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菲律宾法 jurisprudence

  • 菲律宾刑事案件:超越合理怀疑原则的重要性 – 证人证词和无罪释放的关键分析

    超越合理怀疑:菲律宾刑事诉讼中无罪推定原则的基石

    菲律宾人民诉格雷戈里奥·梅西亚等人,G.R. Nos. 118940-41 & 119407 (1997)

    在菲律宾的司法体系中,无罪推定是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但当证人证词成为案件的基石时,如何确保正义的天平不会倾斜?想象一下,您被指控犯下重罪,唯一的证据是一位目击证人的证词,而这份证词却漏洞百出,疑点重重。这样的情景并非虚构,而是在菲律宾最高法院审理的“菲律宾人民诉格雷戈里奥·梅西亚等人”一案中真实上演。本案不仅关乎四名被告的命运,更深刻地揭示了刑事诉讼中“超越合理怀疑”原则的至关重要性,以及在依赖证人证词时必须保持的审慎态度。

    法律背景:无罪推定与超越合理怀疑

    菲律宾宪法第三条第十四款第二项明确规定:“在被证明有罪之前,所有人在刑事诉讼中均应被推定为无罪。” 这项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刑事司法的基石,它意味着指控犯罪的一方(通常是国家)承担着证明被告有罪的全部责任。被告无需证明自己无罪,沉默权也受到法律的保护。为了推翻无罪推定,控方必须提供“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

    “超越合理怀疑”并非要求绝对的、百分之百的确定性,而是一种道德上的确定性,即在仔细权衡所有证据后,一个理性且公正的人无法对被告的罪行产生任何合理的怀疑。菲律宾最高法院在众多判例中强调,即使存在强烈的怀疑,如果不能达到“合理怀疑”的标准,法院也必须判决被告无罪释放。正如《菲律宾证据规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二款所言:“在刑事案件中,被告有罪的定罪需要确凿的证据才能被定罪。”

    本案涉及的另一项重要法律概念是《反劫车法》(共和国法令第 6539 号),特别是其修订后的第 14 条。该条款规定,如果在劫车过程中,车辆的所有者、驾驶员或乘员被杀害,将处以终身监禁至死刑的惩罚。修订后的法律明确指出,杀害行为只需发生在“劫车过程中或场合”,即可构成加重情节的劫车罪。值得注意的是,法律并未区分谋杀罪和杀人罪,无论哪种情况,都将加重劫车罪的刑罚。

    案件回顾:疑点重重的证人证词

    1994 年 3 月 10 日晚,在 Pangasinan 省 Sta. Barbara 的高速公路上,出租车司机 Teofilo Landingin 和乘客 Virgilio Catugas 遭到一群人的袭击,身受多处刀伤。Landingin 不幸身亡,Catugas 幸存。警方随后逮捕了 Gregorio Mejia、Edwin Benito、Pedro Paraan 和 Joseph Fabito 等四名被告,并指控他们犯有谋杀罪、谋杀未遂罪和劫车罪。案件在地区审判法院 Dagupan 分院 (LARON 法院和 CASTILLO 法院) 分别审理,其中谋杀和谋杀未遂案件合并审理。

    prosecution 的主要证人是幸存的乘客 Virgilio Catugas。Catugas 在法庭上指认四名被告是袭击者之一,声称在吉普尼车内光线昏暗的情况下,他仍然能够认出他们的面容。然而,在交叉询问中,Catugas 的证词暴露出诸多矛盾和不确定之处。他承认自己不认识被告的名字,只能认出其中三个人,并且无法准确描述袭击者的衣着特征。更令人质疑的是,Catugas 曾向被告的家属索要 8 万菲律宾比索,声称如果得到这笔钱,他可以改口供,这表明他的证词可能并非完全出于公正。

    被告则辩称,他们也是受害者,真正的罪犯是 Romulo Calimquim 及其同伙。被告声称,他们与 Calimquim 等人素不相识,只是在同一辆吉普尼车上偶遇。在劫车过程中,他们受到 Calimquim 等人的威胁和恐吓,被迫待在车上,直到在 Sual, Pangasinan 的山区被赶下车。被告被捕后,主动向警方报告了事件经过,并协助警方找回了被劫的吉普尼车。值得注意的是,Romulo Calimquim 在案发后不久被发现死于枪击,更加深了案件的复杂性。

    地区审判法院(LARON 法院和 CASTILLO 法院)最终采纳了 prosecution 的证词,判决四名被告谋杀罪、谋杀未遂罪和劫车罪成立,并判处死刑和长期监禁。法院认为 Catugas 的证词可信,被告的辩解不足为信。被告不服判决,向菲律宾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最高法院在仔细审查案件记录和证人证词后,对地区审判法院的判决提出了质疑。最高法院认为,Catugas 的证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矛盾之处,其辨认被告的可靠性不足。此外,Catugas 曾向被告家属索要钱财,更使其证词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最高法院还指出,地区审判法院过分依赖警察笔录的记录,而忽视了被告主动向警方报告案情、协助警方找回被劫车辆等情节。基于以上考虑,最高法院认为 prosecution 未能提供“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因此推翻了地区审判法院的判决,判决四名被告无罪释放。

    “在我们看来,控方对卡图加斯证词的依赖存在问题。检察官在直接询问时未能提出明智的问题,以引出清晰的答案,从而忠实地重建围绕所谓犯罪行为发生的情况。这种缺陷诱使审判法官提出更多问题。尽管后者参与其中,但卡图加斯的证词未能使我们确信上诉人确实参与了犯罪行为。”

    “总而言之,我们不可避免地对上诉人参与所指控的罪行感到严重怀疑。”

    实践意义:证人证词的局限性与辩护的重要性

    “菲律宾人民诉格雷戈里奥·梅西亚等人”一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它再次强调了“超越合理怀疑”原则在菲律宾刑事诉讼中的核心地位。即使在涉及严重罪行的案件中,如果 prosecution 无法提供达到这一标准的证据,法院也必须坚守无罪推定原则,判决被告无罪释放。本案也警示我们,证人证词,特别是目击证人的辨认,可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可靠性。光线条件、证人的精神状态、辨认过程的引导性等因素都可能影响证词的准确性。在依赖证人证词定罪时,必须格外谨慎,进行全面的交叉询问和证据评估。

    对于面临刑事指控的个人而言,本案也突显了有效辩护的重要性。即使看似证据确凿,只要 prosecution 的证据未能达到“超越合理怀疑”的标准,被告仍然有机会获得无罪判决。被告的沉默权、提供不在场证明的权利、质疑证人证词的权利等都应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本案中,被告虽然最初被地区审判法院判决有罪,但最终通过上诉,凭借最高法院的公正审理,获得了迟来的正义。

    关键教训:

    • 无罪推定原则至高无上:在菲律宾,任何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都是无罪的。
    • 超越合理怀疑是定罪的必要条件: prosecution 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排除一切合理的怀疑,才能使被告定罪。
    • 证人证词并非完美无缺: 目击证人的辨认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必须谨慎评估其可靠性。
    • 有效辩护至关重要: 被告有权保持沉默,有权提供辩护,有权质疑 prosecution 的证据。
    • 正义可能迟到,但不会缺席: 即使在初审中被判有罪,通过上诉,仍然有机会获得公正的判决。

    常见问题解答

    1. 什么是“超越合理怀疑”?

    “超越合理怀疑”是一种证据标准,要求在刑事案件中,陪审团或法官在听取所有证据后,对被告是否有罪没有合理的怀疑。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怀疑,而是指怀疑必须是合理的,基于理性和常识,而不是臆测或猜测。

    2. 为什么证人证词有时不可靠?

    证人证词的可靠性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记忆的局限性、感知偏差、压力和恐惧、暗示性问题以及证人本身的诚实度。在辨认证人的情况下,光线条件、距离、时间以及辨认程序的设计都可能影响辨认的准确性。

    3. 如果我是刑事案件的被告,我应该怎么做?

    如果您被指控犯罪,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行使您的沉默权,并立即寻求律师的帮助。不要试图与警方或 prosecution 讨论案情,您的律师将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和辩护。

    4. 菲律宾的刑事诉讼程序是怎样的?

    菲律宾的刑事诉讼程序通常包括初步调查、提起公诉、逮捕和拘留、提审、审判、判决和上诉等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严格的法律程序和规定,被告有权在每个阶段获得法律援助。

    5. 如果我被判无罪释放,这意味着什么?

    被判无罪释放意味着法院认为 prosecution 未能提供“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证明您有罪。您将被宣告无罪,并恢复自由。无罪释放并不代表您从未被指控犯罪,但它意味着在法律上,您被认定为无罪的。

    6. 本案对未来的菲律宾刑事案件有什么影响?

    “菲律宾人民诉格雷戈里奥·梅西亚等人”一案再次强调了菲律宾最高法院对无罪推定原则和“超越合理怀疑”标准的坚持。它提醒 lower courts 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必须严格审查 prosecution 提供的证据,特别是证人证词,确保定罪建立在坚实可靠的证据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猜测、推断或不可靠的证词之上。本案也为辩护律师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类似案件中,可以借鉴本案的判决理由,质疑证人证词的可靠性,为被告争取无罪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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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菲律宾最高法院:即使初步供述不可采信,目击证人证词仍可定罪

    即使初步供述不可采信,目击证人证词仍可定罪

    G.R. No. 114812, June 19, 1997

    引言

    在菲律宾的刑事司法系统中,被告的权利,尤其是在审讯期间获得有效法律顾问的权利,至关重要。然而,即使在这些权利受到质疑的情况下,如果存在其他确凿的证据,正义仍然可以得到伸张。菲律宾最高法院在人民诉萨哈贡案(People v. Sahagun)的判决中,强调了这一原则。该案突显了即使被告的初步供述因程序问题而被排除,但如果目击证人的证词可信且令人信服,仍可维持有罪判决。本案提醒我们,在追求真相和正义的过程中,需要全面评估所有证据。

    法律背景

    本案的核心问题围绕着《菲律宾宪法》第三条第十二款规定的初步调查期间获得法律顾问的权利。该条款明确规定:“任何人在受到调查以求认罪时,应享有保持沉默和获得自主选择的法律顾问的权利。如果他无法聘请律师,则必须向他提供律师。不得使用酷刑、威胁或强迫,或任何其他损害自由意志的方法获得的证据。违反本条或第十七条的任何供述或证据均不得采纳为不利于他的证据。”

    此项权利旨在保护个人在受到执法部门讯问时的宪法权利,防止刑讯逼供和强迫认罪。《菲律宾证据规则》第 20 条进一步阐明了可采纳供述的规则,规定自愿作出的供述,且被告人在知情和明智的情况下放弃其沉默权和获得律师协助的权利,方可采纳为证据。然而,如果初步调查期间的法律顾问被认为无效或不充分,则由此获得的任何供述都可能被法院排除在外,如本案所示。

    案件详情

    本案涉及罗德尔·Z·萨哈贡(Rodel Z. Sahagun)和埃内斯托·F·维拉雷亚尔(Ernesto F. Villareal)被指控谋杀米歇尔·阿文达尼奥(Michelle Avendaño)。根据起诉方的证据,证人何塞利托·德拉克鲁斯(Joselito dela Cruz)作证说,他看到萨哈贡、维拉雷亚尔和费尔南多·博尼法西奥(Fernando Bonifacio,在逃)合谋绑架、强奸并杀害了阿文达尼奥。德拉克鲁斯作证说,他加入了这三人,并在犯罪现场目睹了他们残酷地袭击受害者。

    维拉雷亚尔在被捕后向国家调查局(NBI)作出了庭外供述,承认参与犯罪。然而,在审判中,他辩称他的供述是在胁迫下作出的,并且他在供述时没有得到有效的法律顾问。他声称国家调查局特工对他进行了酷刑,迫使他认罪。维拉雷亚尔承认在 NBI 办公室会见了律师弗洛朗特·迪松(Florante Dizon),但声称迪松律师是由 NBI 指派的,并非他自己选择的,而且律师没有充分保护他的权利。

    审判法院主要依据德拉克鲁斯的证词判处萨哈贡和维拉雷亚尔犯有谋杀罪。维拉雷亚尔的庭外供述也被采纳为证据。被告人提出上诉,质疑德拉克鲁斯证词的可信度以及维拉雷亚尔庭外供述的可采纳性。

    最高法院的判决

    最高法院维持了下级法院的有罪判决。法院裁定,虽然维拉雷亚尔的庭外供述不可采纳为证据,因为他获得法律顾问的权利受到了侵犯,但德拉克鲁斯的证词本身就足以证明被告人的罪行。

    法院认为,迪松律师向维拉雷亚尔提供的法律咨询未能充分保护被告的权利。法院指出,迪松律师并非维拉雷亚尔自己选择的,而且他似乎没有采取充分的措施来确保维拉雷亚尔的供述是自愿的,也没有受到胁迫。法院强调,律师的职责不仅仅是告知被告宪法权利,还包括积极主动地确保这些权利得到尊重。

    最高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

    “我们认为,没有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维拉雷亚尔获得法律顾问的权利得到了适当的保护。因此,他在没有有效、警惕和独立的律师协助的情况下所作的供述,不得作为证据采纳。”

    尽管如此,最高法院仍然认为,即使没有维拉雷亚尔的供述,起诉方的证据也足以给被告人定罪。法院发现,德拉克鲁斯的证词是可信的,并且与案件的事实相符。法院驳斥了被告人提出的德拉克鲁斯证词存在矛盾之处的说法,认为这些矛盾之处是微不足道的,并且是证人在描述令人震惊的犯罪事件时可能出现的正常现象。

    法院进一步强调:

    “在仔细审查证据后,我们裁定,德拉克鲁斯的证词是无可辩驳的。首先,现在才来质疑使用德拉克鲁斯作为起诉方证人,为时已晚。诚然,德拉克鲁斯最初并未被列为本案的被告,也未被审判法院解除被告身份而成为国家证人。然而,记录显示,当德拉克鲁斯被传唤作为起诉方证人时,被告人-上诉人并未提出异议。他们现在已被禁止质疑审判法院遵循的这一程序。其次,被告人-上诉人试图贬低德拉克鲁斯证词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在他的证词中发现的矛盾之处是微不足道的,对于目击令人震惊的犯罪事件的证人来说,犯下这些矛盾之处并不罕见。”

    实践意义

    人民诉萨哈贡案(People v. Sahagun)确立了即使庭外供述因违反宪法权利而被排除,但如果存在其他独立证据,例如可信的目击证人证词,仍然可以维持有罪判决的原则。对于刑事诉讼程序而言,这一判决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 有效法律顾问的重要性:本案强调了在初步调查期间获得有效法律顾问的重要性。律师的作用不仅仅是形式上的,他们必须积极主动地保护客户的权利,确保供述是自愿作出的,而不是在胁迫下作出的。
    2. 目击证人证词的价值:即使在缺乏被告供述的情况下,可信的目击证人证词也可能成为定罪的关键证据。法院在评估目击证人证词时,会考虑证人的可信度、证词的连贯性以及与其他证据的印证。
    3. 全面评估证据:法院在刑事案件中会全面评估所有证据,而不仅仅依赖于被告的供述。即使某些证据被排除,如果其他证据足以证明被告有罪,法院仍然可以作出有罪判决。

    对于可能面临刑事指控的个人而言,本案的教训是:了解自己的宪法权利,尤其是在被拘留和讯问期间获得法律顾问的权利至关重要。同时,本案也提醒执法部门,在初步调查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程序,尊重被告的权利,以确保司法的公正和有效。

    主要教训

    • 初步调查期间获得有效法律顾问至关重要。
    • 即使初步供述不可采信,可信的目击证人证词仍可定罪。
    • 法院会全面评估所有证据以确定被告是否有罪。

    常见问题解答

    问:如果我的初步供述是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作出的,是否可以被法庭采纳?
    答:根据菲律宾法律,在初步调查期间,您有权获得法律顾问。如果您在没有律师协助的情况下作出供述,并且您没有明智地放弃这项权利,那么您的供述可能不会被法庭采纳为不利于您的证据。

    问:如果我被警察刑讯逼供,我应该怎么做?
    答:您有权保持沉默,并要求与律师交谈。您应该立即告知律师您遭受了酷刑。律师可以协助您向有关部门投诉,并确保您的权利得到保护。

    问:目击证人证词在菲律宾法庭上的分量有多重?
    答:目击证人证词在菲律宾法庭上可能具有很高的分量,尤其是在证人被认为是可信和诚实的情况下。法院会评估证人的证词是否与其他证据相符,以及证人是否有任何偏见或动机不实陈述。

    问:如果我被错误指控犯罪,我应该如何保护自己?
    答:您应该立即聘请律师。律师可以帮助您了解您的权利,调查案件,并为您辩护。保持沉默,不要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向警方或任何其他人作任何陈述。

    问:本案对菲律宾的刑事司法系统有何意义?
    答:人民诉萨哈贡案(People v. Sahagun)强调了菲律宾刑事司法系统中几个重要的原则,包括获得有效法律顾问的权利、目击证人证词的重要性以及法院全面评估证据的职责。本案提醒我们,在追求正义的过程中,必须平衡保护被告的权利和确保罪犯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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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菲律宾最高法院:在抢劫强奸案中,目击者证词的可信度及财产价值的证明

    目击者清晰指认和充分证据是定罪抢劫强奸罪的关键

    G.R. No. 116918 [1997年6月19日]

    引言

    想象一下,一群武装匪徒闯入您的家,抢走了您的财物,并对您或您的家人实施了令人发指的罪行。在菲律宾的法律体系中,伸张正义的关键在于受害者的证词和证据的可靠性。本案突显了在抢劫强奸等严重犯罪中,目击者指认罪犯和证明被盗物品价值的重要性。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在受害者和目击者经过一段时间后指认被告,并且关于被盗物品价值的证据看似间接的情况下,法院应如何评估证据的可信度和充分性?

    法律背景

    在菲律宾,抢劫罪和强奸罪是严重的罪行,当两者结合构成“抢劫强奸罪”时,刑罚将更加严厉。《菲律宾修订刑法典》第294条规定了抢劫罪的构成要件,而第266-A条及其后续条款则规定了强奸罪。当抢劫罪伴随强奸罪,并且使用致命武器或由两人以上共同实施时,根据当时的法律,可判处死刑(现已被废除,最高刑为再监禁)。本案发生在1991年,当时的法律规定,抢劫强奸罪的最高刑罚为死刑。

    本案中,控方需要证明以下几点才能成功定罪:

    • 抢劫罪:被告非法占有属于他人的财产,并具有牟利意图,且使用了暴力或恐吓手段。
    • 强奸罪:被告违背受害者意愿,对其进行了性侵犯。
    • 两者之间的关联:抢劫罪和强奸罪发生在同一场合,构成一个特殊的复合犯罪。

    在刑事诉讼中,被告有权被推定为无罪,除非控方能提供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证明其有罪。《菲律宾证据规则》对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有明确的规定,包括目击者证词、间接证据和意见证据。尤其重要的是, hearsay 证据(传闻证据)通常不具有证明力,但也有例外情况。此外,法庭可以对公众普遍知晓或可以毫无疑问地证明的事实进行司法认知,从而无需提供证据。

    案件回顾

    1991年12月28日傍晚,布恩维尼达一家正在家中看电视,三名持枪男子闯入。他们自称警察,并以暴力和恐吓手段将屋内人员捆绑,抢走了现金、电器、香水和罐头食品等财物。在抢劫过程中,其中一名匪徒强奸了家庭朋友格洛里维克·班达亚侬。事发两年多后,班达亚侬和另一名目击者迈克尔·布恩维尼达在警察局指认了被告博尼费洛·马丁内斯为其中一名匪徒。

    地区审判法院采纳了受害者和目击者的证词,判决马丁内斯犯有抢劫强奸罪,并判处再监禁和民事赔偿。马丁内斯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理由是目击者的指认不可靠,且被盗物品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证明。

    最高法院在审理此案时,重点关注了以下几个关键点:

    • 目击者指认的可靠性:马丁内斯辩称,时间间隔过长、作案时蒙面以及受害者受到惊吓可能导致指认错误。但最高法院认为,目击者在法庭上的指认清晰、连贯,并且他们都清楚地记得马丁内斯右脸颊上的痣这一显著特征。此外,法院强调,受害者在犯罪现场有充分的机会观察罪犯,并且在辨认嫌疑人时表现谨慎。
    • 被盗物品价值的证明:控方提交了受害者埃内斯托·布恩维尼达的宣誓书,列出了被盗物品及其价值,并由调查警官阿布纳·卡斯特罗作证。马丁内斯辩称,这些证据是传闻证据,不足以证明物品的价值。最高法院驳回了这一论点,认为卡斯特罗警官的证词并非传闻证据,因为他作为证人出庭并接受了交叉询问。此外,法院指出,作为财产犯罪调查员,卡斯特罗对普通家用物品的价值具有专业知识,他的证词可以被视为意见证据。更重要的是,法院认为,对于家用电器、罐头食品和香水等常见物品的价值,法庭可以进行司法认知。
    • 量刑:考虑到犯罪的严重性和加重情节,地区审判法院原本应判处死刑,但由于当时宪法禁止判处死刑,因此改判为再监禁。最高法院维持了再监禁的判决,并认为地区审判法院判处的民事赔偿金额过低,将对受害者格洛里维克·班达亚侬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从30,000比索提高到50,000比索。

    最高法院最终维持了地区审判法院的判决,认定马丁内斯犯有抢劫强奸罪。

    实践意义

    人民诉马丁内斯案强调了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是涉及严重犯罪时,目击者证词和证据的重要性。本案为未来的案件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 目击者证词的可信度:法院重视目击者在法庭上清晰、连贯和坚定的指认。即使经过一段时间,只要目击者的记忆清晰,指认过程严谨,其证词仍然可以被采纳。显著的个人特征,如本案中的痣,可以增强指认的可靠性。
    • 证据的充分性:即使关于财产价值的证据看似间接,但如果证人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并接受了交叉询问,其证词仍然可以被法院采纳。此外,对于常见物品的价值,法院可以进行司法认知,无需提供额外的证据。
    • 民事赔偿:法院有权根据犯罪的性质和受害者的损失判处合理的民事赔偿,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对于性质恶劣的犯罪,法院可以酌情提高精神损害赔偿金。

    重要启示

    • 清晰的目击者指认至关重要:受害者和目击者应尽可能清晰地记住罪犯的特征,以便在事后能够准确指认。
    • 证据收集和保存:警方在调查犯罪时,应重视收集和保存各种证据,包括物证和证人证词,以确保案件能够得到公正的审判。
    • 法律专业知识的重要性:本案表明,法律专业人士在法庭上辩论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常见问题解答

    问:在抢劫强奸案中,如果受害者无法清晰指认罪犯,案件会怎样?

    答:如果目击者指认不可靠,控方将难以证明被告有罪。但即使没有目击者指认,如果存在其他有力的证据,如 DNA 证据、物证或被告的供述,仍然有可能定罪。

    问:传闻证据在法庭上完全没有用吗?

    答:通常情况下,传闻证据不具有证明力。但在某些例外情况下,如证人出庭并接受交叉询问,或者传闻证据属于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法院可能会考虑其证明力。

    问:法庭如何确定被盗物品的价值?

    答: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证明被盗物品的价值,包括受害者的证词、购买凭证、专家评估或法庭的司法认知。在人民诉马丁内斯案中,法院接受了调查警官基于受害者报告的证词,并进行了司法认知。

    问:如果被告否认犯罪,但目击者坚持指认,法庭会相信谁?

    答:法庭将综合考虑所有证据,包括目击者证词、被告的辩护和其他相关证据。如果目击者证词可信,并且没有其他证据推翻其指认,法庭可能会采纳目击者证词并判决被告有罪。

    问:抢劫强奸罪的刑罚是什么?

    答:根据菲律宾法律,抢劫强奸罪的刑罚非常严厉。在人民诉马丁内斯案发生的年代,最高刑罚为死刑。目前,最高刑罚为再监禁。具体的刑期将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加重或减轻情节而定。

    ASG Law律师事务所在刑事诉讼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尤其擅长处理抢劫、强奸等重大刑事案件。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不幸遭遇类似事件,或有任何法律疑问,请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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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菲律宾自卫抗辩的关键:非法侵害的存在性

    菲律宾自卫抗辩的关键:非法侵害的存在性

    G.R. Nos. 118921-22, June 11, 1997

    引言

    在菲律宾,当冲突升级为暴力事件时,自卫抗辩是刑事案件中常见的辩护理由。然而,并非所有声称自卫的行为都能被法律接受。奥地利诉上诉法院和菲律宾人民案 (Ernesto Austria v. Court of Appeals and 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最高法院的判决,清晰地阐释了自卫抗辩的核心要素,尤其强调了“非法侵害”的存在性。本案不仅对法律专业人士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普通民众理解菲律宾刑法中自卫的界限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法律背景:菲律宾刑法中的自卫

    菲律宾修订刑法典第11条规定了正当防卫的抗辩理由。该条文明确指出,在以下三种情况同时存在时,为保护自身或权利而采取行动的人,不承担刑事责任:

    1. 非法侵害;
    2. 为阻止或击退非法侵害而使用的手段具有合理的必要性;
    3. 被辩护人方面缺乏充分的挑衅。

    其中,“非法侵害”被认为是自卫抗辩中最关键的要素。最高法院在众多案件中都强调,如果不存在非法侵害,自卫抗辩,无论是完全自卫还是不完全自卫,都无法成立。非法侵害必须是真实的、迫在眉睫的、且实际存在的危险,对生命、肢体或权利造成威胁。仅仅是言语挑衅或臆想的威胁,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非法侵害。

    例如,如果某人只是口头威胁要伤害你,但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此时你先发制人对其进行攻击,则很难主张自卫,因为对方尚未构成“非法侵害”。相反,如果某人挥舞着武器向你冲来,意图伤害你,那么此时就存在非法侵害,你可以采取合理的自卫措施。

    案件回顾:奥地利诉上诉法院案

    本案源于一起发生在瓦伦苏埃拉的命案。埃内斯托·奥地利 (Ernesto Austria) 和安东尼奥·达托 (Antonio Dato) 被指控谋杀埃米利奥·纳拉尔 (Emilio Narral)。根据检方的证据,1976年8月16日晚,纳拉尔被奥地利和达托叫到一家商店门口,商讨土地测量费用的纠纷。随后,纳拉尔的妻子弗洛拉 (Flora) 听到呼救声,发现丈夫倒在地上,并指认奥地利是凶手。

    证人阿尔贝托·德洛斯雷耶斯 (Alberto de los Reyes) 证实,他听到“你背叛了我!”的喊声后,看到奥地利、达托和蒂诺·科达帕斯 (Tino Codapas) 追赶纳拉尔。达托抓住纳拉尔的胳膊,科达帕斯用竹竿击打纳拉尔头部,随后奥地利用刀刺伤倒地的纳拉尔颈部两次。奥地利辩称是自卫,称纳拉尔醉酒后持刀挑衅,两人争夺刀具时意外刺伤了纳拉尔。达托则否认参与杀害纳拉尔。

    地区审判法院 (Regional Trial Court) 认定奥地利和达托犯有杀人罪,而非谋杀罪,因为缺乏预谋和阴谋的证据,但存在滥用优势力量的加重情节。上诉法院 (Court of Appeals) 维持了原判,并提高了对受害者家属的赔偿金额。奥地利不服,上诉至最高法院,坚持自卫抗辩。

    最高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详细审查了证据,特别是证人德洛斯雷耶斯的证词。德洛斯雷耶斯的证词生动地描述了案发经过,与弗洛拉的证词相互印证,而与奥地利的辩解大相径庭。法院特别强调了德洛斯雷耶斯证词的可信度,认为其证词经受住了严格的交叉询问,且没有发现其有任何不实陈述或偏袒任何一方的动机。

    “问:你看到了什么,如果你看到了什么?
    答:我看到埃米利奥·纳拉尔在跑,被安东尼奥·达托、蒂诺·科达帕斯和埃内斯托·奥地利追赶。”

    “问:埃内斯托·奥地利用哪只手或双手刺伤了埃米利奥·纳拉尔?
    答:右手,先生。
    问:他刺了埃米利奥·纳拉尔多少次?
    答:两次,先生。”

    最高法院最终驳回了奥地利的自卫抗辩,理由是非法侵害并不存在。法院认为,纳拉尔前往商店是为了讨论土地测量费用的纠纷,而非主动挑衅或攻击。即使假设存在非法侵害,奥地利使用的自卫手段也超过了合理的必要限度,因为他对倒地的纳拉尔颈部连刺两刀,显然超出了制止所谓侵害的必要范围。

    案件的实践意义

    奥地利诉上诉法院案 再次强调了在菲律宾刑法中,自卫抗辩的成立必须以“非法侵害”的存在为前提。本案的判决对以下几个方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 自卫抗辩的核心是非法侵害: 被告人必须证明受害者首先发起了非法侵害行为,对其生命或人身安全造成了实际威胁。仅仅是口角争执或潜在的威胁,不足以构成非法侵害。
    • 法院重视证人证词: 本案中,证人德洛斯雷耶斯的证词成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清晰、连贯、且可信的证人证词,在刑事案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 自卫手段的合理性: 即使存在非法侵害,自卫行为也必须在合理的限度内。过度的自卫手段,例如使用与威胁不成比例的武力,可能会导致自卫抗辩失败。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本案的教训是深刻的。在日常生活中,应尽量避免冲突升级为暴力事件。如果面临潜在的冲突,应保持冷静克制,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如果确实面临非法侵害,在采取自卫行动时,也应注意手段的合理性,避免过度防卫。

    重要启示

    • 非法侵害是自卫抗辩的基石: 务必证明自己是受到实际的、迫在眉睫的非法侵害威胁时才采取自卫行动。
    • 法院会仔细评估证据: 法院会综合考虑所有证据,包括证人证词、物证等,来判断自卫抗辩是否成立。
    • 过度自卫可能导致刑事责任: 即使最初存在非法侵害,如果自卫手段过当,也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常见问题解答

    问:什么是“非法侵害”?

    答:“非法侵害”是指对他人的生命、肢体、自由或财产的实际的、迫在眉睫的、且不正当的攻击。它必须是现实存在的危险,而不仅仅是臆想或口头威胁。

    问:如果我受到言语挑衅,我可以主张自卫吗?

    答:通常情况下,言语挑衅本身并不构成“非法侵害”。除非言语挑衅伴随着实际的暴力威胁或行动,否则很难以此为基础主张自卫。

    问:在自卫时,我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吗?

    答:自卫手段必须具有“合理的必要性”,即使用的手段应与所面临的威胁程度相称。过度使用武力可能会导致自卫抗辩失败。

    问:如果自卫抗辩不成立,会面临什么后果?

    答:如果自卫抗辩不成立,被告人将根据其行为的性质和造成的损害,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例如杀人罪、伤害罪等。

    问:如果我需要法律咨询,应该怎么办?

    答:如果您面临法律问题,特别是涉及刑事案件或自卫抗辩,建议您尽快咨询专业的律师。请立即联系ASG Law律师事务所。我们在菲律宾刑法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可以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和代理服务。 立即发送邮件至 nihao@asglawpartners.com 与我们联系,获取专业的法律帮助。我们ASG Law 律师事务所是您在菲律宾的法律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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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菲律宾地方官员罢免选举:行政救济先于法院诉讼的重要性

    在菲律宾罢免选举中,穷尽行政救济是提起法院诉讼的前提

    G.R. No. 127456, March 20, 1997

    引言

    在菲律宾,罢免选举是公民问责地方官员的重要机制。然而,这一过程并非没有规则和程序。Jariol v. COMELEC 案生动地说明了,在寻求法院干预之前,必须首先充分利用行政途径解决选举争议。本案突显了“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的重要性,这对于所有参与菲律宾地方政治的人士,特别是民选官员而言,至关重要。

    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在针对地方官员的罢免选举中,当事人是否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而无需首先向选举委员会(COMELEC)寻求复议。最高法院在本案中明确指出,答案是否定的。让我们深入了解此案,了解其法律背景、案件详情以及对未来类似情况的实际影响。

    法律背景:地方政府法典与行政救济原则

    菲律宾的地方政府法典(1991年共和国法令第 7160 号)规定了罢免地方民选官员的程序。其中第 74 条规定了罢免的限制,例如官员在任期内只能被罢免一次,并且罢免不得在就职一年内或在正常地方选举前一年内进行。

    本案的关键在于第 70 条,该条涉及准备罢免大会(Preparatory Recall Assembly,PRA)。PRA 由所有描笼涯(Barangay,菲律宾最小的行政区划)官员组成,负责发起罢免程序。根据法律,罢免程序必须严格遵守既定程序,以确保公平和合法。

    同时,“穷尽行政救济”原则是菲律宾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规定,在向法院寻求救济之前,当事人必须首先用尽所有可用的行政救济途径。其目的是尊重行政机关的职权,让其有机会纠正自身错误,避免法院过早介入行政事务。最高法院在众多案例中都强调了这一原则,例如 Cruz v. del Rosario 和 Manuel v. Jimenez 案,都明确指出,除非存在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否则必须先向相关行政机构申请复议。

    案例分析:Jariol 诉 COMELEC

    本案的请愿人是巴西利沙市的市长 Jesus A. Jariol 和其他几位地方官员,他们试图阻止针对他们的罢免选举。他们向最高法院提起 certiorari 特别民事诉讼,质疑选举委员会(COMELEC)第 2879 号决议的合法性,该决议批准了针对他们的罢免选举活动日历。

    请愿人提出了多项理由,质疑罢免程序的有效性:

    • 未充分通知 PRA 成员:他们声称,并非所有准备罢免大会的成员都收到了会议通知。
    • 通知未明确会议目的:会议通知没有说明会议的目的是罢免官员。
    • 会议非公开:会议是在闭门情况下举行的。
    • 罢免选举时间不当:罢免选举安排在 1997 年 1 月 25 日,即 1997 年 5 月的 barangay 官员定期选举前一年内。

    COMELEC 的立场

    COMELEC 通过检察长办公室辩称,罢免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他们提交了巴西利沙选举官员的报告,表明 PRA 会议有法定人数,并且所有出席者都签署了会议纪要。COMELEC 认为,请愿人从未寻求对第 2879 号决议进行复议,因此他们的诉讼为时过早。

    最高法院的裁决

    最高法院最终驳回了请愿人的诉讼,理由是“为时过早”和“未能充分证明选举委员会在批准罢免请愿和颁布第 2879 号决议时存在严重的滥用自由裁量权。”法院强调,请愿人应该首先向 COMELEC 提出复议,而不是直接向法院提起 certiorari 诉讼。

    法院援引了穷尽行政救济原则,指出 COMELEC 在颁布第 2879 号决议时履行的是纯粹的行政职能。法院认为,不满意的当事人必须首先启动规定的行政程序以获得救济,并将其进行到适当的结论,然后才能寻求法院的干预。“为了让行政机构有机会自行正确地决定此事,并防止不必要和过早地诉诸法院。”

    法院驳斥了请愿人提出的“没有足够机会”提出复议的理由。法院指出,请愿人有足够的时间在罢免选举前提出复议,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此外,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问题是 COMELEC 的事实认定,请愿人试图通过宣誓书来反驳这些认定,但这些证据并未在 COMELEC 面前提出。

    关于罢免选举的时间,法院引用了 Paras v. Commission on Elections 案的判决,重申地方政府法典第 74(b) 条中提到的“定期选举”是指官员职位将被竞选和由选民填补的选举,而不是 barangay 选举。因此,本案中的罢免选举可以在 1998 年 5 月的市级选举前一年之前的任何时间有效举行。

    实际影响:对地方官员和公众的启示

    Jariol v. COMELEC 案强调了在菲律宾罢免选举程序中遵守正当程序的重要性,并强调了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的关键作用。对于地方官员而言,本案明确了在面对罢免程序时,应首先通过行政途径寻求救济,例如向 COMELEC 提出复议,而不是立即诉诸法院。未能穷尽行政救济可能会导致诉讼被驳回,并可能错失纠正程序性错误的机会。

    对于公众而言,本案提醒人们,罢免选举虽然是重要的公民权利,但也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任何对罢免程序合法性的质疑,都应首先提交给 COMELEC 进行审查。只有在行政救济途径用尽后,并且在证明 COMELEC 存在严重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法院才会介入。

    关键教训

    • 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在罢免选举案件中,必须首先向 COMELEC 提出复议,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
    • 程序合规性:罢免程序必须严格遵守地方政府法典的规定,包括 PRA 会议的通知、议程和公开性。
    • 时间限制:罢免选举的时间受到法律限制,不得在定期地方选举前一年内进行,但barangay 选举不被视为此类“定期选举”。
    • 证据的重要性:质疑 COMELEC 决定的当事人必须在行政程序中及时提交证据,以便 COMELEC 能够进行评估。

    常见问题解答

    1. 什么是准备罢免大会(PRA)?

    准备罢免大会(PRA)是由所有描笼涯官员组成的机构,负责发起地方官员的罢免程序。PRA 负责通过决议,启动罢免请愿程序。

    2. 为什么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在罢免选举案件中如此重要?

    穷尽行政救济原则旨在尊重行政机关的专业知识和职权,并确保法院在行政程序有机会自我纠正错误之前,不会过早介入。在罢免选举案件中,这意味着必须首先向 COMELEC 提出复议,让其有机会审查和纠正任何程序性或实质性错误。

    3. 如果 PRA 会议的通知不充分,罢免程序是否无效?

    通知的充分性是 PRA 会议合法性的关键要素。如果未能充分通知所有成员,可能会导致罢免程序无效。然而,这需要通过适当的法律途径,首先是行政复议,然后在必要时通过法院诉讼来证明。

    4. barangay 选举是否被视为地方政府法典第 74(b) 条中规定的“定期选举”?

    根据最高法院在 Paras v. COMELEC 案和 Jariol v. COMELEC 案中的判决,barangay 选举不被视为第 74(b) 条中规定的“定期选举”。“定期选举”指的是官员职位将被竞选和填补的选举,例如市长、副市长和市议员的选举。

    5. 如果地方官员认为罢免程序不合法,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地方官员如果认为罢免程序不合法,应首先向 COMELEC 提出复议,详细说明其质疑的理由,并提交相关证据。如果对 COMELEC 的决定不满意,可以向法院提起 certiorari 诉讼,但前提是必须证明 COMELEC 存在严重的滥用自由裁量权,并且已经穷尽了行政救济。

    菲律宾的罢免选举程序可能复杂且充满挑战。如果您是地方官员,面临罢免程序,或对相关法律问题有疑问,我们 ASG Law 律师事务所随时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和协助。我们精通菲律宾选举法和行政法,致力于保护您的权利,确保您的利益得到充分维护。请随时通过电子邮件 nihao@asglawpartners.com 或访问我们的 联系方式 页面与我们联系,ASG Law – 您在菲律宾的法律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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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菲律宾的庭外自白:何时有效且可采纳?

    自发性自白:菲律宾庭外自白的界限

    G.R. No. 116437, 1997年3月3日,《菲律宾人民诉巴勃利托·安丹案》

    引言

    在菲律宾的刑事司法程序中,被告的自白可能成为案件结果的关键证据。然而,并非所有自白都具有同等效力。宪法保障个人在接受讯问时保持沉默和获得律师协助的权利,旨在防止胁迫性自白。本文分析了菲律宾最高法院在《人民诉安丹案》中的判决,探讨了庭外自白的有效性和可采纳性,特别是在被告未获得律师协助且向非执法人员(如市长和媒体记者)自白的情况下。本案例突显了自发性自白与违宪取得的自白之间的重要区别,为理解菲律宾证据法中自白规则的细微差别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法律背景:菲律宾宪法中的监禁讯问权

    菲律宾宪法第三条第十二款明确规定了在刑事调查中个人的权利,旨在保护个人免受政府的胁迫。《宪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三款规定:

    “第十二条。(一)任何因涉嫌犯罪而接受调查的人,均有权被告知其有权保持沉默和获得称职且独立的律师协助,最好是自己选择的律师。如果该人无力聘请律师,则必须为其提供律师。除非以书面形式并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否则不得放弃这些权利。

    (二)……

    (三)违反本条或本章第十七条获得的任何自白或承认均不得作为不利于他的证据。”

    这些条款源于米兰达规则,旨在对抗监禁讯问的内在胁迫性。根据这些规定,“监禁讯问”是指个人被执法人员拘留或以其他方式剥夺自由并受到讯问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在讯问开始之前,必须告知嫌疑人其米兰达权利,包括保持沉默的权利、获得律师协助的权利以及任何陈述都可能被用作不利于他们的证据的权利。这些权利的放弃必须是明知、明智和自愿的,最好以书面形式并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进行。

    如果违反这些程序获得自白,则该自白在法庭上不可采纳,即所谓的“排除规则”。排除规则旨在阻止执法人员侵犯宪法权利。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宪法保护并非绝对。自发性陈述或非监禁讯问中自愿作出的陈述可能仍然可采纳。

    案件分析:《人民诉安丹案》

    本案涉及被告人巴勃利托·安丹被控犯有强奸和杀人罪。受害人AAA被发现死亡,尸检显示死于外伤。调查人员将安丹确定为嫌疑人,并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对他进行了讯问。在讯问过程中,安丹最初否认有罪,但后来承认他只是一个观察员,指认另两个人为凶手。他还透露了受害人书包的藏匿地点,警方随后找回了书包。

    第二天,在被拘留期间,安丹要求与市长私下谈话。在没有警察讯问的情况下,安丹自发地向市长承认,他独自犯下了罪行。市长随后公开了这一自白,媒体记者在场并进行了录像。安丹后来还在媒体采访中重复了他的自白,详细描述了犯罪过程并进行了重演。

    在审判中,安丹撤回了他的自白,声称他在警方的监禁讯问中受到了胁迫,并且没有获得律师协助。然而,审判法院采纳了安丹向市长和媒体记者作出的庭外自白,并根据这些自白以及其他环境证据判处安丹犯有强奸和杀人罪并判处死刑。

    安丹向最高法院上诉,辩称他的庭外自白不可采纳,因为它是在没有律师协助的情况下获得的,违反了宪法规定的监禁讯问权。最高法院面临的关键法律问题是:安丹向市长和媒体记者作出的自白是否属于受宪法保护的监禁讯问范围,因此不可采纳?

    最高法院的判决

    最高法院维持了审判法院的判决,裁定安丹向市长和媒体记者作出的自白是可采纳的。法院区分了三种不同的自白:

    1. 向警察的自白:法院裁定,安丹在警察总部向警察作出的初步自白不可采纳,因为它是在监禁讯问期间获得的,且没有告知安丹其米兰达权利,也没有律师在场。法院还裁定,根据不可采纳的自白找到的受害人书包是“毒树之果”,因此也不可采纳。
    2. 向市长的自白:法院裁定,安丹向市长作出的自白是可采纳的。法院认为,尽管市长对当地警察具有监督权,但安丹的自白并非在监禁讯问的情况下作出。安丹自愿要求与市长私下谈话,市长没有讯问他。法院强调,宪法保护旨在防止国家胁迫,而非自愿吐露真情。法院引用了市长的证词:

      “市长 [姓名]:……在调查期间,当媒体已经来了很多人时,安丹悄悄地对我说了一些话,并要求他能单独和我谈谈,所以我所做的是,我带他进了警察局局长的办公室。

      私人检察官 Principe:那么在警察局局长的办公室里发生了什么,市长?

      答:在总部办公室里,他对我说‘市长,请原谅我!我会告诉你真相。我就是杀死AAA的人。’所以当他对我说这些话时,我让他等一会儿,然后我打开门,让媒体听到他要说什么,我再次问他是否是他做的,他承认了,先生。甚至有电视摄像机拍摄了下来。”

    3. 向媒体记者的自白:法院还裁定,安丹向媒体记者作出的自白是可采纳的。法院认为,宪法规定的监禁讯问权仅适用于国家机关,而不适用于私人个人,如新闻记者。法院强调,记者不是警察的代理人,他们采访安丹是为了新闻目的,而不是为了胁迫他自白。法院引用了记者奥兰·毛里西奥的证词,他描述了他采访安丹的情况,并确认安丹的自白是自愿的,没有受到胁迫。

      “律师 Principe:你提到不久前你能够到达发现AAA尸体的地方,你的采访从哪里开始,在哪个特定地点?

      毛里西奥先生:实际上,我开始收集新闻并在xxx警察局内进行采访,我向被告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先生。起初,我问他是否是他强奸并杀害了受害者,我也从他那里了解到受害者是他的表妹。

      问:巴勃利托·安丹的回答是什么?

      答:他的回答是他是受害者的表哥,并且他对强奸和杀害受害者负责,先生。然后我问他,他的承认是自愿的,还是有人对他的身体实施了威胁、恐吓或暴力,因为我知道这个案件中有其他五名嫌疑人,他说他是自愿向警察承认的。我问他是否受到毒品的影响,但他说没有,只是‘喝了点酒’,先生。

      问:你之前提到被告的叔叔在场,当你问问题时,叔叔是否在他旁边?

      答:叔叔在那里,包括我记不清名字的barangay队长。一个地方的barangay队长,我不知道是犯罪现场的地方还是AAA居住的地方,但是……在车站指挥官办公室内的整个场景中,没有任何武力或任何威胁性质的调查正在对嫌疑人进行,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自由地与他交谈,并且他自愿地向我承认他就是强奸和杀害的人,所以我们进入了下一个阶段,陪同我到犯罪现场,在那里进行了重演以及在杀害AAA期间发生的一切。”

    因此,法院认为,尽管最初向警察作出的自白不可采纳,但随后向市长和媒体记者作出的自愿自白,以及其他环境证据,足以支持对安丹的定罪。

    实践意义:庭外自白和自愿性

    《人民诉安丹案》阐明了菲律宾证据法中庭外自白的可采纳性,并强调了自愿性原则的重要性。本案为律师和执法人员提供了以下关键经验:

    1. 区分监禁讯问和非监禁讯问:只有在监禁讯问期间获得的自白才受米兰达规则保护。自发性陈述或非监禁讯问中自愿作出的陈述可能仍然可采纳,即使没有告知米兰达权利。
    2. 自愿性是关键:即使自白是在监禁讯问之外作出的,它也必须是自愿的才能被采纳。这意味着自白不能是胁迫、威胁或不当影响的结果。
    3. 向非执法人员的自白:向私人个人(如朋友、家人或媒体记者)作出的自白通常不受米兰达规则保护,因为宪法保护主要针对国家行为。然而,自白的自愿性仍然是可采纳性的一个考虑因素。
    4. 环境证据的重要性:即使自白被排除,定罪仍然可以仅基于其他环境证据获得。在本案中,环境证据,如犯罪现场的血迹、受害人的物品以及被告身上的划痕,加强了对安丹的定罪。

    关键经验

    • 自发性自白可采纳:在没有警察讯问的情况下,自愿向市长或媒体记者作出的自白可能在法庭上可采纳。
    • 宪法保护的范围:宪法规定的监禁讯问权主要适用于国家机关,不适用于私人个人。
    • 自愿性至上:无论自白是在何种情况下作出的,其自愿性都是决定其可采纳性的关键因素。
    • 环境证据的价值:即使自白被排除,环境证据仍然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以证明被告的有罪。

    常见问题解答

    1. 问:什么是监禁讯问?
      答:监禁讯问是指个人被执法人员拘留或以其他方式剥夺自由并受到讯问的情况。
    2. 问:什么是米兰达权利?
      答:米兰达权利包括保持沉默的权利、获得律师协助的权利以及任何陈述都可能被用作不利于他们的证据的权利。
    3. 问:如果我在没有被告知米兰达权利的情况下被讯问,我的自白可采纳吗?
      答:在监禁讯问期间,如果您没有被告知米兰达权利,您的自白通常不可采纳。
    4. 问:向非执法人员作出的自白可采纳吗?
      答:是的,向非执法人员(如朋友、家人或媒体记者)自愿作出的自白可能可采纳。
    5. 问:自愿性在自白的可采纳性中有多重要?
      答:自愿性至关重要。无论自白是在何种情况下作出的,它都必须是自愿的才能被采纳。
    6. 问:环境证据可以单独用于定罪吗?
      答:是的,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没有自白,环境证据也可能足以证明被告的有罪。
    7. 问:如果我的权利受到侵犯,我应该怎么做?
      答:如果您认为自己在监禁讯问期间的权利受到侵犯,您应该立即寻求律师的法律建议。

    安盛律师事务所 (联系方式) 在菲律宾刑事诉讼程序方面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包括涉及自白的复杂法律问题。如果您需要有关庭外自白或任何其他法律问题的咨询,请随时通过 nihao@asglawpartners.com 与我们联系。我们精通菲律宾法律的律师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提供帮助。

  • 菲律宾强奸案判决:为何受害者证词至关重要?不在场证明如何被驳回?

    菲律宾强奸案判决:受害者证词的可信度是定罪的关键

    [ G.R. No. 117702, February 10, 1997 ]

    在菲律宾的法律体系中,强奸罪是一项严重的指控,其审判过程往往充满挑战,尤其是在证据方面。在许多强奸案件中,受害者的证词成为定罪的关键证据。然而,被告常常会提出不在场证明作为辩护理由,试图推翻受害者的指控。菲律宾最高法院在“菲律宾人民诉克里斯平·伊帕拉吉雷”案中,对受害者证词的可信度以及不在场证明的辩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裁决。本案不仅突显了菲律宾司法系统在处理性侵案件时的严谨性,也为理解菲律宾强奸案件的审判原则提供了重要的法律见解。

    受害者证词的重要性:菲律宾强奸罪的法律背景

    在菲律宾,强奸罪的定义和处罚主要依据《修订刑法典》第335条。该条规定,强奸是指违背女性意愿,以暴力、恐吓或其他胁迫手段与其发生性行为。在强奸案件中,由于犯罪行为通常发生在私密空间,往往缺乏直接的物证或第三方证人。因此,受害者的证词往往成为指控和定罪的关键证据。菲律宾最高法院在多起案件中都强调,如果受害者的证词是可信、清晰且令人信服的,即使没有其他佐证,也可以作为定罪的依据。

    然而,法律也对受害者证词的可信度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法院需要仔细审查证词的细节,包括证词的连贯性、一致性以及是否符合常理。同时,法院也会考虑受害者的年龄、教育程度、心理状态等因素,以评估其证词的可靠性。重要的是,菲律宾的法律体系承认性侵案件受害者在报案时可能存在延迟,这通常是由于恐惧、羞耻或心理创伤等原因造成的。因此,报案的延迟并不一定削弱受害者证词的可信度。

    与此相对的是,不在场证明是被告常用的一种辩护策略。不在场证明是指被告证明在犯罪发生时,自己身处他处,不可能实施犯罪行为。虽然不在场证明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成为有效的辩护理由,但在菲律宾的司法实践中,不在场证明的举证责任完全由被告承担,且需要提供确凿的证据,例如证人证词、物证等,以证明其不在犯罪现场。如果不在场证明的证据不足或不可信,法院通常不会采纳。

    案件回顾:人民诉伊帕拉吉雷案

    “菲律宾人民诉克里斯平·伊帕拉吉雷”案的案情围绕着家庭佣工罗西塔·巴卡林指控其雇主克里斯平·伊帕拉吉雷强奸而展开。根据检方的证据,1990年7月6日晚,在达沃省帕纳博市的被告家中,被告伊帕拉吉雷以暴力和恐吓手段强奸了受害者罗西塔。罗西塔当时是被告及其妻子的家庭佣工。案发当晚,被告以给罗西塔治疗皮肤病为由,给了她一些药片。罗西塔服用药片后感到身体虚弱,随后被告将其拖到床上实施了强奸。罗西塔试图反抗,但被告用猎刀威胁她,并最终强奸了她。

    案发后,罗西塔并未立即报案,而是在被告家中继续工作了一个月才离开。回到家后,罗西塔的精神状态极差,无法正常饮食和说话,甚至无法自理。她的母亲带她去看了医生,后被转诊至达沃市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一周后,罗西塔才开始说话,并向医生和家人讲述了被强奸的经过。随后,罗西塔的母亲向警方报案,被告伊帕拉吉雷被逮捕并被指控犯有强奸罪。

    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伊帕拉吉雷否认了指控,并提出了不在场证明。他声称案发当晚自己在公共市场卖鱼,不可能在家中实施强奸。然而,一审法院在仔细审查了控辩双方的证据后,认定受害者罗西塔的证词可信,而被告的不在场证明不足以推翻指控,因此判决被告强奸罪成立,并处以终身监禁。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在上诉中,被告主要提出了两点理由:一是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其犯有强奸罪是错误的;二是认为一审法院错误地认定被告的妻子曾试图与受害者家属协商撤销案件。最高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并最终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最高法院的裁决:可信的证词与无效的辩护

    最高法院在判决中,首先肯定了受害者罗西塔证词的可信度。法院指出,罗西塔的证词“直率、自然、坦诚”,即使在交叉询问和反驳时也未曾动摇。证词中的一些细微的不一致之处,反而证明了证词的真实性,而非编造。最高法院强调,罗西塔是一名17岁的乡村女孩,也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很难想象她会无缘无故地捏造被强奸的故事,让自己和家人陷入尴尬和屈辱的境地。

    “在审查记录后,我们发现检方证据,主要基于罗西塔·巴卡林的证词,是可信、可靠和值得信赖的。罗西塔的证词直率、自然、坦诚,即使在交叉询问和反驳时也未曾动摇。她证词中的不一致之处是细微的,这反而加强了而非削弱了她的证词并非虚构的结论。”

    针对被告提出的不在场证明,最高法院认为,被告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案发时身处他处。法院指出,公共市场距离被告的住所仅有十分钟的步行路程,被告在工作休息时也有可能回家。因此,被告的不在场证明并不能排除其作案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最高法院强调,受害者的肯定性指认比被告的不在场证明更具说服力。

    “被告-上诉人作为强奸犯的肯定性指认胜过他的不在场证明辩护。被告-上诉人不可能在犯罪现场的说法在物理上是不成立的。公共市场距离他们租住的房间仅有十分钟的步行路程,在工作休息期间,被告-上诉人有时会回家给孩子们带食物。”

    此外,最高法院还认为,被告妻子在案发后曾向受害者家属提出赔偿,试图私了此案,这一行为可以被视为被告承认有罪的默示。虽然被告辩称,当时尚未提起刑事诉讼,但最高法院指出,即使在刑事诉讼提起之前,被告或其代表提出的和解要约,也可以作为证据采纳。

    案件的实践意义与启示

    “菲律宾人民诉伊帕拉吉雷”案的判决,对于菲律宾的强奸案件审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案再次强调了受害者证词在强奸案件中的关键作用。只要受害者的证词是可信、清晰且令人信服的,即使没有其他佐证,法院也可以依据证词对被告定罪。本案也警示被告,不在场证明作为一种辩护策略,其成功率极低,需要提供充分且可信的证据才能被法院采纳。相比之下,受害者的肯定性指认往往更具说服力。

    对于性侵案件的受害者而言,本案的判决无疑是一种鼓舞。它表明菲律宾的司法系统重视对受害者权益的保护,不会因为报案的延迟或缺乏物证而轻易否定受害者的证词。同时,本案也提醒受害者,在遭受性侵后,应勇敢地站出来,及时报案,并尽可能详细地回忆和陈述案发经过,以便为案件的成功审判提供有力的证据。

    关键教训

    • 受害者证词至关重要: 在强奸案件中,受害者可信的证词可以成为定罪的关键证据。
    • 不在场证明的局限性: 不在场证明作为一种辩护策略,需要提供充分且可信的证据,否则难以被法院采纳。
    • 及时报案的重要性: 性侵受害者应勇敢站出来,及时报案,为案件的成功审判提供支持。
    • 法律对受害者权益的保护: 菲律宾法律体系重视对性侵受害者权益的保护,不会轻易否定受害者的证词。

    常见问题解答

    问:在菲律宾,如果强奸案没有目击证人,受害者的证词可以作为定罪的依据吗?

    答:是的。菲律宾最高法院在多起案件中都明确指出,如果受害者的证词是可信、清晰且令人信服的,即使没有其他目击证人或其他佐证,也可以作为定罪的依据。

    问:如果受害者在案发后没有立即报案,会影响其证词的可信度吗?

    答:不一定。菲律宾的法律体系承认性侵案件受害者在报案时可能存在延迟,这通常是由于恐惧、羞耻或心理创伤等原因造成的。报案的延迟本身并不一定削弱受害者证词的可信度,法院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来评估证词的可靠性。

    问:什么是“不在场证明”?在强奸案中,不在场证明的辩护有效吗?

    答:不在场证明是指被告证明在犯罪发生时,自己身处他处,不可能实施犯罪行为。虽然不在场证明在理论上可以成为有效的辩护理由,但在菲律宾的司法实践中,不在场证明的举证责任完全由被告承担,且需要提供确凿的证据。如果不在场证明的证据不足或不可信,法院通常不会采纳。在强奸案中,如果受害者的证词可信,且被告的不在场证明不足以排除其作案的可能性,不在场证明的辩护通常不会有效。

    问:如果被告在案发后试图与受害者或其家属私了,这在法庭上会被如何解读?

    答:根据菲律宾的《证据规则》,在刑事案件中,被告提出的和解要约可以被视为承认有罪的默示。这意味着,如果被告在案发后试图与受害者或其家属私了,这一行为可能会在法庭上被解读为被告默认自己犯有罪行,从而对其不利。

    问:如果我是性侵案件的受害者,应该怎么做?

    答:如果您是性侵案件的受害者,首先要确保自身安全。然后,尽快向警方报案,并寻求医疗帮助。在报案时,尽可能详细地回忆和陈述案发经过,并配合警方调查。如有需要,可以寻求法律援助和心理支持。

    ASG Law律师事务所 在处理性侵案件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致力于为受害者提供全面的法律服务,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如果您需要法律咨询或帮助,请随时通过 nihao@asglawpartners.com 联系我们,或访问我们的 联系方式 页面获取更多信息。我们期待为您服务。



    Source: Supreme Court E-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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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菲律宾最高法院:目击证人证词的重要性及其在刑事案件中的份量

    目击证人证词在菲律宾刑事诉讼中具有决定性作用

    G.R. No. 124076, January 21, 1997

    报业对健康有害。 《Panguil Bay Monitor》的出版人兼编辑内西诺·P·托林是另一个法院案例,证明了这句老话。 1991 年 4 月 14 日,一名刺客将一颗子弹射入托林后脑勺。枪声使他从活人名单中除名,并将他变成又一项犯罪统计数据。

    本案是被告杰瑞·萨拉比亚对上诉法院[1] 判决的上诉,该判决维持了地区审判法院(奥扎米斯市)[2] 对其犯有谋杀罪的判决,但将对他处以的刑罚修改为永久监禁。

    在 1991 年 4 月 19 日的起诉书中,尼尔森·维迪达(又名司令员拉米尔)和上诉人杰瑞·萨拉比亚被指控犯有谋杀内西诺·P·托林罪,内容如下:[3]

    “在 1991 年 4 月 14 日晚上 6 点 05 分左右,在菲律宾奥扎米斯市港口路 Panguil Bay Monitor 办公室,在本法院管辖范围内,上述被告串通并互相帮助,意图杀人,并带有阴谋诡计和明显的预谋,当时在那里故意、恶意和非法地枪击内西诺·P·托林,结果导致内西诺·托林当场死亡。

    “该罪行是在夜间犯下的,并使用了未经许可的枪支,属于加重情节。

    “违反了《修订刑法典》第 248 条。”

    只有上诉人杰瑞·萨拉比亚被逮捕。其同案被告尼尔森·维迪达逃脱逮捕,仍然在逃。因此,审判仅对上诉人进行。

    两名(2)名控方证人,即埃尔莫·加利纳托和玛丽维克·库阿马格,证实了上诉人是枪手,并且在犯罪现场。

    目击证人埃尔莫·加利纳托是奥扎米斯市蒂纳戈居民,是共和国保安机构的保安。他被指派保卫位于奥扎米斯市黎刹大街的环球建筑公司的建筑物。加利纳托被部署在黎刹大街中间,环球建筑公司大楼前。大楼对面是玫瑰药房,旁边是一家当地报纸出版物《Panguil Bay Monitor》的办公室,出版人兼编辑内西诺·P·托林在此办公。[4]

    1991 年 4 月 14 日下午 6 点 25 分左右,加利纳托站在黎刹大街中间,距离《Panguil Bay Monitor》报社办公室约七(7)米。当他在岗位上时,他看到出版人兼编辑内西诺·P·托林走进报社办公室。托林不知道,上诉人杰瑞·萨拉比亚在他身后。几分钟后,上诉人打开办公室的玻璃门,向里走了一步,立即向托林开了三(3)枪。上诉人朝隔壁的玫瑰药房方向跑去。几分钟后,他回到托林的办公室,又向受害者开了几枪。然后,上诉人走开,经过 Petron 加油站,朝公共市场的方向逃跑。[5]

    加利纳托认出了上诉人,在枪击事件发生之前,他已经熟悉了上诉人的面孔和特征。他知道上诉人是与 Scepter 保安机构有关联的保安。他过去常常在附近的各个地方看到上诉人。当上诉人在瑞秋商场担任保安时,加利纳托是附近优质商店的保安,距离上诉人工作地点约两个(2)街区。[6]

    加利纳托描述了上诉人的穿着。事件发生时,他穿着白色条纹的白色马球衫和黑色裤子。加利纳托还注意到,枪击事件发生时,另一个人在犯罪现场附近。但是,他不确定这个人是否是上诉人的同伴。他不认识另一个人。[7]

    第二天,1991 年 4 月 15 日,加利纳托遇到了警员贝尔纳多·加拉多,他是调查枪击事件的警官。警员加拉多向他展示了上诉人的照片,并请他确认是否是上诉人枪杀了托林。加利纳托最初有些担心,他告诉警员加拉多第二天再来。加利纳托回来后,讲述了他所看到的一切,并指认上诉人为枪手。[8]

    另一名控方证人玛丽维克·库阿马格证实,就在枪击事件发生前,上诉人曾在犯罪现场。库阿马格在附近的 E. de Leon 枪支店工作,该店与受害者的办公室位于同一栋大楼内。[9]

    1991 年 4 月 14 日,库阿马格到枪支店上班。下午 6 点下班后,库阿马格顺便去了托林的办公室,她的姐姐在那里工作。托林正在找她的姐姐,因为他想让她跑腿办事。库阿马格自愿跑腿,因为她的姐姐不在办公室。托林要求她到附近的 Joy Mart 杂货店买些东西。[10]

    托林正在把要购买的物品清单递给她,这时库阿马格注意到上诉人,他穿着白色条纹马球衫,站在办公室的玻璃门旁。上诉人离她约两(2)米远。她以为上诉人想买一份《Panguil Bay Monitor》报纸。当她拿到购物清单并转向门口时,上诉人已经不见踪影。她离开办公室,穿过黎刹大街,朝 Joy Mart 杂货店走去。她听到一声枪响,但起初并没有在意。但是,当她到达 Allied 五金店并回头看托林办公室的方向时,她看到一群人聚集在办公室周围。她匆匆返回办公室,发现托林已经死了。[11]

    托林被送往麦地那综合医院,在那里他被宣布送达时已死亡。刘易斯·谭医生出具了死亡证明,发现死因是心肺骤停,原因是受害者头部后部受到致命枪伤。[12]

    奥扎米斯市城市卫生官员佩德里塔·罗索罗医生对受害者的尸体进行了尸检。她在受害者头部左后侧发现了一颗 .38 口径的弹头。受害者还受到另外两(2)处枪伤:一处在脚后跟右侧,另一处在左手腕附近。由于所有这些伤口的入口都在后部,罗索罗医生认为,袭击者在枪击时位于受害者身后。[13]

    警员贝尔纳多·加拉多作证说明了他的调查结果。

    大约在 1991 年 4 月 3 日或 4 日凌晨 1 点到 1 点 30 分,也就是报社记者内西诺·托林被枪击事件发生前几天,警员加拉多与托梅中尉和莫雷拉中士一起,都在科塔 466 宪兵连的情报行动部门工作,他们在奥扎米斯市黎刹大街一带巡逻监视。他们碰巧遇到了上诉人,他站在《Panguil Bay Monitor》托林的办公室附近。警员加拉多询问上诉人这么晚了在这一带干什么。上诉人回答说他在等人。警官要求上诉人出示他的居住证。他们核实了他的身份,并建议上诉人回家。当上诉人离开时,警员加拉多在地上看到了上诉人的身份证照片,估计是从上诉人的钱包里掉出来的。警员加拉多把它收了起来,没有意识到它以后会派上用场。[14]

    1991 年 4 月 14 日,发生了内西诺·托林被残忍杀害事件。警员加拉多奉命调查此案,他前往犯罪现场寻找枪击事件的目击证人。他采访了埃尔莫·加利纳托,他是被指派保卫受害者办公室对面的环球建筑公司大楼的保安。[15] 加利纳托提供了枪击事件的目击证词。加利纳托声称,他对袭击者的面孔很熟悉,因为后者和他一样也是一名保安。当警员加拉多展示上诉人的照片时,加利纳托认出他就是袭击者。[16]

    警员加拉多还采访了玛丽维克·库阿马格,她证实就在枪击事件发生前,上诉人曾在犯罪现场附近。她对枪手的描述与上诉人的特征相符。[17]

    警员加拉多顺藤摸瓜,寻找上诉人。1991 年 4 月 18 日晚上 11 点 30 分左右,他在黎刹大街和唐·伯纳德大街拐角处的北极星小吃店附近看到了上诉人。这家小吃店就在玫瑰药房对面,离犯罪现场只有一箭之遥。[18]

    警员加拉多从吉普车上下来,立即搜查上诉人是否携带武器。然后,他将上诉人带回总部进行审讯。

    在警局,上诉人否认对杀人事件负责。警方调查人员发现上诉人左胸上纹有他的别名“Boy Bait”,胃部有一处旧枪伤。上诉人说,他在宿务时受了枪伤。[19]

    调查结束后,上诉人被指控犯有谋杀托林罪,并被暂时拘留在总部。不建议保释。

    1991 年 5 月 11 日,上诉人锯断了拘留室的木栅栏,从拘留室逃脱。上诉人还给警员加拉多留下一张手写便条,威胁要为他的被捕报仇。他在便条上署名他的别名“Boy Bait”。[20] 这张便条翻译成英文后,内容如下:

    “Boy Abtik”(警员加拉多),不用担心我逃跑,因为我就在这里,如果我幸运的话,我会从所有压迫我的人那里一个个讨回来。我的枪永远不会被拿走,因为它在我的 3 个兄弟手中。

    “Boy Bait”[21]

    被告人并没有逍遥法外太久。第二天,1991 年 5 月 12 日,他被托梅中尉、特维斯中士和其他警察在拉帕桑和米萨米斯西方省克拉林的边界处抓获。他试图逃跑,但被警察击中腿部。在他住院期间,警员加拉多探望了上诉人,后者承认是他写并把威胁信留在了牢房里。[22]

    为了开脱罪责,上诉人提出了否认和不在场证明的辩护。他声称,1991 年 4 月 11 日上午 10 点 30 分左右,他离开去三宝颜德尔苏尔省莫拉韦的米利甘,去看望他的朋友鲁本·贝隆多。[23] 他去了鲁本在普罗克伊皮尔-伊皮尔的家,在那里他见到了鲁本的妻子和儿子。他在鲁本家过夜。他在那里住了两(2)天,直到 1991 年 4 月 12 日。[24]

    1991 年 4 月 13 日上午,上诉人离开鲁本家,前往三宝颜德尔苏尔省马哈亚格的圣婴,去看望他的未婚妻,格尔松·拉马亚拉特的女儿。当他到达马哈亚格时,他首先顺便去了格尔松的儿子拉蒙·拉马亚拉特的家,拉蒙陪他去了格尔松家。[25]

    1991 年 4 月 13 日整天,上诉人、拉蒙、蒂克博伊、特奥杜洛(格尔松的侄子)和其他几个人在格尔松家的院子里喝酒作乐。聚会持续到深夜。他告诉格尔松他要回到米利甘的鲁本家,在那里他住了一晚后离开了格尔松家。然而,在路上,上诉人改变了主意。鲁本家很远,他决定在附近的格尔松的茅草屋里过夜,沿着小溪。[26]

    第二天早上,1991 年 4 月 14 日,上诉人天亮时醒来,回到米利甘的鲁本家。当他在早上 7 点左右到达家时,正要打扮去教堂的鲁本邀请他一起去。他拒绝了,因为他想回到格尔松家。[27]

    在鲁本家吃完早餐后,他换了衣服,回到格尔松家。他大约在上午 10 点到达。在他到达格尔松家之前,他遇到了拉蒙和他的酒友,并被邀请再次加入他们的饮酒作乐。他答应了。他们的小组开始在井边,格尔松家附近喝酒。中午时分,有人给他们送来了食物。该小组继续饮酒到晚上。1991 年 4 月 14 日晚上,他在格尔松家过夜。[28]

    1991 年 4 月 15 日早上,上诉人早早醒来。他向格尔松的侄子多洛告别,并告诉他他要回到米利甘的鲁本家。

    在鲁本家,他只看到了鲁本的儿子罗兰多。鲁本和其他家人还在睡觉。他收拾好东西,离开了去奥扎米斯市,在那里他在警员海莫西纳的家中吃了午饭。

    1991 年 4 月 17 日晚上 11 点左右,上诉人路过奥扎米斯市的北极星小吃店,正在买“毛蛋”时,被警员加拉多抓住。他问加拉多他做了什么,但后者只是告诉他在总部解释。在他登上警车之前,加拉多拿走了他的钱包并保管起来,里面有他的身份证照片和 485.00 比索的现金。

    当他们到达科塔总部 466 连时,警员加拉多向他的指挥官报告说:“长官,这个人可能是那个被杀的人的嫌疑人。”上诉人不知道加拉多在说什么。他受到了警察的审讯。他们告诉他,他是《Panguil Bay Monitor》编辑被杀案的嫌疑人。他否认知情和参与犯罪,并告诉调查人员,事发当天和事发时他在米利甘。

    在他被拘留期间,警察归还了他的钱,但少了一百比索。他向宪兵士兵埃德温·阿雷瓦洛投诉,后者将他的不满告诉了警员加拉多。阿雷瓦洛斥责了加拉多,说:“小子,你为什么要拿钱。如果你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逮捕一个人,你最好归还你从他那里拿走的东西。”但加拉多从未归还他的 100.00 比索。在他被拘留期间,他花光了所有的钱买食物,因为拘留囚犯没有伙食供应。他乞求狱警给他吃他们的剩饭。最后,他要求将他转移到市监狱,那里有伙食供应。由于无法忍受牢房里不人道的条件,他在 1991 年 5 月 11 日黎明时分逃脱。第二天,他被抓获。[29]

    上诉人被问及为什么控方证人埃尔莫·加利纳托和玛丽维克·库阿马格指认他为枪手。他认为他们是被警员加拉多洗脑了。他解释说,如果他参与了枪击事件,他就不会留在奥扎米斯市。[30] 他否认在加利纳托和库阿马格指认他为枪手之前认识他们。[31]

    格尔松·拉马亚拉特证实了上诉人的说法。他作证说,1991 年 4 月 13 日上午 9 点左右,上诉人到达了他们在三宝颜德尔苏尔省马哈亚格圣婴的家。格尔松的儿子拉蒙·拉马亚拉特和他的侄子们在他们家的院子里喝酒作乐了一整天,直到晚上 8 点左右。那天晚上,上诉人向格尔松告别,并告诉他他要回到米利甘的鲁本·贝隆达家,在那里他住了一晚。过了一会儿,他的侄子之一特奥杜洛·马尔米斯告诉他,上诉人没有离开,而是睡在他们家茅草屋里,就在小溪边,离他们家大约 40 米远。然后,格尔松让特奥杜洛邀请上诉人到他们家睡觉,因为茅草屋里太冷了。据说上诉人拒绝了。[32]

    第二天早上,1991 年 4 月 14 日,星期日,格尔松再也没有见到上诉人。他得知上诉人去了米利甘。他早上去做弥撒,下午回来时,看到他的儿子拉蒙、他的侄子特奥杜洛和蒂克博伊·马尔米斯以及上诉人在他们的茅草屋里又喝了一轮杜巴酒。[33]

    过了一会儿,格尔松问特奥杜洛,为什么上诉人又在茅草屋里。特奥杜洛回答说,上诉人当天早上就在那里了。上诉人和他的酒友们在茅草屋里待到下午 6 点左右。之后,这群人去了格尔松家,继续他们的谈话。然后,格尔松从收音机里听到,一位著名的报社记者托林被谋杀了。格尔松离开了他的儿子和上诉人,上楼去找他的女儿伊洛娜,她也在听收音机,以核实这个消息。之后,他叫他的儿子和上诉人吃晚饭,但两人都拒绝了,并在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吃了晚饭。[34]

    第二天,1991 年 4 月 15 日,格尔松大约在早上 6 点醒来。那天他没有见到上诉人。当他询问他的侄子特奥杜洛上诉人的下落时,他被告知上诉人已经离开了。[35]

    枪击事件发生后约 4-5 天,一些军人,包括警员加拉多,去了他家调查 1991 年 4 月 14 日上诉人的下落。格尔松告诉警方,上诉人那天和他们在一起,并在他们家过夜。他还告诉警方,上诉人直到 1991 年 4 月 15 日才离开他们家。[36]

    几天后,他收到了上诉人的一封信,请求他的帮助。他去奥扎米斯市的拘留所探望了上诉人。他还去了公民法律援助办公室 (CLAO) 为上诉人寻求法律援助。[37]

    在盘问中,格尔松承认他的儿子拉蒙是上诉人的密友。上诉人最初来自宿务市,他去他们三宝颜的地方是为了娶一位来自米利甘的贝隆多女士。上诉人住在米利甘的鲁本·贝隆多家,鲁本是他的未婚妻的父亲。他没有亲眼看到上诉人在所讨论的晚上在他们的茅草屋里过夜。他只是从他的侄子那里听说的。[38]

    他证实他也是上诉人的密友。他自掏腰包参加了在奥扎米斯市举行的案件听证会。他亲自为上诉人找了一名律师。

    塞萨尔·德拉托雷,圣婴 barangay 的 barangay 队长,三宝颜德尔苏尔省马哈亚格,也是格尔松·拉马亚拉特的邻居,也为上诉人作证。他证实,他在 1991 年 4 月 14 日和 15 日在格尔松家看到了上诉人,当时后者正在格尔松家与拉蒙、蒂克博伊、特奥杜洛和其他人喝酒作乐。当他得知上诉人是托林被杀案的嫌疑人时,他感到很惊讶。当格尔松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准备了一封信(证物“2”),由他和在 1991 年 4 月 14 日看到上诉人的 barrio 居民签署,证明上诉人在那天在他们的 barrio。[39]

    辩方还传唤了另一名调查内西诺·托林被枪击事件的警官 SPO2 朱利叶斯·罗萨莱斯出庭作证。罗萨莱斯作证说,1991 年 4 月 16 日上午 11 点左右,警员加拉多带了五(5)名未成年儿童到他们总部进行审讯,其中包括洛威·埃巴尔勒。在他的审讯过程中,他向埃巴尔勒展示了尼尔森·维迪达的照片,埃巴尔勒说维迪达长得像枪手。他将埃巴尔勒的陈述记录成书面形式。此后,他向上埃巴尔勒展示了上诉人的照片。最初,埃巴尔勒说上诉人似乎是枪手,但后来对枪手的身份变得不确定。[40] 在盘问中,SPO2 罗萨莱斯证实,他们还调查了另外两(2)名证人,加利纳托和库阿马格,他们都明确指认上诉人为枪手。[41]

    洛威·埃巴尔勒,一名 14 岁的奥扎米斯市五年级学生,作证说,1991 年 4 月 14 日晚上 6 点左右,他和他的朋友们在玫瑰药房工作时,听到两(2)声枪响,来自内西诺·托林的报社办公室。然后,他看到一名男子拿着枪走开。这名男子穿着一件带有白色圆点的黑色 T 恤,从他们身边走过,朝公共市场的方向走去。他声称枪手不是上诉人。[42] 然而,在盘问中,埃巴尔勒承认,当他第一次看到上诉人的照片时,他说上诉人似乎是袭击者,但后来,当他也看到了逃犯尼尔森·维迪达的照片时,他改变了主意,并告诉调查人员他再也记不起枪手的脸了。他还承认,枪手在枪击事件发生后从他们身边走过,只是一瞬间,他只看到了枪手的侧脸。因此,当他受到警方调查时,他告诉他们他再也回忆不起枪手的脸了。[43]

    作为反驳证人,控方出示了埃德温·阿雷瓦洛,他是拘留室的警官,据称他同情上诉人的不满,即警员加拉多拒绝归还他的钱。阿雷瓦洛否认知道上诉人的抱怨,并澄清说,宪兵军官照看囚犯的财物是标准操作程序,以防止他们利用这些财物从拘留中逃脱。[44]

    审判后,下级法院判定上诉人犯有被指控的罪行。[45] 处分部分内容如下:

    “鉴于上述前提,法院认定并裁定被告人杰瑞·萨拉比亚犯有谋杀罪,罪名成立,无可置疑,该罪名在《修订刑法典》第 248 条中定义和处罚,并以阴谋诡计的情节为定罪条件,因此,判处其不确定刑期,刑期从最少十七 (17) 年、四 (4) 个月零一 (1) 天开始,到最长二十 (20) 年的临时监禁,赔偿死者内西诺·P·托林的继承人 50,000.00 比索,承担法律规定的其他附带处罚,并支付诉讼费用。

    “特此判决。”(重点强调)

    上诉人不服,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上诉法院维持了初审法院的判决,但修改了对上诉人处以的刑罚,如下:[46]

    “因此,除修改为本文上诉人杰瑞·萨拉比亚应被判处永久监禁,并承担法律规定的所有附带处罚外,上诉中的判决在所有其他方面均予维持,驳回本次上诉。

    “将本案全部记录移送最高法院妥善处理。

    “不作诉讼费的判决。

    “特此判决。”

    在本院面前,上诉人坚持认为,上诉法院在维持对其的定罪方面犯了可逆转的错误。上诉人指责答辩法院驳回了辩方证人洛威·埃巴尔勒的证词,该证词表明他不是他看到从犯罪现场逃离的枪手。埃巴尔勒在他的宣誓证词中指出,逃犯尼尔森·维迪达是枪手。上诉人敦促,埃巴尔勒的证词比控方证人加利纳托的证词更值得重视。

    我们维持对上诉人的定罪。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来推翻初审法院作出的有罪判决,上诉法院也维持了该判决。古老的规则是,在证人席上为证词赋予价值并权衡其可信度的任务最好留给初审法院,初审法院在证人出庭作证时形成第一手印象。不言而喻,肯定性证词优先于否定性证词。在本案中,控方证人加利纳托的肯定性证词详细叙述了导致受害者被枪击的事件,以及他对上诉人作为袭击者的肯定性指认,比辩方证人洛威·埃巴尔勒的否定性证词更有分量,后者称上诉人不是枪手。可以肯定的是,加利纳托的证词是明确的。加利纳托离犯罪现场只有七(7)米远,并且有足够的时间看到并记住枪击事件的细节。他看到受害者走进办公室,上诉人紧随其后。他看到上诉人扣动了三次扳机,并走出了犯罪现场,只是在几分钟后又回来,向不幸的受害者开了另一轮枪。在这种情况下,加利纳托有明确的机会认出上诉人。值得注意的是,加利纳托熟悉上诉人的面孔,因为他们都是奥扎米斯市蒂纳戈地区的保安。玛丽维克·库阿马格加强了加利纳托的亲眼目睹的证词,她证实就在枪击事件发生前,上诉人曾在犯罪现场。

    相比之下,埃巴尔勒的否定性证词值得怀疑。埃巴尔勒只在 alleged 袭击者从他面前经过时匆匆一瞥。事实上,埃巴尔勒承认他只看到了枪手的侧脸。[47] 关于埃巴尔勒的宣誓证词,他最初指认逃犯尼尔森·维迪达的照片为枪手,但在他的证词被记录成书面形式并向上展示上诉人的照片后,他开始不确定是维迪达还是上诉人枪杀了受害者。

    加利纳托对上诉人的肯定性指认得到了控方提供的物证的支持。加利纳托作证说,枪击事件发生时,上诉人穿着一件白色条纹马球衫(证物“S”)。一件类似的衬衫被上诉人遗留在牢房里,并在上诉人从拘留室逃脱后被当局发现。此外,在上诉人逃脱之前,他给警员加拉多留下一张手写便条,吹嘘他仍然持有枪支,并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报复。上诉人的逃脱与他声称的无罪说法明显不符。

    上诉人同样辩称,证物“2”,即 barangay 队长和三宝颜德尔苏尔省马哈亚格圣婴的一些居民签署的信函/证明,证明了在事件发生当天和事发时他在格尔松·拉马亚拉特家,应该可以为他开脱罪责。同样,我们没有发现令人信服的理由来推翻初审法院对证据的评估。这些所谓的 barrio 居民没有出庭作证,说明他们在那个不幸的日子里看到上诉人的具体情况和方式。事实上,即使是据称在 1991 年 4 月 15 日清晨在三宝颜德尔苏尔省实际看到上诉人的鲁本·拉马亚拉特和格尔松的侄子多洛也没有被传唤为证人。他们的未出庭作证只会削弱上诉人的不在场证明。

    我们进一步注意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控方证人加利纳托和库阿马格是出于恶意而陷害上诉人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上诉人证实,在他们在法庭上作证之前,他不认识加利纳托和库阿马格。[48] 最后,上诉人未能证明他不可能在犯罪发生时出现在犯罪现场。即使是辩方证人格尔松·拉马亚拉特也作证说,他的房子距离奥扎米斯市约 65 公里,乘坐巴士只需两个多小时即可到达。[49]

    现在我们来谈谈刑罚。

    在他的辩诉状中,[50] 强调了《修订刑法典》第 248 条,该条规定了谋杀罪,并规定了从临时监禁的最长期限到死刑的刑罚,已被 R.A. 7659(新死刑法)修订,将谋杀罪的刑罚提高到永久监禁至死刑。进一步认为,根据 R.A. 7659 第 21 条,永久监禁的刑期确定为二十 (20) 年零一 (1) 天至四十 (40) 年。上诉人敦促,该法律对他有利,应给予追溯适用。他得出结论,如果被判有罪,他的刑罚应为永久监禁的中等刑期或二十五 (25) 年的永久监禁。

    这种说法缺乏依据。在我们 1995 年 1 月 9 日的全院决议中,[51] 我们修改了第一庭 1994 年在人民诉卢卡斯案中的判决,[52] 从中删除了关于永久监禁是否是可分刑罚的论述,并撤销了将永久监禁分为三 (3) 个刑期。我们强调,永久监禁仍然是不可分刑罚。[53] 因此,不允许将其划分为刑期。

    因此,在 1993 年 12 月 31 日 R.A. 7659 通过之前犯下谋杀罪的上诉人可判处的刑罚范围是从临时监禁的最长期限到死刑。因此,对上诉人处以永久监禁的中等刑期是适当的,因为在犯罪发生时没有任何加重或减轻情节。[54]

    据此,答辩法院上诉法院的判决完全维持。上诉人承担诉讼费。
    特此判决。

    雷加拉多(主席),罗梅罗,门多萨和托雷斯,小法官,同意。


    [1] 第三庭,由副法官坎西奥·C·加西亚撰写,并由副法官阿图罗·B·布埃纳和欧金尼奥·S·拉博托里亚赞同。

    [2] 第十司法区,第十五分庭。

    [3] 原始记录,第 1 页。

    [4] TSN,1991 年 9 月 23 日,第 3-4、11 页。

    [5] 同上,第 6-8、11-15 页。

    [6] 同上,第 5、16 页。

    [7] 同上,第 9 页。

    [8] 同上,第 9-10 页。

    [9] TSN,1991 年 9 月 26 日,第 2-3 页。

    [10] 同上,第 3-4、13 页。

    [11] 同上,第 4-8 页。

    [12] TSN,1991 年 9 月 25 日,第 21-23 页。

    [13] 同上,第 26-33 页。

    [14] TSN,1991 年 9 月 23 日,第 23-24 页。

    [15] 同上,第 32-33 页。

    [16] 同上,第 33 页。

    [17] 同上,第 34 页。

    [18] 同上,第 34 页。

    [19] 同上,第 35-36 页。

    [20] 同上,第 37 页。

    [21] RTC 判决,第 5 页;CA Rollo,第 87 页。

    [22] 同上,第 38-39 页。

    [23] 在笔录的其他部分中称为罗宾·贝隆多。

    [24] TSN,1991 年 11 月 12 日,第 7-8 页。

    [25] 同上,第 8-9 页。

    [26] 同上,第 9-10 页。

    [27] 同上,第 10 页。

    [28] 同上,第 11 页。

    [29] TSN,1991 年 11 月 12 日,第 16-18 页;TSN,1991 年 11 月 13 日,第 6 页。

    [30] TSN,1991 年 11 月 13 日,第 4-5 页。

    [31] 同上,第 14 页。

    [32] TSN,1991 年 10 月 21 日,第 2-6 页。

    [33] 同上,第 7-8 页。

    [34] 同上,第 9-10 页。

    [35] 同上,第 11 页。

    [36] 同上,第 11-12 页。

    [37] 同上,第 13-15 页。

    [38] 同上,第 15-18 页。

    [39] TSN,1991 年 10 月 25 日,第 2-8 页。

    [40] TSN,1991 年 11 月 15 日,第 8-14 页。

    [41] 同上,第 15 页。

    [42] TSN,1991 年 11 月 21 日,第 2-4 页。

    [43] 同上,第 5-9 页。

    [44] TSN,1991 年 11 月 21 日,第 10-12 页。

    [45] RTC 判决,日期为 1992 年 3 月 25 日;由法官费利西达里奥·M·巴托伊撰写,RTC,第 10 司法区,第 15 分庭,奥扎米斯市;Rollo,第 83-102 页。

    [46] CA 判决,1995 年 9 月 13 日;第三庭,由副法官坎西奥·C·加西亚撰写,并由副法官阿图罗·B·布埃纳和欧金尼奥·S·拉博托里亚赞同;CA Rollo,第 141-150 页。

    [47] TSN,1991 年 11 月 21 日,第 5-9 页。

    [48] TSN,1991 年 11 月 13 日,第 14 页。

    [49] TSN,1991 年 10 月 21 日,第 15 页。

    [50] Rollo,第 28-29 页。

    [51] 240 SCRA 66 (1995)。

    [52] 232 SCRA 537, 551-552 (1994)。

    [53] 另见 People v. Baculi, 246 SCRA 756 (1995); People v. Uycoque, 246 SCRA 769 (1995)。

    [54] 《修订刑法典》第 64 条第 1 款;People v. Abrenica, 252 SCRA 55 (1996); People v. Amigo, 252 SCRA 43; People v. Flores, 252 SCRA 31 (1996)。



    Source: Supreme Court E-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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