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1 Phil. 72; 94 OG No. 17, 2974 (April 27, 1998)
第三庭
[ G.R. No. 105760, 1997年7月7日 ]
菲律宾国家银行,请愿人, 诉 上诉法院, 加潘,新怡诗夏地方法院第34分庭尊敬的法官,以及尼尔德方索·蒙塔诺, 答辩人。
判 决
弗朗西斯科法官:
事实如下,摘自当事方的诉状:
1978年,夫妇克里桑托·德拉·克鲁兹和佩皮塔·蒙塔诺将两块土地抵押给请愿人菲律宾国家银行,以获得24,000比索(P24,000.00)的贷款。上述土地由所有权证书编号NT-117562涵盖,更具体地描述为:
1. Cabiao地籍的Lot 614-F,Psd 36331,面积为3,869平方米,以及
2. Cabiao地籍的Lot 614-H,Psd 36331,面积为4,078平方米。
1984年10月12日,请愿人菲律宾国家银行以法外程序取消了抵押品赎回权,并且是公开拍卖中唯一的竞标者。因此,在同一天,向菲律宾国家银行签发了关于上述地块的销售证书;此事实随后于1984年11月28日在TCT No. NT-117562上进行了批注。
1986年9月24日,请愿人菲律宾国家银行向加潘,新怡诗夏地方法院第34分庭提交了一份占有令签发请愿书,声称由于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拍卖,其中其购买了标的财产,并且由于抵押人(夫妇克里桑托·德拉·克鲁兹和佩皮塔·蒙塔诺)未能在一年内赎回该财产,它已成为该财产的绝对所有者,并有权获得占有令。地方法院批准了上述请愿书,并于1986年11月20日签发了所请求的令状。
在令状执行之前,本案私人答辩人蒙塔诺于1986年12月9日提交了解除占有令的动议,声称(1)早在1972年之前,他就被土地的前所有者指定为标的财产的佃户;(2)这两块土地是加潘,新怡诗夏地方法院第36分庭CAR Case No. 2387的主题事项,他于1983年1月18日对夫妇克里桑托·德拉·克鲁兹和佩皮塔·蒙塔诺提起诉讼;(3)在标的土地被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后,他的(蒙塔诺的)律师写信给菲律宾国家银行,告知抵押人与私人答辩人之间作为土地佃户的未决案件;(4)以菲律宾国家银行的名义签发上述令状将对他造成严重的不公正,并侵犯他在总统令第27号、总统令第36号、总统令第583号以及其他关于土地改革的法律和法律文书下的权利;(5)他获得了Cabiao-San Isidro土地改革小组第03-04-028号的证明,证明他是标的土地保有权的农业承租人,并获得了另一份证明,证明他是Samahang Nayon的活跃成员;并且(6)根据“Clapano诉Gapultos”(132 SCRA 429)的裁决,除非第三方实际持有对判决债务人不利的财产,否则财产的占有权将给予法外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购买者,他应被视为“第三人”。
听证后,地方法院在1990年8月28日的命令中批准了私人答辩人蒙塔诺解除占有令的动议。请愿人菲律宾国家银行就上述命令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但根据1990年11月7日的决议,该案被移交上诉法院。
1991年9月13日,上诉法院作出有利于请愿人菲律宾国家银行的判决。然而,在私人答辩人蒙塔诺的动议下,该法院推翻了其自身,于1993年6月3日发布决议,重新考虑其判决并确认地方法院1990年8月28日解除占有令的命令。因此,提出了本调卷令复审请愿,其中请愿人菲律宾国家银行声称上诉法院的判决不符合法律和判例,辩称:
“一、上诉法院错误地裁定,菲律宾国家银行对土地的占有令的权利为时过早,因为菲律宾国家银行作为止赎拍卖的买方,尚未巩固其对土地的所有权,而所有权本可以赋予其绝对所有权和占有权。在抵押人未赎回的情况下,从1984年11月12日销售证书注册到1992年6月12日上诉法院决议受到质疑,已经过去了近八(8)年。所有权的巩固不是菲律宾国家银行作为《民法典》第428条和第429条、《共和国法》第3135号修正案以及总统令第385号下的所有者获得令状权利的先决条件。法院有义务在赎回期内和赎回期后将菲律宾国家银行置于土地的占有之下。
二、上诉法院错误地裁定,1991年7月23日在农业诉讼(加潘地方法院第36分庭,民事案件编号2387,仅由蒙塔诺对克里桑托·德拉·克鲁兹和佩皮塔·蒙塔诺提起)中的后续判决对菲律宾国家银行产生了不利影响,因为在文件编号0058(加潘地方法院第34分庭)的程序中,这是本上诉案件的前身,在1986年12月15日蒙塔诺的干预下,程序变得对抗,因为在该日期,菲律宾国家银行不能再忽视蒙塔诺对土地的实际占有,并且由于菲律宾国家银行实际知晓蒙塔诺的占有已被上述判决宣布为合法和正当,等同于注册。由于菲律宾国家银行以真诚和有偿的方式依赖于TCT编号NT-117562,因此菲律宾国家银行对土地的权利是无可争议的。蒙塔诺的租佃主张未出现在所有权证书上,菲律宾国家银行在1978年进行的实地考察中也未以其他方式知悉,并且因懈怠、疏忽和禁止反言而被禁止。尽管知道土地已被抵押并出售给菲律宾国家银行,但蒙塔诺方便地未能将银行列为农业诉讼的被告;菲律宾国家银行不受上述诉讼判决的约束;如果事实上他是一位合法的租户,他的权利可以在适当的程序中得到充分的讨论。蒙塔诺在土地上的停留是非法的,他很难成为“持有对抵押人不利财产的第三人”。
三、上诉法院错误地剥夺了菲律宾国家银行作为所有者取得土地占有权的权利,并且实际上违反了《宪法》对财产权的保障(1987年《宪法》第三条第一款)出售土地的权利。《上诉法院》引用的1987年《宪法》的社会公正条款不适用。”
另一方面,私人答辩人蒙塔诺在其评论中辩称,即使是请愿人菲律宾国家银行引用的判例也表明,占有令只有在所有权确认后(F. David Enterprises诉Insular Bank,191 SCRA 516;GSIS诉上诉法院,145 SCRA 341)或在赎回期内,如果已提交适当的动议,债券获得批准,并且没有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才能签发(Banco Filipino Savings and Mortgage Bank诉IAC,142 SCRA 46;PNB诉Midpantao Adil,118 SCRA 110)。他还承认请愿人菲律宾国家银行是标的土地的所有者,但声称他(蒙塔诺)仍然是土地保有权的合法占有者,现有法律已赋予他租户的任期保障。
后来,在其对私人答辩人蒙塔诺评论的回复中,请愿人菲律宾国家银行表示,它已巩固其对土地的所有权,并且已以其名义签发了新的所有权证书。因此,过早的缺陷已被纠正,并且不存在对其有利的占有令签发的障碍。
我们认为该请愿缺乏法律依据。
即使请愿人菲律宾国家银行对标的财产的所有权已得到巩固或确认,它仍然无权获得占有令,因为占有令只能在不动产抵押的法外取消抵押品赎回权中签发,前提是债务人占有该财产且没有第三方介入。[1] 显然,本案缺乏这样的必要条件,因为已确定私人答辩人蒙塔诺一直占有该土地保有权并最终被裁定为该土地保有权的佃户。
请愿人菲律宾国家银行也错误地认为,农业案件中的判决正在对其强制执行,因此辩称,由于它未被列为农业诉讼的当事方,因此其中的判决不能影响请愿人菲律宾国家银行。上诉法院仅表示,“CAR案件判决的作出是一个后续事件,证明尼尔德方索·蒙塔诺确实是土地保有权的佃户。” 没有任何声明表明CAR判决是否对请愿人菲律宾国家银行具有约束力,而仅仅是将上述CAR判决视为支持私人答辩人蒙塔诺关于他是标的土地保有权佃户的主张的证据。
此外,即使请愿人菲律宾国家银行未被列为农业诉讼的被告,法院规则第39条第49款(b)项规定,关于其中直接判决的事项,判决在当事方及其在诉讼开始后获得所有权的利益继承人之间具有结论性。抵押品仅在1984年10月12日被法外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有利于请愿人的销售证书于同一天签发,并于1984年11月28日注册,而农业案件于1983年1月18日提起,早于扣押;因此,请愿人在诉讼开始后获得了标的财产的所有权。因此,农业诉讼的判决对请愿人菲律宾国家银行具有结论性。
请愿人菲律宾国家银行进一步坚持认为,作为财产的绝对所有者,根据《新民法典》第428条和第429条,它有权占有和处置财产。然而,其引用的这些条款表明,所有权的行使受到法律可能施加的限制。在本案中,《租佃法》和总统令第27号对请愿人菲律宾国家银行行使所有权施加了限制。本院在“Tanpingco诉IAC”案[2]的判决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讨论,我们在该判决中认为:
“根据《民法典》第428条,所有者有权处置某物,但须遵守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因此,作为所有权的附带事件,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土地所有者捐赠其对土地的裸所有权。但是,新所有者必须尊重租户的权利。《共和国法》第3844号修正案(《菲律宾土地改革法典》)第7条赋予农业承租人在租赁关系建立后在土地保有权上工作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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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任期保障是对农业承租人的法律让步,他们像重视生命一样重视任期保障,剥夺他们的土地保有权等同于剥夺他们唯一的生计手段。此外,根据同一法案第10条,法律明确规定,租赁关系不会因土地保有权的转让或法律占有权的转移而终止。”(重点强调)
本原则已在“Endaya诉上诉法院”案[3]中得到重申,本院在该案中进一步认为,农业承租人的权利可对受让人或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继承人强制执行。因此,作为标的土地的经裁定的合法租户,私人答辩人蒙塔诺可以对请愿人菲律宾国家银行强制执行其占有权,请愿人菲律宾国家银行关于私人答辩人蒙塔诺非法占有该财产的论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请愿人菲律宾国家银行可能不会以辩护方式辩称其对土地的权利优先于私人答辩人蒙塔诺对标的财产的主张,因为农业租赁未在所有权证书上批注,因此,它以善意方式处理了这些财产。即使租佃事实未反映在所有权证书上,请愿人菲律宾国家银行也承认,在他们同意抵押之前,曾对土地保有权进行了实地考察,在此期间,请愿人菲律宾国家银行的信贷调查员已经发现私人答辩人蒙塔诺居住在该土地上,甚至采访了后者。在回答上述调查员提出的问题时,私人答辩人蒙塔诺据称表示,他被允许居住在标的财产上,是因为他被从他过去耕种的相邻地块中驱逐出去。该土地是农业用地,考虑到大约在1978年进行的实地考察,当时总统令第27号已经生效一段时间,请愿人菲律宾国家银行应该对土地已被出租产生怀疑,因为土地上存在除抵押人以外的农民。因此,不可否认的是,请愿人菲律宾国家银行因实际知悉另一人占有该土地而被告知,无论私人答辩人蒙塔诺占有该财产的既定原因可能是什么。
此外,作为公开拍卖的购买者,请愿人菲律宾国家银行仅被替代,并获得了判决债务人或抵押人在扣押时对财产的权利、所有权、权益和索赔。[4] 在本案中,抵押人(夫妇克里桑托·德拉·克鲁兹和佩皮塔·蒙塔诺)在扣押时剩余的唯一权利是根据总统令第27号的规定,为其拥有的土地获得合理价格的权利。这是请愿人菲律宾国家银行作为土地新的绝对所有者获得的唯一权利。
综上所述,显然请愿人菲律宾国家银行无权获得占有令,因为法律已将标的土地的占有权授予私人答辩人蒙塔诺,作为标的土地保有权的佃户。
因此,考虑到以上前提,特此判决驳回请愿。费用由请愿人承担。
特此裁定。
纳瓦萨首席大法官,(主席),梅洛法官和潘加尼班法官, 同意。
达维德法官, 未参与审议;休病假。
[1] Gatchalian诉Arlegui,L-41360,1997年2月17日。
[2] G.R. No. 76225,207 SCRA 652(1992年)。
[3] G.R. No. 88113,215 SCRA 109(1992年)。
[4] 法院规则第39条第35款。
来源:最高法院电子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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