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证人证词在菲律宾谋杀案中的关键作用

G.R. No. 129694, August 18, 1999 – 人民诉曼特

引言

在菲律宾的司法实践中，谋杀罪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其定罪往往取决于对事实的严谨审查和证据的充分性。在许多刑事案件中，尤其是涉及暴力犯罪的案件，目击证人的证词成为了揭示真相、伸张正义的关键。人民诉曼特案（People v. Mante）正是这样一个案例，它突显了目击证人在谋杀案审判中的重要性，以及菲律宾最高法院如何评估和采纳目击证人证词，最终对被告人定罪。

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在缺乏其他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一名目击证人（死者的儿子）的证词，法院是否可以认定被告人犯有谋杀罪？案件事实围绕着一起发生在达沃省圣托马斯市的持刀杀人事件展开。被害人艾薇琳·因托在回家途中遭到袭击身亡，而她的儿子杰森·因托成为了唯一的目击证人。杰森指认被告人阿尔弗雷多·曼特为凶手，但曼特坚称自己无罪，并提出了不在犯罪现场的辩护。本案的判决结果，不仅关系到被告人的命运，也对菲律宾刑事司法系统中目击证人证词的可信度和证明力提出了重要的法律问题。

法律背景：谋杀罪和目击证人证词

在菲律宾，谋杀罪受到《菲律宾修订刑法典》第248条的规制。该条规定，任何以诡计、显着恶意、报酬承诺或报酬、泛滥或火灾、爆炸物、火车脱轨、恶意破坏或海难为手段，或因公共权威人物履行职务或因先前职务而杀害他人的行为，均构成谋杀罪。其中，“诡计”（treachery）是本案的关键加重情节，指的是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采用直接和特别的方式，在没有任何风险来自受害者可能进行的防御的情况下，确保犯罪的实施，或使其易于实施，或避免受害者进行防御。

在刑事诉讼中，控方承担着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且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证据可以是多种形式，包括物证、书证和证人证词。在缺乏物证或书证的情况下，证人证词，尤其是目击证人的证词，往往成为定罪的关键。菲律宾的证据规则允许采纳目击证人的证词作为证据，但法院在评估其可信度和证明力时，会采取谨慎的态度。法院会考虑证人的感知能力、记忆力、表达能力、诚实度以及证词的前后一致性。此外，法院还会审查证人与被告人或被害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证人是否存在作伪证的动机。

《菲律宾证据规则》第39条规定：“证人只能证明其亲身感知到的事实，除非本规则另有规定。” 这意味着，目击证人必须是亲眼目睹或亲耳听闻案件事实的人。他们的证词必须基于个人的直接感知，而非道听途说或推测。然而，目击证人的证词并非完美无缺。研究表明，人类的记忆可能存在偏差和错误，目击证人在识别罪犯时也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压力、恐惧、照明条件等。因此，菲律宾最高法院在处理目击证人证词时，既重视其在揭示真相中的作用，也警惕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案件回顾：从地区审判法院到最高法院

在本案中，控方的主要证据是被害人艾薇琳·因托的儿子杰森·因托的证词。杰森年仅12岁，但他目睹了母亲被杀害的全过程。根据杰森的证词，1994年11月29日下午，他和母亲从帕纳博镇磨玉米后，乘坐吉普尼回家。下午五点左右，他们在图拉连村下车。杰森看到被告人曼特站在商店附近。卸下玉米后，他们步行回家。杰森注意到曼特先他们一步离开。当他们快到家时，曼特突然从一棵可可树下冲出来，用猎刀刺向艾薇琳的右胸。艾薇琳尖叫着让儿子逃跑，但曼特再次刺向她的背部。艾薇琳倒地身亡，曼特迅速逃离现场。

杰森立即向邻居求助，并向赶到现场的自卫队成员指认曼特为凶手。曼特被捕后，对谋杀指控表示不认罪，并辩称案发时他在家喂猪，之后被叫到自卫队指挥官家，才知道自己被怀疑为凶手。地区审判法院在审理后，认为杰森的证词可信，认定曼特犯有谋杀罪，并判处死刑。由于死刑判决，案件自动上诉至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在审查案件时，重点评估了杰森证词的可信度和证明力。辩方律师质疑杰森的证词存在矛盾之处，例如，杰森一会儿说母亲中第一刀后就倒地，一会儿又说母亲跑了二十米。辩方还强调，案发时天色已晚，杰森可能无法清晰辨认凶手的面貌。然而，最高法院认为，这些所谓的矛盾只是细枝末节，不影响杰森证词的整体可信度。法院指出，杰森在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中，始终坚定地指认曼特为凶手，其证词与法医的尸检报告也相符。此外，法院考虑到杰森作证时年仅14岁，面对法庭的庄严氛围，证词中出现一些不精确之处是情有可原的。

最高法院还驳斥了曼特的不在场证明。法院指出，曼特声称案发时在家，但其住所距离案发现场仅200米，不足以排除其作案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最高法院认定了本案存在“诡计”的加重情节。法院认为，曼特预先埋伏，突然袭击手无寸铁的艾薇琳，使其毫无防备，符合诡计的构成要件。因此，最高法院最终维持了地区审判法院的定罪判决，但将死刑减为终身监禁，并责令曼特赔偿被害人家属损失。

最高法院在判决书中强调：

“证人杰森·因托的目击证词充分确立了控方的案件……杰森在宣誓证词和法庭证词中都指出，被告人杀害其母亲的动机是后者砍伐了被告人的卡比植物。虽然实际上是他的叔叔罗密欧·希米诺毁坏了卡比植物，但被告人曼特怀疑是他的母亲所为。”

最高法院还指出：

“即使袭击是正面的，死者也没有时间准备任何形式的防御……诡计的本质是对手无寸铁的受害者进行迅速和出其不意的袭击，而受害者一方没有任何挑衅。”

实践意义：目击证人证词的重要性及启示

人民诉曼特案再次印证了目击证人证词在菲律宾刑事司法系统中的重要作用。即使没有其他直接证据，只要目击证人的证词可信、前后一致，并得到其他间接证据的印证，法院就可以依据其证词对被告人定罪。本案也提醒我们，在处理涉及目击证人证词的案件时，需要综合考虑证人的年龄、感知能力、记忆力、表达能力以及作证时的心理状态等因素，从而全面评估证词的可信度和证明力。

对于个人而言，本案警示我们，任何暴力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即使犯罪人试图掩盖罪行，但只要有目击证人挺身而出，勇敢作证，正义终将得到伸张。对于执法机关而言，本案强调了保护目击证人的重要性。目击证人往往冒着人身安全的风险作证，他们的勇气和合作是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正义的重要力量。因此，执法机关应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目击证人的安全，鼓励更多人敢于作证，共同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

关键教训：

• 目击证人证词在菲律宾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的证明力，可以作为定罪的依据。
• 法院在评估目击证人证词时，会综合考虑证人的可信度和证词的客观性。
• “诡计”是谋杀罪的加重情节，会加重刑罚。
• 不在场证明作为辩护理由，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不可能在犯罪现场。
• 保护目击证人对于维护司法公正至关重要。

常见问题解答

1. 什么是“诡计”？为什么在本案中如此重要？

“诡计”（Treachery）是菲律宾刑法中的一个法律概念，指的是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采用直接和特别的方式，在没有任何风险来自受害者可能进行的防御的情况下，确保犯罪的实施，或使其易于实施，或避免受害者进行防御。在本案中，法院认定被告人曼特预先埋伏，突然袭击被害人，使其毫无防备，构成诡计，因此将谋杀罪作为加重情节。

2. 目击证人证词在法庭上有多大的可信度？

目击证人证词的可信度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证人的感知能力、记忆力、表达能力、诚实度以及证词的前后一致性。法院会对目击证人证词进行仔细评估，并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判断。如果目击证人证词可信，且没有明显的矛盾和漏洞，法院可以采纳其证词作为定罪的依据。

3. 如果目击证人是未成年人，他们的证词会被采纳吗？

是的，未成年人的证词同样可以被采纳。菲律宾法律并没有规定未成年人的证词绝对无效。法院在评估未成年人证词时，会考虑到其年龄和心智发育水平，但只要未成年人能够理解案件事实，并如实陈述，其证词仍然可以作为证据。在本案中，目击证人杰森·因托作证时年仅14岁，但他的证词仍然被法院采纳。

4. 不在场证明如何作为辩护理由？

不在场证明（Alibi）是指被告人声称在犯罪发生时，身处其他地点，不可能实施犯罪。要使不在场证明成立，被告人必须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在犯罪发生时，自己不可能出现在犯罪现场。例如，提供证人证言、旅行记录、监控录像等。如果不在场证明成立，可以推翻控方的指控。但在本案中，被告人曼特的不在场证明未能成立，因为他声称的地点距离案发现场很近，且没有其他证据支持其说法。

5. 谋杀罪在菲律宾的刑罚是什么？

根据《菲律宾修订刑法典》第248条，谋杀罪的刑罚为再监禁刑（Reclusión perpetua）至死刑。具体刑罚的判处，取决于是否存在加重或减轻情节。在本案中，由于存在“诡计”的加重情节，地区审判法院最初判处被告人死刑，但最高法院最终减为再监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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