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当菲律宾公民与外国人结婚，并且该外国人在国外合法获得离婚，从而使其能够再婚时，《菲律宾家庭法》第26条第2款才适用。本裁决强调，在离婚时，若菲律宾配偶仍然是菲律宾公民，则外国离婚不具有效力，并且婚姻仍然有效。这项裁决影响了菲律宾公民的婚姻权利，特别是在配偶获得外国公民身份之后，境外离婚的情况。此案例影响居住在国外的菲律宾人的婚姻有效性和离婚承认，以及他们根据菲律宾法律再婚的能力。

婚姻无效：境外离婚及菲律宾家庭法第26条的适用性

共和国诉伊约案引发了一个关于婚姻有效性的复杂问题，尤其是在涉及境外离婚的情况下。该案的焦点在于，由克拉斯·L·伊约提起的婚姻无效诉讼，他声称其妻子费莉·阿达·罗萨尔-伊约存在精神障碍。克拉斯声称，费莉遗弃了他，并与一名美国人结婚，根据《菲律宾家庭法》第36条，这构成了使其婚姻无效的理由。此案的核心是确定费莉的行为，如遗弃和再婚，是否可以被视为结婚时已存在的、使其无法履行婚姻基本义务的精神障碍。此外，法院还必须解决《菲律宾家庭法》第26条第2款，即外国人获得境外离婚后，菲律宾配偶再婚的权利，是否适用于费莉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后离婚的情况。

区域审判法院（RTC）最初宣布克拉斯和费莉的婚姻无效，理由是费莉的精神障碍，并认为她遗弃了克拉斯并在美国与他人结婚。上诉法院维持了RTC的判决，并增加了额外的理由，即根据《菲律宾家庭法》第26条，费莉作为一名已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外国人，在境外获得了离婚，这应允许克拉斯再婚。然而，共和国对这些裁决提出了上诉，声称上诉法院错误地将《家庭法》第26条第2款适用于此案，并认为费莉的精神障碍的证据不足。这一论点强调了澄清《家庭法》条款和确定精神障碍的标准，这对婚姻无效案件至关重要。

最高法院推翻了上诉法院的裁决，认为费莉的精神障碍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婚姻无效。法院强调，《家庭法》第36条规定的精神障碍是指一方在结婚时，缺乏认知和承担婚姻基本义务的能力，而不是简单的拒绝、疏忽或恶意。法院指出，费莉的行为，如脾气暴躁、唠叨、挥霍、遗弃，以及再婚，虽然令人不快，但并不足以证明她在结婚时就患有严重且无法治愈的精神疾病。这些具体因素未达到最高法院在“桑托斯诉上诉法院”案和“共和国诉上诉法院与莫利纳”案中确立的标准，这些案件确立了精神障碍的严重性、司法先决条件和无法治愈性。缺乏由合格的专家进行的临床或医学诊断进一步削弱了克拉斯的主张。因此，最高法院维护了克拉斯和费莉婚姻的有效性。

此外，最高法院裁定，《家庭法》第26条第2款不适用于本案，因为费莉在获得离婚时仍然是菲律宾公民。法院强调，该条款专门适用于菲律宾公民的配偶为外国人，并在国外获得了离婚的情况。由于费莉在1984年离开菲律宾后，在1988年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之前获得了离婚，因此她当时仍然受菲律宾法律的约束，该法律不承认菲律宾配偶之间的离婚。这一决定强化了在境外获得的离婚对菲律宾公民婚姻有效性的严格要求。它还巩固了根据婚姻时双方的国籍原则解释《家庭法》第26条第2款的方式。这一严格的解释可以对居住在海外并希望离婚和再婚的菲律宾公民产生重大影响。

最后，最高法院澄清了检察官和律师在本案中的作用，确认律师在婚姻无效案件中代表共和国的权力。法院驳回了克拉斯的论点，即只有指派给RTC的检察官才能代表国家，引用了1987年《行政法典》第292号行政命令，该命令指定律师为政府的主要法律官员和法律辩护人。法院进一步强调，律师可以介入以防止勾结，并确保证据不被伪造或压制，强调最高法院于2003年3月15日生效的关于宣告婚姻绝对无效的规则确认了律师代表国家提出上诉的权力。通过肯定律师的职权，最高法院确保国家利益在整个婚姻无效案件的诉讼程序中得到充分的代表和保护，从区域审判法院到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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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共和国诉伊约案，G.R. No. 152577, 2005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