应对其在判决相关案件中的不正当拖延和疏忽处以相当于3个月工资的罚款。^[17]

这三起行政案件的记录，加上法官的明确承认和牵强的解释，证实了他不仅玩忽职守，而且多年来一直使用伪造的证明，以便通过隐瞒他未履行所需服务的事实来持续领取工资。因此，我们不同意法院行政管理局的评论，即这种持续的行政和刑事违规行为仅仅是“表明法官在签署证明时粗心大意，甚至没有浏览（原文如此）或研究其内容”，或者这些行为应仅被视为包含在他被指控的效率低下罪中。顺便说一句，伪造可以通过疏忽构成。

法官有24起案件提交判决的时间远远超过了90天的强制期限。事实上，其中一些案件已提交并待决超过10年。^[18] 尽管法官轻易承认了这些事实，但他未能为拖延提供有效且合理的理由。

此外，更令人气愤的是他漫不经心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法官至今未遵守我们1995年11月15日的决议，该决议要求他在收到通知后30天内判决刑事案件第871号、第1028号和第1024号，并向法院提交合规证明。^[19] 我们在1996年3月4日的决议中重申了这一点，^[20] 但尽管如此，记录中没有任何内容表明他已遵守。

法官的行为，莫名其妙地拖延了如此多案件的处置，且时间长得令人难以置信，以及他在履行司法职责方面的懈怠行为，正如他轻率的理由所表明的那样，是不能容忍的。^[21] 经本院统计部门核实，他的案件量是可控的。

事实上，法院行政管理局于1997年9月2日提交的备忘录指出：

“我们很容易看到，卡拉佩市初审法院的案件量非常可控，没有明显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法官无法应付其工作量。他声称还处理其他事务，例如为寻求他建议的其他人提供咨询，但这不应妨碍他的司法职能，司法职能应优先考虑，因为它涉及正义的伸张。这符合《法官行为准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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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讨论中，很明显，最近，法官表现出似乎无法应付其司法职能，尽管其法院的案件量极少和/或可控。这导致了司法公正的不当拖延。此外，考虑到所涉案件中有23起是刑事案件，这明显违反了《宪法》第三条第16节规定的被告人获得迅速审判的宪法权利，等等。”^[22] （重点强调）。

我们一直裁定，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判决案件是不可原谅的，构成严重效率低下。^[23] 《司法法院准则》告诫所有法官及时处理法院事务，并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判决案件。^[24] 他们被要求忠于法律，保持专业能力。^[25]

法官必须在案件提交判决之日起不超过90天内作出判决。法官应及时处理法院事务，并在《宪法》规定的期限内判决案件，即自提交最后一份诉状、辩论状或备忘录之日起3个月内。未遵守上述规则构成对违约法官进行行政处罚的理由，^[26] 除非对其未遵守行为有充分的理由。

本院一直向法官强调，需要及时和迅速地判决案件，其原则是迟来的正义非正义。^[27] 拖延案件的处置会削弱人民对司法的信念和信心，降低司法标准，并使其声誉扫地。^[28]

法官还犯有提交虚假服务证明和提交或导致提交虚假月度报告给统计部门的罪行。他不能躲在据称是他的法院书记员的错误或效率低下背后。^[29] 适当和高效的法院管理是法官的责任。他是直接负责妥善履行其公务职能的人。^[30]

伪造其月度服务证明的法官违反了《法官行为准则》第3.09条规则，该规则要求法官始终遵守高标准的公共服务和忠诚。^[31] 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判决案件并继续领取工资的法官，因为他证明他没有待决事项需要解决，这侵犯了诉讼当事人获得迅速处理其案件的宪法权利。^[32] 服务证明不仅仅是获得工资的手段，也是法院履行宪法义务，即人民有权迅速处理案件的工具。^[33]

关于法官据称虐待投诉人安妮西塔·塔尔，法院行政管理局的报告结论是，“这仅仅是误解的结果。由于投诉人已经年迈且相当坚持，当她敦促法官对该事项采取行动时，她一定激怒了法官。对于投诉人塔尔而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后者跟进的刑事案件已经待决很长时间了。”^[34]

特此提醒法官，以及所有法官，他们应始终保持礼貌和文明。^[35] 法官应温和、耐心和礼貌。^[36] 在与律师、诉讼当事人或证人交谈时，法官应避免使用争议性的语气^[37] 或产生敌意的语气。他应体谅证人和法庭上的其他人。^[38]

考虑到本案中存在极其严重的渎职和不当行为，特别是考虑到因司法疏忽而被放弃的案件数量和性质，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使他们多年来一直处于悬而未决和不确定的状态，我们不倾向于给予法官任何程度的减轻处罚。法官在司法部门工作了25年的事实并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他的责任，因为凭借如此长时间的法院行政工作经验，他不能假装不知道其行为的非法性。简而言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不知道自己没有判决如此多的案件，并且他应该及时这样做才能领取工资。

他没有因任何其他不明智的行为受到惩罚，也没有其他待决的行政申诉针对他，这不能抵消他多年来的严重不当行为。毕竟，人们期望他能像法律人士和正义的执行者那样约束自己，他不能以他所谓的以前无可挑剔的记录来抵消哪怕是一次巨大的失败的严重性。事实是，他不能真正声称自己有过清白的过去记录，因为正如已经解释的那样，多年来他一直在秘密地实施最近被揭露并成为当前对他提出的指控的一系列行为。

人们敏锐地指出，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初审法院很可能是一审和终审法院。这个法院向他展示了他对法律体系的唯一看法，其主审法官是正义执行者的唯一化身，而他的案件是如何保护和无视权利的例子。这种情况在全国范围内重演，我们不能允许司法部门的错误印象因那些在其前沿阵地工作的人的缺点而产生。

因此，特此驳回法官比尼维尼多·M·雷博苏拉的服务，并没收所有退休福利，包括累积的休假积分，并不得再受雇于包括政府所有或控制的公司在内的任何政府部门。法官应立即停止和终止履行与其职务相关的任何公务行为或职能，一旦向其送达本判决。

特此裁定。

纳瓦萨首席大法官，雷加拉多，达维德，小，罗梅罗，贝洛西洛，梅洛，普诺，维图格，卡普南，门多萨，弗朗西斯科，潘加尼班，和马丁内斯，法官，均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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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卷宗，行政案件第MTJ-94-986号，40页。^[2] 卷宗，行政案件第MTJ-94-986号，40页^[3] 卷宗，行政案件第MTJ-95-1052号，1-2页。^[4] 同上，同上，4页。^[5] 卷宗，行政案件第MTJ-94-986号，44-46页。^[6] 同上，同上，66-73页。^[7] 卷宗，行政案件第MTJ-95-1069号，21-22页。^[8] 卷宗，行政案件第MTJ-95-1052号，6-7页。^[9] 同上，同上，7页。^[10] 同上。^[11] 卷宗，行政案件第MTJ-94-986号，58页。^[12] 卷宗，行政案件第MTJ-95-1069号，2-3页。^[13] 卷宗，行政案件第MTJ-95-1052号，133页。^[14] 同上，同上，133A页。^[15] 同上。，同上，134页。^[16] 同上。，同上，136-137页。^[17] 卷宗，行政案件第MTJ-95-1069号，46-51页。^[18] 卷宗，行政案件第MTJ-95-1069号，46-51页。^[19] 卷宗，行政案件第MTJ-94-986号，29页。^[20] 同上，同上，132页。^[21] Ubarra诉Tecson案，行政案件第R-4-RTJ号，1985年1月17日，134 SCRA 4； Cruz诉Basa案，行政案件第MTJ-91-598号，1993年2月9日，218 SCRA 551。^[22] 卷宗，行政案件第MTJ-95-1069号，49页。^[23] 关于法官何塞·F·马达拉案，行政案件第2351-CFI号，1981年4月27日，104 SCRA 245； Longboan诉法官Polig案，行政案件第R-704-RTJ号，1990年6月14日，186 SCRA 557； Sabado诉Cajigal案，行政案件第RTJ-91-666号，1993年3月12日，219 SCRA 800。^[24] 规范3，规则3.05。^[25] 同上，规则3.01。^[26] Alfonso-Cortes诉Maglalang案，行政案件第RTJ-88-170号，1993年11月8日，227 SCRA 482； Mappala诉Nuñez案，等等，行政案件第RTJ-94-1208号，1995年1月26日，240 SCRA 600。^[27] 参见Bendesula诉Laya案，等等，行政案件第144-CFI号，1974年7月18日，58 SCRA 16； Castro诉Malazo案，行政案件第1237-CAR号，1980年8月21日，99 SCRA 164。^[28] 关于八打雁省巴拉延市第11分庭地区审判法院案件审计和清点报告，行政案件第93-11-1311-RTC号，1994年7月26日，234 SCRA 502； 关于法官路易斯·B·贝洛，小案，行政案件第95-3-89-RTC号，1995年8月23日，247 SCRA 519。^[29] 参见Nidua诉Lazaro案，等等，行政案件第R-465-MTJ号及其同案，1989年6月29日，174 SCRA 581； 另见Yu诉Consolacion-Serrano案，行政案件第1059-MJ号，1982年4月12日，113 SCRA 450。^[30] Agcaoili诉Ramos案，等等，行政案件第MTJ-92-6-251号，1994年2月7日，229 SCRA 705。^[31] 关于卡布雷多四世法官，MTCC，第2分庭，那牙市的信函解释，1993年3月18日，全体会议，会议纪要决议。^[32] Magdamo诉Pahimulin案，行政案件第662-MJ号，1976年9月30日，73 SCRA 110； Lambino诉法官de Vera案，行政案件第MTJ-94-1017号，1997年7月7日。^[33] Sabitsana，小诉Villamor案，等等，RTJ第90-474号，1991年10月4日，202 SCRA 435。^[34] 卷宗，行政案件第MTJ-95-1069号，48页。^[35] Retuya诉Equipilag案，行政案件第1431-MJ号，1979年7月16日，91 SCRA 416。^[36] Delgra，小诉Gonzales案，等等，L-24981，1970年1月30日，31 SCRA 237。^[37] 规范14，《司法伦理规范》。^[38] 规范9，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