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强奸案中的共谋责任：法律原则与实际影响

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v. Leopoldo Viñas y Maniego and Maricel Torres y Gonzales, G.R. No. 234514, April 28, 2021

在菲律宾，强奸案的法律判决不仅影响被告人，也对社会和法律实践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将探讨菲律宾最高法院在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v. Leopoldo Viñas y Maniego and Maricel Torres y Gonzales一案中的裁决，分析共谋在强奸案中的法律责任，及其对未来案件的实际影响。

该案涉及Leopoldo Viñas和Maricel Torres被指控在2002年强奸了一名17岁的少女AAA。法院的裁决不仅确认了Viñas的直接罪责，还认定Torres在共谋中同样负有责任。这一裁决揭示了在强奸案中，共谋者的法律责任和判罚标准。

法律背景

根据菲律宾《修订刑法典》第266-A条，强奸罪的构成要件包括通过暴力、威胁或恐吓手段实施的性行为。该条款明确规定：“强奸罪在以下情况下构成：1）通过暴力、威胁或恐吓手段实施的性行为。”

在菲律宾法律中，共谋（conspiracy）指的是两人或多人达成协议并决定实施犯罪行为。《修订刑法典》第8条规定：“共谋和提议犯罪仅在法律特别规定处罚的情况下才受处罚。共谋存在于两人或多人达成协议并决定实施犯罪行为时。”

在日常生活中，共谋的概念可以类比于团队合作。如果一群人共同计划并执行了一项非法活动，那么每个人都可能被视为共谋者。例如，如果一群人计划并实施了抢劫行为，即使某人没有直接参与抢劫，但如果他参与了计划和准备，那么他也可能被视为共谋者。

案例分析

在本案中，AAA在2002年11月11日被邀请到Torres和Viñas的家中，并在饮酒后被强奸。根据AAA的证词，Viñas强行将她拖入房间，并在Torres的帮助下实施了强奸行为。Torres不仅鼓励AAA屈服，还协助Viñas控制AAA，确保强奸行为得以实施。

案件从地区法院（Regional Trial Court）开始审理，法院认定AAA的证词可信，并判定Viñas和Torres犯有强奸罪。地区法院的判决如下：“本院特此认定被告Leopoldo Viñas y Maniego和Maricel Torres y Gonzales在合理怀疑之外犯有简单强奸罪，并判处二人终身监禁。”

上诉至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s）后，法院维持了原判，但增加了赔偿金额。上诉法院的判决如下：“上诉被驳回。地区法院2015年12月2日的判决予以确认并修改，增加民事赔偿、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至每项75,000.00比索。”

最高法院在审查过程中，确认了下级法院对AAA证词的可信度评估，并引用了《人民诉德洛斯雷耶斯案》（People v. Delos Reyes）的判例：“当判决取决于证人的可信度及其证词时，初审法院的观察和结论应受到极大的尊重，除非记录显示有被忽视、误解或误判的重大事实或情况。”

最高法院还引用了《人民诉配偶萨班案》（People v. Spouses Saban），强调共谋者的责任：“共谋存在于两人或多人达成协议并决定实施犯罪行为时。”

实际影响

此裁决对未来类似案件的处理具有重要影响。它明确了在强奸案中，共谋者的责任不仅仅限于直接实施者，而是扩展到所有参与计划和执行犯罪行为的人。这一判决可能促使检察官在处理强奸案时更加关注共谋者的行为，从而提高对共谋者的起诉和定罪率。

对于企业和个人来说，了解共谋的法律责任至关重要。如果在工作场所或社交场合发生类似事件，企业应确保有明确的政策和培训，以防止和应对共谋行为。个人则应意识到，即使没有直接参与犯罪行为，但如果参与了计划和准备，也可能面临法律责任。

关键教训：

• 在强奸案中，共谋者的法律责任与直接实施者同等重要。
• 法院高度重视受害者的证词，特别是在没有其他直接证据的情况下。
• 企业和个人应了解共谋的法律定义和责任，以避免法律风险。

常见问题

什么是共谋？

共谋是指两人或多人达成协议并决定实施犯罪行为。在菲律宾法律中，共谋者可能与直接实施者承担相同的法律责任。

在强奸案中，共谋者需要做什么才能被定罪？

共谋者需要参与犯罪行为的计划和执行。例如，在本案中，Torres通过协助Viñas控制受害者并鼓励她屈服，构成了共谋行为。

如果没有直接证据，法院如何判定强奸罪？

法院通常会根据受害者的证词来判定强奸罪。如果受害者的证词被认为是可信、自然、令人信服且与人类行为一致的，法院可能会在没有其他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认定罪名成立。

企业如何预防和应对共谋行为？

企业应制定明确的政策和培训，教育员工关于共谋的法律责任，并建立报告和处理机制，以应对可能的共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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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暴力行为的法律责任：菲律宾共谋谋杀罪案例分析

G.R. No. 140268, September 18, 2000

在菲律宾的法律框架下，当多人共同参与犯罪行为时，即使并非所有参与者都直接实施了致命行为，他们也可能因“共谋”而承担刑事责任。这一原则在菲律宾最高法院审理的“菲律宾人民诉何塞·亚尼斯等人” (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vs. Jose Llanes y Pabico, et al.) 案件中得到了清晰的阐释。本案不仅强调了共谋在认定刑事责任中的作用，也突显了证人证词的可信度以及庭外供述在菲律宾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性。

引言

想象一下，一群人在酒吧外合伙袭击一人，最终导致受害者死亡。即使只有一人直接使用了致命武器，在菲律宾法律下，所有参与袭击的人都可能被判犯有谋杀罪。 “菲律宾人民诉何塞·亚尼斯等人”案正是这样一个案例。五个被告人被指控共谋谋杀海梅·库陶科，小名。案件的关键问题在于，即使并非所有被告人都直接参与致命一击，他们是否应因共谋而承担相同的谋杀罪责？本案深入探讨了菲律宾刑法中共谋原则的应用，以及如何认定群体暴力行为中每个参与者的法律责任。

共谋原则的法律背景

在菲律宾刑法中，“共谋”是指两人或多人达成协议，实施犯罪行为。根据菲律宾最高法院的判例，共谋的存在并不需要明确的协议书或书面文件，它可以从被告人在犯罪前、犯罪中和犯罪后的行为中推断出来。 菲律宾刑法典第17条明确指出，共谋者与直接实施犯罪者承担同等责任。这意味着，一旦共谋成立，所有共谋者都将对整个犯罪行为负责，即使他们只参与了辅助行为。

本案涉及的关键法律概念包括：

• 共谋 (Conspiracy): 指两人或多人合意实施犯罪行为。共谋的证明不需要直接证据，可以通过被告人的协同行动来推定。
• 优势力量滥用 (Abuse of Superior Strength): 是指犯罪分子利用其在人数上或体能上的优势，使得受害者难以抵抗。在菲律宾刑法中，优势力量滥用可以作为加重情节，将杀人罪升级为谋杀罪。
• 庭外供述 (Extra-judicial Confession): 指被告人在法庭外向执法人员或其他人员作出的认罪陈述。在菲律宾，庭外供述如果符合一定的法律程序，例如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可以作为法庭证据。
• 证人证词的可信度 (Credibility of Witnesses): 法院在评估证据时，会非常重视证人证词的可信度。证人证词是否前后一致、是否符合逻辑、证人的行为举止等都会影响其可信度。

菲律宾最高法院在以往的案例中，如“人民诉卡马多案” (People v. Camaddo)，强调了“协同行动”是认定共谋的关键。如果被告人的行为显示出他们共同的犯罪意图和协同行动，即使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他们事先达成了协议，共谋也可以成立。

案件回顾：酒吧外的致命袭击

1992年10月12日晚上，受害者海梅·库陶科，小名，与一群朋友在菲律宾北甘马粦省的巴加斯巴斯海滩游玩。他们随后前往一家名为“德洛斯桑托斯”的啤酒屋喝酒。被告人何塞·亚尼斯等五人当时已经在啤酒屋里喝酒。据证人证词，被告人当时非常吵闹，行为举止粗鲁。库陶科的朋友们点了一瓶杜松子酒，库陶科因为身体不适没有参与饮酒。稍后，库陶科表示要离开去海滩边的小屋休息。不久之后，被告人也离开了啤酒屋。

突然，啤酒屋外传来“有人被殴打！”的喊声。库陶科的朋友内尼托·坎布罗内罗等人跑出去查看，发现库陶科正在一个小屋里被一群人殴打。坎布罗内罗看到被告人罗兰·甘巴用铁管击打库陶科的头部，而其他被告人则抓住库陶科的手，同时踢打他。当坎布罗内罗等人靠近试图帮助库陶科时，被告人逃离小屋，朝海边跑去。由于月光皎洁，坎布罗内罗等人清楚地看到了被告人的面容，并认出他们就是在啤酒屋喝酒的那群人。库陶科被送往医院后因伤势过重死亡。

警方调查期间，被告人罗兰·甘巴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了一份庭外供述，承认自己参与了袭击事件。然而，在法庭上，所有被告人都否认有罪，并声称他们当时还在啤酒屋里，没有参与袭击。被告人甘巴辩称，他的庭外供述是在胁迫下作出的，且律师没有充分告知他供述的后果。其他被告人则提供了不在场证明，声称他们案发时仍在啤酒屋或已回家。

地区审判法院（RTC）最终判决所有五名被告人谋杀罪成立，判处他们终身监禁，并赔偿受害者家属。被告人不服判决，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最高法院的判决：共谋成立，证词可信

最高法院在审理此案时，主要 рассмотрела 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1. 证人证词的可信度：最高法院认为，地区审判法院对控方证人（库陶科的朋友）的证词给予了充分的信任是正确的。证人内尼托·坎布罗内罗的证词直接、坦率、前后一致，详细描述了他目睹的袭击过程，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最高法院指出，初审法院更适合评估证人的可信度，因为他们可以直接观察证人的举止和态度。
2. 共谋的认定：最高法院认定，本案中存在明显的共谋。证人证词表明，五名被告人在库陶科离开啤酒屋后不久也离开了，并尾随库陶科到小屋。随后，他们共同对库陶科实施了袭击，罗兰·甘巴使用铁管击打，其他被告人则控制住受害者并踢打。这种协同行动清楚地表明他们有共同的犯罪意图。最高法院援引了 “人民诉德罗克萨斯案” (People v. de Roxas)，强调一旦共谋成立，每个共谋者的具体参与程度就变得次要，所有共谋者都将对整个犯罪行为负责。
3. 庭外供述的有效性：最高法院驳回了被告人罗兰·甘巴关于庭外供述是在胁迫下作出的辩解。法院指出，甘巴的供述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的，且他事先被告知了自己的权利。律师在场有效地保障了供述的自愿性和合法性。虽然庭外供述通常只对供述者本人有效，但本案中，即使没有甘巴的供述，其他证据也足以证明所有被告人都参与了共谋谋杀。
4. 优势力量滥用作为加重情节：最高法院确认，地区审判法院正确地认定了优势力量滥用这一加重情节。被告人五人对一人，在人数上和力量上都占有绝对优势，且袭击发生在夜间，受害者毫无防备，这完全符合优势力量滥用的定义。优势力量滥用的存在使得本案的杀人罪升级为谋杀罪。

最高法院最终驳回了被告人的上诉，维持了地区审判法院的判决，判处五名被告人谋杀罪成立。

最高法院在判决书中强调：

“当涉及到证人可信度的问题时，本法院通常不会干扰初审法院的事实认定，因为初审法院更有利于审查实际证据，观察证人的举止，因此可以辨别证人是否在说真话。因此，在没有任何事实或任何初审法院未能充分理解的情况出现，且如果考虑这些情况可能会改变结果的情况下，初审法院的事实认定仍然对我们具有约束力。”

“共谋存在于两人或多人达成协议实施非法行为之时。如果通过他们的公开行为，可以清楚地看出所有被告人都在共同追求其非法设计，则无需证明事先达成协议来实施犯罪。”

实践启示

“菲律宾人民诉何塞·亚尼斯等人”案为我们提供了以下重要的法律启示：

• 群体暴力行为的参与者都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即使在群体暴力事件中，并非所有参与者都直接实施了致命行为，只要他们参与了共谋，就可能被判处与直接实施者相同的刑罚。
• 证人证词的可信度至关重要：在刑事诉讼中，证人证词的可信度是法院认定事实的关键依据。坦率、一致、前后逻辑一致的证人证词更容易被法院采信。
• 庭外供述的法律效力：在菲律宾，符合法律程序的庭外供述可以作为法庭证据。律师在场是保障庭外供述自愿性和合法性的重要因素。
• 优势力量滥用是谋杀罪的加重情节：在多人合伙袭击受害者的案件中，如果存在优势力量滥用，杀人罪可能会被升级为谋杀罪，从而面临更严厉的刑罚。

关键经验教训

本案的关键教训是：

• 避免参与任何形式的群体暴力行为：参与群体暴力行为，即使只是旁观或提供协助，也可能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
• 了解共谋的法律定义：共谋不仅仅是指策划犯罪，也包括在犯罪实施过程中与他人协同行动。
• 尊重法律程序，寻求法律咨询：在面临刑事指控时，应尊重法律程序，及时寻求法律咨询，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常见问题解答 (FAQ)

问：什么是共谋谋杀罪？
答：共谋谋杀罪是指两人或多人合谋，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为目的的犯罪行为。在菲律宾法律下，如果共谋成立，所有参与者都将承担谋杀罪的责任。

问：如果我只是在场，没有直接参与袭击，也会被判共谋谋杀罪吗？
答：是的，如果您被认定与其他人存在共谋，即使您没有直接实施致命行为，也可能被判共谋谋杀罪。共谋的关键在于共同的犯罪意图和协同行动。

问：庭外供述在什么情况下有效？
答：在菲律宾，庭外供述需要在自愿、明智的情况下作出，并且通常需要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符合法律程序的庭外供述可以作为法庭证据。

问：优势力量滥用在谋杀罪中有什么作用？
答：优势力量滥用可以作为加重情节，将杀人罪升级为谋杀罪。这意味着，如果犯罪分子利用其在人数或力量上的优势，使得受害者无法抵抗，就可能被认定为谋杀罪，面临更重的刑罚。

问：如果我对指控有异议，应该怎么办？
答：如果您对刑事指控有异议，您有权聘请律师进行辩护。律师可以帮助您评估案情，提供法律建议，并在法庭上维护您的合法权益。

问：本案对未来的类似案件有什么影响？
答：本案进一步明确了菲律宾刑法中共谋原则的应用，强调了群体暴力行为中每个参与者的法律责任。未来的类似案件将继续参考本案的判例，认定共谋和优势力量滥用，从而更有效地打击群体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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