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公证员可以同时担任文件证人吗?案例解析
A.C. No. 4751, 2000年7月31日
引言
在菲律宾,公证是确保法律文件真实性和合法性的重要程序。然而,当同一人既担任公证员又担任文件证人时,文件的有效性会受到质疑吗?《索拉特诉普格达律师案》为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本案中,最高法院澄清了公证员在文件中的双重角色,并强调了对律师不当行为指控需要确凿证据的重要性。本案例不仅对律师的职业道德规范具有指导意义,也关系到普通民众在日常法律事务中可能遇到的公证问题。
法律背景
在深入案例细节之前,理解菲律宾关于公证和律师职业行为的相关法律框架至关重要。公证的目的是防止欺诈,确保文件的真实执行和合法性。《菲律宾证据规则》第129条规定,经过公证的文件是自我证明的,无需进一步的真实性证明即可在法庭上作为证据 प्रस्तुत किया जा सकता है。这种推定真实性的法律地位,凸显了公证程序在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
在菲律宾,《1948年司法法》和《修订行政法典》曾允许 municipal 法官担任当然公证员。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履行公证职责,而无需额外的任命。然而,最高法院在 1980 年的 Borre v. Moya 案中对此项权力进行了限制,规定当然公证员只能在与其公务相关的事务中进行公证。但在本案涉及的 1960 年代,municipal 法官作为当然公证员的权力范围更为宽泛。
关于律师的职业行为,《律师职业责任准则》规定了律师应遵守的道德标准。违反这些准则可能构成不当行为,并受到纪律处分,包括停职甚至除名。本案中,律师被指控“严重不当行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指控,需要充分的证据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指控律师不当行为的举证责任在于投诉人。仅仅是猜测或推测不足以构成不当行为,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律师的行为违反了职业道德规范。
案件回顾
本案的投诉人索拉特女士指控被申诉人普格达律师犯有严重不当行为。普格达律师在 1960 年代曾担任 municipal 法官,并以当然公证员身份,公证了几份涉及位于卡维特省土地出售的文件。这些土地原属于卡塔利诺·诺孔,并由其子女进行了庭外分割。其中一个女儿赫米尼亚,由于当时未成年,没有在分割协议上签字。
索拉特女士声称自己是原业主卡塔利诺·诺孔的后代,因此对出售的土地拥有权益。在土地出售约 30 年后,索拉特女士向普格达律师索要这些销售契约的副本。她怀疑这些文件是伪造的,并希望由国家调查局(NBI)进行鉴定。由于未能从普格达律师处获得副本,她找到了卡塔利诺的另一个女儿赫米尼亚,赫米尼亚允许她查看了这些文件。索拉特女士用视频记录了文件内容,并重新打印出来。
索拉特女士认为,普格达律师不能合法公证自己也作为证人的文件。她还指出,其中一份销售契约缺少买方签名,存在不规范之处。索拉特女士声称,普格达律师及其妻子实际上管理着在 General Trias 的房产,并且他们应对属于索拉特女士亲属的财产的错误分割负责。她认为普格达律师的行为构成严重不当行为。索拉特女士特别指控普格达律师参与了卡塔利诺财产的欺诈性分割和出售。她声称最近才发现欺诈行为,当时她试图为父亲的土地部分申请产权。她现在质疑卡塔利诺及其子女所做的分割的有效性,特别是考虑到赫米尼亚没有在分割协议上签字以及与该财产相关的销售契约。
普格达律师在答辩中反驳说,首先,他不再有义务向索拉特女士提供她索要的文件,因为他已不再是当然公证员。他说他愿意寻找他大约 30 年前公证的文件,但索拉特女士没有耐心,在他找到文件之前就去了美国。
其次,普格达律师表示,法律没有禁止公证员在自己公证的文件上签字作为证人。
第三,作为 municipal 法官,他声称自己有权根据《1948 年司法法》和《修订行政法典》公证文件。相关文件是在 1960 年代公证的。普格达律师认为,这发生在最高法院在 1980 年宣布[1] 当然公证员只能在与其公务相关的事务中公证文件之前。
第四,普格达律师否认他或他的妻子对销售契约标的土地的分割负责,因此他们都不应为此受到指责。
答辩书附有卡维特省初审法院第一分院在民事案件 No. TM-273 中的判决副本,以及上诉法院在 CA-G.R. No. 49757-R 中的判决副本。两份判决均维持了分割和销售契约的有效性。
综合律师协会 (IBP) 对投诉和答辩进行了调查,并建议驳回指控,理由如下:
“投诉人显然不是被申诉人公证和见证的文件的当事人。申诉人未能从国家档案馆获得所要求文件的副本,申诉人不能因此责怪被申诉人。记录中没有任何地方显示被申诉人及其妻子参与了财产的分割和出售。此外,法律并未禁止公证员见证自己批准的文件,也未禁止其妻子作为证人签字。”[2]
最高法院同意 IBP 的建议。
法院指出,法律没有禁止公证员同时担任自己公证文件的证人[3]。唯一的例外是当被公证的文件是遗嘱时[4]。
索拉特女士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而仅仅是空洞的指控,声称 (1) 被申诉人参与了标的财产的分割,以及 (2) 被申诉人使用欺诈手段进行分割。如此严重的指控,针对一位律师和前 municipal 法官,需要具体的证据来获得信任。没有充分的证据,指控无法成立。
法院对索拉特女士试图误导法院的行为感到失望,她在请愿书中声称自己最近才发现财产的欺诈性分割。记录显示,早在 1967 年 6 月 7 日,投诉人的祖母普里菲卡西翁·阿尔法罗及其子女就在卡维特省初审法院提起了分割和撤销文件的诉讼[5]。普里菲卡西翁及其共同原告在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均败诉,上诉法院于 1979 年 7 月 31 日作出判决[6]。索拉特女士并非不知道该案件[7]。事实上,她感到疑惑的是,当被申诉人仅仅是公证文件的公证员时,为何也知道该案件。
最终,索拉特女士希望撤销财产的分割和出售。然而,这些事项早在 1979 年就已提交法院并获得支持。在 20 多年过去后,在没有任何上诉的情况下,上诉法院在 CA-G.R. No. 49757-R 中维持分割和销售契约有效性的判决已具有终局效力。索拉特女士现在不能再重新提起该案中涉及的问题。针对被申诉律师(作为 municipal 法官公证了相关文件)的行政指控完全没有根据。
判决
因此,根据建议,即时投诉被驳回。
特此裁决。
门多萨、布埃纳 和 德莱昂 法官赞同。
贝洛西洛 法官(主席)休假。
[1] Borre v. Moya, 100 SCRA 314, 321 (1980)
[2] IBP 报告,第 3-4 页。
[3] Mahilum v. Court of Appeals, 17 SCRA 482, 486 (1966)
[4] Cruz v. Villasor, 54 SCRA 31, 33 (1973)
[5] 卷宗,第 43 页。
[6] 同上,第 52 页。
[7] 卷宗,第 63-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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