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确立了一个重要原则：即使毒品交易未能实际完成，被告人仅负责运输毒品，仍可能构成犯罪。关键在于，如果被告人明知运输的是毒品，并有意将其交付给他人，那么即使没有金钱交易，也构成非法运输毒品罪。这一判决强调了在打击毒品犯罪中，对参与运输环节人员的法律责任追究。

“帮忙”运毒品也违法：阿拉克迪斯案中的毒品交付责任

本案的核心问题是，被告人阿拉克迪斯在毒品交易中仅负责运输，并未实际参与销售或收款，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毒品犯罪的打击不仅仅局限于抓捕实际的毒品销售者，任何参与毒品运输、交付环节的人员，只要明知自己行为的性质，都将面临法律的制裁。阿拉克迪斯案清晰地界定了毒品犯罪中“交付”行为的法律责任。

案件源于一次警方诱捕行动。警方接到线报，得知林班南和阿拉克迪斯兄弟在从事毒品交易。警方安排卧底警员假扮买家与他们接洽，商定购买大量大麻。在交易当天，被告人阿拉克迪斯受林班南和阿拉克迪斯兄弟的指示，负责将装有大麻的纸箱运送到指定地点，交给卧底警员。警方当场抓获阿拉克迪斯，但其辩称自己只是受人所托，并不知情。

一审法院和上诉法院均认定阿拉克迪斯犯有非法销售毒品罪。但最高法院在复审时认为，阿拉克迪斯并未实际收到毒资，因此不能认定其构成非法销售毒品罪。然而，最高法院指出，即使没有金钱交易，阿拉克迪斯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交付”毒品罪，违反了《2002年综合危险药物法》（RA 9165）第5条的规定。该法条明确规定，任何未经授权而“出售、交易、管理、分配、交付、赠送给他人、分发、运送或运输”危险药物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惩罚。

《2002年综合危险药物法》（RA 9165）第5条规定：“未经法律授权，任何人不得出售、交易、管理、分配、交付、赠送给他人、分发、运送或运输任何危险药物。”

该法案还定义了“交付”的含义：“任何明知地将危险药物传递给他人，无论亲自还是通过其他方式，无论有偿还是无偿的行为。”。本案中，卧底警员的证词明确表明，阿拉克迪斯知道自己运输的是大麻，并且有意将其交给买家。虽然阿拉克迪斯辩称自己只是“帮忙”，但法律并不允许以不知情作为借口逃避责任。

此外，警方能够证明阿拉克迪斯运输毒品的目的。事先与林班南和阿拉克迪斯兄弟达成了购买大麻的非法协议。里萨尔公园被指定为交付地点，被告人会在上午10-11点左右交付大麻。装有五箱大麻的货物被装载到被告人乘坐的出租车上前往里萨尔公园。被告人打开装有大麻的纸箱，在付款前向警官展示了货物。买方在出租车上查获并没收了大量大麻，这些事实都构成运输毒品罪的要件。

此外，本案还确立了严格的证据链规则，确保从查获毒品到最终呈堂的所有环节都清晰可追溯，从而保证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证据链的完整性对定罪至关重要，任何环节的缺失或疏漏都可能导致证据无效，最终影响判决结果。本案的证据链包括：1) 在缉毒署办公室，警员因缉获的大麻数量庞大，所以在5月6日对大麻砖做好了标记。2)缉毒小组将标记好的物品亲自送到了缉毒署办公室。3) 准备好了记录表，逮捕报告，尿液和体检申请以及检查结果，警察宣誓书和缉获物品清单。4) 将标记好的大麻砖转交给菲律宾国家警察犯罪实验室进行化学分析。5) 对没收的大麻进行的实验室检查给出了大麻存在的阳性结果；6) 样本标本作为证据在法庭上出示。

最高法院最终认定，阿拉克迪斯犯有非法交付和运输毒品罪，但对其刑罚进行了调整，判处其终身监禁，并处以100万比索的罚款，相较于原判的500万比索罚款有所减轻。

FAQs

阿拉克迪斯案强调，打击毒品犯罪不仅要关注毒品的销售者，也要追究运输、交付等环节的参与者。明确了对运输毒品犯罪的定罪标准，有利于警方更有效地打击毒品犯罪，切断毒品流通的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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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People v. Alacdis, G.R. No. 220022, June 19, 2017

本案涉及非法毒品交易中“销售”行为的认定标准。最高法院在本案中明确指出，非法毒品交易只有在卖家实际交付毒品给买家时才算完成。如果交易未完成，但卖方已经开始进行销售行为，则可能构成“尝试销售”毒品罪，同样会受到法律制裁。这一判决对于理解毒品犯罪的构成要件具有重要意义，影响着毒品案件的审判和量刑。

毒品交易的中断：如何界定未遂销售？

本案源于一桩买卖摇头丸的案件。米妮·图穆拉克（Minnie Tumulak）被指控向一名便衣警察出售摇头丸。根据控方证据，图穆拉克向便衣警察展示了一颗摇头丸样品，并要求先付款才能交付剩余的毒品。然而，在交易完成前，图穆拉克被警方逮捕。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图穆拉克是否构成了“销售”毒品罪？如果不是，她是否应该承担其他刑事责任？

在涉及非法毒品交易的案件中，需要证明以下两个关键要素：交易的实际发生以及作为犯罪客体的非法毒品的存在。为了证明交易的发生，需要进一步证实买方和卖方的身份、交易的标的物和对价，以及最重要的是，**标的物的交付和付款**。如果交易的任何一个环节缺失，例如标的物未交付，则可能无法认定构成既遂的非法销售罪。

非法毒品交易罪的构成，关键在于**销售交易的完成，即买方从卖方手中收到毒品的那一刻**。只要警察作为买方参与，并且卖方接受了报价，且毒品已交付给警察，那么犯罪就因货物交付而完成。换句话说，重要的是便衣买家是否从被告那里收到了毒品。在本案中，图穆拉克并未将所有30颗摇头丸交付给便衣警察，而是在她被捕时被没收。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交付是销售行为完成的必要条件。

基于上述事实，图穆拉克并未完成非法销售毒品的行为。然而，根据法律规定，即使被告无法构成既遂的非法销售毒品罪，她仍然可能因为试图销售毒品而承担刑事责任。“试图”是指行为人开始实施犯罪，但由于自身自愿放弃以外的原因未能完成犯罪的所有必要环节。**规则上，虽然米妮不能被判非法销售危险药物罪，因为销售从未完成，但她可以被判试图销售罪，因为它必然包含在非法销售危险药物罪中。**

犯罪的未遂是指，犯罪人直接通过明显行为开始实施重罪，但由于自身自愿中止以外的原因，未能完成所有应导致重罪发生的行为。在本案中，图穆拉克意图销售摇头丸，并且通过向便衣警察展示毒品样品开始了犯罪行为。向便衣警察展示样品可以被视为销售毒品的明显行为，因为这表明了犯罪分子向买方出售毒品的意图。此外，在交付摇头丸之前要求便衣警察出示60,000比索，也进一步证实了图穆拉克销售毒品的意图。

更为重要的是，销售行为之所以中断，是因为警察表明身份并逮捕了图穆拉克，这是一个非出于她自愿的原因。因此，试图销售毒品罪的所有要素在本案中都已得到证实。为了确保证据的可靠性和一致性，R.A. No. 9165 第 21 条下的监管链要求至关重要，并且遵守这一要求可以消除对毒品同一性的怀疑。

本案也强调了，在处理毒品案件时，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程序，确保证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打击毒品犯罪，维护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尽管未严格遵守规定的程序，但 R.A. 9165 实施细则中的例外情况仍然有效。只有在控方承认程序上的失误，并随后解释了所引用的正当理由，以及控方确定所扣押证据的完整性和证据价值得到了妥善保存的情况下，此项保留条款才适用。因此，控方失去了援引推定规则性的好处，并承担证明的责任，即**以道德上的确定性**证明在法庭上出示的非法毒品与逮捕期间从被告处没收的毒品相同。

FAQs

总之，本案提醒我们，打击毒品犯罪需要依靠严谨的法律程序和确凿的证据。无论是既遂的毒品交易罪，还是未遂的毒品交易罪，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每个案件都需要根据其具体情况进行评估，从而公平公正地进行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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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VS. MINNIE TUMULAK Y CUENCA, G.R. No. 206054, July 25, 2016

本案涉及非法持有毒品的刑事案件。最高法院维持了对被告的定罪，被告试图将冰毒藏在装有草莓汁和碎冰的塑料罐中带入拘留所。法院强调，关键在于证明被告有意 possession 毒品，并且证据链的完整性虽有争议，但在被告承认持有毒品后变得不重要。此案确立了，即使毒品数量不大，非法持有仍然构成犯罪，同时法院也纠正了原判刑罚的错误之处。

草莓汁里的秘密：毒品藏匿案中的法律焦点

本案的核心在于，被告人试图将毒品藏匿于日常物品中，带入监狱，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法院需要审视的是，被告人是否明知且自愿地持有毒品，以及检方提供的证据是否足以支持其定罪。此案也突显了法律对于毒品犯罪的零容忍态度，以及在证据收集和呈现过程中，证据链完整性的重要性。

首先，法院强调了对初审法院事实认定的尊重，除非存在重大遗漏或错误，上诉法院通常会维持原判。**初审法院对证人证词的评估，以及对证据可信度的判断，具有重要意义**。在本案中，由于没有发现明显的错误，初审法院的认定得到了维持。成功的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起诉需要确立以下要素：被告持有被认定为违禁药物的物品；其持有未经法律授权；并且被告自由且有意识地 possession 毒品。

其次，本案被告 Yolanda Luy y Ganuelas，她的丈夫 Nestor 被拘留在奥隆阿波市监狱。在2004年10月25日，当她进入监狱大门时，被女警官 JO3 Joaquin 在对其人身和个人物品进行例行检查时当场查获非法持有冰毒。JO3 Joaquin 在其他狱警在场的情况下对女性访客进行搜查。**这一发现是关键，因为它直接将被告与非法毒品联系起来**。她注意到一个圆形白色塑料罐，上面贴着“Tang Orange”标签，里面装满了碎冰和草莓汁，她坚持要求被告将草莓汁转移到另一个容器中，但后者拒绝了。JO3 Joaquin 和一名狱友随后带着罐子进入警卫室，并让被告紧随其后，并在那里将里面的东西倒进一个碗里。取出碎冰后，狱警们发现了罐子里的塑料材料，里面装着两个 P1 硬币。就在这时，被告恳求他们不要将他们的发现报告给监狱长，但 JOS Joaquin 没有理会她。

随后，警方将六个用热封透明塑料袋装着的可疑冰毒送往菲律宾国家警察犯罪实验室进行化验，结果显示冰毒呈阳性反应。**这一系列步骤，旨在确保所查获的毒品与最终化验的毒品是同一批，以维护证据链的完整性**。但是被告对此矢口否认， 声称她当时持有冰毒的唯一解释是，一个名叫 Melda 的人曾要求她将一罐草莓汁带进监狱大院给她丈夫 Bong，Bong 也是一名被拘留者，因为 Melda 那天大概忘记带她的身份证了，而且是因为她当时急着去接孩子。但法院并未采纳该说法，认为这不过是毒品犯罪嫌疑人的常见借口。

再次，被告认为，**国家未能证明冰毒的证据链**。法院认为，在她因明显犯罪而被捕后，她立即承认持有冰毒的行为对她具有约束力，因为根据证据规则，一方当事人就相关事实所作的行为、声明或遗漏可以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她的认罪使她的坚持变得无关紧要且无关紧要。因为**如果缺少关键环节，将导致证据的可信度下降，从而影响判决结果**。

最后，法院指出了原判在刑罚适用上的两处错误：一是判处的有期徒刑为固定刑期，违反了《不确定刑期法》；二是关于无力缴纳罚金时适用替代监禁的规定无效且无法执行。**《不确定刑期法》旨在防止不必要的剥夺自由，并提高被告的经济效益**。根据该法，刑期应确定最低和最高期限，法院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酌情决定。因此，本案的刑期应修改为不确定刑期，最低刑期不低于12年零1天，最高刑期不超过14年。同时，由于被告的主刑高于短期监禁，无力缴纳罚金时不得适用替代监禁。

值得强调的是，本案也存在争议，如被告称是因为名为Melda的女士请求她才携带相关物品，检方并没有提供其他证据反驳这一点。又比如，本案没有提供关于毒品存放和转移过程的完整记录。总而言之，**本案虽然确立了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构成要件和量刑标准，但也提醒我们在证据收集和呈现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程序，确保每一个环节都清晰可信**。

FAQs

总之，本案突显了菲律宾法律对毒品犯罪的严厉打击，以及在证据收集和呈现过程中证据链的重要性。法院对量刑的纠正也体现了法律对个人自由的保护。此案提醒公众，切勿以身试法，并呼吁执法部门在打击毒品犯罪的同时，确保程序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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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YOLANDA LUY Y GANUELAS v. PEOPLE, G.R. No. 200087, October 12, 2016

最高法院裁定，即使某人因非法销售毒品而被捕，如果他们在被捕时持有其他数量的毒品，则他们可能因非法持有毒品而受到单独指控。这一决定明确了非法销售和非法持有毒品是不同的罪行，即使它们在同一事件中发生，也可以分别起诉和判刑。此案例强调了执法部门在处理毒品案件时区分不同罪名的重要性，也提醒公众了解非法持有毒品的法律后果。

毒品交易背后：销售罪与持有罪的界限

本案涉及被告人 Arenas 因涉嫌非法销售和持有甲基苯丙胺（俗称沙雾）而被捕。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均认定其有罪。最高法院审理了此案，以确定被告人是否可以同时因这两项罪名受到指控和判刑。此案的核心问题在于，在毒品交易中，非法持有毒品的行为是否可以被非法销售罪所吸收，或者是否应该被视为一个单独的罪行，从而导致单独的刑罚。

本案的事实经过是，警察在一次诱捕行动中逮捕了被告人。诱捕行动期间，被告人向一名卧底警察出售了两小包沙雾。在逮捕过程中，警察还在被告人身上搜查到另一小包沙雾。因此，被告人被指控犯有《2002年综合危险药物法》规定的非法销售（第5条）和非法持有毒品（第11条）两项罪名。在审判中，控方提供了警察的证词，以及从被告人处查获的毒品作为证据。辩方则辩称，警察是陷害她，且搜查过程不合法。

最高法院指出，根据法律，非法销售的要素包括：确定买方和卖方、销售标的物（毒品）和对价（金钱），以及交付毒品和付款。而非法持有的要素包括：被告人拥有危险药物、这种持有未经法律授权，且被告人自由且有意识地拥有该危险药物。最高法院的判决着重强调，在非法销售案件中，最重要的是证明实际的销售交易已经发生，同时需要提交物证作为证据。本案中，所有的要素都已具备，从而完成了对被告人的定罪。

法院还探讨了毒品持有罪是否可以被销售罪所吸收的问题。最高法院引用了之前的判例 People v. Lacerna，指出“持有大麻的行为通常被销售行为所吸收，除非卖方还被抓获持有未包含在销售中的其他数量的违禁药物，并且这些药物可能被用于未来的交易或由卖方使用。”在本案中，被告人在被捕时还持有一小包沙雾，而这包毒品并未包含在非法销售的交易中。因此，最高法院认为，被告人可以因非法持有毒品而被单独指控。

关于被告人提出的关于控方证词不一致的论点，最高法院认为，这些不一致之处仅为小细节，并未涉及到案件的核心要素。例如，关于诱捕行动小组的组成、被告人的身份描述以及查获物品上的标记，法院认为这些都属于次要问题。对于没收收据上的日期错误，法院也接受了解释，并认为这只是笔误。法院还驳回了被告人关于信息中指控了两项罪名的论点，因为被告人未能及时提出异议，因此被视为放弃了该权利。

基于以上分析，最高法院维持了上诉法院对被告人犯有非法销售毒品罪的判决，并处以终身监禁和 50 万比索的罚款。但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法院认为，由于起诉书中没有明确指出被告人持有的沙雾数量，因此不能简单地依据控方提供的数量来判刑。因此，法院将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刑罚修改为 12 年零 1 天至 14 年零 8 个月的有期徒刑。

FAQs

总而言之，本案明确了菲律宾法律对毒品犯罪的立场，强调了非法销售和非法持有毒品是不同的罪行，可以分别受到指控和判刑。未来的毒品案件将继续受到此判决的影响，因此，精确的指控和证据收集至关重要。同时也告诫公众，切勿以身试法。

如需咨询本判决在特定情况下的应用，请通过contact或通过电子邮件frontdesk@asglawpartners.com联系ASG律师事务所。

免责声明：本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法律建议。如需针对您的情况量身定制的具体法律指导，请咨询合格的律师。
来源: 人民诉阿雷纳斯, G.R No. 213598, 2016年7月27日

本案最高法院维持了对被告人因非法贩卖、持有毒品以及持有吸毒工具的定罪判决。法院强调，在毒品犯罪案件中，确凿的证据和证人证言至关重要。本判决明确了认定非法毒品交易的关键要素，并强调了证据链的完整性对于确保公正审判的重要性。这也警示公众，切勿以身试法，非法持有或贩卖毒品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毒品交易的迷雾：当供述遭遇否认

本案源于对 Ramonito B. Asignar 的指控，涉及非法毒品交易和持有。控方提供的证据表明，Asignar 向一名卧底警察出售了毒品“沙雾”（shabu），并在被捕时被发现持有其他毒品和吸毒工具。Asignar 对这些指控提出异议，声称自己是勒索的受害者。地区审判法院和上诉法院都认定 Asignar 有罪，案件最终提交到最高法院。

本案的关键在于确定控方是否充分证明了 Asignar 犯有被指控的罪行。要成功起诉非法销售毒品，必须证明以下要素：（1）买方和卖方的身份、销售对象和对价；以及（2）所售物品的交付和付款。重要的是要证明销售实际发生，并提供作为犯罪客体 (corpus delicti) 的查获物品的证据。在本案中，卧底警察 PO1 Solana 明确指认 Asignar 是与他进行交易的人。经检验，从 Asignar 处购买的白色晶状物质和其他三个塑料包中发现的痕量白色晶状物质，均对甲基苯丙胺盐酸盐（一种危险药物）呈阳性反应。

关于非法持有管制或违禁药物，控方必须证明以下要素：（1）被告人持有物品或物体，该物品或物体被确定为违禁药物；（2）此类持有未经法律授权；以及（3）被告人自由且有意识地持有该药物。当 Asignar 被合法逮捕时，在他身上搜出了三个含有白色晶状物质痕迹的塑料包，后来发现是危险药物的痕迹。法院认为，仅仅持有受管制药物本身就构成了解或占有意图 (animus possidendi) 的初步证据，足以在被告人未能对这种持有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的情况下，对其定罪。因此，举证责任转移到被告人身上，被告人未能证明他有法律许可或授权持有违禁药物。

法院驳回了 Asignar 关于勒索的辩护理由，认为这种辩护很容易捏造，并且 Asignar 未能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持他的说法。上诉法院也支持地区审判法院的调查结果，通常情况下，只要有记录在案的证据支持，上诉法院就应给予极大的重视和尊重。除非地区法院错误地评价或忽略了某些事实或证据，否则不应受到干扰。

在本案中，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推翻上诉法院和地区审判法院的调查结果和结论，即 Asignar 犯有《第 9165 号共和国法令》（2002 年综合危险药物法案）第 II 条第 5、11 和 12 条的罪行。最高法院认为，上诉法院和地区审判法院的判决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

FAQs

总而言之，本案强调了菲律宾法律中打击非法毒品活动的重要性。法院的裁决强调了毒品犯罪案件中严格的证据要求，并强调了执法部门在确保逮捕和起诉符合法律程序方面的作用。公众必须意识到与毒品有关的风险和后果，并避免参与任何非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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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VS. RAMONITO B. ASIGNAR, G.R. No. 206593, November 10, 2015

本案确立了一个重要原则：在毒品交易中，即使销售未完成，交付毒品本身也构成犯罪。这意味着，即使买方没有支付毒资，仅仅是将毒品交给买方，也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并处以巨额罚款。此项裁决旨在打击毒品交易，明确任何形式的毒品转移都将受到法律制裁。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强调了避免任何与毒品相关的行为，哪怕只是传递毒品，都可能面临严厉的法律后果。

“拉蒂夫”的毒品交易：如何区分非法销售与非法交付？

菲律宾最高法院审理了一起涉及罗兰多·卡雷拉的毒品案件。卡雷拉最初被控非法销售毒品，但在审判过程中，一个关键问题浮出水面：如果毒品交易因故未能完成，被告人是否仍然有罪？本案的核心在于区分非法销售和非法交付毒品的法律概念。虽然卡雷拉没有收到毒资，但他确实将毒品交给了便衣警察。最高法院需要确定，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被判何罪，以及如何适用《2002年综合危险药物法》的有关条款。

案件的起因是缉毒机构（PDEA）收到线报，称卡雷拉（化名“拉蒂夫”）在卡洛坎市从事毒品交易。PDEA组织了一次“钓鱼”行动，便衣警察假扮买家，向卡雷拉购买毒品。在交易过程中，卡雷拉将装有毒品的塑料包交给便衣警察，但随即被捕，未能收到毒资。卡雷拉辩称，他并未完成毒品销售，因此不应被判有罪。然而，法院认为，即使销售未完成，卡雷拉的行为仍然构成非法交付毒品罪。

法院在判决中强调，《2002年综合危险药物法》第5条不仅惩罚毒品销售，还包括交付、分发等行为。根据该法条：

“任何人，如无合法授权，出售、交易、管理、分发、交付、给予他人、分发、运输任何危险药物，包括任何和所有种类的罂粟，无论数量和纯度如何，或在任何此类交易中充当经纪人，应处以终身监禁至死刑，并处以五十万比索（P500,000.00）至一千万比索（P10,000,000.00）的罚款。”

法院认为，卡雷拉的行为符合非法交付毒品的构成要件：他明知故犯地将毒品交给了便衣警察，且未经法律授权。因此，即使没有完成销售，他仍然有罪。关键的区别在于，非法销售需要证明买卖双方达成协议并完成支付，而非法交付只需证明被告人将毒品转移给他人即可。因此，法院最终改判卡雷拉犯有非法交付毒品罪。

本案还涉及对证据链的要求，即确保从毒品查获到呈堂的过程中，证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未受到破坏。按照法律规定，缉毒人员在查获毒品后，应立即进行清点和拍照，并邀请被告人或其律师、媒体代表和司法部代表等在场见证。然而，在本案中，缉毒人员并未在查获毒品的地点进行清点和拍照，而是转移到另一个地点进行。法院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缉毒人员能够提供合理的解释，并且能够证明证据的完整性未受到破坏，则可以接受。

总而言之，卡雷拉案强调了菲律宾法律对毒品犯罪的零容忍态度，并明确了即使毒品交易未完成，交付毒品本身也构成犯罪。这一判决旨在震慑潜在的毒品犯罪分子，并提醒公众避免任何与毒品相关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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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VS. ROLANDO CARRERA Y IMBAT, G.R. No. 215731, September 02, 2015

本案确立了在毒品交易中，即使被告人未直接参与毒品的销售行为，但如果其行为表明与实际销售者之间存在共谋，亦可被判有罪。菲律宾最高法院维持了对阿尔贝托·巴蒂科隆（Alberto Baticolon）的定罪，他虽然不是直接的毒品销售者，但收取了毒资，这被视为与毒品销售者存在共谋关系的证据。这一判决强调了在打击毒品犯罪中，法律不仅惩罚直接实施犯罪行为的人，也追究那些以任何形式参与犯罪活动的人的责任，以更有效地打击毒品犯罪。

金钱的秘密传递：共谋如何定义毒品交易罪行？

2005年3月1日，国家调查局（NBI）在接到线人关于杜马盖地市（Dumaguete City）公开贩卖沙雾（shabu）的情报后，组织了一次诱捕行动。阿尔贝托·巴蒂科隆与罗多夫·博卡迪（Rodolfo Bocadi）被指控合谋贩卖毒品，其中博卡迪直接向便衣警察出售毒品，而巴蒂科隆则收取了毒资。尽管巴蒂科隆辩称自己是无辜的，是被陷害的，但地区审判法院和上诉法院均认定其有罪，理由是其收取毒资的行为表明其参与了犯罪。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巴蒂科隆的行为是否足以构成与博卡迪合谋贩卖毒品，即使他没有直接参与毒品的交付。

案件审理过程中，控方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包括便衣警察的证词、查获的毒品以及实验室的检测报告，证实巴蒂科隆与博卡迪共同参与了毒品交易。证人指出，在毒品交易完成后，是巴蒂科隆收取了便衣警察支付的毒资，这一行为直接指向他与博卡迪之间存在共谋关系。辩方律师试图通过证人证词以及对NBI行动合法性的质疑来推翻控方的指控，但法院并未采纳其辩护理由。

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强调，非法销售毒品罪的关键要素包括：买方和卖方的身份、销售标的和对价，以及货物的交付和付款。在本案中，这些要素均已得到证实。便衣警察作为买方，巴蒂科隆和博卡迪作为卖方，沙雾作为销售标的，300比索作为对价，毒品的交付和款项的支付都有明确的证人证词支持。巴蒂科隆辩称自己是被陷害的，但这并未能推翻控方提供的确凿证据。

最高法院还驳回了巴蒂科隆关于NBI行动未经毒品管制署（PDEA）协调的质疑。法院指出，虽然《第9165号共和国法令》要求所有缉毒行动应与PDEA协调，但这并不意味着未经PDEA参与的逮捕行动就是非法的。法律并未剥夺菲律宾国家警察（PNP）进行逮捕的权力。此外，控方提供的证据表明，NBI在行动前已与PDEA进行了协调。

关于巴蒂科隆辩称控方未提供被标记的钞票，最高法院解释说，在确定逮捕的有效性时，展示被标记的钞票并非必要条件。法律或判例都没有规定必须出示诱捕行动中使用的任何资金。 重要的是表明非法交易确实发生了，并在法庭上提交了作为证据的物证。这些都已完成，并已通过控方证据证明。

本案中，控方成功建立了对查获毒品不间断的监管链。完成诱捕行动后，调查员对查获的物品进行了预先标记，并将这些物品带到国家调查局办公室进行拍照和清点。国家调查局办公室对查获的物品进行了清点，并在 Sky Cable 媒体人、描笼涯议员和 PDEA 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了拍照。 嫌疑人的照片也与查获的物品一起拍摄。 随后，调查员准备了一份书面实验室检查申请。 调查员随后将书面实验室检查申请和查获的物品送交 Negros Oriental PNP Provincial Crime Laboratory 进行检查。 法医化学家收到了该申请和查获的物品，该法医化学家对该物质进行了化学检查。

巴蒂科隆对法律适用的其他争论也没有改变最高法院的看法。因此，法院最终维持了原判，认定巴蒂科隆犯有非法销售毒品罪，并判处其终身监禁和50万比索的罚款。

FAQs

本案强调了菲律宾法律在打击毒品犯罪方面的决心和力度。它提醒公众，即使没有直接参与毒品交易，任何形式的协助和参与都可能构成犯罪。对于那些可能面临类似指控的人来说，本案的判决无疑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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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People v. Baticolon, G.R. No. 193388, July 01, 2015

本案中，菲律宾最高法院维持了被告人因非法销售和持有甲基苯丙胺（俗称沙雾）的有罪判决。这一判决强调了在毒品案件中，确保证据链完整性和尊重执法程序的重要性。法院重申，只要能证明毒品来源的连续性，并无损其作为证据的价值，即使未能完全遵守相关法规，也不应使扣押的物品失效。

当卧底行动遭遇毒品交易：如何确保证据链的完整性？

本案源于一次在邦板牙省马巴拉卡特市进行的卧底行动。警方根据线人举报，锁定了一名涉嫌贩卖毒品的嫌疑人米兰达。警方便衣扮成买家，与嫌疑人进行交易，当场查获毒品并逮捕了米兰达。米兰达否认指控，辩称自己是被陷害的。然而，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都认定米兰达有罪。米兰达不服，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主要理由是警方未能严格遵守《综合危险药物法》第21条关于扣押毒品的程序规定，质疑证据链的完整性。

最高法院驳回了米兰达的上诉，认为控方已经充分证明了米兰达非法销售和持有毒品的罪行。根据菲律宾法律，非法销售毒品的构成要件包括：买方和卖方的身份，交易物品，交易对价，以及交付物品和支付对价的行为。本案中，警方便衣是买方，米兰达是卖方，交易物品是一小包甲基苯丙胺，交易对价是200比索的标记货币。警方便衣的证词证明了米兰达当场出售和交付毒品，完成了交易。

此外，非法持有毒品的构成要件包括：被告人持有被认定为违禁药物的物品；该持有行为未经法律授权；被告人自由且有意识地持有该药物。在米兰达被捕时，警方从他身上搜出了另一小包甲基苯丙胺，经鉴定确认为违禁药物，因此米兰达也构成了非法持有毒品罪。

法院强调，在涉及违反《危险药物法》的案件中，通常会采信作为控方证人的警察的证词，因为他们被推定以规范的方式履行了职责，除非有相反的证据。米兰达未能提出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推翻这一推定。相反，他无法解释警察为何要捏造故事来指控他。因此，最高法院维持了原判，认为米兰达的否认辩护苍白无力，无法对抗控方的积极指控。

米兰达还辩称，警方未能立即标记扣押的毒品，也没有在被告、媒体代表、司法部代表和民选官员在场的情况下拍摄照片，这违反了《综合危险药物法》第21条的规定。但他辩称，这导致人们对毒品的身份和完整性产生怀疑，并破坏了证据链。

法院认为，该论点不能成立。《综合危险药物法实施细则》第21条明确规定，不遵守上述要求并非致命的，实质性的遵守就足够了。“重要的是维护扣押物品的完整性和证据价值，因为这将被用于确定被告的罪行或无罪”。本案的记录显示，警方在很大程度上遵守了维护扣押毒品完整性的程序。

证据链的要求至关重要，通过监测和追踪从被告到警察，到法医化学家，最后到法院的扣押药物的转移，以确保消除对证据身份的疑问。《危险药物委员会条例》第1条第(b)款将证据链定义为：“对扣押的毒品或受控化学品或危险药物的植物来源或实验室设备的每个阶段的经正式记录的授权转移和保管，从扣押/没收到法医实验室到保管到在法庭上出示以进行销毁。此类扣押物品的转移和保管记录应包括临时保管扣押物品的人的身份和签名，在保管和在法庭上用作证据的过程中进行此类保管转移的日期和时间，以及最终处置[。]”

最高法院列出了在卧底行动中必须建立的证据链的环节：第一，扣押人员扣押从被告人处搜出的非法药物并进行标记（如果可行）；第二，扣押人员将扣押的非法药物移交给调查人员；第三，调查人员将非法药物移交给法医化学家进行实验室检查；第四，将从法医化学家处扣押的已标记非法药物移交给法庭。在本案中，通过以下环节，证据链得到了充分的建立：

由于扣押毒品的完整性和证据价值得到了维护，因此法院认为没有理由推翻地区法院的调查结果，即从米兰达处扣押的毒品与审判期间提交的毒品是相同的。

总而言之，最高法院没有发现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在判决米兰达非法销售和持有毒品罪方面犯有可逆转的错误，足以证明修改甚至推翻判决是合理的。因此，法院维持了地区法院对米兰达违反《综合危险药物法》第5条和第11条的定罪，并经上诉法院确认。

常见问题解答

总而言之，最高法院的判决再次强调了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同时也提醒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程序，确保证据的可靠性和合法性，从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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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People v. Miranda, G.R. No. 209338, June 29, 2015

本案确立了在毒品案件中，即使没有完成毒品销售（即没有付款），被告仍然可能因非法交付毒品而有罪。最高法院推翻了上诉法院的部分判决，将被告的罪名从非法贩卖毒品改为非法交付毒品。这一判决强调了法律对非法毒品交易的打击力度，并提醒公众，即使没有金钱交易，交付毒品的行为本身也构成犯罪。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意味着任何未经授权的毒品转让行为，无论是否涉及金钱，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毒品交易未果，交付行为亦构成犯罪？

本案的核心在于，被告雷耶斯被指控非法贩卖沙雾（冰毒），但在审判过程中，检方未能证明他实际收到了毒品交易的款项。然而，证据表明他确实将毒品交付给了便衣警察。因此，本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在没有完成毒品销售的情况下，被告是否仍然可以被判有罪？法院需要审查《2002年综合危险药物法案》（第9165号共和国法令）的相关规定，并分析交付毒品的行为是否构成了独立的犯罪。

本案的事实经过是这样的：一名线人向缉毒机构报告称，被告雷耶斯正在贩卖沙雾。缉毒人员随即策划了一次诱捕行动，由一名警员伪装成买家与雷耶斯接头。在接头地点，雷耶斯将两包沙雾交给了便衣警察，但没有收到任何付款。随后，雷耶斯被逮捕。在审判过程中，雷耶斯否认了指控，声称自己是被陷害的。然而，地方法院和上诉法院都判决他犯有非法贩卖毒品罪。雷耶斯不服判决，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最高法院在审理后认为，虽然检方未能证明雷耶斯收到了毒品交易的款项，但他交付毒品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法院指出，《2002年综合危险药物法案》不仅禁止贩卖毒品，也禁止交付毒品。该法案明确规定：“未经法律授权，任何人不得出售、交易、管理、分发、交付、赠与他人、运输任何危险药物。” 交付毒品的定义是“知情地将危险药物传递给他人，无论亲自或其他方式，以及通过任何手段，无论是否涉及报酬”。在本案中，雷耶斯明知自己交付的是毒品，且没有得到法律的授权，因此他的行为构成了非法交付毒品罪。

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强调，虽然被告最初被指控非法贩卖毒品，但起诉书中也明确指出了他“非法交付”毒品的行为。因此，即使无法证明他犯有非法贩卖毒品罪，仍然可以根据他交付毒品的行为来定罪。法院同时指出，缉毒人员在处理毒品证据时遵守了相关的法律程序，确保了证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因此，被告关于警方未能遵守证据链规则的辩护理由不成立。本案的关键在于对《2002年综合危险药物法案》的正确理解和适用。该法案不仅禁止贩卖毒品，也禁止其他与毒品相关的行为，如交付、运输等。通过本案，最高法院明确了交付毒品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犯罪，即使没有完成毒品销售，被告仍然可以被追究法律责任。

本案也对执法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执法人员在处理毒品案件时，不仅要注重收集毒品销售的证据，也要注重收集其他与毒品相关的证据，如交付、运输等。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打击毒品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此外，本案还提醒公众，毒品犯罪的危害性极大，不仅会损害个人健康，也会危害社会稳定。因此，我们应该远离毒品，积极参与禁毒斗争，共同维护美好的社会环境。

FAQs

本案的判决结果再次强调了菲律宾政府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任何参与毒品活动的人都将面临法律的严惩。我们应该共同努力，创建一个没有毒品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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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PLAINTIFF-APPELLEE, VS. ALFREDO REYES Y SANTOS, ACCUSED-APPELLANT., G.R. No. 194606, February 18,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