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确立了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干涉案件调查，属于滥用职权。最高法院维持了申诉专员办公室关于加米多作为村长不当行为的判决，尽管他的停职决定因他不再担任该职位而变得没有实际意义。该裁决强调了公务人员的诚信义务，以及对其利用权力影响证人和歪曲事实真相的行为追究责任的必要性。通过分析此案，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行政不当行为的界限以及在地方政府单位中坚持道德标准的意义。

权力干预真相：村长滥用职权的案例

本案源于一名学生在收集水仙时溺水身亡的悲剧。涉案人员包括教师 Ruth Epistola 和村长 Rodolfo Gamido，涉及行政不当行为和玩忽职守的指控。核心问题是加米多是否滥用职权，不正当地影响了案件中的证人，以及申诉专员是否有权在此案发生一年后进行调查。此案凸显了公务员行为的伦理维度，并引发了关于地方官员在社区中的责任的重要问题。

根据案件记录，申诉专员办公室发现加米多不当行为的事实依据有证据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加米多确实在小学校长办公室主持了霍梅尔·帕蒂尼奥的撤回声明，而此事与巴兰盖的调解程序无关。因此，这一行为超越了他的职权范围。当地政府法典第 420 条明确规定，村长有权主持宣誓，但仅限于执行卡塔伦冈·邦巴兰盖的所有诉讼事项。鉴于案件中没有巴兰盖调解程序记录，加米多在撤回宣誓书中的角色值得怀疑。

加米多和埃皮斯托拉之间的亲属关系进一步增加了事件的复杂性，加米多对案件的干预令人怀疑，很可能对霍梅尔产生了不正当的影响。对不当行为的定义是违反既定的行为规则，特别是公职人员的非法行为或重大过失。如果渎职行为伴有腐败、明显违反法律的意图或公然违反既定规则，则被视为严重渎职行为，所有这些都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支持。显然，加米多利用他作为巴兰盖村长的职位来实施针对他的非法行为。他对宣誓书的执行是对他的权力公然滥用，因为法律赋予他的权力仅限于与巴兰盖调解程序有关的事项。

根据公务员行政案件统一规则第 IV 条第 52(A)(2) 条，严重渎职的处罚是开除公职。鉴于申诉专员考虑到被告是初犯，我们维持了申诉专员处以的一年停职处罚。最高法院还纠正了上诉法院对第 6770 号共和国法案（R.A.）第 20(5) 条的错误解释和适用，即 1989 年的申诉专员法。

上诉法院宣称，行政申诉是在埃皮斯托拉于 1999 年 3 月 12 日发出质疑指示一年多后，即 2000 年 7 月 12 日提出的，因此超过了 R.A. 第 6770 号规定的期限。在申诉专员办公室诉小安杜丹案中，法院强调，第 20(5) 条的规定仅是指导性的，申诉专员并不禁止在推定行为发生一年后进行调查。即使行政案件是在第 20(5) 条规定的为期一年后提出的，申诉专员完全有权进行行政调查。

最高法院进一步澄清说，申诉专员对公立学校教师的行政纪律管辖权不是一项排他性权力，而是与教育部下属的适当委员会同时行使的。即使转介给适当的委员会是明智之举，也不会剥夺申诉专员调查政府雇员（包括公立学校教师）的宪法权力。

总而言之，最高法院重申，鉴于停职已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加米多不再担任北骨的巴兰盖村长，因此不存在可审理的争议。

常见问题解答

本案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本案的核心问题是村长罗多尔福·加米多是否滥用职权，对案件中的证人施加了不正当的影响。
什么是重大不当行为？	不当行为的定义是违反既定的行为规则，特别是公职人员的非法行为或重大过失。当重大不当行为伴有腐败、明确违反法律的意图或公然违反既定规则时，就属于严重不当行为。
《地方政府法典》第 420 条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该法典授权 Barangay 的 Punong，作为 Lupong Tagapamayapa 的主席，以及 pangkat 的成员，在与实施 katarungang pambarangay 的所有诉讼有关的任何事项中管理宣誓。
申诉专员是否可以在事发一年后进行调查？	是。最高法院澄清说，第 6770 号共和国法案（R.A.）的第 20(5) 条并没有禁止申诉专员在指称行为发生一年后进行行政调查，即使是在诉讼是在该法定期限后提出的。
对于加米多，滥用职权的具体情况是什么？	滥用职权是因为他利用自己的地位，执行了与 Barangay 调解无关的证人霍梅尔·帕蒂尼奥的撤回宣誓，这超越了他的法定职权。
申诉专员办公室的调查结果是否具有决定性？	申诉专员办公室的事实调查结果在有充分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具有决定性。基于其对管辖范围内事项的特殊知识和专业知识，其事实调查结果通常受到法院的极大重视和尊重，如果不是最终结果的话。
加米多和埃皮斯托拉的亲属关系对案件有何影响？	申诉专员认为，加米多和埃皮斯托拉的亲属关系鼓励加米多干涉案件，利用他对证人的不正当影响，偏袒他的亲属。
不当行为会受到什么处罚？	公务员行政案件统一规则中规定严重渎职行为的惩罚是从服务部门开除。本案中，申诉专员考虑到初犯的性质，判处停职一年。

总而言之，此案强调了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要坚持伦理标准的重要性，从而坚持最高法院的裁决。利用职位对案件施加影响的公职人员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因此，所有公职人员有必要认识到他们的行为对维护公众信任和维护政府公正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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