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遗言在菲律宾法律中的力量：一份关键证据

[ G.R. No. 110129, August 12, 1997 ]

在菲律宾的司法实践中，受害人的临终遗言，即在意识到即将死亡时所作的陈述，具有非同寻常的证据价值。即使在其他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一份真诚的临终遗言也足以指认凶手，从而影响案件的走向。《菲律宾共和国诉埃德尔西亚诺·阿马卡案》 (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vs. Edelciano Amaca) 正是这样一个案例，它深刻地揭示了临终遗言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控方在指控犯罪时可能出现的疏忽。

引言：沉默证人的证词

想象一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受害者用尽最后的力气，指认了夺走自己生命的凶手。这句在死亡边缘吐露的证词，承载着生命的重量，也成为了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菲律宾共和国诉埃德尔西亚诺·阿马卡案》中，我们看到了临终遗言如何成为定罪的关键，但也同时警醒我们，法律的公正与严谨，不容许任何的疏忽。

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在控方未能充分指控所有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况下，被告人应如何被判刑？本案不仅探讨了临终遗言的有效性，也突显了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的重要性。即使证据确凿，但若程序存在瑕疵，也可能影响最终的判决结果。

法律背景：临终遗言与传来证据规则的例外

在菲律宾的证据法中，一般情况下，证人必须亲自出庭作证，接受交叉询问，以确保证词的可靠性。这就是所谓的传来证据规则。然而，法律也允许一些例外情况，以适应现实的复杂性。临终遗言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例外。

《菲律宾证据规则》第130条第37款明确规定了临终遗言的可采纳性。这一规则基于一个深刻的认识：当一个人意识到死亡迫在眉睫时，他会抛弃所有的虚假和伪装，说出真相。“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正是对临终遗言真实性的一种肯定。

为了确保临终遗言的可靠性，法律对其适用设定了严格的条件：

• 死亡迫在眉睫的意识： 声明人必须在作出声明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即将死亡。
• 证人资格： 如果声明人没有死亡，他本应是有资格的证人。
• 死因和情况： 声明必须与声明人死亡的原因和周围情况有关。
• 刑事案件： 声明必须在涉及声明人死亡的刑事案件中被提出。
• 完整性： 声明本身必须是完整的，无需其他解释。

除了作为临终遗言被采纳，《菲律宾证据规则》第130条第36款还规定，某些陈述可以作为“案发当时情景的一部分”（res gestae）被采纳，这也是传来证据规则的另一项例外。案发当时情景指的是在令人震惊的事件发生之前、期间或之后立即作出的自发性陈述，且与事件的情况相关。临终遗言有时也可以同时符合临终遗言和案发当时情景的要求，从而增加其被法庭采纳的可能性。

理解这些法律原则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在刑事案件中，哪些证据可以被采纳，以及如何被采纳。临终遗言和案发当时情景的规则，为那些无法亲自出庭作证的“沉默证人”提供了发声的机会，使得正义得以伸张。

案件回顾：从谋杀指控到误杀定罪

《菲律宾共和国诉埃德尔西亚诺·阿马卡案》的案情并不复杂，却充满了法律上的曲折。1990年10月1日晚，威尔逊·维加拉 (Wilson Vergara) 在内格罗斯东方省卡拉安市 (Canlaon City, Negros Oriental) 的家中附近遭到枪击。警察赶到现场后，在诊所找到了奄奄一息的维加拉。警官贝纳多·曼古巴特 (Bernardo Mangubat) 询问了维加拉案发经过，维加拉用微弱的声音指认枪手为埃德尔西亚诺·阿马卡 (Edelciano Amaca) 和 “奥刚” (Ogang)。维加拉在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

根据维加拉的临终遗言，检察官对阿马卡和 “奥刚” 提出了指控，罪名是谋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犯有《菲律宾修订刑法典》第248条规定的谋杀罪，并特别指出犯罪具有明显的预谋和夜间作案的情节，但并未提及“阴谋” (treachery) 这一情节。案件进入审判阶段，阿马卡辩称案发时他正在执行公务，并有其他证人证实在案发时间他在另一地点。

地区审判法院 (Regional Trial Court) 审理后，认定受害人维加拉的临终遗言可信，驳回了阿马卡的辩护，并认定阿马卡犯有谋杀罪，判处终身监禁。然而，地区审判法院在判决中认为，谋杀罪的成立是基于“阴谋”这一情节，而非起诉书指控的“明显的预谋”。

阿马卡不服判决，向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提起上诉。上诉的核心问题是，地区审判法院能否在起诉书未指控“阴谋”的情况下，以“阴谋”为由认定被告人犯有谋杀罪？

最高法院在审理后，部分支持了阿马卡的上诉。法院认为，受害人维加拉的临终遗言符合法律规定的所有条件，可以作为证据采纳，足以指认阿马卡为凶手。法院引用了维加拉在警官询问时的证词：

“警官询问受害人事件经过，受害人回答说他被 CVO 阿马卡和奥刚枪击。当被问及为何被枪击时，受害人说他不知道被枪击的原因。当被问及他的状况时，受害人说他快要死了。”

最高法院认为，维加拉的证词清晰地表明他意识到了死亡的临近，并且明确指认了凶手。此外，维加拉的证词也符合案发当时情景的要求，是自发性的陈述，没有时间进行编造。

然而，最高法院同时也指出，地区审判法院在量刑上存在错误。起诉书指控的谋杀罪是基于“明显的预谋”情节，而地区审判法院却以“阴谋”情节认定谋杀罪成立，这违反了宪法赋予被告人被告知指控性质和原因的权利。《菲律宾宪法》第三条第十四款第二项明确规定：

“在所有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应有权被告知指控的性质和原因；应有律师辩护…”

由于起诉书中并未指控“阴谋”情节，最高法院认为，即使证据显示存在“阴谋”，也不能以此作为认定谋杀罪的依据。法律程序上的疏忽，应有利于被告人。因此，最高法院最终裁定，阿马卡不构成谋杀罪，而仅构成《菲律宾修订刑法典》第249条规定的误杀罪 (homicide)。

考虑到受害人家属已出具放弃追究民事责任的声明，最高法院判决阿马卡犯有误杀罪，处以十年有期徒刑，最低刑期为 prisión mayor，最高刑期为 reclusión temporal，且不判决民事赔偿。

实践意义：程序正义与控方责任

《菲律宾共和国诉埃德尔西亚诺·阿马卡案》的判决，对菲律宾的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再次强调了临终遗言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价值，同时也警示控方，在提起刑事指控时，必须严格遵守程序正义原则，确保起诉书准确、完整地列明所有指控的罪名和情节。

对于法律从业者而言，本案的教训是深刻的：

• 临终遗言是强有力的证据： 在刑事案件中，尤其是缺乏其他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临终遗言可能成为定罪的关键。律师应重视临终遗言的收集和运用，并确保其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
• 起诉书的准确性至关重要： 控方在起草起诉书时，必须仔细审查证据，准确列明指控的罪名和所有量刑情节。任何遗漏或错误，都可能导致最终判决结果的改变。
• 程序正义不可忽视： 即使被告人可能确实有罪，法院也必须严格遵守程序正义原则，保障被告人的各项权利。程序上的瑕疵，可能导致原本可以被判处重罪的被告人，最终只能被判处较轻的罪名。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本案也传递了一些重要的信息：

• 了解自己的权利： 每个人都有权被告知被指控的罪名和原因。如果起诉书内容不明确，或者与实际证据不符，被告人有权提出异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 证人证词的重要性： 即使是临终遗言，也可能成为案件的关键证据。在遭遇犯罪时，受害人的证词，以及其他证人的证词，对于伸张正义至关重要。

常见问题解答

1. 什么是临终遗言？

临终遗言是指受害人在意识到自己即将死亡时，就其死亡的原因和情况所作的陈述。在菲律宾法律中，临终遗言是传来证据规则的例外，可以作为证据采纳。

2. 临终遗言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被法庭采纳？

临终遗言需要满足五个条件：声明人意识到死亡迫在眉睫；声明人本应是有资格的证人；声明与死因和情况有关；在涉及声明人死亡的刑事案件中提出；声明本身是完整的。

3. 如果起诉书没有指控某个量刑情节，法庭可以以此情节判刑吗？

不可以。根据菲律宾宪法，被告人有权被告知指控的性质和原因。起诉书是确定指控范围的重要文件，法庭不能超出起诉书的指控范围进行判决。如果起诉书没有指控某个量刑情节，即使证据显示存在该情节，法庭也不能以此情节作为量刑的依据。

4. 什么是误杀罪？与谋杀罪有什么区别？

误杀罪是指在没有杀人意图的情况下，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菲律宾修订刑法典》第249条规定了误杀罪。谋杀罪则是指以特定情节（如阴谋、明显的预谋、虐待等）为前提的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菲律宾修订刑法典》第248条规定了谋杀罪。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存在量刑情节。

5. 受害人家属放弃追究民事责任，会影响刑事案件的审判吗？

不会。刑事案件是由国家提起公诉，目的是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受害人家属放弃追究民事责任，只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向被告人索赔经济损失的权利，不会影响刑事案件的审判结果。但是，法院在判决刑事责任的同时，通常也会一并处理民事赔偿问题。如果受害人家属明确表示放弃民事索赔，法院在判决时可以不判决民事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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