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死亡后诽谤罪的民事责任：菲律宾最高法院的判例

G.R. No. 82562 & G.R. No. 82592. 1997年4月11日

诽谤诉讼是复杂的，当被告人去世时，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在菲律宾，被告人在刑事诽谤案件中去世，会如何影响受害人寻求民事赔偿的权利？维勒加斯诉上诉法院案（Villegas v. Court of Appeals）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指导，阐明了在被告人去世后，民事责任如何继续存在，尤其是在可以从侵权行为之外的其他义务来源中找到责任依据的情况下。

法律背景：侵权行为与民事责任

在菲律宾法律中，民事责任可能源于多种原因，而不仅仅是犯罪行为。菲律宾民法典第1157条明确列出了义务的来源，包括：法律、合同、准合同、过失或遗漏行为，以及准侵权行为或侵权行为。理解这些不同的义务来源对于理解维勒加斯案至关重要。

在诽谤案件中，虽然它是一种刑事犯罪，但也可能构成一种准侵权行为，即民法典第33条所定义的“诽谤”。这条规定非常重要，因为它允许受害人提起与刑事诉讼完全分离的民事损害赔偿诉讼，且民事诉讼的进行独立于刑事起诉，只需要优势证据即可。

最高法院在人民诉巴约塔斯案（People v. Bayotas）中确立了一个关键原则：被告人死亡会使其刑事责任以及完全基于犯罪行为的民事责任一并消灭。但是，如果民事责任可以基于犯罪行为之外的其他义务来源（例如准侵权行为），则民事责任仍然可以继续存在。这意味着，即使刑事诽谤案件因被告人去世而终止，受害人仍然可以通过独立的民事诉讼寻求赔偿。

案件回顾：维勒加斯诉上诉法院

本案源于前议员安东尼奥·拉奎扎（Antonio V. Raquiza）提起的诽谤诉讼，被告是时任马尼拉市市长安东尼奥·J·维勒加斯（Antonio J. Villegas）。拉奎扎声称，维勒加斯在1968年8月的多次公开场合，指控他犯有违反反贪污和腐败行为法（Anti-Graft and Corrupt Practices Act）的行为。这些场合包括狮子会的演讲、公开声明和电视采访，以及向参议院公共工程委员会提交正式投诉信之前。

参议院委员会调查后发现，维勒加斯的指控主要基于证人佩德罗·U·费尔南德斯（Pedro U. Fernandez）未经证实的证词，且费尔南德斯的信誉受到质疑。维勒加斯也未能提交原始证据副本。最终，委员会宣布拉奎扎所有指控不成立。这些事件获得了广泛的媒体报道。

1969年7月25日，马尼拉市检察官办公室对维勒加斯提起诽谤罪的指控。维勒加斯否认指控。在1971年选举失败后，维勒加斯前往美国，并于1984年11月16日去世。尽管如此，审判仍在缺席的情况下进行。在维勒加斯去世时，检方已经完成了举证。在他去世两个月后，法院下令驳回刑事诉讼，但保留解决民事方面的权利。维勒加斯一方从未提交备忘录。

法官马塞洛·R·奥宾（Marcelo R. Obien）于1985年3月7日作出判决，后于3月26日修改了判决的执行部分，责令维勒加斯的遗产（由其继承人代表）向拉奎扎支付巨额赔偿金，包括2亿菲律宾比索，其中大部分是精神损害赔偿金和惩罚性损害赔偿金。

维勒加斯的继承人对判决提出上诉，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 法院在收到被告人死亡通知后三个月，且在被告人的律师能够代表他提交备忘录之前，是否可以有效地作出判决？
• 在没有正式的当事人替换的情况下，法院是否可以有效地对已故被告人的继承人和遗产作出判决？
• 根据本案的事实，已故的维勒加斯是否应承担诽谤责任？如果应承担责任，那么法院判决的损害赔偿是否公正合理？

上诉法院维持了初审法院的判决，但将损害赔偿金大幅减少至200万比索。双方均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最高法院在审理此案时，强调了巴约塔斯案的先例，确认被告人死亡确实消灭了刑事责任，但如果民事责任可以基于准侵权行为等其他义务来源，则民事责任仍然存在。由于诽谤行为可以被视为民法典第33条下的准侵权行为，因此维勒加斯的民事责任并未因其死亡而完全消灭。

最高法院最终裁定，初审法院在没有适当的当事人替换程序的情况下解决民事责任方面存在技术缺陷。法院强调，根据《民事诉讼规则》第3条第17节和第87条第1节，应由已故被告人的法定代表人（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来承担民事诉讼。因此，最高法院撤销了上诉法院和初审法院的判决，但明确指出，这不妨碍拉奎扎对维勒加斯的遗产执行人或管理人提起适当的民事损害赔偿诉讼的权利。

实践意义与启示

维勒加斯案和巴约塔斯案共同确立了一个重要的法律原则：在菲律宾，即使刑事诽谤案件因被告人去世而终止，受害人仍然可以通过独立的民事诉讼寻求赔偿，只要民事责任可以基于准侵权行为（诽谤）或其他非犯罪义务来源。这为诽谤的受害者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护，确保他们不会因为被告人的去世而失去寻求正义和赔偿的权利。

关键教训：

• 民事责任的存续性： 在菲律宾，被告人死亡并不一定意味着民事责任的终结。如果民事责任可以基于犯罪行为之外的其他义务来源，例如准侵权行为，则民事责任仍然可以继续存在。
• 独立的民事诉讼： 即使刑事案件因被告人死亡而驳回，诽谤的受害者仍然可以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根据民法典第33条寻求损害赔偿。
• 当事人替换程序： 在被告人死亡后继续进行民事诉讼时，必须遵守适当的当事人替换程序，确保由已故被告人的法定代表人（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来承担诉讼。
• 诉讼时效的中断： 如果在刑事诉讼期间已经提起了民事诉讼，则民事责任的诉讼时效在刑事案件审理期间被视为中断，从而保护了受害人的权利。

常见问题解答 (FAQ)

问：如果诽谤案件的被告人在审判期间去世，会发生什么？

答： 根据菲律宾最高法院的判例，被告人的死亡会使其刑事责任消灭。但是，民事责任可能会继续存在，特别是如果可以基于准侵权行为等其他义务来源。刑事案件将被驳回，但受害人可以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

问：受害人是否需要在刑事案件中保留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

答： 不需要。即使受害人没有在刑事案件中明确保留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他们仍然可以在刑事案件驳回后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维勒加斯案明确指出，即使没有保留权利，受害人仍然可以寻求民事赔偿。

问：民事诉讼应该针对谁提起？

答： 民事诉讼应针对已故被告人的遗产执行人或管理人提起，而不是直接针对遗产本身。这是因为遗产需要通过其法定代表人来管理和承担责任。

问：民事诉讼的诉讼时效是多久？

答： 诽谤的诉讼时效通常为一年，从诽谤行为发生之日起算。但是，如果在刑事诉讼期间已经提起了民事诉讼，则诉讼时效在刑事案件审理期间被视为中断。

问：如果损害赔偿已经判决，但被告人在上诉期间去世，会发生什么？

答： 如果被告人在上诉期间去世，刑事责任仍然消灭。至于民事责任，如果民事责任是基于准侵权行为，则民事责任仍然可以继续存在。上诉法院或最高法院将需要进行当事人替换程序，并可能对损害赔偿进行复审。

问：我如何了解更多关于诽谤和民事责任的信息？

答： 如果您需要关于诽谤和民事责任的法律咨询，请随时联系ASG Law律师事务所。我们在处理复杂的诽谤案件和民事责任索赔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可以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帮助。请通过电子邮件 nihao@asglawpartners.com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联系方式 与我们联系，ASG Law 律师事务所随时为您服务。

菲律宾恶意起诉诉讼：构成要件与辩护策略详解

G.R. No. 107019, March 20, 1997 – 弗兰克林·德里隆等诉上诉法院及奥莫博诺·阿达扎

银行疏忽责任：存款未入账，企业如何避免损失？

G.R. No. 97626, March 14, 1997

在商业交易中，银行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银行的疏忽行为可能导致企业遭受重大财务损失。菲律宾最高法院审理的“菲律宾商业银行诉罗梅尔营销公司”案，就突显了银行在处理客户存款时疏忽大意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本案不仅明确了银行在存款交易中的注意义务，也为企业敲响了警钟：在日常银行操作中，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防范内部欺诈和银行疏忽的双重风险。

案件背景：秘书欺诈与银行疏忽

罗梅尔营销公司（RMC）是一家电器销售公司，在菲律宾商业银行（PBC） Pasig 分行开设了两个往来账户。RMC 的总裁兼总经理罗密欧·利帕纳委托其秘书艾琳·亚武特负责存款业务。亚武特利用职务之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将 RMC 总计 304,979.74 比索的现金存款存入其丈夫比恩韦尼多·科塔斯的个人账户，而非 RMC 的公司账户。她的手法并不复杂：她使用两份存款单，原件填写丈夫的账户信息，复写件账户名留空。银行出纳员阿祖塞纳·马巴亚德在复写件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仍对其进行了验证并盖章。亚武特随后在复写件上填写 RMC 的账户信息，伪造成存款凭证，并提交给 RMC，使其误以为存款已成功存入公司账户。

RMC 在发现资金损失后，向 PBC 索赔，但遭到拒绝，遂提起诉讼。地区审判法院和上诉法院均判决银行存在疏忽，应承担赔偿责任。银行不服，上诉至最高法院。

菲律宾法律框架下的过失责任

本案的核心法律问题是：罗梅尔营销公司的损失，是由银行的疏忽还是其自身对不诚实员工的信任造成的？要解答这个问题，需要回顾菲律宾关于准侵权行为和过失责任的相关法律规定。

菲律宾民法典第 2176 条规定：“任何人因作为或不作为对他人造成损害，且存在过错或疏忽，均有义务赔偿所造成的损害。如果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先前的合同关系，则此类过错或疏忽被称为准侵权行为，并受本章规定的约束。” 准侵权行为的成立需要满足三个要素：（1）原告遭受损害；（2）被告或其应负责的人存在过错或疏忽；（3）被告的过错或疏忽与原告遭受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过失”是指“一个理性人在通常情况下会采取的谨慎行为的疏忽，或者是一个谨慎理性的人不会做的事情”。判断是否存在过失，需要采用“合理人”标准，即：被告在被指控的过失行为中，是否使用了在相同情况下一个普通谨慎的人会使用的合理注意和谨慎？

在银行与储户的关系中，法律要求银行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由于银行与储户之间存在信托关系，银行有义务以最高的谨慎程度对待客户的账户。银行必须准确、及时地记录每一笔交易，确保账户余额的准确性，保障储户的资金安全。

最高法院的判决：银行疏忽是主要原因

最高法院最终维持了上诉法院的判决，认定银行的出纳员马巴亚德存在疏忽，且银行在员工的选拔和监督方面也存在过失，这些过失是 RMC 损失的近因。法院认为，马巴亚德在复写存款单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仍对其进行验证，违反了银行自身的操作规程。即使银行没有强制要求提供复写存款单，但复写件缺少账户持有人姓名这一明显异常情况，也应引起马巴亚德的警惕。她本应更加谨慎，查明复写件账户名为空的真实原因，而不是轻信亚武特“复写件仅供个人记录”的托辞。

法院引用了马巴亚德的证词，证实银行的操作规程要求存款单信息完整才能验证。马巴亚德的疏忽行为，以及银行在员工监督方面的疏忽，共同导致了 RMC 的损失。银行经理 Bonifacio 在调查事件后，仍未意识到银行出纳员存在验证空白存款单的做法，进一步印证了银行在员工监督方面的不足。

最高法院还援引了“最终机会原则”，认为即使 RMC 在委托不诚实员工方面存在疏忽，但银行通过其出纳员本可以避免损失的发生，却未能尽到谨慎义务。银行出纳员的疏忽发生在时间上较晚，且是避免损失的最后机会，因此银行应承担主要责任。

法院强调，银行作为公共利益行业，负有以最大程度的谨慎对待储户账户的义务。本案中，菲律宾商业银行显然未能履行这一义务，违反了其与 RMC 之间的信托关系。

尽管如此，最高法院也认为 RMC 在未及时核对银行对账单方面存在疏忽，这属于共同过失，可以减轻银行的赔偿责任。法院最终将损失责任按 60:40 的比例分配，银行承担 60% 的损失，RMC 承担 40%。

判决的实践意义与启示

“菲律宾商业银行诉罗梅尔营销公司”案，为企业和银行都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对企业的启示：

1. 加强内部控制，防范员工欺诈： 企业应建立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对财务人员进行严格的背景调查和诚信评估，并定期轮岗，降低员工利用职务之便进行欺诈的风险。
2. 认真核对银行对账单： 企业应建立定期核对银行对账单的制度，及时发现账户异常情况。本案中，如果 RMC 能够及时核对银行对账单，很可能在早期就发现存款未入账的问题，从而避免损失扩大。
3. 审慎选择和管理员工： 企业应重视员工的职业道德教育，营造诚实守信的企业文化，从源头上预防员工欺诈行为的发生。

对银行的启示：

1. 强化员工培训，严格执行操作规程： 银行应加强对员工的培训，特别是出纳员等关键岗位员工，确保其熟练掌握并严格执行操作规程，避免因操作失误造成客户损失。
2. 完善内部监督机制，防范操作风险： 银行应建立完善的内部监督机制，加强对员工日常工作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违规操作行为，降低操作风险。
3. 提升风险意识，审慎处理异常情况： 银行员工应提高风险意识，对交易中出现的异常情况保持高度警惕，审慎处理，必要时向上级汇报，避免风险事件的发生。

关键教训

• 银行对储户负有高度注意义务： 银行必须以最高程度的谨慎对待客户的账户，确保交易的安全性和准确性。
• 企业自身也应加强风险防范： 企业不能完全依赖银行，也应加强内部控制，定期核对账目，防范员工欺诈和银行疏忽的双重风险。
• 共同过失可能减轻赔偿责任： 如果企业自身也存在过失，可能需要承担一部分损失责任。

常见问题解答

问：本案中，为什么银行要承担主要责任？
答：法院认定银行出纳员在验证存款单时存在疏忽，且银行在员工监督方面也存在过失。这些过失是导致 RMC 损失的近因。即使 RMC 在员工管理方面存在疏忽，银行作为专业机构，本应有最后的机会避免损失，但未能尽到谨慎义务。

问：什么是“最终机会原则”？
答：“最终机会原则”是指，当双方都存在过失时，如果一方在后期的过失行为是导致损害的直接原因，或者当无法确定哪一方的过失是主要原因时，拥有最后机会避免损害发生而未采取行动的一方，应承担损害后果。

问：企业如何防范存款未入账的风险？
答：企业应采取以下措施：（1）建立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2）定期核对银行对账单；（3）审慎选择和管理员工；（4）使用企业网上银行等电子化渠道进行交易，提高交易透明度和可追溯性。

问：如果发现存款未入账，企业应该如何处理？
答：企业应立即采取以下措施：（1）联系银行，核实交易记录；（2）书面通知银行，提出索赔；（3）收集相关证据，包括存款凭证、银行对账单、内部账簿等；（4）必要时寻求法律帮助，维护自身权益。

问：本案判决对其他类似案件有何影响？
答：本案判决确立了银行在处理客户存款时应承担的注意义务标准，对今后类似案件的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法院强调银行作为专业机构，负有更高的谨慎义务，这将促使银行更加重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保障客户的资金安全。

问：企业在选择银行服务时，应注意哪些方面？
答：企业在选择银行服务时，应注意以下方面：（1）银行的信誉和声誉；（2）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和内部控制制度；（3）银行的服务质量和效率；（4）银行的收费标准和透明度；（5）银行是否提供符合企业需求的电子化银行服务。

问：员工欺诈行为，企业应如何追究其法律责任？
答：对于员工的欺诈行为，企业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追究其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民事责任方面，企业可以要求员工赔偿损失。刑事责任方面，如果员工的行为构成犯罪，企业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其刑事责任，例如职务侵占罪、诈骗罪等。

问：银行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免除或减轻过失责任？
答：在以下情况下，银行可能可以免除或减轻过失责任：（1）客户自身存在重大过失，例如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导致损失发生；（2）不可抗力事件，例如自然灾害、战争等；（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免责或减轻责任的情形。

问：企业购买银行保险可以降低哪些风险？
答：企业购买银行保险，例如存款保险、操作风险保险等，可以降低以下风险：（1）银行经营风险，例如银行破产倒闭；（2）操作风险，例如银行员工的失误或欺诈行为；（3）网络安全风险，例如网络攻击、数据泄露等。

问：菲律宾的银行监管机构对银行的疏忽行为有何监管措施？
答：菲律宾中央银行（Bangko Sentral ng Pilipinas, BSP）是菲律宾的银行监管机构。BSP 对银行的疏忽行为有多种监管措施，包括：（1）制定和实施银行监管法规；（2）对银行进行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3）对违规银行采取监管措施，例如罚款、限制业务范围、吊销执照等；（4）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障储户的存款安全。

作为在公司法、合同法和侵权法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的律师事务所，ASG Law 律师事务所 可以为企业提供全面的法律咨询服务，帮助企业有效防范和应对银行交易中的各种风险。如果您在银行交易方面遇到任何法律问题，欢迎随时通过电子邮件 <a href=

职场内部沟通受保护：特权沟通原则解析

G.R. No. 120769, February 12, 1997

在职场环境中，员工之间的沟通，特别是上级对下级的评估和报告，往往涉及敏感信息。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引发诽谤诉讼。菲律宾最高法院在 Stanley J. Fortich v. Court of Appeals 案中，阐明了“特权沟通”原则在职场诽谤案件中的适用，为企业内部沟通划定了法律界限。本案例的核心问题是，公司主管在内部备忘录中对员工的不利评价，是否构成诽谤？最高法院的判决不仅关系到员工的声誉权，也影响着企业内部管理的效率和规范。

菲律宾诽谤罪与特权沟通的法律框架

菲律宾《修订刑法典》第353条定义了诽谤罪，指的是“公开且恶意地指控犯罪、恶习、缺陷，或任何可能导致自然人或法人名誉受损的行为、疏忽、状态或情况”。第354条规定，所有诽谤性指控均推定为恶意，除非能证明存在正当意图和理由。但第354条也列出了例外情况，其中包括“在履行法律、道德或社会责任时，向他人进行的私人沟通”。这就是“特权沟通”原则的法律基础。

特权沟通分为绝对特权和有限特权。绝对特权通常适用于立法、司法程序等场合，提供完全的免责保护。而有限特权，如本案涉及的职场内部沟通，则需要满足特定条件才能免责。这些条件包括：沟通必须是出于履行职责或维护共同利益；内容必须与职责或利益相关；沟通方式和范围应适当，避免不必要的公开；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善意，没有恶意。

关键在于“恶意”的认定。《修订刑法典》第354条规定，诽谤性言论推定为恶意，但特权沟通是法定的例外。因此，在职场诽谤案件中，原告需要证明被告存在“实际恶意”（actual malice）。实际恶意指的是，被告明知言论不实，或者罔顾言论真伪而发表。如果被告是出于善意，为了履行职责或维护公司利益而进行内部沟通，即使言论可能存在偏差甚至不实，也可能受到特权沟通的保护，免于诽谤责任。

案件回顾：备忘录风波与诽谤诉讼

本案原告 Stanley J. Fortich 是 San Miguel 公司的销售员，被告 Felix T. Galleron 是他的主管。Fortich 被指控未妥善处理销售款项和空瓶回收，Galleron 对此展开调查。在向上一级经理汇报调查情况的备忘录中，Galleron 除了提及 Fortich 的财务问题外，还写道：“此外，我想进一步告知管理层，销售员 Stanley Fortich 是一个狂热的麻将爱好者和斗鸡爱好者。尽管多次劝告，他的生活方式似乎没有改变。而且，被告在 1978 年 9 月 11 日也曾发生过类似事件。”

Fortich 认为备忘录中关于其个人生活方式的描述构成诽谤，损害了他的名誉，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惩罚性损害、律师费等共计 171,000 比索。一审法院支持了 Fortich 的诉讼请求，判决 Galleron 赔偿各项损失。Galleron 不服判决，上诉至菲律宾上诉法院。上诉法院推翻了一审判决，认为该备忘录属于特权沟通，不构成诽谤。Fortich 再次上诉至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维持了上诉法院的判决，驳回了 Fortich 的上诉。最高法院认为，Galleron 的备忘录属于典型的内部沟通，旨在向上级汇报调查情况，是其作为主管履行职责的行为。备忘录的接收对象仅限于公司内部相关管理人员，并未对外公开，不具备诽谤罪要求的“公开性”。更重要的是，Fortich 未能证明 Galleron 存在恶意。Galleron 的备忘录是基于初步调查结果和客户的证词，即使部分内容涉及 Fortich 的个人生活，也是为了更全面地反映问题，供公司管理层参考。最高法院强调，特权沟通原则旨在保护善意的内部沟通，鼓励员工和管理者在履行职责时，能够畅所欲言，而不必担心因言获罪。

“特权沟通是指在任何与沟通方有利害关系的事项上，或在与其职责相关的事项上，出于善意而进行的沟通。”

“即使声明被发现是虚假的，如果存在相信其真实性的合理理由，并且指控是出于善意提出的，特权的外衣仍然可以掩盖个人的错误。但声明必须是在诚实的责任感下作出的。”

最高法院认为，Galleron 作为地区销售主管，有责任调查和报告销售员的违规行为，其备忘录是履行职责的体现。即使备忘录中关于 Fortich 个人生活方式的描述可能被认为是诽谤，但在没有证据表明 Galleron 出于恶意的情况下，该备忘录仍然受到特权沟通原则的保护。

实践启示：企业如何避免职场诽谤风险？

Fortich v. Galleron 案为企业处理内部沟通和员工评估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指引。企业在日常运营中，应重视以下几点，以降低职场诽谤风险：

• 建立清晰的内部沟通制度： 明确员工的沟通渠道和报告程序，确保信息在授权范围内流转。
• 规范员工评估和反馈机制： 制定客观、公正的员工评估标准，避免主观臆断和个人偏见。对于员工的负面评价，应基于事实和证据，避免使用侮辱性或诽谤性语言。
• 加强员工培训： 提高员工的法律意识和职业素养，使其了解诽谤罪的构成要件和特权沟通原则，避免因不当言论引发法律纠纷。
• 保护员工隐私： 在内部沟通中，应避免过度涉及员工的个人隐私，特别是与工作无关的个人生活信息。
• 鼓励善意沟通： 营造开放、信任的沟通氛围，鼓励员工在履行职责时，能够坦诚沟通，及时反映问题，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关键教训：

• 职场内部沟通，特别是上级对下级的评估和报告，可能构成特权沟通，受到法律保护。
• 要主张特权沟通抗辩，关键在于证明沟通是出于善意，为了履行职责或维护共同利益，且没有恶意。
• 企业应建立规范的内部沟通和员工评估制度，降低职场诽谤风险。

常见问题解答

1. 什么是职场诽谤？
职场诽谤指的是在工作场所，通过言语或文字等方式，散布虚假信息，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例如，在同事或上级面前散布关于某员工的虚假负面信息，可能构成职场诽谤。

2. 内部备忘录一定属于特权沟通吗？
不一定。是否属于特权沟通，需要综合考虑备忘录的内容、目的、接收对象、沟通方式等因素。如果备忘录是为了履行职责，且接收对象仅限于公司内部相关人员，通常会被认定为特权沟通。但如果备忘录内容与职责无关，或者被故意公开传播，则可能不属于特权沟通范围。

3. 如何判断职场沟通是否具有“恶意”？
“恶意”的判断需要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行为。如果行为人明知言论不实，或者罔顾言论真伪而发表，通常会被认定为具有恶意。如果行为人是基于合理调查和善意判断而发表言论，即使言论可能存在偏差，也不一定构成恶意。

4. 员工在工作中受到诽谤怎么办？
员工如果认为自己在工作中受到诽谤，可以首先与公司内部人力资源部门或合规部门沟通，寻求内部解决。如果内部沟通无法解决问题，员工可以考虑寻求法律途径，向法院提起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5. 企业如何预防职场诽谤诉讼？
企业应建立健全内部沟通制度，规范员工行为，加强员工培训，提高员工的法律意识和职业素养。同时，企业应建立畅通的内部沟通渠道，及时处理员工的投诉和纠纷，将法律风险降到最低。

职场诽谤问题复杂且关乎个人和企业声誉。如果您在职场中遇到诽谤相关法律问题，或希望了解如何预防职场诽谤风险，欢迎随时联系 ASG Law。我们是菲律宾马卡蒂和 BGC 的专业律师事务所，在处理劳动法和侵权法相关案件方面拥有丰富经验，致力于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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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贷款与损害赔偿：利息计算的关键差异

G.R. No. 123643, October 30, 1996

引言

利息的计算方式看似简单，实则不然。在菲律宾，不同的法律关系适用不同的利息计算规则。例如，贷款和损害赔偿的利息计算方式就截然不同。本案 Philippine National Bank v. Court of Appeals and Dr. Erlinda G. Ibarrola (G.R. No. 123643, October 30, 1996) 阐明了在损害赔偿案件中如何正确计算利息，以及与贷款案件的区别。理解这些差异对于企业、个人和法律专业人士至关重要，以避免不必要的财务损失和法律纠纷。

本案涉及伊莎贝拉省开出的支票，用于支付药品费用。这些支票由菲律宾国家银行（PNB）兑付，但部分支票被卖方的代理人挪用。卖方 Ibarrola 未收到全额付款，因此提起诉讼，要求伊莎贝拉省、其财务主管、代理人和 PNB 赔偿损失。关键问题在于，在这种情况下，应适用哪种利息计算方式？

法律背景

菲律宾民法典第2209条规定，如果债务涉及金钱支付，且债务人迟延履行，则损害赔偿应为约定的利息。如果没有约定，则适用法定利息，即每年6%。

另一方面，菲律宾中央银行第416号通告（CB Circular 416）规定，对于贷款或金钱的容忍，以及判决中允许的利率（在没有明确合同的情况下），应为每年12%。

关键的区别在于，6%的利率适用于一般的金钱债务，而12%的利率仅适用于贷款或金钱的容忍。那么，什么是“金钱的容忍”？它指的是贷款人同意延迟收取债务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信贷行为。例如，如果A借给B 1000比索，B同意在三个月后偿还，这就是一种贷款行为，适用12%的利率。如果A和B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B没有按时支付货款，这不属于贷款行为，而是一种违约行为，适用6%的利率。

以下是相关法律条文：

• 菲律宾民法典第2209条: “如果债务在于支付一笔款项，而债务人发生迟延，则损害赔偿，在没有相反约定的情况下，应为约定的利息的支付，并且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法定利息为每年百分之六。”
• 中央银行第416号通告: “根据经修订的第2655号法令第1条授予的权力，也被称为“高利贷法”，货币委员会在其1974年7月29日第1622号决议中规定，贷款的利率或任何金钱、货物或信用的容忍，以及在没有关于该利率的明确合同的情况下，判决中允许的利率，应为每年百分之十二（12%）。本通告应立即生效。”

案件分析

在本案中，Ibarrola 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因代理人挪用支票而造成的损失。法院判决所有被告（包括 PNB）共同且分别地向 Ibarrola 支付 98,691.90 比索，并自提起诉讼之日起按法定利率计算利息。问题在于，法定利率是 6% 还是 12%？

案件经过了以下程序：

1. Ibarrola 在地区审判法院 (RTC) 提起诉讼。
2. RTC 判决被告共同且分别地赔偿 Ibarrola 损失。
3. PNB 向上诉法院 (CA) 提出上诉，但被驳回。
4. PNB 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再次被驳回。
5. 在执行阶段，执行官计算的利息为 12%，PNB 反对，认为应为 6%。
6. Ibarrola 向 RTC 寻求澄清，RTC 裁定利率为 12%。
7. PNB 直接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但被转至 CA，CA 维持了 RTC 的裁定。

最高法院在本案中引用了 Eastern Shipping Lines, Inc. v. CA (234 SCRA 78) 一案，该案为未来的利息计算提供了指导原则。该案指出，如果义务不构成贷款或金钱的容忍，则法院可酌情裁定按每年 6% 的利率计算损害赔偿的利息。但是，对于未清算的债权或损害赔偿，除非能够合理确定索赔，否则不得判决利息。

最高法院认为，本案不涉及贷款或金钱的容忍，而是源于买卖合同，Ibarrola 未收到全额付款。因此，适用的利率应为民法典第2209条规定的每年6%，而不是中央银行第416号通告规定的每年12%。

最高法院强调，PNB 的责任是基于 RTC 的判决，该判决认定 PNB 因疏忽而与其他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因为它“未能确保”省财务主管是否“被 Ibarrola 正确授权”以“背书”这些支票。

正如最高法院在 Food Terminal, Inc. v. CA and TAO Development, Inc. (G.R. 120097, September 23, 1996) 一案中所述：

“第 416 号通告中提到的 12% 的利率仅适用于：[L]oan 或金钱的容忍，或金钱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并且判决必须归还相同或一部分的情况。任何其他不涉及或与任何金钱、货物或信用的贷款或容忍无关的金钱判决均不属于其范围，因为这种征收不在授予中央银行的权限范围内。当不构成贷款或金钱的容忍的义务被违反时，则可以根据民法典第 2209 条的规定，由法院酌情决定按每年 6% 的利率对判给的损害赔偿金额征收利息。事实上，有利于私人被告的金钱判决不涉及贷款或金钱的容忍，因此适当的可征收利率为百分之六 (6%)。”

根据上述规则，判决中提到的适当利率仅为 6%。根据 Eastern Shipping 一案，考虑到判决金额（98,691.90 比索）可以合理确定，因此该利息应自提起诉讼之时起计算。该金额仅仅是被 Ibarrola 的代理人兑现和挪用的 23 张支票所涵盖的购买价格的未收余额。但是，一旦判决生效，从判决生效到付款之间的“过渡期被视为相当于信贷的容忍”。因此，根据 Eastern Shipping 中的声明，应施加每年 12% 的利率，并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直到完全满足为止。在本损害赔偿诉讼中的判决生效后，计算此 12% 利息的实际基础应为判决金额（98,691.90 比索）。

因此，最高法院推翻了上诉判决，裁定利率应为每年 6%，自提起诉讼之日起计算，直至判决生效前全额支付。此后，如果判决金额仍未支付，则利率应为每年 12%，自 1993 年 11 月 26 日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直至完全满足为止。

实际意义

本案明确了在非贷款或金钱容忍的损害赔偿案件中，利息的计算方式。对于企业和个人而言，这意味着需要仔细区分不同类型的债务，并了解适用的利率。

本案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即使法院判决未明确规定利率，也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适用高利率。法院有权根据法律规定确定适当的利率。

关键经验：

• 区分贷款与非贷款债务至关重要，因为它们适用不同的利率。
• 在损害赔偿案件中，通常适用较低的 6% 的利率，除非涉及金钱的容忍。
• 判决生效后，未支付的金额可能会被视为信贷的容忍，从而适用较高的 12% 的利率。

常见问题解答

1. 如果合同中没有约定利率，应该适用哪个利率？

如果没有约定利率，则根据菲律宾民法典第2209条，应适用法定利率，即每年6%。

2. 12% 的利率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债务吗？

不是的，12% 的利率仅适用于贷款或金钱的容忍，以及判决中允许的利率（在没有明确合同的情况下）。

3. 如果法院判决没有明确规定利率，应该如何计算利息？

在这种情况下，应根据法律规定确定适当的利率。通常，对于非贷款债务，适用 6% 的利率，而对于贷款债务，适用 12% 的利率。

4. 判决生效后，利率会发生变化吗？

是的，判决生效后，未支付的金额可能会被视为信贷的容忍，从而适用较高的 12% 的利率。

5. 本案对企业有什么实际意义？

本案提醒企业需要仔细区分不同类型的债务，并了解适用的利率。这有助于避免不必要的财务损失和法律纠纷。

本案涉及复杂的法律问题，如果您在利息计算方面遇到任何疑问或需要法律咨询，欢迎联系 ASG Law。我们在菲律宾法律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可以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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